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

2024-04-15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1篇

——县域承接产业转移应坚持承接创新、优化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产业结构优化是改变粗放、单

一、离散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能否升级,更直接关系到经济能否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不仅是产业调整的互动过程,而且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收其技术、资金、人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促使县域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从而形成巨大的产业集群和集聚科技创新能量,并辐射到各个领域,全面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因此,在县域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要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结合起来,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实现自主创新,把承接产业转移与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尽可能占据产业价 值链分工的高端环节,促进特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技术升级。

当前,县域经济大多表现为资源型经济,产业规模有限,特色产业、优势项目的生产能力远远达不到最优规模,市场力量分散,只能依靠资源优势来赢取自己的经济优势,重复建设和价格恶性竞争时有发生,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县域优势产业不应仅仅满足对转移产业的承接,防止一哄而起和简单模仿,结构趋同,相互间产生恶性竞争。而应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通过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本和技术,努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壮大具有自身特色的主导产业集群,提高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就四川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优势及劣势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丰富的产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良好的政策扶持为四川承接产业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产业配套能力较弱、工业园区的承载功能不完善对四川承接产业转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四川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产业资源;产业配套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是后发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更好地推进四川承接产业转移,必须明确四川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具备优势以及面临的劣势,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制定措施,推进本地优势资源与转移产业的有效嫁接,这不仅是推动四川承接产业转移上新台阶的需要,而且应对其他省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的需要。

1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分析

1.1产业资源富足

得天独厚的产业资源为四川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优越的资源禀赋平台。四川是中国的三大水电基地之一,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43亿千瓦,占全国的21.2%。矿产资源丰富且种类比较齐全,其中钛矿、钒矿、硫铁矿等7种矿产居全国第一位,钛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82%,钒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3;天然氣、锂矿、芒硝等11种矿产居全国第二位;铂族金属、铁矿等5种居全国第三位,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四川具备了形成综合性矿物原料基地的基础。如川西南以黑色、有色金属和稀土资源为基础的冶金基地;川南地区以煤、硫、磷、岩盐、天然气为基础的化工工业基地;川西北地区稀贵金属(锂、铍、金、银)和能源矿产(铀、泥炭)资源丰富,是潜在的尖端技术产品的原料供应地。

1.2劳动力资源丰富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00年,四川劳动力资源总数为5820万人,占总人口的69.2%,2006年,劳动力资源总数上升为61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储量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

另外,从劳动力成本看,四川劳动力价格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2006年四川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17852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49元,分别仅占北京、广东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44.5%和68.2%,比广西、重庆等西部省市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低212元和1363元。可见,四川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1.3政策取向积极主动

在各地竞相掀起承接产业转移新高潮的形势下,为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四川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2008-2012年四川承接产业转移工作方案》,明确了未来五年四川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和任务,并在财政、税收、金融、要素促进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和优惠,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亮点,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如财政政策上,对鼓励类产业转移项目的各类规费、手续费等,在符合国家现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实行减免。税收政策上,对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转移企业,2010 年前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金融政策上,鼓励金融机构为转移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企业需求开展业务创新,及时满足企业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要素支持政策上,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移项目,优先用地预审,优先安排用电、用气、用水计划和指标, 确保项目及时落地、按期投产。

2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劣势分析

2.1产业承接配套能力较弱

随着经济的发展,四川现已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冶金、采矿、化工、机械、食品、电子信息等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产业整体实力仍较弱,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特别是电子信息、软件、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没有形成由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企业相互衔接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建设滞后,转移企业所需的零配件仍需要到其他地区或国外采购。产业配套能力的低下,必然会增加企业成本,抵消在川企业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成本方面的优势,不利于承接东部企业向四川转移。

2.2工业园区的承载功能不完善

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加速产业聚集、培育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调研发现,当前四川工业园区建设尚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其产业承载功能的发挥。由于前期规划不到位,大部分园区内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缺乏生产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条件,物流、仓储、运输、金融、财税、口岸以及其他商务服务的配套尚不完善。此外,一些工业园区在建设之初,虽然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企业,但由于缺乏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产业之间关联度不高,产业集群尚未形成,难以吸引发达地区同类及关联产业入园发展。

2.3政府服务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一是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政府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时有发生;二是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体制效率和办事效率有待进一步改善;三是审批项目较为复杂且环节较多,办事机制不灵活,企业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对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效率有一定的影响。

3推进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未来,在推进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主要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立足四川优势,找准产业承接的方向和重点

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立足自身的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找准本地区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带动效应的产业接口,积极吸纳那些在东部地区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四川仍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切忌盲目吸收,要充分考虑四川现有的产业布局以及原有产业结构,注重自身优势产业的培育,使承接产业与原有产业协调统一。结合四川在天然气化工业、电子信息、食品饮料以及医药方面的优势的基础和优势,大力引入既符合四川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又在西部地区处成熟或成长阶段的产业,着眼产业关联配套和产业链条延伸,发展壮大食品加工、油气化工、煤化工、装备制造、矿产综合开发利用、建筑材料、医药等产业及关联产业。

3.2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照章纳税、诚实、守法经营企业的检查;第二,要优化办事流程,保证转移产业与原有产业协作所需的各种服务,发改委、经贸、国土资源、工商、环保、商务等承接产业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进行有效的统筹协调,提高办事效率;第三,可考虑设立产业转移“绿色通道”,完善“一站式服务”,减少项目审批流程,提高项目审批效率。

3.3加强园区建设,打造承接载体

第一,要通过政策扶持和生产要素倾斜配置的方式,鼓励以专业产业园区的形式作为承接载体;第二,要进一步加大对园区投入,加强园区内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仓储、运输、金融、财税、口岸以及其他商务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服务;第三,加强园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相互关联的企业集中集约发展,打造专业化的产业园区;第四,可选择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工业园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合作共建产业转移的示范园区,予以更多的优惠。

3.4创新区域合作机制,联手推进产业转移

加强与转出地政府的工作互动,探索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产业输出方和承接方相互沟通协调的工作管道和工作机制。一方面,可考虑出台《四川省与东部地区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对承接的产业项目提供相关优惠措施,如税收上给予适当优惠,土地、水、电价格等方面就低从优,建立健全利益分享机制,调动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考虑对项目输出方实施奖励政策,通过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结成互惠互利的战略性合作伙伴,确保“产业转移合作”能得到长远发展,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魏后凯.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J].福建论坛,2003,(4).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项目编号:SC08Z04);绵阳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08K005-3)。

作者简介:孙继琼(1980-),女,绵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徐鹏(1955-),男,绵阳师范学院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3篇

1 安徽合肥经济圈概述及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价值

1.1 安徽合肥经济圈概述

为充分发挥安徽的区域优势, 提升安徽区域经济辐射力, 安徽构建了以合肥为中心、北衔淮南、西接六安、东临滁州、南连巢湖与桐城、辐射芜湖与马鞍山的合肥城市圈, 也简称合肥经济圈, 根据安徽省对于合肥经济圈的规划, 未来合肥经济圈将形成“一区、五轴、三带、多组团”的区域空间布局结构, 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由“点-轴”发展模式向“网络化”模式发展, 从而形成安徽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 在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同时, 辐射中部经济腹地, 汲取东部经济要素, 最终实现安徽省经济的快速崛起与腾飞。

1.2 安徽合肥经济圈概述及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价值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对于安徽合肥经济圈的发展是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具体体现在:第一,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发挥合肥经济圈区位优势的唯一路径, 长期以来安徽的地理位置非常占有, 西接中部地区腹地, 东靠长三角经济带, 但是一直以来其区位优势难以显现, 安徽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地区也相对滞后, 这说明过去安徽仍未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第二,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安徽抓住产业升级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举措, 毫无疑义当前中部各省都在进行产业升级, 而承接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最有效、最直接的路径, 因此安徽必须要抓住这一机会, 并且要在各省市的竞争中突出重围, 唯有如此安徽才能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完成中央给的历史使命。

2 安徽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障碍

2.1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产业持续发展保障能力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产业持续发展保障能力不足是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首要障碍。不可否认, 虽然合肥经济圈背靠长三角、西连中部腹地, 但安徽省的基础设施与武汉、郑州、长株潭地区相比, 纵容有自身的优势, 但也有突出的缺陷。以铁路运输为例, 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株潭都在我国南北铁路网络主干线上, 合肥 (既不在京九线主干道上也不在京九线主干道) 在铁路运输上稍有不足, 高铁方面也仅仅是京广高铁与京沪高铁的辅助衔接线上, 与此同时, 安徽虽然处于长江中下游经济带上, 但是合肥经济圈的中心合肥却远离长江和淮河这两大贯穿安徽的主要水系运输通道, 水利运输上也有所欠缺。此外, 在电力设施 (如通讯基站) 、供气供水方面虽然与其他中部经济圈差距不大, 但也没有突出的竞争优势, 因此安徽合肥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产业持续发展保障能力不足成为安徽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首要障碍。

2.2 产业孵化平台缺乏规模, 产业配套协作发展能力不强

产业孵化平台缺乏规模、产业配套协作发展能力不强是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核心弊病。从局部看, 合肥经济圈的产业发展综合实力颇具竞争力, 如合肥的汽车、装备制造业、家用电器、电子信息及软件等产业比较发达, 淮南在煤炭开采、生物制药、机械制造等产业颇有规模, 六安在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食品材料等产业方面竞争力强悍, 桐城的机械制造、印刷包装、橡胶加工等产业独树一帜。但是从整体来看, 合肥经济圈的产业配套协作发展能力不强, 各地级市、各区域的产业勾连度较低, 由此导致区域经济缺乏竞争合力, 造成这种原因在于合肥经济圈缺乏具有交通、资金、科技、规模为一体的产业孵化平台, 从而造成各地区产业依靠自身优势单独发展, 虽然也形成支柱型产业的成功突围, 但是缺乏产业间的协作, 产业对于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显得力不从心, 也难以真正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2.3 高端复合型人才难集聚,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力不佳

高端复合型人才难集聚、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力不佳是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制约。通常来说, 人力资源的优劣取决于人口、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综合居住环境等多种要素, 就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态势来说, 中部六省之间不相伯仲, 尚未存在具有人才吸引绝对优势的省份与经济圈, 但是在人口方面安徽落后于河南, 在教育资源方面落后于武汉。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合肥经济圈背靠长三角, 南京、上海、杭州对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合肥经济圈, 由此造成了合肥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人才吸引的“虹吸效应”, 安徽合肥经济圈人才的流失情况比较严重, 尤其是各行各业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的流失, 这对安徽省合肥经济圈的发展潜力与后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高端复合型人才难集聚, 合肥经济圈的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力就难以提升, 由此导致真正具备一定竞争力、附加值、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中高端产业难以落户合肥经济圈。

3 安徽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对策

3.1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生产、运输、市场三位一体的配套服务保障

如前所述,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不明显是安徽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首要障碍, 因此安徽省在打造合肥经济圈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在前文中, 我们提到安徽的铁路交通与水运交通方面都不具备优势, 那是否安徽合肥经济圈就没有改善的路径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虽然合肥经济圈没有那一个市具有绝对的综合交通运输优势, 但是各自的交通特征还是非常明显, 合肥处于长三角与中部经济腹地的中间地带, 交通斜街与空运优势比较明显;铜陵、芜湖、马鞍山处在长江主干道上, 六安、滁州在淮河运输辐射网络内。因此, 合肥经济圈要提升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要将经济圈内的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完善, 将局部优势充分链接到一起, 如高速公路的五横五纵、9条城际铁路的建设要加快, 然后发挥“1+1>2”的整体优势。与此同时, 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在供气、供水、供电方面的建设。

3.2 选取重点扶持产业, 形成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平台

合肥经济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一定要遵循符合自身发展优势, 有重点的扶持几大核心支柱产业的发展, 真正形成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从近年来, 合肥经济圈的产业发展状况来看, 前十大支柱产业排名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因此, 合肥经济圈各市要根据各市优势, 对产业进行内部重组, 将各支撑产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吸引到区域内, 扶持其发展, 最终形成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平台。例如河南郑州就是由于吸引了富士康来郑州发展, 并打造高新电子产业园区, 最终吸引了酷派、天语等十来家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落户。再以合肥为例, 合肥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产业方面独具优势, 由此合肥引进多个家电巨头来发展, 并在税收、土地、信贷方面给予扶持, 截止2017年合肥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 并且家电产业是合肥市第一大支柱产业, 产值连续多年超千亿元, 占据了国内近20%的市场份额, 已连续五年居全国城市之首, 形成集家电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及相关配套企业集群的完整的产业体系。

3.3 注重核心人才引进, 构建全面、立体、综合的高端符合人才引进机制

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安徽合肥经济圈必须注重人才的引进, 但是现代经济结构非常复杂, 影响人才的落户决策要素越来越多, 因此合肥经济学必须注重核心人才的引进, 构建全面、立体、综合的高端符合人才引进机制, 具体包括:第一, 人才引进政策要全面, 既要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应该给予支持, 又要防止大水漫灌浪费资源;第二, 要形成立体式的人才吸引制度, 以深圳为例, 深圳对本科、硕士、博士形成不同的补贴机制, 从而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人才引进机制, 不过对于合肥经济圈来说, 因为要振兴实体经济, 对于高端专业技术人才也应该给予支持;第三, 要形成综合的人才吸引机制, 不仅是一次性的物质激励, 也可以设置住房、教育及医疗方面的人才福利。

结束语

合肥经济圈是安徽践行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安徽全省经济结构快速升级、驱动全面转变、增速顺利换档的关键步骤, 在中部地区当前激列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竞争浪潮中, 安徽省合肥经济圈必须意识到自身在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协调发展、高端人才储备的不足, 并且要快速化解这些不利因素, 具体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要实现生产、运输、市场三位一体的配套服务保障;在产业协调发展方面, 要形成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平台;在人才引进及储备方面, 要构建全面、立体、综合的高端符合人才引进机制。

摘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合肥经济圈实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有效举措与有益探索。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产业孵化平台缺乏规模、高端复合型人才难集聚造成了合肥经济圈产业持续发展保障能力不足、产业配套协作发展能力不强、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力不佳, 因此合肥经济圈应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选取重点扶持产业、注重核心人才引进, 真正提升其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核心竞争力, 以期实现安徽合肥经济圈全面发展。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政策机遇,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4篇

(一) 京津冀经济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近几年来, 因为京津冀发展策略的推进, 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逐步变好, 河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高。但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增长速度方面与京津两地仍有较大的差异。天津市2018年地区经济总量已达18809.64亿元, 同比增长3.6%, 人均GDP达12.1万元;河北省经济总量领先, 但人均生产总值占有量偏低, 发展速度逐步减缓。就北京、天津、河北近十年的GDP、人均GDP进行比较, 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看, 北京、天津在总体数值上是低于河北省的, 天津是低于北京的, 2018年河北省的GDP约是北京的I.2倍、天津的1.9倍, 在经济总量上位居第一。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 2010年后天津人均GDP高速增长, 紧随北京占据第二位, 河北省位居第三位, 但河北省的人均占有量明显低于北京、天津的水平。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过程中, 河北省虽然与北京天津的合作趋于密切, 但是由于河北省自身经济发展程度不高, 在整体上的比较中则反映出了河北省与京津的实力悬殊之大。

(二) 京津冀产业结构对比分析

从近十年京津冀产业结构的比例变化来看, 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是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三、二、一”布局, 第二产业的比重在逐步降低, 产业布局日益趋于高度化和合理化;天津市的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中, 由于天津市近几年发展沿海经济取得成效, 因此第一产业占比越来越低,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逐渐相当;而河北的产业构成为“二、三、一”布局, 第一产业的比例过高, 第二产业相对稳定, 近几年都没有大幅度的改变, 第三产业比重变化较小, 但第三和第二产业的比例差别仍然很大, 可见河北省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工业。

二、保定区域经济结构概况及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可能性

(一) 保定区域经济结构概况

根据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可知:保定地区2017年生产总值为3132.4亿元, 位居第六位, 增速为6%。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 大量的工业转移至河北省, 这一政策使得河北省产业结构极具不合理, 加剧了产业环境污染, 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受到压制,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总体来看, 保定的产业布局是“二三一”的构成。其中, 第二产业是核心地位,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比第一产业高20个百分点。近几年, “二三一”的产业构成在良化, 各个产业的内部构成进行了调整, 保定地区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变化不大, 第一产业占比在逐年缩减, 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

(二) 保定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 保定充分的发挥自身优势, 抓住了与京津互帮互助的机会, 创办平台旨在接收转移项目, 力图最大化的接收首都产业, 成为京津产业转移的最有效承接地。

在一体化进程中, 探索出了多种有效可操作的承接模式。期间, 保定中关村丰台园满城分园, 已正式开启运营模式;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为首个创新中心, 已有多家企业成功入驻;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区 (一期) 顺利开业, 旨在疏散北京的农批市场商户, 分担北京的拥挤流量。截至2016年底, 全市共与京津合作项目已达516项。满城航天乐凯新材料工业园、中关村 (涿州) 新动力产业园、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区、等一批重点项目都在积极的扩展中。

保定位于要冲的交通运输位置, 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系统, 京港澳高速, 保津高速, 保沧高速连通相接, 构成高速外环, 搭建了自身固有的完善的商品流通体系, 拥有全国知名的安国药材市场、荣城服装市场、白沟箱包市场、蠡县皮毛市场。北京在疏散本身积压商户时, 这些市场都成了首要之选, 都为保定发展流通产业并逐渐形成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应的高强度轻工产业群制造了机会。保定自然资源丰富, 拥有2219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拥有5个煤矿, 20个铁矿, 7个铜矿, 12个锌矿等。

2017年4月1日, 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告,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区, 事关国家发展规划。雄安新区的设立就是中央在新时期作出的新对策, 北京, 天津, 雄安新区成一个掎角之势, 这对于保定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雄安新区的设立可以助推京津冀协同的发展。北京, 天津大城市周边的城市与其差距如此之大是不合理的, 这不利于三地的共同进步。而设立雄安新区, 可一举多得:不但可以处理河北自身存在的发展障碍, 扫除阻碍, 而且能够有效的疏散北京、天津的过度膨胀问题, 做到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

三、保定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 产业过度移植的影响

保定在接收京津转出的产业时, 推动了自身的发展, 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北京、天津将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产业, 还有一些劳动汇集型的产业转出到别的地区来疏散京津过度密集产业, 但也有一批产业是由于不符合京津制定政策的规定而被转出的, 对于这些产业, 保定如果不把好关, 不采取高标准就随意引进, 很容易引发高污染企业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引进的初期或许可以暂时的带来效益, 提高就业量, 但是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是更大的, 这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发展问题, 反而还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 是得不偿失的。

(二) 协调管理的挑战

拥有健全的区域协调管理机制才能使得保定高效地接收京津产业转移项目,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京津冀地区尚未形成完备的地区协调规划机制。

在一体化的进程中, 保定已经与京津共同合作多个项目, 但是却没有建立较高水准的合作平台, 缺乏合作的切入点, 不能确保项目合作的有效进行;另外, 没有建立协调的公共资源管理机制, 对区域的整体利益缺乏全面的认知, 这样很容易造成管理不当, 资源分配失调, 使得保定原有的资源和现有资源不相融合, 这对保定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存在很大挑战。

四、保定有效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策略建议

(一) 要立足自身产业发展情况, 优化产业布局

分析目前保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与弊端, 做到“知己”;其次对转移产业也要认知发展详情, 了解相关产业的长处与短板, 做到“知彼”,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 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目标与京津共同发展, 形成互助模式。

然后, 在转移产业的选择接收时, 不可大包大揽、兼容并蓄, 这样不仅会发生京津产业发展同质化的问题, 限制区域间的共同协作发展, 资源也将不能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 因此要选择性的接收, 避免与京津产生竞争模式。

(二) 功能创新合理、服务完善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快速高效的承接京津产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因此, 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应制定积极的扶持政策, 市场企业要配合政府的引导, 从集体金融合作的角度出发, 强化顶层设计, 建立地区间金融交流合作机制, 共同规划有效的、可行的、具体的金融发展战略, 从而进一步的深化金融改革。拓宽融资渠道, 从不同的途径共同吸收资本, 要鼓励中小企业资本进入金融体系。

(三) 积极改善生态环境, 携手生态环境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为减轻雾霾、防治污染, 京津冀应加大协商, 共同研究治理对策, 主动探索新的环境治理、景观改善等投融资政策, 制定更加全面系统的环境目标, 三地可采用协调统一的政策、法规标准, 搭建高效治理平台。避免经济与生态环境步调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此外, 还要积极抓住雄安新区建设带来的机遇, 携手改善生态环境, 例如三地可积极协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协同治理大清河流域环境污染, 改善该流域下游生态环境等。

摘要: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是促进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举措。产业转移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产业转出和产业承接。雄安新区的设立将是继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后的第三大经济特区, 这对河北省来说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而河北省作为产业承接地要抓紧这个契机, 通过承接转移的产业来带动自身的经济发展, 力求实现产业转移移出地和承接地的双赢。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

参考文献

[1] 张桂芬.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 2008.

[2] 张淑莲.基于合作博弈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协作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1) :30-34.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5篇

习总书记在2019年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中国将与各国一道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1]。在疫后经济复苏期,中国积极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1。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

坚持政策方向自信,则需从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基础。出于对深度开放政策的价值与国际产业合作的关注,本文证实全方位开放和产业承接政策对带动内陆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通过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比对,推断区域对外依存度、城市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为保障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协调城市收入差距、坚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道路自信。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成因

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努力,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东部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亟需寻找产业承接地以突破发展瓶颈,而内陆地区则有待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我国正值从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期,加快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寻求产业扩张新动力是跨越转型关口的首要任务2。

(一)区域发展差距明显

从长期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年实际生产总值(GDP)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省和北京3。近年来,围绕在中心发达城市周围的省内地级市,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超过全国内陆城市。例如,广东省东莞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年实际GDP均超过5000亿元;江苏省内地级市: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年实际GDP介于5000亿元~1.4万亿元之间;浙江省宁波市、温州市年实际GDP介于4000~8000亿元之间;北京周边城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年实际GDP介于均超过5000亿元。相比之下,大多数内陆省份、老工业基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安徽、云南、甘肃等,鲜有年实际GDP超5000亿元的城市(除省会城市之外);其中,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如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城市年实际GDP均在5000亿元以下,介于500亿元~3000亿元之间。内陆城市平均年实际GDP在3000亿元左右,仅为东南沿海发达经济区域的3/5,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收入差距较大。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同时,经济集聚现象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之间趋于空间集聚,且自1992年以后,相邻区域发展依赖性更为显著。此经济虹吸现象说明,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吸引要素流入能力较强,对周边地区产业配置亦存在较强影响。又因高速发展的交通、通信设施为区域间要素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地强化发达地区在全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拉大与内陆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沿海地区依赖港口贸易优势,率先获得改革开放红利,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于内陆地区。东南沿海乡镇企业快速的生产率提升,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东南沿海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依靠大量吸引外资、承接国际生产订单,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领先全国的飞速经济增长[2]。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贸易额激增,形成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制造业密集分布于东南沿海港口区域,东部中、高技术行业产业的密集布局,一方面快速带动东部产业集聚,另一方面拉大与内陆地区收入差距、发展差距[3]。生产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吸纳大量就业人口迅速流入,形成较高人口密度、产业规模庞大的主要经济城市。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起,按行政级别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及扶持,要素流入不均加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并拉大居民收入差距[4]。建国初期老工业基地、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偏远内陆,日益被隔离在经济贸易网络之外[5,6]。

引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融入世界贸易网络体系,带动内陆地区快速发展,以开放促发展,在发展中不断缩小东、中、西部贫富差距是推动整体社会共同进化、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7]。据此,下文将讨论十八大以来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政策和国际产业融合对本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深入剖析开放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说明自由、开放型经济对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弥合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二、产业承接促发展,以发展促“弥合”

(一)产业承接与技术扩散理论

国内外学者就开放政策有效性、国际产业融合带来正向经济溢出效应等课题展开充分探讨,Edwards[8]在注意到发达国家存在经济开放倾向后,摒弃开放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仍然坚信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假说。Sarkar[9]强调贸易国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性,一旦本国形成自有技术研发体系,国际产业合作将长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对内改革,仍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国策之一[10,11]。“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刺激经济增长;不仅被视为区域发展政策,并且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之一[12]。中国各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越频繁,城市之间、国际之间要素流动越快,由此产生的空间溢出越明显,贸易繁荣、产业分工细化、市场拓展、区域竞争和开放经济溢出共同引致经济增长[13]。开放经济理论要义指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产业规模化和集聚化,均可提高该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令辐射半径内区域共享经济发展红利[14,15]。

(二)开放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引致发展差距的弥合

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协作存在相互依赖性。发达经济体显著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邻近区域的扶持和带动作用,即为正向经济溢出效应[16]。从中国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毗邻发达城市的地区,例如,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内地级市、毗邻北京的石家庄市,明显受到相邻发达城市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其他地理位置更为偏远的地区。目前,中国各地市场壁垒弱化,国内市场整合加强,加之,高效便捷的通信、物流体系为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区域流动提供了便利,区域经济溢出效应显著增强[17]。通过承接相邻发达城市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提供产业配套,落后地区可以迅速模仿先进生产模式、管理方式,提高生产率和管理效率以实现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18]。当然,由于城市初始经济水平、自身禀赋、地理区位、文化习俗的不同,吸引要素流入、构建商业网络、模仿先进技术和产业分工协作的能力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不同地区和城市获得的经济溢出红利不同,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更易于实现长足的发展[19]。

三、开放政策与产业承接带来经济溢出红利

本文通过测量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指标,列示实际经济增长率、对外经贸频繁程度和开放度,比对产业承接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观察城市圈产业集聚现象,试证实开放经济与持续发展、区域经济溢出之间的客观规律,即经济一体化建设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弥合区域发展的作用。

(一)统计数据与经济测度

本文搜集109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近15年连续经济观测值,以区域GDP反应经济发展水平,比对全方位开放政策对中、西部城市的发展推动作用[6]。观测对象涵盖一线城市5、直辖市6、计划单列市7、省会城市8和区域经济重点城市9,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各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能力10。

(二)“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城市协同发展,缩小城市差距

自20世纪末起,东南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市率先融入全球产业协作体系,从承接加工订单、发展中低端技术制造业开始,逐步缩小与发达出口贸易国之间技术、质量差距,区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稳居城市GDP排名前五位,为我国出口贸易做出巨大贡献11。然而,受要素、资源和技术瓶颈的限束,从产业扩张型经济发展向技术质量型发展转变中,不免诱发实际经济增长率放缓。近7年来,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实际GDP增长率跌幅不一,有部分城区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现象(见图1,虚线框部分)。

反观内陆主要城市近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八大以来内陆地区对外依存度、经济发展速率普遍提高,中部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均值(见图2)。自2013年底,“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陆中小城市对外经贸合作进程,中西部内陆城市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昆明、沈阳、长春、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近7年里,对外经济活跃度明显提高,对外依存度介于1-7%之间,产业扩张带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见图2,虚线框部分),国际行业交流、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内陆地区发展新动力,产业承接、产业融合建设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新高地。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中、西部地区的传统特色商品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总值有所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行业出口总额增幅明显;其中,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4.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海关总署)。2018-2019年,甘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了近百亿元,出口增长率明显加快,同比增长40%以上(甘肃海关)。

可见,内陆通过对东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对外深度经贸合作有助于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链扩张。鉴于此,实施积极的国际产业融合政策仍不失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

注:不同色实线代表东南沿海各城市近15年经济增长走势,绿框内显示近年部分港口贸易地区经济增长率为负,经济发展明显放缓。

注:不同色实线代表内陆各城市近15年经济增长走势,绿框内显示近年大部分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率为正,经济发展动能显著。

我国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12。经济体量较大、年生产总值1~2.3万亿元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集中在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形成稳定高经济增长集聚区[20,21]。

最近5年,中、西部城市快速承接东部城市产业分工、产业转移,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对内陆存在拉动作用,内陆城市如,南京、长沙、武汉、常州、徐州、成都、昆明、重庆等与东部沿海城市保持同步经济增长。并且,区域经济溢出作用明显,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与下游上海,首尾呼应,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可见,受“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和国内产业融合带动作用,内陆城市如,南京、长沙、武汉、常州、成都、徐州、昆明、乌鲁木齐年实际GDP介于7.5%-11%之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其中,云南省GDP增速高于全国均值2.4个百分点;陕西省和湖南省GDP增速分别为8.4%和7.8%均快于去年同期(国家统计局)。据国家发改委统计,自2013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增长率达8.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为6.4%;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相邻中亚地区经贸往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产业融合扩大内需,进一步释放了经济增长活力13。

四、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贸易开放、区域经济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估“一带一路”建设近7年来产生的实际效果,得出以下结论:(1)全方位贸易开放与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2)“一带一路”开放经济建设对中国内陆的推动作用大于东南沿海地区。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已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从高速经济增长期向中低速高质量发展过渡,而中、西部作为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更大的提升、发展空间,因而,中部和西部的固定资本回报率高于东部。(3)对城市集群的考察结果表明:现阶段,深度开放政策对中心城市的经济推动作用不显著,相反,对于普通中小城市的作用较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中国领土广阔,各地自然禀赋和发展机遇差异巨大,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城市贫富差距、扶持地处偏远的县级市,令各地区各民族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维持整体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检验深度开放政策有效性,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稳步有序。为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从持续深化对内改革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1. 营造具有竞争力的“软环境”,进一步降低“制度性成本”

内陆欠发达地区需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作为,吸引外部企业入驻。地方政府要以精简审批、完善税制为深化改革要义,从税收、投资补贴、精简报批事项等方面,完善中、西部城市、地区产业振兴政策。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中小企业积极搭建地方融资平台,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控制本地区工业用地成本、人工成本和商用能源价格,立足长远地引导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着重解决阻碍企业发展、审批难等突出问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并提升对企业的服务质量,鼓励参与对外经贸合作、产业衔接和产业分工,积极协助本地企业迅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通过技术追赶、商业竞争改变内陆地区落后面貌。

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重视科技研发、创新创造对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培育、构建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令本土企业从模仿、加工向品牌创新、产品功能创造转变,进而实现“内生型”经济增长。我国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素配置扭曲,一方面要通过强化创新,培育新产业、新产品和新业态,另一方面推进传统产业与信息、智能技术融合,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市场供需再平衡[22]。通过搭建产业园区技术共享平台,减低企业技术研发成本;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核心要义,从知识产权保护入手,针对知识产品新形态,完善数字化知识产权监管机制,鼓励科研创新;开展多方式技术协作与开发,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网络分工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以诱导创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实现供给侧改革;通过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减低对外技术依存度,以突破性生产性服务引领制造业产业信息化、服务化[23]。

3. 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鼓励区域协同发展

省内相邻城市地方政府要以“协同发展”为主,“经济竞争”为辅,强化合作意识,正向发挥开放经济红利空间溢出,避免恶性竞争[4,19]。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考虑偏远地区经济禀赋劣势,从多角度、更公平、更高效地考核地区发展质量,将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城市群健康发展问题纳入考核体系,实施有效地方官员奖惩激励,为提高城市群建设质量和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14。相邻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与产业合作有利于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城市集群促进中心城市发展、中心城市反哺周边中小城市的良好态势。

4. 扶持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建立资源型产业网络

通过多种政策支持,积极帮扶我国少数民族集聚区域承接东、中部地区资源型产业,令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融入到中国经济体系中来,实现发展红利共享、经济果实共享,真正惠及当地民生、生态和社会建设[5]。统筹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既可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又可支撑全国经济稳中向好形势;走活西部这盘棋,将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5。国家发改委计划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开工建设一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与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重点工程,大力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6。守住保障偏远困难地区基本生活底线,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利用网络互联模式令偏远地区共享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民生不断改善、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的奋斗目标。

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球,外部局势复杂之际,应着重注意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因而,建议重点以区域间产业承接、产业优化升级为主应对外部局势变化,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摘要: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球,反对国际贸易和主张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迷茫之际更应充分认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和价值,继续坚持新时期改革开放,推进区域产业承接进程,行稳致远久久为功。本文通过检验长期城市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探索中国城市开放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空间特征,对比分析得出:(1)更为深度的经贸合作显著促进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且对中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为明显;(2)“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小城市的经济促进作用明显,且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东南沿海地区,佐证内陆地区承接中高技术产业、从资源型产业向生产型服务业转变的潜力巨大。据此推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动内陆地区产业融合、承接积极性,鼓励中心城市经济带动作用,有助于提高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偏远地区经济增长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鉴于深度开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主张在新冠疫情之后仍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以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

关键词:疫后经济,产业承接,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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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以理论探讨和实践列举的方法,说明了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产业转移的发生具有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珠三角由于其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外向型的特点,近几年产业转移来得很快很猛。就是说珠三角要“腾笼换鸟”。腾出土地等重要而紧缺的资源,换上高产出的“鸟”。 这“鸟”一是高端制造业,二是高端服务业。而现代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珠三角将以服务业之重来代替制造业之强,转向新型的产业结构社会。

[关键词]产业转移;物流产业;珠三角;发展趋势

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区域流动和区域投资实现的。产业转移的原动力是资本追逐更大利润的本性。产业转移的输出方,一般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各类成本(人工和土地)较高;而产业转移的输入方,一般是经济次发达地区,各类成本(人工和土地)较低。因此相同的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产业转移促进了输出方和输入方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出现了新的经济格局。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几十年中,产业转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它不仅改变了第一、二、三产业内部的组织,还创造了第一、二、三产业群的关系的新格局。

1 经济发展中产业转移发生的必然性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经济学家配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就发现了经济发展中产业转移的现象,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移动;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继续增长,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服务业)移动。俄罗斯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而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而我们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看到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第三产业(流通服务业)对于第二产业(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步提高。

以香港这一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为例,其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第二产业的比重: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仅占13%,而第三产业占到87%左右。

香港这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在发达国家成为普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24%,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则从22%下降到18%;而同期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美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从64%上升到72%;高收入国家由59%上升为65%。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则从1980年的54%上升到1998年的61%。

日本在“二战”后,出现了三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创造了10年的增长率高达两位数以上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现象。20世纪70年代,日本将其发展主导产业定为汽车和电器机械这种“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将重化工业进行了海外转移。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重点逐渐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促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亚洲成为接受日本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战场,表现出三大产业的梯度转移的典型性。首先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促使了这些地区经济的急速增长。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开放,珠三角作为桥头堡,首先打开了中国的经济窗口。此后,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发展,被称为“世界工厂”。目前,曾在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在珠三角已逐步显露出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制造成本的上涨,第三次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已摆在我们面前。

各国的经济实践,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中产业转移发生的必然性。

2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现状

关于珠三角的产业转移问题,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有预料。但在近一两年,才真实地让我们感到早在日本的所谓“产业空洞”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以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为例,最近一年多有近2000家鞋企倒闭,东莞的其他企业也面临着和鞋厂相同的命运,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外向化、轻型化、低端化等,使东莞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拐点。

另一个GDP列为广东省第三名的佛山市(2007年,超过3500亿元),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数百家陶瓷企业倒闭。不过佛山市政府早在2007年上半年,就已经决定将佛山的数百家陶瓷企业分为四类,保留一批、提升一批、转移一批、关闭一批。将佛山变为佛山陶瓷的总部基地,集中研发、设计、营销、物流等陶瓷生产的上下游产业,而将大多数建陶企业的生产基地迁出佛山。

东莞、佛山的现象,使一些人惶恐,认为珠三角不行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看到,这正是经济发展中发生的产业转移现象。只不过由于珠三角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外向型的特点,来得更快更猛罢了。

广东省政府,已经对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进行了战略安排。第一步是将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轻化型产业向广东本省的东、西、北部转移,并已经给予广东省第一批示范型产业转移工业园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山(肇庆大旺)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山(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竞争性扶持资金各5亿元。第二步是向泛珠三角进行产业转移。如佛山的几大名牌陶瓷企业(东鹏、新中陶、马可波罗等)已经向江西、湖南等地投资近200亿元,建设近20个生产基地,200多条生产线。东莞市也在进行产业布局调整,并加强了资源整合力度,继续保持综合竞争的能力。 在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对象、产业转移的方向及解决产业转移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和对策问题之后,我们将重点研究本次产业转移后的珠三角产业发展问题。

3 珠三角物流业发展趋势的分析

产业转移对于珠三角来说就是“腾笼换鸟”。腾出土地等重要而紧缺的资源,换上高产出的“鸟”。 这“鸟”是什么?“鸟”在哪里?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珠三角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这“鸟”一是高端制造业,二是高端服务业。而现代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

珠三角发展物流业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其一,硬件条件过硬。珠三角拥有世界上能力最强的国际港口群,香港、深圳、广州三港2007年已实现超5000万TEU的吞吐量;有以香港为首的五大国际机场群,2007年吞吐量已突破500万吨;高速公路和城际轻轨形成一小时快速交通圈。其二,物流服务具有相当的经验。珠三角是中国物流业启动最早的地区,并与国际接轨,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已经实施运行了相当时间。其三,良好的经济依托。2008年广东省的GDP实现35696亿元,已于2007年超过台湾成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表明珠三角拥有良好的经济腹地。此轮产业转移与升级,将使该地区经济总量获得大幅增长。如东莞的石龙镇经过几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调整,现在以电子数码、食品医药为支柱的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寸土寸金”的土地发挥出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仅2007年,石龙镇就完成了近40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达到120多亿元,创造了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生产总值近4亿元的经济奇迹。

在新的形势下,珠三角的物流业应如何发展呢?

一是, 继续扩大物流产业。第一,继续扩大物流产业的类别。目前,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由企业内部物流向外部释放,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第五方物流甚至第六方物流都在出现和发展。另外如港口物流、航空物流、铁路和公路物流、邮政速递等专业物流也在急速发展。随着物流对象的细划,各种农产品、各种工业品物流的专业物流组织也在成长,使物流产业集群不断扩大。第二,进一步扩大物流企业的规模。近十几年来我国物流企业物流的规模在发展中壮大,至2007年我国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物流企业有几十家。珠三角如广东南粤、山东宝供物流等。但与那些超级物流大鳄——跨国物流公司比,我们的规模还太小。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是增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本土物流企业的希望。

二是, 创新物流模式。物流服务在由企业内部向外部转移的专业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其服务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开始是部分物流活动的外包,物流是执行式的;而后是集成化一体化的外包,物流是优化式的;现在是供应链的整体设计和重塑,物流是创新式的。随着物流服务的内容、方法和理念的变化,将会对物流及其服务的产业运行模式甚至整体产业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是, 提髙服务质量。物流服务质量是指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在产业转移中,被服务客户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制造地点的搬迁,造成物流链条的拉长;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物流模式的变化。物流企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拓展自己业务的深度和广度,以求得自身的发展。提高物流服务质量,是珠三角物流业继续大发展的基础和特色,也是提高其竞争力的手段。

四是, 整合物流资源。一提到发展物流业,珠三角每个城市都跃跃欲试,都要开发海港和空港的资源。而海港和空港的分工协作、竞争合作是珠三角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如珠三角的五大空港中的珠海和澳门港显出弱势,2006年10月,香港与珠海机场开始合作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仅用一年时间,珠海机场的客运量、货运量以及航空交通量均创下新高,各项均有超过25%的增长,同比上升了36%、31%和26%。两机场在能力和约束条件上实现了互补,将增加双港的发展后劲。海港发展也基于此,香港定位于高端服务,与珠三角各港口差别定位。各城市由于各自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自然约束条件的不同,要在物流发展上打出各自的特色。如原来制造业发达的城市适于发展第三方物流服务、配送、供应链服务管理的物流业;而海港空港具有优势的城市则应发展相应专业化物流产业。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利用,可以使珠三角获得减少内耗、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的效果。

总之,在产业转移中,流通服务产业将进一步增强其在整个GDP中的比重,珠三角将以服务业之重来代替制造业之强,转向新型的产业结构社会。珠三角物流业因此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成为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胡鞍钢 .日本正经历产业升级不是产业空洞化[N]. 经济参考报,2003-01-22 .

[收稿日期]2009-02-16

[基金项目]北师大珠海分校重点基金课题(z06004)

[作者简介]钱东人(1949—),黑龙江哈尔滨人,北师大珠海分校物流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物流管理、采购管理、流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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