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饮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两者不可分离，相辅相成。饮食文化应该得到重视。通过讲解中国的饮食文化，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国人的性格及思维方式，准确表达相关的汉语。本文以中日饮食文化对比为出发点，结合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探讨如何将中华饮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必须同时学习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随着近年来汉语热的兴起，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教学，还必须要导入或融入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因素。陈光磊认为，文化因素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语言要素，也可以说是一个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语言教学的内容。在教学中要树立比较意识，比较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日本与中国相邻，都处于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日本在各个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民族特色的加强，中日饮食文化之间日益呈现出差异性。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语言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语言是可以学习的，但文化更倾向于内化，更多的是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习得的。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具代表性。从饮食文化入手，可以引起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运用汉语。
二、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
（一）中国饮食的特点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种类繁多，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推陈出新与博采众长中形成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1.地方特色，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技术精湛，讲究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配比。不论是红色的萝卜，还是黄色的南瓜都可以雕出美丽的盘式，赏心悦目。中国地大物博，受到气候、特产、饮食习惯等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八大菜系，分别为：鲁菜、川菜、苏菜、粤菜、闽菜、皖菜、湘菜、徽菜。
2.注重品味情趣。中国烹饪除了对色、香、味有严格的规定外，还对菜肴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的节奏有相关的规定。菜肴名称有写实的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传说、菜肴形象命名的，如狮子头、叫化鸡等。
3.饮食与医疗保健相结合。中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关系，利用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可口的菜肴，可以达到预防某种疾病的目的。比如茯苓夹饼、酸枣仁粥、鸡汤、参芪鸡丝冬瓜汤等。
4.烹饪技术多样，刀工技艺精湛。我国共有几百种烹饪方法，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媲美的。例如，采用水传热的烹饪方法有：烫、焯、煮、炖、烧、焖、涮、汆煨等。用火烹制的主要有：烤、炙、炮、熏、烘等。采用蒸汽传热的烹制方式有蒸等。此外还有拌、糖渍、蜜汁、腌制、糟、醉等。还有采用固体传热烹制的方式，如通过食盐或砂粒对食物原料进行加工处理，比如有原料涨法中的盐发、砾发等。还可以直接烹制原材料食用，如盐焗、泥烤等。在烹饪中，刀工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中国厨师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根据不同的原料和烹饪要求，刀工技术方法大致有数十种。可以把不同的食材切成段、块、角、条、片、丝、球、丁、米、末等多种样式。
由于文化的差异，各国饮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下文以日本为例进行饮食文化的介绍。面对来自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了解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师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饮食文化的教学。
（二）日本饮食的特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鱼类资源非常丰富。他们肉类的摄取大部分来自于鱼类。在日本的饮食文化中，除了注重食物的新鲜程度、合理搭配之外，还特别注意菜肴的造型摆放。
1.食谱的丰富—杂食。日本饮食一般可分为主食和副食。米是主食，蔬菜及鱼等为副食。日本人一般不吃肥肉和猪内脏，有的人不吃羊肉和鸭子。作为世界第一的杂食族，日本人的饮食构成是值得研究的。它反映着日本人的性格和价值思想观念。日本料理源远流长，种类十分丰富，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文化内涵。但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这也使得他们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的必要性，用有限的资源做出种类多样的食物。随着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日本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是杂食这一特性却没有改变。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日本的畜牧业过去较为落后，又由于牲畜用于耕地拉车，佛教禁忌杀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的肉类摄入量是不足的，但这几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日本人自称是“彻底食鱼的民族”，在日本可以品尝到的海鱼达三百种以上。日本人的寿命这几年均有明显地增长，这与食物谱系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2.生凉新鲜。日本人在很久以前就已认识到食材新鲜的重要性。按照日本人的观点，新鲜的东西营养丰富，任何食品的最佳食用期都是在它的新鲜期。日本人喜欢将食物生吃，不仅生吃各种蔬菜水果，而且生吃鸡蛋，生吃鱼，生吃肉。而且在烹饪方式上两国也有着不同之处，日本料理的方式主要有煮、炸、烤以及凉拌等，同时搭配有味噌汤、腌酱菜等。日本料理的特色是生凉油少、分量较少、种类繁多、颜色丰富、味道鲜美。中国菜的烹调方法中有许多带“火”旁的字，如爆、炒、熘、煨、烧、煸、焖等，这些字在日语中是较为少见的。
3.追求造型的美感。日本饮食更为注重美的艺术。在日本的食品中，其名称与自然景物有关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松风、红梅烧、矶松、桃山、牡丹饼，以及州滨、时雨、越之雪、落雁等。除了名称以外，日本的菜肴让人赏心悦目。例如，日本的生鱼片拼盘。中国菜讲究色香味，日本菜则讲究色形味。日本料理又称五味、五色、五法料理。五味是甘、酸、辛、苦、咸;五法是生、煮、烤、炸、蒸;五色是白、黄、青、赤、黑。日本菜强调的是造型的美，所以每份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原材料却是非常新鲜的，注重摆放的艺术性。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饮食文化教学
（一）饮食文化教学的教学内容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对汉语言背后暗含的文化现象不能完全的理解，对学习语言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能很好地与中国人进行深入的交流。留学生只有在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节日习俗等基础上，才能更好的与人用目的语进行交谈。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以语音、词汇、语法为主要的教学内容，饮食文化可以根据学生的交际需要进行重点的、简单的介绍。这一阶段要做好饮食文化要素的教学，指导学生运用日常交际会话。从饮食文化的一个角度入手，帮助学生形成一个小的文化体系，从而让学生汇成一个饮食文化的系统。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中国文化简略分散的了解，形成自己的汉语文化脉络。例如：课文语言提到川菜和菜名假如为“麻辣豆腐”时，老师可以适度补充一些其他的川菜菜名，运用图片加拼音的方法展示出一些川菜名，引导留学生通过菜肴特点去掌握中国饮食的地方特色。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以后，留学生的词汇量有所增加，进入到汉语教学的高级阶段，他们的沟通能力不断提高，这时学校可以开设中国文化专题课，以饮食文化为例，这时的教学应该从饮食的思想观念的层面去讲解，而不是局限于食物本身。
当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到一些与中国饮食文化相关的词汇时，应该根据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饮食文化要素的教学。如有关“吃”的暗含性的表达，在进行有关饮食的俗语、谚语表达的教学时，有必要加入适当的饮食观念、饮食文化习俗的介绍，帮助学生掌握此类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汉语中的这类表达也很多，中国人选用词汇造句时，常常“把复杂的人生感受，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和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与‘吃’联系起来”这是汉语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外国留学生在了解饮食文化对中国人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了解这一语言的特点后，才能理解这类语句所含有的深刻的涵义。比如：汉语经常用吃出来的味道来比喻人物内心的错综复杂感受，五味“酸甜苦辣咸”以及“香和臭”没有一个被漏掉。形容人所处的境遇或样较为落魄用“穷酸、寒酸”，“心酸、辛酸、酸楚”则形容人痛苦难过;“甜”组成的词语多为美或好的意思，比如“睡得甜、笑得甜、长得甜、嘴甜”;“苦”则与“甜”相反，与苦味相联系的多指多难、挫折、不幸、辛劳，“孤苦、苦闷、苦海、苦劝”;还有“泼辣、火辣”。了解中国人食熟忌生的饮食习惯，利于留学生完全地理解“生人、熟人”的含义。与日本人饮食习惯相反，中国人喜食油腻的习惯在语言中表现为以“肥”、“油”表示“利益”，如“富得流油、肥差事、油水大”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化因素教学都应该在语言词汇教学时，适当、适度地讲解给学生，便于学生们更容易地理解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更恰当地运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在对外汉语饮食文化教学中，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外国留学生在对外汉语课堂上学习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论知识。但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更需要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和亲自感受。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不仅局限在从理论上认识这种饮食文化，还可以通过去饭店品尝，亲手制作等去感受饮食文化。理论学习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好的了解饮食文化，也就是说在理论学习上需要在对外汉语课堂中进行饮食文化教学，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对于饮食文化方面的知识，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到什么是饮食文化，比如“八大菜系”有什么区别，各地小吃是如何体现当地特色的等都需要品尝之后才能发现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所在。因此，通过课堂学习和亲身实践才能更好地在对外汉语中开展中国饮食文化教学活动。
（二）饮食文化教学中的对比教学方法
在初级和中级对外汉语饮食文化的教学课堂中，一般都注重教材中含有的文化要素和关键点来讲解。实际上，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他们一般情况下会将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通过比较找出异同进行教学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将两种饮食文化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可以消除留学生由于所在国文化的影响而带来的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偏见。同时，通过对所在国文化的深入探究，比如在课堂上讨论自己国家的日常习俗、传统观念，这是了解另一国文化中价值观念、习俗的一种方式。就饮食文化进行中日对比，教师可以给同学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某种特点，然后再介绍日本饮食文化相关的特点，还可以拓展将中日其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在对外汉语初级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媒介语通过对比之后进行讲解。用提问的方式引出两国不一样的饮食文化，运用图片、动画、视频等工具形象直观的让学生了解饮食文化，增加他们学习的乐趣和积极性，让课堂更加有趣味性。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学生的心情有所放松，更容易接受信息。通过观看视频可以让留学生进行更加真实的文化感受，营造出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中高级阶段，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沟通障碍减少，有关文化的要素日渐增多，教师不能再用简单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说教式教学法教学，这时可以用开展活动的方式让学生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教学方法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教师在课前让学生搜集一些相关的材料以便在课堂上参与讨论，比如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八大菜系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们介绍他们所在国家不同地方的菜肴，也可以在课堂上画出自己国家具有地方性的食品，让学生在介绍这种菜肴的时候说出其种类、口味、地域特色、烹饪手法等。最后教师再讲解中国八大菜系的种类、烹饪手法、特色风味等，通过与学生叙述的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介绍中国八大菜系所含有的地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思想价值观念。
四、结语
本文以中日饮食文化对比为例，浅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作用、中日饮食文化异同、对外汉语教学中饮食文化教学以及饮食文化教学中的对比教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深入拓展，汉语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为世界所瞩目。汉语文化教学在此背景下逐渐得到重视，不断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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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迪 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121013）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莫言的作品关注当下题材，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批判和反思的中国形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及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评价，折射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关键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国形象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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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独特作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他“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①这说明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成为国家的一种影像。
文学作为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展现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新闻媒体常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舆论工具，加之新闻在表述上的概括性、程式化特点，难以获得其认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示的中国形象，由于政治性强、利益冲突明显，也不易为外国人接受。而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外国人看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葛浩文认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②
文学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外，还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文学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多维的生活现象，向世界展示丰满充盈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寓中国形象于审美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异国读者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一般来说，普通读者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专门阅读某个国家的历史来了解该国，他们更多地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电影、电视剧等形成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我们通过美国小说及其派生出的电影、电视剧对美国的了解，比阅读美国的历史、政策要多得多。同样，中国文学
及其派生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容易为西方人悦纳，成为中国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学建构的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具有长久效应。“政治和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基本上对应于具体的境遇，有针对性地做一种塑造之功，达到一种具体的目的； 而艺术形象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甚至带有永恒性的创造。一个再伟大的政治行为和媒体行为，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一旦产生，就永垂不朽。”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 年第7期。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会变成一种良好的声誉资本，长久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识，甚至会形成一种定型化形象，潜在地、长期地发挥作用。譬如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哲人王”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许多来华传教士，都能看到一个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的帝王，他们将帝王的言行、品德与中国古代哲人孔子联系起来，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的正面定型化形象——“哲人王”，推崇中国的“哲人政治”，使之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国热”的落潮，“哲人王”一词沉入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但由于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哲人王”一词在20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时代开始复活。美国的三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到中国红色边区采访，将一个生机勃勃、到处平等、民主的红色中国及其领袖——集学者、哲人和领袖于一身，散发出“哲人王”魅力的毛泽东呈现给西方。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互助合作，团结友爱，更让20世纪中期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次成为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时至今日，这一西方人的中国梦不只是沉淀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史料典籍当中，也现实地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长久性和多语镜性，而且具有重塑性和更新性。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是动态的、历时发展的，虽不能完全同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但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会选择一些重大的、反映时代巨变的题材，如莫言的《蛙》《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从文学的维度不断重塑中国形象，更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评价，发挥文学作品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的功用。
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构建的中国形象
莫言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中作品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其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学在域外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当代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国外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偏见。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无论如何，我最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等。”顾彬：《我应该再思考我原来的立场吧》，《南方周末》2012年10月18日。可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塑造着中国形象，也更新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莫言的作品承载着哪些构建中国形象的信息？莫言及其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莫言是一个关注当下题材的作家，他在创作时并不回避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胆揭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思建国以来经济领域采取的某些措施，反省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表现出一个富有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具有的主人翁精神。
首先，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并不等于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更能彰显中国恢宏、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关键是要反映中国人民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山东苍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农民按照县政府的旨意大面积种植大蒜，结果丰收的大蒜卖不出去，请求县政府帮助时，县政府却疏于过问。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莫言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创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反映弱势群体诉求、批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②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20、271页。批判官官相护的官场腐败现象：“在蒜薹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天堂县委书记和原县委副书记”在掩人耳目的学习检讨之后，又到异地任职，②就像蒜薹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天堂蒜薹之歌》在为民请愿、帮助执政党克服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莫言的《酒国》则直接揭露和批判新时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作风。小说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原本奉命前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却在当地党委书记的怂恿下吃了红烧婴儿这道菜。小说中人物作家“莫言”被邀请到酒国参加《酒法》起草小组，在与市委书记同席的铺张浪费的宴席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竟然唱起大段“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戏文”，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何其讽刺！
在《檀香刑》中，莫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以钱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对上级曲意逢迎、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为命运的玩偶而处于一种压抑和煎熬状态。在以上作品中，莫言对农村的官僚主义作风、酒场上的腐败风气、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都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都是译成外文后较受关注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东方特质与文化上的冲击足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许方、许钧：《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国外的评价有很多也强调这些作品的批判色彩。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以激越的元小说形式，暴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酒国》更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檀香刑》可以解读成对……盲目西化的批评……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表现出怜悯之情。”[德]汉斯约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与刑罚》，廖迅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莫言是一个善于揭出社会脓疮、腐败毒瘤的作家，但他的批评又是善意的、有节制的。莫言在小说中批判的现象是执政党致力于解决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莫言小说中的批判意识从主旨上顺应了民意，也与执政党的理念相一致，因而在调节公共权力关系、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反思的中国形象。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蛙》和《生死疲劳》。
《蛙》选取了敏感的计划生育题材，追问生育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塑造了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性”的中国形象。计划生育是基于中国国情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到来自“人权”方面的非议。正因为如此，许多当代作家在创作时往往规避这类敏感题材，而莫言则在自己的创作中直面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便言说的题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意识，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审视和批判精神。他这样说：“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的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莫言：《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莫言在小说《蛙》中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处理没有丝毫的闪烁其辞，而是表现出冷静、客观、公正、全面的态度，既让我们看到了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有违人性的行为，也展现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时代需求与伦理传统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思民族的发展历程。莫言在《蛙》中所塑造的反思的中国形象将个体的反思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姑姑万心这一个体来完成。乡村女医生万心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一方面，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接生了无数的婴儿，救过很多母亲的性命；另一方面，作为计划生育的直接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她又流产了无数的婴儿，甚至造成母子双亡事件。莫言用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在肯定计划生育政策政治正确的同时，又从生命伦理层面拷问我们的灵魂，引发读者对计划生育政策与生命伦理的深度思考。在具体操作时莫言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或武断地采取赞成/反对、歌颂/批判的立场，而是采用辩证思维，在对生命本体的追问中凸显出哲学沉思品格。
《生死疲劳》反思新中国的历史，揭示因荒诞的历史造成的个体悲剧，追问荒诞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性。宏大叙事中心肠狠毒、恶贯满盈的地主，翻身得解放后踊跃入社的憨厚农民，在莫言笔下变身为心地善良、常做善事、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建国初期坚决不入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游街批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经历土地承包的单干户蓝脸，但莫言不是要替历史的受害者讨还公道，而是反思普通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沉浮中被肆意摧残的可悲处境。
作为莫言近期创作的两部重要作品，《生死疲劳》和《蛙》译成外文后因对中国历史的独特书写引起海外评论者的关注。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撰长文评论《生死疲劳》，认为“莫言的最新力作《生死疲劳》……如史诗般壮丽，横跨1950年到2000年这段被称为中国改革时代的历史时期……它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跨越历史时空的旅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莫言对历史忠实反映的一部政治性长剧……以讽刺、幽默以及莫言特有的叙述方式震撼着读者。”Jonathan Spence， “Born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4， 2008. 该小说的英译者葛浩文则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充满野性和创造力的小说……除了元小说因素外，还有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和超凡想象”。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ul/Aug 2009.《华尔街日报》刊文说：“《生死疲劳》是一部通过一个地主的多次投胎转世，揭示中国历史的喜剧性史诗。”Robert J. Hughes， “Born Again； Chinese Author Mo Yan Weaves an Absurdist Reincarnation Tale，”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Mar 15， 2008.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寅德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蛙》中表现的计划生育问题，指出该小说不仅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酿成的惨剧，还批判了商业化对人性的异化，极权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呼吁尊重人的根本权力，抵制道德衰落，重建人口生态。See Zhang， Yinde， “The （Bio）political Novel： Some Reflections on Frogs by Mo Yan，” China Perspectives， no.4， 2011.
有学者指出：“有无忏悔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家优劣等级的重要尺度之一，这也是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重要尺度之一。”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莫言自身具有的忏悔意识让他对计划生育问题进行现代性反思，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审视、反思历史现场，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三、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所谓想象中国是指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距离。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或多或少会出现想象对方的问题。从客观上来说，地理距离的遥远、沟通渠道的不畅通、信息掌握的不全面、理解的不到位，都会导致对异国的想象；从主观上来看，人类需要一个异己的空间来表述自我、确认自我、建构自我、彰显自我，想象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的正向认知，我们此处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例略作分析。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暗示着西方认可、接受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 “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缺乏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莫言笔下的人物……甚至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Per Wstberg， Award Ceremony Speech.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 2014年9月15日。通览全文，全无我们期望中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推崇，相反却是一个落后、荒蛮的农业化时代，中国农村、农民形象被打上了落后、愚昧、迟钝的标签，似乎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这是西方在用自己的观念遥想中国现实，以停滞的眼光看待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把中国的现实等同于历史。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表述虽然有助于说明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但也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识。
为什么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出现了中国落后、愚昧、停滞的一面？这和异国形象的特征与功能有一定关系。从特征上来讲，异国形象具有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从功能上来看，异国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7页。西方在莫言的诺奖颁奖词中借想象中中国的落后、愚昧、停滞，来言说自己的发达、文明、进步。这种中国形象思维定势在启蒙时代就确立了。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用野蛮、愚昧指涉东方，“当西方现代文化整体自我认同文明时，被他者化的东方则成为野蛮的代表。”周宁：《天朝遥远》（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701页。同样，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出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当西方确认自身进步的形象时，“停滞”的中国形象就应运而生。当然，野蛮、停滞并非中国的实情，而是西方出于认同自身文明、进步观念的需要制造出来的。愚昧、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成为一种定型化认知，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在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也不例外。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莫言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报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引起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先后进行了报道，内容涉及获奖人、获奖者国籍、获奖评语、莫言的主要作品及莫言本人的生平简介、莫言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中国政府对莫言获奖的祝贺等等。应该说这是国际媒体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正常的，不带多少偏见和倾向性。但国外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报道很快就发生转向，从新闻性报道转向政治层面的指责，并炒作成对中国话题的兴趣。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莫言的政治姿态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都成为国外媒体借助莫言获奖一事热衷议论的话题。这说明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只有持不同政见、对政府发出抗议的中国作家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全然不顾该奖的根本宗旨——“文学成就”这一唯一的标准。西方媒体在报道莫言获诺奖一事上将文化新闻政治化，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莫言，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化扭曲倾向，影响了对中国文学的正面评价。
最后，莫言的诺奖颁奖词还反映了西方对乡土中国的想象与迷恋。莫言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这是对莫言创作特征的准确概括，莫言自己也说过：“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舒晋瑜：《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3日。颁奖词中提到的莫言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书写。《丰乳肥臀》讲述农村母亲的“坚强与不屈不挠”；《酒国》反映了农村的“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蛙》记录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presentation-speech.html.当然，颁奖词中没有提到的莫言的其他作品也都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天堂蒜薹之歌》表现农民的艰辛，《红高粱家族》叙述农民抗日的故事，《四十一炮》讲述农村的改革，《生死疲劳》记述建国后农村50年的历史变迁……
莫言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之所以能打动西方读者，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原因之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有一条乡土中国的形象链。周宁指出：“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作为‘他者’的认知与想象，往往具有某种原型性，它超越历史的意义源头。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地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地回复到那个原型。”周宁：《龙的幻象》（上），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诺奖颁奖词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乡土中国形象，而这个形象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链条上时有呈现，它作为原型存在着。
莫言的作品讲述农民的悲喜苦乐，其所包含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早已存在。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保存着一个乡土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想象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当时的西方人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的“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织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 1999年，第8页。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了一个孔教乌托邦神话，在这个神话里，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业帝国，皇亲重视农业生产，举行亲耕仪式，百姓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耕耘稼穑，知足常乐。19世纪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英国文人卡莱尔赞叹中国皇帝每年春天的扶犁举动：“他严肃地扶着犁耙，开出一条醒目的红色犁沟。”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20世纪初，英国作家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画了一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在这个可爱的山谷生活的千百万人……耕耘着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浇灌后再传给子孙后代。”G. Lowes Dickenson，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3， pp.20～21.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讲述了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王龙和阿兰执着于土地的故事， 60年代前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再一次被西方人描绘成田园乌托邦：“在黄河岸边、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雅知礼，幸福和睦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Paul Ha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6.莫言讲述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和对农村生活场景的描摹触发了西方人这一中国形象认知原型，他们有一种熟悉感和怀恋情怀。如果说莫言对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感的描写确实有超越这一印象传统之处：他笔下的农民是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体，他们既淳朴、温顺、坚忍，又狡黠、懦弱、无知；他小说中的乡土不再是梦中的家园、和谐理想的世界，而是弥散着苦难和悲剧的所在，但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接受却并未超越这一传统，想象固执地左右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四、结语
当下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从深层上来讲体现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发展的态度和他们意欲塑造的中国形象。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人对新中国一直怀有一种警惕心理，害怕这个巨大的“异己”分享他们独占的利益，威胁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因而他们竭力将中国形象塑造成“应该有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为“应该有的样子”。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想象从来都不曾缺席。对逝去的农业文明和田园生活的怀恋，对中国发展崛起的焦虑与担忧，幻化为乌托邦式和意识形态式的两极形象，而这一认知模式是西方对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等所不曾有的。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作家已经走向世界，用文学作品向西方讲述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已在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固有印象，向世界输出着正能量和中国核心价值观。当代文学通过对外传播成为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中国在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更好地参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语言教学必然伴随着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充分考虑融入语言文化因素的必要性，本文着重分析语言文化因素在语法、词汇和语用教学系统中的具体体现，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语言文化因素应遵循的原则，并结合教学实际，探讨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文化因素 策略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可见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借助语言的表达形式得以呈现，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产物，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教学必然伴随着文化教学，只有将语言教学和相关的文化因素融为一体，才能深化语言教学的本质。
1.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语言文化因素的必要性
1.1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因素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是汉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与语言学习和使用密切相关，并且体现汉文化特点的、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必需的、针对外国学习者实际需要的那部分文化，不能等同于人类文化学范畴的文化概念。 语言文化因素是文化教学的重要内容，与语言教学的关系较为密切，受到语言系统内部各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语言使用的社会规约的影响，隐含在语法、词汇、语用等语言系统中，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1.2融入语言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其直接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准确得体的交际离不开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所以，语言文化因素的融入自然也就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教学本身出发，语言文化因素的导入可以有效避免文化偏误的产生，缓解学生因文化冲突带来的抵触情感，顺利渡过跨文化交际的挫折期;调动学生了解汉文化的积极性，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学生深层次理解汉语的构造和使用，掌握中国人如此表达的原因和意义，“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着力提高学生对于差异文化的敏感性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2.语言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系统中的体现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因素具有依附性和隱含性，蕴含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语法、词汇和语用教学都应体现语言文化因素。
2.1在汉语语法教学中的体现
汉语语法主要表现为构词方式、词组搭配、句型句式以及话语篇章的逻辑顺序，从本质上看，也就是汉语组合方式所体现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从汉语的构词方式来看，偏正式词语：笔直、葱绿、雪亮，采用直观、具象的方式展现词语的内容;联合式词语比如：是非、动静、提高、说服、推翻，由意义相对或相近的语素构成，涉及矛盾的两端，汉语这种独特的构词方式，反映了汉民族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认知方式。汉语的最大特点是注重意合，缺乏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以语序和虚词作为重要的语法手段，往往有种“言不尽意”的效果。以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小令以名词简单排列，流水句的样态，词与词之间没有任何语法成分的衔接，以经济凝练的表层形式传达出丰韵的深层语义，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山村秋景图。以意义主导形式，用语境提炼内容，顺其自然，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的统一观念。无论是词组的构造方式还是话语篇章的衔接顺序，都在组合层面上凸显汉民族的认知结构和思维特征。
2.2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体现
汉语词汇蕴含了大量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精神，是汉语语义的一种体现。语义分为客观语义和主观语义，客观语义即字面意思，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被附上特殊意义的则是主观语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植根于汉语词汇中的文化附加义。文化附加义源于不同民族感知客观世界的不同方式，具体表现为词汇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态度色彩以及形象色彩。就汉语中的颜色词来说，特殊的联想意义显而易见，“红色”在汉文化中往往与热情、光明、兴旺、温暖、革命以及忠义的文化语义相关联，西方文化中，“红色”却意味着暴力和血腥;“喜鹊”在中国人心中寓意吉祥与美好;“松竹梅”象征正直、高尚、纯洁;“仙鹤”代表延年益寿;“老虎”多指威武和力量，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词汇在西方文化中仅仅只展现表面的客观意义。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截然不同的义项，这种象征的观念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福寿禄喜的价值观，将精神寄托于客观的事物，形象生动地表达内心情感，折射出中国人与众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和思维模式，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态。
2.3在汉语语用教学中的体现
语用即“语言的使用”，不仅要遵循语言本体结构，还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规约以及认知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汉语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和言语习惯，超越语言的表层意义，打造高语境文化的特性。汉语称谓词有亲属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分;否定词有形式否定和内容否定之分;谦词、敬词、见面语、委婉语、禁忌语等皆有特定的会话习惯和内涵。比如：1. 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内容，A：我把妈妈的钱包弄丢了。B：这下可好了。2.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内容你没记错吧，我下个月才回中国。形式与内容的不对称性透视出汉文化相反相依的思维习惯。“过奖了”、“哪里哪里”，中国人对待夸奖习惯性推脱，是汉文化中谦虚理念的缩影;“马马虎虎”、“还凑合吧”，流露出汉民族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不偏不倚、和谐公正。在理解文化观念的基础上，掌握汉语的会话习惯和会话方式，学会分析汉语中表情、体态、停顿、重复、语气语调等副语言信息，有利于培养交际预感，提高汉语交际的准确性和得体性。
3.基于语言文化因素的对外汉语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3.1系统性原则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需要从宏观上科学把握文化内容，系统地作为一个整体融入到语言教学中。林国立先生指出虽然文化因素渗透在语音、语法、词汇和语用项目中，但是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文化因素体系。以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非标准、思维方式、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为纲，条理分明、层次清楚，避免冲突和重叠，有序合理地铺设各类文化因素。引导学习者在“知其所以然”的文化联系中逐步解释和建构新的语言认知系统和思维模式，运用汉语的思维习惯来思考问题，走向语言层次的新高度。
3.2层次性原则
文化因素教学作为语言教学的重要补充，应该遵循语言教学的循序渐进原则，一方面，文化因素的渗透应该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先表层文化，后深层文化;另一方面，应该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初级、中级、高级应分阶段分层次地导入文化因素：初级阶段重点排除交际中的文化障碍，中高级阶段旨在强化汉语学习者的文化意识。例如，汉语中的“知音”一词，意为知己，形容朋友间的友谊，学生在初级阶段只需理解“知音”的意思，即可在交际中正确使用，至于来源于哪个古典故事，到高级阶段再给予具体的解释。
3.3实践性原则
鉴于汉语学习的目的是用于真实的交际，实用性和实践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注重文化的时效性，挑选当代“活”的紧跟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摈弃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少见的、过时的文化。当然这里的文化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不仅仅是某一地域或民族的个性文化，以主流文化为本，将实际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融合。语言交际又是一种双向性的轮换交流，实践是交际的灵魂所在，唯有真正的交际才能实现“知”到“行”的转化。对外汉语教师需要给学习者创设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提前设定场景和角色，在近乎真实的话轮中体验汉语，培养语感，强化汉语思维。
4.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语言文化因素的教学策略
语言文化因素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依附于语言形式而存在，隐含在语法、词汇和语用层面，与文化知识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
4.1转变观念，提升文化修养
树立文化意识，是实施语言文化因素教学的首要任务。对外汉语教师应对中华文化有全面深入的理解，自觉地将语言教学与文化因素教学联系起来，重视语音、语法和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利用不同阶段的教材，融入语言文化因素，在初级阶段，教师可结合口语会话内容，强调语用规约和会话习惯;中级阶段，教师依据阅读课材料，讲授词汇的感情色彩、文化背景意義;高级阶段，教师应当深入讲解语法结构的内涵，开设与语言材料相关的文化知识课程。塑造教师本身的文化观念，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文化敏感度，提高汉语表达能力。
4.2因材施教，开展差异化教学
从性质上来说，语言文化因素教学是辅助语言教学的，切勿本末倒置，如若导入过多的文化因素，汉语课则变成文化知识课，因此要根据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取舍文化内容，精准把握教材，发掘特色的文化内容，诠释文化要点。学会分析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异同，重视学生国别的差异，在正迁移和负迁移的影响下，因材施教，优势互补，解决交际难题。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学生，他们对中华文化相对熟悉，文化正迁移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欧美学生的文化背景与汉文化截然不同，教师应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认知和感受文化因素，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差异化教学。
4.3寓教于乐，将文化因素教学贯穿始终
中华文化浩瀚广大，对外汉语教师应发挥优势，寓教于乐，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直观形象地传递语言文化因素，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汉语学习者的浓厚兴趣。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外，语言文化因素教学都将是语言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参与文化体验，在真实的语境交流中切身感受语用文化中融入的文化因素。汉语中的“意思”一词，“意思意思”、“一点小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义项，教师在课上可以创设不同的情境，角色扮演，在趣味性的任务型练习中让学生去理解和“意思”的含义和用法，并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在实践中学会“意思”的语用环境和社会规约，将课上的文化知识转化为课后的文化技能，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5.结语
《礼记·曲礼上》有言：“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首要条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传授语言结构规律，还要引导学习者习得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知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因素，除语法、词汇、语用文化之外，语音和汉字文化也同样承载着丰韵的文化传统，如语音方面，四呼分类法体现东方文化的感性特征，形象思维占主导;汉字以形声字为主，部件构造揭示汉字意义，追溯汉字文化本源，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把植根于语言中不被本族人察觉的文化内涵呈现于语言层面之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层次的不同，语言文化因素渗透的内容和方法有所区别，对外汉语教师应在科学分类的体系中，循序渐进，逐个突破，落实实践，选择最合适的教学策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学生了解和熟悉汉文化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有效提高文化因素的敏感性，优化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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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 [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2-13.
[5]刘珣.对外汉语教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130-132.
[6]《礼记·曲礼上》.
本文系2019年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教研教改立项一般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华文化走出去路径探究”（课题编号：QPXS-01-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越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的了解和喜爱，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对外汉语教学越来越盛行的背景条件下，面对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热情，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我国的汉语教学。汉语承载着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教学，要以中国文化作为理论基础，全方面多角度的渗透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内涵，从而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树立我国的良好文化形象，积极与世界上不同文化交流沟通，让世界能够全面客观的认识中国，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关键词：对外汉语 汉语教学 文化传播
文化是国家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体现，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语言的推广活动，要将语言教学作为基础，才能让外国学生在了解汉语语言魅力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且语言也是文化历史的见证者，伴随历史每一步发展阶段，同样也是文化的另一种展现形式。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普及也能够相应带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提升我国的文化地位[1]。为让世界更多的人深入感受中国的文化魅力和中华精神，就要紧随国家文化建设发展的脚步，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渗透与传播，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意义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隔断了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经济往来，使中国文化没有得到展现的机会。现阶段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提升，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这种环境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了解，汉语也自然成为了一门热门语言[2]。语言是文化的精髓和历史发展的体现，所以对外汉语教学教学过程中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但是在汉语的学习过程中，由于汉语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多数学生在学习阶段都产生消极心理，通过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让学生在理解的角度去学习汉语，将中国文化内容渗透教育给学生，不但可以增加汉语学习的趣味性，降低学习难度，还能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对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有重要作用。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1.缺少明确的文化教学意识
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要将文化传播与汉语教学相互结合，在语言教学中渗透文化内涵，在文化历史中引导语言学习，才能形成两者的共同发展。但是根据目前对外汉语的教学现状，文化教学逐渐被忽略。而对外汉语也并没有发挥其自身弘扬文化传播文化的优势[3]。对外汉语初期阶段只是单一的作为一门语言教学，帮助学习语言掌握语法的一种教学活动，教学内容更加注重听、说、读、写的技能练习，课程内容的设置主要是针对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在这种教学观念下，导致严重忽视文化内涵和文化感知能力的培养，没有发挥这一教学活动传播文化的優势作用，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2.教师的文化教学能力不足
就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来说，多数从业教师在教学方面都表现出随意性，因此自身缺少足够的文化修养，认为对外汉语只是一门简单的语言教学，忽视了其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现有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参差不齐，缺少对汉语教学的作用认识，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于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问也做不到准确有依据的解答，学生不能深入理解到汉语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容，这样也降低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受到地域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文化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也是增加汉语教学的难度，对待事物或词语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转换进行解释说明，或者是一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成语、歇后语等，教师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很难找出中西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跨文化给学生明确的解答，完全依靠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因此也就无法体会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内涵，这也是阻碍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原因。
3.文化教材缺乏实用性
我国对外汉语的教学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缺乏时效性，一般在确定教材主题内容后，只会在细节之处做调整，很少会做较大改编。这也会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固定化和单一化，不能对课本教材进行内容结构的补充，不利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和延伸。另外目前的汉语文化教材中中国名著和名家作品占较大的比重，这的确有利于了解中国文化内涵，但是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却无法反应当前我国的发展状况和思想意识，加上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背景了解不够深入，这也是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也不利于文化传播和教学。
4.文化教学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受国内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对外汉语课堂依旧是采用理论大于实践的教学方式，只注重理论知识的单向传授。这种枯燥的课堂授课模式不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在各国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只会让汉语更加晦涩难懂，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一头雾水，影响文化教学的效果。并且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课通常都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语言教学中，如果不能让学生体验汉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不论是对文化传播还是文化交流，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的途径
1.提升教师文化教学的自觉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外汉语要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渗透文化因素。这就要求教师寻找到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渗透间的切入点，重视文化传播的意义，提升教师文化教学的观念和自觉性。只有从教师这一知识传播源头彻底改变，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对外汉语教学的良好模式，潜移默化的地影响外国学生，从而促进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更多人所熟知[4]。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播中国文化需要一个长远的发展进程，我们不能强行将文化灌输给他人，而是在语言与文化的结合教学下，使之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涵，激发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兴趣，从过通过这一途径传播中国文化。另外教学中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讲解文化内容，确保叙述的不带有主观色彩，具有真实性，重新树立我国的文化形象。另外面对这一项长远兼具的工作，教育工作者要具有足够的耐心，坚持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相结合的教学基础，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2.提高对外汉语教师的自身能力水平
对外汉语教师在文化传播中起到桥梁的作用，是连接各国文化与中国的纽带，因此提升教师工作者自身的能力素养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因此教师应该先建立自身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文化素养，提升对外汉语的教学技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文明内涵，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跨文化展现中国的历史文明与文化内涵，提高对外汉语的教学效率与文化的有效传播。
3.文化教材的编写注重实用性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主要面向外国学生，因此在文化教材编写过程中要考虑这一特殊因素，既要能够完成语言教学的目标，还要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语言技能的教学不能去搬运传统语言教材的内容，要结合外国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表达方式，编写具有实践意义和实用性的教材，并且内容的设置不宜过难，要循序渐进，以生动形象为主，进行科学规范化的教材编写。将中国形象客观生动的展现出来[5]。中国文化已经经过千年时间的积淀，但是受到课堂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全面的讲述，因此教材的内容编写就十分重要，对外汉语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语言沟通能力，能够像使用母语一样进行顺畅地沟通，而文化的传播在其中就起到引导的作用，让学生能够将语言知识与文化内容相结合，从而能够深化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和语言沟通技能的掌握，从而提升学生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元化教学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本身就会存在教学难度，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将理论知识内容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去真实感受。对外汉语的基础知识教学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讲授，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文化知识结构。语言技能的教学不同于基础知识内容，需要以培养能力为教学核心，传统的教学内容总是过于强调教师授课的重要性，但是对外汉语教学却不适用这种教学方法，需要在课堂中充分融入文化的部分，文化部分的内容就需要在实践中才能更有利于理解和掌握。因此可以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充分地融入到文化环境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例如可以通过参观纪念馆、去建筑景观游览、参加文化讲座等等教学活动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初期探索，只有親身参与到活动中去，才能更加深入的感受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文化，有利于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内容，在提升汉语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同时汉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载体，因此语言的学习要结合文化的背景，增加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提升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在汉语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中国文化内容，更是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小婷.国际汉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设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0.
[2]李萍.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策略[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4）：264-264.
[3]王江.探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J].中外交流，2018，000（052）：98-99.
[4]王春红.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策略[C]//2020全国教育教学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会议论文集（卷一）.2020.
[5]勇熠.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传播的方法[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00（003）：24-27.
（作者单位：海军潜艇学院）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教会留学生使用汉语，还要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由于不同的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意识，因此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的出现，这就要求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都能够有效地化解文化冲突，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中西文化 冲突 解决策略
随着“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如今，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然而，由于地域环境、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文化冲突，尤其是中西文化冲突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时有发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地避免或化解中西文化冲突，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是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都需要重视的问题。
一、文化与文化冲突
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将人类文明成果的方方面面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且常常认为自身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或交流的时候，会产生对抗的状态，这就是文化冲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根植于华夏大地，经过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它要求人谦虚、谨慎，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视集体主义。而西方文明则根源于蓝色的海洋文明，在不断对外扩张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独具特色的西方文明。它强调自由与平等，重视个人主义。在中西两种文明的相互接触与交流中，不同的文化意识必然会引起冲突。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不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意识。因而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必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甚至会有人认为某个问题触及到了他们的底线，不能在公共场合谈论。面对拥有不同文化意识的留学生，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传授中华文化，怎样才能使每一个留学生得到尊重，需要引起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的足够重视，并尽力妥善解决。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
（一）时间观念的冲突
西方人很重视时间观念，严格将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与个人时间区分开来，并严格执行计划好的事情。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教育下，常常为了他人而牺牲自我利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中西时间观念的冲突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布置作业和补课。
中国学生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因此，在课余时间写作业和补课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西方人则不同，他们认为课堂以外的时间是自由的，是由自己支配的。在老师布置作业或者是要求补课的时候，会认为“不可思议”，他们认为即便是老师也不可以占用他们的个人时间，学习就应当在课堂上完成，课余的时间则是用于休息、娱乐和实践的，不应该总是一个劲儿地学习。
（二）风俗习惯的冲突
中西方文化观念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而在日常教学中可能会产生风俗习惯方面的冲突。例如，在汉语初级课堂上，老师生日那天，一个外国学生送他一个很漂亮的“钟”作为礼物，希望老师有一个好的时间帮手，时时刻刻都开心。尽管这位老教师从事对外汉语工作多年，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让他在心理上仍然对这件礼物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在汉语中，“钟”和“终”同音，“送钟”等于“送终”。由于该留学生初学汉语，不懂得其中的内涵，本来是一番好心送礼反而惹得老师不高兴。
在“尊老”问题上也常常会有冲突发生。在中国，称呼年长的同志为“老先生”“老同志”等，在路上搀扶老人以及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人都表现了对老人的尊重。而在西方国家，直接说某人“old（老）”则是很不礼貌的，同时他们也很忌讳谈及自己的年龄。在路上，西方老人不希望被别人搀扶，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人则是不礼貌的表现，人们不希望被别人认为是“老人”。
（三）宗教信仰的冲突
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虔诚地相信“神”和“上帝”。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是“无神论”者。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宗教信仰，尽量避免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和争议。
（四）思维方式的冲突
中国人较为含蓄，有问题常常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提出，而西方人则喜欢“开门见山”。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别人交往时，常常“抬高别人，贬低自己”，认为这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个性开放，喜欢张扬。例如，当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时，西方学生喜欢用“Thank you”回答，欣然接受老师的表扬。他们对于中国学生总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做得不够好，今后还会更加努力”来否定老师的表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认为中国人不诚实。他们觉得努力就应该得到回报，得到别人的赞扬，而接受别人的赞扬是对他人的尊重。
（五）隐私观念的冲突
西方人认为，有关个人的年龄、经济收入、家庭状况等属于个人隐私，不希望他人知道。而中国人有时认为询问别人的年龄、收入情况、家庭状况等，是关心他人的表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有师生互动的环节，有时候教师为了关心学生，会不经意地询问留学生的个人情况，往往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认为教师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六）颜色观念的冲突
在中国，红色是“喜庆”的象征。人们在节日的时候喜欢用“红色”烘托欢乐气氛；在赠送贺卡、礼物的时候喜欢送用红色的包装袋。而“red（红色）”在西方文化里则是“血的颜色”，是“血腥和暴力”的象征。因此，西方人对“红色”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的。西方人喜欢“white（白色）”，认为白色表示“纯洁和圣洁”，而汉语中的白色有时候却表示“丧事”和“贫穷”等。同样，其他颜色在中西文化中所体现的含义也有不同之处。因此，在与留学生相处的过程中，过节互相赠送礼物，或是在重要日子选择衣服的颜色都是需要考虑的。
（七）师生关系的冲突
在中国，“教师”的地位是崇高的，要求全社会“尊师重教”。西方国家则提倡“平等与自由”“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西方人认为教师与学生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教师的职责在于“引导”学生，而不仅仅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在课堂上，学生可以自由地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观点并进行争辩，甚至可以直接指出教师的错误，并阐述自己正确的观点。这在中国教育中，则被认为是“不尊师”的表现。
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教学中，教师往往以“灌输式教学”为主，要求学生“照样学”，这对刚开始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是可行的。而在中高级阶段教学中，教师如果不改变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被动接受自己的观点，留学生对此会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希望教师做一个“引导者”，希望与教师交流自己的观点，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三、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策略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几点基本素养。
（一）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
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爱德华，1985）。“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邢福义，2000）。对外汉语教师除了要具备专业的语言学知识以外，还需要熟谙中华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二）具备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
作为一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仅仅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做到“知己知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了解西方留学生的思维方式，并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也要教会他们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理解一些问题，减少文化冲突，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三）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面对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在传授中华文化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应该避免讨论。
（四）具备较高的教学技能
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强行灌输”。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学习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学习汉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开阔眼界。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位置和立场，在传授中华文化的同时，要客观看待中西文化冲突，努力激发学生学习中华文化的积极性。
四、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有效地化解中西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授中华文化，还要引导每一名留学生具有文化宽容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更好地体会到“中华文化和汉语是紧密相关的”，进而提高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中西文化冲突，保证对外汉语课堂教学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潘文国主编.汉英语言对比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3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张昀 安徽安庆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246133）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 对外文化贸易 经济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国际贸易的形式分为两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按照日内瓦WTO统计和信息系统提供的文献,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中全球的服务部门可以分为11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第10个大类为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包括娱乐服务(含剧场、乐队与杂技表演等)新闻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服务、体育及其他娱乐服务。此外还包括商品服务F类别中的印刷、出版通信服务,D类别中的视听服务,电影与录像带的生产与批发,电影放映,无线电视与电视、录音等。在WTO组织成员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中,文化的引进和输出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而且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组成部分,因此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许多国家对外贸易的战略研究视野。
国际上一些贸易研究机构和专家,把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一般来说,硬件是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软件则指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多年来,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文化贸易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而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文化贸易进口额的一半左右。
一、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现状
据我商务部2008年5月发布的《2007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报告》数据,2007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9.2亿美元,核心文化服务进出口为37.2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6%,总量大概在6412亿元(约878亿美元),当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738.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2180.1亿美元)。2009年5月,商务部发布了《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报告(2009)》,2008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2.6%,达158.4亿美元。其中进口略有下降。在跨境文化服务贸易方面,2008年文化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9.5%,达到48.16亿美元。综合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只占据文化产业整体相当小的部分;在我国国际贸易体系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额正逐年递增,但在进出口总额中仍显得微不足道。
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代理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