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 要] 随着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发布，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呈现新特征。在分析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进展基础上，对《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进行评析。该书突出“智慧应急、科学管理”，且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均达到了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准。不仅如此，该书在为读者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也能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指引着这一领域后续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智慧应急；科学管理；大数据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8. 07. 076
1 我国应急管理研究现状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突发事件频发，应急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的应急管理研究自2003年“非典”疫情事件开始骤然升温，大量论著、科研项目围绕应急管理研究展开，学术成果丰硕。此外，理论有效指导实践，促使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日趋制度化、科学化，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已初步建成，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应急保障能力得到了加强。
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应急管理研究进展，以应急管理为精确主题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2003年-2017年，总发文量为16 016篇，出现了卢文刚、陈安、王宏伟、张海波、赵林度、闪淳昌等一大批核心著者，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成为重要的研究机构，《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薛澜等，2005）、《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科学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范维澄，2007）、《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吕孝礼等，2012）、《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张海波等，2015）等论文成为高引或高下载量论文。除此之外，一大批应急管理相关的国家级课題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例如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研究项目“新时期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模式重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公共危机应急救援力量管理体系研究”等。
随着应急管理研究的深入，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级别和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夏一雪老师从2010年博士毕业后转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领域，先后完成应急管理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5项，发表了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年轻学者。作为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2017年3月，夏一雪博士撰写了《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并于2017年7月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前瞻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推理论证，是应急管理研究中一部富有全新理念并进行系统论述的学术著作。《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的出版，可以为应急管理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角，为应急管理实务人员提供实践路径。作为一部很好融合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术著作，为我国应急管理研究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2 开卷有益：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
通读全书，《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研究内容承前启后，与同类著作相比，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均达到了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准。具体而言，《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具有以下3 个显著特点。
（1）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突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应急管理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安全观念从传统安全观向新安全观，再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演进，适应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建立与国家安全体制相适应的应急管理组织体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重点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应急管理的价值引领、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核心理念和组织体制分析框架，并从机构设置、职能定位、组织结构、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组织体制改革的内容框架，为应急管理体系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2）研究思路清晰明了，从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主体、应急管理客体、应急管理过程等四个方面对应急管理领域进行整合与重塑。应急管理是针对各类突发事件，从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到恢复与重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1]，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过程三个基本要素，据此构建《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研究结构框架开展研究（见1图），便于读者清楚了解作者研究思路，明确应急管理研究脉络。
（3）研究内容与时俱进，融入大数据应用、新媒体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等当前应急管理建设面临的新理念、新语境和新形势。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2]，其中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推动应急管理信息化，积极运用“互联网+”理念，开发支持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手机客户端及配套管理系统，与此同时，加强新媒体应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根据事态进展动态发布信息等，并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完善网格管理信息平台，强化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功能，及时发现突发事件苗头，提高先期处置时效[3]。这些都是作者前期的研究内容，并系统整合到著作中，可以说《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一书与时俱进，适应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整体而言，全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完善、文化嬗变视野下应急管理文化的建设发展、全媒体语境和智慧城市环境下应急管理模式的结构性优化[4]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具备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3 融汇贯通：应急管理——启示与思考
再读全书，对新形势下我国应急管理研究有了深刻认识，“智慧应急、科学管理”的思想启示深植于心，可见此书值得认真鉴读。不仅如此，《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在为读者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也能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为这一领域测后续研究指引方向。
（1）智慧应急是应急管理的利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应急的前提是发现规律、利用规律。深刻把握突发事件演化规律，识别演化关键节点，划分演化阶段，据此构建“无事先防，事初防变，事后防复”[5]的应急管理模式，进而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其次，智慧应急的手段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监测→预测→预警→预防”的一体化智慧应急系统，敏锐识别风险隐患，感知突发事件情报，主动预测预警预防。
最后，智慧应急的范围需要由线下拓展至线上。网络社会中，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相互耦合极易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因此，在重视线下应急管理的同时，还应重视线上的“网络世界的应急管理”，主动感知网络民意，实现高效应急。
（2）科学管理是应急管理的保障，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内容。
首先，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提升部门联动效率。加强城市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建设，提高多部门联合协调行动能力是科学管理的关键所在，最终将形成统一调度、部门联动、资源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城市应急联动综合应急管理模式。此处可以借鉴军事上C4ISR的建模思想[6]，研发部门间的“粘合剂”和应急管理能力的“倍增器”，即构建以情报为核心，以调度、通信、指挥等为触角的智能联动系统，提升部门联动效率。
其次，提升科学管理效能必须要减少流程“误差”。应急管理流程包括监测、预测、预警、预案、决策、反馈、控制等多个环节，环节之间必然存在连接误差，导致应急救援实战中的决策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进而延误战机。故而需要基于突发事件演化规律、风险管理等理论为基础，构建监测、预测、预警、预案、决策、反饋、控制等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平时作为模拟演练的推演系统，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实战系统。
《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一书包含了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的新趋势、新发展，研究内容涉及管理学、法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有诸多闪光点，读者需要细细品味其中精华，相信必有所得。
4 结 语
白璧微瑕，《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主要针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突发事件开展应急管理研究，而对于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问题研究甚微。目前，随着移动宽带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诸如伊朗震网病毒事件、美国东海岸停电事件等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网络安全形势与挑战日益严峻复杂，网络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然而，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围绕网络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策略、安全形势等展开[7-9]，尚缺乏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相继出台，网络安全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必将是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笔者认为，《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如能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嵌入其中，将更具前沿性和时代感。
但，瑕不掩瑜。《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自出版以来，得到实战部门的诸多采纳，其中大量观点和建议得到认可和应用，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应用价值。这部凝聚了作者七年学术心血的著作为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突破口，期待更多学者以此为参考，并以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为指引，为我国应急管理研究再添硕果。
主要参考文献
[1]闪淳昌，薛澜.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7-01-12）[2017-11-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9/content_5211752.htm.
[3]夏一雪，韦凡，郭其云.面向智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6，12（4）：100-105.
[4]夏一雪.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
[5]夏一雪，兰月新，王沙骋.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恐怖主义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研究[J].情报杂志，2017，36（11）：16-22.
[6]苏伟，罗雪山，张耀鸿.C4ISR系统总体方案规范化建模方法研究[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7，29（2）：222-225.
[7]于全，杨丽凤，高贵军，等.网络空间安全应急与应对[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6）：79-82.
[8]刘欣然，李柏松，常安琪，等.当前网络安全形势与应急响应[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6）：83-88.
[9]国家行政学院网络安全课题组.中国网络安全应急体系的问题与对策[J].电子政务，2014（7）：20-25.
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谣”言惑众 必受严惩
3、网络暴力事件中“搭便车”行为成因分析
4、网络暴力：特征 成因 预防
5、从网络暴力看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6、浅析“校园网络暴力”类型及防范对策
7、论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对网络暴力的助长作用
8、对互联网时代“网络暴力”的调查研究
9、从网络暴力自杀的例子分析青少年从众心理
10、试析网络暴力游戏之恶名及由来
11、抖音：将网络暴力扼杀于摇篮中
12、大学生网络暴力行为成因及引导策略探析
13、网络暴力现象的犯罪学分析
14、高校网络舆情与网络安全意识引导路径分析
15、传播学视域下网络暴力成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16、网络暴力的法理学透视
17、大数据背景下公安机关对网络暴力治理对策研究
18、青少年网络暴力问题的引导对策
19、网络暴力终要承担法律责任
20、青少年网络暴力的现状
21、重塑意见领袖，优化网络公共领域
22、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23、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新型“网络暴力”行为分析
24、“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
25、网络流行语中暴力语言的分类、危害及应对方法探微
26、网络暴力侵权法律规制
27、网络自律是遏制网络暴力的关键
28、网络暴力犯罪的应对困境，原因及对策
29、探析网络暴力成因及危害
30、群体极化视域下网络暴力议题分析
31、超七成大学生自认受网络暴力影响
32、滥用“滤镜”将导致审美畸形
33、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治理网络暴力
34、网络暴力：“法不责众”只是错觉
35、群体极化下的网络暴力研究
36、浅析新媒体时代下网络暴力现象
37、网络舆论监督与网络暴力的平衡
38、中小学校园网络暴力的思考
39、网络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40、新媒体环境下梅州市青少年暴力犯罪治理研究
41、检察机关应在治理网络暴力中主动作为
42、网络暴力言论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43、自媒体语言暴力问题探究
44、青年网络道德的培养和塑造
45、虚拟社会之“网暴人”探论
46、对我国青少年在虚拟空间中的网络暴力之对策研究
47、网络诽谤的多维度解析
48、大众传播视域下的网络暴力研究
49、针对“网络暴力”谈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2、“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移动短视频服务机制构建
3、短视频时代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索
4、地方电视台短视频传播策略探讨
5、社群理论视域下高校短视频传播策略研究
6、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短视频的传播研究
7、殷墟文化遗产的短视频化传播分析
8、我国短视频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成、功能及价值研究
9、融媒体环境下短视频的传播策略
10、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11、论网络短视频平台的法治化运营
12、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及运营策略
13、剖析短视频创作过程 探讨新媒介运营策略
14、以“短视频+”架起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桥梁策略浅析
15、关于短视频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
16、短视频“出海”：基于海外受众视角的YouTube运营解析
17、浅析数字时代下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18、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工具对电子商务网站运营策略的启示
19、传统媒体新闻短视频发展现状以及传播态势分析
20、浅析我国短视频VLOG博主内容生产与运营
21、县级融媒体如何进行短视频生产和传播
22、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短视频的传播机理研究
23、新闻资讯类短视频平台应如何规制
24、融媒体时代电视媒体制作新闻短视频的思考
25、融媒体环境下短视频的发展研究
26、短视频时代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7、“十三五”以来我国短视频营销发展盘点与趋势前瞻
28、怎么保证企业短视频营销收益
29、短视频传播的伦理“破限”与治理
30、短视频在高等院校新媒体宣传中的应用
31、PUGC模式下民生新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思考
32、移动短视频社交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探析
33、我国短视频新闻的发展特征与发展困境
34、李子柒短视频运营的成功经验与借鉴意义
35、媒体融合时代地方新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运营策略
36、我国政务短视频发展的时代意义与优化路径
37、国内短视频新闻研究综述
38、短视频传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39、运用短视频传播先进军事文化的策略探析
40、乡村振兴背景下短视频创作人才培养探究
41、浅析短视频对网络传播格局的益处及建议
42、基于MCN模式的短视频内容运营研究
43、风险社会视域下校园短视频的特征、传播风险与创新路径
44、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主持传播特色探析
45、融媒体时代新闻短视频发展现状及策略探析
46、移动短视频使用对旅游者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47、新媒体中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及研究
48、哔哩哔哩互动短视频的运营模式
49、新《著作权法》背景下短视频版权保护研究
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编者按】近年来，移动性逐渐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对移动的强调意味着打破对社会的固着性考察，以一种动态的视野重新串联起各种关系、物质、符号、情感的社会性构成，从而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移动样态。为此，本刊就什么是移动性理论、如何理解移动性理论的思想脉络、如何开展与移动性相关的研究等问题对戴宇辰老师进行了采访。
记者：近年来，移动性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那么，什么是移动性，移动性和流动性这二者在概念上有何不同？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
戴宇辰：流动性和移动性表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涵，从英文语境中这两者的词根就能窥见一二。移动性（mobility）的词根来源是move，有移动、运动、位移之意;而流动性（liquidity）的词根来源是liquid，有液态的、流动的之意。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用流动性一词来表达相对于现代性之固态特质的时空软化、规制解除、权力偏移的社会形态;而移动性则并未涉及这种对于固态的现代性的对比和转变。
具体而言，移动性研究是对于主体运动和移动过程（movement）的研究，并且强调的是这种移动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意涵。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需要给予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更多的关注。当现代性介入到都市生活中时，许多移动的过程（movement）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是成为了一个意义的塑造和生产的过程，并由此表达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意涵。移动性研究的核心在于“将社会关系放置于移动之中，将不同的移动手段与通过远距离传播而形成的多样化社会经验联结起来”。
记者：在您看來，该如何理解这种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移动转向”？如何去梳理移动性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脉络？梳理这种“移动转向”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戴宇辰：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欧陆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这种“移动转向”（the mobility turn），展开而言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移动转向”打破以往研究中的“定着性思维”（sedentary thinking）。在定居主义看来，只有节点才是具有意义的，而移动路线只是穿越无意义空间及通往节点地方之神圣性的方法。相反，移动性研究聚焦于主体如何完成在节点之间的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意涵。因此，我们需要从定居主义的“定着性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一个运动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第二，“移动转向”带来了对象的动态分析视角。我们在人文地理学、新闻传播学中都会强调“地方性”“认同感”等概念。但在移动性转向看来，地方和有意义的活动，其实是沿着流动网络和移动性，通过各种短暂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动态的思维，这也是与打破“定着性思维”一脉相承的。
第三，“移动转向”开拓了一种去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的视野。在移动性的视角下，当我们不再关注固定的节点，而是关注节点之间的移动过程的话，便不存在全球与地方的差异、整体与局部的差异、内部与外部的差异。
第四，“移动转向”关注移动生成的物质性基础。传播活动即是一种移动性的过程，它不在于在节点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关注在节点之间的传播过程是如何达成的。因而，移动性生产的物质性基础，比如媒介、网络、铁路、公路、交通，这些构成movement得以生成的可能条件。
第五，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移动性的权力进行批判。为何乡村农民，就没有城市的白领这种高强度、高频率、高倾向性的移动呢？这主要体现在移动能力（movement ability）上的差异。而这种移动能力的差异、移动能力分配的不平衡，带来的便是政治、经济乃至阶层上的差异。
记者：对于移动性研究而言，当下的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哪些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
戴宇辰：“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主要区分了五种与移动性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别为： “身体旅行”（corporal travel）、 “物理位移”（physical movement）、 “想象旅行”（imaginative travel）、 “虚拟旅行”（virtual travel）、 “传播旅行”（communicative travel）。身体的、物品的、想象的、虚拟的、传播的，这五个领域构成了“新移动范式”。若通过移动性视角进入，我们所熟悉的传播现象可以得到新的解释，这些看似寻常的现象又被阐释出新的意义。
分别展开而言，“身体旅行”研究的是工作、生活、休闲、社交、移民中身体移动是如何建构不同的“时空情态”（time-space modality）。相关研究主题不乏旅游者、通勤者、移民者等等。就拿本雅明的都市生活中的“闲逛者”为例，闲逛这一行为就不具备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固着性，而是一种即兴、随性的移动过程，由闲逛这一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便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
“物理位移”指的是流通的各种商品、货物是如何转变人们的空间、居住的社会意义。“物理位移”更多关注的是商品、货物的流动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2020年有学者以物质性视角研究了生活垃圾，探讨北京市的生活垃圾是如何在周边地区流动，并分析其中所构建的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社会意涵。除此之外，相关研究主题不乏货运、跨国污染、二手市场的技术怀旧型商品等。
“想象旅行”研究的是各种媒介表征、幻想、交流所呈现的时-空想象及其文化内涵。相关研究在艺术学、电影研究、文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更为丰富，比如有学者对艺术、影视片、电视节目等展开了研究，并关注其中经由媒介表征所呈现出的想象性的、虚拟性的符号所构建的意义。
而“虚拟旅行”就与新闻传播学在赛博时代的媒介研究高度相关，指的是在虚拟环境中的行为如何改变现实行动，转换时空意义，超越物理界限。相关研究主题不乏网络游戏、信息流动、线上背包客、监视科技等。近期学界有不少对饿了么骑手、外卖小哥的研究成果。这也符合了移动性研究的主题，即虚拟数据汇聚如何规制和管控我们的现实肉身，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移動产生影响。虽然在身体上骑手正在进行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但在效率优先的算法规制下，骑手的身体不再属于骑手本身，而是与算法高度绑定。骑手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是成为了机器和算法的附属物，他的移动路线都是由算法和数据预先规定的。
最后一种研究主题“传播旅行”，指的是人际之间通过具身性行为、文本、符号、电子媒介所形成的交流通路。相关研究不乏音乐、舞蹈等线下的、面对面的、具身性的活动所形成的传播行为。
记者：除了理论框架、研究主题之外，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与移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
戴宇辰：首先就是质性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参与式观察、访谈、民族志，都是非常符合移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移动性研究中，“时空日志”（time-space diary）就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比方说，在做关于通勤问题的研究时，可以在固定的时段记录下有关的时间和空间的体验。第三就是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的研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虚拟空间中某个网络论坛时，便可以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刘海龙老师对于“帝吧出征”事件的研究。最近有一些国内研究采用了一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称为“走读法”（the walkingthrough method）。对某个应用软件进行研究时，需要考察每个App中的细节、考察每个App中不同环节的使用方法、考察不同App中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移动实践，来汇集其需要的研究资料。最后一类是物质话语分析（material discourse analysis）。我们都知道，话语分析更多的是文本材料，而物质话语则是分析物件背后所蕴含的文本的、情感的和社会的意义。
专家简介：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市“晨光人才”（2019），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与当代批判理论、媒介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上海市“晨光学者”项目，主要兼职有华东政法大学新媒体数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著有《遭遇“视差之见”：齐泽克与文化研究》，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国际新闻界》等期刊，并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张梓豪，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新媒体数据研究院学术助理
编辑：徐 峰
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以SSCI数据库中近10年新闻传播学话语分析的研究文献为对象，基于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研究现状及热点的分析，勘探话语分析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研究发现需要进一步与国际学术体接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实践的话语理论，加强中国学界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未来应以否思的思维方向探究学科的发展，在数据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背后隐含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话语分析;研究现状;知识图谱;CiteSpace
一、引 言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提出已有近70年的历史，以符号学为其总体学术背景，以语言学和类语言学文化探索为其主要研究领域，以跨学科的综合性为其基本方法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1]。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领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我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仍然停留在语言学单学科领域里，学科融合以后才加快了研究的步伐。话语分析被各学科广泛应用的现状及其在当今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当下国际学界进行总结和存在的问题展开反思很有必要。这对于系统把握该研究领域、提高科研效率非常关键，有助于中国学界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二、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数据选取全球最为权威的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SSCI），保留高质量文献数据（Article）作为数据源。将检索式设置为：TS=（discourse study OR discourse analysis 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时间跨度是1999～2019年，以“传播学”（Communication）为主要类目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提纯，获得目标文献数据4 287条，利用CiteSpace除重得到有价值数据总共4 284条。
本文借助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版本5.5.R1），绘制图谱来呈现发展脉络与研究趋势，实现文献研读方式从主观化、碎片化向客观化、全景化的转变[2]。目前，国内对CiteSpace的使用主要集中于管理学、经济学和图书情报学等学科，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较少[3]，利用软件分析的结果可为新闻传播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论文数量与国家分析
统计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绘制时间分布曲线可以有效评估目前的研究状态，进一步预测未来发展动态和趋势。话语分析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9～2003年属于起步阶段，年文献量低于100篇，数量较为平稳;2004～2012年属于成长阶段，数量逐年增长，2010年是转折点，数量突破200篇;2013～2018年属于发展阶段，平均每年文献增长超过35篇，2018年发文量突破500篇，研究进入炽热状态。黑色点画线是年度发文数量的两次拟合函数曲线，带箭头的黑色虚线是年度发文数量的指数拟合曲线，另一条是多项式拟合函数曲线。两条拟合曲线的拟合优度（R2）都达到80%（如图1所示）。可以近似認为，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在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型增长趋势。按照文献计量学著名学者普赖斯的观点，如果某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呈指数型增长趋势，则表明该领域发展态势尚未饱和，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期，将不断涌现新理论、新方法[4]。由此推测，未来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发展前景依然很大。
为深入了解每个国家在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贡献力，挖掘发文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话语分析的学术版图以美国、英国为研究重镇，美国以1 650的发文量排名第一，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英国以558的发文量排第二。中国发文量为231，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位居第四，但中国在话语分析领域的初现年份是2001年，研究开始的时间较晚。进一步统计发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分别位列中介中心性前三。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发文26篇和南非发文52篇，虽然发文量较少，但其中心性分别达到了0.21和 0.10，排名第四和第七。中国的中介中心性0.07，排名第11位，文献数量与影响力并不对等，未来在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论文作者与机构分析
研究性文献的作者是学科发展的主体，对作者的分析可以有效探测公共外交的主要研究力量，初步了解学界当前研究[5]。通过对作者发文分析发现，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明显，彼此之间联系极少，尚未形成共同的学术共同体。近20年间至少有60位学者发表5篇以上的论文，代表性学者有David Machin和Martha Augoustinos，以发文量14位居第一。除此之外，还涌现出Martha Augoustinos、Karmen Erjavec、Ruth Wodak等一定数量的核心研究学者，多学科背景与话语分析交叉融合，拓宽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机构的分布中，高校的占比极高，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尽管话语分析研究机构的网络较为松散，但英美发达国家机构间的合作逐渐形成。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是研究最多的学术重镇，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在总体还是代表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上都遥遥领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八，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研究机构在话语分析领域发文较少。中国学者需重视与国际学界的研究接轨，并且与国际学术共同分享探讨。
（三）学者与文献共被引分析
学者共被引中诺曼·费尔克拉夫、范·迪克、欧文·戈夫曼、露丝·沃迪克等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占据主导地位，其著作共被引频次反映了作者的影响力。英国语言学家、当代西方著名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被引频次位居第一，他的主要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语言研究中的变化十分有用，而且也能够适用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他提出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的三维框架，成为探究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力工具。
文献共被引可以用来确定话语分析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研究前沿，对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设置文献共被引图谱，计算得到Modularity Q=0.8159>0.3，Silhouette S=0.5359>0.5（如图2所示）。Mean Silhouette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指标越接近1， 表示网络的同质性越高， 当该值为0.7时， 聚类结构具有高信度，说明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较为集中。#0organizational discourses（组织语言）、#8social construction（社会建设）、#14analytical perspective（分析视角）等紫色板块为研究基础。#1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17Racist nationalism（种族主义）等黄色区域为研究前沿，红色年轮节点为每个聚类板块研究热点文献。最大的集群（#0）有53个成员，最活跃的研究文献是1999年Iedema发表在DISCOURSE & SOCIETY的《组织话语和实践》。采用CiteSpace双图叠加的功能探究2017～2018年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研究话语分析的前沿领域，发现研究重点是在聚类板块#1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17racist nationalism（种族民族主义）上。近两年研究所涉及的知识点分布聚类特征明显，研究的专注度与深度也达到一定程度。
（四）关键词及时间线聚类图谱分析
关键词作为论文主题的高度凝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20年来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关键词主要集中在#1news frame（新闻框架）、#5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政治话语分析）等方面。在研究热点关键词中Social media（社交媒体）、Media coverage（数字媒体）这类词语的突现最高，组成了前沿最大版块。其次Multimodality（多模态）、Framing（框架）、Rhetoric（修辞）等对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分析仅能把握知识关联的演进脉络，脉络背后的规律性信息解读才是关键。为了更形象地展现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在话语分析领域的发展阶段与趋势，基于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如图3所示）的分析，对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归纳整理，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以期归纳话语分析领域的知识体系和演进态势。
1.话语分析的理论研究是早期的切入点。话语分析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发展，源自批判性话语理论和话语建构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学者把理论视角拓宽，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处。随着话语分析的发展，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拓展了“话语”的意义，#1 theorizing global media、# 6national identities 是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批判语言学和批判话语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2018年第2期刊出“马克思与话语研究”，涉及马克思关于语言与批判、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符号等问题的论述，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帮助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更加深入认识社会实践。
2.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吸引长久的关注。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在各自的案例研究中，采用不同分析步骤及借助AntConc等多种分析工具，发展出许多研究方法。#4heterosexist talk（案例访谈）中活跃的文献《纠缠不休的网络：对女性广告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研究》，结合话语文本分析和长期采访方法。此外还有Deductive frame-analysis（演绎框架分析）、Rhetorical use（修辞使用）等方法。除了学者开创新的研究方法，还会更新以往的方法路径。如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分析方法最为明显，1992年提出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1995年提出五步分析框架，2018年提出“过程路径”的四步分析框架。
3.社交媒体和某区域的发展获得聚焦。近年来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终端的普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使得人们对社交媒体话语分析案例有更迫切和深层次的研究。对于媒介话语研究和大众媒介研究是一个显著特征， 如学者对Campaign blog post（活动博客文章）的分析。此外，某地理区域的问题也吸引学者目光，#8german public discourse（德国公众话语）探讨德国在公共话语中的竞争性构架策略探索、#12south korea（南韩）针对基于韩国Twitter研究政治话语等。此外，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学者主要关注的领域集中在政治话语传播分析上，可能是由于话语与权力以及话语与民主社会的关联引起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浓厚兴趣的缘故。
4.重点领域的长足研究以及与交叉学科不断融合。研究发现，近20年来，政治话语分析一直是国际传播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学者通过分析新闻等文本语篇来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权力阶层如何运用语言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社会结构。此外，话语分析与其他交叉学科不断融合，包括Psychotherapeutic discourse（心理治疗话语）、Ecolinguistic approach（生态语言方法）、Structural-cultural dialectic（结构文化辩证法）等，提出了更多有价值的见解。
四、研究結论
话语分析的理论及方法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思路，这个新兴的领域不仅在理论上日渐完善，而且在应用上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对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话语分析的现状及热点分析，发现话语分析交叉学科融合明显，总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英美等发达国家占据大部分的学术版图，中国学者的贡献力逐年增加，多数受益于海外留学的教师已经具备独立国际学术生产的能力。但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尚未获得等比的影响力，未来需要进一步与国际学术体接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话语实践的话语理论。通过关键词新动态领域发展，发现话语分析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交媒体和某地理区域的发展及重点领域与交叉学科是长足研究。
本次研究中数据收集是关键一环，目前本文的检索方式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话语分析涉及学科广泛，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文献数量有限，很难了解中国其他学科学者的发文情况。此外，有学者认为CiteSpace核心技术不足以支撑开发者许诺的愿景大厦，应该以否思的思维方式方向探究学科的反常[6]。未来可以融合其他方法弥补CiteSpace只能从宏观视角着手，难以深入细节的局限。对于每篇文献的全文内容有足够的关注，深入在数据的基础上挖掘背后隐含的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 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37-42+95.
[2]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3] 刘光阳.CiteSpace国内应用的传播轨迹——基于2006-2015年跨库数据的统计与可视化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7（2）：60-74.
[4] 王炳立.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国际大数据研究可视化分析[J].情报杂志，2015，34（2）：131-136.
[5] 陈瑜.公共外交国际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基于SSCI、A&HC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今传媒，2018，26（8）：57-60.
[6] 廖金英.愿景与悖论：传播学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引入现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8，40（7）：145-155.
[责任编辑：艾涓]
传播学研究效果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传播学本土化作为传播理论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与潮流，在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如何实现传播理论本土化？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探讨，而本文也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关键词：传播学 本土化 进路 思考
新中国建立伊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被当做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被国人拒之于门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传播学才被正式引介进来，而其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自此始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得到吸收与消化，如何促进其本土化，这一问题在其每一发展阶段，都成为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努力思索的问题。
关于传播学本土化
邵培仁认为：“首先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①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徐佳士教授于1978年在香港和台湾先后主持召开了主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传播实践以及传播理念问题。这次研讨会是华人学界“传播学本土化”的开端。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传播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这种研究似乎更追求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本土化；“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是根据中国国情，把国外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为主要目标，这种研究更关注于传播学应用的本土化。这两个方面有很大区别，各有侧重，但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它们都以“本土化”作为研究目的，殊途同归。
纵向来看，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顺应了我国大的历史环境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思潮，本土化理论也逐渐具有了实质性内容和不同的思路，传播学本土化俨然成为理论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与潮流。
迷思下的前瞻与进路
1982年，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会议制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指导方针，从而明确了中国学习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与指导方针，指明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向。1986年在黄山又召开了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黄山会议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此后，会议又陆续成功举办了9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与交流的阵地，见证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那么，当前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进路可供我们选择呢？
理论创新诉求。30余年的发展使得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初现框架与规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王怡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传播学研究的死结——创新的缺乏。②我国的传播研究处于僵化与断裂的困境。僵化意味着缺少创新与探索，断裂造成了我们可资借鉴的东西不完整，研究对象出现大量空白点。如果我们只是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套用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之中，充其量只是对西方的传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验，离真正的本土化理论的创制还很遥远。
应当说，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随着研究基础条件的改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这包括研究领域的扩大、基础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应用研究有了一定现实成果。最近几年也出现了诸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等有影响的著作。但陈力丹认为，“国人的传播学书，大多数是教材，真正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专著，为数很少”③。其实总体来看，我国传播学确实著作质量层次不一，研究的工具理性色彩明显，很多时候存在低层次重复的问题，真正有思想的专著还是比较少。过多的重复劳动以及浅尝辄止的对策研究，对于传播基础理论的酝酿意义不大。
除了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以外，对于西方著作与理论过度依赖也是传播学学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除了依赖大量的译介书籍，传播学研究还存在对西方传播理论的过度依赖状况。研究大量堆砌西方传播学研究资料，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和模式对中国传媒实践进行死板分析与阐释，研究经常不能置放在具体社会语境下进行。究其原因，是因为虽然研究中大量套用西方传播理论与假设，但却对这些理论是如何得出的往往了解不深入，这势必会造成对得出这种理论或假设的社会背景有所忽略。于是，直接将产生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传播理论套用到中国的传播实践研究，忽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上的巨大差异，脱离了国情与文化背景，势必会导致传播学研究的僵化。因此，中国传播学者首先应该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从中国现实传播活动中汲取经验，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基础上增加原创性研究，努力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和批判研究等方面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符合中国国情和更具学术价值的理论，这也是传播学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研究方法的范式创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它们两者各自在对社会现象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播实践中的现象与事物不仅有质的不同，也会有量的差异。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单独使用，都无法解释或回答所有的问题，两种方法经常要互为补充。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框架，而定量研究又为进一步的定性研究创造条件。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将定量和定性方法合理结合使用应该是我们进行理论本土化的方法诉求。随着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些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但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完全改变以往思辨型的纯定性分析方法，转为有相当难度的实验型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④所以，重定性轻定量造成中国传播学发展一定程度的“跛脚”。“从总体来看，定量研究的方法还未普及，除了实地调查法已产生一定影响外，内容分析法、实验研究法等方法均未形成规模。”⑤
显然，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方法对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面对中国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跛脚”现象，将定量和定性方法合理结合使用是我们进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方法创新诉求。运用定性研究宏观把握事物的质性特征，同时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其量的方面进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地描述与认识事物。传播学本土化的要求决定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范式的转变，只有两者合理结合的方法范式，才能对我国的传播实践进行准确的把握与研究，也才能真正开创出具有独立学术主体性的中国传播学派。
本土化与批判学派。中国大陆的传播学主要引进自美国，深受美国经验学派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具有突出的经验——功能主义的学术倾向。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引进了一些批判学派的著作，进行了一些批判性研究，但整体来看，批判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进入21世纪以后，批判学派逐渐在中国得到了接受与认可，研究也逐步深入。“最近五六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多起来，出版的批判学派的译著也很多。”⑥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也开始出现。
目前，有些学者对于批判学派的功能与引进仍持保留或怀疑态度。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社会的现代性启蒙尚未实现，在全球化的后殖民时代，不宜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笔者认为，启蒙和批判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批判有助于更好地启蒙，而良好的启蒙更能激发人的批判意识。启蒙与批判的互动才能推动人们思想的解放，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实践良性发展。批判观点可以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传媒市场曾经出现的问题，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但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学派，经验与批判学派都有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对于任何一方的偏颇于学术研究都是无利的。陈力丹同时强调，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而且也需要对现实大众传播给予批判，但是不宜像批判学派批判他们本国的大众媒介那样，因为我国的大众媒介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如果给予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了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⑦。
不管怎样，重视批判学派的引进及其本土化是传播学本土化的客观要求。首先，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光是实现经验学派理论本土化还不够，要让中国传播学摆脱“跛脚”状态，还需要对批判学派进行深入学习，实现其本土化。其次，批判学派把传播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作为其研究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强调传播现象的社会背景，更多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而这与中国学术传统中重定性、重思想的范式又不谋而合。这让中国传播学在引进批判学派，用其指导传播学理论本土化，以及让批判学派本身本土化时就具有了天生的接近性与便利性。最后，中国社会历史上很长时间处于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封建思想文化、小农思想和宗法观念等大量文化糟粕留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受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精神与意识。这个现状将会影响到中国的传播秩序以及传播实践的革新与现代化，最终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阻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引进批判学派，启发国人的批判意识，利用批判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播实践，才能真正对我国传播实践进行相对客观的阐释与研究。唯有如此，传播学才可能得出新的理论与观点，建立新的本土化学说。
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学派跟经验学派一样，都是起源于欧美国家，其产生背景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我们学习引进和构建中国批判学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中西方国情和语境的差异，需要批判地接受。至于如何实现其本土化，笔者认为，1982年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所制定的16字研究方针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
结语
霍尔说“文化是传播，传播也是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没有中断，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文化标签显然成了中国社会传播的独特优势及其重要特色，这也使得研究传播现象的学科——传播学与其本土化有了某种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中国传播学，任重而道远。
总之，传播学本土化需要把理论分析与阐释的框架建立在自身学术话语的基础之上，同时观照历史与现实，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向度，以开放的姿态进行批判性学习，在实现本土化的同时，让中国传播学派走出国门，传向世界，影响世界。
注释：
①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4）。
②王怡红：《僵化与断裂——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③⑥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5）。
④吴文虎：《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⑤张健康：《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⑦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2）。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讲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