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精选7篇）

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第1篇

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我是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当时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川端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叙使我着迷，那个时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变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写出了像《星星》这类作品。这类作品发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学杂志上，我一直认为这一阶段是我阅读和写作的自我训练期，这些作品我一直没有收入到自己的集子中去。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去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叙述上的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尝尽了甜头，因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丰厚的关键。但是川端的影响也给我带来了麻烦，这十分内心化的写作，使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闭塞。这时候，也就是1986年，我读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够极为严谨的作家，而在叙述上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与川端不一样，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写作的方式。这一阶段我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一系列作品，在当时，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新的文学形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先锋文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我在中国被一些看法认为是学习西方文学的先锋派作家，而当我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时，他们的反应却是我与文学流派无关。所以，我想谈谈先锋文学。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在1989年，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题目来自于毕加索的一句话：“艺术家应该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为了表达我心目中的真实，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现在，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我不认为是一场革命，它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写作出现了变化，从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它们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关这样的变化，批评家们已经议论得很多了，但是都和我的写作无关。应该说是叙述指引我写下了这样的作品，我写着写着突然发现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令我惊喜的发现，而且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市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发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的更加确切和美妙。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就像我喜欢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样，我仍然喜欢自己在八十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因为它们对于我是同样的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将不断地写下去，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会更有意义，我所说的意义是写出拥有灵魂和希望的作品。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日

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第2篇

董菁露

往事匆匆，开始写作文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感触，只是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每次写作文时都要构思半天。并非所有的作文都发自肺腑，有些只是拿来应付，而有些也不过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当然，还剩一些在触动着敏感的神经。

小时候最先开始写的作文应该是看图说话，或许是想象力不够，记得那时绞尽脑汁都编不出几句话。之后，慢慢地写起了记叙文，那样的平淡，总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毕竟不是每天的生活都会充满乐趣，生活也一如它的平淡无奇。那时最头疼的作业不是数学，而是写作。双休日的作业，我总要拖到最后才会去做它。

到了初中，记叙文依然占据着作文类的主体地位，我依旧还是那样冷落它。与它相比，我更喜欢议论文，固定的模式，有话可写。中考前拼命训练的文体，在我看到中考作文题的一刹那崩盘，我迷茫了，看着整整一页的空白却无动于衷。我知道我在考试，时间不容许我想太多，那匆匆落笔的苍白文字，斑驳了我的记忆。其实那时我最爱写题记，那样的优美，甚至有些梦幻。

之后，写作文不再是那样频繁，只是偶尔需要写写周记或是练练笔，一切都为了高考。看着眼前一篇篇美文，渐渐明白了抒情时要先描写周围的环境来烘托氛围;写事时要学会以小见大，从细节出发;不要泛泛而谈，净说些空洞的话;要背些诗句来提升文章的文学气息等。有些语句辞藻虽华丽，但却容易腻，我还是喜欢那种透着淡淡优雅气息的语句。因为当你把感情融入文章时，再平淡的文字也能触动心弦，而作文就贵在真实。虚假的.东西，纵使被幻化了多少遍，增添了多少色彩，你依旧触不到它的真，就像梦，再美丽也不过是云烟。

人家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真实，而我拥有一个真实却描不出它的样子，是的，这大概就是技能不够的原因吧!

然而，看过太多的文学小说，依旧最爱的是那《红楼梦》，盛极一时，也终究只是梦，尘世间的大喜大悲，超脱了便能看清一切。当看到黛玉的死和宝钗的婚成为那个反差极大的画面时，眼泪竟也不知觉地落下来。有感而发，写读后感也就不那么难了。

写作有时也不只是为了写作，阴郁的天气适合沉淀心情，抒发完内心的压抑，总会感觉好很多。是否我已过了青春年少，竟然喜欢回忆，回忆过往的点滴，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少了当初的那份心情。伤春、伤一切的物是人非，只是伤，却无能为力。

又是一年春来到，愿陪你坐等花开，笑看花开花落，希望我的文字不再只是晕染了那些伤感。是的，青春应该有着它独有的朝气。

论童年经历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3篇

一、弱者胜利意识的不自觉暗示

余华的童年是胆小而又孤独的。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说到:“在幼儿园, 我也是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哥哥经常玩忽职守, 会突然忘记我, 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 那时我就会在原地等着他。”犯错时余华首选的方式是逃跑, 然而胆小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绝对软弱, 根据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都有“本我、自我、超我”三重性, 潜意识的本我与现实的自我常常是相悖的。余华在和哥哥闹矛盾时不是哥哥的对手, 他便在哭泣中等待父母回来, 再目睹父母惩罚哥哥, 以达到内心的某种平衡实现另一角度的胜利。更有一次胆小的余华竟用球拍追打哥哥, 把哥哥着实吓了一跳。可见余华的内心是有一种不动声色却威力十足的反抗意识的, 在他以后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一种不自觉的弱者胜利的暗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为了寻求性格上的自我平衡, 胆小的人内心往往更加渴望强大和胜利。

最具代表的是《朋友》, 昆山是一个“连婴儿都知道这两个字所发出的声音和害怕紧密相连”。然而看似瘦弱的石刚却用一条湿毛巾打败了威猛的昆山手里的菜刀, 给人一种以弱胜强的人生快意, 展示出一个外表弱小的人内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我想这也折射出余华内心深处渴望强大的人生理想。《我胆小如鼠》中饱受嘲讽和欺辱的不同翻版的胆小的杨高, 竟然拿着菜刀要劈打过自己的吕前进, 可见在主人公内心隐藏着的暴力反抗的“本我”。《为什么没有音乐》中的马儿用一种斯文的质问方式去反抗妻子的背叛, 他不敢与郭滨斗争也不敢和妻子争吵, 只用一句“你为什么要说我一动不动?”就让吕瑗无言以对。这些都流露着一种弱者胜利的快感, 正是童年胆小的生活体验对余华产生影响的一种折射和缩影。

二、冰冷叙述影射的医院环境

余华的作品常出现“菜刀、血肉、杀人、暴力”等充满暴力色彩的字眼, 在描述生离死和、残忍暴虐时流露着“零感情”的态度。如《现实一种》中对连环亲杀的描写:四岁的皮皮失手摔死了堂弟却“享受着那爆破的哭声”, 没有声音后他“感到轻松自在”, 由之引发的一连串凶杀更让人毛骨悚然。《古典爱情》中对出售菜人的描写:“一个伙计提着一把溅满血的斧子, 另一个伙计倒提着一条人腿, 人腿还在滴血。”血淋淋的文字深刻震击着人心, 而作者的态度却是冷漠的。《活着》中福贵的一生遭遇了无数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他目睹着身边亲人的相继离去, 只剩下年老的自己和一头老黄牛却还能平静的面对生活。

余华冷静客观地将苦难、死亡、鲜血、暴力一一呈现给读者, 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最阴暗的一面, 这也是与他童年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余华曾在医院太平间对面的职工宿舍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整天面对冰冷的器材、沾满鲜血的手术服, 目睹人的生与死。逐渐接受和习惯后, 他非但没有恐惧还把太平间当做一个避暑佳地:“我搬一把小板凳坐在门口, 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遗憾的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正是这种从小见惯死亡的特殊经历使余华在以后的叙述中都能保持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这种体验在不自觉中占据着他的记忆, 作品流露的冰冷、暴力的审美倾向也就成为一种自然反应, 叙写起来得心应手。

三、扭曲人性流露的文革记忆

余华从童年向青年成长的过程正逢十年文革。在这场浩劫中一切都是颠倒无序的, 一切价值观都被摧毁, 从外在的社会环境到内在的血缘亲情, 所有正常的人性温暖都已经消失殆尽, 只剩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热情和无休无止的捕风捉影。余华说:“在大字报的时代, 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 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 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 在大街上, 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 我开始喜欢文学了。”这种奇特的阅读体验深深影响着余华创作的语言和思想, 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 启发他的想象力。

余华善于揭露虚伪扭曲的丑陋人性。《在桥上》刻画了一个自私无情的丈夫形象, 丈夫因担心妻子怀孕而烦躁不安, 一无所知的妻子还以为他只是关心自己, 然而最终确信妻子没有怀孕后丈夫提出离婚就迅速逃开了。《炎热的夏天》也把两情之间的爱情写的虚伪又肮脏, 犀利展现男人的轻浮女人的虚荣:女人把男友看作“赞助商”, 是在你想看电影时为你买票、出去游玩时包你吃住的人, 而男人会同时对多个女人耍手段。人性丑陋的一面在这些作品中被集中放大。《一九八六》中有自虐倾向的历史老师直接展现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 成为一个疯子状态的非正常人。《偶然事件》《战栗》《现实一种》等作品中刻画的人与人之间冷漠虚伪的脆弱关系, 都折射着文革中无序的成长, 带给余华对世界和人性所持有的丑陋判断。

一个人的童年, 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关系的基础。作家幼年时代生活过的地域文化风情、民间的语言和形象, 很多情况下是脱离不了的, 即使他们后来在其他地方生活和写作, 那些故乡的印记依旧能够在作品中找到影子。通过以上分析来看, 余华的童年经历对其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水乡、医院、文革”这些独特的成长经历是他创作思想和审美倾向中的养料和源泉。

摘要：作为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阅历, 童年经历对对作家的审美追求、创作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热衷于揭露与刻画暴力、苦难的主题和扭曲、虚伪的人性, 结合他特殊的成长历程可以窥见其创作思想和审美倾向背后的深层创作动因。

关键词：童年经历,余华,深层创作动因

参考文献

[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

[2]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

[5]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6]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

[7]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

[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我的经历我的路 第4篇

赵忠祥，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在近48年的工作中，赵忠祥播报过国内外重大新闻。曾先后主持过15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和国庆45周年、50周年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等大型晚会。在专题类节目中，尤以《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为经典代表。

在赵忠祥的记忆里，往事还历历在目。本文就再次展现他的记忆，去重温往日的几段岁月。

回忆中的我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风雨，也感受过大体相同的欢乐，有着执著的追求。也遭受过各不相同的磨难。喜悦、忧愁、悔恨都曾围绕过我。

1985年，是我事业上的一个转折，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开头的，3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电视观众运用发言权，投票选出最佳播音员》。文中说：“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今天在上海揭晓，有五位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获奖。”我荣登榜首。

1985年3月23日晚，上海电视台播送室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员授奖大会正在进行。记得领奖时，我手捧红色绒面的荣誉证书和一束艳丽的鲜花。面对摄像机由衷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这完全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这样的奖励，……我会把这次奖励当成一种动力，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大家服务。”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上海国际饭店时，没想到被等候在门口的群众团团围住，多亏服务员帮忙，我们才挤出一条略，上了汽车。车开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人们还没离散。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这次评奖规模不大，仅在《大众电视》的十几万读者中进行，但这确实是一次观众发自内心的选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验证了我在观众中的影响，我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能取得这样的荣誉，我是做了巨大的努力的。

当我手捧奖状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1985年初，正值我的新闻业务处于成熟阶段。就突然转型做专职主持了。

1986年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提出让我担任主持人。那时，我要照看病中的母亲。又要参加函授考试，还要排练，很紧张。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节晚会中出现。我知道这是对我亲爱母亲的最大安慰，也是对关心我的一大批亲爱的观众的告慰。

1985年岁末。母亲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亲能熬过春节，一定要熬过春节。一天中午，当电话通知我快去医院时，心中一阵紧缩。虽然医院没对我报过母亲病危。但我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我飞奔至医院，母亲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拦住了车子。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母亲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声痛哭，而我却欲哭无泪，只记得负责这个病区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说：“不要太难过。”

在医院太平间昏黄的灯光下，我打开自己的化妆盒。亲自为母亲化妆。我是遗腹子，在人!生冷落、世态炎凉的境遇里，母亲劳累一生抚养我长大成人。工作二十多年来，母亲关注着我的曲折沉浮，我深知这个世界上唯一最关心我和最袒护我的就是我的母亲。当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能使母亲安度晚年时，母亲却溘然长逝了。她老人家憔悴的面孔呈现在我面前。我跪在她身旁。泪水滴在母亲的身上。我知道母亲期待我的是什么。我是她生命的延续，我要为母亲争光。

离春节晚会还有二十来天，按说我可以请假料理后事，平静情绪。古人守孝三年，我岂能不懂其中的道理。可是，母亲生前从不让我为家事耽误公事，我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满意。

令我感动的是其他几位晚会主持人都来真切地安慰我，姜昆、王刚、刘晓庆、方舒、顾永菲。我默然良久，我明白此刻只能调动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观众朋友，为了多给人间增添一分欢乐，减少一点悲凉。

人很难达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何况我是一个内心并不坚强的人。1985年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千难万难也要把握机遇。把所有节目做到极致与完善。

我只是一介书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更好地为电视事业奉献我微薄的力量，此生不渝。这是我少年时萌生的愿望。那时，我18岁。

1960年4月22日晚7点。像往常一样，北京地区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沈力端庄大方的形象，她微笑着向观众问好。忽然，屏幕上一阵杂波，随着画面的闪动，一个观众未曾见过的小伙子出现在屏幕上，正当他要说些什么时。图像又消失了。这个临时差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那时，全北京市仅有几千台黑白电视机。但是。那10秒钟的亮相却永远留在那个小伙子的记忆里，因为那个小伙子就是我。这是在切换出错，我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首次亮相。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总觉得有人在注视我。几位中年女同志在私下议论：“好像是他。”“没错。是他。”一位老大姐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到她们的餐桌旁边。她问：“昨天电视里那个小伙子是你吧?!”我茫然地点点头。“怎么回事?”随着话音，几双眼睛逼得我无地自容，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解释说：“阿姨，是这么回事，昨天第一次在新台播音，由沈老师播新闻，我在四楼准备，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间突然把我播了出去。我是新来的，不是我的错儿。其实，领导还夸了我，说我没慌神儿，没出洋相。”一位年轻女同志仍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我，还是那位老大姐打了圆场：“让他买饭去吧。小伙子好好干。”

那时，正当新旧台址转换。出个小纰漏是常有的事，就是不搬家。哪天也能挑出小毛病。当年的老台就坐落在广播大楼的东南角，一批老电视工作者在这里工作了30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它。

自从那天我首次亮相，台里几位领导叮嘱我，他们说，以后只要在镜头前准备就一定要保持播出时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亮出去了。老领导孟启予对我说：“原来请过几位剧团的演员报幕，挺漂亮的姑娘词儿一错，就吐吐舌头或出个怪相。播出是个严肃的事情，这样有失‘尊严’的事，怎么能不让人恼火。可当时只有沈力一个播音员，她忙不过来。哪有现成的呢?”

一些老同志告诉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电视台视察时。对电视台的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当了解到电视台缺少播音员的情况时，曾指示广播局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学生中去挑选。周总理还曾指着沈力对大家说：“她是在幕前工作的。你们是无名英雄。”

我的写作经历回顾作文 第5篇

那是一颗称不上美的树，或许是因为经历过多场肆虐的台风，它的枝干弯曲，疤痕密布，上面还有些人为的刻痕。稀疏的树枝迂回生长，也有了能与二楼的爬山虎比肩的高度，叶子很少，即使有也是发黄发暗的居多，如果比作人，那定是又高又瘦，营养不良了。初一时初见，因它的丑态而撅嘴，将它划为校园的异类，却不想在下一个春天，竟能开出如此清丽的玉兰，带来一室的芬芳。

玉兰树下有组石桌凳，我猜是最便宜的布景，摇摇晃晃，一看便是没有什么承重能力。但还是喜欢坐在上面，和好友一起谈谈心，写写字，享受这不易的宁静。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文里都会出现玉兰，美丽安静的，凋零孤寂的，娇小可人的，多多少少不下十篇，起初的用意无非是信手拈来，图个简单方便，但是渐渐地，每次看每次闻，落笔时又有了新的体会。

这次的主角依旧是她。起风时候草地上总会散落几朵，幸运的机会不多却偶尔也能拾到完整的一朵。习惯了远观，这样拾起放在手中也饶有韵味。四片乳白花瓣贴合在一起，透出一丝丝不规则的卡其色，在阳光的阴影下若隐若现。沿着花瓣间隙向内张望，是鹅黄色的花蕊，像一个迷你的松果坠在那里，惹人怜爱。看过玉兰的人虽多，但细看过里面的花心的人大概也只有寥寥吧。我笑了笑便在试卷上起笔。

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那次好像是最后一次大片段去描写玉兰花了，写物的机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少，更擅长的文体偏向于散文和议论。但玉兰不过是从实物转变成意象，依旧绽放在我的文字里。生活中的细心发现，真切体会对于有心人总是不会少，小到一则消息，大到一场变故，写入稿纸中，都是同样的墨香浓郁。时间，经历是正是最好的素材，小时候的童稚，年少时的不羁，如今的淡然，记录下，难忘记，丰润了笔尖的触感，沉淀了万千的思绪。好或不好，都见证了这一路的成长。

回望过去，写作似乎无处不在，考试，作业，比赛亦或者是随性而发，如果都印成白纸黑字，想必也是厚厚一摞。刚上高中的时候写的最多的是随笔，记记事，记记情，一字一句，发掘出惊鸿一瞥不能探到的秘密。我最喜欢那段时间的习作，即使不完美，也看得出真心实意。再后来，便没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耐性去细心观察这生活的细碎，慢慢品味。浮躁占据了心，写作也只是旧事重提，了无新意。

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第6篇

庄河第一初级中学

孙嫱

一、教学目标

1、了解考场作文的评分标准

2、让学生大致明确如何写好一篇考场记叙文。（重点和难点）

3、鉴赏范文，学习记叙文的基本规律（重点）

4、点燃学生写作的热情，培养学生“我以我手写我心”的信心

二、教学过程

（一）出示目标，导入课堂

（二）回顾文题，介绍情况 题目：《记我的一次写作经历》

要求：

1、适当运用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方法；

2、字数500字以上；

3、记叙文。作文情况：

A优点：a基本没有跑题作文，都能明确题意围绕写作经历来谈。

b立意较深，通过这次写作经历“我”收获了有益的启示，如：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悟出厚积薄发的道理；感受自然的美好等等。

B存在的问题：a由写作迁移的父（母）爱，过于牵强；

b叙述杂乱，没有主线，中心不突出（甚至中心不明确）c没有点睛之笔（点明、升华主题的议论、抒情句）d文笔平淡无奇，读来淡而乏味。

C老师总说本次一模考试作文的得分情况（尽管学生作文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讲评时多从正面找闪光点，因为学生平时就特别怕写作文，让学生去感受作文进步的快乐）

2、对写的好的同学表扬：如写得相对较好的、有进步的、书写较工整的。(表扬不能泛滥，名单要谨慎)

（三）学生自评，同学互评

1、学生对照评分标准评价自己的作文，找出自己特别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写下来（课前发自评表学生自评）

2、同桌互评：补充发现同学作文的优点，对于不足可以提出改进意见。（堂上）

（四）畅谈困惑，研讨对策

问题： 你在考场写作文时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什么？（引导学生审题时采用比较法和抓关键字眼，引导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引导学生明白写真事抒真情；复习简快作文规律并学习写提纲，）

（五）佳作欣赏，范文推荐

１、学生精彩片段朗读，如，好的描写、好的开头和结尾等，师生共评。２、学生读范文或老师朗读下水作文，谈构思并分析。

（六）归纳反思，总结升华

１、老师归纳。

２、如果用“记一堂难忘的语文课”来写一篇作文，你会写什么？

余华《兄弟》——我的阅读 第7篇

我不敢说《活着》不好，这部小说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得了那么多的大奖。我想，肯定有它的原因的。只是，他没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所以，我不喜欢。《活着》里的那种对苦难的简单表现，对年轻人是新鲜的，对外国人可能也是新鲜的，对于我这个不太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是不新鲜的，所以，我不喜欢。

阅读感受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体验，与阅读者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文化背景，甚至年龄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我想，不同的作品有其不同的读者群的。琼瑶的爱情故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显得太幼稚，但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能够满足他们对爱情的甜美幻想，所以，少男少女们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寒那种装模做样的深刻尽管浅薄，但他对中国教育的仇恨让那些同样对中国教育很仇恨的年轻人很解气，所以，赢得一些年轻人的喝彩就很正常。

有读者喜欢是一回事，作品的好坏是另外一回事。阅读感受决不能等同于文学批评，阅读感受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体验，但文学批评是应该有其客观标准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最起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作品，从专业的角度讲，它这个”活“做的怎么样。

毕飞宇的〈玉米〉尽管激不起我的阅读欲望，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叙述和对农村女孩的心理把握很老到。

〈活着〉尽管比〈玉米〉更激不起我的阅读欲望，但它作为一种我不喜欢的风格的小说，把自己展示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因此，我不敢说它不好。

但对余华的〈兄弟〉，我可以勇敢的说一句：这是一部很糟糕的小说。李敬泽说它“太简单了”是给余华面子的批评，这部小说不是简单的问题，是浅薄粗陋的问题。单从“活”的角度讲，说它是“三流小说”都是夸奖它。

《兄弟》的语言是臃肿粗笨的，情节设计是浅薄无聊的，人物形象是脸谱化没有血肉的。老实说，拿起这部小说前，我是做了坚持着也要读完的打算的，但读了不到三分之二，我还是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打算，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我不想折磨自己。

《兄弟》的开头足足用了两万字围绕着女人的屁股来写，对此，黄惟群先生有着精当的分析。的确，余华的这个开头很失败，失败的不是他写了什么，失败的是他什么写的不好。惟群先生说它“极低下的，粗俗、无聊至极的”，“即使将之当作色情小说都不够格。它没美感、不提供诱惑，连最色情的人看了都引不起色情念头。”

的确如此！

读这段文字，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眼睛发着绿光，奋不顾身往前扑的余华。不过，他奋不顾身扑向的不是文学自身，而是女人的屁股。我不知道是女人的屁股还是女人屁股后面的市场让余华眼放绿光。如果是屁股惹的祸，建议余华多自由自由，就不会对这种单纯的动物性的下半身这样痴迷了。女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有趣，而是因为不太无趣才吸引男人的，包括女人的下半身。不过，对于余华这样有身份的男人，我不太相信他会饥渴，我怀疑是女人屁股后面的市场让余华如此奋不顾身的前扑的。如果是这样，余华对市场的这个迎合也太拙劣了，随便一个黄色网站的随便一个图片也胜过余华这两万字的描写。

文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品位、兴趣和心态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读托尔斯泰的文字，总能感受到他文字后面有一股静谧之气，这股静谧之气既来自他优裕的贵族生活，也来自他高品位的精神追求。在他的作品里，我很少能看到外在于文学的东西的影子。而当代中国许多作家的作品里，我常常看到的都是一些盯着名，盯着女人，盯着金钱的写作。由此我想，中国的稿费太低，作家太穷，所以，中国出不了托尔斯泰！

其实，据我所知，中国的作家里也有很有钱的，可在他们的作品里，为什么我还是能看到很多那种外在于文学的写作呢？我想，这只能从他们不太高的精神境界和暴发户心理上寻找原因了。

在文学阅读上，我一直奉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一句话为圭臬，作品首先是道德的力量，其次是作品里显示出的见识，学问和感情的东西，最后才是作者的才华。

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余华的《兄弟》吧。

〈兄弟〉里有道德的力量吗？

没有，连不道德的力量都没有！余华有“恶”癖，惟群先生说这是余华的兴奋点。的确，余华用了两万字写女人的屁股，也不惜篇幅写李光头喊叫着“我有性欲了”搞电线杆，写男主人公被红卫兵打死也是极尽渲染，不惜笔墨。写的怎么样？写的不好，写的没有力量，恶也没有恶出花来。

余华描写的屁股“连最色情的人都引不起色情的念头”

看着余华描写的李光头搞电线杆，我总觉得是余华自己坐在书桌旁边写边喊叫着“我有性欲了”

男主人公被红卫兵打，简直比江青时代文学作品里的英雄还要英雄，怎么打都不死，好不容易快死了，还要矫情地对汽车站售票员说一句“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小说的力量来自哪里？小说的力量来自细节，来自细节的真实，来自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细节的真实！

〈铁骑兵〉也写的是恶，写的是战争，但作者对战争残酷性的表现照样也能够产生震撼的力量。余华的没有力量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写什么写的不好，在于他的胡编乱造！

把握真实也是一种能力！

很多人都经历过那场战争，但只有《铁骑兵》的作者写出了令人震撼的《铁骑兵》。

最早知道肖洛霍夫这个名字是从七十年代的《参考消息》的一则报道，这个报道说从当时苏联的民运组织传出消息，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不是自己写的，是他根据自己岳父一部小说的手稿改编的。证据是肖洛赫夫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不可能写的这样真实，恰巧他的岳父是一个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白俄军官。

我读完《静静的顿河》后的印象是：肖洛霍夫要么是个天才，要么是个骗子！的确，《静静的顿河》里对哥萨克骑兵挥舞马刀砍人的逼真描写，对于主人公在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摇摆，都不免使人也产生这样的疑问，没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肖洛霍夫怎么这么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怎么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心理有着这样深刻准确的把握？

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肖洛霍夫是个骗子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认为，肖洛霍夫是个伟大的天才！

优秀的小说家就有这样一种本事，可以把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的很逼真。这是一种能力，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把握和还原真实的能力。

余华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兄弟》里的人物心理把握是肤浅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脸谱化的，干瘪没有血肉。他不具备深刻把握时代，深刻把握时代中的人物心理的能力，这是写实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网上看到一些余华对一些批评的回应，他说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伴随着批评声，只有自己的下一步作品出来，对这部作品的批评声才会消失。

我觉得余华在面对批评时比他在写小说时显得可爱。面对批评时的余华机智而且不乏幽默，而写小说中的余华呢，却显得笨拙而可笑。

在我对余华的阅读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阅读随笔。余华发表在《读书》上的那组文章让我对余华有几分敬意，那种尖锐的被刺疼得阅读快感让我相信，余华是很有才华的。但有才华未必就能写好小说，尤其是写好现实风格的长篇小说，有才华可以写好散文，可以写好随笔，甚至可以写好短中篇小说，但未必能写好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需要懂生活，懂人，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是写不好长篇小说的。

在阅读长篇小说方面，我有一个阅读之前的挑选标准，那就是高产作家的作品一概不读。一部好小说可以把一个作家多少年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掏空，我不相信那些一年一部的长篇小说里能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余华的《兄弟》虽然也是沉寂七年后的出山之作，但余华复出之后一脚踏入的是他不擅长的领域：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余华的才华足以支持他去散文，去随笔，去“先锋”一下中短篇小说，但不足以支持他去60万字长篇小说。或者说，这是两种才能，两种不同的才能！

余华写《兄弟》时的语言臃肿粗笨，一点也没有他散文随笔或者回应批评时的智慧和灵性。想一下，一个没有多少容量的故事，硬扯成60万字，语言能不臃肿粗笨吗？这部小说的叙述一点都不是余华自己所推崇的“密集”和“强度”，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余华的创作实践为什么如此背离自己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个现象？我有一个不太自信的揣度，稿费是按字数计算的，是金钱让余华发疯！让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揣度下去，一个编辑有了一个策划，让沉寂七年的余华再度出山，会是一个很好的炒作点，于是，这个编辑联系了余华，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于是，余华心动了，开始了一次他的没有充分准备的写作，于是，出版社大挣了一笔钱，余华也大挣了一笔钱。

这是一次金钱魔棒指挥下的文字的狂舞吗？

我不知道。

作为一次商业上的策划，出版社和余华都是成功的；作为一次文学创作，余华是失败的：这是一次疯狂的自杀式写作，毁掉的是余华自己的文学名声！

(写作之中看到了惟群先生的评论，我就停笔了。有如此到位的分析，我再发言就显得多余了。后来一想，他牡丹，咱蔷薇一下就不行吗？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坚持着把这篇稿子写完了。但愿不要比惟群先生的评论差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