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纵观他一生是伟大的，中国能够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主要归功于他的施行易帜。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解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让中国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使中国人民内部更加团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他之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东北三省，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1：
浅谈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与中国近代的教育现代化
摘 要：张伯苓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思想家。本文主要梳理了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发展创新的办学理念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对张伯苓“教育救国”的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救国；教育现代化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天津人。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严范孙、王奎章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成为他创办私立南开学校的开端。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 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 “解决中国之问题为教育”——发展教育之目的
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国家与民族的悲剧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1891年，十六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立志武力救国。就学五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理论，开阔了眼界，接受了启蒙。尤其是他的老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所宣传的社会进化学说以及废科举、兴办学校、开启民智的思想，为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打下了基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惨败，使张伯苓武力救国的理想第一次受到严重挫折。此后，当他亲身经历英国强租中国原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占据的威海卫过程中的“国帜三易”时（即从日本手中接受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难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1］（P51）胸怀厚重国难情结的张伯苓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在他看来，“德育为万事之本”，而德育之先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张伯苓一直强调，自己最初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动机即是爱国主义，南开学校是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放眼南开学校创办的历程，张伯苓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其中，表现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讲演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讲演，张伯苓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花费不小的心思，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祖国遭受侵略、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千万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认为，青年学生首先应具备的品德就是爱国，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1］（P56）
（二） “知中国，服务中国”——本土化教育理念
张伯苓认为，中华民族的大问题为“愚、弱、贫、散、私”，而要根治这五病，必须倡导教育救国，同时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说；“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富强。”[1］（P21）
1904年，张伯苓偕严修先生第一次东渡日本。全面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之后，目睹日本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张伯苓认识到：“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1］（P57）当年九月，他回国后，将严、王两馆合并，形成了南开中学的雏形。
二十年代以前，由于国民政府主张西化，张伯苓继模仿日本教育之后，又模仿美国教育。两次考察美国后，他开始在南开推行美国模式。“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一律是美国中学或大学的原文课文。学分制、选科制以及图书、实验仪器均采自美国。”[2]他的这种放眼看世界，瞄准外国先进水平，固然属于了不起的举动。但是，教育若不从国情出发，势必寸步难行，并会产生许多弊端。二十年代后，随着办学经验的丰富，张伯苓逐渐认识到，教育不振固然是中国的病症，但教育不能联系中国的国情，更是中国的大病。各国国情不同，教育也各有特点，即使都是先进国家，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教育模式。盲目地模仿，势必淹没自己，在纷至沓来的表象面前无所适从。把教育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增强了张伯苓办学的主动性。
1931年，当一位美国教育家问他教育的目的为何时，他回答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A、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B、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C、注重精神的修养……向深处栽，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宝，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3]为此，他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转换教育观念，提倡科学教育，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能力。早在1914年，张伯苓就已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废”的教育方针，但只有这一次最深刻也最具体。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是南开学校的基本特色。1928年，他提出了“土货化”教育的方针，即将南开建设成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概括起来，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认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但要有爱国之心，而且要有救国之力，“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4]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在了课程设置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同时，他还创立研究机构探索“服务中国”。1927年，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1931年和1932年分别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堪称独步国内。这是张伯苓尝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为经济服务探索过程中的伟大胜利。
张伯苓分析当时中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的原因是中国人缺乏合作与组织能力。因此，他积极提倡学生组织和参加各种课外社团活动和成立学生社团组织，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组织、创新能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南开培养了一批诸如周恩来、曹禺等一批“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秀人才，为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现象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 “为国家，为南开”——百折不挠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作为一位爱国的教育家，他的爱国理念被传播到他足迹所到之处。早在1916年，年仅十几岁的张学良听了张伯苓在沈阳所作的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后，深受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1930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这对张学良帮助很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受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职务，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张伯苓在南开倡导的爱国举措，令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南开校舍于7月29日至30日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四部损失惨重，几乎毁灭了张伯苓一生的心血。当教育部长王世杰特地拜访张伯苓致惋惜慰问之意，张伯苓在悲愤之余向王世杰表示：“决心余生续为南开努力，决不中懈。”[5]他仍以国家大局为重，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将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后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与梅贻琦、蒋梦麟二校长共任常委，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其八年间毕业的上千名学生为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二、 张伯苓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一） 创造性地构建了近代私人教育体系。
张伯苓将私人办学这一传统形式通过更新和改造后，转化为注入时代活力的近代私立学校，成为适应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活跃的教育力量。
清朝末年，以塾学为代表的私人教育，因僵板、封闭的办学模式而日趋困难。张伯苓从教育现代化的大格局出发，对塾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率先创立了私立南开中学。
在当时的动乱年代，南开学校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重点大学之一，这一切都是与张伯苓的艰辛努力分不开的。仅是办学经费的筹措，就使张伯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南开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但他以超人的意志，风尘仆仆奔北京、山西、保定、南京等地，利用私人关系，向各地军政教育官员及商界游说、争取个人捐款，并请求政府补助和社会团体的资助，他在这方面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同时，以私人办学而论，像他这样创建学校之多，教育质量之好，社会影响之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提到南开，人们就会想起他，他代表了南开，这使他同时代的大学校长无人望其项背。
（二） 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对西方教育理念合理地学习与借鉴。
学习、借鉴西方教育，促进中国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改造与转化，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中心主题。张伯苓以自己的实践，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应当遵循的正确方向。
一是创立了大师云集、学术自由的现代化学校。南开不仅聘用优秀教师和学成回国的教育人才，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师资力量，而且自己培养了许多学术大师和一大批优秀学生。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6]
二是坚持“允公允能”，既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锻炼，又加强社会道德的培养，即“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不比同时期的大学校长、教育家梅贻琦、蒋梦麟，他们留学美国、深得现代文明真传，把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带回了中国。但是，他和其他两位一样，努力使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在中国生根、成才。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的爱国心、培养救国建国之人才，二是在于他办学宗旨和目的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谋求全社会的进步。
（三） 首创南开模式，推进近代化教育体系的发展。
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的南开系列，是以学习欧美教育为特征，以切合中国国情为根本的完整教育体系，是一个反映了张伯苓的教育思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育模式。南开模式，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方向；以造就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为办学宗旨；以注重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办学内容；以容纳中西文化、对外开放为办学思路；以社会集资为办学渠道；以精简、效能、自治为校务管理原则。这种模式的成功经验，今天已成为新时代南开教育的有益思想养料，并发扬光大。
张伯苓办学五十年，成为誉满中外的教育家。1944年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1946年4月，张伯苓曾经学习、考察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鹏在纪念张伯苓大会上讲话，称赞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勇于革新的实践家，充分肯定张伯苓坚持“以实践爱国”的教育宗旨、主张“教育面向社会和德智体三育并进”，重视学风和校风建设等进步教育的思想，高度评价“张先生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功劳。”[7]
三、 对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评价
张伯苓虽然是一位即知即行、能知能行的教育实践家。但是由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其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没有真正实现。思想上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1. 作为一名教育家，张伯苓胸怀救国和使中国富强的大志，但是他过多强调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深刻的社会根源。他一直以为学生好好读书就是救国，并不大支持触及蒋介石政府统治根基的学生的爱国运动。那些参加超越学校许可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的学生往往受到很严厉的处分。
2. 张伯苓虽然意识到教育不普及是当时中华民族的一大弊端，但在实践中他所主张的教育是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式的教育。当时南开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资产阶级中上层家庭，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难以跨入南开的校门。
教育从来就是国家的根本。今天，中国处于和平崛起的世界大环境下，当我们致力于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时，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了“教育家办学”，即教育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凭自己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对社会尽一份责任和义务，而不是把什么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而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也是这个道理。回顾这段历史，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或许会给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带来积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第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南开学报》［J］，1987年第一期，第38页
［3］ 毛礼锐等主编：《中国教育通史》［M］，521-522页，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4］ 梁吉生：《南开逸事》［M］，第17页，辽宁：辽海出版社，1998年
［5］ 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第289页，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6］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M］，第31页，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7］ 李鹏：《纪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1986年10月17日
［编辑：魏 方］
作者：朱韫慧 叶美兰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2：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谈张学良爱国思想转变
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纵观他一生是伟大的，中国能够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主要归功于他的施行易帜。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解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让中国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使中国人民内部更加团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他之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东北三省，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他的爱国精神，令世人敬仰。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思想改变 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
纵观从日本入侵东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三省沦陷，然后到被迫下野留样考察，最后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历史阶段张学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对爱国思想有过无数次挣扎，也曾经经历过数次细微转变。下面就来一一论述：
一、忍辱负重，对蒋妥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到热河失守这段时间期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跌入了低谷。在这个阶段张学良的思想是极力挣扎的，纵然有满腔爱国统一抱负，却又不得不为保存东北军实力考虑，此时的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为什么他要拼命地保全东北军队，就是因为他始终挂虑着观念中的地方主义因素，迫使他毅然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此同时，受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积极支持和拥护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士一向张学良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全力满足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地点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张学良也默认了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请求，而且暗中给予帮助。此后，他在暗中支持东北军抗日团，全力帮助那些流亡民众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虽然他还不能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背离，但他与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何日军能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东北，又盯上华北，想搞“华北五省自治”，就是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盲目奉行“不抵抗主义”。1931年12月7日，蒋介石电令在北平的张学良阻止学生反抗，是因为他收到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然而机智的张学良就用谎言瞒过蒋介石，他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等。[1]156
二、旅欧考察，反思国内形势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再度掀起了全国上下谴责张学良的浪潮，张学良被各种罪名“花花公子”、“生活放荡”、“欺诈”等骂名扣在头上。蒋介石假装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事实上却在攻打鄂豫皖三省，私下里还准备让何应钦接替张学良的位置，主持对日妥协。就在热河失守后，全国喧哗一片，怒谴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撤职，国人的哀鸿遍野彻底刺痛了张学良的心。他对王卓然说：“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就要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人民与日本决战。我决定亲临前线，为国家而死我很自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谁知蒋介石却暗示张学良主动下野，张学良顶着蒋介石的压力和舆论的冲击，只好发出下野通电，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同张学良一起出洋。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带着家人回到上海，当天，张学良就公开发表讲话：“东北军是国家的军队，即使我免去了职务，但作为军人，我应该将所统军队还给中央。现在我因为辞掉了这个职务，才有空闲的时间，来增加学科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还能修身养性，成为国家的好良民，如此闲适的生活，不是所有平民百姓都会去追求的。现在我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就希望以后社会人士可以待我如平民百姓，我将很感谢你们这般对待。”
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后，他的心中充满的是大公无私的爱国激情，对于国家统一充满了信心，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的统一作出最大努力。这也就集中体现在后来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他前往西北剿灭共产党时，张学良一开始的时候自信满满，认为完全有能力帮助蒋介石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就能够一致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最经典：“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体质和脑汁虽然相同，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为什么就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呢？中国人多半怕死，贪图荣华富贵，而外国人却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张学良觉得国家利益永远要高于个人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中国人为什么无出路，还不是因为国破民穷，国家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全国人民。所以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2]57
张学良回忆起当初的不堪岁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而自己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还被迫出洋，所以精神就更加颓废，只能靠注射吗啡强来安慰自己，最后竟然染上了这个毒瘾。才三十多岁的他，曾经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长得一表人才的少帅却已变得行动迟缓，骨瘦如柴，说话支支吾吾，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伯一样弱不禁风。赵四小姐无比担忧，于是便请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和他的好友宋子文前来劝告他，她希望少帅可以戒掉毒瘾，端纳说话一直比较直接，他劝张学良趁下野这个机会，悬崖勒马，东山再起。最后还是宋子文的一句话如棒槌敲醒了张学良：“汉卿，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把毒瘾戒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关联到国家的对外形象”
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如果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势必使国家形象大损，西方人可能还会借机侮辱，为什么“不抵抗将军”不反抗呢，还不是因为太弱了无力抵抗啊。下定决心戒毒，张学良立即让宋子文请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名医，请他治疗毒瘾。
过了半个月生不如死的折磨后，张学良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念，终于摆脱了把自己摧残地体无完肤的毒瘾。德国米勒医生惊呼：“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张汉卿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偷偷跟端纳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毒瘾，完全是靠个人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信念来战胜痛苦的，张学良真是一个能吃苦的汉子。”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戒掉毒瘾，张学良也很惊讶，也许正是因为爱国的力量吧，他不想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特别是他这个代表整个中国的人。
三、拥蒋剿共抗日，以图对内统一
在1935年12月18日，日本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有“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觉察到日本已经不断扩大侵华，联想到日本人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不单单是局部的土地和主权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日本决心要趁机消灭中国！这样看来中日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中国能做的反击只有对日抗战。原因很简单，日本要以“大陆政策”来统治中国，从而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张学良偷偷考察了日本的大陆政策，认为它在山县有朋时代便有了一定的解说，而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就列举了大陆政策的所有纲领，首先侵占台湾，其次收服朝鲜，征服满蒙，然后占领中国全土，最后征服世界。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日本之所以推行大陆政策的原因，是为了通过战争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累，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
张学良是一个东北人，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921年日本进行秋季大训练，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张学良赴日观操。这次访日，张学良切身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图谋不轨。1928年张学良接替父帅的位置，执政东北，来促进东北与日本进行外交。
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东北军退守关中，张学良逐渐认清楚了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错误的决定，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就难免一场恶战，绝对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因此，他在1936年秋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对日实行抗战的言论。然而，从张学良一开始的不抵抗主义，到后来的决心抗日，其思想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导致张学良出现这种复杂的思想转变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华民族随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然而，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命令，张学良又不得不暂时搁置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转而充当蒋介石的打手，对共产党实施围剿。在国家面临灭亡，民族被肆意涂炭的危机关头，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任由日本人嚣张跋扈，不能继续愚忠于蒋介石，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唤醒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对日战争。于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对着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全体教职员激动说道： “中国的土地主权被 人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没有保障；我们已经到了生死边缘。”[3]143
其次，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不再抱有任何期望。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考察。在欧期间，张学良细心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他说世界列强备战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即使厌恶情绪高涨。断言对日本不能一再妥协，积极宣传抗日“准备论”。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的有效性深感怀疑，因为张学良认为政府对抗日准备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主张“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他反思了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自傲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心确实高了，对于过去的一切也确有所觉悟。张学良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所以东北军也要有牺牲精神，还有我的部下也要随同我来为国牺牲”。张学良从抗日雪耻出发，将反共和拥蒋抗日作为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了深深的希望，他的思想和行动之所以进入了误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蒋奉若神明。
1934年，蒋介石派他去陕西“剿共”，少帅胸有成竹地表示一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就这样张学良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希望国民党可以统一中国，再实现自己的报国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两个月都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就已经被消灭地所剩无几，张学良为此大受刺激。大批释放回来的官兵，皆在探访亲友时大力宣传红军的优待和陕北的情况，被俘的官兵不仅没有一人被红军枪毙，反而受到物质上的优待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愈发动摇了张学良“剿共”的决心。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及剿共失利之事，对着众人破口大骂：“有些草包将领，三十万大军竟然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赢家却是陕北的一二万残兵败将，真是耻辱，窝囊。”令人更恼怒的是蒋介石还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终止发食粮，更拒绝补贴两个阵亡将领家属的10万丧葬费，张学良痛哭地感叹：“我张汉卿活到这个地步，奋斗了大半辈子，竟然到最后比不上那10万元。”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怀疑乃至抵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更觉悟到与红军再战只能是自杀，所以必须反抗，逼蒋抗日，否则，我们会鹿死他手，死得更惨。从1936年开始张学良就开始与红军进行秘密联系，并且双方达成了停止交战的协议。
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
为了表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在12月12日当天即向全国发表申明，声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促使全国一起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绝不是因为一己之私，篡权夺位，同时，自己也不畏惧牺牲，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牺牲，并在随后妥善处理了此次事变的善后工作，将蒋介石平安护送回了南京。毛泽东曾经对委员们说：“在12月25日那天，如果张汉卿先生没有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如果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做法我们不认同，那么和平解决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妄想，不可能实现，而且国家也会变的一塌糊涂，这必然会使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将中国洗劫一空，中国也许会因此亡国，就算不亡国，至少也要受到颠覆。[4]153
究根揭底，反日爱国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使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如果没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军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就没有促使张学良转变思想的巨大推动力。有两个重要原因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二是东北军奋力抗战所取的成效，正是因为这两个重要条件，张学良才能够用行动诠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他的戎马生涯，立志报国，为民除害，视国家前途为己命的精神人人敬仰，他的传奇让世人着迷。
参考文献：
[1]魏晓文.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2]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2）
[3]白冬.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探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01）
[4]胡玉海.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作者简介：沈宗艳，女，1975.10.08，蒙古族，辽宁省朝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学。
作者：沈宗艳
张学良军队教育理念研究论文 篇3：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摘要：关于中东路权益的交涉，是伴随铁路修建开始的，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双方先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交涉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结束。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为争取两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对苏采取了强硬的交涉手段，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致使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目标未能实现。客观分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初衷及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并接受蒋介石“武力接管”中东路的主张是错误的。从外交史上看，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关键词：张学良；蒋介石；中东路事件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以张学良下令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引起的；事发后，苏方武力侵犯我边界导致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失利，张学良又不顾蒋介石反对与苏方进行和谈。当时就有人批评张学良是“无端挑衅，又无端投降。恰值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重评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缘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东路交涉源流与本质
中东铁路，在中俄两国通过《中俄密约》共同修建时，称东清铁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铁路。中东路所辖线路分为三段：哈尔滨至绥芬河一段为东线；哈尔滨至满洲里一段为西线；哈尔滨至长春一段为南线。全路是横贯东北的交通动脉，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及战略地位。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9、1920年分别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在第一次宣言中，苏联政府明确宣布：“愿将中东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它租让企业完全无偿交给中国人民”。而在第二次宣言中关于中东路问题，又从第一次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称“俄国对于中东铁道其所有财政上及经济上之利益，预须设法维持。两次宣言的立场变化，是苏俄政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策略，本质上都是维护苏俄的自身利益。在十月革命遭受协约国的联合干涉的形势下，苏联政府是为了摆脱在国际社会上的困境局面。1920年，各协约国先后从西伯利亚撤兵，苏联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关于中东路问题，就又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这是中东路权益纠纷和交涉的源头。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后，两国恢复邦交，苏方重新取得中东路管理权。而对中方希望取消条约特权及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订出解决原则，即协定签订后一个月内，举行中俄会议商谈。但由于俄方不肯如约开议，一直拖至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20日，苏方又与奉天当局签署了《奉俄协定》，该协议签订后，奉、俄双方于10月初开始改组中东路的管理机构，由奉方的鲍贵卿任理事长兼督办，由苏方的伊万诺夫任副理事长、会长，并兼任局长。表面上看奉方控制了理事会的大权，而实际上，铁路的管理实权仍由俄方局长控制。
先后有《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在外交上是矛盾的。经多方协商，1925年1月中旬，张作霖将《奉俄协定》呈报北京政府，经有关部门研讨，认为《奉俄协议》有数处更觉进步，应将其归并《中俄协定》中，以示中央与奉天当局对外的一致。两个协议合并后，两个协议规定的会议也合并举行。这样，中方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希望和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能寄予中俄会议。
中俄会议拟定要讨论的问题，有商约、债务、路务、界务、航权等问题。中东路和松黑航权问题与东北地方关系密切，故中俄会议中关于路、航两项由奉方主持。《奉俄协定》将中东路归还中国的期限由80年缩短到60年，并规定自签约之日起，中国有权赎回。这在法律上肯定了中国政府的赎路权利，为国家争回不少权益。在路务会议上，奉方主要针对“弊在理事会不能实行协议，由我操纵，以致路局俄方局长专权用事，徒有合办之名，而无共利之实。如何缩减苏方局长权限，加大理事会的权限，这是奉方交涉的重点，更是奉方要达到的目标。
奉俄会议交涉中，奉方提出修改局长职权、路局办事章程，提出用人华俄平等等项要求；同时还采用强硬手段，逼迫苏方在财政、行政上让步，否则即不惜废除协议，态度相当强硬。而苏方不肯放弃任何既得权益，交涉很不顺利。此时，苏方局长伊万诺夫竟下令于1925年12月1日起，停止中东路对奉方军队和军用品的免费运送，1926年1月16日，奉方中东路护路军在宽城子车站登车时，被苏方路局人员拒绝，发生争执。伊万诺夫竞还下令哈尔滨至长春线铁路停止客货运输，奉方护路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并强制通车。伊万诺夫下令该线员工以罢工相对抗。1月22日，张作霖下令拘捕伊万诺夫，对中东路实行军事管制。
为缓和与奉方的关系，4月中旬，苏联交通部宣布免去伊万诺夫局长职务，由叶米诺夫继任，同时允诺今后免费运送奉方护路军。4月21日，张作霖与苏方交通部官员会面，协议中东路问题。张提出缩减局长权限、中苏职员平等任用、经济财政权委托理事会等三条内容。奉俄双方又于5月14日、6月7日和7月2日，先后举行三次正式会议交涉。会上苏方提出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警备等八项要求，奉方认为要求苛刻，宣布中止会议。
在会议期间，奉方坚持一面交涉，一面采取实际措施收回路区行政权。1926年3月，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焕相，解散中东路沿线哈尔滨各市公议会，成立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自治临时委员会，接着又封闭中东铁路的地亩处。8月21日，张作霖令东北海岸江防舰队，接管中东路局航务处全部船只及其附属财产，9月4日，封闭中东路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路沿线教育权。1927年3月11日，奉方派员搜查哈尔滨苏联通商代表处，4月6日，又搜查苏联大使馆。奉俄矛盾加剧，交涉中止。
奉俄关于中东路的会议交涉无果而终，中东路仍旧维持原来的局面，苏方局长继续控制中东路的实权。无论是奉俄还是中俄会议交涉的本质，都是有关中东路的权益问题。中国方面从大处着眼是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具体问题上就是争得在中东路上应得的权益。奉方虽然在收回路区主权方面有所收获，但由于交涉中止，奉方争取中东路权益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这也是后来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张学良与“革命外交”的默契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由政府派军警武力搜查苏联领馆的严重事件。1927年4月6日，搜查苏驻华使馆，是张作霖下令所为；1929年5月27日，搜查苏驻哈总领事馆，是张学良下令所为。张氏父子先后两次下令搜查苏驻华使馆，其理由虽然都是基于反对共产宣传，时间上也只差两年，但背景却有很大不同。张作霖时期是在两国存在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是由争取中东路权益而引发的；张学良时期虽然也是为了争取中东路权益问题，但大背景是不同的，是在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民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路线形势
下进行的。
所谓“革命外交”路线，是在国共合作体制下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时提出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这一“革命外交”路线更加具体化，1928年7月7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三大步骤：①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订新约；②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③旧约满期而新约未订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这三大步骤是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背景下公布的，进一步推动了已经形成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高涨，全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均一致要求收回各方面主权。
张学良在青年时就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1928年临危受命子继父位后，不顾日本多方面的威胁高压，而决心易帜，即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张学良执政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铁路问题有三大项：①如何推脱日本方面索兑张作霖时期关于满蒙新五路条约；②继续推行张作霖时期制定的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建铁路的计划；③继续张作霖时期的对苏关于中东铁路的交涉。
1928年10月19日，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晤张学良，提出日方以自动撤废其在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奉方从速解决商租权问题。张学良婉言拒绝说：“目前东三省内外多事之秋，无暇及此；日本自动撤废治外法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这时，东北还没有正式易帜，张的表态则与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相一致。后来，日本满铁理事木村锐市访晤张学良，提出中日妥协解决满蒙铁路问题，张表示赞同，木村具体提出：①满蒙新线问题；②南满并行线问题；③双方铁路连接及货运联络协定问题；④借款整理问题等。张学良明确表示：他所属的交通当局只愿就后两项进行谈判，前两项应与南京外交部交涉。在中日间已经形成诸多矛盾交涉的背景下，采取这种推托敷衍的策略，是张学良在东北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有效途径。
张学良一面延宕日本方面的铁路交涉，一面加快东北自主修筑铁路的计划。到1931年，连同张作霖时期修筑的共完成十大铁路，分别是：打通铁路、昂齐铁路、齐克铁路、洮索铁路、奉海铁路、吉海铁路、鹤岗铁路、呼海铁路、锦朝铁路、开丰铁路。这些铁路连接正在开工修建的葫芦岛港，形成了一个内外连贯的交通体系。
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中俄交涉会议已经中止。原《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中的详细规定，如“设立理事会”共同合办中东路，中苏双方在中东路的“用人行政平均分配”、“中俄文并用”等，不但没有实行，而且以苏方局长为首的俄籍中东路官员“独揽一切，专横妄行，一切用人行政，都对中国方面的权益加以种种无理蹂躏”。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国内局势的好转，“苏联政府已不似1919～1920年一样的尊重中国权利，历次举行理事会时，俄国理事不但不允许修改以前不平等的规定，反而想扩大俄方的权利，以致屡次会议，都没有结果”。这种情况延续到1929年初，而且越来越为严重。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忍无可忍”，在向东北政务委员会第12次常会汇报后，于3月初向苏联新派副理事长池尔金提出“解决一切悬案”的要求。在具体交涉中双方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谈判：“①路局长之各种命令、公函及他项文件，非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不能生效。②路局所有支出应得稽查局之同意，否则不得动用款项。③路局未经解决各案，交理事会解决。④路局各科处及沿线各段、各站，由中苏两方面平均分配管领。⑤其他职员之平均分配办法，逐渐实行之。⑥办事中俄文并用。”
这六方面问题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已提出过，但始终未能解决。由于苏方在谈判中“总是借故推诿，以致毫无解决希望”。此时，有俄国人(即“白俄”分子)向东北当局报信，说苏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于是，5月27日，就发生了警察搜查该领馆事件。事件发生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电告张景惠、吕荣寰：对苏方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从这一指示中可看出，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上的强硬立场。
实际上，要苏方径向南京政府交涉，是张学良决心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一种策略。6月6日，张学良致电张景惠、吕荣寰：“查收电权，本为急应解决之件，惟俄馆甫经搜查，现均已引起注意，此时刚柔互济，全赖手腕运用是否得宜，即请两公统盘筹划，何者应急，何者应缓，总以我方处置站稳地步。同一天，张再次致电张、吕两人，要求在苏领馆事件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两公谋定后，“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方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以严厉之手段……，将我所要求者一一实现”。张学良在阐述这一方略后，又感慨地说：“哈埠问题复杂，东路协定后，俄方处处悍然行之，我方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在如何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张学良已痛感交涉难达目的，故要借机实施强硬手段。
张学良所说“利用此时机”，是指在使馆内宣传共产，是苏方违反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关“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同时从大势上看，此时收回中东路权益，与国民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政策相一致。所以，不能认为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就是“无端挑衅”。
但、张学良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
在1928年底东北实现易帜后，张学良年仅29岁。不到而立之年即成就了大业的张学良，一方面要继承其父的事业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要展现与其父不同的思想理念，而取信于人。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可谓是少年得志。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得到这种“飞来的权力”后，“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施展抱负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外选择其父尚未完成的事业，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应当说，无论从中东路交涉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上看，这一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在收回权益的方式上，选择采用强力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为维护正当权益方，并非不能采用强力手段，问题在于这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张学良选择强硬立场收回中东路权益并不错，错在他对内外局势的误判。
首先是他相信了部下关于苏联“无力反抗”的研判。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是最为知情者，他在事后对该事件有过分析，认为该事件是由张景惠挑起的。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这几个人都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俄语很好，并对帝俄时代的将军“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共产党政权极度不
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好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对此，张国忱自己也承认，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中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张国忱还回忆说：“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在中东路事件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刘翼飞的回忆，也证实了王家桢的分析。“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对刘翼飞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延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刘翼飞的回忆，除了证明王家桢的分析外，还进一步证明了张学良是听信各方面报告，认为苏联无力打仗，才决心要实行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没有听取张作相等人的反对意见，而铸成大错。
其次，张学良相信了蒋介石能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帮助。张学良在筹划收回中东路权益时，特别重视与南京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保持一致。在南京政府宣布对苏绝交的背景下，有明显反蒋倾向的冯玉祥，在北方与苏联方面暗中联系，而苏联的势力在北满地区又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的任何不慎行为，都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时，对苏发难，既可收回中东路权益，又可向蒋介石表明自己与南京政府的一致立场。基于这样推断，张学良认为，此时以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会得到中央支持的。
张学良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高度肯定。当“5·27"事件发生后，蒋有意推动张学良更加激进地对苏举动。于6月4日致电张说，苏联及蒙古与冯玉祥关系已明，“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为重要，请注意防范。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张学良于6月6日下令“照一定方针去做”，所谓的“严厉之手段”，即“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等；所谓“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也只是强行解除苏方局长职务而已，而并非准备一举强行夺回中东铁路。
比较东北地方和国民政府对苏外交而言，张学良要解决中东路问题，仍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只是要收回两协定中中方应得的权益。“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态度很明确，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联交涉解决。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应乘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为此可不惜与苏彻底绝交。为与国民政府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统一认识，张学良于1929年7月6日专程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张在6日晚抵津后与记者谈话时仍公开强调，“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至此，张学良所说的强硬立场，仍然是限制在维护1924年协定范围内，并非是后来出现的情形。
7月10日，蒋、阎、张与刚抵北平的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等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及西北外交问题。会上，蒋介石主张“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唯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终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于当天下达命令，要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强行收回中东铁路。
事件发生后，苏方强烈抗议，实属必然，也在张、蒋意料之中。所以，蒋介石继续坚持对苏强硬态度，并坚信“俄国绝不轻易用兵，约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宽慰，紧张的心情虽得到一些舒解，但仍有他的担心。“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张学良虽然未能正面驳斥蒋介石的看法，但却从另一角度坚持避免战争的主张。
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战争，战争打起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面临的是，国内逐渐形成的反蒋阵势。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没有兑现“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承诺的能力，也没有兑现承诺的心理准备。这时的张学良既不能要求中央兑现承诺，也不能向世人解释什么，只能满足苏方的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从东北地方的角度与苏方达成停火协议。于是便有人批评他是“无端投降”。这一批评虽然不够公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是张学良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才导致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及其又恢复原状的结果。
四、几点结论
在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的缘起，固然是由张学良决策所导致，但又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是错误的。
第一，苏方违背《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收回应有之权益是正当的。1924年签订的两协定都明确规定：“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在《奉俄协定》中还规定：两国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则任用”。“本铁路之预算、决算，由理事会提交理事会及监事会之联席会议审定。”“本铁路所有纯利，由理事会保存在双方组织之委员会，未将缔约双方分配纯利问题解决以前，不得动用。”两协定签订后，苏方并未履行约定，才使张学良有“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的感慨。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是属正当的维护国家权益的行为。不仅不应遭受责难，而且应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第二，在维护两协定范围内收回权益的举施，是属合法的正常交涉。张学良无论是在东北政务委员会上确定收回中东路权益决策，还是向张景惠、吕荣寰授权实行这一决策，都是要收回两协定所赋予中方应得的权益，并非是采用武力全面收回中东路。即使“5·27"事件出动特警，也符合“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这一条款的规定。直到7月6日张到达天津后，还在强调“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这说明，在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谈前，所谓的“强硬主张”，也仍然控制在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正常交涉。
第三，张学良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强硬主张，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强硬主张，有很大的差别。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是完全一致的。在实行较强硬的立场上，也是相同的。但在实行强硬立场的限度上，却有很大差别。张学良主张限制在避免战争的范围内；而蒋介石则提出“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所谓的中央相助，实际上是把张学良和东北军推上打仗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张学良是清楚的。但他一开始实行强硬立场的基础，是建立在苏方无力打仗的判断上的，按照这样思维逻辑推论，他很容易接受“不必担心中苏开战”主张的。于是，不担心开战思想，终于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综观中东路交涉的历史，发展到张学良时期，焦点问题是如何贯彻实行两个协定的条款。张学良在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收回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采纳不必担心开战的强硬主张，导致事件发生，不仅未能如愿收回中东路权益，还在外交上陷入被动。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作者：王海晨 胡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