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本文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张学良政治思想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演变轨迹，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三重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1：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舆情 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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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出现了同情拥戴蒋而劝告指责张的舆论浪潮。原来与张学良已通声气的一些地方实力派改变腔调，转取拥蒋立场，张曾抱有极大希望的苏联对此也持谴责态度，并对中共作出同样要求，张学良一时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张学良最终采取和平释蒋的方法，亲自护送蒋回到南京。很多学者都认为，事变发生后，舆论压力是促使张学良尽快结束事件的因素之一，但舆论究竟是如何批评和谴责的，倒鲜见有学者作具体的探讨。① 本文拟此为切入点，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以及《张学良文集》、《张学良遗稿》等资料，侧重考察当时国内各界的评论及形成原因，并试图分析张学良在舆论压力下的应变策略。
一、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情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各界人士极大的反响，认为此举破坏国家统一，呼吁张学良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护送回京，以便领导全国的力量抗日图存。
在文化教育界，各大学各学术团体纷纷表明态度。12月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1] 同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提出“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2] （P447－ 448） 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3] 同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电张学良，申言“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竟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同人等痛心之余，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2] （P449） 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以平民愤。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3] 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4]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表示“同人慨愤之余，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 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国人应一致赞助。（二） 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 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5]
一些知识精英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安危，要求迅速释放蒋。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事变发生后，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学良和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16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南京《中央日报》登载评论文章，强调“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6] 21日，他又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对张学良痛加指责：“自从贼种小子张学良做下这样一个弥天罪孽以后，惹起了全国全世界的痛骂。这样一致痛骂的情绪当然不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所能操纵的。”他愤激地写道：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走这个路径，决不至陷蒋公于危险，转可以成蒋公之速返”，“中央越坚强讨伐，蒋先生越安全”。[7] 显然，他支持南京政府于16日下达的讨伐令。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其时刚自美国访问回到北平，12月20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长文，引起全国的注意。他批评道：“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他严厉谴责张学良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表示拥护政府对事变的处置，“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他赞同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即使时常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8]
西安事变也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空前的反应。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100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9] 舆论界的这次行动，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可谓创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天，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兴，已露端绪”，张学良“突尔叛变”，“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 [10] （P294－295）
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上海《申报》、南京《新民报》①、天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时评，强调：“为避免仇者快而亲者痛的流血计，我们却还希望张学良或其部下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蒋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11] “任何政治主张，不容以破坏国家大局之手段行之”，“吾人最后愿告张杨及附和事变之军人曰，公等从出发点起即已完全失败，全国无党无派的最多数国民无不极端愤恨，全世界凡同情中国之统一与独立者无不同情蒋公，而望其早出视事。”等等。
在言论界颇有影响的张季鸾、王芸生等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张学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12] 14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16日，又发表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8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导张、杨及东北军送蒋出陕，并“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13] 南京政府把这篇社评加印了数十万份，派专机在西安上空散发。张学良一直很佩服王芸生，与张季鸾也本是关系较洽的朋友。他们的态度对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常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著名爱国人士及社会团体也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不赞同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的做法。14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97岁老人马相伯致电张学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14] 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并且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15] （P180-182）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② 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15] （P204）
此外，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16] 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国难中所得之教训》，认为“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17]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突发后，国内出现了劝告指责张学良的舆论浪潮，认为不管他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可能酿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毁于一旦，甚至引发日本的进一步入侵。
众所周知，事变前许多人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质问和批评，但张学良扣蒋于西安后，他们反而同情拥戴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舆论？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密切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内忧外患，唤醒了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独立生存的需要”，希望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呼吁拥护支持南京政府。而且在1930年代中期，由于南京政府各项事业的顺利进展，其对日政策也渐趋强硬，从而使蒋介石在国统区中威信上扬。① 即使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逐渐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肯定蒋介石执政以来所作的努力和成绩，甚至对蒋介石的专政独断也表示宽容。
1934年4月，张季鸾撰文指出：“和蒋先生在这六七年间，见过几面，都是匆匆的。不过我的印象和间接所闻，可信他是一个有毅力有热心的领袖，尤其自九一八以来，他这种艰苦支撑的精神，感动了一般军人，才形成目前统一粗成的局面。”[18] 同年10月，胡适乐观地评论：“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许多不能满人意的现状, 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19] 1936 年两广事变发生时, 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明确表达了维护蒋介石统治与权威的立场。例如，傅斯年发表题为《我们需要统一》的文章，强调“我们需要统一。因为只有统一的力量，才能对外；而当国家民族的危机，尤需要国家统一的力量”。[20] 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坚决反对两广事变，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声言“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 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21]
几年来日本侵略的逼迫，耻辱的加重，使国民养成一种反内战、反分裂的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国人厌恶任何消耗国力的举动，只希望国家和平统一，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抗敌救亡。统一舆情压倒了一切，正如胡适所说，现在的中国“无论什么， 没有比统一再要紧的。”[22] 1936年9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后，国家走上了统一的道路。特别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给予国民无限的兴奋和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突发，自然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均认为是国家“极大的不幸”。[15]（P180） 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一文中指出：“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人们担心如果蒋介石的安全发生问题，中国不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而且可能出现内乱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安事变反而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据亲赴西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观察：“最初的消息引起全中国的惊惶。如果向来不大有人信任南京政府的话，则这一次的确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近几个月来，甚至那些对蒋介石个人没有好感的人，也主张应促使他抗日。”[23] （P13）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其所撰《西潮》中评论：“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24] （P165-166）
二、张学良的应变策略
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采取“兵谏”办法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此举“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25] （P1055） 之后，张学良相信自己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代表了全国民意，扣蒋之举是为民请命，必定得到各方的同情和响应。他很关注社会舆情，事变发动后，频繁发表宣言、电报、讲话等，这些言论中经常提到“民意”、“公论”、“众论”、“舆情”等词。
12日，张学良在对时局宣言中宣称：“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25] （P1055－1056） 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 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 为民族计, 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 以得觉悟”。[25] （P1056－1059）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 [25] （P1066－1067） 14日晚8时，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讲话，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25] （P1070）
当然，张学良也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而且，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和国民政府军队的咄咄逼人，张学良采取了灵活的应变策略：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一再声明自己动机纯洁，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和争权夺利的野心，目的在于达到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承诺只要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就一定护送他回京。
对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等的批评电，17日，张学良回电表示“介公系国家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25] （P1087） 这是张学良对于国内舆论批评的最初回应。
因16日伦敦《泰晤士报》曾指责西安事变有助于日本，19日，张学良致电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拉塞，诚恳地说：“《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的然而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 [25] （P1092－1093）
针对1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关于国内外舆情的电报，① 19日，张学良回电称：“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25] （P1097） 同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说明事变“纯为爱国家，爱介公……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并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 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25]（P1096） 20日，张、杨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申言：“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同时强硬地指出：如果任何人敢用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25] （P1101－1103） 观此可知，张学良为实现其抗日主张，也不排除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
不过，西安事变后的舆论浪潮确实对张学良造成了极大困扰。资料显示，自21日到25日张学良陪蒋离开西安，他很少对外发表信函和电报。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立场、坚持事件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张对扣留蒋介石的做法，已经感觉方法不当。就在进退两难之际，20日，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抵达西安，为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契机。宋子文与蒋密谈后, 蒋逐渐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允许宋与张、杨商讨解决办法。22日宋美龄亲赴西安，更加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促使政变走上和平解决的轨道。而且，24日蒋介石就西安方面的六项条件作出了口头承诺。
至此，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由于大多数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主张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履行部分条件，张学良于24日下午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申言：“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或者一概反悔重来，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的意见都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26] （P1216） 25日下午，张学良毅然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此举确实有利于消除各方舆论对事变动机的误解和疑虑。
12 月28 日，英国在华的代表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的解决》的社论，认为张学良“由于亲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对他行动的任何判决，他已经表明这次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驱使。”[15]（P215－216） 曾经谴责张学良的胡适，此时愤怒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在北京辅仁大学举办的庆祝会上，他说：“西安事变，虽足使已经提高之中国国际地位骤形低落，然因此事能得到满意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安然返京，国家民族前途实有无限希望。张学良此次举动，大受国人责备，幸能勇于悔祸，其魄力亦相当令人佩服。”[27]
张学良一直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后来送蒋回京，他也坚持：“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25] （P1101－1111） 直到晚年，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1957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称：“过去的事，动机上没有什么过错，我的行动犯了大错误。原因是急躁过火了。”① 的确，张学良提出的抗战主张是代表民意的，是全国一致的要求。扣蒋之举出于爱国动机，虽受到各方指责，但又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尽快领导抗日，满足国人的抗日愿望。
西安事变化险为夷的经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刺激。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对海内外同胞的通电中声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也。”[28] 此后，中国政府对日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中日全面战争在1937年最终爆发。曾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的经济学家何廉认为：“释放委员长有无条件曾经成为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疑案。我虽没有文件可以证明，但我却直觉地感到，自西安事变后，中国对日的态度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西安事变后我们都感到一种对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气氛。”[29] （P89） 曾任驻苏大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亦有同感：“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30] （P208）
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国共战争得到和平解决，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御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国内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正如1937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总结：“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31] （P631－6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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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夏 蓉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2：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文化解读
［摘 要］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张学良政治思想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演变轨迹，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三重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政治思想 文化解读
多年来，学术界对张学良的政治思想阐述得比较多，基本上达成共识，认为张学良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演变过程，但进行系统理论解释的还很少。笔者不揣冒昧，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探寻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动因，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影响是其嬗变的主要动因；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张学良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嬗变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扭转局势而彪炳千古。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由于其父的庇护，不到22岁升至军团长，随父多次参加内战。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暗算致死，激发了张学良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束缚、促成祖国统一的决心。东北易帜后，他通过带兵参加中原大战，加强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从此张与蒋紧紧联系在一起，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张学良的政治思想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忠君思想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张学良忠地实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妥协抗日。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何时在东北寻衅，我方应该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p1192）；“沈阳日军行动，可当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p120）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电令，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知东北军负责长官知照”，“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未经抵抗，便将三十万大军撤进关内，这反映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一致性。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到了上海，他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然后赴欧美考察。1933年底，由于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要进行“剿共”内战，又要镇压福建事变，两面作战，深感力量不足，于是电召张学良回国，委以武昌行营主任的要职，率领东北军进行”剿共“内战。张学良回国后，把他从德、意等国学来的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表现出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1935年9月，东北军向陕西开进，张对全体官兵训话时指出：“必须知道，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前进的道路，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3］（p3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率东北军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二阶段，1935年底，至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时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开始表示出怀疑，进而寻找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张学良试图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消灭了再抗日。但事与愿违，不仅共产党没消灭，反而被捆在内战的战车上，不能自拔，无力调兵抗日，换来的是民族危机的加剧。这使张学良认识到“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最重要的使命”［4］（p163）。张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他说：“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分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政府诸公，在后方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他强烈希望：“领袖蒋公更改我们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1936年初，经与中共秘密谈判，张学良与红军基本上实现了事实上的停战。张在多次劝蒋停战抗日未果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采用极端的兵谏方式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的要求和主张。
二、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多元文化背景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根本动因。
张学良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其当时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心理、政治道德观、政治价值取向等的影响和制约。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政治心理活动作先导,也就不会有政治行为的发生。张学良之所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这两种传统政治心理观念的影响。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1936年秋季以后,他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谏”,申言抗日主张。尤其是蒋到西北的一个月,张学良可谓“用尽心机”,但是,“华山虽然高,无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认为蒋介石“被人包围”,只好对蒋“实行最后的诤谏”,使之“有最大的反省”。所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反复申明: “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这次举动, 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5］
“事君以敬”表现为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愚忠。张说“现在有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有蒋委员长的刻苦奋斗为惟一导师,又有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作我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只要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努力去做,那是决不错的。历史上的现象,常是一治一乱,其所以能由乱而复返于治,完全是有力者领导于上,知识阶级辅佐于其间,民众服从于下,一心一德,共同奋斗,故能拨乱世而反之正。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就是这个意思。”同时,蒋对张的“施恩”,也使张深感“特殊优遇”, “没齿不能忘”,认为与蒋的关系“已超越部属关系”,“情同骨肉”，真是“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张对蒋的崇圣、期待心理。诚如刘建群所分析的:“他拥护中央,赞助统一,对于领袖——蒋委员长存有敬意。颇思以侍奉长辈的心情,追随委员长,努力工作,获得成就。”其后,即使张学良不满蒋之误国政策,接受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这种心态亦依然存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意迅速送蒋回南京,甚至不惜“负荆请罪”。12月23日夜,他对政治秘书应德田说: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亲自送蒋可以“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24日,他在设计委员会上再一次说,西安事变对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到南京的第2天,即12月26日, 张学良致信蒋介石,承认“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于小我,决非所计。”［6］（p390）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直到90年代,年迈的张学良仍称:“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西安事变从发动到结束,张学良等戏剧性的政治行为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无怪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视其为“科立奥那的作风”,实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使然。先是“为民请命”,最后则是“负荆请罪”,把“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亦即“从道”和“从君”统一起来。张学良在解决“从道”与“从君”的矛盾时,没有再走古代忠臣“文死谏,武死战”,目的达不到即死的老路,而是始终把“从道”即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走一条目的达到以后死也无妨的新路这无疑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外因。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射进来的点点亮光所吸引。张学良15岁随父亲移驻省城奉天,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为了学英文,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会。透过基督教青年会,他开始结识了一些当时所谓洋派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同时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也许可以把这解释为张学良从骨子里就有与父亲走相反路线的思想根子。张学良的英语教师普赖德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美国朋友教会的教徒。他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的社会。张学良受他的影响很大,经常参加他所在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在这里,张学良听到了“德育讲演”、“科学讲演”、“辩论讲演”,并参加了诸多的体育竞技比赛,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到青年会之助力”。这一经历使张学良自身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西方文化崇尚“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张学良在其欧美朋友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也笃信和平,懂得容忍,开放胸襟,因此待人也十分忠厚,这与其父马上英雄的那一套待人处世方式截然不同。结果是，他在接受了“忠君”、“孝父”、“忍耐”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团体优先的价值判断和权威崇拜的思维习惯以及他控行为模式的日濡月染时,又表现出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精神,敢与“皇帝”、“父帅”平起平和蔑视权威的西方文化的特点。这表现在一方面张学良忠蒋，但又用兵谏的方式扣押蒋，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政治思想嬗变的外在因素。
（三）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是张学良政治思想嬗变的重要原因。
张学良在“剿共”时期，就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学习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以及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并将这些小册子同《匪情辞通》发到各部队，让官兵加深对中共的了解。现实让张学良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自己收复东北失地的要求是一致的，为后来联共奠定了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局势，及时调整策略，主张建立广泛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抗日的基础上加强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张在《反思录》中说：“此时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战,这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7］（p1195）。加上“剿共”的失利,张开始寻求解决中共问题的新途径,并开始与中共秘密谈判,实现停战,组成西北联合战线，揭开了联共抗日的大序幕。
三、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张学良政治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无论在东北易帜，还是旅欧回国，还是在西安事变时期，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价值取向所在。
（一）东北易帜促成统一。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爱国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8］（p25）。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
（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势下，张学良先后在洛川和延安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议和双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并与中共阐明联蒋的可能性，以后又多次直谏蒋介石，但效果甚微，得到的却是蒋“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的绝望答复。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和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张学良不得不铤而走险向蒋介石施行了兵谏,并宣布,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当蒋介石对谈判协议表示同意接受时,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蒋返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从而使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中华民族开始由内耗走向内聚,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内战走向抗战,并最终取得了中国反侵略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使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的实践再一次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张学良从“拥蒋反共仇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嬗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经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境界的体现。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卓越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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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责任编辑 钟海连
作者：张志新 文 斌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分析论文 篇3：
西安事变后的宋子文与张学良
在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中，并没记录有关释蒋后如何保证张学良、杨虎城人身安全的内容，在这方面，大量有关事变当事人的回忆，都指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当时确就以后张学良、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作出了口头的保证。对此，张学良后来接受日本NHK记者访问时称，并没有这样的保证，因为他本人人身安全这样的大事，仅凭简单的口头承诺是担保不了的。无论事实如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并使其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却一直是宋氏兄妹内心感到欠疚的事。据郭增恺的回忆，在他多次与宋子文会面时，宋子文曾一再地表示：“这是我今生唯一的负债，终归须要偿还的！”而宋美岭在1947年也曾对刚刚探望过张学良的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据说，张学良很能理解宋氏兄妹的诚意与无奈，在长期的幽居岁月里，一直与宋氏兄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友谊。而宋氏兄妹则出于过去的友谊与内心的愧疚，对张学良及其亲属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的照顾。这一点，不但见诸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更印证于各种文献。据介绍，在已公布的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毅荻书斋”的张学良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有关宋美龄向张赠送礼物及照顾其生活等方面的细节，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与张学良有关的部分文献。
关怀张学良全家之续闻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与张学良的交往主要通过军统局头子戴笠来进行的。保存在宋子文档案中的大量往来文电中，其中绝大部分为正式公文，但也有相当部分属私人性质的文电，除宋氏家族间的往来，宋子文引为心腹知己的人并不很多，这其中有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中国银行的贝祖诒，再有就是军统局的戴笠。而在与戴笠为数不少的来往文电中，关于张学良内容的文电则占了相当的分量，可见在宋子文的心目中，张学良的问题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分与张学良有关的文电中，有些是宋子文经戴笠转给张学良的，有些则是直接发给戴笠的指示及戴的回复，内容主要是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及通报与照料其亲属的有关信息。90年代初，杨天石先生在访问胡佛研究所时，在当时已经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曾遴选出一批宋子文与戴笠有关张学良内容的往来文电，著文《关怀张学良全家》予以公布，并收录在其大作《海外访史录》中。在新近全部开放的宋子文档案中，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电，下面谨加介绍，聊作补充。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的最初岁月，虽历经辗转流离及失去自由之苦，但由于身边有发妻于凤至的陪伴，倒也相安无事。1940年初，于凤至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张学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在张学良的反复要求下，蒋介石最后同意于凤至赴美就医。于凤至来到美国后，得到了当时正在美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寻求军援的宋子文的照顾。这期间，除了在安排就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外，宋子文还经常通过戴笠将于夫人的诊治情况随时通知张学良。10月10日，宋子文致电张学良：
子安弟译交雨农兄转汉卿兄鉴：伊雅格陪尊夫人来华盛顿，马丁、雷孟仍在英。已屡次嘱其来美或赴爱尔兰，宝林在德，已嘱来美或赴瑞典，宝贝安好。
伊雅格为张学良的英籍管家，在于凤至赴美治病期间一直陪侍在其身边。马丁、雷蒙、宝林分指于凤至所生的三个子女张闾珣、张闾玕、张闾瑛，当时正在欧洲留学，欧战爆发后，在宋子文以及张学良的其他好友的安排下，最后转往美国就读。宝贝指张学良与赵一荻所生之子张闾琳。于凤至离开张学良后，赵一荻从香港来到张学良身边，将年仅9岁的张闾琳送美托付给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11月13日，宋子文再致电张学良，通报于夫人的信息：
戴雨农兄转汉卿兄鉴：尊夫人患胸癌，弟等屡次坚劝及早开刀治疗，惟渠意须待令郎月底由英来美后再行割治，特闻。
为支付于凤至赴美治病及生活费用，张学良动用了其早年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并开出支票，托宋子文兑付。8月8日，宋子文致电戴笠，将此事办理情况转告张学良：
汉兄托事，发生轇轕，经弟证明，或可办通。
大概由于时间久远，张学良开出支票的笔迹与银行留底不太相符，电中所说“发生轇轕”，就是指此事。
8月13日，宋子文续电戴笠：
汉事已办妥，如不需急用，为长久计，拟交旧金山广东银行保管如何。
旧金山广东银行为宋氏家族掌控的私人股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曾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将张学良在美存款转至自家银行，对张学良的照料，可以称得上是考虑至周了。
张学良的这笔钱是由宋子文个人担保取出的，但有些手续仍需要张学良补办，于是，8月21日，宋子文又自纽约致电戴笠：
保证汉兄支票时，弟允于两个月内将汉兄亲笔函交银行，以证明支票即其本人所签，汉兄英文久已疏忽，与原来笔迹不甚符合，请其用中文函证明，该函请妥封交淞孙寄弟为盼。
不但在美国直接帮忙照料张学良的眷属，在国内，只要能帮上忙的，宋子文也很愿出手相助，就连赵四小姐兑换钱币这样的小事，宋子文也要过问。在宋子文档案里，有一封7月5日宋子文通过戴笠转给中国银行渝行经理徐广迟的电报：
广迟兄，赵四小姐有港币五千，托刘乙光向贵阳中国银行掉换法币，请饬照办。
1941年夏，张学良患盲肠炎，由于未及时医治，转为腹膜炎。宋子文得知消息，非常关注，不但多次致电张学良进行慰问，并要求戴笠严密关注，且要求他“逐日电示病情”，因此这一时期宋子文与戴笠间就张学良的病情电文往来频繁，对此，杨天石先生在其文章中已经披露了一些电文，下面再补充几封：
1941年7月12日，戴笠致电宋子文：
宋部长：昨晚抵贵阳，汉卿因盲肠炎溃烂，变腹膜炎，昨在中央医院割治，经过良好，精神亦佳。笠叩。
1941年8月2日，戴笠再致宋子文：
删（十五）、马（廿一）电均奉悉。汉卿先生病渐愈，日内可出院。晚因坐车缺乏，前电请公代购黑色拉萨尔轿车或别克轿车一辆，请选呢制车垫，再配零件及备胎两副，并乞于最近运仰陈质平收，计价若干，乞代付，当即划奉。
张学良的病经过两次手术才痊愈，二次手术期间，宋子文曾多次电询手术情况，而戴笠也不敢怠慢，随时向宋子文通报进展，8月19日，戴笠又一次回复宋的电询：
宋部长赐鉴：咸电奉悉，已将学铭兄来电转汉卿先生矣。汉卿先生之病，经二次动用手术后，现浓已肃清，月内可出院，乞释念。晚笠叩。
致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
在宋子文档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宋子文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函的底稿，现照录如下：
汉卿兄：如握！违别多时，望云增念。闻自从到台后，起居佳胜，深慰驰怀。兹值柳忱兄来台，特托带奉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致兄函一件，及附件四份，敬祈参阅。弟于二月底辞准院务，暂住沪滨。两年以来，愧乏贡献，而心力交瘁，亟须摄养，得遂初愿，颇慰私衷。知兄爱我，特以奉闻，屡从在美友人处询悉，许太夫人及尊夫人以次均甚安好，尚希纾念为祷。手此。敬颂曼福！弟宋子文亲签。
原信没有日期，从内容推断，这封信应写于1947年3月莫德惠赴台北探视张学良前夕。信中所提“柳忱兄”即为莫德惠，字柳忱，原东北元老，张作霖时期曾担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代理省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深受张氏父子器重，张学良更奉之为长辈。莫氏也是自张学良遭囚禁后，原东北旧属唯一获得蒋介石同意，能够多次有机会探视张学良的人。1947年3月，经蒋介石的批准，莫德惠远赴台湾，第三次探望此时已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关于此次探视经过的许多细节，已见诸众多有关研究著述，但其中宋子文托莫氏捎信问候一事则鲜为人知。
在莫德惠赴台前后，正值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低潮期，由于在开放外汇与抛售黄金上举措失当，导致当时国内物价飞涨、经济衰退，身为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倍受各方指责，被迫于1947年2月底辞去院务，黯然下台。在这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宋子文向张学良通报了近期个人的遭遇。除顺致问候与通达讯息外，宋子文还给张学良带来一份见面礼，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一封致张学良的信函和附属的财产清单。三畲堂为张作霖的堂号。奉系军阀时代，张氏家族曾在东北兴办实业，开办了众多以油房、典当、粮栈为主的经营性企业和商号，并置办了大量的房产。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这些实业，多以“三畲”为号。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家业全部落入敌手。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清理其家族在东北的财产，获蒋同意，在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的大力协助下，特成立由彭贤、鲁穆庭等原东北旧部组成的“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接收原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资产。但这些清理出的资产，对于深陷离岛囹圄、难复自由的张学良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信中所提许太夫人系张作霖的四姨太，亦即张学良的四姨娘许澍阳，当时正在美国与女儿张怀瞳一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思乡心切的许太夫人返回祖国，与已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次子张学思团聚。信中所提尊夫人即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自1940年离开张学良赴美治病后，于凤至留在了美国，与张学良从此天各一方，终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
此外，宋子文还亲自安排支付了莫德惠赴台的川资，关于这点，可从笔者在宋档中发现的宋子文托莫德惠稍带的另一封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静波我兄勋鉴：莫柳忱先生来台，请兄饬台湾银行替行拨借台币二十万元，交柳忱先生收用，此款由弟在沪归还台湾银行，尚希赐洽办理为荷，端此，敬颂勋绥！弟宋子文亲签。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张学良上，宋子文的用情之深。
接待东北军旧部
自张学良遭蒋囚禁，原东北军旧部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四处奔走相救，而宋子文对蒋介石撕毁诺言长期拘押张学良的不满，及对张学良不幸境遇的同情与关怀，既在当时也已广为人知。据文献记载，自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部属曾数次求见宋子文，或托其向张学良转达问候，或托其向上达释放张学良的请求。对此，宋子文每每均乐于接见。在宋子文档案中，也保留了几封原张学良旧部托其代转或致其本人的信电。
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曾掀起过一个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高潮，原东北军旧属卢广绩给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函，强烈呼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兹将全文点校照录如下：
文公院长赐鉴：公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复代表国家，签订中苏友好卅年条约，为国宣勤，席不暇暖。其为国家争光荣，并造福于我中华民族后代子孙者，其不朽之勋绩，实非如绩之拙劣所能颂扬于万一。闻不久将载誉言旋，谨肃笺向我公致敬。
绩为张汉卿先生之旧僚，廿一年长城抗战，曾见公于北平，廿二、三年同朱子桥将军及杜重远先生先后见公于沪寓，廿五年复见于西安，惜均以事匆忙，未获单独聆教，公或忘记矣。
为张汉卿先生的事，在廿六年曾有一些东北朋友，晋谒我公，绩虽未参加，但深知我公之关切汉卿先生，或比吾辈僚友尤甚，惟时机未到，如有所陈请，不但无益，反足以引起不良后果。此点凡在同汉卿先生有关之僚友，无不共谅。盖以我公相随领袖蒋公最久，当深识其治事遇人之作风，并亦深信领袖对汉卿先生这样管制，实为出于真诚爱护，并无恶意，冀其学养兼到，再为国家效命。以故八载以还，不敢妄有所渎陈。
兹者敌寇投降，国家再造，为百年以来所未有，盼今后国家一切施设，均能除旧布新，渐循民主国家之正规。即对领袖之辅导与拥护，亦以能“博大宽宏”，不采过去狭隘作风，俾更成就其伟大。汉卿先生过去一切，及其同蒋公之关系，俱在我公洞鉴中。绩数年前在西北曾为胡宗南写过一次信，就绩所仅知之一些，择抄一节，随函奉呈，藉作参考，在此恕不多赘。惟在绩个人，觉得在今日而还谈“汉卿先生恢复自由”这样小事，似乎或者有人以为不识大体，或太感情。惟在绩所理解，如不能在此时，将此小的事情，立刻解决，则东北数千万父老，同汉卿先生之一些关内外旧属，必为之惶惑不置。借端造乱宿意挑拨者，必以此为口实，甚者浅识之小人，愚昧之百姓，或惑疑到领袖蒋公之不伟大者。绩总觉得在今日局势之下，对于张汉卿先生之出处问题，不应再往下拖延。时乎不再，“今其时头”。并绩觉得今日如令其出来，则对于领袖所倡导之“统一团结”、“军队国家化”、“军队缩编”等等，相信均能有些臂助。只对于国家及领袖有益，而绝无损。盖汉卿先生已失掉其过去在军事及政治之地位，现在不过是国家一个“公民”而已，又何必把他估计过高，而有所疑虑。以今日国际局势，与将来中国绝对走向民主政治，而落伍之军人，亦不会再作“拥兵割据”之迷梦。以汉卿过去爱国家爱领袖之精神，及对今日国内外局势之洞明，必不会亦不许再作其他“自掘坟墓”之妄举。惟若对此小事，永悬而不决，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则在今日举国方向建国之路迈进，殊不智慧，亦殊不值得也。
我公老成谋国，知几识微，当不以绩为危言，耸动听闻也。至盼能相机进言，有所主持，或会庸公同蒋夫人一同晋谏，早日恢复汉卿先生之自由，则感戴我公者，当不只汉卿先生个人及其家族，即其友好部下，亦当永矢弗湲。成领袖之伟大，消灾患于无形，私情公谊，责无旁贷。
以上所陈，敢信可以代表许多汉卿先生之旧僚，而又竭诚拥护领袖蒋公之千万东北人士之公言，非出于一人之私感与私言。尚希垂鉴，无任企盼。敬颂崇安。卢广绩奉上。九月十一日。附抄给宗南先生函一段，尤盼得便能呈蒋夫人一阅，如何？希钧裁。
卢广绩的这封亲笔信只有日期，没有年份，从信中所述内容看，应为1945年宋子文结束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后，赴美访问回国的前夕。
卢广绩，号乃翁，1894年出生，辽宁海城人。曾任奉天总商会会长，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西安事变期间，卢广绩、高崇民等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曾拟出八项主张的通电稿。西安事变后，卢广绩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并多方活动，营救张学良。全国解放后，历任沈阳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委员。
卢广绩的这封信饱蘸浓情，充分表达了原东北军部属对张学良将军境遇的关切与思念，信中所提卢广绩写给胡宗南的那封信，也保存在宋氏档案中，兹点校照录如下：
关于汉卿先生事：
弟常以为论事论人，当就其整个，不当仅观其一节，当纯以理智，不当徒用感情。若以汉卿先生劫持统帅，破坏纪纲一事论，虽置诸重典，亦不为过。弟虽为部下，亦不能稍为曲护与剖辩。但若能从民国十七年易帜起，将中间经过几件大事，以及汉卿先生对于党国暨领袖效忠事实及言论，并亲送领袖回京待罪，种种经过，弟愿就所知，撮成梗概。
当民国十七年六月，张雨亭被日本炸死于皇姑屯，不久日政府即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假吊孝为名，前来沈阳，阴实迫胁汉卿先生，脱离中央而独立。盖日本对华一贯政策，即为“破坏统一助长内乱”，决不许汉卿先生同中央接近也。而在当时之雨亭公旧僚部下，多半顽固自私，别有企图，且具有一种潜在势力，杨宇霆尤为反对易帜最力之一人，真所谓“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假如汉卿先生意志稍不坚定，或稍存一丝私心，必无十七年十二月易帜之事。能这样排除一切困难，毅然表示拥护国家统一，非有大魄力者实不能办。
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之起也，汪、阎、冯开扩大会议于北平。汉卿先生以地位、关系，实有举足轻重之势。自然当时有张岳军、吴铁城之在东北运用，自然中央给以协饷，给以华北利益，然当时汉卿先生最大意念，还是拥护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蒋公。
民国廿年九一八惨变发生，举国若狂。当时汉卿先生，受全国唾骂，几不能自存。我领袖不为浮议所动，任信如初，同时并代分谤，不以责任完全加诸地方当局。
廿二年长城战败，领袖感于汉卿先生身体大坏，不克负荷重寄也，令其出国修养。汉卿先生不惟毅然听命，同时于临行之前夕，召集部下多人训话。弟当记得，有几句极重恳的话，便是“谁真爱护我者，我以为是蒋先生，请问以我这样身体，还能活上一两年吗？更谈不到其它，算了吧”。当时大家均为之语塞。
廿三年归国后，身体恢复健康，完全十年前景象，故其精神磅礴，而领袖之依任也如初。当记得其时，常对弟等谈，“中华民族之能否复兴，日本帝国之能否打倒，全在蒋公身上。过去之阎、汪、冯、胡之不能同蒋公始终如一者，过不尽在蒋公身上。至于我同蒋公则不同，譬如一个女子，爱上一个男人，无论哪位男人对他如何，则不管，但我则以身许他，为他死，为他牺牲，皆在我意料，我毫无尤怨。假如因为我这真纯的爱，而感动他，这是我意外收获”。话虽说得不恭一点，但其真情挚意，确可表示也。又谓一个人，总是应当讲气骨节操的，一个女人，尤讲从一而终，何况一个男子，哪能随便翻云覆雨，朝秦暮楚。
迄廿四年来，西北剿共，因屡次丧师关系，并共党方策之改变，在汉卿先生思想上，不免稍有改变，然对于领袖之竭诚拥护，与相信领袖将来一定抗日，则无间畴昔也。惜此矛盾心情，无缘上达，而推波助浪者尤太多，致隔阂日甚。然当事变前，领袖王曲训话后，汉卿先生对于部下，犹有一篇恳挚之训示，即谓：（一）要明白我们是最应抗日者，我们应该站在抗日先锋。（二）要抗日非先说服蒋先生不可，因为蒋先生是真正抗日者，也只有蒋先生来领导，才能抗日。（三）敌人所愿意者，我们决不做。敌人愿意我们内乱，故我们决不做内乱之发动者，并尽力想法结束剿共。其言论之表现，未见有丝毫对领袖有不敬之意，真未想到有那样意外事变发生。从事变之责任讲，不惟汉卿先生不可恕，即弟等为其部下者，亦同有罪。然犹有可原者，动机确属无他。结果尚未闹成大乱，并躬送领袖待罪都门。这种“改过不吝”，“不远而复”，求诸史乘，很少先例。宜乎蒋夫人谓有“民国以来，疆吏抗命，而能束身为罪者，汉卿先生实为第一人”。
当记得在事变期间，汉卿先生公开发表送领袖返京也，当时因畏惧祸及，多不同意。汉卿先生当时以极激昂沉痛之态度，说了以下几句话：“诸位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先生留此，为的是要助他停止剿共，亦即停止内乱。假如不早送蒋先生返京，中国是不是更有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实在是国家天下万世不赦的罪人，我决不干，我一定自杀。”此一些话说过，大家均无言。同时复就国内当时情势分析，均是各有各的打算。蒋夫人不曾函劝蒋先生，盼息怒，同汉卿倾诚相谈。须知南京方面，戏法之中还有戏法，正在演变也。“诸位要知道坚苦卓绝，朝夕为党国服务，将来一定能率领我们抗日者，实非蒋先生莫属。”议始决。而汉卿先生躬自送往，则固无任何人知者。
综上所述，则十年以来，领袖之爱护汉卿，同汉卿之效忠领袖，始终不渝，虽有此一段不幸事变，但因此更显示领袖之伟大，与汉卿先生之真纯，而反对汉卿先生者，便遗其大而拾其细，以为媒孽之资。果真爱领袖者，当不如是，甚且有谓宁使国家灭亡，亦不使封建余孽存在，这种负气态度，恐非谋国老成者，所应出诸口。在弟愚见，封建势力必崩溃，不打自倒（详容日再谈），似不用赌国以殉。而汉卿先生之为人，似尤不能以一般封建领袖来看，想亦为兄所同意，至其将来出处，一听领袖之命，假如有助于领袖，有利于抗战，在弟来看，尤宜早不宜迟。弟等是深信领袖的，尤更深信我兄。将来汉卿先生前途如何，能否允其再有报效领袖机会，固在我领袖本身，而在弟尤更期待我兄同蒋夫人、子文先生、雨农先生诸位也。未尽之意，容后再说。
卢广绩这封写给胡宗南的信没有日期，卢在信中表述了从1928年东北易帜来近十年间张学良的事迹，由此看这封信大概写于1937或1938年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封信可以称得上记录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行比较早的一篇当事者的回忆了。观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言行，可以看出，即便是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其对蒋的愚忠，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也可能就是导致张学良最终深陷囹圄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是宋子文等的殷殷关怀，亦还是卢广绩等人的奔走呼号，都未能改变张学良半个多世纪遭囚禁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不但是张学良个人命运本身，亦是我们近代中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宋子文，虽然还能与同处美国的张夫人于凤至继续保持交往，但自顾不暇的他，已经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张学良，去还他的这个“今生的唯一负债”了。而卢广绩则继续惦念着他的张少帅，直到1990年，在张学良90寿辰之际，卢广绩再次执笔，托台湾的《中国时报》，为张学良捎去家乡的祝福与思念，同年10月，卢广绩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这封信也成为自大陆解放以来所收到的有张学良亲笔签名的第一封来信。1993年，卢广绩百年仙逝，张学良特地嘱献花圈，挽联书云：“痛失乡泽”。虽然卢广绩终生未能与他敬爱与思念的张少帅重逢，但张学良的这番对乡梓的沉念之情，也算得上是对卢广绩在天之灵的一大慰泽了。
作者：张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