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孙子兵法哲学基础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现代军事理论到底有什么标准？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什么样的理论是不好的？如何评判？这实际上是一个“真理标准”问题。只有搞清楚军事理论标准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军事理论与作战概念创新工作。
孙子兵法哲学基础论文 篇1：
浅谈孙子处军原则与“阴阳五行”
[摘要]本文从孙子的处军原则出发，在分析理解孙子武学思想的同时，探讨了孙子处军原则的根本所在。孙子提出的“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等处军思想，正是古人“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哲学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诠释。
[关键词]孙子 处军 阴阳 五行 空间环境生态学
开宗明义，自从《孙子兵法》问世二千多年以来，人们对孙子思维定势的诠释活动始终没有终结。这种诠释活动本身就是在有理论框架支撑的条件下。对Ｋ《孙子兵法》的全部内涵进行破译。使当今社会与兵家韬略的研究者们，同步理解先哲的武学思想，或言之，同时代人在从体系研究者们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的是派生出来的诠释者的私人哲学”(见《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在孙子武学体系的研究中，本人也曾衍生出来一些“私人哲学”，今天笔者在“私人哲学”的层面上。再做新的探索。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5]，而右背高[6]，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所谓处军，是指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驻扎的不同安置对策。处是安排、安置、处置、安顿、部署的意思。而相敌者，是为观察判断敌情。相者，观察、审视也。绝山依谷是说通过山地，靠近谷地行进。绝为通过意。依为靠近、依托。视生处高意思为驻扎在向阳而高隆的地方。视生专指向阳。还有一种观点说，“视生”是指视界开阔，展望良好。战隆无登可以理解为敌人占据高地，不可仰攻。隆在这里是指高地。登者，迎战也。绝水必远水指横渡江河后，要距离河流稍远的地方驻扎，以便有进退回旋的余地，避免背水作战。张预注：“凡行军过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远，一则引敌使渡，一则进退无碍。”客为客军，指敌军。《礼记，月令》注：“为客不利。”疏引正义：“起兵伐人者谓之客。”半济而击之，是说乘敌军一半上岸、一半还在水中之际予以攻击。济为渡。无附于水而迎客，不要在靠近江河处与敌军交战。无为勿，附为靠近。无迎水流：不要在水流的下游驻扎。“迎”或“无迎”是与敌营阵相对而言，以敌阵为准，在其下游者为迎水流。此处是说不要在敌阵的下游驻扎，以防敌人决堤放水或者顺流攻击。绝斥泽，不能通过盐碱沼泽地。斥为盐碱地。泽为沼泽。惟亟去无留：希望迅速离去，不可停留。惟，句首语气词，这里表示希望。亟去，迅速离去。交军于斥泽之中是说两军在盐碱沼泽地带作战。交是指接触，在此引申为交战。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是强调必须靠近有水草的地方，背靠树林。依为依近。背为背靠，依托意。平陆处易，是说在平原开阔地带驻扎，要选在平坦的地方。平陆是指平原地带。易为平坦。右背高：最好背靠高地。右，本义指右侧。古人以右为尊，所以又引申为尊尚。还有一种说法为，要求军队的侧翼要以高处为后背依托。前死后生，指前低后高。这里的死生是指高低。《淮南子·地形训》中说：“高者为生，低者为死”，句意为在平原作战也要做到背靠高地，面向平原。四军之利，指上述“山”、“水”、“斥泽”、“平陆”四种地形上处军原则的好处。利为利益、益处、好处。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汉族祖先。姬姓，号轩辕氏。少典之子。他联合中原各部落打败四方各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而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首领。其传说详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四帝：传说中黄帝周围各部落首领。银雀山汉墓竹简《黄帝伐赤帝》残筒记载：“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在这里，可以明白孙子的处军军事思想。孙子说：在各种不同地形上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和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是：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行进，驻军扎营时，要驻扎在高处并且向阳的地方。如果敌人占据了高地，不要去仰攻。这些是在山地行军作战时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后，必须远离水流驻扎，敌人渡水前来进攻，不要在水边迎击敌人，而要在他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这样最为有利；如果要待敌决战，不要靠近水边列阵；在江河地带驻扎，也应选择居高向阳的地方，不要迎着水流设营扎寨。这些是在江河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部队通过盐碱、沼泽地带时，应迅速离去，不可停留：如在盐碱、沼泽地带与敌遭遇，就要迅速抢占靠近水草并背靠树林的地方。这些是在盐碱、沼泽地带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部队在平原地区驻扎，应选择平坦开阔的地域，其侧翼应依托高地，做到前低后高。这些是在平原地区行军作战的处置原则。以上四种军队部署原则的运用，就是历史上黄帝战胜赤帝、青帝、白帝、黑帝等四方部族首领的重要原因。
孙子又云：“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孙子的贵阳而贱阴是重视向阳之处，轻视背阴地带。张预注：“贵阳者，以其光明气舒，疾病难于滋蔓也：贱阴者，晦逆非养生之道也。”养生而处实是指军队要驻扎在水草、粮食、物资方便，并且地势较高，土地坚实的地方。养生，军队人马得以休养生息的地方——水草茂盛、粮食充足、物资供给方便。处是指军队驻扎。实为地势较高，土地坚实的地方。百疾是泛指各种疾病。
我们可以看出，孙子的思想应该明确为。大凡军队选择营地。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避开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避开阴湿之地：驻地要靠近水草茂盛、军需供应充足的地方。将士百病不生，这样就有了胜利的保证。利用丘陵、堤防时。要占领它向阳的一面，并把主要翼侧背靠着它。以上这些对于军队如何行军作战的有利措施，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
自从孙子武学思想问世以来，此处军原则成了军事理论家们的法典，而且照此运兵，百战百胜，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争神话。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应该是兵家处军韬略的最好诠释。
赤壁大战时，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抗击曹操。周公瑾亲临战地，观察曹军布阵，只见曹军“战船如芦苇之密”而且均用铁索连在一起，固若金汤，周瑜看后当即“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诸葛亮知道周郎心病所在，于是献上十六字密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时，正值隆冬季节，西北风呼啸，曹军隔江在上风头的位置，孙刘军队在东南方，处于下风处，联军若火攻，火随风势。只能出现“引火烧身”的局面。可以说，曹操的处军无懈可击。
诸葛亮筑起“七星坛”，“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登坛祈风。果然，三日三夜后，东南风大起，周郎施“苦肉计”，黄盖诈
降，迷惑住了老奸巨滑的曹操，降船顿时成为火船。风助火势冲入曹营，一世枭雄兵败赤壁。诸葛亮的呼风唤雨成为历代民间的美谈。
为什么曹阿瞒处军正确还损失了八十万水军?只能说是孔明“借东风”的结果。
诸葛亮“借东风”应该是十一月二十甲子曰。此日是冬至之日。是地球上日照最少的日子。冬至，顾名思义，应该为冬天到了尽头的意思。既然到了尽头，马上就应该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也可以说，地球上的日照时间从此应该一天一天的多了起来。古人以阴阳来概括宇宙间一切事物，他们认为“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阴气盛，长江沿岸便刮西北风，到了冬至，阳气生长应该刮东南风。诸葛亮正是运用了这一规律，留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
倘若世间万事真的有根，笔者则认为，孙子处军原则的根，应该是《易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在我国古代，阴阳五行是一个哲学概念。古人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阴阳五行中找到答案，因此，《易传》有“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说法。最初，阴阳只是阳光向背的意思，朝日的为阳，背日的为阴。但是，随着人类生存活动的需要，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阴阳的派生产物，例如男女、动静、刚柔、昼夜等。《尚书·洪范》认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
土日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由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何意?就是说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大自然、天地都是由五行的派生产物，人类本身也不例外。男女结合，实质为阴阳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孩子出生则为阴阳结合而派生出来的产物，当新的物质一旦问世，他或她马上就又进入了新的物质循环，这个循环是无止境的。倘若一个新的物质不能在问世后进入阴阳范畴，那就说明新生成的物质违背了应该遵循的自然法则，他或她在生长一个阶段之后，会被自然淘汰。
五行学说在战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者们系统地提出了五行的又一规律，即五行的相生与相克。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水。
《命理探源》说：“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生，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土以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温润流泽，销金亦为水，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芽出，故水生木也。”
这种诠释，再清楚不过。
战国时期，五行说风行，影响了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那时的诸多学术门派，都以谈论五行为高深，有些类似于清代儒学们以易谈兵为时尚，而孙子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孙子从天地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处军思想，严格地贯彻了五行原则，特别是向阳弃阴一说。
后来，我们在船山易学中看到了阴与阳的精确涵义，王夫之认为阴阳是两种力量：一种致使系统“躁进”，一种致使系统“重滞”。前者为阳，为系统的不稳定力量：后者为阴，为系统的稳定力量。光有阳而无阴，则“往有余而来不足”，系统将无以言秩序：光有阴而无阳，则“来恒疾而往恒迟”，则系统无以言进化。故尔阴阳其性也“全有所任”，“两相为酌”：其性也“全有所属”，“皆有分剂”。
在太极(阴阳)之真实所指的问题上，王夫之的论述似乎难懂一些，但是王夫之抓住了阴阳实质的要害，他认为“变通者，阴阳之制也。”“变者，阴变阳，阳变阴，爻之相间者也。通，阴阳自相通。爻之相承也。”在他看来。一种阴阳贡献的变化此消彼长地决定了系统的状态跃迁。
当今学者们提出的空间环境生态学，没有离开阴阳五行的轨道，与孙子的处军思想同出一辙。我们都清楚，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破坏人们在世间的生命规律，还蕴涵着许多不可知的变数。所以，中国人在选择住宅时，都喜欢“负阴抱阳”，这样可以减少疾病。特别是在南方，选择南北朝向的房子尤为重要，因为南方雨量充沛。空气潮湿，没有暖气。古人们根据实际生活经验，总结出许多环境理论，最为有名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何为青龙?青龙即为大道，或为较宽阔的马路；白虎是流动的河流；朱雀是指低洼处的池塘或湖泊；玄武是山势不太陡峻的丘陵，也可为小山。毛泽东在韶山冲的故居，正是这种格局。在我国南方，建造房屋要考虑到我国是处在亚洲东南部，受到东、东南太平洋和西北、东北西伯利亚季风气候的影响。所以在房屋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不能留出过道。这种过道会使冬季的西北、东北风畅通无阻，夏季产生热岛效应。此皆为专家评说。
总之，孙子的处军原则应该源于五行，而五行的理论又是阴阳的诠释。阴阳的合二为一是为道。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出了《孙子兵法》这棵参天巨树，我们在学习与研读孙子精神的同时，也感悟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参考文献
［1］祁洞之，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夏 青，孙子兵法研读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3］王光军，孙子兵法全典，印刷工业出版社，1997.
［4］杨善群，孙子答客问，人民出版社，1997.
［5］崔占国，孙子兵法警官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6］罼承勤，一百二十年阴阳谴历，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7］朱 熹，易经问卜今译，社科院出版社，1993.
［8］郭化若，孙子译注，古籍出版社，1984.
［9］庞 齐，孙子兵法探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夏青，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副教授。
作者：夏 青
孙子兵法哲学基础论文 篇2：
现代军事理论标准问题
现代军事理论到底有什么标准？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什么样的理论是不好的？如何评判？这实际上是一个“真理标准”问题。只有搞清楚军事理论标准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军事理论与作战概念创新工作。
现代军事理论三大标准
笔者认为，现代军事理论应把握三条基本标准：
意大利军事思想家、《制空权》理论提出者杜黑有句名言：“战争只向那些能够预见未来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快速演变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并获得无可估量的利益。”早在20世纪20年代，飞机诞生仅仅数年后，杜黑便率先提出系统的制空权理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飞机将给战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意大利当局甚至一度将他们认为“离经叛道”的杜黑关进大牢。但是，后来的战争（包括近几年多场现代化局部战争）一次又一次佐证、诠释了制空权理论的无穷魅力与长远价值。刘亚洲将军的《百年空军》一书对此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同样，从1917年坦克刚刚诞生并用于实战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间约22年中，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坦克给战争带来的潜在影响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对如何在现代战争中运用坦克有深刻的洞见。他们的代表性人物是：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德国的古德里安、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时，除了这些洞悉战争特性及其走向的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外，大部分人对这种战争特性的演变非常麻木。于是，历史上留下了波兰人的马队向德国人的坦克英勇冲锋的悲壮故事，留下了法国人固守马奇诺防线，却丢了巴黎甚至整个国家的可悲笑料，留下了英国人在非洲战场上被“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少胜多打得落花流水的大量失败战例。可以说，只有那些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才能看到军事发展的动向，才能看到指导人们顺利走出战争迷雾、经受战争考验的“微光”。这种“微光”就是军事理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世界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预见性”与“前瞻性”的重要性，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预判与研究未来战争。美国人提出的各种创新作战概念（如“多域战”“分布式杀伤”“马赛克战”等）都具有此类性质。但是笔者认为，身处这个知识爆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未来究竟如何演化，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军事理论领域并不会被美国人垄断，而一定有许多有待发掘的领域。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双能够在复杂的现实迷局中洞悉战争本质的慧眼。然而，这双慧眼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坐在那里空想便可以得到的，而必须是经过积极投身军事科研、作战训练实践反复“淬炼”才能得到的。
杜黑的经典军事著作《制空权》
逻辑性与科学性 经常会听到有人讲：“现在又不打仗，什么样的军事理论都是文字工作，都没法检验;美军不一样，天天在打仗、年年在打仗，可以经常接受检验，所以人家的军事理论成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军事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只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从实践到理论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叫“逻辑”。换言之，一定要讲逻辑、重科学，不然天天演习是没有用的，天天打仗也不会必然地提高战斗力。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只考虑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单向过程，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應当是一个双向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即：“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也就是说，上述这种观点只看到“美军打仗打得好，所以军事理论好”，没有看到“美军军事理论好，所以打仗打得好”，而这两方面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几乎在打每一场局部战争之前，都要经过多轮推演。实战之前，已经做到“成竹在胸”了;实战胜利的“逻辑”只不过是对理论世界逻辑的展现、检验与验证。发展到现在，更是如此。2018年8月，美陆军组建了专门的“未来司令部”，旨在探索未来战争、引领战备建设（之前，此项职能主要由美陆军条令与训练司令部承担）。但至于如何探索、如何引领，最根本的就是要讲逻辑、重科学。就像做一道数学题或物理题，逻辑正确是结果正确的必要条件和保证。试想，如果逻辑推导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军事理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拿破仑说过，“所有伟大将领之所以能够成就丰功伟业，全在于遵循兵法的规律与自然的法则。”逻辑与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划等号的（文科通常用“逻辑”一词，理工科通常用“科学”一词），而逻辑与科学的基础是哲学。任何军事理论都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就很难演绎出精深的军事理论，就很难打通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通路。看看《孙子兵法》、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博伊德的OODA环理论……但凡在世界军事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军事理论著作，如果抽取军事特色，哪个不是活脱脱的哲学著作？当然，研究军事理论不一定非要上升到哲学层面，但一定要以哲学为基础、以逻辑为基础、以科学为基础，这样研究出来的军事理论才有生命力，才有内涵，才能走得更长远。
实践性与适宜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军事理论也是如此。军事理论好不好，就看能不能指导打仗、能不能指导打赢战争;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打个形象的比喻，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就像鞋子与脚的关系：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就能健步如飞;否则，鞋大鞋小都不行，再昂贵、再漂亮的鞋子也没用。可以说，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只有合适的军事理论;军事理论不是越先进越好，而是适度超前最好——之所以要“适度超前”，是要发挥军事理论对军队转型建设的牵引作用。
抗战时期，我国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完全是一片“洼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西方先进的制空权、制海权、装甲战、闪电战理论，但是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模式，创造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伟大的人民战争理论，最终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军事理论的“适宜性”，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坦克的出现给二战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举一个外国军事理论的例子：“五环打击论”。众所周知，该理论是美国空军沃登上校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才提出来？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提出来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人刚刚掌握了一种颠覆性武器，即精确制导打击武器，有了精确“点杀”的物质基础。精确制导武器和五环打击论一结合，立即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出强大战力。海湾战争期间，沃登上校直接用他的五环打击理论，参与制定盟军空军打击计划，确定打击目标、打击顺序，结果取得举世瞩目的空前成功。这也是军事理论的实践性和适应性。
再比如，如今美国人提出“马赛克战”理论，也可谓来得及时。为什么呢？因为当前方兴未艾、迅猛发展的无人技术与智能技术正好支持这一创新作战概念——无人技术支持将传统高价值平台分解为无人的、低价值、数量众多的功能单元;先进通信、网络技术与智能化指挥控制技术则有助于形成强大、敏捷的杀伤网。
1986年，沃登提出了著名的“五环打击论”
如何看待美国纷繁复杂的军事理论
对于美国涌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军事理论，国内大致有两种典型的看法。一种抱无视、鄙视态度，认为美国人尽搞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又没什么实质性东西，因而宁可不管不顾;另一种抱有过于重视的态度，甚至有些膜拜，片面地认为美国人提的什么都好。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正确的态度是：既无需仰视，也不应鄙视、无视西方（包括美国）创新军事理论，而应当平视，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一种理性的心态，深入分析其讲得对不对、究竟有没有什么需要吸收借鉴的成分。
在此，需要确立两种基本认知：一是军事理论属于一门“科学”，科学是客观的、是没有国界的。既然美国人可以学习中国的《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学习美国人提出的先进军事理论与作战概念。“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同样，“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二是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军事理论的发展演化主要是由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同时代军事理论在本质上不应有什么太大区别，尽管表述方式可以不同。例如，机械化时代，英国人提出的“装甲战”理论、德国人提出的“闪电战”、苏联人提出的“大纵深战役理论”以及后来美国人提出的“空地一体战”，本质内涵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叫法不一样——这在根本上是由机械化时代的物质技术水平决定的。
美国人提出的所有创新作战概念都一样，将它解构并打回原型后便会发现：这些理论或作战概念并没有那么玄乎，无非是现实物质技术基础在人脑中的“映射”而已。区别仅在于，面对同样的物质技术基础，有的人对军事问题的本质认识深刻，而有的人对军事问题的本质认识是肤浅、是过时的、甚至是混乱的、错误的。美国人由于长期注重技术、具有更好的科技素养，并且常年作战、具有更深切的战争体验，因而他们对战争规律的演变更敏感，其提出的作战概念往往也就更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演化以及战争形态的嬗变。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
乔良、王湘穗的经典著作《超限战》
应当承认：当今世界军事发展，最大、最重要的变量是先进科技，而这一点对于长期崇信科技的西方人（包括美国人）而言是一种很重要的优势。从这个角度讲，国人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当向西方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而面对具体的军事理论或作战概念，就是要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一种理性的心态，正视它、解剖它、研究它，看看它讲得对不对、究竟有没有什么值得吸收借鉴的成分。
增强军事理论创新的自信和自觉
“自信”讲的是要坚信中国人有能力创建具有中国军事特色、具有现代化特征、面向打赢未来战争的先进军事理论;“自觉”讲的中国人必须迎难而上，努力开创先进军事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原因很简单——“落后就要挨打！”
增强军事理论创新的自信。前述内容对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活跃的军事理论创新讲得很多，而且认为讲逻辑、重科学是西方军事理论创新的显著优势所在。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军事理论不讲逻辑、不重科学。事实上，读读《孙子兵法》《论持久战》《超限战》等中国著名军事典籍便会发现，中国最优秀的军事理论都充满精彩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因此说，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传统和基因的，也是有优秀军事理论创新的潜力的。
近年来，我国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作品，如国防大学石海明副教授所著《人工智能颠覆现代战争》等。特别要提及的是，石副教授在该书后记部分写道，“争取创作一部让美国西点军校翻译的军事学著作。”这显然是一个富有雄心的宏愿。据说，当前西点军校“必读书目”中仅收录了三本中国人的军事著作，即上述《孙子兵法》《论持久战》和《超限战》。当然，当代中国军事理论界更应形成群英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而不是一枝独秀。
增强军事理论创新的自觉。当代中国人有以弱胜强的传统和心理优势。在红军长征期间、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抗美援朝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在武器装备和物质基础处于明显劣势的背景下屡战屡胜，靠的就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更胜一筹的谋略。然而，需要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尽管西方国家（或者受西方国家支持的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明显强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这种技术装备优势是很有限的，这就为人民军队更好地施展谋略留出很大空间。
然而，随着国防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影响因子极大提高，对传统谋略的施展空间造成极大挤压。在刚刚结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2021年5月）中，以色列再次显示出对敌领导人精准猎杀、对敌地下设施精确定位与毁瘫的强大战力。这表明：现代战争的“不对称性”正在逐渐增大，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将成为常态。可以想象，在未来战争中，如果没有先进技术手段做支撑，任何谋略（包括过去人们引以为傲的地道战、麻雀战、游击战等经典战术）都将显得苍白无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军事理论创新中必须考虑国防科技发展这个重要变量、核心要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防工业能力蒸蒸日上，但是只有拥有先进军事理论，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面、各领域的能力与潜力，建设强大而巩固的国防，为国家与人民安全保驾护航。因此，一定要增強军事理论创新的自觉。
责任编辑：刘靖鑫
作者：杜燕波
孙子兵法哲学基础论文 篇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学热潮”解析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不断出现了“国学热潮”，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跃升。“国学热潮”之兴，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象征。当前“国学热潮”的兴起，与本土文化的建设要求、文化商业化发展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话语权的重构等因素有关。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国学过度商业化下自身建设的浅显化、国学的意识形态化等问题不断显现。本文以“国学热潮”为切入点，在进一步梳理相关概念基础上，深刻反思了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相关困境。
关键词：国学热潮;内涵;态度;对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以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1〕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学，历经“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破四旧”的磨洗后，迎来发展的新潮。“国学热潮”的新风向，代表着国人对于文化的理性反思和追溯，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积极成果。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对此本文作一些简要的探讨与反思。
一、国学的相关概念解析
在我国，“国学”一词由来已久，在古典文献中早有提及。但在近代之前，所谓“国学”亦即“国子学”之意，与我们现在所通用“国学”之概念并不是同意。现代的“国学”是中西方文化产生碰撞之后“西学东渐”而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意的用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而产生的文化辩论。虽然两者在观点上显得对立明晰，但在根本立场上却具有无可辩驳的一致性——探寻国家的救亡图存之道。因而，“国学”亦即国人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怀。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国学”便一直沿着国家和民族的主线反战，游离着文化演进的时代内核。
从其演化进程来看，“国学”内涵一直存在争议，学术界也远未达成明确定义阐释。胡适先生曾言：“国学即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文化的思想意识核心地位。不过从国人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给出一个定义：中国学术的简称。也即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在狭义而言，是指在中国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以及儒家经典学说;于广义来讲，是涵盖有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为一体的文化。这种“国学”定义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明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在学习中不断增强自身优秀文化素养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学”作为中国地理环境、语言要素等各种特定条件下所产生、发展的各种学问总和，把握“国学”的广阔外延，从而在学习中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不断拓宽学习视野。
二“国学热潮”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分析
季羡林先生曾在《甲申文化宣言》中提出“文化多元化”理论，〔2〕因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广阔外延的“国学”，其表现形式也必然具有多样性。“国学”在内涵上有物质层面的，如饮食文化、服饰等;有技术层面的，如中华武术、传统中医等;有制度层面的，如法律条令、典章制度等;还包含有道德伦理层面。在新时期，“国学热潮”表现在：讲堂热、仿古建筑热、古籍出版热、太极健身热、算卦风水热、宗祠祭祖热等。这些最近兴起的“国学热潮”，有的是文化修养需求，有的是强身健体需要，还有的是文化根源追寻…那么，这些“国学热潮”兴起的核心动力又是如何显现呢？从时代条件和“国学”建设状况来看，核心动力不外乎以下几点：
1.本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设要求。受“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破四旧”等的影响，传统文化在某些领域遭受严重破坏，一度归于沉寂，“西学东渐”更是让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批判性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崛起之路上走地更加坚定，国家自信逐步建立，文化领域中西方为主导作用不断弱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复苏，需要构建一种国人主导的“中国特性”，由此产生国内意识形态建设需求。就国家发展历程而言，尤其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影响，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真空现象。面对这种状况，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意识形态的补救是一条重要出路。因而，不断加强本土文化主体性建设便成为文化发展的自觉要求。
2.商业利益诉求加深。伴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步确立，对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地影响，因而整个社会对商业发展诉求加重。与此同时，“国学”中有着许多关于战略策略的思索，实现“国学”战略策略同商业相结合，从而指导商业发展便成为一个重要诉求。比如《孙子兵法与商战》，通过对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解读，并不断融入现代化元素，使得其能够运用于实际商业发展中，让商业人士能从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业发展不断产生新的诉求，这种诉求又促使人们在国学中寻求解决自身发展困境的思想理论指导，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国学热潮”出现。
3.“实用主义”盛行。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养生、看命、风水等都比较看重，尤其在科技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当然，这样的民族特性同我国地理条件和历史基础有关。从古到今，中国传统文化对神秘主义的探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并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知识效用体系。其中尤以《易经》为突出代表，体现着中国人对宇宙世界的探索和人文情感的关怀。以现代科学角度来衡量，这种神秘主义探索体系具有无可辩驳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不过它仍旧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不应以科学体系界定标准衡量。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虽然这种探索体系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仍旧有着广博的群众基础，这与它的“实用主义”原则密不可分。在平时对于风水、养生的诉求促使人们去研究以《易经》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并不断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这类问题给予了更高的关注，由此推动“国学热潮”的形成。
4.知识分子重建文化话语权的需要。中国的发展历经磨难，“救亡图存”一直是其主题。在这个历程中，知识分子群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都身怀强烈的爱国之心，以社会导师的身份引领着时代发展。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身份意识得到了最大程度显现。虽然在之后遭遇了一些波折，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种意识又得以复苏，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随后，人文知识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经济发展取代，渐渐归于沉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模式在现实中也造成了许多难题;与此同时，人文知识分子为回复社会导师身份在执着地努力着，他们需要再次找到安身立命的哲学基础。因此，“国学”成为他们重点关注对象，以“国学”为契机，重建文化话语权，在时代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使他们的诉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学热潮”的形成。
三、“国学过热”的局限性和反思
“国学热潮”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文化的强势复苏和文化自省的显著增强;但另一方面，在“国学”发展中出现的“过热”、“过快”现象也有许多局限性，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并意识形态化。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使得在很多人眼中“国学”即是“儒学”。尤其在现代社会，随着时代发展，“新儒学”逐渐兴起，这种思想更是甚嚣尘上，甚至有的“新儒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意识形态上入侵“国学”的思想。然而，真实状况并非如此。“儒学”并不代表“国学”，这种观念严重限制了“国学”的内核与发展，不利于人们正确区分各种合理的思想观念。“儒学”是一种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儒学，虽然包含有许多影响重大的思想观念，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着显著时代特征和政治目的，与“国学”相异。“新儒家”中的对抗性思维不利于缓解我国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冲突，更是一种狭隘思维观念。
2.造成“国学”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国学热潮”的兴起，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联系密切。在商业化的推动下，“国学”发展迅速，成果颇丰。借助于一定形式的“国学”传播又反过来成为商业化的极大推动力。在这种循环过程中，两则似乎找到了某种平衡，对于双方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在现实中两者却并未达到这种平衡。商业化发展的需求与“国学”传播形式的不同步性往往使得大部分“国学”发展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在有些领域更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至于对“国学”发展的推进则是附带效应。由此造成大部分的商业人士和“国学”参与者对“国学”理解表象化，对“国学”中的核心理念一知半解或者根本未曾触及。因而，这种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使得“国学”普及程度较低，最终造成“国学”发展的新困境。
“国学过热”所造成的弊端和局限性，同我国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有关，也同我们对“国学”所持有的态度相联系。在反思“国学过热”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确两点观念：去粗取精，以正确态度和科学理念对待“国学”;正确处理传统“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精神和合理内核，形成国学发展的科学理念，才能真正让“国学精神”深入人心。
四、“国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特征突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困境，走入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对话的世界潮流中。面对历史现实，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是当前国家的首要任务，占据文化制高点就显得意义非凡。因而，对于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国学”建设，本文做如下的建议：
1.建立健全“国学”发展机制。当前“国学”建设，深受商业化的影响和冲击，显现出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倾向。对此，在文化建设上，要建立健全“国学”发展机制。在实践过程中重点审核“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现象，出台相应的“国学”发展指导意见和建议，兼顾文化核心理念传播和经济效益，维护好两者的平衡关系。同时不断改进“国学”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做好“国学”教育与国民教育、现代教育的对接，借用国家力量具体落实“国学”，不断培养国民习惯和文化素养。
2.培养师资力量，鼓励学术研究。在“国学”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制约性因素即是师资力量不足，简言之具有正统“国学精神”的人越来越少。此外，“国学”本身在核心理念上也存在着许多不明晰之处。因而，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培养更多师资力量，加强“国学”传播者自身的学习，让他们成为真正具有“国学精神”的引路人，担负起指导“国学”修养重任;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学术界对于“国学”相关领域研究，理清“国学”本身的核心内涵，增强“国学”科学性，从而促进“国学”的传播。
3.多渠道、多形式弘扬“国学”。“国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弘扬“国学”过程中，我们要对此有足够重视，多渠道、多形式弘扬“国学”。中国由于地理和历史等的影响，地方文化形式多样，传统节庆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国学”传播中，可充分借助傳统节庆和地方特色文化，增强受众群体对“国学”核心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这样的传播方式也有助于提升受众群体对“国学”的接受程度，从而使得“国学”传播和建设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4.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成果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各具特色，才使得整个人类文明绚丽多彩。因此，在我国的“国学”建设中，要注重保持这种文化特质。但世界也是开放的，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意义重大。因此，在“国学”建设中，要充分开放视野，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有利于“国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推动“国学”朝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前进。
〔参 考 文 献〕
〔1〕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www.gov.cn，2017.
〔2〕季羡林，王蒙，等.〔C〕.二00四文化高峰论坛，2004.
〔3〕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03）.
〔4〕赵林.“国学热”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9，（03）.
〔5〕任丽梅.“国学热”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
〔6〕徐汉晖.“国学热”现象透视与反思〔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
〔责任编辑：杨 赫〕
作者：袁怀洋 李立宏 封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