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立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从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内容出发，分析试点工作三年来在业态创新、制度创新、要素供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并从三个角度给出进一步开放的建议。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1：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摘要: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量增长、逆差扩大、结构性失衡突出、总体竞争力偏低,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管理体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贸易壁垒盛行和专业人才匮乏等是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应包括: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完善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加强服务贸易立法,积极应对服务贸易壁垒和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等。
关键词: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制约因素;对策;竞争力
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服务贸易总量增长,逆差扩大
1980年代以来,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中国服务贸易的总量不断扩大。1984-1995年,中国的服务贸易一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然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从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1]表1是1997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和贸易差额的总体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1997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 216.5亿美元,11年间扩大了4.96倍,占世界服务出口比重由1997年的1.9%上升到2007年的3.7%;服务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 292.6亿美元,11年间扩大了4.66倍,占世界服务进口比重由1997年的2.1%上升到2007年的4.2%;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 50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7.4%,占世界服务进出口的比重由1997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4.0%。
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连续10多年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入世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扩大。图1描述了2001-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额变动情况,图1显示,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115.6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51.9%,是自1997年以来逆差最大的一年。
(二)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突出
在服务贸易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失衡表现突出。具体表现在:
1. 服务出口主要依赖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资源、劳动密集型服务,而新兴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服务出口比例很小(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部门,除个别年份外,三大传统服务部门出口总和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均在80%以上。其中旅游业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比最大的部门,尤其在1998-2002年,它们的出口占比都在50%以上,2003年以后比重有所降低,2007年是旅游服务出口最低的一年,仅30.6%,但仍居出口第一位;其他商业服务在2005年以前,其出口占比一直居第二位,2006年开始退居第三位;运输业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逐年增加,2006年之后超过其他商业服务而位居第二。相反地,代表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所占份额很小。咨询服务业从2001年开始发展比较迅速,同期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缓慢增长,除此之外,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电影、音像等行业变化趋势不明显,五项仅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以内。
2. 传统服务进口变化不大,新兴服务进口增长迅速(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最大的三个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大部门的进口总和在1997-2000年,都占到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80%以上,2001-2007年,其占比逐步下降,但还在70%以上;其中运输业的进口比重比较稳定,大多数年份维持在30%以上,从2003年开始超过旅游业占据进口的第一位;旅游业的进口占比先升后降,2001年开始逐步走低,位居第二;其他商业服务呈现先平缓上升再急剧下降又平缓发展的特征,2007年其占比上升明显,但一直排在第三位。而新兴服务贸易进口逐年增加,特别是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咨询等部门的增长更加明显,所占份额分别由1997年的3.8%、2.0%和1.7%上升至2007年的8.3%、6.3%和8.4%,大大缩小了与其他商业服务的差距。
(三)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仍然偏低,但呈现出缓慢的提升趋势
为了衡量中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本文选用了1997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的TC、RCA、CA和NRCA等四个指数进行考察。其基本含义是:
TC指数,即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是分析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常用的测度指标。
RCA指数,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通过计算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份额的比例,来测定该国这一产品在国家出口格局中的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以上两个指数的数值与行业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见表4。
CA指数,即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是指用一国产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减去进口的比较优势而得到的该产业的竞争优势指数。
NRCA指数,即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用一国某一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与该国该产业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之差来表示。[2]
1997-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情况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服务贸易总体比较优势指数(RCA)、竞争力指数(TC)都很低。RCA指数处于0.1～0.80,TC指数处于-0.4～0,按上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划分标准,中国服务贸易具有较弱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从CA、NRCA指数来判断,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所有指数在1997-2007年波动不大,部分指数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TC指数由1999年的-0.09上升到2007年的-0.03,NRCA指数由1997年的-0.04上升2007年的-0.02,而RCA指数则有微小的下降。
二、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比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较快,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不断增加,但总的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不高、领域不广。这是因为,中国长期把服务行业视为制造业的附属品,不注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经常把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拒之门外。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也要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远低于制造业。图2是1986-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变化情况。
由图2可知,目前中国服务业对外资的开放度约为6%～7%,已经超过我们加入WTO时的承诺,但远低于西方国家近几年10%的服务贸易开放度。早在1999年,英国、韩国、意大利、法国的开放度就分别达到12.0%、11.9%、11.3%和10.6%。当前,中国仍有许多行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开放程度低,如电信、民航及铁路部门仍处于垄断之中。由于垄断经营,导致服务质量差、市场竞争力低下,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这些行业的发展。[3]事实上,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赖于服务贸易的大发展,关键在于吸纳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发展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提高中国的服务贸易产值。
(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
目前,中国管理和协调服务贸易的机构为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战略和政策制定、国际多边谈判、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这种服务业管理体制与GATS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中央和地方有关服务贸易的政策和规章不统一;目前对服务贸易的管理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各有关职能部门多头管理、交叉管理、条块分割现象严重;[4]此外,中国对服务业的定义、统计范畴以及划分标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际惯例不一致,所有这些都是阻碍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
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尽管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律师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但由于服务业涉及面广,在许多领域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通讯等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即使已有的一些法律、法规,有些条文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不同法规之间存在漏洞和矛盾,相互冲突,损害了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5]有些法律法规与国际运作惯例及国内服务贸易的需要不相符,只是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各地的政策,立法层次低,难以规范国内市场。
(四)国际服务贸易壁垒隐蔽而盛行
虽然当前国际服务贸易表现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总趋势,但为保护国内某些弱势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往往对本国服务市场开放施加诸多限制。今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在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对立将会加剧,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也会继续体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建筑、运输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这些服务部门都需要中、低技术劳动力作为中间投入,需要人员的流动。但目前发达国家在人员跨境流动的问题上限制较多,其对自然人提供服务方面在原则上不作承诺,而只是将与设立提供服务的商业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少数高级管理或技术人员的流动作为例外情况规定在承诺表中,这使得自然人提供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仅作为“商业存在”的补充,人员跨境流动也高度依赖于设立在外国的商业机构的需要。[4]此外一些诸如入境限制、资格认证、技术标准、外汇限制等服务贸易壁垒也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实质性障碍。如在工程建筑服务业上,一些发达国家不愿提供开业权。
(五)服务贸易专业人才匮乏
当今世界,服务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新兴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的相对份额不断扩大。现代服务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专业扎实、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员。但由于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服务提供者只需具备一般的文化素质或经过简单培训后就可以上岗;加之中国对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目前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这种人才供给状况不能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三、加快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提高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营造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舆论环境。我们要提高全社会对发展服务贸易重大意义的认识,转变观念,把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把服务业发展放到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中国服务业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力度,参与服务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在服务业管理、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加快提升中国服务业水平。
2. 加强对GATS等规则的学习和研究,完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同,其发展要求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特别是涉及培育和保护国内服务业等方面都应该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GATT、GATS、WTO有关条款的学习和研究,将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强中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保护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权益。要根据GATS的要求,逐步完善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
3. 推进财税优惠与产业倾斜相结合,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产业政策,使中国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除增加国家对服务业的投入外,还应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发展服务业,要打破某些服务部门的国家垄断和地区封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服务市场体系。当前应把以下领域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一是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商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文化卫生业等;二是与技术进步相关的、代表服务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如专有技术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各类专业服务业等;三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如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教育和公共事业等。[4]
在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基础上,对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投资项目,在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
(二)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当前可以从四方面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1)继续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强化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加强分类指导与企业监管,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基础上扩大服务贸易利用外资规模;吸引包括新建、并购风险投资在内的多种服务业跨国投资,扩大在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商业领域利用外资的规模,带动中国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2)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外资企业设计咨询、技术转让、教育培训、信息技术等服务贸易出口。(3)提高已经建立的国际服务外包基地的规模和水平;引导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服务外包业务;推动引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提高层次和水平,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1)加快实施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推动以商业存在模式为主的服务贸易发展。[6]
(三)完善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必须坚持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推进服务业的改革,完善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具体包括:(1)要明确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中国商务部作为服务业政策的归口管理部门,其管理职能主要是制定进出口发展战略,负责服务贸易的统筹、规划、立法、政策协调和对外谈判工作,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并落实“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各归口管理部门则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实施具体管理。在可能的情况下,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负责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立法、对外谈判和政策协调等事宜。[7](2)中央和地方应加强互动,各地方的服务贸易政策和规章应与国家服务贸易的总体战略和整体规划保持统一,并与其他地方政策、规章相协调。(3)政府应避免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服务贸易市场,而是在相关法规、政策引导下对服务业进行法制化管理;发挥行业协会、同业组织协调和监督服务贸易的职能,引导服务业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4)应根据不同地区服务业的特点和服务贸易的优势,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作用,建设国家级服务贸易示范区。例如,上海、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服务贸易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以在这些地区建立服务贸易示范区;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发展特色服务贸易,从而促进中国总体服务贸易有一个较大水平的提高。[8]
(四)加强服务贸易立法,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
为保证服务贸易健康协调发展,中国应根据WTO、GATS的规定,建立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又符合国际现行标准的法律法规。要加快以国际贸易法为母法的各部门法立法,形成完整的国际贸易法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相衔接,充分体现保护本国企业和贸易行为的立法精神。一是修订完善已经颁布的法律,解决不同法律之间冲突或者疏漏,以及大部分法律有失严谨细密的问题,将行之有效的法律解释性条款补充到程序法和实体法之中;将按照职能部门设立或带有职能部门色彩的法律整合修订为统一规范的法律。二是清理取消不符合市场化发展原则的政府规章,将立法层次较低的政府规章和地方法规,依次上升到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9]三是对于一些服务行业存在的法律空白,我们要加强探索研究,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经验,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以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服务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五)认真研究《服务贸易总协定》,积极应对服务贸易壁垒
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的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针对中国服务贸易遭受贸易壁垒的现状,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充分利用GATS中的规定消除服务贸易壁垒。GATS为服务贸易的国际化、自由化奠定了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GATS中的相关规定消减服务贸易壁垒。其次,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因服务贸易壁垒产生的争端,避免争端的升级。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司法性和政治性交融的综合性争端解决机制,鼓励成员通过双边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在遇到因服务贸易壁垒引起的争端时,要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合理解决争端。最后,加强遭受服务贸易壁垒相关救济的立法。在外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设置壁垒、实行歧视性待遇和不公正贸易时,我们能依靠法律手段争取自己利益,能按照法律规定及时采取相关保护手段。[10]
(六)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加速企业自主创新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归根结底是服务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差距。为加快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措施,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要鼓励和引导高等院校建立与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学科和专业,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与有条件的服务企业建立服务贸易实习实训基地;对国内外服务贸易培训机构,对独资或与高校、企业合作成立培训机构给予审批便利。教育、人事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应按照服务贸易发展需要,调整和完善职业资格和职称制度,尽快设立相应的职业资格和职称。[6]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现有高层次服务贸易人才的作用,避免由于外资服务企业的大批进入而造成国内人才的流失,为服务贸易积累和培养长期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加速服务业企业的自主创新,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企业,提高服务业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竞争,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改进外汇与资本流动管理,支持有条件的服务企业到境外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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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世玲
责任校对:王岩云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nstrai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Chen Songzhou
(Depart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515078, China)
Key words: China; services trade; current situation; constraints; countermeasures; competitiveness
作者：陈松洲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2：
以扩大开放提升北京服务业发展质量
摘 要：本文立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从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内容出发，分析试点工作三年来在业态创新、制度创新、要素供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并从三个角度给出进一步开放的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 扩大开放 国际经贸 北京
2015年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即在境内或某一行政辖区范围内，不设置人为障碍，直接以各个产业为开放对象，不断扩大不同产业的开放程度，在境内或行政辖区范围内，实行无差别的产业开放政策，这是较为理想、科学、有效率的开放模式。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开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内地与香港、澳门服务业基本自由化，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全国开放的大局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关情况
（一）对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理解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一般认为服务业即指生产和销售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集合，而从实际工作角度出发，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一般将服务业视同為第三产业。所谓开放型经济，主要由“双向投资+两类贸易”构成，双向投资即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类贸易即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将开放型经济和服务业嫁接在一起，在实际工作中所关注的重点为：双向投资中所涉及到的服务业投资，即对外的三产投资和对内的三产投资，以及两类贸易中的服务贸易。
（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实施内容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主要内容，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侧重于扩大开放，确定了“6+1”的扩大开放格局，另一方面侧重于配套改革，优化了5大配套支撑体系。
1.构建“6+1”扩大开放格局
“6”主要着眼于引进来，聚焦六大领域——科学技术服务、物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在六大领域内通过向各类资本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从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首轮方案中北京市制定了11项开放措施，同时明确了多项具体任务。深化阶段在原有5个行业（航空运输业、其他建筑业、文化艺术业、银行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继续推出开放措施，同时根据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新拓展4个行业——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新一轮扩大开放共推出10条放宽外资准入清单，并将其落实为10项具体任务。“1”主要着眼于走出去，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实行“备案制”等管理创新手段，帮助本土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2.以开放促改革，强化配套支撑体系
为了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任务顺利落实，《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优化5大配套支撑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改革市场监管模式、创新高端人才聚集机制、加大金融保障力度、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在深化阶段，更加重视深化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在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外籍高层次人才激励保障机制、监管体系和监管模式4个方面继续推出改革措施，重点在服务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管理体制改革、法治保障体系、优化服务业开放空间布局、推动京津冀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协同开放5个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阶段改革涉及9个方面，75项任务，占到《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深化方案》）总体任务量的88%。
总体来看，北京市三年的试点改革，《总体方案》部署141项任务，《深化方案》部署85项任务。两轮方案共涉及21项开放措施，100多项改革措施，现已基本实施完成。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认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形成了一批全国首创或效果最优的开放创新举措，探索出一条与自贸试验区相互补充的开放改革路径，有效发挥了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
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进展及成效
（一）有效扩大服务供给，促进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相契合的业态创新和产业聚集
通过聚焦服务业六大领域，放宽市场的准入门槛，引入国际高端多元服务供给，有效催生了一批新业态。如在着眼促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方面，取消外商投资飞机维修项目必须中方控股的限制，引入国内首家外资控股飞机维修合资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依法申请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放宽文化领域准入门槛方面，取消外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股比限制，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外商独资演出机构;创新开展特殊管理股试点改革，在国有企业持管理股前提下，国内首家具备对外专项出版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京运营。在着眼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更加注重政策集成，瞄准国际高精尖企业研发总部、跨国经济总部，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境外先进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落户北京。在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方面，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端供给，全国首例大型医院和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方式合作办医;创立全国首款居家养老失能互助保险等措施不断提升首都生活性服务业品质。2017年北京新设医院管理、健康管理、教育咨询等生活性服务业外资企业162家，同比增长52.8%。
（二）以开放促改革，加强制度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活跃度
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为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试点从企业的设立环节、运营环节、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全周期出发，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努力营造高效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在企业设立环节，通过将工商部门和商务部门的系统进行整合改造，首创外资企业设立备案“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同时构建企业登记一体化的多节点服务平台，在全市建立40余个登记分中心，实行名称跨区登记、全市通办;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外贸服务领域“十五证合一”，大大减少了外资企业从市场准入到投入运营的时间;在全国率先实现工商登记的全程电子化，60%以上的业务量实现了网上办理。在企业运营环节，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进出口通关时间分别压缩78.4%和66.7%;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创新关检“共线共享”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企业通关时间由原来的1—2天变为“秒通关”;建设跨境电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全国首创航材共享海关监管模式，以北京口岸为中心，建立全球航材共享保税支援体系，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约25%;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全国率先推出集“入区审核、出区担保、三单付汇”于一体的“区内存储+区外展拍”文化艺术品保税交易模式。在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实现“双积分”信用管理模式，会同全市9个部门推出24项守信激励措施，对企业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诚信经营的外资企业会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三）增强要素供给，优化服务业发展“软环境”，促进服务业向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加强人才供给，先后向公安部申请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和支持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1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并设立中关村、朝阳、顺义3个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将外国人出入境业务申请的受理权限下放至区级，为办理在华永久居留、长期签证和口岸签证，提供更为宽松便捷的服务。优化金融供给，开展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外汇资本集中运营管理，有效吸引跨国企业集团在京设立资金中心和结算中心;创立无形资产融资模式，允许企业使用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为租赁物进行融资;在全国首批试点开展外债便利化，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外资企业有条件借入境外低成本资金。创新平台供给，推出全国首个科研免税设备共享平台，11所高校和21家科研院所共享减免税设备1000余台;建设国际经贸合作网络信息平台，同23个境外组织建立了境外合作中心;创立“政保贷”集成式出口融资平台服务模式，并放出50万美元的首单融资款，以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服务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形成京津冀产业协同新格局
坚持服务业扩大开放，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在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平台。创立“研产分离、注册地监管”模式，推动形成医药研发服务在北京聚集、医药生产环节向津冀等周边地区布局的联动发展格局。实现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在国内率先实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跨省互联互通，境外旅客在京津购买退税商品可自由选择离境口岸并享受退税。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首都服务业的发展， 2017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80.6%，比试点以前（2014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32.6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95.4%）较2014年增长1.8倍，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三、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思路
2018年是由试点转向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承上启下之年。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和十九大的新要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也踏上了新征程。
（一）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和组织不断尝试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标对表国际通用经贸规则，对北京下一步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是推动高水平的市场准入。紧紧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不断缩减负面清单事项，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二是从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内措施拓展。影响我国下一步开放水平和质量的主要因素，除了市场准入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边境内措施问题。全球开放的主攻方向正逐渐转向“边境后”领域，北京市应主动发挥试点的平台作用，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先行先试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海关及贸易政策等横向政策，以及汽车制造业、民用航空、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政策在内的边境内措施的可行性。三是强化投资保护和争端友好仲裁制度。借鉴TPP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内外资企业矛盾，增强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体制的信任，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落户北京。
（二）以开放倒逼改革，力争在政策集成上有所突破
北京市服務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应该理顺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可尝试选择天竺综保区等特定区域，对标自由贸易港，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监管制度，实施开放程度更高的货物进出境管理，打造本市对外开放新高地。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注册条件宽松;二是外资准入开放度比较高;三是贸易便利化水平高，国际贸易结算自由，资本跨境流动有保障，国际航运相对自由，通关监管高效便利，实行典型的零关税政策，自然人流动自由。北京可参考国际贸易港的相关规则，有选择地先行先试，例如开展自然人流动的改革试验，积极发展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进出口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自然人流动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探索“产业开放+园区开放” 的模式
尽管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贸试验区都是新时期我国制度开放的重要载体，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自贸区采取物理围网式的园区开放模式，便于监管，审批相对容易。但企业只能在物理围网范围内选址布局，不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链的形成;采取物理围网的封闭式监管模式扩区难度较大，成本高，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受限。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采取产业开放模式，不受地域限制，不用重新设立新的管理机构，企业可根据发展需要选择开办地点，更加符合市场规律，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尽管北京市采取了产业开放模式，但在实际推进中，重点任务落实较集中于中关村、天竺综保区等产业园区，下一步以示范区、示范园区等示范点为依托，可以探索采取“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结合各区或各园区特点，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先行先试，相对于完全的产业开放模式，有助于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有助于全境或全行政辖区、全产业的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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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代建明
作者：贾璇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3：
论中国服务贸易平衡之道
摘要：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外贸占比进一步提高；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服务贸易结构逐步优化；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一带一路”市场前景看好。但仍存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发展水平失衡、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发展失衡、服务贸易结构失衡。建议是：着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努力促进“商业存在”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平衡；服务贸易规模；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结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08
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的“不平衡”状况也有所缓解，服务贸易逆差额较上年减少了605亿美元。在货物贸易遭遇极寒天气之时，服务贸易高歌猛进，恰如寒冬的一缕暖阳，为中国外贸撑起一片天。尽管如此，我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善，2015年的服务贸易逆差额依然超过1366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近50%。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较弱。为使中国服务贸易尽快走出“失衡”困局，必须在持续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基础上、以制造业“走出去”带动外向“商业存在”的发展。
一、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及特点
“入世”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2015年，在世界经济低迷，市场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中国以“稳中求进”为目标，以管理、服务和促进为核心大力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外贸占比进一步提高
据统计，2000—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年均16-7%的速度增长，16年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近11倍。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130亿美元，增长了14-6%。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2014年的11-7%上升至2015年的14-5%，提高了2-8个百分点（参见下图）。
（二）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服务贸易结构逐步优化
2015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增长迅速，出口额分别较上年增长33-2%和17%，顺差额分别为131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虽然很少，但也呈逐年上升之势，2015年的出口增幅达到57-1%（参见下表）。
（三）服务外包稳步发展
2015年我国企业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966-9亿美元，合同金额为1309-3亿美元，分别增长18-9%和22-1%。特别是随着2015年“互联网+”战略的正式实施，服务外包与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能源、卫生健康及金融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深。
（四）“一带一路”市场前景看好
以服务外包为例，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121-5亿美元，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分别增长23-4%和42-6%。特别是承接西亚、北非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13%和61-5%，达到43-5亿美元和25-2亿美元。
（五）对外工程承包增长势头良好
201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9-5%，达到2100-7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工程承包模式方面也向多元化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二、失衡的中国服务贸易
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从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上看，我国仅为14%，低于世界平均20%的水平，更远远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35-4%）。从服务贸易结构上看，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和咨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以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比不断下降。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虽然也在不断优化中，但传统服务业的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之比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可见，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较弱，未来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发展水平失衡
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不足7%，而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占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12%。可见，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远远低于商品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出现严重失衡。
（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发展失衡
尽管传统服务业依然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但由于在国际航运、货运保险、先进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力不强，使我国在运输服务、旅游等领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赴海外旅游人数的大幅增加，使旅游服务的逆差额持续增大。加之我国在保险服务及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领域的弱势，使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额接近2000亿美元。2015年的逆差额虽然减少600多亿美元，但依然接近1400亿美元。
（三）服务贸易结构失衡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运输、旅游、建筑等三项服务贸易额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60%。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方面的出口增长较快，但其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
按照WTO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AS），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而目前我们使用的国际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BOP）的统计，即对跨境服务贸易的统计。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往往不包含对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即境外外资企业对境内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事实上，每年通过“商业存在”方式实现的国际服务贸易额远远高于跨境服务贸易额，WTO甚至预估其贸易额是跨境服务的1-5倍之多。如果把通过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额会更多。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很多，诸如：服务业起步晚、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低、人才短缺，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服务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而使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一）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重工业，轻服务”思想的影响，中国服务业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充分认识到服务贸易在外贸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服务业发展迅速。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之比已经超过50%，达到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经济成功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然而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仍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10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之比就超过70%。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超过73%。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56%。可见，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滞后，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和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所占份额较高，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技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其他服务业占比却相对较低。以2013年为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及房地产业占当年服务业增加值之比分别为9-4%、20-4%和13-04%，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仅为3-5%、1-4%和3-1%。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也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服务业专门人才短缺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咨询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专门的高端服务人才。然而，高端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服务产业的平衡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中高端人才缺口比较严重，有统计显示，中国信息技术相关的中高级人才年需求缺口达5万人以上。尽管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但由于信息技术服务的发展比较快，人才培养远远跟不上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速度。人才的短缺制约了中国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脚步。
（四）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相对较低
尽管自入世以来，中国已经根据承诺逐步开放了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总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还有很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总之，受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不合理、高端服务人才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迟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最终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及不平衡，又直接导致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较弱，成为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失衡状况的重要因素。
四、中国服务贸易的平衡之道
目前，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要想真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须加大力气发展服务业，以服务贸易的大发展全方位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状况很明显，特别是贸易逆差很大，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要想改变服务贸易的不平衡现状，必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着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已经取代旅游、运输及建筑等传统服务业，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力军。而我国传统服务贸易的比重依然偏大，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近60%。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是有限的，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无限，因此，我国应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如国家可以利用金融和财政等政策，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将其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我们应该在金融、保险、专利和特许费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领域有序推进改革，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逐步减少贸易逆差。同时，要加大对计算机信息服务、建筑及咨询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保持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总之，我们要努力优化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通过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出口来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努力促进“商业存在”的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除了控制核心零部件外，更多的是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业来实现高额利润。中国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主要从事加工、组装及制造等中间环节的生产，而在价值链的两端，如高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甚至原料采购、订单处理、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终端零售等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环节却基本被跨国公司所掌控，这也正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主要原因。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制造大国优势，以制造业“走出去”带动商业存在的发展。即服务业的“走出去”要依托已经或即将“走出去”的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发展所必需的产品设计、创意、运输、金融、保险、会计、通信等领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通过货物贸易把服务贸易带出去。这些“商业存在”不仅可以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同时也可以扭转我国在“商业存在”方面的巨额贸易赤字，从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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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京）
作者：倪月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