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域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可以看出，在新发展阶段，縣域成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通过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城乡融合视域下优化河南堵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策。
关键词：城乡融合;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河南
一、概述
对于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现状，2022年1月河南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到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基本形成城乡发展新格局。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产业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环节。多数人口生活在县域，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1]。因此，促进县域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是现阶段继续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举措。可以说，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民的收入和就业。
二、城乡融合与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城乡融合可以推动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加快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县域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2]。
（一）县域产业是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
目前，河南省城镇化率是54.2%，虽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是与国内东中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县域面积占据了河南省总面积的80%以上，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3%，可以说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必要手段，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根基，发挥产业聚集作用，通过产业为载体带动企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消费升级等，以县域产业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城乡融合可以带动县域产业的发展
城乡融合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也是“三农”工作的主要方向，对县域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3]，为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蓝图，从政策制度上给予县域产业发展一定的倾斜和保障，为县域企业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城乡融合和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也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转变，实质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实现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使城市的功能能够自然地融入乡村，将城市的教育、医疗、人才、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的管理思想融进农村，同时农村的生态资源、土地以及农副产品也能够有利于城市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优势互补，进而协调发展，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发展现状
（一）河南县域产业综合实力稳步提高
当前县域经济进入3.0时代，也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大力推动下城乡快速融合发展[4]，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2020年，河南县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到31 920.8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56.3% ，2015—2020年年均增幅达11.3%。2021年，河南共有7个县市入围了全国百强县，依次是巩义市、新郑市、济源市、永城市、新密市、荥阳市、汝州市，分别位列45位、49位、58位、64位、68位、74 位、93位。这7个县市2020年GDP分别是1335.57亿元、826.57 亿元、706.29 亿元、703.16 亿元、637.04 亿元、546.03亿元、485.50亿元，有6个县市均超过500亿元。2020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5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108元[5]，城乡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2.35：1缩小为2.1：1。在河南省一百余个县域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河南县域产业内驱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加快经济建设，形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发展后劲增强。产业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目前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产业聚集区，比如长垣起重、民权制冷、新密纺织、鄢陵花木等，已经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建立了聚集人口、资源和工业的城市平台，城镇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城镇化发展迅速，2020年河南城镇常住人口5507.86万人，城镇化率55.43%，跟2015年相比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
（三）河南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城乡融合发展，也激发了乡村的内在活力，乡村居住环境以及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倡导和实施下，农村的各项基本建设有了很大改善，农村的医疗、民生等事业也达到全面覆盖，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乡村地区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整治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截至目前，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全省大部分的县（市、区）得以开展，强调生态文明，注重文化保护，形成各地具有特色村落面貌。2020年，河南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4万公里，农村出行条件得到改善，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也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四）河南县域产业与地方特色深度融合不断推进
为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河南省政府于2020年4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县域经济要借助相互之间的资源优势，取长补短，彰显特点，各地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排名前30的县（市）特色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占GDP的45%和工业增加值的50%。例如，固始、新安、扶沟、桐柏、西峡等县域依托特色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推动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借助互联网的优势，着力开展农村电商、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挥1+1>2的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栾川、嵩县、南召、商城、新县等县域整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集中规划，融合发展，共建全域旅游带，形成了一条中原区域特色旅游线路。
四、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城市和乡村发展失衡的情况。从空间分布来看，2020年，郑州地区巩义市（县级市）生产总值是826.5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03 574元，安阳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98.8亿元，唯一一个低于百亿的县，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 692元。巩义市生产总值是安阳县的8.4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为安阳县的5.8倍，可见两县的经济实力差距较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靠前的县（市）集中在郑州、许昌和洛阳等中部地区，而信阳、安阳、濮阳等地区明显落后，存在“中间强、南北弱”的情况。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县（市）城镇收入都是高于农村收入的，但是经济发达的县域之间差距要小，相反有的之间差距很大，县（市）社会经济二元结构显著。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原因之一。
（二）县域产业科技投入不足
河南省整体农业发展水平有限，还是以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为主，县域在产业分布上，农村地区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虽然科学技术研发经费快速增长，但投入强度还较低（见表1），河南主要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体较低，排名落后，还存在着差距（见表2）。可见河南县域产业多是采取简单的生产模式，农产品附加值低，供应链方式简单，产品多是以传统的初级加工形式对外输出，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应不高。因此，农村城乡三产业融合与城市相比还比较低，科技投入、生产技术、产品供应链等层次都还不高。
（三）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河南省县域经济结构特征是农业基础浓厚，农业经济特色突出;工业发展创新不足，能力较弱;服务业近些年发展快速，但起步晚，还未形成规模和规范，相对滞后。特别是河南省县域经济很多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随着生态文明的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得以大力发展，2020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9.7%。农业产品进一步开发加工不足、层次不够，农业缺乏专业化和公司化管理体系，农业产业链还未建立，知名度不够，农产品品牌少，缺乏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河南县域工业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少，传统工业比重大，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先进，产品更新换代慢，再加上很多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城乡二元体制并未真正消除，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的流通仍存在障礙，导致全省县域企业发展潜力欠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8.6%，河南县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比如具有特色的中原自然风光和乡村文化，但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完善，相关产业发展滞后，品牌优势还不显著。
（四）县域产业特色不够明显
近年来，河南县域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对地方经济贡献有所增长。但对于河南的大多数县域来说，工业集聚对区域辐射的影响并不强，现有产业聚集中有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规模不够，供应链环节短，层次较低，聚集主体多是中小甚至小微企业并非龙头企业，缺乏品牌认识、经营方式粗放，大多经济主体进入市场主要凭借价格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代表性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慢，没有相关的配套设置，经济辐射能力弱。河南土特产资源丰富，原阳大米、信阳毛尖、新郑大枣、杞县大蒜、灵宝苹果、民权葡萄酒、温县四大怀药等传统特色产品不胜枚举，在省内家喻户晓，但由于没有实力企业和现实产业支撑，以致省外市场认同度不高，土特产品牌内涵缺失，难以推动区域特色经济振兴。
五、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一）优化产业结构体系，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要想切实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河南省各县域因地制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是可重点发展县域的工业企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加工和资源优势产业，在中心城市和大型企业周边可以继续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和劳动力聚集产业，从而发展具有特色和技术含量的新型工业企业，例如产品精细加工等，从而壮大县乡工业。二是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一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农村经济建设为基本，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不断调整农业结构比例，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积极引导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6]，建立多条有利于农产品生产的工业带，打造一批不仅在省内家喻户晓的农产品品牌，同时在国内外市场也能享有名气的知名产品。三是继续坚持开放共享的态度，各县域应该采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吸引外资激活内部经济，加大对外交流的范围和力度，借助当地优势资源整合重点项目，动用多方资源做到县县有项目，乡乡有项目。
（二）创新县域发展制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县域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是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第一，创新就业体制，促进公平就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打破以户籍管理为代表性的就业制度，鼓励中青年劳动者返回县乡就业和创业，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不仅大城市要降低人才引进落户的要求，县域地区也要给愿意返乡创业的人员一定的财政补贴。第二，改革教育体制，推动城乡教育自由公平分配。河南省是一个具备人口优势的农业大省，但人口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加大职业教育的分量，加强对农民工现代化技能的培训，为农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实用型人才。第三，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城乡融合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也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提高新时期乡村治理服务水平。
（三）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要不断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和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也要同步进行，只有这样，县域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才能实现质和量的统一。第一，政府要贯彻实施节能减排的方针，企业对流通的各环节进行提质改造，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不断降低废弃物的排放。第二，加快河南县域生态产业的发展，发展绿色农业，建立全国最重要的食品、生产及出口基地。第三，加大对低碳、环保理念的宣传，使当地村民能够真正意识到绿色环保的意义，树立人人心中有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思维，真正认识到绿色发展与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进而成为绿色环保发展的主要践行者。
（四）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发展智慧农业
当前，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成果，通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VR技术等手段，发挥信息化手段的重要作用[7]，通过农业数字化建设，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加强对农产品的全程监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迈向智慧农业时代。第一，河南省在进行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时，在科学组织农业生产、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一些现实问题中，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范围。第二，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助农活动，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使信息技术人才、科技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农村，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可视化管理以及智能化决策，在智慧农业领域也可以积极探索更多新的模式，加快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观光、采摘体验、民俗展演、健康养生、红色旅游等，形成“农业+多产业”的产业融合新模式，从而为农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五）实施政府优惠，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河南南部和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在科技水平、能源消费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相对落后，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要加快整体的协调发展，缩短与中部北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这就需要有财政支持。第一，在目前的經济能力水平上，省财政给予东南部地区的政策支持是可行的，2020年9月印发的《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2020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到打造“河南样本”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涉及到我省东南部22个县区。第二，政府政策还要重视农村地区交通，电力、网络等方面的建设，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倾斜。第三，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经济落后的县域，实施教育振兴的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教师、志愿者到落后地区实施教育帮扶、科技帮扶等。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期推进农业农村建设，实现全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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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八大会议指出, 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直接关系到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我们必须树立对自然的尊重、顺应、保护的生态文明理念, 来应对日益匮乏的资源、严重污染的环境、退化的生态系统等严峻形势。把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重要的突出地位, 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这四大方面融入在发展的全过程, 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努力, 从而实现中国民族的良性发展。根据“中原经济区环境保护暨大气环境与气候学术会议”的会议精神, 非常有必要将具有创新性的, 区别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以此方式来改善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区的环境问题。
一、中部城市生态系统的劣势
水资源的日益匮乏。由于河南省地区的水资源一直以来相对贫乏, 中原城市群所处其中, 水资源的总占有量只占有全省不到30%的比例。用于城市排污河流的海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水资源容量有限。花园口以下的区域处于黄河流域一带最脆弱的地带, 由于淤泥积压严重, 断流现象已经由20世纪70年代的年断流时间10天恶化成90年代的年断流时间100天之久, 断流的长度也越来越长, 情况越发严重。
城市大气污染严重。中原地区的城市中大气层污染日益严重, 随着城市的扩张, 污染情况更加恶化。在开封地区交通污染较为严重, 平顶山的工业化污染问题也很严重, 在郑州、洛阳、许昌地区属于工业化污染与生活垃圾排放污染都很严重的综合性问题。
城市中绿化特别稀少。在当今国际上所公认的城市绿化标准是, 城市人均所占有的公园绿化率应该在6㎡以上, 在发达国家的美国, 通常城市中人均绿化率在20㎡以上, 纽约则超过50㎡以上;而德国的城市中, 比如柏林、波恩人均占有率在30㎡;英国的首都伦敦也占到将近30㎡。但是, 在郑州这样一座省会城市2010年的统计中, 人均公园面积仅有3.2平方米。
城市“热岛”现象突出。繁华的商业中心、高楼林立的住宅、城市道路的大力修建、新建广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膨胀发展等等问题, 使得城市“热岛”现象尤为突出。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城市温度普遍高于郊区地区, 并且在高温天气成为全国最热的城市之一。
二、城市生态系统和文化的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成形的, 它受到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的影响, 是不同地域环境发展的不同文化状态。不同地域所呈现特定的文化特征, 这种特征在控制和占有着该地区内特定的地域范围以及该地域的生活习惯和特点, 其实就是对地域拥有特殊的认同感。而地域表现出的景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观赏者提供归属感或者是认同感, 这种感受针对是大众群体。将景观的理论应用于城市中的绿化空间中, 也可以更好的发挥出城市的文化特征。
对生态的保护应当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不仅要让生态环境建设的多元化, 更要建设一种为人们所能使用的活动范围。提高人们的参与兴趣, 让人们可以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的状态。所以, 在对城市景观的设计上, 应当更多的挖掘地域特征, 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 文化特征, 设计出更加多元化有现实意义的景观。
三、中部城市特色的生态公园
城市的生态公园已经不能由过去单一、有局限性的概念理解, 而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方向理解, 当前的城市公园应往生态型方向发展, 作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型公园不仅包含综合公园所必要的功能作用, 比如休闲、娱乐、散步、科普、游玩等功能以外, 还会对城市生态的形成和景观格局, 城市生态系统的成形起到重要的作用。
河南省位于中原地带, 处南北板块之中间位置, 是我国南与北的分界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南北板块的连接处, 天然的地理优势成就了河南地区丰富的地势资源。在河南省范围内最大的湿地公园——三门峡天鹅湖湿地公园, 是国家重点保护区域。位于三门峡市东、西城区之间的生态区, 东起209国道立交桥, 西到陕州大道与沿黄观光路交叉处, 南接陕州大道, 北至黄河滩涂, 总规划面积12000余亩, 其中陆地面积6150亩, 水面、滩涂面积6000余亩。多样的植被覆盖、广阔的水域资源、丰富的动植物等等, 造就了这一地区多样化的生态结构, 地貌特征显著, 动物种类繁多, 对于动植物的特色保护与保留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其中对每年10月底至次年3月, 都有成百上千只天鹅在湿地公园栖息越冬, 天鹅成为生态公园的特色景观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来此观赏, 天鹅湖已成为国内最有名的白天鹅拍摄基地之一。
一个成功的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要重视对该区域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护, 并且模拟未来建设办法, 将多样性的景观生态与生物的多样性相结合。利用这种方法才能使得城市生态公园在未来的发展中具备更加自然的、独特的、人文的属性。发挥城市的文化气氛与文脉的延续应当与城市生态系统的创新相结合, 来设计出更加具有城市特色的景观环境, 来为城市注入更加新颖的活动形式与内容, 这样的发展方式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方式。
摘要：近些年来, 我国中部地区大力推进工业化步伐和城市化进程, 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比如大气层受到污染、山体的水土流失、城市积水问题的处理、生活垃圾废水回收再利用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在面临着解决办法。经济发展固然重要, 而环境生态的问题日益凸显, 且更加严峻, 种种问题都出现在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改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所面临的重中之重。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是西部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西部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措施缺位、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文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产融结合，形成产业集群，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循环经济；金融；对策
一、循环经济
（一）循环经济定义
循环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贯彻可持续發展理念，主要依靠资源合理循环利用、环境适度开发来发展经济，是对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变革。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大将发展循环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一，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二）循环经济主要特征
循环经济的特征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协调。循环经济的发展考虑生态系统、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等的协调，不因发展而破坏环境，造成资源短缺及物价上涨。二是生态经济。过去发展经济，往往不考虑生态承载力，很多项目、产业属于高污染、高耗能，表面上看，各项指标都很不错，但是若把生态环境纳入一起考核，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生态经济要求经济活动遵循自然规律和可持续性，在资源承载力之内形成良性循环，带来良性发展。三是价值取向。循环经济重视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开发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修复，“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二、西部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投入不足
循环经济是一种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科技创新要求较高，虽然国家在政策、资金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倾斜，但还不够完善、不够系统。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政府扶持力度有限，金融、 税收方面缺乏相应政策支撑。 企业前期投入较大，短期内效益不很明显，导致企业积极性缺失。
（二）政策及措施缺位
循环经济具有投入高、资金回收周期长等特点，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奖励机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但对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相应的诱导及风险补偿机制不足， 一些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和风险的考虑，对循环经济支持有限，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融资渠道单一
受社会经济发展制约，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融资渠道极为单一，政府拨款占了大头，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很少。但由于政府财政资金非常有限，社会资本欲进入又顾虑重重，极大地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对策和建议
（一）确立有利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政府要从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出发，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与具体项目结合确保切实可行，建立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通过制度变革改进现有循环经济投融资体制机制，鼓励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加强对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及支持。制定政策应统筹考虑，多部门协调配合。环保、发改、工信、金融机构等单位要一起讨论，制定多方合意的制度或优惠政策，共同设计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多方合力共同克服循环经济融资难的问题，提升循环经济参与率与经济产出率。
（二）建立服务循环经济的商业银行信贷体制
一是将循环经济特有的环境、资源等指标特征纳入商业银行信贷审核考虑的因素中，通过相应政策助推企业投资循环经济及相关产业，建立与循环经济各有关要素相结合的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将企业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信息、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安全环保信息、再生产品和再制造产品质量信息等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动企业绿色（环境）信用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向全社会公开，并作为信贷审批、贷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设计相应信贷产品，在循环经济相关补贴、优惠政策等方面优先支持；对信用不良企业或失信企业要通过“黑名单”制度进行管理，依法依规采取停止发放贷款、缩减额度、提高利率等惩戒措施。二是改革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制度，不仅重视信贷结构、营业收入等常规指标，还要加入循环经济有关因素，并把相应的评价考核指标与商业银行本身的央行再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等监管因素结合起来，确保相关制度得到很好的执行。
（三）设立支持循环经济的政策性金融组织
单靠市场化去推动建立支持循环经济的金融环境是不够的，还应更进一步改革，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政策性金融组织。循环经济由于初始投入大，回报周期较长，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其中，更不要说就其模式改革。循环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前期投资巨大，更加注重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环境保护，一部分涉及公共服务的项目往往回报周期较长，使得企业参与顾虑较大。因此，设立支持循环经济的政策性金融组织尤为必要，我国现有政策性银行可以作为主要参与者，推动相应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对于一些资质较好的企业甚至可以给予低息贷款乃至无息贷款。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立和信贷机制的改革能够加强金融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氛围，培育市场不断完善，从而加速产融结合与良性互动。
（四）加快产业整合拓宽融资渠道
要借助多种金融工具，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整合，注重优惠政策的整体倾斜，吸引更多的企业投入循环经济产业，迅速壮大循环经济的发展规模。循环经济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跟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渠道。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应主动对接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广开渠道，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并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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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5XTQ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15M570127）资助。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地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中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分析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文就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开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进行简要阐述，并对绿色金融发展以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绿色金融;区域经济;高质量
本文索引：杜赫，赵爽.<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6）：-149.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绿色金融机制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国首先要颠覆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传统金融模式朝绿色金融模式的转变，让绿色金融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发挥出更重要的
作用。
1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开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1.1 绿色金融奠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其中，环保节能、清洁能源以及绿色交通等都将成为未来绿色金融的重点发展对象[1]。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绿色发展道路的基本诉求，虽然在短期时间内需要较高的投资成本，但后续将会为社会经济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绿色产能的结构优势，并且需要通过绿色化发展道路来寻求新的市场回报，从而实现与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对接。由此可见，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作为融合了社会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区域经济可协调发展的全新发展理论，有效实现了环境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兼顾，并且在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企业金融风险，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生产生活方式各方面促进区域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
1.3 绿色金融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在一些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中，存在着一定的区域产业结构，要实现去产能发展，必须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兼顾环境效益。绿色金融能实现传统产业朝着绿色产能行业的转变，有效缓解传统行业对于煤炭以及钢铁资源的依赖性，为传统行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推动供给侧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2 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中绿色金融存在的问题
2.1 金融机构的支持薄弱
2007年起，我国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引导绿色金融发展的文件，并且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按照我国政策标准对企业进行分类放贷[3]。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主导，而银行贯彻着利益至上的理念，外加绿色金融项目存在着前期投入较大且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与银行的理念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此我国大多数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为金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我国金融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经济标准为重要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而在此体系中，并未结合环保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在金钱至上的观念下大部分金融机构并不会考虑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否与环保理念相符合，倾向于为了完成经济目标而牺牲环境的发展。商业银行在经营信贷业务时，主要考虑银行资产的期限配置，通常情况下很难发放大量的中长期贷款。综上，就金融总量而言，由于金融资源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因此绿色金融项目难以实现与足量信贷产品的有效对接，无法满足绿色金融项目的资金需求。而就信贷结构而言，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以清洁能源以及节能减排项目为主，而融资产品的覆盖范围较小，因此，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绿色金融服务[4]。
2.2 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经济都进行了过多的宏观调控，使市场无法发挥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至于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分配，使更多的资源流向高污染的行业。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博弈。虽然在绿色发展观念的大背景下，企业出于政府的压力，不仅迫切需要改善绿色金融发展环境，而且要迎合中央政府发出的政绩考核要求，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能直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此外，大部分污染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导致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会更加倾向于高污染产业，因此有些地方政府会在积极发展绿色产业的同时默许高污染企业的存在。
2.3 绿色金融体系不完善
我國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对于绿色金融的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各金融机构默契不足，使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到制约，虽然国家已经将建设绿色金融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但相关的落实方案尚未制定出来，以至于无法立马落实绿色发展的战略。若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发挥市场资源的作用，绿色金融产业便无法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主体主要依赖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因此具有单一性，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程度较为薄弱，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较为缓慢，进一步抑制了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
2.4 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能够提高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意识，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依旧并存着自愿原则，极少数企业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对小微企业而言则更难获取其环境信息，且信息披露存在着一定的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的问题，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披露正面信息，回避负面信息，以至于难以确保其信息的有效性与及时性。由于环境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财务风险更大，导致大多数银行并不愿意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缺乏沟通，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及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对绿色金融的安全性产生威胁。
3 深入开展绿色金融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3.1 加大金融机构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绿色信贷机制。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对绿色金融的宣传力，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并关注绿色金融，树立起绿色发展概念从而激励市场建立起相应的环境体系。同时，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以及健康安全的市场环境。信贷市场的建立能够规范绿色金融产品的交易流程，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并且做出了保障。随着该平台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环境污染指标制度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朝着绿色产业的发展方向靠拢，更多小微企业参与到绿色金融发展的潮流中，实现推动整个市场朝着绿色环保的双向发展的目标。
投融资平台发展的不完善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改善绿色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对金融投资平台进行改革，让社会资金准确的流入绿色环保企业中，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绿色产业升级转型，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激励中小型绿色金融产业的发展，适当降低融资成本，为绿色金融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发展信心，共同为促进区经济生态化发展作出贡献。
3.2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在我国绿色金融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传统企业朝着绿色环保企业的升级转型，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实现对三高企业的有效升级改造，因此，需要加快建设绿色金融产业的步伐，而实现传统行业朝着绿色金融产业的转变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此外，政府可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绿色金融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且为绿色金融产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人才支持等，帮助绿色金融产业实现技术创新，降低经营成本，减少经营压力。如此一来，绿色金融企业就能将重心放在提升技术水平以及更好更快的发展绿色产业上，从而推动整个绿色金融行业的发展。
高层次人才体系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在绿色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较强创新意识、熟悉国家政策以及对市场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的高端技术人才队伍，不断深入对绿色金融项目的开发与探索。因此，需要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增加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识与了解，提高办理绿色金融产品的业务能力。此外，当地政府应当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引进先进技术，并且为绿色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人才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提高当地绿色金融产业的整体竞
争力。
绿色金融资源较为稀有，因此当被用于信贷业务时，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合理引导，确保绿色金融資源真正流入到节能环保产业中去。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为资源消耗低且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供支持，带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应当协调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让市场的资源调控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为新型能源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具体可以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动绿色金融朝着更加经济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3.3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推动绿色金融产业的升级转型，让更多的社会产业朝着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并且激发出更多的需求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就绿色金融机构方面而言，将绿色金融业务加入到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经营中去，通过PPP模式将民间资本引入绿色金融产业，利用公共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资金流向。此外，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应当加大对绿色产业的保护力度。（2）就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方面而言，该部分包括实体机构的建设以及绿色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完善等。（3）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应该尽快健全绿色金融法律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与权限，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提高对污染企业的排污处理标准，严格执行并落实相关法律。
3.4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要想实现资金真正流入到对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有利的行业中，就必须在银行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针对企业的环保信息建立起专业的金融信息数据库，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将企业的融资能力与环保责任连接起来，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积极性。加快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与国际接轨的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认证机制的速度，通过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对绿色金融经营主体进行环保审查以及风险评估，帮助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对绿色金融企业形成准确的判断。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能实现绿色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企业贷款金额的有效发放。各个金融机构以及绿色金融企业应当及时的了解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并且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做法。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并且建立起绿色信贷相关的信息共享机制。只有对绿色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对绿色产业的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做出准确的分析，从而决定是否要为该企业发放贷款，而且可为促进当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不仅能有效防范绿色信贷风险的产生，还能引导资金流向真正有用之处，推动绿色资源更多得投向环境友好型企业，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结语
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挑战，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进行升级转型，经济发展速度同样逐渐放缓。绿色金融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有着指导意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绿色金融观念的宣传与科普，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要建立起绿色金融相关的投资体系，助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还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绿色金融的深入发展提供双重保障。只有将上述措施一一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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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een Fina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uxi Instituteof Technology DU He ZHAO Shuang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秉承公民化、同质化的公民国族主义取向，还是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这个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事实上，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应当汲取两者之长，在国族认同建构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调整“族际主义”取向整合思路，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区域主义”与“位差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同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求同存异；价值取向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建构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各个民族的渊源共生、多元共存与和谐相处，奠定了我国民族关系安宁祥和的总体格局。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有所抬头，民族认同有所强化，一些跨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还比较模糊，少数民族以集体形式进行的族际博弈趋于明显。如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因时而化，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体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巩固与安全。然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整合的力度与尺度如何把握？整合的路径又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能达成共识，尤其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到底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1]学术界相互诠辩、相互驳斥，形成了“公民国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两种主义之争。本文试图对学术界族际政治整合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进行梳理与解读，探讨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应然之态，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公民国族主义的理念与诉求
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尽管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各有差别，民族国家建构却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是要逐渐解除民族成员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感，完成传统民族身份向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华丽转身。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必须将各个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民族进行整合，推动各个民族朝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形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完成民族与国家的两相契合。[2]公民国族主义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承担了同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个体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与政治效忠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赖于国家后天的建构。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由于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的沉淀，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独特的族裔符号、悠久的文化习俗和炽热的民族情感，各个民族成员原生的对民族“感性的皈依”在一定程度上还压制着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理性的认同”，尤其是跨境少数民族还存在国家认同相对模糊的状况。少数民族的认同错位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统一的制度供给、一体化的政策安排、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和系统的国民教育，调适乃至重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全面开启。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在公民国族主义的理论视野里，是一种“政治化”整合路径，即国家在看待民族的过程中，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经过六十余年的“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少数民族民族寻根意识、民族认同意识，以及民族利益意识趋于旺盛，某些少数民族“族性飞扬”，“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由各个传统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解构性力量的冲击。”[3]104政治化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主要强调的不是“民族建设”而是“国族建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实体化的同时，国族建构存在空心化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传统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实现转型与重构，以便适应当前我国变化发展的了族际情境。在公民国族主义看来，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将各个民族共同锻造成统一的国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任务就是推动各个民族在自身的认知体系中确立国族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相对于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决定了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只能是取向公民主义和国族主义。
在当代公民国族主义者的秉承者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理念又可细分为“公民化”、“求同论”和“文化化”三种理念。“公民化”理念的典型表述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整合，是通过建立公民身份认同完成的。现代国家内部结构的基础是公民身份，包括不同民族在内所有社会成员身份都是国家公民，[4]84各个民族成员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应淡化民族意识和观念，强化公民意识和观念；应淡化民族权利，强化公民权利。因为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保障了民族权利；实现了公民权利平等，也就实现了民族权利平等。[5]在“求同论”者看来，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共处或共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形态。同质的社会身份和统一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存续与运行的基础。如果族际文化的异质性大于或者强于国族文化的同质性，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受到的挑战会增多并被强化。这样的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分裂的巨大危险。因此之故，族际政治整合必须谋求社会身份与政治文化的“同一”。与此同时，“求同论”也承认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并不意味着抹杀族际异质，而是承认族际异质，尊重族际差异，以制度和政策维护作为差异之体现的非主体民族的权利，但并不刻意强化差异，更不扩大差异。[3]98-101如果说“公民化”、“求同化”试图从正面建构国家的同质化，那么，“文化化”表达的就是一种“去政治化”从反面建构国家同质化的设想。“文化化”者认为，当代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存在“政治化”倾向，即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时，倾向于将“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把“族群”和“族群边界”政治化和制度化。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国家以民族身份为判别标志，在国家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优惠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的发展。但是针对少数民族整体的特殊扶助，也容易产生了一系列逆料之外的外溢效应。因此，“文化化”者主张，民族问题应该“去政治化”，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既承认其民族成员的某些共性，更注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际关系，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将各个民族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国家公民。对于他们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都应该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6]
关于民族多元和民族差异，公民国族主义认为，多元是一体基础上的多元。对于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长河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异质与差异，必须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并不能去刻意地、人为地强化这种差异，更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这种差异固化。如果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族际之间的差异，那么，至少会产生以下几个原初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
其一，民族认同的强化、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博弈的加剧。多元文化主义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思量，主张多民族国家在国家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以民族身份为分配依据，在制度设计、法律供给、政策输出、资源分配上，给予少数民族提供倾斜和优惠。在公民同质主义看来，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如此种种，使得民族成分这个原初只有民族“界别”意义的身份认证，政治化地附加了本来并不曾拥有的权益价值，刺激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为地强化了少数民族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为少数民族精英将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和民族博弈的利器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民族资源，也为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预留了组织空间。
其二，民族多样化异质的过于凸显会损害共同价值观，妨害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族际政治整合与国家建构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在公民同质主义者看来，多元文化主义虽然蕴涵着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的崇高而真诚的动机，但在事实上却导致了鼓励种族分离的灾难性后果。[7]158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统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是维系国家一体化的坚韧的文化纽带，而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的追求本身也容易形成一种自我封闭或对外排斥，它不仅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容易在国家内部筑起民族间的壁垒，形成一种‘新的部落主义’”。[8]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强调少数民族以“差异”为规定性的文化权利，实际上宣布的是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或特性。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并有多民族语言的国家中，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的民族认异又容易成为“不能容忍、仇恨和灭绝其他人群的借口。许多人还利用‘差异’作为暴力政治斗争的借口”。[9]
其三，以先天的民族身份作为国家资源与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依据，是对现代社会“成就取向”的逆向而动，也是对主体民族个体公民权的逆向歧视。所谓现代社会的成就取向，是指“在资源分配上，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是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4]104如果仅仅只是依据先天民族身份就赋予其特别的权利，而不考虑少数民族个体在社会资源上占有的不同处境，如发达城市居民中少数民族与边疆农村社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同，这对某些主体民族公民个体而言是一种新生的不公平。而且，按照特定群体归属来授予权利在本质上具有道德任意性和歧视性，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一等和二等公民之分。[7]21
二、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多元文化主义的旨趣与担忧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政治整合同化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并摒弃那种坚持种族纯洁、文化同质的建国理想的徒劳努力。与此同时，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日益凸显和清晰，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和平等的政治诉求也日益高涨，在此种情境下，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深入反思了在一个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等社会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国家进行国家一体化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在民族问题治理的研究视野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演进和基本理论主张可以概述如下：多元文化是一种客观事实，各个族裔群体尤其是族裔少数群体具有多样性的族裔文化；在多元的异质性社会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必须承认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尊重、容纳和保护族裔少数群体及其文化的权利；为了解构主体民族的文化霸权，切实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多元文化建构了“差异公民身份”概念，即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立场保护每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认和包容族裔少数群体的身份和权益，赋予族裔少数群体以特别的政治权利；[10]在维护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基础上，族际政治最终走向一种“承认的政治”、“平等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和“对话的政治”。
与公民国族主义大异其趣的是，公民国族主义的逻辑起点在于“国家建构”，强调的是国家对民族的“吸纳”，它试图通过民族成员的公民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去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权益；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进路与公民同质主义相比，更近于一种逆向思维，它更强调的是民族对国家的“依附”，更加注重的是对民族差别的承认、对民族文化异质的接受、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对不同价值观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担当，它试图通过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增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全面的措施保存所有文化差异，而是在民主宪政框架之下，在维护社会完整性和政治屋顶同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共存。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一种强调不同特质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差异中创造统一，“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11]277-278
多元文化主义担忧，那种在公民同质主义指导下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虽然倡导公正平等，但是，以主体民族文化推进族际政治整合，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民族意志的浓重色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遭受忽略，那种“看似公正的个人权利标准，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公正，而隐含着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歧视和排斥，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那种追求一致性，拒绝差异性的‘公民化’模式，很容易蜕变为一种社会排斥的手段”。[11]280历史证明，那种简单的取缔少数民族集体化政治权力的“公民化”实践，既非宽宏大量，也不像其自我形象标榜的不偏不倚。[12]它不仅不能消除差异和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同，反而加大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动摇和削弱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及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违背了巩固国家统一、强化公民认同的初衷。[11]280“所谓的国民不过是一种为了达成民众同质性而无视把人们加以区分的民族的、人种的、语言的、宗教的、文化的、地位的、身份的和社会的各种价值差异而编织出来的虚构观念。”[13]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担忧，共处于同一政治屋顶之下的各个民族，由于发展起点、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传统文化、发展能力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国家仅仅满足于对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行“善意忽略”，[14]仅仅满足于在文化领域承认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对各个民族成员实行“公正的”、“无差别待遇规则”，而对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地位和权益缺乏制度性安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民族弱势地位固化，最终即便是少数民族文化平等的基本权益都无法保障，“那个至高无上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可能会以自己的意志——通常是主流的价值侵蚀少数人的文化权益，使多数与少数处于文化上的不平等境地。”[4]104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给予少数民族以特别的群体权利，这种“少数群体权利不是不公正的特权，也不是不公正的歧视形式，而是对不公正造成劣势的补救，因此，符合公正，或者说，正是公正所要求的。”[7]21并且，更进一步地要求，“针对多民族存在的特殊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制定一套符合多民族社会要求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程序，以便杜绝某一优势民族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垄断和对公共资源的独占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压迫，保护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并为此制定和贯彻向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倾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而实现“族际政治民主化”。[11]280
三、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理念的再认识
公民同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在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上展开激烈的交锋，并且表达迥然相异的理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作为多民族国家曾经或正在奉行的两种族际政治整合思路，它们都有其内在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公民同质主义对各个民族公民化、同质化的努力，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民族差异的尊重，对民族权利的执著，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都不可或缺的。问题在于公民同质主义强调对公民进行同质主义的教化与训导之时，对各个民族在社会地位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不同境况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倘若少数民族没有国家主导的政治扶持，在社会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就会因不能恰当地享有公民权利，导致“民族理论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民族离心的渊薮。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在于，以民族身份针对弱小民族给予特殊的政策安排和权利扶助，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强化民族身份和激发民族意识为代价，造成少数民族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错位、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倒置，成为妨害民族国家建构的潜在风险。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族际政治整合悖论”：为了塑造公民身份、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族际政治整合要淡化民族身份，不能针对少数民族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而少数民族长久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利地位，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难以建立。然而，如果以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倾斜性政策安排，则又可能激发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也影响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
那么，“族际政治整合悖论”又如何进行破题和求解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推进公民同质化，塑造各民族对国家、对公民身份“理性的认同”目标导向下，如何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从事实层面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民族异质性，首先要求我们对民族异质性作进一步的考辨，这恰恰是公民同质主义者和多元文化主义者都有所忽略的地方。所谓民族异质性，从其形成来讲，有先赋性异质性和自致性异质性之分。先赋性异质性是指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演化与沉淀而外显出来的特定的生物特征和感性化的民族特质，如体貌、语言、宗教、文化等异质性因素；自致性异质性是指现代社会中由社会结构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如因职业、阶层、教育等分化而形成的异质性。公民同质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辩不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公民同质主义者往往强调要在公民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少数民族原生型异质性；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往往更着力主张以少数民族原生性异质性作为帮扶标准来消除或缩小族际后致性异质性。如果将两者的争论进行提炼和整合，那么，族际政治整合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公民主义的导向下，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标准，在强化其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给少数民族以特殊制度扶持和政策补偿，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权益、文化权益和发展权益。
这种制度扶持和政策帮扶的标准，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去考虑。亨廷顿认为，一个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要么被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代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5]
从横向维度来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际遇、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分层。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在国家权力分配、资源共享和文化共生中陷于边缘化的窘境，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权益所作的特殊制度安排，具有其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然而，为了避免重蹈制度扶助和政策供给激发少数民族意识的窠臼，关于少数民族弱势地位的矫正，我们要避免以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倾斜性分配标准，而应该以国家区域发展水平为标准，在国家治理的宏大视野下，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建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核心区域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制度设计，实行政策扶持、推行“差异化授权”，[2]实现边疆治理由“族际主义”向“区域主义”的转变。[16]
从纵向维度来看，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民族精英阶层与民族草根阶层严重的“社会位差”和“族层分化”的问题，针对少数民族整体做出的政策扶助，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切实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少数民族底层民众。因此，在此种意义上，对少数民族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的保障，可以采取“社会位差”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导向在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拥有的“民族身份”，而是因为少数民族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员“在社会生活居于不利地位”的缘故。这也与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该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7]的正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位差”取向的族际整合理念，一方面剥离了少数民族身份与资源倾斜性分配的内在关联，淡化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身份而带来的价值收益，使得民族身份仅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少数民族成员超越民族身份而认同公民身份的路障。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保障各个民族发展机会的公平、族际博弈能力的相近和族际发展结果的正义，这与族际政治整合实现民族平等、构建国族认同，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目标指向也是完全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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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研究”（13YJC10023）。
作者简介：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边疆治理和民族政治；王砚蒙（1979-），女，云南蒙自人，社会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中部地区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文化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文化的作用,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等一系列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
[关键词]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观念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批准号:2006C02);楚雄师范 学院引进人才项目“民族地区县域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批准号:06-YJRC04)
[作者简介] 许华荣,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云南 楚雄 675000)
经济､政治､文化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往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导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德､观念､习俗等文化价值失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源､植物､气候等生态环境被破坏,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产生问题｡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应重视资本､技术､劳动等的作用外,也应重视文化的作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好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文化化”一般指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赋予更多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强文化内涵,不断发挥文化要素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内容,在经济产品中不断丰富文化的含量｡可以说经济文化化涉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化化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要目标已经由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转向了全面解决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民族地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减少,而文化消费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增加,文化需求将进入旺盛期｡这种社会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及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
2.经济文化化是民族文化产品属性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民族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为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满足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耗费了人类的抽象劳动,使民族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能通过流通过程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民族文化产品是整个社会产品的有机构成内容,具有经济属性,这为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条件｡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融合提供了舞台｡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市场经济要素作用日益发挥,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第二,市场经济是交换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效率越来越高,传播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并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有赖于传统的有形资本外,更重要的还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文化这种无形资本,其作用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等有形资本的作用更大,文化资本理论最终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及其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3.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不同,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知识经济阶段是知识｡文化与知识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知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事物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认识的总和｡而文化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智慧､人文素养､精神气度等表现形式,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成为生命体中灵魂的东西｡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知识的凝练和升华,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特点,无知识的文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文化的知识如同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因此,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内涵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的兴起表明以文化知识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内涵
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因此,从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角度看,文化包含传统性和观念性两个特性,传统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它来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人群的经济活动｡观念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这一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从文化的传统性与观念性来看,在经济活动中,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来赋予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不同特性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约束､激励来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1.导向作用｡文化观念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体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取向｡
2.约束作用｡特定的文化观念构成经济行为主体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3.激励作用｡文化观念往往构成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
因此,文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来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性与观念性的典型特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来源于经济活动传统,并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深刻内涵,从而认识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在于更新民族地区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方向性问题
一般理解,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切有利于人本身的健康发展的活动过程及其成果,既包含意识形态成分,也包含非意识形态的成分｡狭义上的文化则是特指上层建筑中的思想､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荣辱观,等等｡从广义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形成的前提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受特定地域限制,且在当今世界,人类是归属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的形成具有“国界性”｡从狭义看,文化是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化的形成和内容更是受制于其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是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从而使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和政治性｡
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理解,文化都是在特定地域形成､为特定人群服务并受经济基础所制约,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我们不能一概地认为文化无国界,更不能把西方不适于我国的文化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而应牢记文化作为价值体系总是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就是灵魂,就是导向,就是旗帜｡所以,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必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
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观
文化主要是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行为主体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树立经济行为主体先进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主要应树立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先进文化观念｡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化观｡科学技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的,也就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的系统,生产力的三要素中都凝聚着科学技术的因素,科学技术通过向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渗透而改变这些要素的质和量,从而在总体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劳动者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可以丰富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资料总是凝聚着一定的科学成果,是科学的物化,而且生产资料的变革总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生产对象的发现和开拓,劳动对象的日益增强和劳动领域的拓展,也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技术已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学技术一旦与生产力的三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这种渗透和融合日益强烈,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起到第一位的推动作用｡
民族地区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关注科技事业的发展,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含量少､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粗放､服务档次低下的总体状况｡在农业生产上变“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甚至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服务业上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以科学技术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2.尊重知识的文化观｡知识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知识的升华｡要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首先就是要有知识,要有尊重知识的观念｡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而现代知识经济理论已把知识列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并将知识经济的内涵概括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发挥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资本,而知识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知识｡在知识经济中,一方面知识因素更高程度地溶入经济活动,与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紧密结合,并最终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另一方面,在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知识取向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富含知识的人才的竞争｡
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知识经济的洗礼,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民族地区必须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认识到知识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资源,以知识中的高科技为重要依托的高技术产业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将取决于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在内的知识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地区来说,知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3.以人为本的文化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来分析和检验一切工作的实质｡相应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以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来检验经济发展实效的发展观｡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越全面发展,人的整体素质会越高,也就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文化,最终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象,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看病难､上学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由于违反法规政策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发展实效的短期行为屡禁不止;为获得经济效益而不顾生产安全,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等等｡如此一系列现象都是在经济建设中没有以人为本的表现｡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经济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经济发展了,人的中心地位才能最终落实;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会充分挖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之时主动地为社会创造和贡献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4.全面发展的文化观｡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关注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5.协调发展的文化观｡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指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区域差距适度,区际关系良好,区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民族地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的是纯粹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动力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从而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泥石流､酸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社会经济秩序失范,效率与公平矛盾等社会发展问题不断出现,这些不协调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民族地区树立协调发展的文化观,努力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严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指导当地经济建设,也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上加强对资源､自然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促进经济系统发展的同时,找到一条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选择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人与社会的协调上,要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就不叫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社会发展事业的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在人与人的协调上,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和形成个体间相互尊重､诚信友爱､融洽相处,社会各阶层间公平正义､平等团结,党群干群间血肉联系的良好人际关系｡
6.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一般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及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其出发点在于经济本身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基础上当代人的经济福利不断改善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所得到的经济福利不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同时也要考虑到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与平衡,不仅要涉及到经济本身的发展问题,也要涉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问题｡
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念,就是要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本身发展的同时,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发展环保产业,推广环保生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降耗能力,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多种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7.创新的文化观｡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其重要｡早在20世纪初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经济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民族地区要想使经济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树立创新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就是创新,努力进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充分调动作为经济细胞控制者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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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