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2、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现状分析
3、我国人口转型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4、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初探
5、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及其对策探析
6、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7、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的影响
8、如何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读图能力
9、我国人口普查过程遇阻问题探析
10、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
11、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强国大患”
12、我国人口流动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13、喜武汤对慢性心力衰竭大鼠血清sFas、sFas—L的影响
14、关于职业学校管理制度的思考
15、中学生物教学中的人口状况分析
16、谈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7、我国人口发展步入低增长阶段
18、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护理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19、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20、浅析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21、浅谈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渠道
22、口腔修复66例临床分析
23、偃师市开展四项大型活动服务计生家庭
24、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新问题研究
25、二胎政策放开与消费经济发展关系实例论证
26、新时代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问题探讨
27、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体系下的财政支出的对策
28、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29、人口迷局:二胎政策呼之欲出?
30、论西方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启示
3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医疗保障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32、德阳市老年居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情况和满意度调查
33、预测：2029年将达到人口峰值
34、有关城市轨道交通的名词
35、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建议
36、试论初中思想品德课中多媒体教学法的有效策略
37、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
38、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9、马克思主文两种生产理论对现实人口问题的几点启示
40、多媒体技术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作用
41、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特征及解决对策浅析
42、浅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43、科学认识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
44、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过程小卡片
45、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46、简答题的题型及其解题技巧
47、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妙用
48、我国人口合理容量的综合分析
49、“单独二孩”政策引发的思考
我国流动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过多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率先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人口控制思想，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口控制 思想 意义 周恩来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一直比较快。庞大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之一，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率先提出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思想，坚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遏制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我国的人口增长状况进入历史新阶段，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必须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实际上却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如当时就限制避孕，并对因多子女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生活补贴。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特别是周恩来，在实践中更是直接感觉到实行计划生育的紧迫性。
首先，这是缓解生存压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感觉到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不大。”［1］“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2］直到现在，我国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粮食。除了粮食，还有就业。新中国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但是妥善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由于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我国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不多。因此他一再提醒：“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短期内还不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3］虽然我国还有大量未开发土地，但是向那里大量移民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其中多数生存环境是比较差的，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缓解生存压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其次，这是保护妇女儿童，实现中华民族健康繁荣的需要。妇女占人口半数，要充分发挥人的生产者作用，必须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后，广大妇女获得了解放，但是由于孩子多，广大妇女仍主要忙于家庭事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是社会产品的纯消费者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的不合理状况，难以发挥生产者作用，更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而影响男女平等的切实实现。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彻底解放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同时，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国家可以创造更多的条件培养下一代，从而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掀起新科技革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取决于科技发展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显然，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少生孩子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956年八大上，周恩来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4］
再次，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发展，又要求人口有计划增长，“如果对计划生育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5］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从1950-1957年，全国人口便从54167万增加到64653万，年均增加1311万，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也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迅速增加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后，人口发展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周恩来对此表示极大的担忧，特别在1970年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们连人口增加都解决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6］周恩来的倡导下，60年代中期，我国在城市和部分农村推行计划生育。1970后，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大大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人类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率先提出系统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认为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只有战争和瘟疫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正因为如此，人口控制理论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人多好办事，人口迅速增加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人口增长规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许多人虽然看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对其本质缺乏理解。
周恩来在实践中认为，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一定客观性”，“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7］当然，他也提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标志着几千年来把生育行为仅看成个人私事的旧观念，变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是人类生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196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8］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我们的人口控制与资本主义的人口控制之间的本质区别，为推行计划生育扫清了思想障碍。
正当我国开始大力提倡计划生育时，反“右”开始了。社会上一些人把人口控制理论当作右派进攻的口辞加以批判。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社会上一度掀起批判新人口论的思潮，有人甚至威胁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严重干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马寅初。“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9］并一再指出马寅初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间有原则区别：“人口多确实是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10］由于周恩来的努力，马寅初没被划成右派，并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计划生育也得以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大力推行，为我国后来成功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三、实行计划生育必须采取多种手段
中国人口众多，增长迅速，而实行计划生育又面临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和现实利益的再分配，困难可想而知。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根据国情和政策，巧妙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手段，保障了计划生育的落实。
首先，开展计划生意宣传，提倡晚婚和节育。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深刻的思想革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关键在于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周恩来号召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动员，而且本人在党和政府会议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遗余力地宣传计划生育，特别是对青年人。1962年春，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上说：“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周岁的男女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11］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晚婚和节育。所谓晚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后结婚；所谓节育，指一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同时大力宣传节育知识。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先搞试点，主要是抓城市，农村要结合医生下乡，有重点有步骤地搞；争取20-30年使人口增长率降到0.1%，避免过急和强迫命令。通过宣传教育，群众逐渐理解国家的政策和困难，就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从而为推行计划生育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1970年后，我国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12］
其次，健全各项相关制度。计划生育既然是国家计划问题，就需要硬性的制度规范，实现“又要自愿又要有所约束”。［13］当时，受平均主义影响，我国在农村分配口粮、城市分配住房时，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并对因子女多而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补助，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为避免因平均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提出“今后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14］计划生育涉及医疗服务，在当时成本较高，普通群众难以承受。为减轻人民负担，在1965年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收费。当时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他提出大幅度降低价格，其差额由财政补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1970年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避孕药品免费供应，节育手术也免费。［15］计划生育，特别是节育手术，要占用劳动时间。他提出：职工手术后休假按公假处理，工资照发，在农村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各项制度的健全大大规范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激发了群众的节育积极性。
再次，完善节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安全有效的节育技术直接关系到广大节育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关系到节育者对计划生育的支持。节制生育的办法有人工流产、避孕、绝育，周恩来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孕。在周恩来倡导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加强了避孕技术研究。到“文革“前夕，各项避孕技术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应当指出，当时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比较严重，还影响群众积极性。1965年8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广避孕要考虑农村的特点。1970年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6］在研制避孕药的同时，他也提出“最彻底的就是绝育”。关于绝育，他在1963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17］与此同时，他号召计生医疗人员上门服务，方便群众。计划生育技术的广泛推广满足了广大群众的节育要求，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四、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倡导下，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其人口控制思想也深深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国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实现了人口增长类型转变，进入世界人口低增长国家行列，大大缓解了因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们面临的人口形势仍很严峻。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佳人口规模为6亿人左右。实际上，大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13亿，远远超过最佳人口规模。而且，当前我国人口增长率虽然较低，但是由于基数庞大，就是以目前的速度，每年仍将增长800-1000万，绝对增长量并不小。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结婚年龄，我国将再进入一个生育高峰期，经济社会发展将再次面临较大压力。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大增，但是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仍很大，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也许有人担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会影响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世界发展证明，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必须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只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没有过时。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受到挑战，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面临着反弹风险，特别是一些名人富人超生问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据社会普遍反映，目前发达地区及富裕阶层，两胎及多胎现象早已为人所知。按照有关规定，超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可是那点抚养费对名人富人算不上什么，无法有效遏制他们的超生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名人富人虽只占少数，但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具有极大影响力，容易对普通民众产生示范效应。长期这样，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必将严重，并形成局部一些不和谐因素。党和国家仍应该仔细研究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并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国策国法的严肃性。○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2］周恩来经济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298.
［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4］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8.
［5］闻岩.周恩来大事本末［M］.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1998.444.
［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7］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9.
［8］许涤新.纪念毛泽东90诞辰为做好人口工作而努力［J］.人口研究.1984.(1).
［9］朱正直.马寅初传［M］.北京出版社:北京,1986.207.
［10］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 .349.
［11］翟振武.错批一个与误增三亿质疑［J］.纵横.2000.（7）.
［12］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4］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5］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7］彭珮云.党和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论述［M］.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1997.17-18.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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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1 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中国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
1.1.1 农村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多
如表1所示, 2010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1.78千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3.32%;城市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4.63千万人, 占城市总人口的11.47%;乡村60岁以及以上人口有9.930万人, 占总人口的14.98%。2010年, 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近1.8亿人, 乡村老龄人口近1亿人, 约占全国总人数的55.56%。结合我国历年来的人口普查, 农村人口呈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现象, 预测未来20年, 我国农村老龄化人口数量还会持续稳定增长。
1.1.2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当中, 有且只有上海市 (8.18%) 和北京市 (7.02%) 的农村人口超过了全国平均老龄化数值 (见图1) 。然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 在全国老龄化水平值之上的有上海 (10.13%) 、广西 (9.24%) 、江苏 (10.88%) 、湖北 (9.09%) 、浙江 (9.34%) 、重庆 (11.72%) 、辽宁 (10.31%) 、山东 (9.84%) 、四川 (10.95%) 、湖南 (9.77%) 和安徽 (10.23%) 等11个省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趋势相对广泛, 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与此同时, 从1982年第三次普查到2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呈持续上升趋势, 由1982年占全国老龄化总人数的5%, 递增到了2010占全国老龄化总人数的10.06%, 增长幅度较大 (见表2) 。同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老龄化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199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系数5.74, 比1982年增长了0.74%;2000年老龄化系数为7.5, 比1990年增长了1.76%;2010农村老龄化系数10.06, 比2000年增长了2.56%。尽管城市与城镇的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增长,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约增长了3%, 但与农村相比增长仍然较慢。
1.1.3 农村老龄人口分布不均衡。
基于全国普遍老龄化的情势, 各地区的老龄化发展状况也不大一样。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看出, 乡村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较大的地方有辽宁 (10.33%) 、上海 (12.14%) 、江苏 (13.58) 、浙江 (12.97%) 、安徽 (11.51%) 、重庆 (14.51%) 、四川 (12.26%) 等11省市, 从全国版图上看, 农村人口老龄化较快的三个区域构成了一条老龄化带:一是安徽、江浙沪地区、山东等, 这是一条构筑于我国东部的老龄化带;二是由辽宁为主构成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地区, 绵亘在中国的北部;三是由四川、重庆、湖南和广西组成。。
1.2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1.2.1 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我国在1973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明显下降。在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里, 1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为40.4%。到1990年下降到27.6%。在第五次普查, 这一比重变成了22.89%。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锐减到16.61%。几十年之间我国青少年人口比重有23%的下降。相伴着青少年人口比重, 老年人口的比重也由5.5%提升到了8.92%。老年人口比重增长了4个百分点。从此可以得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低生育率导致, 其主要原因是源于计生政策的实施。
生育率的下降对于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比较大的作用, 但此比率下降对于我国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而计划生育国策制定下的三十年来, 生育率快速下降, 少儿及其所占比重直线下降。从这个角度看, 计划生育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1.2.2 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农村未经工业污染的秀美自然环境, 辅以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良生活质量, 加之日益提高的医疗卫生条件, 都有助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与长寿。生育率在下降, 但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延长, 2010年农村80岁以上老人都已达到1 195万人。生育率与长寿的此消彼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二、四、五、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1.2.3 人口迁移率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增长, 但乡村人口却在减少, 这是由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因素有:
(1) 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 由于大多城市或者城镇对之前的户籍制度做出调整, 较多数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 加剧了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客观讲, 这种迁徙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
(2)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因为农村人口基数大, 而城市承载力达不到的缘故, 在改革开放前城市对户籍的管控是绝对严格的, 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经济高速进步、社会结构加快转变, 这都势必会形成一股由农村向城市涌动的浪潮。农村人口牵出率高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 就会出现“留守老人”的问题, 还存在一定情况的“空心村”问题, 这都加剧着农村老龄化水平。
(3) 文化程度影响。
在农村青年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 文化知识水平差异又影响着老龄化区域差异。文化知识的学习使农村朋友的思想眼见都得以开阔。有文化的年轻人不愿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统统进城打工做买卖, 农村中青壮劳动力从此流向城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农村劳动力素质愈高就愈容易向外流动, 该地区的老龄化就更严重。
2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2.1 农村老龄人口养老无着落
家庭养老指的是家庭青壮年保障年老成员的生活。它包含了经济保障、生活服务保障与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现今我国的农村养老方式很分散也很单一。农村家庭养老有三种形式。一是父母与某一户子女生活在一起, 其他子女分担赡养费用。二是“游离式共居”即父母轮流在各子女家中吃住。三是父母独自居住生活, 子女提供一系列保障。大多数老人均属于上述的某种养老方式, 当然也有一部分住进了养老院。随着社会转型跨越发展, 现在农村的家庭养老有了弊端,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逐渐地减弱。其主要原因有:传统养老与现代家庭结构矛盾。传统大家庭的互帮互助关系逐步转变为现在的小型及核心化, 这也就使得家庭养老的活力丧失, 经济窘迫导致其陷入了困境;人口流动影响老人的照顾。伴随市场经济的推进, 第三产业高速成长, 外出务工做买卖的青壮年劳力不停增加, 人口流动性变大。由于老年人不具有劳动能力与城市用工原则相背离, 留守的老人却又很难得到生活保障。由于城乡经济程度的不同, 空巢老人在得不到子女帮扶的情况下, 不能像城市老人一样凭借发达的商业、服务业等进行自我帮助和照料。敬老爱老观念的消弱, 老人的思想需要照顾。孝道是中国传统美德之一, 从古至今都稳固着家庭之中的关系。但在经济发展与思想教育的落差, 使人们的家庭观念丧失, 使传统孝道逐步失去其影响力。这也就很难避免会有着一批不情愿赡养老人的“不肖子孙”。
2.2 土地养老杯水车薪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土地就成了农民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零八年经济危机之后通货膨胀影响, 土地的经济产出已经难以保证农民的生活, 更不用谈及养老。结合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 土地根本无法对农民提供有效养老保障。
2.3 社会养老作用不显著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着一定地位, 它关系到占我国总人口约70%的农民生活质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又是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 它推动着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是处理“三农”问题, 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项政策。由于现今农村养老基金找不到很好的增值渠道, 以及保障水平低, 覆盖面小, 实施对象范围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险发展依然具有不小差距,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进程迟缓。
2.4 农村老龄人口缺乏精神慰藉
中华传统美德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尊老敬老。但是我们现在应该醒悟, 纵然我国是一个尊老的社会, 不能否认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思想冲击正在撞击这我们本认为根深蒂固的美德。这主要包括: (1)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 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思想文化差距拉大, 二者缺乏有效交流。 (2) 农业大国向工大国的转变, 让老人的话语权减弱。 (3) 几代同堂的家庭模式向现代化的核心家庭方式转变, 家庭侧重点由尊老改换为抚幼。 (4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观念被加剧的人流动冲跨。 (5) 农村老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对儿女赡养提出较高要求, 这也动摇着养老道德观念。
3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的对策
3.1 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加速农业现代化
三农问题的解决出路势必在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也是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青壮劳力的减少, 正是在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 呼唤农业的现代化, 农业技术与农业资本都需要加大投入。第一, 要对农村的基建设施加强资金补贴, 致力于改变农村风貌, 妥善提升农村公共服务。通过对于交通、饮水等方面的投资, 使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得到满足, 加速农村社会事业进步, 完备各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渐渐向城市看齐, 使农村老龄化得到相适应生产生活条件。第二, 要通过解决供需来解决农村劳动力平衡问题。在供给方面, 大力发展新型职业农民, 保障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在需求方面, 要为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方式扫清障碍, 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减轻劳动力向农业的投入, 缓解劳动力不足对农业的打击。最后, 要大力扶植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创业, 尤其是事关老年人发挥余热的特色农业休闲农业以及农村服务业等, 使这类产业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起点。
3.2 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助力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距。目前在就业领域城乡二元结构分割比较良好, 所以人口就业流动较为容易;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 举家迁徙较少, 老年人的流动更少, 从而导致农村较城市老龄化程度高。尽管我国户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 一些地区也取得良好成果, 但城乡福利等多方面的差距依然影响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根据国务院2014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指导意见, 建立城乡共通的户口登记制度, 力促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落户安家, 有效建设城镇化。这样就有助于举家迁徙的人口流动, 使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为均衡, 进而一步一步使农村“青壮年进城、老少留守”的现状改善, 这将有利于减缓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3.3 建立建设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保障水平
就现状来讲, 覆盖面逐渐增大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农村合作医疗都使得农村居民的社保状况得以改善。但在总体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还要对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尤其是对农村老人加大补贴, 例如通过阶梯制补贴、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等方式, 向农村老人养老进行政策倾斜。其次, 要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进行调整完善, 不仅要达到惠及全民, 还要参照经济发展速度来提升养老金数额。再次, 要积极完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财政补贴、个人缴费等都能够跟上经济增速的步伐, 还要向贫困、高龄等老人倾斜。
3.4 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立, 加速城乡社会服务一体化
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也必将趋于社会化。加快建设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才能更加良好的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 推动城镇社会服务向农村延伸, 让社会服务一体化伴随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首先, 政府出面倡导并鼓励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 给与政策, 资金上的帮助, 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购买服务等方法以达成老年人免费或者较少费用的享受一些基础服务。其次, 推动农村养老机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机构极少, 目前除了扶贫工作所推动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很少有社会化的养老机构, 政府可以通过补贴以及税收等方式鼓励社会养老机构的创办。同时, 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附近乡镇卫生院规划建立集中照料失能老人的机构。最后, 指导家庭继续发挥养老功能。探索家庭养老的新形式, 寻找可以是家庭继续发挥养老功能的新政策, 例如对于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员予以补贴等, 进而提高其履行养老职责的积极性。
3.5 加强敬老爱老教育, 充分利用宣传手段
尊老爱幼从古至今都是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对于构建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大力宣传敬老爱老教育, 征选全国敬老爱老模范等方式, 有效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正面风气。
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也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重, 农村经济受到了影响, 这不仅限制了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同时也拖累着我国整体发展, 因此, 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从国家、社会、家庭三个层面共同入手, 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国家和社会才更应该清晰的认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农村现行各项制度的不完善性, 并积极采取相关解决措施,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进而解决由老龄化带来的各类问题。
摘要：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中国人口数量虽然较以前相比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仍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同时老年人口数量也十分庞大。本文通过阐述我国农村老龄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影响。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并从农业现代化、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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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纳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本文试图从全纳教育的新视角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全纳教育流动儿童义务教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家庭化的举家迁徙,由此便衍生出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纳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它为我们有效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全纳教育的理念
全纳教育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关注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状况,使所有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反映了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全纳教育的价值取向为我们在集体和合作中接纳所有儿童特别是儿童中的流动群体提供了积极的指导。全纳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在:
1.1从关注部分儿童到关注所有儿童
1994年6月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通过了“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它的指导原则是:学校应接纳所有的学生,而不是考虑其身体的、智力的、社会的、情感的、语言的或其他条件。
1.2 从关注个体到关注全体
全纳教育关注的是所有儿童的社会性参与,向人们提出了一种对待个体差异的新视角。在学校中,这些儿童与同班同学是学习生活的伙伴,弱势儿童问题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他们的被排斥状况。
1.3 从关注知识到关注合作
实施全纳教育,强调社会、学校、家庭及学生之间的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儿童弱势群体被排斥的问题。
2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现状
流动儿童入学困难。尽管国家规定流动儿童入学以公办学校为主就近入学,但由于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和义务教育财政体系使他们很难入学,转学也极其困难。
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由于学籍户籍制度以及现行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严重阻碍,大多数流动儿童不得不进入各种民工子弟学校就学。民工学校的师资状况也让人担忧。
受到歧视以及不和谐的师生同学关系。由于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大多社会地位不高工资低,流动儿童的学习效果不佳,使他们在学校备受歧视。
3 全纳教育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启示
全纳教育为我国解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要解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3.1教育观念的转变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倡导提供公平无歧视的教育环境。就社会而言,我们必须转变对流动儿童的传统观念,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应给予流动儿童充分的关注和关爱,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就学校而言,要改变以成绩,升学率为主的传统观念,尊重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争创和谐平等的学校环境。
3.2 教育制度的完善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所以,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次,修订涉及农民工子女上学的相关法规,对现行法规进行修改。
3.3 教育实践的落实
全纳教育提倡的“加强学生参与,减少学生排斥”的教育理念。首先,在教育管理方面,全纳教育提倡民主平等和参与。流动儿童无差别地参与各种班级活动,可以感受民主的班级氛围,建立自信心,更好地融入班级和学校生活中去。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全纳教育要求教师一视同仁。在课堂上提问时,要做到不随意否定,要适时给予启发和鼓励。教师要充分地了解每一个学生,对于学习成绩稍差的流动儿童,作业要适合他们的实际水平。
再次,学校应为流动儿童提供需求的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评价。全纳教育课程观认为,课程要适合学生的需要,而不是学生被动的去適应课程。课程应着眼于在一个综合环境下满足所有学生的要求,使每一个学生通过课程得到能力的发展。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上,要考虑到流动儿童的差异性,教育目标的设定要以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教学目标。全纳教育下的教学评价是一种发展性的评价。教学评价要更注重学习过程,注重学生的发展。
我国流动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一新形势下，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重点指出了其在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障碍，最后结合我国典型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验，提出推进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培育“小城市”，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分摊农业转移人口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
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是指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取得城镇户籍，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动力。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巨大机遇，精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有序市民化。重庆市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示范带动的责任。因此，本文主要是在梳理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并结合其他省市市民化的先进经验，最后对实现重庆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提出政策建议。
二、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实践
1997年，重庆被确立为直辖市以来，积极落实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实验，不仅加快了重庆城镇化的发展，还带来了重庆经济的迅速增长。据统计，1997年，重庆的城镇化率为31%，比全国城镇化水平低1个百分点，而在2017年，重庆城镇化率达到了64.08%，在全国排名第九，比1997年提高了33.8%，并在直辖后始终高于同一时期全国的城镇化率（图1）。在经济上，重庆市也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發展，由直辖时期的建设性发展，到今天致力于建设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匹配完善的养老保险、土地处置等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体系：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重庆市正式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成为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一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等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为重庆农业转移人口户籍改革提供了制度支持。据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转户数据分析，截止2015年，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5年来累计成功转户429.3万人、110.8 万户，其中在主城区落户人数达到35.8万人，占51%，而18岁至60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转户人口的65.4%，本市籍内转户的占99.8%。这体现了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人口跟着产业走、劳动人口是转移大军、本市人口是转户主力的特点，基本实现了重庆市政府政策设计的预期目标。2016年，重庆市农业人口为1776.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1139.98万人，户籍城镇化率47.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2.6%，乡村从业人员为1302.54万人（表1），农业户籍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二是匹配完善的养老保险、土地处置等改革措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功能日趋完善。在户籍制度改革下，剥离与户籍相关的福利保障服务至关重要，为此，重庆市社保局明确提出转户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并通过加大对用工企业的督促来落实这一保障措施。在土地处置方面，对转户人口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继续予以保留，并可继续享受农业相关补贴，减轻农业人口转户的负担。同时，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量化确权，为农业转移人口解决后顾之忧，并通过“地票”交易，将大量闲置土地复垦为耕地，使得地票价款的净收益显著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得到了提高。到2017年，全市地票交易共计达到4.04万亩、75.41亿元，同比增长59.8%，全年农村土地实物产权流转11.57万亩、金额7.8亿元。现已有巴南、长寿、南川等26个区（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成运营，形成了以市级平台为核心、区县平台为支撑、乡镇平台为基础的交易体系①。
三、新形势下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一）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能力、观念的局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针对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转变的问题，还包含着让广大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接受城市文化。据了解，重庆市农业转户人口中大部分认为农村生活环境更舒适、方便，城市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负担。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局限：一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从而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据重庆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49元，仅为城镇居民一半，其恩格尔系数为38.7%，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仅为32.7%。收入支出上明显的差距，使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在城市环境中生活缺乏群体归属感，他们经常怀旧，常常产生排斥心理，感觉自己不属于城市。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尤其缺乏职业技能方面的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据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重庆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未接受系统教育的占7.4%，小学学历的占48.3%，初中学历的占37.5%，高中学历的占6.2%，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0.5%。其中，农村常住劳动接受过专业培训仅有7.3%，他们大部分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接触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几乎为零，尽管在转户后政府主持的一系列技能培训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但整体的素质、观念和能力的局限使得其就业门槛相对较高，而较低的就业收入难以维系城市生活，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二）部分区县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不到位
在全市上下紧锣密鼓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背景下，依然存在部分区县地方政府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方面的宣传不足，区县政府对市民化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当地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落户政策一片茫然，或者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情况。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观念上，部分区县政府更多的是把农业转移人口看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负担，尽管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户籍，但他们进城工作更多是一个短期行为，增加了城市的不稳定性，区县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这使得区县政府不愿意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中去。在管理上，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不到位，传统的政府官员考核和地方工作政绩考核方式使区县政府一如既往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制度的落实。区县政府人员陈旧的管理思想，缺乏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盘考虑的能力，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加不愿意进入城市，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三）配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还未跟上
重庆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其社会保障体制也分为了两大块，一方面是以城镇居民为主的社会保障体制，另一方面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保障体制，重庆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了城镇户籍，而这部分人也理应和城镇居民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尽管，《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的颁布，为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服务建立了相应的衔接机制。但是，自2010年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单位的缴费比例由10%提升至12%，个人的缴费比例也相应的由5%提升至8%，需持续缴费15年。而这在长期工作不稳定以及易受“工潮”影响的农业转移人口看来，无疑是加大了他们的工作生活负担，大批农业转移人口因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难而放弃这一社会保障。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生活又要面对高昂的房价、高额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等，生活压力及生存成本普遍偏高。尤其是现阶段城镇住房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遇到的头等难题，近年来重庆房价居高不下，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其工作生活的城镇里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难度较大。而在现今重庆的住房又与许多社会公共服务政策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被边缘化，造成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的不公平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移居城镇的意愿。
（四）教育和民主权利缺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主要在于想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地学习生活环境，而重庆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民主权利的投入还有待完善。据农业普查数据显示，重庆市现有农村中小学1.52万所、教职工20.89万人，约占全市的70%，城镇教育资源仅占30%，而在全市大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选择城市就学，城乡之间教学资源投入的差距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城市就学矛盾凸显。尽管，近几年，重庆市在“十三五”规划指导下，新建幼儿园900所左右，改扩建幼儿园1200所左右，建设150所特色普通高中，60所特色示范普通高中，但是，部分区县城镇的学校教学资源依然匮乏，从而入学名额和资源限制成为了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与城镇居民子女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应的出现不均等不公平现象，从而降低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造成这一种局面的原因归咎起来还是全市教育资源的匮乏，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参加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是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生活，行使其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户籍改革制度还未完全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由于长时间养成的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并不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使得他们常常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完全融入城镇社区生活。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徘徊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导致其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反映和保障，民主权利缺失。
四、典型省市農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验借鉴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典型案例
1.以城乡公平为主线，构建“零门槛全覆盖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2015年以来，湖北宜城市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制定了城乡居民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清单，通过六大类23项内容，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进行一体化管理，实现了“应办尽办，应保就保”。“自主性选择”从农业转移人口自主选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同时，强化企业对职工保险的缴费责任，给予城乡居民平等的权利和保障。浙江德清县通过“先确权、再户改”的方式，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打消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通过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进行户改，融入城市生活。湖北宜城和浙江德清都通过充分尊重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用全覆盖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达到了“引人、留人”的市民化效果。
2.积极培育“小城市”，推进本地农业人口就地城镇化
辽宁省大连市以本地农业人口就地城镇化为突破口，进行以“小城市、中心镇、郊区和经济区”为代表的区域性重点城镇建设。据了解，大连市每年安排政府投资总额的7%，专项用于支持中心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项目建设，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当地安家落户，提高了当地城市城镇化的承载能力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15年末，大连市皮杨中心镇城镇化率达到了51.1%，五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甘井子区户籍城镇人口增加3.4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100%，使得大连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1.2%，提前完成其城镇化目标。
3.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城乡产业体系
甘肃金昌以产城融合发展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致力于打造资源型城市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2015年以来，金昌市不断优化城镇空间和产业体系，建立多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打破了资源型城市的单一局面。建成的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的龙首新区和以工业为主导的金水新区两个产城融合的城市新区，完善了城市综合承载功能，为其吸纳了近17.2万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了68%。四川泸州市围绕“港产城”一体化总体要求，发挥沿江人口和产业优势，推进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创造宜居环境的同时通过打造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和产业园区解决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住得下、留得住、得发展”。
4.围绕土地要素，加强农民权益保障
湖北仙桃市以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基础，通过迁村腾地、社区建设的方式开启新型城镇化之路。通过“先还建，后开发” 的方式（先由政府投资建安置区，把腾出的部分土地由政府依法征收后通过招拍挂出让，出让收入冲抵还建房及拆迁支出），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对农用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为乡镇建设带来了便利。据了解，这一制度实施以来仙桃市撤并零散村庄近200个，拆迁危旧房屋2016栋，建成新农村社区14个，农民新居412栋，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乡镇产业的发展壮大，仙桃市还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实行集约经营，走上了节约集约用地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二）对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借鉴意义
“十三五”规划以来，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城镇化改革的试点，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通过对湖北、甘肃、四川、辽宁等省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验的分析，重庆市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为基础，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转户到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基本权益难以保障，转移到城市生活不仅仅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对于基本的养老医疗和就业方面的保障还需要承担风险。湖北宜城和浙江德清通过“自主性选择”、“先确权、再户改”的方式，把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放在了首要位置，从制度层面完善保障措施来吸引广大农民转移户口，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保障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权益，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二是加大区县镇建设投入，为转移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发展具有特色的乡镇、小城市和郊区，不仅可以减轻中心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承载压力，还可以帮助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帮助农民安家落户。同时，通过产城融合，建立多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有效的解决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甘肃、辽宁、浙江依托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周围的中小城市、郊区、中心镇建设，加快了市民化进程，从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由中心城市转向这些中小城市流动，有力的推动了城镇化均衡发展。
三是注重“人地挂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土地的退出和利用机制。湖北仙桃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有效实现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平衡。坚持建设用地跟着产业和人口走的方式，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不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同时还应根据这个城市吸纳的农村人口来确定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这样就把人和地联系起来，既可以实现对新型城镇化的用地保障，也是有利于对土地城镇化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进行制约。
五、推进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
（一）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农业转移人口都有市民化的条件，因而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培训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注重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总量的限制，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入学较困难。政府不仅要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和院校的建设，通过“绿色通道”、统一学籍管理等方式，保障随迁子女和常住户口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促进他们与本地学生的文化融合。同时，还应该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尤其是对于边远县镇师资，政府应当加大投入，为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提供同等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就业能力。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因而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技术培训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多層次技能培训的投入，形成“培训、就业、提高”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使其成功转化为全市发展的人力资本，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二）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到与当地居民享有同等公民权益以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一个长期且庞大的工程。区县政府作为全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执行层，有责任依据市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因地制宜地改革当地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该群体的自由迁移，扫除阻碍他们在城镇全面发展的关键障碍。首先，应从区县官员的综合素质和政绩考核两方面着手，培养官员对农业转移人口全盘考虑的能力，完善地方农业转移人口绩效考核制度，约束并指导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执行力度。其次，区县政府应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建设城镇服务型财政，使得进城农业人口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
（三）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重庆市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的方式，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农民转户过后的后顾之忧。一方面，重庆市应清理与户籍相附带的各种功能，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不公平，对农业转移人口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健全基本保障制度。同时，由于重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城市化进程各不相同，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当以县镇为基础，分范围进行保障，建立相应的最低贫困保障线。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对住房的基本需求，通过发展远郊和集镇分散转移人口，减轻主城区住房压力。同时，还应当推进公租房建设，针对转户农民工的特点探索多种住房保障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租房、购房补贴，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改善该群体的居住条件。
（四）大力培育“小城市”，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
重庆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二元发展结构，农村人口较多且经济相对比较贫困，因而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把“大农村”向集镇方向转化，鼓励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把“大农村”进行集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给农民必要的发展权，给予他们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解决好农民耕种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协调问题。根据中小城市经济特点，对于集镇化的“大农村”可通过招商引资、企业搬迁、撤并重组等手段，吸引现代物流、金融、旅游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集镇经济，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合理规划新型集镇的发展定位，完善小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考核激励机制，实现集镇的可持续发展，帮助农业专业人口实现就地就近市民化，提高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五）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分摊农业转移人口成本
农村集体经济的量化确权，可以使农民的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分离，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被打消，城乡资产的行政地域界限被打破，拓宽了产城融合渠道，增加了农民的收益，城镇化进程也就相应加快。近年来，重庆开展资产量化确权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主要集中在农村承包土地、农房和林权三个方面，其它集体公共房屋等集体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因而，应建立全面的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对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工作给予税费优惠和财政扶持，完善现行征地政策，给集体经济发展留足用地的空间。完善现有“地票”交易制度，建立“三权到人、权跟人走”的权属管理新机制。同时，还应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形成了以市级平台为核心、区县平台为支撑、乡镇平台为基础的交易体系，激活农村资源，增加进城落户居民财产性收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2017年度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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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YBJJ027）”。
重庆市科委制度创新类项目“关于我市加大‘聚才引人’力度应对当前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建议（项目编号：cstc2018jsyj-zdcx0366）”。
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增强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编号：20180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经营新模式对增进与分享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编号：7147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