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自由主义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 表现形态 话语特征 人文精神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已开始起步并取得了醒目的成就。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闻一多、沈从文称为自由派，与人生派、浪漫派并列。唐先生在其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把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并称。1982年，苏光文发表《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一文，该文把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自由主义的文艺派别放在一起，分析了它们随着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升沉而消长的轨迹，并评价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20世纪80年代像该文那样从整体上论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可谓寥寥无几。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思想界的进一步开放，出现了自由主义研究的热潮。再加上国外对中国自由主义作家研究成果的介绍引入(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自由主义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理论家朱光潜、梁实秋等被重新挖掘，使人们不禁惊叹于原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只能说是半部文学史，没有自由主义作家参与建构的文学史毕竟是不完整的文学历史。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论著主要有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该著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以及中国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成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命运及历史经验作了开创性的阐述。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主要以政治文化入手，概括了从《新青年》到《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散落过程，描述了胡适派文人作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情形下“无地自由”的困境。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对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西式文化精神、文化心态以及其文艺思想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和阐释。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虽不是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专著，但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从对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了解，我们也可认识到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的另一方面。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自由主义文学作家的历史处境，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触摸到他们的隐忧、惶惑心理。吕若涵《“论语派”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以文化批判视角分析了“论语派”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态的互动关系，同时从文学审美立场揭示了“论语派”的价值系统、符号系统、感情系统的内在构成及联系。上述著作对自由主义文学某一个派别及自由主义文人群体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论文主要有：马俊山在《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与新文学人文合法性》(《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证明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经过时代的筛选和洗礼，可以作为新文学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王毅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10期)主要阐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历史根据及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主张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它的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与鲁迅文学观念的比较。这些研究成果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总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创作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绕过的文学史研究题目，它等待着我们去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文化机缘及其创作、理论的成败得失。
自由主义运动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以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发端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在西方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自由主义之于西方，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之于中国，只是中国社会力争汇入世界历史、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新过程的显示。”{1}近代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力介西方自由学说，他们更多的是拿自由主义作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自由的真正价值在近代因中国现实历史及文化的诸多原因被淹没在其实是一种救国救种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可以把1895年严复从事西方学术翻译到1915年开始新文化运动这段时间看作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冲撞时期，形成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实用概念)。新文化运动真正掀起了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潮。在一个饱经内战以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虽然政治自由主义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但并不表示文化自由主义的传播及自由主义的写作也是处于边缘状态。对于刚打开国门处于世界性背景中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人的解放、个性自由这种人类的最高价值理想无疑会在他们的精神中留下梦想和追索的痕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和五四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传播同步的。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倡，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自由文艺”的出现，40年代朱光潜明确提出“我在文艺的领域内维护自由主义”以及一大批遵循着自由创作宗旨的优秀作家的涌现，表明了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右翼文学并列的一种文学史现象的存在的不可忽视性，甚至它经过时间检视愈益显出审美价值的文学成就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文学的个体精神创造的本质意义。而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成为一段被封存的历史，直到80年代才浮出历史地表，沈从文、张爱玲、梁实秋、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了解和肯定。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三大政治思潮，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又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三大思想潮流。目前学术界于单个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研究却很不足。对于这样一个20世纪上半叶与左翼文学思潮、保守主义文学思潮并列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突出成绩的社会文化、文学思潮的总体研究，却一直未能成为学术界的焦点。洪子诚曾说：“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它的内涵极为丰富也相当复杂，虽然对其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主要停留于‘拨乱反正’的层面上，尚未从学理上或实践上充分而深入地展开。”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创作的探讨应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可以挖掘的空间。
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如果没有恶和由恶产生的苦难，那么也就不会有解放的需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称谓与西方无自由主义文学、中国历来无自由的文学以及文学在救亡压倒审美的时代文学的本体功能的被遮蔽有关(与古代文学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处表现为与政治使命的直接关联。应该说，政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之著，反而应该看作是一种世纪性的特异现象)。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作家参与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和世界文学格局的构建。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调整。当前最重要的是逐渐形成深厚的、有独立性的文学传统，一个与政治脱离的文学传统。我们需要的既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也不是摒弃掉保守主义走向激进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和保守。
如何把自由主义与作者的具体写作以及作品的表现形态联系在一起，这是本文所关注的。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存在，它的名称所赋予的时代意义只有在追溯自由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中才能得以把握。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它的特征是什么?它所依赖的语言形态与别的文学话语的关系怎样?它对于文学独立意义的追求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体现在创作和论争中的?因选题的时间定位在1898-1937年的文学，鉴于选题的覆盖范围之大，具体到某个作家作品已有较深入研究，本专著的思路是只有把它们放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框架和链条中才能赋予所要研究对象的特殊意义。
本专著在内容结构上的安排主要是从总体的理论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着手，以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开。前三章着重于从理论的提炼和概括方式来探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兴起、发生及其话语建构;后四章着重于从具体、典型性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社团来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具体表现形态和个人话语性质。论文的脉络是从选取梁启超(萌芽期)——鲁迅(发生期)——新月派、京派沈从文(发展期)来阐述，从中带出并呈现本专著所要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考。这与本专著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类型又是大体相对应的。这四种自由主义话语类型同时对应为启蒙自由主义立场、亲近世俗生活或历史文化的民间立场和隐士立场这三种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形态。其中选取这三个作家和一个团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第一，按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选取其中的三个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文学团体来阐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萌芽、发生、发展的历程及其话语构成;第二，根据本专著所界定的四种自由主义话语形态，在每一个表现形态中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或文学社团，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阐释中表现出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特征的思考。这样安排的依据，一是按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的发展历程，其次是为了阐释本专著所界定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的四种表现形态。关于隐士立场的自由主义作家，如周作人，本专著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发生论》文章中已有相当的阐述，而像废名等隐士型的自由主义作家，他们的文学价值并不主要在其隐士的立场上，故本专著关于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表现形态未作专章论述。另外，本专著除了阐释四种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的表现形态外，还结合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层面的考虑。像废名这样不怎么参与社会活动的作家，如果按照有的学者从公共视域和社会批判立场来理解自由主义者，似乎并不应划为自由主义者之列。{2}当然这里只是提出作为思考，本专著并不赞成这样的分法。鲁迅既是五四自由启蒙话语的代表，又是属于本专著界定的自由启蒙话语之列，对应为启蒙自由主义立场;沈从文和新月派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在时代的发展历程中走向更纯粹个人话语的一环，他们同时对应为亲近历史文化或世俗生活的民间立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及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的萌芽期，无论在思想和文学上，都是对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起着过渡作用的人物。此外，本专著基于中国现当代人文主义话语分为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保守主义人文主义三种话语的考虑，选择沈从文作为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话语的代表，认为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是深层的最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学人文精神建构。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过渡时代之巨子，他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这自然会表现在梁启超的思想、文论和创作实践中。梁启超的政治文学观和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心骨之间的悖论关系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两大文学思潮的一个双重的发展起源背景。不能忽视的是五四的个人主义思潮及其影响下的“人的文学”的发生，本专著选取了鲁迅作为一个研究的视角。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是在其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但不能忽视的是，鲁迅的启蒙话语虽有一个大的启蒙主题，但它的形成方式是个人性的，是由个人思想和经历的独特体验交织而成。个人主义是鲁迅启蒙思想的基石，同时，鲁迅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接受和排斥的双重性，决定了其思想的复杂性。鲁迅的自由启蒙话语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并且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立足于求富图强的民族主义之上的，启蒙和个人自由主义看似很矛盾，其实也是统一的。新月派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文化文学社团，是本专著不能绕过的题目。鉴于对“现代评论派”“语丝社”“京派” “新月诗派”目前已有系统的专著研究，把新月派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特别是从整体上来关注它的个体贵族文学话语性质还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这可能与新月的政治立场自由而文学作者又都相对处于一个松散状态有关。无论是从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性质，还是出于对整体“新月”话语的尝试阐述，或是考虑到目前还未有自由主义诗歌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新月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作为京派的沈从文的作品是非常有价值的自由主义文学话语表现形态的一种。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触摸使沈从文作品非常符合理想中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话语的主要模式。沈从文作品关于人的生存、存在意义上的思考是最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学人文精神建构。只有把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精神文化和历史考虑进去，并运用一种“自我”的叙述方式，才能让中国文学的魅力耀眼于世界。
本专著力图用一种相对的手法，希望能产生对于问题的多个触角，避免对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绝对的平面，力让一个问题置于多个参照物中来呈现思考的多元性和材料本身意义的复杂性。把作为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的视野作为一种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将会改变受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想影响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也给予本专著的写作思路一些启发。从描述中理清思路，宏观观点中用微观细节(在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梳理甄别基础上)充实，少作判断和绝对的定性、界说。尽量用多元的思路和观点让复杂的现象并存，在返回历史现场的现象呈现中得到多面的、差异的、较多可能性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判断。研究方法上运用跨学科多向度多层次的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上深入挖掘事物现象后面的本质。
论著的创新之处：
第一，第一次从整体上来探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兴起、发生、发展及其表现形态和话语特征，并从对个案的分析阐释中表现出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原理、表现形态、话语建构、文学纷争的多层面、多角度的理解。
第二，“文化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已见于多种著作，表明了文化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内涵之一种的相对独立存在已得到学界的承认，但多只是顺带提及，没有作深入的探讨。本专著对中国特色的“文化自由主义”做出定义，指出作为一种体系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主要以文化自由主义的传播为主，也以文化自由主义成效最大。并较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文化自由主义的发生机制以及对文化自由主义的失败做出反思。
第三，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概念作了较详细的辨析，并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同时从同质同构关系和继承的超越两方面对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作了总结梳理。
第四，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并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
第五，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和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并尝试从梁启超文章的过渡时代性质(主要是从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文学的选择所带来的其政治家身份和创作的距离、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距离、其文学观及创作和读者理解的距离三方面)来探讨梁氏与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关系。
第六，提出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的鲁迅”这一说法。本文着重阐述鲁迅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启蒙主义和其自由启蒙话语的个人话语性质，力图对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与其启蒙思想的关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探讨。
第七，本专著主要从新月派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来试图探析新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提出“个体贵族文学意识”这个概念术语。其和以绅士风情论新月派不同之处在于绅士风情是新月的情趣精神态度，而其个体贵族文学意识却重在指新月派的文学观和创作风貌，并且与新月派的社会地位、绅士风度也是比较契合的。个体贵族文学意识既包含新月派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态度，又包含从个体贵族精神立场来审视文学的独立、审美意识，所以说是比较合适的。论文主要从贵族与平民的、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新月的自由话语策略和无产阶级文学集体话语的差异。而从整体宏观上论述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其个体贵族文学话语和文学纷争的关系的论文目前还未见。
第八，本专著从沈从文作品是以“思”为前提的文学哲理性探索和其作品关于生命、偶然、悲剧等一系列人生意义的探讨两方面来阐释沈从文作品与其“民族道德重建理想”的复杂关系。并且着重从沈从文作品透露出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来阐释沈从文作品的人文意义。关于沈从文作品的人文意义，目下都是从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精神重建方面来讨论，很少有人把这种对于人文精神的建构提高到人的生存意义上来探讨。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民族道德建构的探寻，这是显性意义上的，不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派，也不是属于“为艺术而艺术”一派，他的民族道德建构的理想是来自于他独有的湘西背景文化下的人事变故和浪漫传说;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人的生存、存在意义上的思考，这是深层的最富有审美意义的文学人文精神建构，也即沈从文在谈到民族道德建构之外的“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意识。把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其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研究者多是顺带提及)，并以沈从文创作为例阐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人文精神建构，目前还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有它产生的历史、时代、文化机缘，只有从它与别的文学现象和观点的区别和互渗中才能对其有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考察。从五四文学本体、文学功能、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转变来说，只有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才真正地实现着追求文学本质功能的任务。群体意志在仍是载革命之道的左翼文学中与传统仍是一脉相承。因自由主义文学的泛功利超功利性以及对文学本体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才变得复杂多样，才可以说真正和别类型的文学一起完成着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和建构的重任。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每一个阶段，会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文学思潮，就是在同一思潮内部也会有不同的话语表现形态。本专著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三个典型作家和一个文学派别，这并不表示能概括整个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在每个阶段所表现出的全部面貌。此外，因选题的需要，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抽离出来作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对与此无关的问题有所忽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以及其他的各种文学思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互相渗透的关系，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更多只是一种倾向的不同。
{1} 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 参看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书屋》1999年第4期。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课题“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
作 者：胡梅仙，文学博士、博士后，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 要：张资平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作品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更加复杂。通过展示现代女性魅力，在恋爱中带给留学生们复杂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并带领中国青年感受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小说中的日本女性触发了主人公们逐步深入的现代体验，让他们建构起更为完整的自我认识。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日本女性常和中国男性构成一种性依附关系，通过对日本女性的性征服，小说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综合来看，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这一形象系列投射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从中也可窥见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张资平 日本女性 现代体验 民族意识
一、日本女性：现代经验的触发者
1912年，张资平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日本，开始十余年的留学生活，其留学体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和日本女性接触的经验。在其自传中，张资平表达过对日本女性美的理解：“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a他提出了与女性美相关的两个因素：第一是接受现代教育，这教会了日本女性基本的社交礼仪，因而在男女公开交往的场合，她们表现得非常得体，落落大方；第二是保留女性的自然美，“自然”非野蛮生长，而是教化后体现出来的女性的独特魅力，此即张资平亲身体验的“淑”的温柔性格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张资平欣赏和推崇的是现代女性，她们的美离不开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日本为其提供的丰富的社会资源。借助这些资源，日本女性出入于公共场合，与男性公开交往，使用特有的化妆品和清洁品，穿戴展现女性自然美感的服饰，展示现代女性魅力。
现代日本女性亲切、温柔、自然，与她们接触的经验也成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留学期间，他在《约檀河之水》《冲积期化石》等多篇小说中写到了留学生和日本女性的恋爱，这不仅是一段情感经历，更是留学生们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发现自我、认知自我的重要过程。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张资平常以一种近似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描写恋爱带给主人公的生理刺激——“他的呼吸给一种有沉重的压力的温柔气息压逼着，即时乱了律调。他的气息像接续不来，他虽苦闷，但他一方觉得有一种快感。但望这种快感的瞬间再延长下去”b，“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的微微的呼吸，觉得全身发酵了似的，涨热起来”c。张资平在《文艺史概要》中介绍过自然主义思潮，其重要特征之一即作家对人物生理状态的关注，自然主义文学强调除了心理活动，生理状态同样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和心理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d这不只是一种写作方法或一种文学思潮，更关涉作家对于人的理解。这一理论也贯彻到张资平的创作实践中，恋爱让留学生们不断感受到异性带来的刺激，感知自身生理上的变化；与日本女性亲密接触的经验让主人公们进一步了解个体的生理状态，并深化对于自我的认识。
除了生理刺激，恋爱同样让留学生们感受到复杂的心理体验，既有喜悦甜蜜，也有悸动紧张。《约檀河之水》中，主人公收到芳妹的来信时，“他像感受了电气，全身麻木。又像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马上拆开来读，好知道她近来消息，恐怕再迟一刻，那封信要飞了去似的。可怜他双手没有半点气力，去开拆信封，双目也闪眩得利害，再认不清白封面的字”e。这样的心理体验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即使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多少也能接触到这一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等相关理念，并和五四文学存在互动关系。“五四”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个性解放，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被发现和被认知，不再是家庭、纲常伦理的依附物。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思想也有着契合之处，恋爱中的两个人不是作为两个家庭或是两个族群的代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出于个人情感和個人偏好选择交往恋爱的对象。钱理群曾论及“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多重意义：“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f在此意义上，恋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主人公们的社会关系，更释放了主体的情感，帮助他们打开了情感认知。留学生们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在恋爱中感受到多元复杂的心理体验，由此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情感和情绪同样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心理层面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
1928年，张资平定居上海，此后他的小说多以这座城市作为背景。此时的上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g，张资平的小说就写到青年男女在上海享受到的消费生活。
小说中，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女性便是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她们常常和中国大学生一起吃法餐俄餐，带领他们看电影、去回力球场，体验时尚的娱乐生活。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青年的爱》中，林海泉和鹤子夫人一天约会的经历——中午两人一起坐小轿车前往梵王渡公园，碰到教会的野外宣教队传教，鹤子夫人议论教会的虚伪和活动的功利性；傍晚两人欣赏大上海的夜色，霓虹灯与三大公司的屋顶花园的彩色电光给海泉留下极深的印象；随后去大马路T茶楼吃晚饭，其间两人讨论了艺术与文艺的定义；最后，在鹤子夫人的提议下，一同前往M舞场，鹤子又大谈中国人的鉴赏力和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深夜，两人一起回家。林海泉和鹤子夫人这一天的出行地点和娱乐生活——从公园、大马路到跳舞场，其实是上海时尚都市生活的缩影。这样的都市生活和以大马路为核心的“把社交功利、休养愉悦、文化审美熔于一炉的现代消费环境”h是在西方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享受的也是源自西方的新型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对此林海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坐小轿车花费的一块五角大洋让他心疼不已，舞厅在他眼中也是吞噬钱财的金窟，林海泉的财力不足以让他享受都市的消费生活。正因如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各类现象和上海的时尚话语——跳舞的常识、宗教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现状等，他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与林海泉相比，鹤子夫人显得特别成熟老练，俨然是都市生活中的老手，她有财力享受上海的娱乐和消费生活，对都市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十分熟悉，并且掌握了时尚话语，灵活使用“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根追亚”等最新术语，对宗教问题、文艺批评的现状乃至阶级理论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一天的约会经历和交流过程对林海泉而言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的内容是上海的都市生活和时尚话语，而老师就是他的情人鹤子夫人。作为大学生的林海泉尚没有财力充分享受都市的娱乐生活，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分析各类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后来者，面对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中的一切——哪怕只是上海夜色中的霓虹灯和彩色电光，他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和畏惧感。但是已经进入社会多年的鹤子夫人，经济实力远强于林海泉，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她对上海的消费文化活动和各类时尚话语都非常熟悉。因而对于林海泉而言，与鹤子夫人的恋爱不仅是一段感情经历，更是鹤子夫人向他传授都市生活方式、时尚话语的重要过程。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不是孤例，《无灵魂的人们》中王少彬就是在野村爱子等人的带领下，第一次去回力球场。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已经充分融入了上海的都市生活，并充当了中国青年都市体验的老师和先导者。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隐隐折射着作家理解的现代机制的发生过程。日本女性触发了中国青年的现代体验，青年们最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女性受过教化但又保持自然属性美的女性魅力，而后在与她们的恋爱中，青年们感知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变化，逐步建立起对自我较为完整的认识。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消费生活和娱乐活动已非常发达的现代性大都市上海，日本女性又成为引导者，带领他们感受都市生活，传授时尚话语。中国青年感受到的现代体验是逐步深入的，从对女性的认知到以恋爱为核心的两性关系，最后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公共生活。他们的现代体验也是复杂多维的，从认识现代女性美到建构较为完整的自我认知，最后逐步融入上海的都市生活。
二、焦虑心理到想象性征服：女性形象与民族意识
虽然张资平在自传中表达了对日本现代女性的向往和倾慕，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也触发了留学生们的现代经验，但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几部长篇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我们还是能看到作者及小说主人公面对日本以及日本女性时的焦虑心理和征服欲望。
在其自传以及《无灵魂的人们》的序言中，张资平多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有多个，包括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差距带来的危机感、张资平留日期间作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体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加剧的现实，等等。焦虑心理不只属于张资平个人，而是在一代青年中蔓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指出这是初期创作社作家的心理共性。i这一心理体验的持续时间也相当之长，从留学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都能看到张资平面对日本时的焦虑心态。
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同样表现出对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这些人物表现出对于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王少彬称自己是“大中华民国的青年”，林海泉也自认为是“中华大国民”，并强调“自己是有为的青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未来的主人翁。自己要励志做一个模范的青年！自己要保持纯洁的人格”j。这些称呼可以看出青年们的民族意识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动将自己与中国联系起来，并要求自己承担起对于中国的责任。
但是与自我认知相悖的是小说人物怯懦的性格和滞后的行动力。青年们有着远大的报国理想，林海泉和同学成立文学团体办文学刊物，王少彬的朋友们呼吁他加入“被压迫妇女解放会”，他们经常参加宗教活动，集体拜访教授或名作家，探讨当前中国文壇现状、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等重大课题。但到了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被压迫妇女解放会”的成立大会为了流程到底是先做祷告还是先宣读孙中山遗言闹得不欢而散；文学团体想要做一期“九·一八国难特刊”，但每个人只关心稿酬和可获取的收益，不愿真正贡献一篇文章；与教授或者文艺家们的谈话也只是空泛地批评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发展建议……主人公的一切行动都只是空有计划，并在幻想中营造自己是精英的假象，当青年们真正面对日本人的欺侮时——王少彬曾遇到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他们没有胆量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只敢在心里表达愤怒。这些青年大多是“无灵魂的人们”，这也正是这部同名小说的题目之意义所在。
当小说人物不能为改变现实做出贡献时，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日本女性身上。中国青年常用“东洋货”称呼日本妓女，借货比三家和“抵制日货”之名拒绝去日本魔窟，明确表现出自己对于日本人和日本妓女的轻视，但是日本妓女又是主人公们最好奇、最爱谈论的对象。在与日本女性的实际交往中，女性对中国的态度又引起主人公们过度敏感的关注，日本女性会不会说中国话、以何种态度看中国都被过度放大。面对嫁来中国近二十年的日本夫人裘太太表达出的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的同情，王少彬恨不得要感恩戴德，而若林鹤子对于中国人好吃爱赌、爱背后议论别人长短的恶习的批评——即使是合理的——也引起了王少彬的愤怒。主人公也非常关注细节，可能表明女性日本人身份的细节都能引他们的心理波动。如《青年的爱》中鹤子夫人在说“支那料理”四个字时用了日语，林海泉就感到“像突然受了毒蜂的一刺”；《无灵魂的人们》中日本舞女嫁给中国人后仍自称为“我们日本人”，也引起了王少彬的不满。过度敏感反映出主人公面对日本自卑焦虑的心理，也暴露了自身的懦弱无能。他们拥有报国之理想，但是能力不济，也缺少行动的勇气，成为有为青年或模范青年往往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时他们便将注意力转移，转而关注日本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当主人公们面对现实感到乏力的时候，和日本女性的关系，尤其是买卖和性征服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男性内心的焦虑。其1930年之后的四部小说中，日本女性的身份和前期小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前期多是日本女学生、住家的女儿或是留宿地的下女，而后期基本是在中国生活的日本妓女、舞女以及嫁给中国人的姨太太。身份的变化会引起男女两性关系的改变，如果说前期小说中日本女子和中国男性的交往主要是因为真实的情感，后期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往往和中国男性形成一种性依附或性买卖关系，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主人公们不断强调日本女性个体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如林海泉围观日本巡捕打骂中国车夫时曾想“那些东洋人是鹤子夫人的同胞”k，邓质如想到青芙与深川医生暧昧的关系时提示自己：“她在昨夜里明明是给那个日本帝国主义者——她的同胞——拥抱过来。我真惊异她何以脸上不会表示出一点的羞愧。”l青芙、鹤子夫人、野村爱子、若林鹤子……这些女性都是单独的个体，她们的行为不一定全部都能和日本产生联系，而小说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犯也不是个体的罪过，不必由女性个体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小说主人公不断暗示用日本女性个体替代真实存在的、对中国做出侵犯的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再代表她们个人，而是转变成日本的象征，主人公和她们的交际、恋爱甚至是性关系，也就不再是局限于两个个体或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上升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由此，男女两性间的问题往往被放大，例如邓质如发现青芙和深川医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就像有一件东西给那个日本人争夺去了般的”m。这本是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但邓质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将青芙夺回来，这里强调的不是男性和女性的私人交往，而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这一由两个个体代表两国的错位的关系认知中，在这个中日两国另类博弈的战场上，主人公们的对手是依靠性依附关系为生的妓女、舞女、姨太太，而他们本人则占据着男性和购买者的双重优越性身份。通过身份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对日本妓女、舞女们的性征服，以及自己的心理暗示，青年們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的征服，并获得了幻想性的补偿。这样的征服和补偿无疑是低级而廉价的，但对于懦弱的青年们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并给他们带来短期内极大的心理安慰。日本魔窟、日本舞女的住所往往是青年在现实中受挫后寻找安慰和庇护的首要选择。青年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对于日本的文化焦虑心理，都在日本女性身上——尤其是在从事性工作相关的日本女性身上，获得了暂时性的安慰和满足。
三、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张资平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征——既触发了青年们的现代体验，受到其追捧，同时也是他们想要征服的对象。试图理解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之处，必须要分析张资平对日本的态度，因为“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A，他者称为非A，前者只有与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因为两者是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n，因此在分析张资平对于作为“他者”和“异域”的日本的情感态度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
留日十年给张资平留下的主要是带有创伤性的回忆，《资平自传》中多次描写作者在留学时期的经济压力、学业负担和对日本的不适应，这是张资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一班冗员的生活》《绿霉火腿》等即以留学生的艰难生活为内容展开。但这些是被张资平刻意放大的，他同样体会到日本这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令人向往的一面，张资平称赞过日本国民“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o的勤勉精神，享受日本的现代都市生活，去过银座等商业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p。令张资平印象深刻的日本女性魅力同样离不开日本的强大国力和女性在日本得以享受的现代资源，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清洁产品、化妆品和服装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如何能给张资平留下“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q的极佳印象？日本女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国力的具体化表现，对日本女性的追捧也体现出张资平对日本现代化一面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张资平对这些体验表现出一种回避的态度，因为日本时时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国家，直接承认日本国民性及其国力上的优势就意味着要面对中国处处落后的现实，这给他带来极深的焦虑和危机感。
张资平对日本的复杂态度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有所流露。表现出现代特征的日本女性对于张资平及其小说人物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日本女性的恋慕暗含了他们不愿承认的、对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日本的羡慕和向往，但是受到民族意识影响，日本女性又是他们想要征服、试图压抑的对象。现实中快速缩短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并非易事，但是小说通过人物关系的建构或情节的设置可以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满足，由此借助对日本女性的性买卖和性征服关系，主人公们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对日本的想象性征服，这其实更进一步突显出主人公的无力以及面对日本的焦虑心理。这一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形象系列投射了张资平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日本向往和焦虑并存的矛盾心理。
aq 张资平：《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版，第125—126页，第125页。
b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泰东书局1927年版，第165页，
ce 张资平：《雪的除夕》，中华学艺社1925年版，第130页，第143页。
d 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时中书社1925年版，第73页。
f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23页。
g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h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i 童晓薇：《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jk 张资平：《青年的爱》，合众书店1948年版，第148页，第118页。
lm 张资平：《明珠与黑炭》，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02页，第102页。
n 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o 张资平：《资平自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p 张资平：《资平自选集》，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页。
作 者： 李佳涵，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目前,摄影文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摄影文学创作,还是摄影文学理论,都有较大的发展。摄影文学的影响也日益广泛探远。
一、摄影文学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21世纪以来,摄影文学因为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审美需要,迅猛发展起来,摄影文学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1、摄影文学促进了旅游胜地的文化积淀
我国不少风景名胜如果缺少文化积淀,其魅力就会大打折扣。人类的遗产包括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有的地方是二者皆具,像泰山、武夷山、九寨沟等,既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摄影文学无疑是可以增加自然景观的文化含量的。2002年11月8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推出了张家界风光专版《江山如此多娇》。但在1980年以前,张家界无与伦比的自然景观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著名画家吴冠中向世人揭开张家界神秘的面纱以后,随着旅游开发,张家界的容姿日益妖娆。而摄影文学将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张家界自然景观的文化积淀。也就是说,张家界在人们的审美观照中愈益摇曳多姿。她再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风光,也有迷人的人文风光。
2、摄影文学增进了具有实感的想象
艺术作品首先是某种物质结构——声音、体积、颜色、词汇、动作的组合,也就是说,是作为具有空间特征、时间特征、空间—时间特征的对象被创作出来,存在并出现在知觉面前。艺术作品作为精神形式蕴涵在这种结构中,只有通过它才被感知。近几年来,不少文学经典图书配上了插图。鲍风在2002年10月30日的《长江日报》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扫描。他认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可以称为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特征的“图文并茂”的书真正出现的标志。这两本书的封面上均注有“插图本”三字,书有沈从文的生活照片和他描写的地区的风光绘画。在《边城》中,书中还有一幅幅饱含湘西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摄影作品和小说情节发展互相映照,使“图”和“文”均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本书中,“图”不再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共同完成着一种“文化旨向”的传播。同样给人以丰富多彩的感觉。这种插图的确有助于人们身临其境。否则,文学描绘如何出神入化,也难以达到这种奇妙的效果。这种对实感的追求是当代社会人们追求全面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摄影文学应运而生,比这更充分地开发了人们的潜能。
3、有些摄影艺术作品没有文学描绘,很难展开它的丰富历史内容
有些摄影艺术作品本来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一般人很难感受出来,而文学可以对摄影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丰富历史内容进行去蔽和展示。例如,2002年4月19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发表了李希凡的一幅摄于1954年12月25日的照片,题为《在毛主席身边》。如果没有李希凡的回忆散文,那么人们是很难从这幅照片中捕捉更多的历史内容。李希凡所配的散文绝不仅仅是这幅照片的解说、补充,而是和照片相得益彰。因为李希凡在散文中表达了这幅照片所没有蕴含的东西。可以说,照片是过去的,散文是现在的。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这就是这篇摄影散文告诉我们的。摄影文学的内在构成成分的相互激活,不但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
二、摄影文学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摄影文学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具有什么基本特征呢?对这个问题,我国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后提出了“审美复合论”、“审美错位论”、“内爆论”、“螺旋结构论”和“互文论”等。这些对摄影文学的界定都丰富了人们对摄影文学的认识。
起初,我们认识摄影文学是文学、摄影、编导、表演、美术等众多艺术的审美复合。“摄影文学不仅使摄影艺术突破了传统的纪实性,并冲出了时间空间的局限,使摄影艺术插上了理想的双翼,翱翔于艺术的太空,而且又把文学的艺术语言变成直观形象,把文学相象的描写变成可视的画面,使它既有美的视觉形象,又有精辟的语言艺术”。马龙潜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审美复合论”。他说:“成东方先生所讲的‘审美复合’,是一个深刻的理论范畴。在这里,既讲了摄影文学所内含的各种美学、艺术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也讲了摄影文学与其它各种艺术门类、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又讲了摄影文学与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关系复合论。在‘审美复合论’的整体结构中,其基础的层面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层面。”“在‘审美复合论’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层面上,与美的复合结构相对应的是一个多种审美类型和审美心理形式相融合的审美意识复合结构,这是对摄影文学审美认识与审美价值相统一的本质特性的具体规定。这个结构包括自然美的审美、科学美的审美和自然美与科学美复合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摄影文学的摄影艺术和文学相互结合的缘由揭示摄影文学的特征。他分析了摄影文学的各种构成成分,认为:“摄影艺术和文学各有其得失。摄影艺术长于提供逼真而直接的视觉性,但在深入思维领域时却是间接的;而文学善于造成具体而生动的思维性,却在还原视觉效果上失于间接性。把两者孤立看,各自缺失是明显的:摄影艺术无法如文学那样提供具体而生动的思维性,而文学难以像摄影艺术那般呈现逼真而直接的视觉性。但是,如果把这两门各有得失的艺术相互‘匹配’走来,却可以获得相互开启和相互补足效果;摄影艺术的视觉性与文学的思维性相互开启即互启,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新优势;同时,前者恰好补足文学的视觉间接性,后者又补足摄影艺术的思维间接性,从而达到互补。而正是这种相互匹配产生的互启和互补效果,为摄影艺术与文学综合成为摄影文学,提供了必要而充足的缘由。于是我们就有了摄影文学这门新兴边缘艺术。它由照片和文学两部分相互匹配而成为一个整体。匹配,不是完全同一或完美融合,而是各自独立前提下的携手合作;也不是随意拼贴、凑合,而是要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达成互启互补的效果,由于产生这种互启和互补效果,摄影文学显示出新奇而强劲的表现力。”
对于摄影文学的艺术价值,其摄影的质量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其文字的质量却是更为关键的。它的首要条件就是摆脱被动,不能局限于对画面的说明;然而又不能完全脱离画面,这应该与画面保持一种错位,文字与画面应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不是被动依附的关系。这样才能构成一种情绪的张力场。摄影文学不同于过去的带插画的章回小说,带文学说明的连环画、卡通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题诗画,这个不同就在于它是由摄影与文学结合构成的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摄影与文学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发现、相互阐释、相互擢升的对话性关系。摄影文学中的摄影与文学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一先一后,一个是直接面对生活或自然,一个则是面对已经完成的艺术品,这就是说,一个从生活或自然中去发现,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一个从已有的发现中去再发现,从而把欣赏者的目光引导到某一个特定的视角上。从上可以看出,我们人们对摄影文学的探讨还不完善,但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摄影文学的一些本质特征,我们要在推动摄影文学的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和综合。
三、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人
摄影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将会使之为千家万户所接受、所热爱。当时,民谣和民歌的广泛流行,虽然形式相当粗糙,但是因为有些民谣和民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人们的某些思想感情,至少减缓和减轻了人们的某些压力和郁闷。所以这种粗糙的艺术形式成为了当今大众狂欢的形式之一。随着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照相机走进千家万户,人们将会主动地创作摄影文学,摄影文学将成为人们喜爱的创作形式。人人成为创造艺术的主人。■
(作者单位:合肥市瑶海区城东街道文化站)
责编:姚少宝
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 要：20世纪以来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推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总体上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性别政治、女性文学批评、文化身份认同为主要内容，经历了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可分为南方女性文学、黑人女性文学、犹太女性文学、华裔女性文学等多个文学流派，它打破了美国白人男性文学独领风骚的局面，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美国;女性主义文学;阶段
作者简介：侯吉歌（1979-），女，汉族，陕西咸阳人，硕士，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基础课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大学英语教学。
20世纪是美国女性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各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青睐，许多被湮灭于历史尘烟中的女性文学作品被重新挖掘出来，从而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焕发了生机，也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文学及理论基础，推动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为此，应当深入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基本特征，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地位及文学成就。
一、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总体概述
20世纪以来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许多优秀女性作家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并走上了美国主流文坛，推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和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解构美国女性的“他者”地位、推进美国女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塑造现代女性形象等为主要内容，展现了美国女性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成长。同时，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也是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而成长起来的，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坛，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从女性文学批评视角看，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美国女性运动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诞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主要以波伏娃的《第二性》为理论基础，批判了西方文学中的“厌女症”，挖掘了文学作品中被人们遗忘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了被父权制文学湮灭的女性作家及文学作品，并出现了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等作品。在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評流派，推动了美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
从精神实质上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性别政治、女性文学批评、文化身份认同为主要内容，展现出文学特征和时代特色。首先，性别政治。美国女性主义始终以政治诉求、性别歧视等为重要话题，并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了女性话语。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在法律、政治、教育等领域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还从传统价值体系、父权制社会等方面考察女性解放问题，为女性解放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女性文学批评。与英国、法国等女性主义文学不同，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建构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根基，也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语言霸权对女性的压抑，化解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歧视。最后，文化身份认同。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以精神分析学、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主义思想等为基础开展文学创作，解构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增进了女性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性别认同，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化发展，这些对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
二、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打破了美国白人男性文学独领风骚的局面，使华裔、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纷纷登上了美国文坛，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从总体上看，美国女性文学可分为南方女性文学、黑人女性文学、犹太女性文学、华裔女性文学等多个文学流派。
首先，南方女性文学。南方女性文学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凯瑟琳·安·波特、奥康纳等杰出的女性作家，产生了《强盗新浪》、《好人难寻》等优秀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这些南方文学作品表现了南方人独特的忧伤、怀旧和孤独，也表现了传统农奴制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自我拯救。[2]其次，黑人女性文学。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快速发展，推动了美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发展，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沃克的《紫色》、马歇尔的《褐色女郎》等，这些黑人女性主义作品表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存状态、情感经历，反映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给女性所带来的压抑。在这一时期许多黑人女作家活跃于美国文坛，成为美国文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其中《黑人女作家： 1950-1987》就收录了300多位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再次，犹太女性文学。犹太民族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在异国他乡奋斗，犹太女作家表现了犹太女性艰辛的奋斗历程，描写了美国犹太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如蒂莉·奥尔森的《寂然无声》、辛西娅·奥茨克的《异教徒拉比和其他故事》等都是颇受欢迎的犹太女性文学作品。[3]最后，其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20世纪美国文坛上还有一支印第安人女性作家群，她们在美国文学史上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代表作品为索菲娅·艾丽斯·卡拉汉的小说《怀尼玛：森林之子》。华裔女性主义文学也在美国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品，谭恩美的《喜福会》也是华裔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的身份认同缺失、文化冲突问题、价值观念失落等。
三、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阶段
从时间维度上看，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文学主题、文学风格和艺术特征，都表达了美国女性的内心感受、情感遭遇和精神世界，展现了美国女性觉醒、抗争和解放的艰难历程。
（一）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凯特·肖班、薇拉·凯瑟等女性作家，她们多将女性的家庭生活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但是她们却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文学模式，大胆描写了父权制时代美国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不平等地位等，揭示了女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作家以独特的细腻的视角探索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分析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内心痛苦和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从此许多“新女性”出现在美国文坛之上。20世纪早期女性作家多以象征主义、超自然主义等方式塑造人物形象，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在男权主义压迫下开始觉醒的新女性，她们不断挑战传统的男权社会，要求获得更多的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觉醒》、《黄色糊墙纸》、《花园小屋》等，其中凯特·肖班的《觉醒》是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艾德娜·庞特里耶，主人公大胆直率地谈及女性问题，表达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内心体验、自我意识、性意识等，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一度被列为禁书。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面临着父权制的强大压力，许多女性作家都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多以抗争的方式对待社会，并最终被扭曲、埋没和扼杀。
（二）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在二戰前后美国女性都放弃了原有的社会角色，重新回归家庭，参加工作的女性则要面临家庭和工作双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许多作品都表现了女性的迷茫、失落和彷徨。特别是美国南方出现了许多优秀女作家，如乔伊斯·卡罗尔、尤多拉·韦尔蒂等，这些作家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南方社会中女性的真实生活，再现了美国南方的地域风貌和社会风情，奥康纳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宗教信仰、种族关系等，比如在小说《好人难寻》中，奥康纳揭示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宗教异化、道德意识和文明异化，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不可挽回的衰败。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他们》反应了现代人的惶恐、焦虑和孤独，展现了荒诞、扭曲的南方世界。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展现了美国女性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美国女性在政治、法律等方面获得了许多权利，但是她们仍受到传统习俗、男权主义、婚姻制度等束缚，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空间和个性自由，也难以很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4]
（三）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些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促进了美国女性主义小说的繁荣发展，许多女性主义小说开始从崭新的社会视角审视女性问题，批评男权文学压迫下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身份压制和文化扭曲。同时，女性主义文学的视角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婚姻等方面，而是扩大到了种族歧视、殖民主义、社会冲突等领域，并呈现出多种族多民族女性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从总体上看，20世纪后期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中黑人女性文学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华裔女性文学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这两者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诞生了托尼·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等文学巨匠，她们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了黑人女性所遭遇的种族、性别、家庭等歧视，展现了黑人女性的文化意识、身份意识的觉醒。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诞生了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女性作家，其中谭恩美的《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经典作品，该小说展现了华裔女性之间的文化冲突、思想碰撞，揭示了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表达了文化融合、种族平等的思想主张。[5]此外，上世纪后期美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许多犹太女作家，如蒂莉·奥尔森、格蕾斯·佩蕾等，她们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展现了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也在美国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运动为社会背景，以女性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自我意识、自由解放等为主要内容，展现了20世纪美国女性的觉醒、抗争和解放，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应当深入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发展阶段等，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王楠.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精神实质[J].国外理论动态， 2009（5）.
[2]顾红曦.简评美国当代南方女作家群的创作成就[J].河南社会科学，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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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 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被认为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论文从《嘉莉妹妹》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研究《嘉莉妹妹》中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思想。论文涉及小说的主要背景，同时分析自然主义的三大特点，得出结论：《嘉莉妹妹》中主人公嘉莉妹妹的最终命运与德莱塞本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认真探究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运用，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自然主义
一、传统自然主义
《嘉莉妹妹》是西奥多·德莱塞继承传统写作模式的一部杰作。作为自然主义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大多数的作品都反应了自然主义的特点。达尔文主义，宿命论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当然《嘉莉妹妹》也不例外。然而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还挑战美国传统文学以形成他自己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理性，自由意志和本能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发现主人公嘉莉最终屈从于推销员杜洛埃，这表明本能最后还是战胜了自由意志。
（一）美国传统自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所说，自然主义是一个“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1]。19世纪60年代它首先在法国产生，19世纪90年代这股自然主义的风潮波及到美国文坛，“自然主义开始在美国小说创作中流行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涌现出史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赛等著名作家”[2]。自然主义最初是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概念，用于指一切性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世俗主义。自然主义还被运用到美术领域。法国小说家左拉首先提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标志着自然主义从艺术领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他认为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相反，人类的生活，观点和道德都受到社会、经济、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3]。德莱塞被认为是美国自然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成功沿用了左拉的自然主义思想，并且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
美国自然主义者对自然主义的信条信奉程度不一，但在文学创作上有相似之处。它强调准确性，要求尽可能真实地描述生活；他认为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悲观论和宿命论。美国自然主义在美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自然主義者尽可能真实地描述真理，就像医生给病人诊断时开的病历一样；第二，美国自然主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是下层阶级；第三，作品中的人物的活动一般由生存的基本要求支配，如饥饿，恐惧，以及性的要求；第四，美国自然主义家用最真实最通俗的语言。他们毫不遮掩社会丑恶的一面，用污秽的语言再现污秽的现实世界；第五，作品中带有悲观论和宿命论。
（二）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体现
《嘉莉妹妹》描述的是名叫嘉莉的乡村姑娘来到芝加哥寻求幸福的经历。她羡慕大都市的生活，于是独身一人来到芝加哥谋生。但是她的“美国梦”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为了达到目的，她只能用贞操去换取自己所梦想的生活。当她无路可走时她选择了与推销员杜洛埃同居，后又经杜洛埃的介绍认识了洒店经理赫斯渥。赫斯渥被嘉莉的纯朴深深吸引，就偷了酒店的钱，与嘉莉一起私奔到纽约。在纽约赫斯渥的经济状况每日愈下，因此嘉莉就去当演员来维持生计，偶然的机会使她出人头地，她就离开了赫斯渥。赫斯渥最后穷困潦倒，最后选择了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嘉莉却成了百老汇有名的歌星。
《嘉莉妹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自然主义的世界。在这里，微不足道的人挣扎在一个庞大而冷漠的世界中。小说中处处都体现了人的渺小。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嘉莉的成名和赫斯渥的穷困潦倒都是有迹可循的。赫斯渥受本能欲望的驱使爱上了嘉莉而他所采取的行为都加速了他的毁灭。当他们私奔到纽约，他们两人不同的境遇证明了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机遇和环境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小说的结尾，赫斯渥靠乞讨为生最终选择了自杀而嘉莉却成为名噪一时的百老汇名角。两人不同的结局正好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相一致。
德莱塞的自然主义认为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的命运受到环境和欲望这两种因素所支配。本文从环境，以及欲望两方面来分析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中的体现。
首先是环境对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在《嘉莉妹妹》中，作者主要描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嘉莉造成的深刻影响。嘉莉原来生活在小乡村，造成了她天真纯朴的性格特点。当她来到芝加哥后，大都市的的环境造成了她性格的改变。失业，疾病以及姐夫的冷漠与她的“美国梦”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都体现了外部环境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也是作者自然主义倾向的体现。不难发现，小说中关于环境的描写恰好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嘉莉的一切荣辱都是由环境造成的。
然后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对人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嘉莉妹妹》中德莱塞展现了不同的角色在欲望的驱使下经历的不同命运。“嘉莉一直在寻找她还可以得到的东西；正如德莱塞所指出的，她是被生理和文明所控制去索取和购买她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我要说的是，这种眼见-欲求-购买的简单排序了自然主义小说中欲望的决定性架构”[4]。在小说中，嘉莉一直没有摆脱欲望的束缚，从乡下小姑娘变成大都市明星，她的欲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正是这种永无止境追求物质的欲望给了她无穷的动力。
二、《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特色
（一）主题上的自然主义
达尔文提出在地球上的生物有强弱之分，而强者更易于适应社会所以有更多生存的希望而弱者则反之。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自然主义都对德莱塞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推销员杜洛埃只是嘉莉生存下去的一个避难所，当能给她提供更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赫斯渥出现时，她离开杜洛埃是必然的。最后当赫斯洛经济状况每日愈下时她又离开赫斯洛，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正确选择。德莱塞笔下的社会是残酷的，所以最后赫斯渥会有那样的结局是必然的因为他活在过去不能适应自己的新环境。
在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嘉莉妹妹》是一部描写美国大都市生活的小说，它真实地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下层阶级悲惨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有些评论家称这部小说是粗俗的，而有的则认为它充满了激情。德莱赛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小说家，他从来不惧怕自己被认为是从下层社会闯入文学界的野蛮人，他还通过一系列真实的故事来揭露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嘉莉妹妹》的创作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高雅的写作风格，创造了忠实的风格，为了美国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对传统自然主义的突破
作为自然主义的先驱，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中突破了法国传统自然主义创造性的观点，把他自己的理论和美国当时的背景结合起来，建立了不同于前人的具有美国独特特点的自然主义。在小说中，芝加哥的繁荣刺激着嘉莉对物质的追求。从这点来看，作者继承了法国自然主义高度赞扬的生物自然主义的观点，强调人的本能对人的命运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读全文，我们能看到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被物质欲望所支配。嘉莉的欲望来源于在火车上杜洛埃对芝加哥美好的描述。因此，德莱塞对传统的突破在于他观察到了能激发人的本能的外部因素，即社会环境。
2.对美国传统文学的突破
19世纪末，自然主义对当时盛行理想主义的美国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理想主义者把小说当作娱乐，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残酷的现实和经济差距并没有引发人们的思考。而德莱塞的创作违反了这一切，甚至还包括传统的道德观。他很了解美国，他更倾向于去追求公正，真理。他曾经说过，“他拒绝只写美好成功的事物，他决定去写那些悲剧却真实的事情。”他的作品打破了美国文学一贯以来坚持的高雅性，摆脱了“微笑的美国”的传统形式，创造了美国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
（二）艺术风格上的自然主义
许多批评家认为德莱塞的作品是拙劣的模仿，充满了悲剧性。因此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作为自然主义先驱的德莱塞继承了自然主义的写作技巧，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并不强调艺术上的润色。自然主义在他作品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采用二元对立以加强冲突。第一是理想和现实的二元对立。在小说开篇，嘉莉怀揣着美好的希望来到芝加哥，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小说结尾说幸福就像山顶上的闪烁的火焰一样，转瞬即逝。第二是适者生存和传统道德观的二元对立。根据传统的道德观众，嘉莉的堕落应该像胸前刻着大写”A”在《红字》的女主人公一样被惩罚的。第三是得与失的二元对立。得是获得暂时的安逸而失去的却永远都找不回来。
细节描写是《嘉莉妹妹》最大的特点之一。海明威曾经强烈批评了德莱塞的细节描写，但是多亏这些细节描写我们才能了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美国的繁荣，人们面对金钱享受时的虚荣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命运产生的决定性的作用。小说详细地描写了杜洛埃的穿衣打扮，“背心领口开得很低，露出白底粉红条子衬衫的浆硬的前胸，上面是雪白的高硬领，系着一条花样显眼的领带。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和衬衫质地相同的亚麻布袖口，扣着很大的镀金袖纽，上面镶着‘猫儿眼’的黄玛瑙”[5]。这不仅是他引诱嘉莉的一种方式还表现他的虚荣。除此之外，作者还从多方面描述了芝加哥这个大都市，文中多次提到芝加哥的繁荣。在普通人眼中，芝加哥就像是充满机遇和金钱的天堂。然而当他描述到嘉莉找工作的環境时又是另一番场景了。
（三）人类在冷漠的世界里无力地挣扎
在一个庞大而冷漠的世界中，人的挣扎和努力是那样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脆弱和不经事故，社会中也蜕变得没有道德和情义，在这里没有爱和同情可言。嘉莉的姐姐敏妮虽然对嘉莉有手足之情，但是她把她全部的爱给了丈夫和孩子。而杜洛埃对嘉莉的爱是源于一种生理需要，他贪恋嘉莉的美貌，趁人之危占有了嘉莉。
赫斯渥是唯一一个对嘉莉痴心的男子，可是他是有妇之夫，无奈之下他带着嘉莉私奔到了纽约。当他们来到纽约，他们很快花光了积蓄，只有靠嘉莉出去工作来维持生计。她出众的外表和智慧最终使她成为百老汇的名角，然后她就抛弃了穷困潦倒的赫斯渥。赫斯渥只能靠乞讨维生，这种生活折磨着他的灵魂。他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在对生活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有自杀。赫斯渥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也是环境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继承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传统，讨论了本能和欲望对个人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详细地描述了那个时期美国的物质主义，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开启了美国文学的新纪元。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个人需要，内在动力，外部力量出发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女性的“美国梦”的破灭。同时，从《嘉莉妹妹》中读者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德莱塞复杂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可以说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突出代表，《嘉莉妹妹》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按时文学评论家的意见，“只有在作品达到一定观察水平和一定的思想深度才称得上是自然主义作品”[6]。
参考文献：
〔1〕张祝祥，杨德娟.美国自然主义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6.
〔2〕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08.
〔3〕柳鸣九.自然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55.
〔4〕张合珍.美国早期自然主义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1984.163.
〔5〕西奥多·德莱塞.嘉莉妹妹[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
〔6〕唐纳德·皮泽尔.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豪威尔斯到杰克·伦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3.
（责任编辑 徐阳）
形式主义文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文学评论写作能力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然而，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语境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却普遍较为低下，这直接涉及高校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在高校致力于进行内涵建设和教育改革的当下，我们必须深人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并力求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其实，这也是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三十条”）中相关要求的需要，更直接表现为我们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时代语境下培养卓越文学评论人才的需要。
然而，我们却又发现，在现有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文学评论写作教学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对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问题就更是未能形成集中性研究，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教育者大多也仅局限于对文学评论写作问题的一般性理解和讨论，即使是有的教学实践者和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对文学评论写作问题展开探讨，但更多的还只是相对零散的，趋向于对文学评论写作的普泛性问题的研究。无疑，这一状况对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是十分不利的，需要通过必要的深化探讨解决这一问题。
一、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维度
探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其核心问题表现为：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在“文学评论写作”、“基础写作”等文学课程——其构成一个课程群——中，如何更好地实施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即，寻求实施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方式甚至是是最佳方式，也可以说是寻求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如何实现最优化的基本（教育）规律。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教學实践中予以贯彻，将会对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又直接的积极影响，无疑，这会相应提高目前高校文学教育教学的育人质量。
我们知道，当前高校的文学教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至少表现在：其一，受教育者不知文学与文学教育教学（包括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真义，也缺乏去探究文学与文学教育教学真义的勇气和能力，从而也就有可能丧失创造性想象与愿望、丧失对于文学、人、自由、审美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认知与情感体验、丧失对于人的未来合理设计和发展的希冀与向往;其二，面对种种矛盾与冲突，教育者放弃文学教育教学的理想和信念，放弃文学教育和文学课程教学的公共性与教育教学中人的公共情怀、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从而，其三，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被平面化甚至是庸俗化理解，倾向于割裂它与塑造现代国家公民之间的关联，也倾向于阻滞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凹在我们看来，这些就是当前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中出现的基本问题，也是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由此而形成共识，以积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理念、方式和途径。这种解决不仅必要，而且无疑还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它涉及我们对于文学教育、文学课程教学的终极想象，更事关我国人文教育乃至国家整体教育改革的某些根本的方向性问题。以此而论，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方式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它积极参与者包括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在内的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直接关涉到受教育者能力与素养的真.正提升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明确，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在“文学评论写作”、“基础写作”等文学课程中进行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以使得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得以实质性提高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整体性展开，总体上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其一，如何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文学批评理论认知能力，尤其是要对其自身作为文学批评活动的主体形成必要的认识;其二，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明确文学批评实践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其三，作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需要，尚需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对其实践进行必要的总结，形成更为明朗而合理的教学实施方案，在方案的导引下凸显具体教学效果。
二、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最根本处着眼，我们开展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鲜明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它的确立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新路向，为文学批评实践也为整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这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在当下，我们需要从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深刻理解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从而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与质地。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和现象，我们可以形成必要的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认识，这也表现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与青年学生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联系。教育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一直是教育者的基本追求，而高校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性无疑在根本点上体现为青年学生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之上。后者是前者的根本表现，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印证。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明确的是，之所以追求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有效实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期望并达成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
第二，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可以通过改进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式得以有效实现的，这种提高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它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的。依照上文的逻辑，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可以通过教育教学行为的改进得以实现的，这也体现为一种教育教学行为的力量。当然，改进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式，实现文学评论写作课程的有效教学，对于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也不大可能立竿见影，而是必然地表现为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且还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过程。然而，我们明确的是，不能因为它表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漠视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规律性。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育人问题，而育人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它是存在规律的，也是需要我们遵循其发展规律的。
第三，文学批评主体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评判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程度的根本尺度和依据。我们说，文学批评主体评论写作能力的提高表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学批评主体评论能力的提高也是我们开展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程度评价的标准，尽管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标准。应该说，这是一种结果导向评价方式。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阶段性认识
依据前文对文学评论写作教学有效实施方式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维度的明确，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方面，关于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主体应着重关注的几个问题的研究。在评论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文学评论写作能力提高问题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我们形成的基本看法主要有：其一，评论主体应具有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年轻的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特性。换句话说，自由自觉是人区别于其他对象的根本性特质。青年学生在其成长的不可重复的青春韶光中，无疑需要形成诸多符合其年龄和心理特征并与其人格、素养协调一致的自觉意识。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导、教诲是相当重要的。由此，我们认识到，在“基础写作”、“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在面对具体的文学批评文本时，教师应适时、适度、适当地要求、引领学生形成明确的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显而易见，这种自觉不仅仅只是一种评论技术的需要，它更关涉到青年学生的思维自觉和精神成长。它对于育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实，对于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评论者而言，在文学评论实践中，形成、确立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是一种基本的素养要求。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强调青年学生应在文学评论实践中形成、确立批评方法选择的自觉，并不是说任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都无一例外地贯彻着这一硬性的要求。事实上，青年学生在批评方法选择自觉的形成中还必须注意到“有形法”与“无形法”这一问题，这也是教师在文学评论写作教学过程中尤为需要加以重视和强调的。其二，评论主体需具有明确的评论文体意识。在日常的“基础写作”和“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敦促学生尽早形成明确的评论文体意识，从而确立必要的评论文体选择的自觉。青年学生需明确，文学评论的文体即文学批评文本的体裁样式。大体上说，历史上曾出现过诗歌体、戏剧体、对话体、书信体、评点体随笔体、论说体、序跋体等不同类别的文学评论文体。其中，有些体式现已经非常少见甚至消失，如诗歌体、戏剧体;目前常见的体式则有论说体、随笔体、序跋体，另还有书信体、对话体等。而青年学生在当下需要更多关注的评论文体主要有随笔体文学评论和论说体文学评论。其三，评论主体应特别关注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学文本。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能力的提高是与其思，想质地、价值取向等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和教育视域中，教师对于青年学生文学评论能力的培养与铸造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强化这一实践。其实，在日常教学中，我们经常性地会发现，一个现象，即，青年学生活在当下，其思想质地与价值取向却很难称得上“现代”;应该认为，这与我们的教育教学缺乏一种必要而明确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自觉是存在直接的关联的。基于此，期望文学教育教学能够生发出对于人的更为巨大的塑造性力量，期望青年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能力得以实现在内质意义上的真正的提高，教师就需要敦促学生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积极关注和选择具有明确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文学文本。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在“基础写作”、“文学评论写作”等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导、要求青年学生特别关注和选取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学文本予以评价有利于评论实践者现，代价值倾向在批评实践中的明确确立，这无疑是：一种在当前对青年学生进行精神和思想引领的必要而且有效的方式，它对于青年学生的精神成，人——契合时代性精神发展需要的精神塑造与思想构成——影响深远。
第二个方面，关于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评论主体的当代意识要求问题和方法论特征问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致力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当下建构，自然不可缺少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发展问题的关注，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合理、有效推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发展的重要质素与力量。尽管这个问题是极为复杂的，然而，这其间还是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或说环节需要着力予以探讨、明确乃至于进行必要的一定程度上的引导和规范。我们以为，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批评者的批评意识及其批评实践中的方法.论特征就属于这样的问题。当然，它们也只是此类问题的局部体现。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要求批评家必须具备当代意识。这里所说的当代意识，首先是指批评家必须具备自觉地以其批评实践参与当代文学、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意识。这也是当代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立场。其次，它也是指批评家必须具备开阔而深邃的当代视野与眼光。当代视野与眼光的确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批评视角的规范和要求。在文學批评实践中，除了要根本性地确立当代意识之外，还必须明确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特征问题;而批评实践的方法论特征无可置疑地表现为多个方面，在此择其要端，谈两点根本性内容。其一、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的结合。从一个特定的向度上说，文学批评实践是批评家在对评论对象进行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认为，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是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双向而又一体的基本途径与方式。其二、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与人学观点批评的统一。以美学的观点来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是看作家的创作是否符合了艺术创造的规律和遵循了正确的审美法则，是否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从而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较高的审美价值;用一句话来说，即，是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以历史的观点来要求、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要求批评家持有一种历史主义态度，从历史角度考察作品，把文学作品置于其写作时期的观念、习俗和人们的态度之中，从而进行与作品的历史内容相适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和评价，看作品是否描写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图景，是否反映了历史的进步要求，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内涵与趋势。其次，用历史的观点评价作品，是指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他所处时代的先进的历史视野和立场，这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批评家必须具备开阔而深邃的当代视野与眼光，这样，方可合理确定具体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所以，历史的观点在这里也就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由此再深人探讨下去，我们必须意识到，恩格斯提倡的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理应包括人学观点。因为，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舞台，是人的活动的具体展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必然会从历史观点中引申出人学观点。其实，文学就是人学，是社会现实中从事实际生活活动的人的“精神分析”学，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由人参与其中并构筑而成的流动着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反映和体现，是人们对世界、人生、人性等体验、感悟、认识和思索的审美化呈现。[2]
第三个方面，关于文学评论写作教学的实施方案。这是一个需要针对特定情况不断调整也可以持续改进的问题，此不赘述，容后具体专题讨论。
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学评论课程群建设与卓越评论人才培养”（编号：JXSDJG172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詹艾斌等：《生命与教育的方向》，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关于这一问题的较为明确的阐述和论证可参见拙文《文学批评实践的意识要求与方法论特征》，载《前沿》，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有忻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