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是经济发展和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更加协调稳定，社会和环境的保护协调发展。本文详细介绍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限制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并根据他们的特点，提出欠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人口控制
一、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一）欠发达地区的涵义。一般来说，人们狭义地认为欠发达地区指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而所谓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并非贫困地区，是贫困地区发脱离贫困后的过渡阶段过度阶段。当然，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经济角度来看，对经济和社会竞争力弱，如何缩小差距，提升区域竞争力，是欠发达区的必然选择，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加强区域社会经济的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然而，欠发达地区有更广义的内涵。在过去大多数人以从经济角度衡量为标准，从经济贫困角度来谈欠发达问题和定义欠发达地区的，而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不仅报告经济贫困，也应包括社会和生态贫困。因此，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或无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区的基本特点。以此来分析我国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发现欠发达地区不仅存在乏经济物质上的贫乏，更严重的是社会文化和生态贫困。这三者共存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并呈现出很大的相关性，因此，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对后代人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
（三）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理解为：追求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佳兼顾；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质量，改善人口结构，消除贫困；全面发展的整体概念；当代和后代的代际协调发展。
总而言之，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采取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结合的策略，使经济发展，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二、欠发达地区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由于经济底子薄，思想观念落后，整体文化素质低，脱贫的内在要求强烈，导致了一些“不可持续”理念和行为的存在和发展。
（一）保守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区域发展和干部业绩机制的错位，使欠发达地区往往会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为了摆脱贫困的经济沼泽，以损害社会环境、资源和群众长远利益为代价，地方政府“急干大事，突击政绩”，没有长远规划和战略眼光，使可持续发展难上加难。
欠发达地区一般采用传统模式经的济发展，管理粗放，寻求过快，高投入，造成企业资源消耗、低附加值，低生产效率，造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经把严重破坏生态资源的产业，采用“合资，扶贫”的幌子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开发潜在的市场空间，导致欠发达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给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买下了定时炸弹。
（二）区际间欠公平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再加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人们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缺乏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损害周边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破坏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从而导致不可持续的发展。
（三）人口数量和质量上存在严重反差。在“自然—— 经济—— 社会”系统中，人类是一个关键因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欠发达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反差。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消费增加，将刺激各种资源的开发和生产，一定程度上产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争夺有限的资金，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素质改善。所以经常欠发达地区为“经济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下跌——经济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人口质量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而身体素质不仅与营养状况、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婚姻习俗有关。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择偶范围窄，存在近亲结婚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人口质量差。
三、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由于人们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环境保护意识欠缺，所以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低效的土地生产力；加之多地处山区，黄土高原区，自然灾害贫乏区，缺乏投资和经济落后。这些区域多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现在简要地分折这些地区。
（一）自然环境。高原山区沟壑地形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主要特征，其面积占西部总面积近75%-85%。部分地区是干旱，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相对偏低，多寒，昼夜温差较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再加上对草场和森林的破坏，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荒漠化，沙尘暴频繁发生。
（二）文化环境。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区域特征和社会形态文化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思想，教育，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欠发达地区在文化，思想，教育和技术水平和发达地区均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短期内差距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三）经济环境。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产出小，增长缓慢，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畜牧业和小型企业，自然条件和缺乏资源，企业缺乏投资兴趣。加之交通不便，更让大企业无动于衷。文化落后使得缺乏对网络信息的了解，使他们没有商业信息和知识，缺乏创业意识。而有创业意识的人，因为年收入额入不敷出，或所剩无几，加之没有相应的优惠贷款，所以无法实现。一些小企业愿意投资于这些领域，但由于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坏的结果。
此外，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存在，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企大中型企业，另一方面，落后的地方工业、乡镇企业和低效率的牧业，二者对比非常显著。且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是以中央垄断的方式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运作。因此，这些地区主要是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一、二产业居主要地位，竞争力弱，附加值低，无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
四、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一）调整评价机制，加强政府职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政府的行动。为了尽快使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步入正轨，应做好以下三方面：（1）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欠发达地区领导干部应该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一心为公，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技术实力和区域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理论和扶贫技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适合该地区的持续发展的政策和长远规划。（2）完善法律法规。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有利的信贷和税收政策，鼓励投资和创业，促进大学生投身于家乡的建设。（3）建立新型的评价和考核机制。通过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从农民的负担轻重，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衡量干部的优劣表现。（4）实行强大的执法监督机制。在各级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过程中，吸纳环境管理部门的参与，同时考虑到环保的要求。
（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资源稀缺和人口过剩的矛盾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注意欠发达地区传统的消费和发展模式的利弊，人口增长的发展要寻求与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欠发达地区应加大运用经济手段，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与经济实体利益相结合，以发挥经济手段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实现环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视再加工和初级产品的深加工，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状况。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以节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的开发和利用沼气能源。各类设备的改造，提高节能装置的研究和应用，节约用水，提高污水处理和再利用，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开垦荒地，改善土壤质量。加强珍稀动植物，生物能源，提高能源利用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关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群众，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有关部门本着就地就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原则，牵线搭桥，促进扶贫活动，加速了经济发展。
（四）加强教育，引进技术，培养人才。进一步加强金融教育，科技，农业和卫生的财政投入，加大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采取具体措施，以稳定西部高校教师。在落后地区“学校无用论”广泛传播，错误地诱导家长和学生的意识。我们要提供奖励，以增加对大学“绿色通道”的宣传，以鼓励农民供养孩子上学，加大高技术研究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农业科技投资，社会福利的投资，促进技术（包括新产品的种植，利用新工具，科学的方法）到农村，提高养殖和水产养殖生产，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医疗设备，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优生优育，定期实施农村农村文化，提高欠发达地区群众的思想觉悟，真正消除文盲，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教育的普及性，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密切发展各类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技术和教育结合的战略。
五、结语
以可持续发展观作指导提出相应的战略对策，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长久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所以不能急于求成，要坚持走下去。综上所述，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应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完善的优生优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合理开发和集约高效利用资源，不断提高资源承载能力，形成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共享和决策咨询服务体系；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如此才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改变经济不平衡现状，缓解经济发展与坏境和社会的不协调现状。（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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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审计文化;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审计文化是在长期审计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积淀。近年来，国家审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监督作用，这直接推动了审计文化建设实践和审计文化理论研究。很多学者从审计学角度，对审计文化定义、作用、体系及建设内容进行了研究，而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审计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经历了长期缓慢的演变发展过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路径依赖性等演变特点，并对国家审计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因此，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纵向研究国家审计文化及其变迁，可以更好地把握审计文化发展规律，认识审计文化发展本质，并用于指导审计文化建设实践，推动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作为制度的国家审计文化
“文化”一词在汉语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易·贲》卦《彖》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即“人文化成”，已经具备了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天地自然相对应的人文教化含义。英文“文化”(Culture)原义为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培育，以满足衣食等各种需要，后引申到通过教化将人类从自然本能培养为有教养的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可见，文化的本质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人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对人类特有行为与状态的升华与总结。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侧重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价值追求、性格品质等精神层面。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是社会演化选择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它旨在建立秩序以降低交易成本，促成社会成员利益最大化。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命令等文字形式公布于众的“有形的”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性、道德规范等以非正式的形式认可并遵守的“无形的”制度。
审计文化作为一定时期人类文化在审计领域的反映，是随着审计实践产生发展而积累延续下来的文化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经济监督和经济证明性质的管理活动而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主体不同，审计文化可分为国家审计文化、社会审计文化、内部审计文化，这三类审计文化具有审计文化的一般共性，又由于审计组织、审计对象、审计活动、审计重点等差异而存在各自的文化特点;审计文化按结构层次又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种。审计物质文化指审计组织在从事审计活动中所应用的带有审计行业特征的工具、方法、技术及所依托的审计环境等具有物质特性的审计元素总和，它是审计文化的物质载体;审计制度文化是指审计组织在进行审计活动时所依据、遵守的由相关组织制定的为审计行业所广泛认可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等，它是审计物质文化与审计精神文化的中介环节;审计精神文化是指审计组织或审计人员所共有的群体意识和思维活动，它是审计文化的深层表现，包括了价值理念、精神风貌、素质能力、道德修养、思维方式等内容。从广义上讲，审计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实践中创造的与审计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审计文化是指审计人员在长期的审计活动中形成的审计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审计制度和审计组织机构的综合体。本文研究的审计文化就是属于狭义层面的审计文化。
我国审计的最初形态表现为国家审计，国家审计在我国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历史演变，自始至今都发挥了重要的经济监督作用，并对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起着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作为制度的国家审计文化，是在长期的国家审计实践中由审计组织积极倡导、培育的能够适应审计活动发展的审计人员群体意识，主要包括了审计价值理念、精神风貌、素质能力、道德修养、思维方式等。
二、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趋势
纵观始于西周时期我国三千多年国家审计的发展变迁，审计文化表现出审计价值理念趋向先进性、法治化、审计活动日益强化的独立性和职业化的发展趋势。
(一)审计价值理念趋向先进性
价值理念是审计人员共同认可的对审计存在与发展意义、价值的总看法和观点，它是审计文化的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了审计文化的内容，也引导着审计实践的方向。私有制的出现是国家审计出现的经济基础，阶级与国家的出现是审计产生的政治条件，国家审计在物质基础的积累、阶级的对抗和国家机器的出现后成为一种必要。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统治，层层授权给受托官吏，却又无法亲自监督受托责任的行使情况，于是向下授予各种经济、行政、司法等监督权力，逐步健全了国家统治体系。审计作为一种防错纠弊的监督手段和方式，仅仅是为古代王权或皇权巩固政权服务的一种工具，其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审计作为统治阶级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环节，它自身不直接产生生产力，而是更多依靠查处和监管去防止和揭露政治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古代国家审计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紧紧围绕如何用审计的简单程序预防和揭露政治贪污、腐败等问题，以巩固王权或皇权统治，其理念发展的重点在于审计或监督方法的变迁与创新。近代我国国家审计在民主政治推动下实现了短暂的实质性飞跃，权力制衡理念深入人心，国家审计成为实现多数人统治的监督方式。
1983年我国依据宪法设立了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审计价值凸显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理念也由“守门人”、“看门狗”、“经济卫士”等到“免疫系统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先进理念的变化。“守门人”、“看门狗”、“经济卫士”等理念使得审计成果日益丰硕，“免疫系统论”理念使得审计领域不断拓展。环境审计、民生审计、跟踪审计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突破，审计对象呈现出多元化和人本化等特点。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关注环境问题、关注民生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审计活动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有序运行服务。审计不仅发挥批判性作用，更重视发挥建设性作用。审计从简单的就事论事，到开始着眼于制度、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预防是目的，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就是使经济社会少出问题，这需要事前的预防，预防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审计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这种主动、预防型审计的理念使得审计价值得以更加有效发挥，更加凸显国家审计作为“免疫系统”内生组织的优越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二)由“人治”渐趋“法治”
审计法治是审计文化理念与审计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秩序，包括依法审计的水平、状态、环境和效果，也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的全过程。在秦汉以前，我国国家审计虽有相关官吏行使审计职能，但并未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国家审计人员基本上依靠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行使相应审计职权，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的显著特点。由于审计法制不完善，审计权力行使“人治化”色彩较为浓厚，人大于制度的情况多有发生。直到秦汉时期，国家制定了“上计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审计监督职能固定下来。之后，唐《比部格》、《比部武》，宋《庆元条法事类》等专门规范审计活动的法规也陆续出现，唐《考课令》、明《宪纲》等规定也对审计官员行为作出了限制。民国政府颁布的《审计法》、《审计院组织法》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审计条例，使得审计立法不断完善。
1982年宪法对国家审计制度作出专门规定，推动了我国当代国家审计的快速发展。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以及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使我国国家审计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由此可见，我国国家审计的法制化不断加强，为审计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增强了审计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虽然法律规范本身不属于本文提到的审计文化范畴，但它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审计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正是法治理念催生法制健全，法制健全又反过来影响法治理念。此外，受我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人情大于法”的文化背景对我国国家审计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从历史上看，古代国家审计法制化过程中未实质形成审计法治化。现代我国国家审计在建设法治化国家理念和战略推动下，在实现审计法治化进程中努力纠正“人治化”下的消极影响，在实践依法审计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审计独立性逐步增强
审计独立性是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与相关被审计单位或被审计主体保持中立的一种状态，即前者与后者之间不存在协议之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以保证审计结果客观公正。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行为，虽然在其本质上有着独立的特点，但就其职能而言，它或是与司法、行政监察相结合组成一个职能部门，或是由不同机构构成审计职能，因此在职能上它并不是独立出现的。例如，西周时期“宰夫”的出现是我国国家审计的起源，但“大宰”、“小宰”、“司会”等秦汉时期的御史行使着行政、司法、审计等多种监督职能。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北京政府在审计制度上仿效西方国家，设置近代新型专职的审计机构统揽审计工作，从此改变了古代把审计职能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执行的状况。这是中国古代审计转化到近代审计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审计机构名目繁多、置弃无常，究其原因，每一次变化都是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适应特殊监督需要的结果，审计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对王权、皇权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其独立性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对审计独立性的强调也无法得到保障。现在我国设立国家审计署作为专门的审计组织，行使相对独立的审计权，为审计独立性确立了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审计人员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审计机构与审计人员的精神独立性得以强化，独立性渐成为社会成员对审计工作的广泛认同和信任，也成为审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的基本底线。
(四)审计职业化趋势明显
审计职业化涉及到制度建设、管理模式、人员素质等多方面，从审计人员的素质方面来看，审计人员素质要求能体现审计行业的审计风气、审计精神、职业习惯、行业形象等，是审计文化最为广泛的外在具体体现。审计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知识、品德、能力、身体等各方面的要求。在国家审计发展初期，审计活动建立在并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从事审计活动的审计人员可以由受统治者信任的一般人员来担任，没有过多的专业要求，只需认真负责、严明公正等基本道德要求。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渐强，社会分工细化，简单的审计监督活动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而对从事审计活动的主体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除了过硬的政治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优秀的品德修养、胜任的实践能力和必要的身体素质要求外，一些职业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文化气质也渐趋成熟。审计讲究用证据说话，审计人员在从事审计活动中会时刻提醒自己遵守既定规范、收集审计证据，以有据可依，形成审计成果;专业谨慎性要求审计人员保持一定的职业怀疑精神，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些都是新时期审计文化特质的重要体现。
三、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主要特点
我国国家审计文化在长期发展变迁中表现出缓慢性、滞后性和显著的路径依赖性特点。审计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长期的审计实践发展中有其稳定性，在习惯定势与文化自觉中发挥着潜移默化和持久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国家审计文化变迁中，可以看到我国几千年的国家审计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虽然承担审计职能的机构名称经常发生变化，但审计文化本质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审计是依附王权或皇权的监督工具，审计价值目的依旧没有重大改变，审计理念没有突破旧有的封建制度框架，在中国传统“人治化”观念下法制化进程缓慢，审计独立性没有本质变化，审计职业化要求进展缓慢。直到近代，我国国家审计在外力作用下才发生制度突变。
审计文化在审计实践中积累沉淀，它植根于审计实践，一定的审计文化与特定审计实践总是紧密关联，但同时审计文化变迁也往往具有滞后性，即审计文化形成在时间上总是滞后于审计实践的发展。例如，“免疫系统”、“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理念主要是在我国审计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和升华，是总结近三十年我国现代审计事业发展经验的必然结果，这些理念集中阐明了国家审计的当代意义、角色定位和重要作用，并对今后我国审计事业发展起着重要导向性作用。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向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包括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作为制度的审计文化，其发展演变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即审计文化变迁会受到初始状态的影响，一旦确定后便沿着原有路径不断强化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历史痕迹和因循趋势。审计文化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它深深内化为审计人员的一种稳定意识形态，其固有的惯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即使正式制度改变，它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并对正式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且自身在短期难以发生重大改变。
四、国家审计文化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国家审计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从国家审计起源、发展至今都深深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国家审计文化变迁表现出了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
(一)审计价值理念转型的传统羁绊
古代国家审计价值理念契合并服务于少数统治者利益集团，现在我国国家权利属于人民，审计价值实现的服务对象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国家审计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强后盾。但从国家审计职能来看，我国国家审计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古代国家审计体制始终以监察系统为主干，始终贯穿着经济监督这条主线，构成了以御史制度经济监察为经，以上计、比部制度、户部审计制度以及内部财务稽核为纬的基本格局。我国现代国家审计依然遵循“经济监督”的初衷，对政府各部门公共资金运用的真实、合法及有效性进行审计是其主要职责，财务审计是其主要审计方向。在很多人看来审计就是“查账”的，主要职责是审查会计，虽然这种想法已经过时，并不能全面概括审计的职能，但不可否认，这确实基本抓住了审计的主线，也能看出国家审计初始发展状态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家审计在国际上居于较高水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美国不存在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史遗留的制度痕迹较少，美国国家审计从自由环境中生长发展，其国家审计价值理念具有转型彻底和创新高效等特点。虽然我国国家审计在价值理念方面早已超越了财务审计范畴，但受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影响，在价值理念及其转型方面仍深受我国传统文化习俗及制度框架束缚。
(二)审计法治化进程的制度依赖
我国传统政治基因中具有“大一统”情怀，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集权化”严重。我国古代国家审计本来就是为权力服务，受到权力制约，法律亦为权力所把持，在“权力制定法律，审计遵循法律”的逻辑下，审计法治化进程必然受到既有制度体系的约束。而“集权化”体现在个人层面就造成了“人治化”情况严重，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轻制度”、“官本位”的观念依旧深厚，虽然市场化与国家民主制度在不断完善，同时客观上社会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人们固有的传统意识思维惯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在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植根于几千年传统的制度习惯影响难以彻底消除，制度重构也必然留有旧制度对人们思维影响的痕迹。这成为影响我国审计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阻滞因素。
(三)审计“二重独立性”难以协调一致
一直以来，我国“等级观念”、“大行政”、“整体利益”、“中庸”等文化传统深厚。我国国家审计产生源于政治统治的安排，在集权者独大的社会，权力制衡与约束仅仅是统治者加强集中统治的游戏规则，“审计独立”这一意识还没有达到本质要求的状态，它只是统治者权力赋予的附属部分。“等级观念”和“大行政”的政治惯例使得我国审计独立性仅仅局限于内部，审计职能从属于行政职能，同时又要履行监督行政职能。独立性的不断加强还是局限于行政权力之内，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独立性。审计人员对“等级观念”、“大行政”文化的敬畏超过精神独立性的恪守。“整体利益”与“中庸”强调一种狭义的“和谐”关系，过分的独立性恰好与其冲突，使得在权力既定的前提下一味地强调独立性反而造成效率低下，不利于审计工作的开展。因而，审计人员精神“独立性”与审计在行政体系中应该享有的“独立性”难以保持一致，独立性的“失衡”使审计工作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可见，文化传统依然是制约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审计独立性难以摆脱旧的模式框架束缚。
(四)审计精神塑造中的传统文化烙印
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仁政”、和谐、人本、公义等致公精神，又强调修身、气节、诚信等个人修养，这是当今塑造国家审计精神的重要文化源泉，是推进我国审计文化建设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古至今，我国对审计职业道德要求基本上围绕公正客观、无私奉献、严格执法等个人品质，这是由行业的职业特点和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所决定，并在发展变迁中得以巩固和强化。如西周时期的“宰夫”，必须勤于政务、执法严明、学识渊博、品德优良、公正廉洁、赏罚有度。而现代对国家审计精神提炼的“尚法求实、公正独立、无私无畏、忠诚为民”，表明我国传统文化对当今审计文化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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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新的国家战略，对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综合国力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效率基础上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其路径包括：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转变政府职能、激发文化创造活力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国外经验；效率；路径；借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十七大报告提倡的“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也都是围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核心要点。中国正在力争跨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和平崛起要依靠硬实力的增强，更要依靠软实力的积累和提高。而文化是软实力的基础，是体现软实力说服作用、渗透作用和吸引力的手段。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趋势下，文化的竞争强调效率和活力，有效率的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中国发展的要求。
一、文化软实力理论综述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为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也体现为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即所谓的“软实力”。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包括美国文化、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的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名词，但其内容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从古代起，我们先贤的思想中就体现了对“软实力”的重视。老子《道德经》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阐释了以“至弱”支撑“至坚”可以驰骋天下的道理。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解释了不能仅靠武力治天下、对待外邦的观点，将“软实力”的重要性蕴涵其中。
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国内外学者都表现出了对软实力，尤其是软实力中文化力的关注。约瑟夫·奈曾经在后续推出的著作和文章中表述：“软实力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流行文化资源”；而我国的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在构成软实力的多种因素中，文化因素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王沪宁在其文章中也表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着重强调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将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手段。
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外经验及启示
从国外经验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在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占领“文化经济高地”，纷纷制定了文化发展战略。他们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和渗透作用，通过文化产业化加快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依托文化创意和文化人才，致力于满足本国精神文化需求和增强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其中，文化产业化是基于效率的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达国家近年来所努力践行的。
(一)美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里，美国由一个文化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文化大国，在总体实力和竞争力的优势上无人能及，其成功经验值得吸收和借鉴。
1．通过立法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
美国是第一个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家。早在1790年，美国就颁布实施了第一部《版权法》以保护知识产权，通过宪法保障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做法也可以追溯到1871年。此后，随着美国文化的不断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文化立法体系逐渐完善。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明文规定对非营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1965年，美国通过了《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创立了致力于艺术和人文事业发展的机构，同时保证投入文化艺术事业资金的比例；1982年通过了《反盗版和假冒修正案》，加大了对涉及电影和录音制造业版权侵权的处罚力度；1997年和1998年，美国又先后颁布了《反电子盗版法》和《跨世纪数字版权法》，以加强数字化产权的保护。美国为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而创建的法律体系，有效推动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2．注重文化的开放性和文化创意
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它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美国一方面兼容并包地融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充分重视了观念的创新。从“进口”百老汇音乐剧的长生不衰到由中国传统文化改编的电影《花木兰》在全球热卖，再到好莱坞大片《哈里·波特》及其衍生品，无不凸显出美国文化产业的巨大汲取能力。而文化创意，无疑给美国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观念上，美国的文化产业精英们将吸收的文化进行大胆的“美国式改造”，融入艺术想象和创新，使文化产品彰显出强劲的盈利能力，以创意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也因此成为趋之若鹜的朝阳产业。在技术上，好莱坞大片对高科技成果的运用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而将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等现代技术应用于文化产业，更是架起了美国文化通向世界的桥梁，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3．市场化与财政资助并重
经营性为主的文化产业是通过市场导向而发展壮大的。美国政府主张将文化艺术活动置于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中成长，实行“开放性”的市场战略。一方面，经营性文化产业依托于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最好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及价格机制，将非投入文化部门的外来资金引入文化产业部门。至今，美国已成为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日本索尼公司、澳大利亚新闻集团、荷兰的宝丽金等，都是参与美国文化产业投资的跨国公司。
而那些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如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遗产等，同样依靠美国政府的资助而得到发展。资助采取联邦政府资金、地方财政和企业相配套的方式：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非营利性文化艺术事业给予资助；同时，地方各州、各企业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
助和支持文化事业，与联邦政府的资金配套。据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对艺术的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保障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
4．通过文化产业集群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文化产业较强的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而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成为其发展的驱动力。美国的迪斯尼、好莱坞以及时代华纳集团等都是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典范。美国迪斯尼通过核心产业带动模式发展壮大：迪斯尼原来是一个玩具品牌，沃尔特·迪斯尼创造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首先在影视中流行，然后依托于“创意+科技+资本”的经营理念，迪斯尼品牌扩展到了音像、出版、服装、旅游等领域，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群体和产业链条，造就了庞大的跨国集团；好莱坞影视娱乐业集群是由直接投资形成的文化产业集群，在政府招商引资的支持下，好莱坞成为影视传媒企业的集聚地，在规模效应和技术的带动下，好莱坞电影远涉南美、欧洲、远东，在世界各地的160家电影放映机构，以50多种语言放映，已经成为电影的代名词；而美国时代华纳集团则依靠对当地文化资源的整合，通过资本运营，涉足出版、新闻、印刷、电视电影、杂志、音乐、娱乐、广播等多个领域，成为国际传媒大鳄。
5．吸引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
知识创新在文化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美国非常重视文化艺术人才和文化产业人才的挖掘与培养。美国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艺术人才，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这成为保持美国文化产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韩国
韩国的文化产业崛起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文化立国”战略的推动下，该国文化产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活跃、成长最快的行业。“韩流”席卷了整个世界，韩国借“文化韩国”、“文明韩国”、“活力韩国”等战略，提升了其文化软实力。
1．实施文化立国战略
韩国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冲击，然而危机促成了韩国的觉醒，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原先靠重工业支撑经济的弊端，以及通过知识性产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为了摆脱危机后的萧条，韩国在1998年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定位于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予以大力推进。第一，基于“文化立国”战略，韩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文化的保障政策。典型的有：颁布《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修改《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建立“游戏综合支援中心”、“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韩国工艺文化振兴院”和“文化产业支援中心”等等。第二，韩国建立起了“创作—开发—再加工—营销—配给”为一体的产业价值链，并在创作环节上实行“百花齐放”的鼓励政策。第三，韩国重视传统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关注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通过外交渠道和外派人员的方式搜集文化信息，推动文化产品的转型。这些措施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2．推行文化出口
韩国认识到本国市场规模的狭小，因而竭尽全力开拓国际市场，把韩国文化推向世界。首先，韩国在了解本国特色和优势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重大的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世界杯等，宣传本土特色文化，将自己的文化推销出去，树立起了“文化韩国”的形象。再次，韩国将传统文化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借助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传播韩国文化。自以游戏、影视、时装、舞蹈、食文化等为主打的“韩流”席卷中国和日本后，韩国又以此作为平台，通过树立品牌和建立机构，扩大“韩流”在全球的影响力：一方面，韩国集中力量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并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以推进文化创新；另一方面，韩国建立了一系列推广“韩流”的组织机构，包括在首尔建立“韩流发祥园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设“韩流体验馆”；由民间专家学者组建“亚洲文化交流协会”以对出口的文化内容质量把关，防止因出口劣质文化产品而降低外界对“韩流”文化产品的信任度；向“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在韩国多个城市举办“韩流商品博览会”等。这些措施在推进韩国文化出口、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法国
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文化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使法国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也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国文化产业不仅发达，而且规模巨大。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的文化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1．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对文化艺术的管理和资助是法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点：第一，法国文化机构的资金都是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而非自负盈亏。第二，法国政府对文化活动给予高额补贴，这些资金被用于兴建基础文化设施，资助各类文化活动，扶持新闻、文学、艺术、音乐、电视、电影等行业。例如，法国政府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法国文化部通过国家图书中心，每年为出版业提供1亿多法郎的资助；法国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公司也可获得政府的资助。第三，法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多是由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来推动的，并且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和目标，所以法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更像是一种文化外交。
2．实行文化保护政策
法国主张对国内文化市场和民族文化产业采取保护政策，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文化政策的首位。法国对文化产业非常重视，认为文化产业关系到国民素质、民族传统和凝聚力、国家形象及国家安全等，是与其他产业有着巨大区别的特殊领域。鉴于此，法国曾经以“文化例外”为由，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在近年的WTO谈判中，法国又将“文化例外”原则演变为“文化多元化”原则，这是对美国“单边文化战略”的一种反制，也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客观描述。
3．注重文化成果的分享
基于社会民主立场，法国将文化政策的目标定位于增加民众享受机会。法国政府认为文化是全体公民的福利，人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并享受文化成果。为此，法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分享文化成果的政策，并在资金上给予专项补助。例如，在法国的“文化遗产日”，所有名胜古迹和博物馆等都免费向公众开放；法国各地都有公共图书馆，当地居民可以免费借阅，临时居住的即使是外国人，也可办借书证借阅馆内书籍和音像制品。
(四)启示
美国和韩国采取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化发展
方式，而法国采取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发展方式。法国为了保护本国文化，竭力阻止文化的商业化，但其副作用就是影响了文化发展的活力和效率，在文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也给法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于中国来说，保护我国文化利益固然重要，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扶持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是，以市场为导向，基于效率培育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是更有效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长远之路，远比通过政府“包办”保护文化更有绩效。
三、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史及其历史积淀，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遗迹、诗词歌赋、民俗风情都极具特色，令人神往。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正在加强，“中国少林寺”等一系列文化品牌逐渐被世界熟知，也有一批优秀的影视作品、民俗文化走出国门，赢得了认同和赞誉。
但是，在为中国文化资源的丰富和文化发展成就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文化软实力中存在的不足。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大国，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文化占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不高。综观各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在亚太地区占的19％中，日本占10％，韩国占5％，而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总共仅占4％，所占份额与我国的人口、经济发展规模颇不相称。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却没有赢得“文化大国”的美誉，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基本上处于“割据的状态”，资源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和形成整体的品牌优势，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也受到限制。原因在于：第一，受计划经济下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拳头”优势难以发挥。条块、门类、部门的分割，使文化产业发展的种种要素分散在各个领域，难以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第二，我国文化市场发育不完善，文化要素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产权市场、文化人才市场发展滞后，阻碍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流通，因而限制了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二)文化贸易逆差
尽管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在文化产品方面仍是进多出少。当《哈里·波特》在中国热销时，当年轻一代追捧韩国偶像时，当美国大片在中国连创票房新高时，仍有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到陌生。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言：“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作为最有文化历史积淀的国家，中国却处在世界工厂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制造业顺差的背后，是文化内容产品和版权交易方面的贸易逆差，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作品不多，这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疲软的表现。
(三)政府定位不明确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国政府始终扮演着文化“管理者”的角色。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干预过多，致使文化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不能依据市场进行集团化的改制和整合，也致使文化产品创新效应和品牌效应缺乏。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政府尚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产业支持和配合的政策，在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没有很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文化创造活力有待提升
中国不乏文化资源，缺乏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创新，更缺乏的是将创意转化为经济实力的能力。中国的《花木兰》被包装成美国迪斯尼票房过亿的动画大片；中国的名著《三国演义》被日本的动画和韩国的游戏改编后，回到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原属于中国的古典文化被国外的文化公司挖掘、创新，抢占商机，成为巨额利润的来源。而中国创意产业、创新理念和人才的缺乏，限制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四、基于效率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在各国日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探索出一条基于效率的提升文化软实力之路，已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当务之急。
(一)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已成为潮流与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以市场化手段提供主要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文化产业从而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而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也与其高度的文化产业化密切相关。中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文化产业集群以及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
1．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有更强的关联性，因而文化产业集群化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被国外产业实践所证实了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如美国闻名于世的好莱坞影视娱乐业集群等就是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范例。在地域上，由具有互惠共生性、竞争协同性、资源互补性的文化企业组成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和大型文化集团企业能够打造群体品牌，节约集群内资源和费用。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使得企业对市场的应对能力、消化能力、化解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这其中，培育龙头企业，利用其辐射作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是文化产业集群化的关键。
2．促进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
在文化产业的各类行业之间，围绕核心产业进行跨行业活动，通过产业链条上下延伸以及产业之间的“互渗”，可以产生共生效应，也更利于文化产品的宣传和销售。例如，迪斯尼制作一部电影，可以将其在不同的传媒上推广，如在电视网中播出，制作电视节目的副产品，出版有关的书籍等等。再如，以互联网产业为中心，新文学、博客、新闻、音乐、体育等内容的产业都将得到发展。利用文化产业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能够使文化得到更广泛的推广，更有效率地提升文化软实力。
(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让文化走出国门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增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同时，文化产品只有迈出国门才能“卖向世界”，这是应对我国文化贸易逆差、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要求。
1．积极主动开展文化交流
温家宝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他指出：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积极主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负责中国文化在外推广的机构；加大中文输出力度；在世界重要城市树立带有民族文化标志性的景观；通过国内一流大学的访学活动、留学生交流制度、学术作品等途径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依靠品牌效应，增强文化竞争力
文化走出去不仅仅局限在对外宣传和友好交流的框架内，更重要的是按照市场法则进行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在竞争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正如传媒大亨默多克所说：“书籍、报纸、电影、杂志和电视，这些都远不止是闲暇的消遣，它们是一个民族参与世界范围伟大思想交流的必经之路。”注重文化产品输出、大力扩展国际文化市场，是发达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从美国大片风靡全球到“韩流”席卷整个世界，都彰显着文化输出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文化要走出去，必须依靠品牌效应。文化的品牌效应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美国的电影产业、法国的出版产业、韩国的电视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英国的音乐产业都形成了各自的标志性品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认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首先要选择“四名”战略：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名牌工程、名人效应，以此树立国际形象。实施品牌战略，从自身文化资源的特点出发，进行明确的战略定位，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是提升文化竞争力的题中之义。
3．依托奥运，塑造中国文化大国形象
提高文化软实力需要提高中国文化的生存和拓展能力，积极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特有的文化，并借助文化传播来建构成功的中国形象，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疑给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基本理念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其中人文奥运是灵魂，而“人文”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历史为文化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文化、礼仪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戏剧文化和音乐文化等，都对世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奥运标志、吉祥物、纪念品、会歌、宣传口号、奖牌、海报、场馆、举办城市景观以及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民族交响乐演出、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等都是有力的宣传渠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才能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政府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转变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但也不能忽视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政府应当从文化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致力于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提供完善的服务，同时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扶持文化的发展。
1．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第一，保证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对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老年活动中心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各级政府应该保证对其资金的投入，资金扶持的方式可借鉴美国经验，采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配套的措施，同时可以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资助公益性文化事业。第二，对文化产业采取重点扶持策略。对于新兴文化企业、高新技术文化企业以及涉及国际文化品牌、教育、媒体传播等行业的文化企业，政府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返还政策、国家政策性贷款优惠利率政策以及财政贴息贷款政策等加以引导和扶持，并鼓励文化企业间的联合。
2．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通过美、韩、法国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经验可以看到，完善的文化法律和文化政策不但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在我国文化日渐市场化、产业化的条件下，需要转变以往过分强调行政管理的手段，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制定出一套涵盖文化领域各环节、合乎文化生产规律的法律和法规，使文化管理者、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都有法可依。同时，我国政府应抓紧研究制定并有效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开发、民间艺术保护、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1．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文明是独具一格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悠久而辉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谐”、“诚信”、“仁政”等，这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异彩纷呈，书法、绘画、京剧、剪纸、年画、刺绣、服饰、饮食、建筑、古迹、文物等都是不可忽略的中国特色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文化创新的立足点，创新是一个深挖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文化创新
责任编辑：翟 祎
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文化产业;金融介入;金融支持体系
农村文化产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农民为创作生产主体,以民间文化为产业资源,将地域性历史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现代产业形式 [1]。任何产业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一定数量资金的投入与合理运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铺开和人们对文化产业重要认识的提高,农村文化产业经营积极性迅速高涨,农村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随之剧增。由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农村资金非农化趋势加强,农村文化产业投资风险较大、农村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缺位等原因,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不足、贷款难等问题非常突出。为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善农村文化产业的融资条件,打破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困境,不断满足农村文化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
一、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遭遇的主要困境
我国农村文化产业既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又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向农村文化产业投资积极性却远远落后于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制约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因素,既表现在农村文化产业对金融介入的诸多不适应也表现在金融介入文化产业的动力不足。
1.农村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对接意识不强。我国农村文化资源比较分散,集约化开发成本较高,文化企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偏低,竞争力不强,缺少具有一定带动力的龙头企业。农村文化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传统文化企业占绝大多数,新兴文化企业太少。農村文化产业作为农村文化和经济相交叉的新兴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然而,受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忽视文化产业属性的惯性思维,大多数人对农村文化产业化的理解依然比较肤浅,以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化就是搞几台演出、办几次展览、圈定几个旅游景点,对文化产品的链式深度开发基本上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也缺乏深入思考和研究。文化企业在进行文化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往往缺乏融资意识和融资操作的知识,遇到资金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自筹资金或者寻求政府的支持,严重缺乏与金融支持对接的意识。由于文化体制改革不到位,事业性文化单位权、责、利不统一,经营性文化单位改制滞后,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不活,农村文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主体数量较少。传统的体制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文化领域存量资本的盘活和增量资本的扩张。
2.文化企业对金融风险控制要求不适应。处在起步阶段或初级发展阶段的农村文化企业对金融机构需要风险控制的要求也不适应。一是信用等级不高。文化产业有形资本较少,还款来源不明确,市场价值不确定,商誉、声望和知名度等无形资产难以评估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影响了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文化产业有别于其他产业的地方突出表现在文化企业固定资产较少,主要是以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这样的无形资产作为资产存在的表现形式,难以评估质押,在财务报表上也无法明确反映,无法满足资金供给方有关债权应得到充分保障的要求。二是经营风险等级较高。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知识产权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介入前期开发,仅希望在项目成型后视运作情况进行投入。因此,文化企业相比其他行业更难获得金融机构的青睐。三是农村文化产业信贷抵押担保难。由于缺乏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和评估、担保等中介组织,难以有效解决农村文化产业信贷抵押担保难的问题,从外部环境上制约了金融机构开展创新的动力。
3.金融业介入文化产业的内在动力不足。由于普遍存在业绩风险考核和规模扩张冲动,为规避风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同质性的金融机构纷纷向优势行业中的优势企业集中。相对制造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而言,农村文化产业对金融业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信贷投入领域,缺乏可依据的经验和风险评估体系,大多数金融机构也没有针对农村文化产业的信贷指引,针对农村文化产业特点主动开展融资产品创新方面明显不足。文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而投资者只对其投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因此,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缺乏积极介入的意识和动力。农村文化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一旦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就会造成投入和产出之间不相协调。法制环境的不完善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直接导致投资风险成本急剧攀升,令投资者望而生畏。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的构建还在不断地探索中。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农村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
为尽快解决农村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乏力问题,应从优化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结构、构建建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建立风险基金、完善农业保险机制等几个方面着力。
1.创新农村文化产业的资金引入机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已经引起国家政策的重视和关注。为有效解决多数处在起步阶段的农村中小型文化企业融资难题,商业银行还成立专门贷款机构。在过去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已经成立了1 144个小额贷款公司,有127个村镇银行开业 [2]。鉴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可以由商业银行或国家开发银行为其提供批发贷款,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有限担保。由于行政审批和银行担保等种种限制,过去往往只有极少数大型服务贸易企业才能发行公司债,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只能望洋兴叹。为了给农村文化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融资方式,满足其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必须进一步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创新农村文化产业资金的筹措与运行机制。政府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吸引国内外社会资金建立民营风险投资基金和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探索设立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银行,专门农村文化产业直接提供金融支持。
2.健全农村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应根据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以政府组织为前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在农业及相关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金融组织。要广泛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以长期、低息的信贷方式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这样既可以弥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对农村文化产业投入资金的不足,又可以通过示范效应诱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文化产业。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受官方指导并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银行本着“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介入农村文化产业,为农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民间金融组织在信息成本上具有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明显优势。农村相对封闭,人员流动性较低,民间金融主要在人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运作,只要利用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就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及违约风险。所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引导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正式金融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3.构建农村文化产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农村文化产业有形资产相对较少,无形资产相对较多,加上无形资产评估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指标体系,金融风险比较明显。从经济学上看,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应对的标准措施是信息披露和资产抵押。因此要适应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发展相关中介组织。在贷款抵押物价值评估、登记、过户、资信证明、信用评估等方面加强各中介组织与金融机构的真诚合作,有效降低中介服务成本和金融产品创新成本。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使金融机构能够及时对农村文化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正确评价,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更加有效地获得金融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金融企業的投资风险。
4.建立农村文化产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鼓励各种形式的信用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担保业务,支持各类资本设立农村担保机构,积极培育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农村文化产业专业担保机构。积极探索以技术、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农村文化产业的抵押物,加快建立不动产抵押登记和交易制度。建立包括龙头文化企业在内的中小文化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型文化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文化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村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型文化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文化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
5.完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险机制。当前我国应尽快完善农业保险的组织体系,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村文化产业保险经营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村文化产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各省市农业保险公司以区域性的经营管理为主导业务,再在广大农村按自愿互助原则成立不同形式的农村文化产业保险合作组织,大比例地向国家和地方各级保险机构分保,逐级分散局部风险,保险组织也可以将贷款保险业务作为农村文化产业保险的附加险,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建立风险基金,增强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不仅有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用升级,还可以促进金融机构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参考文献:
[1]武言正.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N].中国信息报,2009-05-25.
[2]汤敏.小企业今年能否“不差钱”[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02-22.
(责任编辑/ 李璐瑶)
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对国家治理的探讨，不仅需要在规范的理论层面上展开，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本文在对国家治理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就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蓝本，以思想自由化多元化为目标，在各个领域推行激进改革，以期望构建现代化的西方式民主治理体系，但在转轨中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等进行了评述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西方一些权威组织的评估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模式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但因亚洲国家地区在政治发展进程的特殊性产生了“名不副实”的现象，对此应加以客观看待。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特征；评价
一、对国家治理内涵的探讨
国家治理是政治学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概念和范畴。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国家治理模式。美国政治学家指出，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探讨最远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①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分类，实质是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分类。[1]131由于各国的国情、政情以及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其实施治理模式的情况受到关注。据此，根据不同的治理类型，出现了国家主义治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治理、代议制民主治理、精英民主主义治理、多元民主主义等多种国家治理理论。二十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国家主义理论将国家治理界定为强大的国家主导体制下的治理模式③。在国家主义治理理论中，公民的行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息息相关，是强大的国家法律、政府政策的保护对象，国家由此可获得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2]77。
与此不同，西方现代精英民主论者坦然面对政治家只是将人民作为获取权力的工具，以及治理的技术性必然导致精英决策这两大现实[3]。以“代议制民主治理”“精英民主主义治理”“多元民主主义治理”理论为代表，在“人民的统治”的原则下，将治理视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或者“多元政体”，在治理模式中渗透着公众辩论、直接参与以及大多数参与的民主精神，允许社会存在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并在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影响政府的治理决策，以最大满足不同的利益群体，既防止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又防止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4]23。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蕴含的国家治理理论吸取了国家主义理论，以及“人民主权”思想的精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与形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国家制度本身只是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这种规定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中有不同的表现。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无论从本质上，还是在现实性上，国家制度在治理中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是“人的自由产物”。[5]39列宁认为，在“民主”只是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时，它同历史上任何国家一样，本质上都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民使用暴力。与此同时，还要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力“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6]257
对国家治理的探讨，不仅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展开，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上个世纪初，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伊始，就构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治理体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逐渐形成了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的斯大林模式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短短几十年走过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把苏联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农业国家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军事国防现代化国家。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实行的议行合一、一党制、苏维埃制，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下，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开始实施改革，最终走向独立。由于历史上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我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其政治制度体系的变革及运行情况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述评
从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到独立主权国家，新的国家领导人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充满憧憬。1991年10月当选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蓝本，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独断和压制异己思想的机制”为目标，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激进的改革，以期望构建一个完备的西方式民主治理体系。
（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制度体系的构建
总统制与政权稳定期（1992年8月至2005年7月）。根据吉尔吉斯斯坦1993年5月5日颁布的独立后第一部宪法对国家性质做出的规定，该国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实行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原则的世俗国家。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改变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制度。由单一选区选举产生的两院议会由105名代表组成，其中代表会议成员为70名、立法会议成员为35名，两院议会是三权分立的重要机构。
1995年2月初，阿卡耶夫总统发动全民公投的动议，对宪法进行修改。新修改的宪法使总统成为“最高负责人”，议会的权力相应地受到限制，成为一个纯粹的立法机关；1998年10月的第二次修宪法则基本构建了一个“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治框架，但国家政局的稳定性面临挑战。2003年2月，该国第三次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议员人数由105名修改为75名，由于增加了议会、总统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总统权力得以逐步削弱。
总统-议会制与政权动荡期（2005年7月至2010年4月）。2005年3月爆發的“颜色革命”推翻了首任总统阿卡耶夫的政权。巴基耶夫2005年7月正式当选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任总统，并开始了加强总统权力的制度改革。在2007年新修改的宪法中，在坚持一院制的前提下，对议员产生的办法做出了调整，从单一选区制转变为单一选区制和政党比例代表制相结合，各占50%；这一时期，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在对内外政策的决策权上，由“总统决定”改为“总统确定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总理拥有确定对内政策（主要是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在总理的任免权方面，由“总统提名，议会同意”改为“议会内拥有50%（单独或联合）议席的政党提名，总统任命和解除”；在对审计院院长的任免权上，由“总统任命院长及1/2成员议员”改为“总统提名，议会选举”。但这一时期国家形势相对动荡，上述的各项原则和条款并未得到有效落实，但这为国家政治体制发展成议会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议会制与政权成熟期（2010年4月至今）。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二次革命”推翻了巴基耶夫政权。到2011年12月，阿勒瑪兹别克.阿坦姆巴耶夫正式就任吉尔吉斯斯坦第三任总统时，总统权力大幅削减，议会权力获得了实质性扩大。总统已经无权解除总理的职务，而转由议会50%以上多数党选举；在内阁成员和非内阁成员的任命与解除方面，总统只负责国防、安全部门的正副职成员，总理已经获得了其他成员的提名权、解除权，议会获得提名人员批准权等；2017年1月28日，阿勒玛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总统正式签署新宪法。新宪法以扩大总理权力为目标，对2010年宪法进行了40多项补充和修改，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稳定政府，缓解政府更迭过于频繁给国家带来的伤害。④
（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制度体系的特征及其评价
自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从苏维埃制到总统制再到议会制的演变。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亚地区最“西化”的国家，构建政治制度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实现人民福祉的良好政治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繁荣。但在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氛围下，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革命”，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执政党（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之间，通过修宪展开政治较量，难以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25年间，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6次宪法修改、3任总统、6届议会、22任政府总理（截止2016年4月），成为全民公决最多、宪法修改次数最多的独联体国家。这显然与其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心中的“中亚的瑞士”和“民主之岛”的理想相去甚远，其国家治理模式难以说是成功的。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在国际地位和地缘环境的重要性凸显，一些西方权威性组织对其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进行了量化分析，虽然这些统计标准和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增进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状况的理性认识。与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指数在中亚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但与以上所论述的维护政治稳定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
构建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吉尔吉斯斯坦实行议会制以来，新总统为净化行政机构队伍，力图通过制度反腐、强化官员问责来打造清廉高效的政府。2012年，该国总统签署《关于批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反腐败行动计划》，2014年3月国家开始全面提高国家强力职能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及退休金水平，但腐败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从“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来看，吉尔吉斯斯坦治理腐败成效不大，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清廉指数”为38分，属于最腐败的腐败国家20名之列⑤（清廉指数的分数在0到100之间，分数越低腐败越严重）。
三、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体系的建构及其述评
（一）国家经济体系的目标
吉尔吉斯斯坦曾是苏联计划经济分工制度受益者。独立后的吉国效仿俄罗斯采取激进的“休克式改革”，推动国家走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道路，并成为中亚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自由度最大的国家，但由于缺乏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在2001年，阿卡耶夫总统宣布了《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前综合发展目标》，以及一些行业内的发展规划，如《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2011-2015年公路运输发展战略》《吉尔吉斯斯坦2012-2020年铁路运输发展战略》，推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维持经济低增长态势，工业生产出现恢复性增长。后因国内政局动荡，加之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随着政局逐步稳定，2012年12月新总统颁布的《吉尔吉斯斯坦2013-2017年发展战略》⑥被称为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纲领。该战略提出经济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并将交通、电力、采矿、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作为优先发展领域。
（二）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体系的评价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2013-2017年发展战略》，吉尔吉斯斯坦在此期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人民发展的各项综合性指标，以及营商环境都有具体要求。根据官方的初步统计数据，2013年1月，吉国GDP增速达到10.5%⑦，跃居独联体国家首位，2014年该国人均收入达1200美元，已跨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⑧，这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两年。应当说其经济发展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从经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吉尔吉斯斯坦总体处于较低迷的水平。
吉尔吉斯斯坦两次政府更迭与经济困顿原因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不均，贫富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世界银行对2011-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全国、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的显示表明，其结果不容乐观。
从经济自由度看，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年度报告，涵盖155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分数越高，就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表明经济自由度越低，与那些较少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或地区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繁荣。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也在中亚国家中位次靠前。
从历年的自由度指数的横向对比看，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水平比2014年、2015年较低，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正在不断降低。
四、吉尔吉斯斯坦社会领域的发展及其评价
（一）吉尔吉斯斯坦社会领域的发展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社会、民间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于1991年2月和1999年5月、10月通过了《社会组织法》《政党法》和《非营利组织法》三部法律⑨，从而奠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基础。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非盈利组织一般为非盈利性合作社、社会联合会、基金机构等3种形式⑩，上述机构与大众传媒、政党、工会和宗教组织一起构成了国家社会组织体系。
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上个世纪末期的吉尔吉斯斯坦私有化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大众传媒业迎来新的时期，国营媒体私有化成为普遍的形式。在政治取向方面，尽管当前私营媒体占多数，但大众传媒都有明确的立场，哪怕是政府反对派的立场。[7]吉尔吉斯斯坦是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从总统制到议会制的演变，从苏维埃制到两院制、一院制的演变。政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言自喻。截止2016年1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并开展活动的政党有223个。在2015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只有6大政党进入议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作用?。这是吉尔吉斯斯坦政体自2010年实现议会制转型后，由参政党组建执政联盟推举政府，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第六届议会内第2次组建执政联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如此更迭频繁，引人深思。
在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的社会因素中还不能忽略部族势力的作用。早在近代以来，吉尔吉斯人就形成了部族意识。到了苏联解体后，随着民族意识增强，地域观念日趋明显，地区主义色彩日渐浓厚，部族意识更为高涨，并与国家的权力机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复兴民族文化、传统、语言方面发挥着作用。?2011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成立了“民族和宗教政策与公民社会互动处”“国家地方自治与民族关系事务署”，希望这些服务型机构的政府部门更好地为民族工作作出贡献?。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还赋予国家监察院负责监察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情况、受理侵权事件的职责，将其作为独立于总统、政府、立法和司法机构的独立组织发挥监察作用。
（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领域治理评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人类发展指数也是评价国家社会领域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即社会领域的治理如果能通过适当的战略和政策让所有人的潜力均得到充分释放，那么人类发展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人类发展存在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减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由此提出三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个方面侧重于制定国家就业战略和在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抓住机遇；第二方面则涵盖保障工人的权利和福祉、 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消除不平等现象等重要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着眼于促进可持续工作，消除有偿和无偿工作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为青年、残疾人士等特定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最重要的是，需要提出相关议程并付诸行动，争取早日实现新的社会契约、全球协议和体面工作议程”?。以实现上述原则为标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4年对188个国家进行划分，分为极高人类发展指数水平、高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中等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低人类发展指数水平四个等级。根据排名，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属于高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位列56位，吉尔吉斯斯坦则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位列120位，塔吉克斯坦位列129位，土库曼斯坦位列109位，乌兹别克斯坦位列114位。吉尔吉斯斯坦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仅次于塔吉克斯坦，在中亚五国中位列第四，处于较低水平。
总结
在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之初自诩为“中亚瑞士”，以西方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来进行政治制度和社会转型，打造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个层次组成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以“发展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为三大目标，以期建设一个繁荣与稳定的国家?。但独立25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核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缺席、软弱，给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步凸显。国家集权主义的历史经历、民众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取向、部族利益的政治集团化与激进的西方改革形成“对冲”，西方式自由而多元政治体制没有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繁荣与稳定，却在转轨中引发政治、社会危机，造成政治结构体系功能的紊乱与失灵，使吉尔吉斯斯坦最终成了中亚较为动荡的国家之一。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权力运行中，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最小政府演变为威权政府、民主斗士颠覆民主政权、政治精英操纵街头政治、利益集团掠夺公共资源的混乱现象。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所言：社会制度的建构不能够抛弃过去的经历和传统，因为“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理解了过去，才能理解今日国家的制度演进历程[8]66。
从近几年西方权威评估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各项指标的评估看，各项指标数值呈现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但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亚洲国家地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因此，西方权威评估组织所谓“标准化”的评估值，在不同传统、地域环境下有时产生名不符實的现象。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自由度很高，但是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方面的成绩乏善可陈；虽实行多元化的多党体制，但政党发育不成熟，有数据表明，在2010年新宪法通过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有29个政党获得了参选当年10月议会选举的资格，但其中过半数都是新成立的政党。这样的政党一旦当选显然并不能承担领导国家的重任。这再次表明，在全球化、民主化进程中亚洲国家在选择政治体制的策略时，单纯以西方治理模式来实现国家的善治尚缺乏一种“相应的土壤”。[9]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具体环境下，一个好的立法工作者和实事求是的政治家都不应该强调实现一个“绝对至善的政体”，更应该了解自身国家的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1]133
注 释：
①Harry Eckstein， “A Perspectiv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 Harry Eckstein and David E. Apter，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ad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 3.
②相关经典著作参见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23； Ivor Jennings， Cabinet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Carl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Waltham， Mass.： Blaisdell，1968； Herman Fine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New York： Holt，1949.
③Айзада Кутуева：Лидеры 5 фракций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обсудили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Бишкек – ИА24.kg.， 25 марта 2015года.
④барометр мировой коррупции 2016，http：//transparency.org.ru/barometr-mirovoi-korruptcii/blog.
⑤Провительство：Стратег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на период 2013-2017 годы，《Слово Кыргызстан》， 4 Мая 2014 года.
⑥Н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разделы статистики.，цены и тарифы ，Бишкек.2014года.
⑦НС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разделы статистики，УДС ， Бишкек.2014года.
⑧Закон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т 15 октября 1999года N111，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принят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м собранием Жор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 октярля 1999года.
⑨Приказ Минюста КР от 3 декабря 2003года №180Об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опорядке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бств органам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юстиц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⑩Спис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юстиц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 лет Ассамблее народ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Модель межэтн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 и согласия，http：//www.assembly.kg/lit/001.%2020%20let.pdf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делам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http：//gamsumo.gov.kg/ru/search/
?http：//hdr.undp.org/en/2015-report/download Провительство： Стратеги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на период 2013-2017 годы.
?《Слово Кыргызстан》， 4 Мая 2014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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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利用经济学原理中IS-LM模型分析我国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结合进一步探讨扩大内需政策对职业教育行业的影响。
关键词：IS-LM模型 扩大内需 职业教育
一、引言
1.国内外经济背景。2014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出口增速下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当前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转型升级的诸因素仍在发展之中，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爆发系统性、区域性经济风险的可能性仍不可低估。针对这一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第111号文件指出：必须把稳增长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紧密结合，通过不断改善发展环境、提高微观基础和经济结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快培育和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为应对2008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及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积极探索新的政策工具组合，并重新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架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宏观调控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的变化，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降低了宏观政策预期效果的满意度。
根据路透社2015年1月16日报道，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称“保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失速且在合理区间运行，是今年的重要政策取向，为此将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稳定投资增速。”此后我国相继展开了一系列降息降准、加大政府投资以及税务的结构性改革等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财政性政策方面包括：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总规模40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2015年3月13日，发改委和商务部放宽外商投资准入，进一步放开制造业准入；之后的3月28日新华社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投资贸易合作； 4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策，于今年6月底前开展降低进口关税试点，逐步扩大降税商品范围等。金融等货币政策方面包括：自2015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5.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为1.3倍；紧接着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时决定自4月20日起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准1个百分点，并统一下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农信社水平等。针对今年展开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稳增长的政策，结合历史研究1998年的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就显得格外具有意义。
2.历史背景。1978年以来，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缺乏必须经济调控手段，我国经济波动仍很剧烈。自1984年-1988年以來曾多次出现通货膨胀，其中以1988年尤为剧烈。为治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被迫紧缩银根，但导致1989年-1991年经济连续回落，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于1991年下半年放松银根，又导致连续两年的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1994年-1997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并持续保持平稳增长。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之前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从1998年开始我国在宏观政策的选择方面开始借鉴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即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最终达到扩大内需之一目的。
二、扩大内需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IS-LM模型。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对“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考查”这一主要贡献，对其进行总结，再后来由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进一步扩展，最终提出了IS-LM，模型。IS-LM模型描述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含义，分别由反映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和反映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构成，链接两种市场的关键变量是利率，货币的供求关系影响利率，利率的高低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产品市场的均衡。综上所述，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必须考虑其对利率的影响及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IS-LM模型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短期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引入动态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和IS-LM模型中体现的是一致的。
IS关系由产品供给等于产品需求的均衡条件得出，说明利率如何影响产出：
Y=C（Y-T）+I（Y，i）+G （1）
LM关系由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的均衡条件得出，说明产出反过来如何影响利率：
M/P=YL（i） （2）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可有图1的IS-LM模型表示：
图1：IS-LM模型
向下倾斜的IS曲线上的每一点对应产品市场的均衡，向上倾斜的LM曲线的每一点对应货币市场的均衡，在A点时两个市场同时均衡。也就是说，在A点处产出水平Y，利率i，是整体均衡，在该点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处于均衡。
2.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IS-LM模型的影响。1998年前，为刺激增长中央银行已经连续多次降息，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993年最高时的10.98%下调到1997年的5.67%。但是1998年，面对下滑的经济压力，从1月1日起取消了贷款额度限制，给予商业银行贷款自由权；1月中下旬人民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760亿元；中央银行先后于3月23日、7月1日、12月7日三次降息，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22个百分点；3月份将银行准备金有13%下调至8%，同时取消7%的备付金率；4月份将固定资产贷款指导性计划从2700亿提升至3700亿；5月份调整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恢复债券回购业务，增加贷款供应量以满足商业银行货币需求。
以上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IS-LM模型中体现为名义货币M的增加，假设短期内价格水平固定，因此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会使实际货币供给M/P以相同的比例增加。
（1）对于IS曲线：货币的供给不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因此，M改变不影响IS曲线的；而对于LM曲线，货币出现在LM曲线上，因此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LM曲线下移，此时收入水平不变，货币增加导致利率减少。（2）货币扩张使LM曲线移动但不会使IS曲线移动，经济沿IS曲线上移动，产出增加，利率降低。
综上所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增加带来利率下降，导致投资增加，进一步导致需求和产出增加。
3.扩张性的财政政策IS-LM模型的影响。 当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后，中央相继于1998年6月开始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财政支出从而增加政府投资；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投资积极性，扩大民间投资需求，其主要的目的是扩大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减少个人所得税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制定“黄金周”休假制度，刺激旅游消费需求等。从1998年开始，我国连续大规模的发行国债。这些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农村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机场、电信等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城市环保与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扩大规模建设。1998年-2004年期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其中对教育行业的投资也是极大的。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与消费者收入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利息税的恢复与调整、农业税的取消、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首先，由公式（1）可以直观的看出我国增加政府支出G；减少税收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Y-T），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C（Y-T））；降低利率，减少企业税收又可进一步增加投资I，这一系列的政策都使得IS曲线向右移动。再者，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移动但短期内不会使得LM曲线移动，经济沿着LM曲线移动。使得产出增加，利率上升。
4.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1）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由1998年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之前的84883.7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636462.7亿元，总体增长率高达649.8%。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8年开始到2014年逐年稳定增长，充分说明扩大内需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98年的扩大内需确实加快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发展在2007年达到峰值，年增长率高达14.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各种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截止2014年增长速度降至7.4%。（2）失业率：由于扩大内需导致消费需求、出口增加进一步扩大产出，在短期无法改善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劳动人数必然提升，失业率也会随之下降。我国的失业率自2001年有所上升后2003年到2014年十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平均失业率基本稳定在4%。其中有大部分可以归因于我国教育的投资增加，人力资源水平上升。（3）通货膨胀率：随着失业率下降，低的失业率会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企业对于更高的名义工资的反应是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对于较高的价格水平使得工人在下一次设定工资的时候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较高的名义工资又将进一步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结果是价格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如此价格和工资的博弈之下最终导致工资和价格水平稳定上涨，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的话，最终的恶结果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再者，如果采用名义货币增长的政策将在中期导致名义利率和价格水平双双上涨，而产出水平却维持在自然产出水平之下。
总的来说，自1998年降低名义利率后，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反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和经济的暂时放缓。自2000年开始，在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政策下，由于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而使实际一年期存款利率下降至1.85%，年经济达到了8.4%的增长率。2002年。将一年期存款利率再次降至了1.98%，经济增长逐渐走高，并于2003年最终破10，于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的峰值。在2003年到2007年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为稳定物价，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保增长的同是稳定物价。之后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并放缓至8%左右，所以我国为防止经济进一步放缓于2015年相继实施了又一轮新的扩大内需政策，以达到稳增长的目的。事实说明保持一定低水平但为正的通货膨胀率能带来更为有益的作用。
三、扩大内需对职业教育行业的影响
1.扩大内需后职业教育的总体状况。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体系可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分别由初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承担教学任务。本文主要针对高职院校自98年扩大内需后的发展研究其2000年-2013年的情况。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2013年之间我国的职业初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呈下降趋势，而高职院校自2000年开始以来办学数量逐年稳步上升，这与国家扩大内需，政府在高职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密不可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的发展始于1998年扩大内需之后，国家实施扩大内需后对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加大了投资。图2显示了我国从1999年开始逐年增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情况（统计数据来自国家数据）。
2.扩大内需对高等职业学院办学规模的影响。经过98年扩大内需后，由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进入21 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由国家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已由2000年的422所增加至2013年的1321所。自98年扩大内需后截至2013年全国高职（专科）院校的整体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48.7万人增长至2013年的318.4万人。
总的来说，自1998年扩大内需后，伴随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逐年增加，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突飞猛进，其办学数量和规模从量变到质变。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98年扩大内需的总方针政策是积极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连续的降息将准和增加貸款额度从而增加经济环境中的实际货币量M/P降低利率增加投资最终使需求和产出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G），降低税收（T）以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逐年增加。而随着国内需求和产出的大规模增加，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失业率也随之下降。在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职业教育从1998年扩大内需后开始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办学数量和质量也大力提升，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的输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研究部 张立群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 苟文峰 《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11号（总4610号）] 2014-7-18.
[2]（美）奥利维尔·步兰查德著，楼永 孔爱国译；《宏观经济学》原书第5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ISBN978-7-111-43155-8，P61-73.
[3]石高宏，《对1999年扩大内需的策略性分析》，经济改革，1999年第5期.
[4]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