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效应认识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汇率问题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的国际热点议题。看似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术语，却隐含着深厚的国际政治效应，因此，对于汇率与政治的关联进行剖析是十分必要的。在其中，汇率变动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更加多元，也更加复杂。大致上，汇率变动引发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关键词：汇率变动；国际政治效应；货币坚挺；国际责任
一个国家的货币相对于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似乎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两种货币之间的比率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事实上，现实与此十分迥异。在实际情形中，汇率变动不仅涉及到经济与市场行为，同时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的考量，甚至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探讨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币值的高估与低估之国际政治效应
（一）货币坚挺与国家强大
第一，货币坚挺是否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汇率高估有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汇率高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货币坚挺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其他国家看来，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即货币坚挺是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优异的体现。另一方面，货币坚挺代表着国家的强大。货币坚挺或者说是汇率高估，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本国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表现出本国货币的需求旺盛呢？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充满信心，相信将来本国货币能够保持购买力不变。
为什么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充满信心呢？答案的谜底就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例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认为货币坚挺是国家经济政治强大的体现（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认为“货币坚挺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来自于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认为，“因为汇率坚挺意味着一国经济生机、强大和竞争力。当然，这种看法有时可能过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内，他的一些助手们就这么宣扬过美元坚挺的好处，有时甚至达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这些好处后来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但他们的直觉是对的。”[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高估有两个含义：第一，从经济层面来说，为了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本国货币会大大高估。因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的资金，急需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币值高估就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例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人民币被大大地高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美元贬值7.89%，中国人民币同时相应地升值达到了2.2673元人民币[6]。第二，从政治层面上，把本国货币高估，有利于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宣告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良好。
第二，汇率高估是否与一个国家尊严有关？
货币坚挺有时被国家认为是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例如，中曾根就认为，强势日元与他的日本“政治大國”目标是相符的，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战略的一部分，强势日元意味着在世界上日本所处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中曾根认为，日元汇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获得的经济财富转换为国际威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衰落的表现。“货币贬值，一般来说当然意味着进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币计算的出口收入的减少。换句话说，它表明这个国家变得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价值的历史性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非常坚挺，但自从出现几次明显下降之后，美元就走上了不断贬值的道路。到现在，美元对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对德国马克也只有2/5了，这就足以表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化情况了。”[7]一般来说，贬值与国家衰落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的衰落一定会影响本国货币的购买力，本国货币的币值变化并不只是由国力一个因素来决定的，而且还包括本国发行量的大小等。
当前，关于货币升值与贬值的政治争论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口号，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现象之后，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这时，本国的货币币值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变得坚挺，甚至是升值。但反过来，货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同样，货币贬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家经济实力衰落从长远来看，本国的货币币值会面临着向下调整。这样，关于汇率变动与国家强盛或衰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因此，汇率变动的政治争论成为一种借口，成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二）货币升值与国际责任
汇率升值是否是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这一观点经常发生在汇率摩擦的国家之间，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说”是一种能力——意图说。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必须要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8]具体到汇率问题上，这主要是认为崛起中的国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货币，造成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他国家则会被这一不公平的行为所害，甚至是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一观点在本文研究的题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国屡次提及，同样，在当今美国与中国关于人民币的争论都又再一次出现。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承担起自身的国际义务，让其货币升值。
那么，崛起中的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都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变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动的角色；二是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中曾根提出，要改变成为“世界中的日本”到“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行天丰雄指出，“在80年代，我们（日本）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我们也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9]因此，日元在负责任这一原则下开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与“国际责任”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崛起中的国家如果想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得到发展，就始终避免不了“国际责任”问题。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发展的，这样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政府认为，承担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相当。因此，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温家宝总理的话代表着中国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2005年7月份我们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21%。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上也处在升值的状况。这对我们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但是，这是由市场和我们自己决定的，任何国家不能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施加压力。”[10]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责任”的界定，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模糊性，因此，这也是汇率变动与国际责任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汇率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一）汇率变動与国家竞争
汇率变动在引发国家竞争力变化方面，引起的争论是两个层次的。第一，汇率变动引发关于“倾销”的政治争论。汇率变动与倾销的关系主要是指汇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国的产品相对于外国更加具有竞争力，从而迫使外国生产厂商破产或者转行。因为，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价格，而进出口价格的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一种货币贬值会减少贸易赤字，因为它会使进口品更昂贵；而货币升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汇率波动使反倾销指控称为热点。当日元急剧升值时，似乎大多数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倾销：用美元来结算，美国的倾销价格低于在日本生产或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一点特别在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改变汇率政策时常常出现。第二，汇率变动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如何认识？这也是对汇率变动的重点争论之一。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际竞争力的涵义和如何测量。关于竞争力的定义，由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拉·迪森（Laura D′Andrea Tyson）《鹿死谁手》一书中给出。她指出，竞争力是“能持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出在国际竞争力中经受住考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因此，一方面，长期低估会对外国的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造成本国的成本却较小。事实上，汇率波动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可能发现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是汇率变动引起的，也可能认为汇率变动会造成国家产品具有竞争力。要分清具体的场合。因此，把汇率问题与国际竞争力进行挂钩，保罗·格鲁克曼给出了主要的原因：“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二）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是国家衰落的表现
这个观点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罗伯特·吉尔平引用卡洛·西波拉（Carlo Cipolla）关于帝国衰落的研究，“经济政治大国衰落的一些传统特征：过度的税收、慢性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但里根‘经济奇迹’的虚假繁荣蒙蔽了美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真相，不知道他们仅仅依靠别国的金钱才繁荣兴旺。总的来说，美国人民未能领会预算赤字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逆差被认为是国家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分析国际收支的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具体地区分各个项目的差额。首先，国际贸易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当前体现经济发达是更为重要的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出口中制造业和服务的比重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因此，我们不能混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差额是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不一定是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体现。其次，当前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信用在经济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个人而言，对国家来说，这种情形仍然适用。能够拥有大量信用的国家一定会是富国，而不会是穷国，因为富国才会让人相信信用总体上是安全的。
汇率变动与国家实力变动发现关联。一般说来，汇率变动造成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参考文献：
[1]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8-19.
[2] 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3.
[3]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251.
[4] 郑永年.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J].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731.html
[5]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5-16.
[6] 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答记者问[J].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3-13/1601645.shtml
[7] 罗纳德 I 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M].王信，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241.
[8] 罗拉·迪森.鹿死谁手？——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贸易冲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2.
[9] 保罗·格鲁克曼.流行的国际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9.
[10]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
XU Kai
（Political and law school， Shanghai finance college， Shanghai 2012109，China）
Key words：exchange r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ect； a stronger currency ；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 李 可]
垄断效应认识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对股票指数进行了对数收益率处理操作之后与债券收益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得出我国股票市场主要受自身系统的影响，债券市场对其作用效果不太明显，而债券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引导公众了解金融市场相关的知识，使投资者能够合理投资理财，投资多样化。
关键词：股票收益率；债券收益率；var
一、引言
股票作为人们投资的一种重要渠道，它的收益率不仅与宏观经济，公司业绩存在关联，而且处于资产替代的角度而言，它应该与流动性，其他可投资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选取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1个月加权平均利率作为描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指标，选取上海A股平均综合股价指数作为股票市场价格的衡量指标。
二、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本文选取了自2002年2月到2012年12月共120个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有简单收益率和对数差分收益率两种。对数差分收益率可以满足收益的累加性，分布更接近于正太分布，本文对股价指数进行如下处理获得股票市场收益率序列。R=ln（Pt/Pt-1）×100，Pt表示t时刻的平均股价指数，Pt-1表示t-1时刻的平均股价指数。
（一）ADF检验
对数收益率R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t值为-6.950546，而1%显著性水平下的t值临界值为-2.582872，这表明R为平稳序列。对债券收益率X的单位根检验为其t值-2.938630，在1%显著性水平下，这是不平稳序列。据协整理论可知，R和X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X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其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平稳。在eviews里生成新数列BR=d（x）
（二）建立VAR模型
对于收益率R和国债收益率变化BR构建标准型VAR模型，由FPE，LR，HQ AIC-SC这几个统计量加以判断，判断最佳滞后期为1期。然后我们对该VAR方程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这表明VAR是平稳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得到的VAR模型，可以得到两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股票收益率对其自身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显示其一直正，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其正值越来越小，表明当期股票收益率的提高会引起后面时期股票收益率的提高，但这种效应越来越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不完善，羊群效应导致的效果。R对BR的脉冲相应时间路径表明，在刚开始两三个月内，股票收益率增长会引起BR的提高，且越来越大，具有某种乘数效应，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效应慢慢减退，这可能是由于人们的投机跟风心理所致，当股票收益率提高时，股票市场繁荣起来，导致债券市场受到冷落，为了吸引到足够的资金融资，不得已的将债券收益率提高，但过一段时间后，投资者开始理性的投资，导致后面的效应减弱。BR对R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在1-2月以内，随着债券市场收益率变化量的提高，响应路径开始为负，但负值慢慢变小，随着时间的延长，最终转变为正值，然后慢慢衰减，这可能是由于，在债券市场收益率变化速度提高时，由于资产存在替代效应，使得对股票的投资相对减少，但在之后一段时期，可能由于收入效应的原因，导致对股票投资的增多。BR对BR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在1-2月内，脉冲响应路径一直为正且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小，这说明当期债券收益率变化率的提高会引起后面时期债券收益率变化率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债券收益率的预期造成的，但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响应为负值且越来越大，这表明当期债券收益率变化率的提高会引起后面时期债券收益率变化率的减少，并且这种态势越来越明显，具有乘数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人们觉得债券收益率过高，对其有一个即将下降的预期而形成的。
（四）方差分解
预测方差分解可以告诉我们序列中由于其“自身”冲击与其他变量的冲击而导致的移动的比例。基于VAR模型，得到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股票收益率对其自身的方差分解时间路径在100左右，保持稳定，说明当期股票收益率对后面各期股票收益率影响很大，在100左右，而股票收益率对债券收益率变化量的方差分解路径，其值保持在0左右，说明当期股票收益率对后面时期债券收益率的贡献作用比较小，债券收益率的变化量对股票收益率的方差分解路径的值保持在0左右，说明债券变化率的变动对r的解释能力较弱，而债券收益率变化率的变动对其自身影响的贡献达到了100%。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软件给出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原假设“B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即“BR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801，非常接近于0，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认为BR是R的格兰杰原因，同理，原假设“R不是BR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19994，比较接近于零，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认为R是BR的格兰杰原因，但可以认为R对BR的刺激作用不是特别明显。
（六）VAR模型预测
预测可以分为样本内预测和样本外预测，还可以分为动态预测和静态预测。经过比较，发现使用动态预测的效果不太好，故采用静态预测，其结果如下图。
结论：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我们可以得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受自身系统的影响，债券市场对其作用效果不太明显，而债券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一方面可能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太完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投资者的分散风险意识不够。我们应该引导公众了解金融市场相关的知识，使投资者能够合理投资理财，投资多样化，在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够通过金融市场获得适当的收益，这不仅对于我国缩小贫富差距有利，而且对我国经济转型有利，使得我国居民资产收到更多保护，扩大消费能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曾志坚，江州.关于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7（9）：58-64.
[2] 李晴晴，复旦大学.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动态相关性研究[J].中国外资，2013（3）：67-69.
[3] 杜江.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3.
[4] 刘畅.关于沪深指数对数收益率的计量分析[J].中国经贸.2011（22）.
垄断效应认识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
垄断效应认识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我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我国零售业的市场结构及其绩效也备受关注。为了充分揭示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及其效率，本文通过选取我国零售业的相对市场集中度(cR)指数和赫芬达尔一赫希曼(HHI)指数，经计算得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对影响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因素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受到期初集中度、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外资进入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且与这些因素均呈现正相关，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但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下降。建议通过进行规模化发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协调各规模零售企业发展等措施，来进一步提高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及其效率。
关键词：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业态市场集中度；期初市场集中度
一、引言
在近十年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0年的39105.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56998亿元，10年中增长4倍，年均增长14.91％。同时零售产业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本土企业的整合和政府政策的导向，传统的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开始提高，零售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这也促进着我国零售业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李颖灏、彭星间(2006)。通过测算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得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总体上呈持续上升态势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零售业市场有效集中度的动态模型。李想、余敬(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到连锁超市企业的门店总数越多，进入的省份越多则其绩效越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零售企业增大规模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整个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会促进我国零售业的发展，那么，哪些因素对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起到了重要影响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学派创建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以来，市场结构成为研究产业组织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针对零售产业的市场结构，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Marion等人(1979)。首先运用结构绩效范式对美国食品零售业的市场价格、市场势力与市场集中度及其相关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国内学者陈阿兴等(2004)针对零售业的特征，从地区市场集中度和零售业态集中度两个角度重新对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测量，得出我国零售产业集中趋势明显且有加快趋势的结论。赵凯(2007)通过考察零售业业态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对零售业态产业集中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零售业的集中度在不断提高，寡占趋势较为明显，且零售业态间的关系从同业竞争变为分工互补。王瑛、柴华奇(2007)利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我国连锁零售业在全国30个省市的集中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区位集中率指标对各业态进行了细化研究，指出我国连锁零售业已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集中特征，他们还分析了该特征形成的原因。
二、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发展趋势分析
(一)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测度
在测度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现有研究中，大都采用传统的相对市场集中度指数(CR)和赫芬达尔一赫希曼(HHI)指数测度，这些指数方法能比较直观地反映问题。但如果从这些数值的绝对值来看，这些方法低估了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陈阿兴，2004)，得到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结论(杨永超，2006)。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从绝对值上评价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大小，而在于得到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选取其相对市场集中度指标(CR)和绝对市场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来反映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程度，其中相对市场集中度指标
表示产业中产值(就业人数等)排名第的企业的相应指标，x表示该产业的总的上述相应指标，Ⅳ表示该产业所有企业数。
一般来说设定n，CR指标越大则集中度越高；HHI指数越大，则集中度越高，反之，则集中度越低。从企业数据来看，由于零售业的特征，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公布所有企业的相关数据，本研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的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2000～2010年中国连锁百强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在研究市场集中度时，学术界一般将n取值4或8，由于零售业的各企业所占份额都不是很大，故本文在计算CR指数时n取值100，表示我国零售业中销售规模最大的前100家企业所占有的总市场份额；在计算HHI指数时Ⅳ取值为100。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只有前100名企业的数据，所以利用该法计算得到的HHI指数不是我国零售业精确的HHI指数，但可以依此得到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趋势。
利用上述公式，将n取值100计算我国2000年到2010年我国零售业的CRloo指数如图1所示，将Ⅳ取值为100，计算得到我国2000年到2010年零售业的HHI指数如图2所示。
从图1反映的相对市场集中度指标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零售业百强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例由2000年的4.209 4％增加到2010年的10.589 5％，这说明我国零售业百强占有的份额在十年间上升了2.5倍之多。由图2反映的近十年来我国零售业的绝对市场集中度来看，该指标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0.000021上升到2010年的0.000388，十年间上升了将近20倍。从具体增长过程来看，在2000年到2003年间增长较缓慢，2003年到2007年呈现出爆发增长的趋势，而在2008年之后增长趋缓，CRloo指标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分别为11.234 7％，10.5106％，10.301 8％，10.589 5％。这一微小的变化与HHI趋势图上表现出来的相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呈现趋强的趋势。
从我国零售业百强企业间的角度来看，2000年零售百强的前10名占百强销售额的比例为33.996 8％，201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7.1413％。再从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排名第一的苏宁年销售额为1562亿元，而百强最后一位阜阳市华联集团的销售额为22亿元，虽然22亿元的这一“门槛”相比2009年已经提高了37％，但离老大的位置实在还太遥远——苏宁的规模是它的70多倍。事实上，不用到第100名，差距就非常明显了，排名50位的北京新燕莎集团销售为80亿元，要赶上苏宁，还得翻上近20倍。就算是位列第10位的物美集团，375亿的年销售规模，差不多只占苏宁的1／5。这足以显示出，我国零售业百强企业间的规模差距也正在进一步拉大。
(二)分业态的市场集中度趋势
零售业整体的市场集中度呈现趋强的趋势，其中各种零售业态的发展情况却有所不同。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收集到了2003～2010年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分业态的销售额指标，根据这一指标计算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中各业态所占的份额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中百货店、连锁超市及专业店是其中的主要业态，占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销售额的90％左右，当然其他业态也有上榜的企业且其所占的份额出现逐年增长的现象，这表明我国零售业开始呈现出业态多样化发展趋势。从以上的数据还可以看出，超市、专业店等业态销售额增长迅速，在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总销售额中所占比例很大，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我国零售业发展的历史中，曾经出现百货店一家独大的现象，但随着外资的进入，大量外资超市进入国内市场，同时本土超市的迅速发展，使得超市在几年的时间里取代百货业成为我国零售业的龙头老大。专业店的发展也表现抢眼，作为单一业态的主要代表，不具有多业态发展的优势，但依然能够取得较快的增长，不仅在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中占有的份额很大，同时在我国零售业百强中也存在一大批上榜的企业。从零售业百强中专业店的上榜企业来看，在2004年以前能够跻身零售百强的专业店全部是家电专业店，到了2005年则出现了两家食品专业店，2006年更是出现了通信专业店、医药专业店、建材家居专业店和电脑专业店，说明我国的各类专业店的发展势头强劲。反观百货业，其零售业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一去不返，其在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8％，受到市场的冲击比较大。当然近几年，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应有的份额，多数百货业开始改革，进行多业态发展，使得其销售额增长幅度稍大于超市，所占的市场份额略有提高，但这也无法阻止百货业逐渐退出主流业态舞台的历史趋势。由此，我国零售业从业态之间来看，有向超市和专业店集中的趋势。
从各业态内部集中来看，以上数据从侧面说明了我国超市和专业店业态内部的集中度在不断提高，这才使得一批大型企业能够进入我国零售百强的阵营。夏春玉(2008)对此有过专门研究：以大型综合超市业态为例，外资零售企业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最早进行开放试点的厦门、大连、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城市，外资大型超市占当地市场的份额已分别达97.3％、43.4％、39.2％、35.3％和28.0％。再比如，在家电零售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国美、苏宁双寡头竞争的局面。在广州，国美市场份额长期超过60％，苏宁约为30％；在上海，国美在2006年兼并永乐之后，市场占有率高达66.4％，两巨头总共获取总额的92.8％；在北京，收购大中之后的国美也拥有将近70％的市场，苏宁则超过25％。两家企业至少在最重要的市场上，已经达到了高度垄断的程度。
三、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待检验假说及检验
(一)相关因素及待检验理论假说
1.期初市场集中度。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对影响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若干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是期初市场集中度。期初市场集中度是指某行业上一年的市场集中度，国内学者张巍等(2009)经过实证研究得到我国房地产业市场集中度与期初市场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对零售企业来讲，在销售规模等方面领先的企业，在市场营销、分店扩张等方面具有资金和品牌优势，另外还可以利用定价策略等企业行为阻止新企业的进入或者其他企业的扩张行为，这将进一步巩固其领先地位，从而造成企业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
假说1：我国零售业期初市场集中度与当期市场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
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获得最佳经营规模，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现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的规模与经营绩效之间刚开始呈现出正相关，当突破一定的规模限制时，便会出现负相关的现象，我国学者陈李华(2004)对此提出异议，根据流通产业的特性，认为流通产业的规模扩张主要是基于连锁经营，因此规模扩大不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零售企业规模扩大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整个产业市场集中度。故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与该行业的规模经济呈正相关关系。
3.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是指不考虑企业行为的前提下，市场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易小佳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市场总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秦厉陈(2007)认为商业银行的市场规模与其市场集中度呈负相关关系。从理论上分析，这一指标对市场集中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吸引更多的新企业进入市场，降低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在位的企业也会趁机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有可能提高市场集中度。另外，市场规模大时，少数企业的规模扩大对市场集中度影响不大；市场规模小时，市场集中度受少数企业的规模扩大影响较大。本文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说3。
假说3：零售业的市场规模对其市场集中度的综合影响效果待检验。
4.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指潜在进入企业进入产业内时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受到的各种限制。进入壁垒低的市场，新企业进入相对容易，可以使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降低，反之，新企业很难进入，使得在位企业在壁垒的保护下获得市场份额的增长，市场集中度上升。易小佳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与进入壁垒呈正相关关系。本文由此提出假说4。
假说4：我国零售业的进入壁垒与其市场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
5.外资进入。我国零售业在加入WTO后逐步对外开放，放开外资的进入，一方面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的扩张步伐加快，尤其是大型零售企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土零售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兼并，这些将使得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增强。樊秀峰(2010)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外资进入促进了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发展的结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5。
假说5：外资的进入与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
6.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零售业来讲，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零售企业因资金等原因而放缓了扩张的步伐，从而有可能导致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增长放缓。故本文提出假说6。
假说6：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呈负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根据这些理论假说，结合零售业特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我国连锁经营协会网站上收集到相关数据，对以上的影响因素分别用以下指标衡量。
市场集中度用上文以零售业百强数据计算得到的HHI指数衡量，第1期的集中度为Hill,从而
期初集中度为HHI。
规模经济的测度，以我国零售业百强的销售额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衡量，即CRlo。这一指标可以包含我国零售业中的连锁经营、多业态发展以及跨区域经营等影响因素。
市场规模的测度，以我国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为了消除与规模经济衡量指标的相关性，对该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即第一期的为1，以后各年为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第一期的比值，记为x。
进入壁垒的测度，以企业进入率衡量，企业进入率越高说明进入壁垒较小，否则进入壁垒大，根据假设，企业进入率应与市场集中度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所有企业的数据无法获得，只能选取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法人数的增长率来衡量该指标，记为x。
外资进入的测度，为了将该指标进行数量化，选取限额以上外资零售企业年末从业人数占我国相应总量的比例来衡量，记为x。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会降低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因此为其设定一个人工变量，2008年以前各年该指标取值为0.2008年及以后各年的取值为l，记为x。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趋强的趋势，为了讨论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需要通过建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因素作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指标，本文建立市场集中度与理论假设各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利用Eviews5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2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进入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即假说4未通过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与假设相符，因为理论上企业进入率越高，表明进入壁垒越低，从而集中度越小，两者应该呈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零售业整体的进入壁垒较低，讨论这个因素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本文选取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出进入壁垒的实质内容。因此将企业进入率这个指标剔除，再次对剩余影响因素做OLS回归分析。
按结果来看，整个方程的Ad-R值为0.989242，即整个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tlHI指数98.9％以上的变动可以通过所选取的因素变量进行解释。从各因素的单独影响来看，各因素的回归结果都比较显著，除x只接受10％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余的因素都接受5％的显著性检验。
期初集中度即上一期集中度对当期集中度的影响显著，理论假说1通过检验，上期集中度增长1个单位，将会带来当期集中度增长0.526 389个单位的效果，说明了在位的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在规模扩张等方面比其他同行小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有更大的优势，同时这些企业可能还会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持其市场领先地位。CR指数对HHI指数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回归结果显示零售百强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带来HHI指数增长0.00002335，这一结果与理论假说2相符，说明我国零售业总体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同时由于我国零售业的规模扩张主要是通过连锁经营、多业态发展、跨区域经营三种手段进行的，说明以上三种手段可以提高我国零售业的企业集聚度。市场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对理论假设3作出了实证解释，说明了我国市场规模的提高，最大的受益者是在位的一些具有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抓住我国消费市场提高的商机，大力扩大自己的规模，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市场领先企业的这种行为带来的增大集中度的效果超过了因市场规模扩大新企业进入从而减小集中度的效果。外资进入对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与理论假设5相符合，说明了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增强，外资企业占我国零售业份额每增长1％，会带来HHI指数增长0.00000114的效果，说明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的扩张速度较快，对我国零售业市场竞争格局影响很大，同时受外资企业的影响，我国本土的一些零售企业也纷纷通过兼并等企业行为扩大自己的规模，从而提高了整个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最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与理论假设6的预期结果相符，从回归结果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使得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下降了0.000164，这也是2008年以来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小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很多零售企业，尤其是大型零售企业的扩张步伐放缓，从而降低了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实证分析发现，从HHI指数和CR指数等方面看，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在过去十年间大幅增长；从业态的角度来看，连锁超市和专业店在过去的十年发展迅速，其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尤其是连锁超市已经取代百货业成为我国零售业的领头羊；在零售百强内部，寡占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专业店等业态内部，更是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这些都是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提高的直接原因。本文还利用OLS回归方法，对影响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因素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受期初集中度、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外资进入的影响显著，且与这些因素呈正相关；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零售业企业集聚度逐步提高；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这一“突发事件”使我国大型零售企业扩张速度放缓，从而导致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下降。
(二)建议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为了提高我国零售业的市场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建议从以下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1.通过兼并发展走规模化道路。前面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与规模经济呈正相关关系，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我国零售业正处于产业发展期，零售企业走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是必然趋势。具体来说，我国零售企业规模扩张可以有以下选择，一是水平一体化。通过连锁经营、区域性联盟或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把同业态的零售企业组成集团，或寻找恰当的合作伙伴采用强强联手的方式组建统一的价值链网络(如共同组建第三方物流)以形成共有的核心竞争优势，增强整体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纵向一体化。零售业与供应商之间加强深层次的合作，零售商与供应商、运输商、重要客户乃至特定顾客群结成一个“共生体”，这种协同连动的集群创新才是不易被模仿的和有持续效应的。几年前海尔与苏宁共同联手，两家企业合资成立的海尔苏宁销售公司也正式挂牌成立，表明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深层合作已初露端倪。
2.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由前面分析，总体市场规模与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消费品市场逐年稳定增长，这为我国零售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还存在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我国零售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近几年实施的“家电下乡”、“菜篮子”工程等政策措施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最终还得从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上来实现。
3.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外资进入会促进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零售业作为服务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但零售业的发展受资金的约束比较大，尤其是流动资金对零售业发展至关重要，这从上文的研究以及2008年以来零售业发展受阻的现象都可以看出。因此，发展我国零售业，必须加大零售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将国外具有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引进来。新企业的进入，尤其是一些发展成熟的大中型零售企业的进入，可以为我国零售业发展提供活力，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等，带动整个零售业的发展。
4.各种规模的零售企业协调发展。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可以获得规模效应等，但零售业的消费服务特性，使得其市场集中度不可能无限扩大，即具有一个有效市场集中度。合理的市场格局必然是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中小零售企业为主体的相互竞争、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塔型结构。中小企业通过市场细分及合理定位，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基础上有利于填补相对于大企业存在的需求空白，对于满足多样化需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存在，为社会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在大型零售企业不断扩大自己规模的同时，必须通过相关的政策法律措施，使中小企业免受大企业集团的恶意侵害，为其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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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效应认识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房地产企业的高负债率决定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显著性。文章利用2007年1月到2010年4月的月度数据，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等行为及其作用机制。并从促进开发模式转型、创新信贷机制、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健全信用体系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价格；金融加速器效应；消费；投资
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金融、税收、土地等手段，稳定市场价格，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调控不断加剧所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频繁波动，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经济链条的各个环节，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
金融手段作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灵魂”，通过信贷市场放大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力度。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房地产业高负债的特征，以金融加速器效应为视角，通过实证检验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对投资、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影响，继而提出减轻金融加速效应，缓解房价波动对经济加速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理论阐述与传导机理
当企业遭受到经济中的正向冲击或负向冲击，其净值随之升高或降低时，经由信贷市场的作用会将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放大，这种效应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Greenwald，1993)。同时，金融市场缺陷而产生的金融摩擦也会放大金融冲击，导致宏观经济剧烈波动。房地产价格波动主要是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通过金融加速效应对投资、居民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
（一）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传导机理
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使得家庭财富迅速增加，家庭一方面可以将房地产出售或抵押，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大大增加当前收入；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升也对消费者未来收入产生良好的预期，两者共同构成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的基础。家庭房地产消费的高收益预期“自我实现”，从而导致家庭房地产需求的“非理性”膨胀，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更多的家庭进行房地产的“超前”消费。当房地产价格下跌时，反向效应产生并被夸大，银行资金就将被大量套牢。以上的表现形式可以概述为：房地产价格上升-居民真实资本增加一居民持久性收入增加一银行信贷增加一居民消费支出增加。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投资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传导机理
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扬，借款主体担保价值、净资产增加是的各大银行普遍认为房地产贷款的优质，愿意降低贷款利率水平为企业贷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伴随着企业的净资产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更多的信贷，购买土地和房屋等资产用于投资，这种对土地和房屋需求的上升，会进一步带动该资产市场价格上升。这也就构筑了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循环机制，就会产生一个繁荣的商业周期，经济会有局部过热和整体过热的预期。上述金融加速渠道可以简单表示为：资产价格的上升增加借款者抵押品(CV)的价值，改善资产负债表状况，而这将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AS、MH)下降，导致外源融资溢价（EFP)下降，从而刺激投资和产出增加。
二、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指数（FDC）为房地产价格代表变量，消费和投资作为实体经济的指标，消费的变量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S），投资的变量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GT）,中间变量则基于金融加速的视角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DK）。
数据采用我国2007年01月到2010年4月共计40个月度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此段时间也是房地产的迅猛发展到调控加剧、信贷快速扩张到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大，更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意义。计量分析工具选择EVIEWS6.0软件，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平稳性检验
由于宏观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因此在进行相关检验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是迪基(Dick-ey)和富勒(Fuller)于1979、1980年对D-F检验进行扩充而形成的，是目前普遍流行的单整检验方法。检验中存在单位根（单个变量的检验见附表），说明原序列不平稳；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单个变量的检验见附表），说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整理如表1。
不能采取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相关性。因此，这里根据原序列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虽然各指标是非平稳的，但是这些指标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如果这样的线性组合存在，就认为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 检验法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具体检验见附表），整理见表2。
通过表2，我们可以发现在原假设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时，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的TRACE统计量和MAX-EIGEN统计量分别小于来自5%的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因此，商品房平均价格指数、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于1969年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会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反之，y是x的Granger原因。下面分别对各变量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证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指数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因。其中，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不明显，而其他变量之间无因果关系。
（五）IRF对VAR模型脉冲响应
1.消费对房地产的脉冲效应
从消费对房价的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消费在受到房地产一个正向的信息冲击后，滞后前3个月的脉冲响应值为正。在滞后的第4个月和第7个月冲击效应开始为负，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呈快速上升趋势。在滞后的第9个月处于波峰随后呈现轻微的波浪式起伏回归到平稳状态。
2.投资对房地产的脉冲效应
从投资对房价的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投资对房价的响应相对不敏锐，具体表现在滞后7个月才出现明显响应，在随后的两个月迅速上升至高点，响应值达2000，然后响应值迅速减小为负，10个月后投资的脉冲响应值趋于负值。从累计响应图中看出，响应为正值，说明房价的升高会带来投资的增加，并且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房价在中长期会明显影响宏观经济中的总投资。
3. 信贷对房地产的脉冲效应
房价的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使得信贷也相应同向波动，并且在滞后的7个月度内上升，在顶峰后的滞后8个月度内冲击迅速下降。从累计图也可以看出，在总的滞后期内都产生正向效应，这与理论也是相符的。
4.投资对信贷的脉冲效应
投资对信贷的响应从滞后的第3个月开始迅速上升，至第7个月达最高点，之后略有回落但一直保持在较大的响应值。从累计脉冲响应来看，信贷对投资的影响显著，并且时间较长，响应的累计值增加很快。因此，信贷对房价的脉冲响应及投资对信贷的脉冲响应将企业的金融加速作用的传递机制表现了出来。
5. 消费对信贷的脉冲效应
消费对房价的脉冲响应图说明消费对房价冲击微弱是受到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使得居民金融加速作用得不到体现，而金融加速器本身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模型中的各变量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描述得很细致。在本文的考察区间内，金融加速效应对于冲击的传导作用在宏观经济波动的轨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缓解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金融加速效应的对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加速效应，一方面需从房地产自身的稳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入手，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引起金融加速效应的金融生态环境和传导机制。
（一）加强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业开发模式转型
在把握当前宏观政策的方向、重点和节奏的基础上，从源头入手，通过系统的调控政策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保持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与经济增长相匹配。除此之外，要逐步实现房地产业开发模式的转型，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水平，多方式降低滚动开发所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的非对称性增强。
（二）创新信贷服务，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机制
中小企业是金融加速效应的主角，要消除加速效应的影响，必然将重点放在中小企业身上。我国中小企业由于“硬信息”不足，“软信息”收集难，长期处于金融排斥的范畴，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更加剧了这一现状。一方面，要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信贷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积极挖掘和培植优良信贷客户；另一方面，要建立方面快捷的企业办理抵押贷款制度、机制和新型机构，积极开拓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成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增加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窗口，有计划的取消中小企业的部分融资限制等。
（三）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对信贷市场的依赖性
改变当前房地产业预收款制度和单纯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现状，支持房地产信托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的发展，降低对信贷市场的依赖性，缓解金融加速效应。除此之外，要充分开发和发展融资租赁、私募基金、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票据融资等融资渠道，积极利用创业板推进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完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及产外市场等。
（四）健全信用体系，构建政企银良好的信息传导机制
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评价咨询体系，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探索银行、政府、企业的新型关系，构建政企银良好的信息传导机制，优化社会信用制度，为扩展信贷渠道的传导范围提供技术支持，要在信贷担保机构的改革方向和独立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上重点突破，缓解金融加速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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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