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等国对竞争政策态度的转变，以及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格局的建立，引发了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思考。虽然我国尚未有直接定义金融消费者的法案，然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消费者有明确规定。因此，在现有法律规定范畴内，我们只能将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一种类型，使其借用消费者的概念，并在金融领域有所延伸。即消费目的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消费对象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消费主体为个人投资者这三个要素的自然人。
关键词：竞争政策；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及立法缺失
（一）金融消费者析解
2000 年，英国颁布《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法案中以立法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定概念。①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则对“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以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
虽然我国尚未有直接定义金融消费者的法案，然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消费者有明确规定。②因此，在现有法律规定范畴内，我们只能将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一种类型，使其借用消费者的概念，并在金融领域有所延伸。即消费目的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消费对象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消费主体为个人投资者这三个要素的自然人。
（二）现状与立法缺失
如上所述，我国当前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其核心保护依据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余相关规定散落在各部金融法案中，如《证券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由各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法规在日趋复杂的金融环境和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中，对金融消费者的规制与保护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不强。相较于发达国家出台单独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做法，国内现有监管体制和行业自律体制都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关注，以至于权利受损时，其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或者一般性行业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这种做法一方面给现有法律适用带来问题，另一方面也激化了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受损。其次，监督管理机构职责规范不够明确。证券、保险等各个法案分别就监管做出规制，平级法案之间协调不足，上下位法之间甚有冲突，或者是同等效力的法律法规相互重叠交叉，要么监管重复，要么监管真空，使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均无所适从，监管机构往往也因为缺乏明确的执法依据而“无所作为”，严重影响了法规的权威性。再次，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效力层次较低，操作性和指导性欠缺。最后，司法保护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最后救济手段，始终存在诉讼费用高、诉讼周期长、举证责任难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很难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
（一）竞争政策的消费者标准
一直以来，竞争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市场竞争，其手段并不是通过限制竞争，相反是通过建立有序竞争来实现市场秩序。在经济学范畴内，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在国家的各种经济政策中占有基础的、首要的地位，它被定义为所有那些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而采取的行动措施、制定的法规条例和设立的监察实施机构的总和。竞争政策是以维护竞争机制的路径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为宗旨。因此，竞争政策的消费者标准是以消费者福利为评判标准，即其购买垄断产品或接受服务时，以对其（将）产生的后果为基础建立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是否受到或可能受到群体性伤害这一标准是竞争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
1.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现竞争政策目标的层次性
从竞争政策的目标程度来看可分为终极或直接目标。通过竞争政策使市场内大多数行业形成有效竞争，是竞争政策的直接目标。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把竞争政策的终极目标定位在维护市场秩序、提高资源配置和实现消费者利益上。竞争政策的终极目标必须在直接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而其间消费者福利更是所有目标的真正落脚点。从操作性来看，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比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更加现实。消费者既是“转嫁竞争损失的终端”，也是竞争政策的最终受益者。
2.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现竞争政策目标的阶段性
从竞争政策目标的阶段性来看，以实施竞争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在长远和近期阶段相区别，不同阶段目标在消费者群体和企业群体之间的政策倚重有所不同。从长远看，消费者群体从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是竞争政策的终极目标，也是其长远目标；而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发展必须得到重视，相应的，从近期来说，企业要在特定时期内从社会整体福利的分配中占据较多的部分。待到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显著提升，竞争机制得到了体制、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确立之后，竞争政策目标就会相应地进入新的阶段，社会福利的分配则应当更倾向于消费者群体，消费者也将成为市场竞争最大的受益者。
3.金融竞争政策的目标在于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金融竞争政策的建立和实施将有助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金融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切实维护本国合法权益，在拓展金融市场的同时，保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中国金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具备强大的自主性和实力，这与国内建设具有吸引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的金融竞争生态环境不可分割。良好的金融环境会在积极推动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的同时，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因此，金融竞争政策的健全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定法规的过程中引入新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主体，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竞争元素，激活市场竞争潜力是促进本国金融市场与时俱进，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此外，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等法律制度体系也要不断完善，以实现规制金融垄断行为，优化金融竞争环境，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制度目标。
三、现有竞争政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一）金融市场妨碍竞争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
金融市场中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利于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以一直被诟病的金融业霸王行为为例，其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实显而易见。金融垄断助长了权力寻租、贪污腐化，并最终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滥用市场优势，新增多项收费，引起公众强烈不满；①此外，金融机构滥用主导地位，在交易过程中强制使用格式合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
（二）现有竞争政策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导向
1.控制金融集团化及内部限制竞争协议
提供多元金融服务的金融集团一般是金融综合经营和跨业经营即产融混合合并的产物。其多元经营目的是各业务间高度互补和金融资源共享，集团内部各个法律实体形成利益共同体。金融集团的资源整合给金融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给市场竞争秩序带来潜在或现实威胁。金融集团往往通过限制竞争协议尤其是集团内部的限制竞争协议，以安排达到逃避竞争的目的。金融集团内部限制竞争协议具有隐蔽性，监管难度极大，根据“企业内部共谋理论”，有必要对金融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限制竞争协议进行必要的规制。②
2.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的终结
传统的银行业“太大不能倒”原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太大不能倒”原则最初是建立在银行系统重要性与公共性基础上的，从社会稳定角度上有其合理性。但该原则的适用同时带来道德风险、破坏竞争、财政负担等巨大负外部性。美国在《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强调了大型银行清算程序，作为美国金融市场放弃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的标志，并反映出美国银行监管的由“系统风险优先”向“公共利益与系统风险并重”的价值取向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实质上体现的是消费者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
3.现有竞争政策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导向
无论是控制金融集团化、破除金融行业内部限制竞争协议，还是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的终结，这些竞争政策都说明了现有竞争政策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持有正面的、积极的导向。也就是说，现阶段金融业发展已经到达一定规模，整体实力也有所提升，对于已经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谋取了福利的金融机构来说，促进建成金融业合理竞争秩序，一方面是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更是竞争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体现。
四、竞争政策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影响
（一）通过竞争政策协调效率与利益的关系
竞争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护竞争、提高经济效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是趋于一致的，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存在冲突。一旦出现冲突，其法律实施则必须依照原则的引导和解释。例如，当提高效率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发生冲突时，在多大程度上将获得的经济效率转移给消费者，就需要在增强或减弱经营者提高效率的动机问题上进行权衡；当金融行业提高效率、促进发展，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两者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对国家的竞争政策及其阶段性目标进行明确定位。
目前金融市场中存在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的竞争，前者如证券、银行、保险业甚至民间融资机构之间的竞争，后者则如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良好的竞争能避免垄断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共谋、恶意定价、搭售等现象，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使得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达到竞争的效果，最终实现保障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标。然而，过度的竞争也易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合理竞价使得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不利于市场的运行，最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的利益。由于我国执法体制的特殊性，存在着竞争执法与行业监管协调、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现象。这就尤其需要在竞争政策的统一影响下，协调金融市场效率与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关系。
现阶段的竞争政策在整个金融市场中也需要区别规范，一些成熟的行业或业务，如银行的常规业务，应该加强竞争，实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终极目标，而证券、融资担保等则首先以行业成熟为主。这并不是说这样的领域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而是说保护的力度和广度应该是在竞争政策的导向之下，由竞争政策先来协调清楚效率与利益的关系之后，才是保护的具体措施制定。
（二）通过竞争政策影响具体保护标准和制度的确定
金融消费者有群体性的特点，区别于一般的个体消费者，而且关键在于其损失与加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难以证明，因此在保护措施方面应该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保护。
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属于发散性正当利益，与一般消费者的指向性正当利益有所不同。所谓指向性正当利益，即某一消费者个体不受经营者有针对性地实施不正当行为侵害的利益，其本质是消费者个体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私益。所谓发散性正当利益，即是某一范围或地区或一定范畴内的消费者组成的集体不受相关经营者个体（或其联合）发散性地实施不正当行为侵害的利益，其本质是由带有某种身份归属（行业、地区等）标签的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所组成的集体即“群”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公益。金融消费者利益与竞争政策所保护的消费者利益两者属性存在内在同一性，即“群”的特点，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政策的导向。
在金融市场竞争政策的导向下，金融消费者利益基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特殊性，保护过程中应该要注重“群”的利益，途径就是建立集体维权机制直接保护发散性正当消费者利益，比如引入集体诉讼的制度。此外，由于群体越大，群体内部越难做到信息共享以及相互协调，因此与利益侵害方谈判的成本也越大，所以可以在竞争政策的指导下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责任。
（三）通过竞争政策约束行政性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
竞争政策的忽视和漏洞会严重影响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的力度。目前我国在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方面最严重的障碍是来自政府的反竞争行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各种利益集团会为了避免失去特权而游说决策当局，从而影响政府部门制定反竞争的行政规定。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指通过政府制定行政规定维护或助长行业或企业在相关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同时还包括政府通过影响行业协会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因此，通过竞争政策约束行政性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意义重大。比如说，在竞争政策中引入“竞争性审查制度”，即对行为，特别是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以竞争法为视角的审查，赋予金融消费者对竞争规定提出建议甚至诉讼的权利，防止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制定出不符合消费者标准的竞争政策。
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财富蒸发”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词语之一，投资者在承受股票、基金及其他投资品市场价格暴跌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痛苦同时，对充斥媒体的所谓“财富蒸发”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财富”究竟是如何“蒸发”的?这些“钱”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二、财富蒸发再剖析——以股市为例
(一)货币资金对股市财富的影响
]、货币资金在个股间转移所形成的股市财富再分配
自然界中，蒸发是指发生在液体表面的汽化过程，即物质从一种形态(液体)向另一种形态(气体)转变的物理现象。循此推理，我们投入股市的资金也定是有去处的。以股市投资者甲、乙两人为例进行说明。假设乙以每股10元的价格购入甲出售的股票，其后，该股跌至每股9元，此时乙每股亏损1元，从乙的角度看，其股票资金账户上的财富的确在减少，但毫无疑问的是乙当时所付出的每股10元已转入甲的资金账户，并没有出现整体意义上的财富消失。
2、货币资金撤离股市所形成的财富重新分配
然而，甲可能将资金不投入股市，如果其撤出资金并投入债券市场，那么股市资金的流出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而追加到债市的资金将导致债券市场价格上涨，从而财富在不同市场之间重新配置。
3、股市资金的漏出效应
如果甲的资金既不转移到债券市场也不再购买股票，而是以证券保证金的形式出现，就形成了相应的资金漏出。对股票市场而言，其效果等同于资金的流出，将导致股价下跌，股市财富缩水。由于这部分漏出的资金暂时没有追逐任何金融资产，因而不会形成推动其他金融资产价格上升的力量。
4、货币资金回笼导致股市财富蒸发
通过信贷投放的货币在回笼之时会直接减少包括股票在内的各种投资品及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市值财富萎缩。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货币都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货币，除有形的钞票和硬币外，更多的是通过银行信贷投放的无形的存款货币。不考虑客观经济而仅就技术层面而言，整个银行体系通过负债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是无限的。相应地，货币资金回笼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现金回笼，又包括无形的存款货币资金的回笼。这正是普通投资者所疑惑的“钱”到哪儿去的症结所在：有形的现金回笼是实实在在的实体回收，但更多的存款货币并不存在有形的实体，其回笼时仅是整个银行体系减少负债的账面处理而已。
(二)市值计价法下货币资金对市值财食的杠杆作用
货币资金对股市的追逐促使股价上升，从股市的撤出则导致股价下跌。然而以每日收盘价为基础计算的市值财富变动额与实际货币资金流量通常不会是等比关系。以每日换手率为例，大多数股票每日换手率在1％-25％(不包括初上市的股票)，70％股票的换手率基本在3％以下，这说明70％股票每天只需其总股本3％左右的成交量就可能改变其100％总市值财富，撬起远超过货币资金量本身的市值变动额。这就是市值计价法下货币资金对市值财富的杠杆作用：每日追逐股市的货币资金所创造的市值财富可能远远高于货币资金量本身，而从股市撤出的货币资金则可能形成远超过货币资金量本身的市值财富萎缩。
三、金融市场财富蒸发的理性分析
(一)追退金融资产的货币资金在减少
从以上我们对股票市场市值财富蒸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剔除资金漏出效应的影响(由于这部分漏出的资金存在机会成本，因此其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那么在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热点在不同市场间转换，如货币资金对股市的追逐导致其对债券市场的投资减少，由此导致股价上涨而债券价格下跌，但通常不会出现所有金融资产价格同时下跌的情形。
然而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资金总量可能会减少，这在资金退出金融市场或资金回笼时(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期)表现地尤为明显。金融市场的一大特点——与货币资金联系最为紧密，决定了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既显著又迅捷。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通过信贷流入各类金融市场的资金在回笼的压力下纷纷撤出，对金融资产的总体需求减少引致其市值财富快速收缩。
(二)货币幻觉的破灭
理论上来说，通过银行体系负债所创造出来的货币资产供给必须与客观经济发展所内在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过多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形成有效购买力，只会推动价格上涨。这种由过多的货币资金所推动的价格水平，往往会使资产持有者，不论持有的是实物资产还是虚拟经济中的金融资产，形成货币幻觉：人们仅对资产的名义货币价值做出反应，而忽视了其内在真实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爆发的那一刻，毁灭更多的不是真实财富而是一些看似财富的泡沫而已。
(三)市值计价法会放大货币幻觉
市值计价不代表市场出清的价格，事实上，没有成交量或成交量很小时，市场价格也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动，而所有的金融资产将按这一成交价计算市值。因此，资金流入所撬起的虚拟经济体中金融资产账面财富的增加可能远远超出初始的资金流人量。同理，资金流出所引发的虚拟经济体中金融资产账面财富的萎缩也可能大大超出资金流出量本身。换言之，市值计价法下货币资金对金融资产的市值财富具有杠杆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金融市场财富蒸发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其一，与普通商品市场一样，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资金的减少会导致其需求减少，进而价格下跌，市值财富萎缩。
其二，货币和虚拟经济本身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只能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间接创造财富。当过多的货币资金追逐虚拟金融资产并未能形成实体经济真实财富的创造时，其结果只能形成货币幻觉——金融资产价格泡沫。
其三，当货币幻觉作用于金融资产时，会由于市值计价法形成更大的货币幻觉。
其四、货币幻觉会在货币回笼或退出金融市场(包括货币资金漏出时)趋于破灭。
其五，货币和虚拟经济本身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同时说明货币和虚拟经济本身不能直接毁灭财富，然而不当的货币供给会直接形成价格泡沫，并会严重影响后续实体经济正常运行秩序。因此，货币管理当局应密切关注货币供给状况，根据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投放货币，尤其要重点关注流人金融市场的货币资金动态，因为在这一环节，市值计价法会进一步放大可能的政策失误。
(本栏目策划、编辑：曹 敏)
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联接点之一。通过引入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构建了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模型证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情形下，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可以提高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会使市场利率上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可以反向调节特惠信贷市场利率，正向调控特惠信贷供给量。政府行政配给替代银行信贷配给的情形下，货币供给具有“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特征，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失灵，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可以撬动特惠信贷供给。当前，政府行政配给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抑制了财政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对此，应优化特惠信贷利率定价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增强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普惠性。
关 键 词：精准扶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策协调;IS-LM模型
DOI：10.16620/j.cnki.jrjy.2019.06.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扶贫领域逐渐形成以特惠信贷为联接点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框架。1986年开始实施扶贫贴息贷款，初步构建扶贫领域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作用机制。2015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改革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机制，开始实施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评级授信、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更加注重精准扶贫领域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扶贫再贷款政策工具，为贫困地区金融机构以基准利率发放涉农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使特惠信贷上升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联接点之一。同时，地方财政筹建了扶贫产业担保基金、扶贫贷款损失补偿金和扶贫保险补助金，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可见，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下，实施利率管制、锁定投向、流动性补给以及财政担保、贴息及风险补偿等措施，干预金融机构为贫困群体生产活动提供的特惠融资服务。
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本质上是信用货币供给方式，因此贫困地区货币供给机制是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影响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效率， 进而影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央行再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商业银行信贷是贫困地区货币供给的主渠道，构成了特惠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财政扶贫支出主导着特惠信贷资金的投向，但贫困地区财政自给能力普遍较弱，除了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通过政府投资项目大量举债融资，甚至通过隐性举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2017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约束收紧，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增速放缓甚至规模收缩，表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效应边际递减。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扶贫再贷款投放力度，但扶贫再贷款余额和限额使用率双降， 表明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减弱。因此，亟需從理论和实践层面，疏通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增强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学界从宏观调控角度展开了两大政策协调性的研究，但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目前，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相关研究聚焦于具体政策工具层面，普遍认为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效率不高，但鲜有针对特惠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的研究。
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对象都是货币资金活动，并通过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铸币税等联接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有最终目标一致、手段互补、传导机制互动等关联特征[1]。一些学者围绕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政策联接点展开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应遵循以制度建设为导向的基本内在逻辑，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方面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1-2]。此外，众多学者运用IS-LM模型和实证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运用IS-LM模型分析得出，只要IS-LM曲线中任意一条曲线水平或者垂直，则存在政策失效的可能，认为从理论上可以证明不存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3]。张帆（1999）使用我国1980—1998年数据测算IS-LM模型，发现LM曲线向下倾斜，认为是政府利率管制、利率调整滞后和通货膨胀等因素所致[4]。胡海鸥（2001）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货币供给和利率管制方式存在差异， 导致LM曲线的倾斜方向不同，比如西方国家货币供给方式主要是央行买入国债，而我国货币供给方式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和外汇干预，并且利率受到管制[5]。马拴友（2001）运用IS-LM模型测算我国1983—2000年财政政策乘数及效应，发现IS-LM曲线具有正常的斜率，其中LM曲线斜率较小但为正值[6]。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管制，广泛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显著增强，但精准扶贫领域仍存在贷款利率上限管制，特惠信贷实际执行政策上限利率。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面临诸多制约，亟需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而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 因此，本文尝试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构建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 探析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问题。
三、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
（一）修正IS-LM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IS-LM模型，为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性问题提供了框架， 但在确定政策配合格局之前，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厘清两大政策的作用机理。由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作用下的贫困地区货币供给特殊渠道，因此有必要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厘清特惠信贷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其次，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呈现多元化， 除了流动性和利率传导渠道之外，信贷微观机制也是存在的，甚至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7-8]，因此将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具有政策理论和应用价值。此外，IS-LM模型假设价格水平是外生变量，不能由模型本身来解释，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农户拥有的资产财富匮乏，往往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即价格是外生变量，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
（二）修正IS-LM模型的理论依据
如果将货币供给划分为央行意愿供给、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和实际供给三个层次，则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与货币需求相对应，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货币供给[9]。但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由央行决定，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因此IS-LM模型未引入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变量。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实际收入正相关，选择以货币或政府债券形式持有财富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与利率负相关。托宾（1952）借助均值-方差分析法将风险因素引入货币需求分析，认为在权衡风险和预期报酬率后可以选择货币和债券的不同组合来持有财富[10]。弗里德曼（1956）进一步将资产选择范围扩展至货币、债券、股票及实物资产，隐性假设银行可以根据利率变化來调整信贷规模，使利率波动和货币预期报酬率同向变化，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也同向变化，因此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只是持久性收入[10]。综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在收入影响货币需求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但在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方面存在分歧：凯恩斯理论从非银行主体资产配置角度分析货币需求，选择性忽略了信贷需求;弗里德曼理论隐性假定银行主体信贷资产配置行为自动实现货币市场出清，选择性忽略了信贷供给。
罗伯逊（1937）提出的可贷资金理论同时考虑了信贷供给和需求， 认为可贷资金需求包括投资、窖藏、消费信贷需求和政府借贷需求，其中投资、窖藏、消费信贷需求与利率负相关，政府借贷需求不受利率影响; 可贷资金供给包括储蓄、反窖藏和货币供给，与利率正相关;基于可贷资金供给和需求函数可以构建可贷资金市场的均衡模型，得到均衡利率[10]。显然，储蓄和窖藏都是持有货币财富的形式，因此可贷资金理论未被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接受，但对研究央行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具有启示作用。比如，在可贷资金理论框架下，商业银行运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超额准备金率与利率成反向变化， 而央行可以反向调节超额准备金率，使货币供给与利率成正向关系[10]。这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传统再贷款政策的传导路径，但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采用信贷便利、 利率优惠、担保服务、利息补贴等行政配给手段干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使特惠信贷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由货币需求决定，央行难以通过加大扶贫再贷款投放力度来扩大货币供给，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特惠信贷政策传导路径随之发生改变。
根据内生货币理论，货币供给由利率、物价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等经济因素决定[11-12]，而货币需求创造货币供给[13]。Moore（1988）提出“水平主义”货币理论，将货币分为贵金属商品货币、政府债券及硬币、银行信用货币，认为大多数主流经济理论适用于商品或政府货币经济，但不适用于现代信用货币经济[14]。现代经济中，信贷供给由信贷需求决定，货币供应量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在既定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Goodhart（1989）和Wray（1992）进一步提出“结构主义”货币理论，认为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15-16]。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对金融资源的吸附能力较弱，居民消费品和投资设备主要从发达地区采购或者进口，货币资金通过支付结算渠道外流，部分储蓄资金也通过银行同业、理财和互联网金融等渠道分流。同时，政府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构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贫困地区输血的“大动脉”，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央行再贷款只是外部输血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贫困地区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即货币供给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在这种货币市场敞口循环运行机制中，银行机构作为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和信用创造主体， 既是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资金的被动供给者，也是投资性信用货币的主动创造者。商业银行信贷创造信用货币的过程中，信贷需求由利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等因素决定，信贷供给由利率和抵押品价值决定，而抵押品具有资本品的特性，即抵押品价值与利率负相关，因此信贷供给与利率不是单调的关系[9]。尽管精准扶贫特惠信贷主要是信用贷款而非抵押贷款，但贷款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财政扶贫资金实际发挥担保品的作用，因此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也会影响特惠信贷供给。
（三）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的构建
1.产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
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总收入等于总支出，考虑到贫困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可以忽略进出口需求，则Y=C+I+G。消费支出C由可支配收入YD决定，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意愿越强，并考虑农业税减免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因素，可支配收入由收入Y和财政转移性收入构成，则C=C0+
C（YD）=C0+C（Y+TR），其中，TR为扶贫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转移性投入，■为边际消费倾向（■>0），■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0）。投资支出I主要受利率影响，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形下，利率越高，投资意愿越低，则I=I0+I（i），其中，■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0）。政府支出G受预算约束，可看作外生变量，即G=G0。可得精准扶贫产品市场IS曲线的表达式：
Y=A0+C（Y+TR）+I（i） （1）
其中，A0=C0+I0+G0，为自主性支出。
2.货币市场的均衡：LM曲线
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从货币需求端看，贫困农户的资产匮乏，为满足日常交易和预防意外支出的需要，主要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与收入呈正向变化; 贫困农户对融资成本承受能力较弱，信贷货币需求与贷款利率呈反向变化; 扶贫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转移性投入可以降低贫困农户实际融资成本，促进形成有效信贷需求。参考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精准扶贫的货币需求函数可表述为：
■=L0（Y）+Ld（i，TR） （2）
其中，■为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0）;■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0）;■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0）。
从货币供给端看，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必然引致等量的货币供给，信贷供给由投资性货币需求决定。财政转移性投入发挥担保品的作用，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参考内生货币理论和陈浩等（2003）[9]，精准扶贫特惠信贷供给函数可表述为：
m=Ls[i0，Ld（i，TR）] （3）
其中，i0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受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以及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影响;■为特惠信贷供给对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敏感性（■>0）;■=？姿，为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参数。 如果存在信贷配给现象，则0<λ<1;按照“水平主义”理论，信贷供给完全取决于信贷需求，则λ=1;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商业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信贷投放，则λ>1。
综上，精准扶贫的货币供给函数可表述为：
■=L0（Y）+Ls[i0，Ld（i，TR）] （4）
根据（2）式和（4）式，可得精准扶贫货币市场LM曲线的表达式：
Ls[i0，Ld（i，TR）]=Ld（i，TR） （5）
3.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IS-LM曲线
产品市场均衡时，由（1）式可得收入的增量表达式：
dY=？琢（dA0+■dTR+■di） （6）
其中，？琢=1/（1-■），即投资乘数。
货币市场均衡时，由（5）式可得均衡利率的增量表达式：
（1-λ）di*=（1-λ）？茁dTR-？酌di0 （7）
当λ=1时，di*=di0=0，均衡利率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或者特惠信贷政策利率。
当λ≠1时，di*=？茁dTR-■di0。
其中，？茁=（-■/■）>0，表示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与特惠信贷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之间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乘数，实际反映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率定价博弈程度， 比如政府实施特惠信贷利率管制的同時，运用财政资金激励商业银行发放特惠贷款，商业银行在盈利动机下运用财政存款发放较高利率的非特惠贷款， 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上升，促使特惠信贷利率上升。扶贫再贷款运行中也存在利率定价博弈现象，比如金融机构借用的扶贫再贷款余额增加时， 全部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降反升。？酌=
（-■/■）>0，表示特惠信贷供给对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敏感性与特惠信贷需求对实际利率敏感性的比率， 反映货币政策向特惠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效应乘数，γ值越大，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越高。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联立（6）式和（7）式可得均衡收入的增量表达式：
dY*=？琢（dA0+■dTR） λ=1 （8）
dY*=？琢[dA0+■dTR+■（？茁dTR-■di0）]
λ≠1 （9）
综上可知，均衡收入与自主性支出、投资乘数、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和挤出效应均衡利率与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等相关。
四、基于精准扶贫IS-LM修正模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
（一）精准扶贫特惠信贷联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对（3）式求导数，并与（7）式联立，可得均衡特惠信贷供给的增量表达式：
dm*=λ■dTR λ=1 （10）
dm*=[■/（1-λ）]di0 λ≠1 （11）
当前，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农村信贷市场普遍存在信贷配给现象，即0<λ<1，由（7）式可知，均衡利率由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和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决定，由（11）式可知特惠信贷供给量与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正相关。但是，特惠信贷利率上限R0管制措施扭曲了货币供给曲线，导致精准扶贫货币市场的内在均衡机制失灵。当i0<R0时， 货币市场能够在利率价格调节作用下实现自我均衡（如图1上图所示）;当i0≥R0时，特惠信贷利率管制措施发挥约束作用，均衡利率由特惠信贷政策利率决定，即λ=1，di*=di0=0，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受到抑制，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作用失效， 货币市场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只能借助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实现供需均衡（如图1下图所示）。 这表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是运用政府行政配给手段，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从而突破贫困群体缺乏融资担保的瓶颈约束。
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也被特惠信贷政策利率分割。当i0<R0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实现对特惠信贷供给的间接调控;当i0≥R0时，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的调节作用失灵，如果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不能使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降至政策利率水平以下，或者运用扶贫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的利差收益难以覆盖特惠信贷资金成本、 经营费用、风险溢价等综合成本时，金融机构借用扶贫再贷款的需求减少， 扶贫再贷款余额和限额使用率下降，使扶贫再贷款政策传导陷入“流动性陷阱”。
（二）精准扶贫特惠信贷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效果
从精准扶贫特惠信贷政策实践情况来看，金融机构特惠信贷一律执行政策利率上限R0，说明i0≥R0，精准扶贫货币供给曲线和LM曲线扭曲为政策利率水平线，即λ=1，di*=di0=0，政府行政配给手段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行为（如图2上图所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根据（4）式、（8）式和（10）式，可得均衡货币供应量的增量表达式：
d（■）*=？琢■dA0+（？琢■■+λ■）dTR
λ=1 （12）
由（12）式可知，均衡货币供应量由自主性支出、投资乘数、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和增信效应等因素决定。货币供应量与财政转移性投入正相关，因此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约束收紧后，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增速放缓甚至规模收缩。由（8）式可知，均衡收入在自主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消费效应作用下增长，并受投资乘数约束。当前，特惠信贷资金不得用于消费用途，只能用于生产活动，这要求贫困群体不断扩大自主性投资，增强生产致富内生动力，而贫困群体的投资能力偏弱，需要依靠“能人”带动，存在“输血”带动“造血”的路徑依赖，容易滋生“精英俘获”现象。
（三）农村信贷配给情形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优化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即0<λ<1，当i0<R0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Y■■处实现一般均衡;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使均衡利率i*上升至R0时， 精准扶贫货币供给曲线扭曲为政策利率水平线（如图2下图所示）。根据（8）式和（9）式，可推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关系。
令di0=0， 可得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引致的均衡收入增量表达式：
dY*=Y■■-Y■■=-？琢？茁■dTR （13）
令dTR=0，可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引致的均衡收入增量表达式：
dY*=■■dT0 （14）
根据（13）式和（14）式，可得出财政转移性投入与货币政策利率调节的等价关系：
？茁dTR=■di0 （15）
综上可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对特惠信贷需求缺口的调节作用等于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时， 精准扶贫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实现一般均衡。从图2下图中可以看出，当i0<R0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作用使均衡收入从Y■■增大至Y■■，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
五、结论及启示
贫困地区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吸附能力较弱，产品市场仍以政府投资为主，货币市场呈现敞口循环运行态势，一方面货币储蓄资金外流，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借助转移支付、银行信贷等渠道“输血”，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由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决定，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而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会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本文将财政转移性扶贫投入和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引入IS-LM模型， 构建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分析框架，通过数学推理证明：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的一般情形下，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可以提高财政金融精准扶贫的整体效率。财政转移性投入的挤出效应会促使市场利率上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可以反向调节特惠信贷市场利率，正向调控特惠信贷供给量。政府行政配给替代银行信贷配给的情形下，货币供给具有“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特征，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失灵，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可以撬动商业银行特惠信贷供给。当前，特惠信贷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 特惠信贷资金不得用于消费用途，政府行政配给替代了银行信贷配给，也抑制了财政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利于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
一是优化特惠信贷利率定价机制，促进特惠信贷政策传导。通过测算贫困地区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和特惠信贷综合成本，调整特惠信贷利率上限管制措施，确保特惠信贷利率上限高于扶贫信贷的综合成本，并接近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同时，在精准扶贫货币市场的内在均衡机制下，通过调节特惠信贷的财政贴息利率，抑制银行信贷配给行为，实现财政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促进贫困群体收入持续增长。 在经济上行周期，农村信贷市场均衡利率上升， 特惠信贷供给增加，即“量价齐升”，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应还是财政转移性投入的增信效应和消费效应，都可以促进货币供应量和收入均衡增长。当前贫困地区投资萎靡导致“量价齐跌”，货币政策对贫困地区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作用有限，亟需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精准扶贫和防风险方面的协调配合，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支出力度，有效刺激特惠信贷需求。
三是增强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普惠性。改进农村信用评级与特惠信贷供给捆绑模式，着力开发各类征信平台的农户信用资源，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继续改善农村支付环境， 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风险缓释和兜底保障作用， 优化农户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金融服务，激发农户生产性和生活性消费需求， 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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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in the Fiel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asoning Analysis Based on IS-LM Modified Model
Song Xugang
（Guyu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Guyuan 756000， China）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netary Policy; Fiscal Policy; policy coordination; IS-LM Model
（責任编辑：龙会芳;校对：卢艳茹）
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由松趋向紧，势必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资产定价。这对仍面临三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认为，中国无须通过保持利差维护资本流动稳定，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保持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是稳定中国资本流动的根本保障。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由松趋向紧，势必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资产定价。这对仍面临三重压力下的中國经济和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挑战，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主要结论是，中国无须通过保持利差维护资本流动稳定，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保持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是稳定中国资本流动的根本保障。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利率政策手段，而非货币数量手段支持总需求增长。
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
关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众多实证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在有些时间段内中美利差变动方向甚至与预期的资本流动变动方向相反。国内的实证研究文献并不特别强调外部金融周期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即便是包含了外部金融周期因素的实证回归模型当中，外部金融周期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在从属地位。上述实证研究发现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流动背后独特的制度环境、参与主体和行为动机独具特色。中国采取了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外贸外资企业而非居民和金融投资者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更突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而非证券组合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主导了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背后包括了大量外贸外资企业的存款、普通贷款、贸易融资、透支、金融租赁、应收/应付款等活动。利差变化对这些活动的资本流动有影响。但是与纯粹的金融投资者相比，这些活动对利差变化的敏感程度相对较低。
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是浮动汇率和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众多实证研究的另一个共同指向是，汇率预期是影响中国短期资本流动最突出的因素。这个发现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人民币单边升值或者单边贬值预期。2005—2015年期间，除了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钉住美元，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保持小幅渐进升值态势，外汇市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这个期间内资本净流入的压力较大。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转向持续的单边贬值预期，一直到2017年单边贬值预期才缓解。这个期间内，资本净流出的压力较大。2017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单边变动预期减弱，跨境资本流动总体而言相对平衡。
汇率单边变动预期是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压力的主要来源，汇率单边变化预期则来自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升值或者贬值压力不能通过充分的市场化汇率价格调整释放，形成了持续的汇率单边变动预期。2017年以后的货币当局不再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202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发布公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将陆续淡出使用。这些变化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更充分地通过汇率价格即时调整释放外汇市场供求压力，减少了人民币汇率单边变动预期，起到了稳定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除了汇率预期的影响，实证研究中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经济景气程度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显著影响。中国经济景气程度较高的时候资本净流入增加，反之则资本净流出增加。这个发现同样与中国资本流动背后的参与者构成有关。企业，而非居民或者金融投资者，是我国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者。经济景气程度高的时候，国内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对旺盛，企业通过增加境外负债、减少境外资产等方式增加国内资金，这也反映为资本净流入增加。与此同时，经济景气程度高的时候，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意愿也更强，这也会带来资本净流入增加。反之，经济景气程度低的时候，短期资本流入减少。
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有待提升
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通胀压力不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经济景气程度偏低。2022年中国达到潜在经济增速主要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疫情防控在2022年对经济复苏仍构成掣肘，特别是对服务业和就业带来的压力。二是房地产行业面临长期趋势调整和短期流动性困境的双重挑战，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放缓在所难免。不仅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受到影响，全社会信用扩张也会受到显著影响。三是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反弹高峰期的过去，加上高基期的影响，出口增速显著下行难以避免。
多种情景模拟下，2022年我国经济距离实现潜在经济增速面临较大困难。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的风险须引起高度重视，短期可能使得某些潜在的风险加速暴露，结构性矛盾将表现更为突出，增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度。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帮助经济重振活力。“四万亿”刺激政策的主要教训，并不在于面对需求不足的时候采取刺激政策，而在于较少使用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过度使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相互配合下的投资扩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杠杆比率快速上升等后遗症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刺激经济方式。通过更多依靠规范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工具，减少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过度依赖，我国能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大幅减少政策后遗症。
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以价格手段为主”
一是货币政策的重点是提升国内需求，无须顾忌利差扩大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背景下，我国2022年可能会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我国如果选择降息扩大了利差，不仅要看到利差扩大可能对资本流动带来压力，还应该看到降息提升了总需求水平，提升了经济景气程度，对稳定资本流动起到了支持作用。基于过去的经验来看，越是不干预外汇市场，越是不会有单边预期，越是有利于稳定资本流动。稳定资本流动的主要依托是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让人民币汇率变化自发地化解资本流动压力。即便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贬值也不是坏事，这对提振2022年的需求和经济增长动力有帮助。我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显著不同，这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不会跌跌不休。在坚持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需要考虑特殊情况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逆周期管理的预案，以此作为防范投机性资本流动的主要政策工具。
二是通过明确的利率调整轨迹向市场表明稳增长的决心和路径。在经济运行面临三重压力，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情况下，“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为未来政策调整留出空间”
的说法，不再适合当前经济环境。接下来货币政策可供参考的做法是：政策利率每次下调25个基点（BP），持续下调直到实现增长目标为止。通过利率政策推动需求增长有三个优点：一是利率政策通过降低债务成本、提高资产估值、强化资产负债表等渠道实现信用扩张，这是通过挖掘市场自身力量提高投资和消费支出水平;二是引导市场预期，促进市场微观主体与政策形成稳增长的合力;三是利率政策可以灵活及时调节，政策后遗症小。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政府、企业（包括平台公司）和居民部门债务分别达到了73万亿、171万亿和67万亿元。
仅是降低债务成本渠道的影响，100个BP的利率下降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居民节省债务利息支出大约3万亿元，对支持投资和消费支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美国和欧元区在大幅降低利率之后都逐渐实现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日本安倍政府期间的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最终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也赢得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长一轮经济景气周期。针对利率政策刺激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心，资产价格上涨并非一定不利于实体经济部门，资产价格上涨通过财富作用支持消费，通过估值效应支持投资，这些都是对总需求扩张的支持。需要担心的应是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过多地用于杠杆并带来资产价格泡沫。针对这种情况的合理应对措施是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手段遏制资产价格泡沫，而不是牺牲利率政策工具。
三是货币政策“以价格手段为主”。货币政策起作用的落脚点是要让企业和居民愿意借钱，借得起钱，不是增发基础货币就万事大吉（公开市场净投放货币），也不是银行把钱给了居民和企业（信贷和社融数据上升）就一定成功。2022年1月份的信贷数据看起来提振人心，但要小心看待。商业银行目前有很强的意愿贷款给资质还不错的企业，企业为了维持和商业银行的关系配合商业银行借了不少钱。如果资质不错的企业借到手里的钱其实在经营当中用不到，钱还是放在账上而不是用于经营活动，这样需求还是起不来，哪怕信贷和社融数据看起来涨了不少。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落脚点是让愿意花钱的企业和居民愿意借钱，借得起钱。把更多的钱给商业银行不是关键，商业银行不缺钱。催着商业银行贷款不是重点，商业银行为了保持信贷质量，找的还是优质客户，这些优质客户不缺钱，拿到钱未必增加支出，还是不能提升需求。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點是把融资成本降下去，至少先把利率降下去。利率是否该降，不能和其他国家比，也不能和过去比，而是要看是否与经济状况相比配。另外，不能光看名义利率，更重要的是真实利率。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和资本回报率都在持续下降，真实利率不降反升，真实利率上升的原因是利率下调幅度远低于通胀下降幅度。表面上看名义利率下降了，实际上真实利率反而上升了，真实利率走势与实体经济走势脱节，遏制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充裕。金融危机以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空间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很多，货币当局可以发明出很多新工具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激发他们的投资和购买力，进而提振整体经济活力。中国目前名义利率远高于零，标准的政策空间还很充裕，还有上面提到第二步、第三步的创新型政策工具垫底。日欧美等经济基本面远弱于中国的经济体都有货币政策空间或者能创造货币政策空间，中国更无须担心这个问题。
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段时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大体分工如下：财政政策稳增长发挥托底功能，货币政策促发展寻找经济新引擎。
应该说，这种政策定位大体发挥了预期作用，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的政策功能也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弊大于利的苗头。
具体而言，偏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弥补投资缺口的同时，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不断凸显。考虑到我国就业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部门，长此以往对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引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祭出了定向降准精准投贷等法宝，但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没有完全理顺，货币投放总体而言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大水漫灌之势，反而在继续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在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的情势下，无疑更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并提升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提醒人们需要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通过进一步厘清政策的目标和定位来厘定下一阶段财政货币政策的功能和角色。
谈到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定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无疑是重中之重。不过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与具体的GDP数字的增长相比，人们更关注就业和收入的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人们也日益意识到旧有的以GDP增长倒推就业的估算模型与现实已不再若合符节。因此，适当增加GDP增长目标弹性，把财政货币政策的重点从保GDP进而隔山打牛保就业，直接转移到促进就业和提升收入水平上来。
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创造更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宏观大环境。近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市场无疑比计划更能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稳增长保就业的作用。比如若没有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和其他移动互联商业新模式的出现，中国的消费增长引擎不可能如此强劲，也不能容纳如此多的就业。而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在沿海世界工厂地带迎来阶段性倒闭潮，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局面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维持必将面临严峻压力。
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等新引擎的出现，并不是政府刻意规划的结果，无论产业政策、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相关产业都没有享受优惠倾斜政策。事实上，这些产业领域的从业者们从各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渠道相当畅通。
当然，之前各级政府对各种IT和电信以及高速公路、港口码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这些产业的勃兴功不可没。这也充分表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应该如何发挥协同效应。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前提恰恰是政府之手不能越俎代庖，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两只手作用的发挥都会大打折扣，还会相互抵消，甚至会进入互害模式。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充分表明为保增长实行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恶果，而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降低了人们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欲。
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保持政策定力非常重要。过于追求保增长有时会用力过猛，不仅矫枉过正，还会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而有时也会为短痛放弃长痛，为当下的苟安放弃必须的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应以为发挥市场作用留出充分空间为主基调，在稳住经济大局，避免发生颠覆性失误的前提下，保持定力咬紧牙关，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优胜劣汰出清泡沫的功能，实现调整结构和觅得增长新引擎新动能的目标。
为此，财政政策可能应更多着力于应对因去产能而引发的新的下岗分流压力，夯实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此外，财政政策还应通过着眼于刺激消费需求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而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更多在于防范风险和有序去杠杆，应通过必要的压力测试来把握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并设计必要的流动性供给工具和手段，来应对因去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压力的局部释放引发的流动性危机，避免大规模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货币保险政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文献标识码：A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路径和策略，本部分重点对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四、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
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程做一概括，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涵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由于实施“大财政小银行”的管理模式，所以，基本没有货币政策可言；就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由于对外经济交往较少，国际贸易和汇率对国内经济影响极小，所以，也基本没有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当时，财政政策基本就是国家全部的经济政策，从而也就不存在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深谙经济之道，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试图简单地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张，而忽视了经济的承受能力。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是扩张的。这一阶段，总体上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但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投放过多(净现金发行量达262亿元)，结果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1985～1993年)。由于1984年经济过热的势头开始显现，因此，到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行了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逐步收紧，即实施了“双紧”的政策搭配。但是，到1986年，由于“双紧”的经济政策紧缩过头，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改而采取“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开始走向宽松，即又实施了“双松”的政策搭配。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冠名以“紧中有活，区别对待”，即在工业生产陷入衰退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压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压缩消费基金增长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这样的紧缩政策延续到1989年，对经济震荡较大，1989年9月工业产出为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90年上半年又开始进行货币扩张，直到1991年经济重又复苏为止。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1996年)。这一阶段，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中，慢慢开始分别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经济增长速度并未降低的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最终降至1996年的6.1％，实现了“软着陆”。值得提及的是，从199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办理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这意味着，从此中国货币政策有了公开市场业务这一有力工具。与此同时，财政部门也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采取了增收节支、加强税收征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强对重点行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等措施，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五阶段，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1997～2003年)。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延续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内外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不足、外需疲软的不利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下半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克服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国家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对于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为现在严重存在着的流动性过剩、消费投资关系失衡留下了隐患，特别是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的相互配合重视不够，也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严重。
第六阶段，最近几年(2004～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在9％以上。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流动性过剩而银行经营效益不高，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但同时贸易纠纷不断等。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并注重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五、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也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逐步过渡，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两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财政小银行”管理模式的束缚，再加上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至今中国货币政策取向选择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始终在反通货膨胀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摇摆不定。这样，使本来就较为复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又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从而也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市场在国际间逐步融合，使一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度和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强。于是，如何在市场融合中寻求国际经
济合作，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共存中寻求均衡，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和协调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伴随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大国以及由贸易顺差而产生巨额外汇储备局面的形成，各种贸易纠纷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相应地，政府决策部门正在致力于寻求良策，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下面就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之间存在的摩擦及问题做一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定位偏差
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者定位出现偏差，没有充分有效的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内耗”。
政策协调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在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则更加突出。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先是在通货紧缩中低迷徘徊，其后又进入了经济高涨的阶段，随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两个阶段以2002年为分水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2003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并不理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果断地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非常激进的政策组合模式，希望能迅速扭转经济低迷的局面。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政府加大了国债发行力度，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了转移支付的规模，试图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启动消费；还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以此刺激出口。表面上看，财政政策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上，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部分程度上偏离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要求，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内，但是从长远看，其距离政策目标会越来越远，甚至最后伤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国债资金的运用不合理。1998年—2004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9100多亿元长期国债，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交通通信、农林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周期长，一旦开工，必须在建成之前每年都投入相应的资金，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由于这方面的开工项目过多，使得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后，最具投资乘数效应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无法立刻削减，财政政策不能及时对经济变化做出调整，给本就升温的经济继续添薪加火。
其次，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缺乏功能性。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而财政的公共消费却偏低。2003年中国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42.7％，而同期这一比率在美国是－16.0％，在日本是-16.4％，在德国是—7.2％，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偏高。过高的投资意味着公共消费，即功能性支出的不足。以教育投入为例，据教育部长周济在2006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仅有2.79％，尚未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9％的水平相比；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更是不足，截至2002年，每年农村仍有1％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超过7％的农村小学毕业生不能进入中学。
第三，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中，投向农村的相对不足。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从财政支出项目看，用于农业的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至2003年的7.12％。从国债支出的项目中看，1998年至2002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一直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门列为一个主要投向。1998—2000年，直接与城市相关的国债项目共占同期国债项目总投资的29％，与农村直接相关的只有19％。从这几个对财政支出的分解可以看出，真正对农村生产有支持作用的财政支出已到了必须大幅增加不可的地步。
生产性财政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后果，第一是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开展。比如国家对农村电网投入不足，使得长期以来对农村低压电网的维护和建设支出基本由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第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不利于引导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不足，使农村与城市相比，投资环境日趋恶化，私人资本长期徘徊在农村以外。第三，投资向城市的过分集中，带来城市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量下降，工业部门效率低下使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构想大打折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加剧。
在财政政策没有做到合理启动经济的同时，货币政策却被赋予了过多的责任。现在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而这正与1998—2003年扩张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加。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可以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
那么，银行为什么愿意也能够向经济部门投放大量信贷呢?
我们认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手中积聚了相当的信贷投放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直未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形下，多次使用降息等手段，希望能迅速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在中国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开始复苏之后，货币政策并未做出及时的调整，而是在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之后才开始收紧。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经济中投放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只不过这些货币一直滞留在银行体系，并未流动到实体经济部门。如果将实际GDP增速扣除掉银行利润率之后的数值作为实际经济部门利润率的近似替代指标，那么中国始终在奉行低利率政策，其后果必然是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无论这些流动性停留在银行内部还是实体经济中。
(二)内外经济均衡面临严峻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政府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对外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对于合
理配置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出口的增加能为劳动就业开拓新的门路，为国内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从而使国内生产规模能够在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而进口的增长，特别是技术、设备进口的增长，则能够使国内投资的技术构成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
1.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近些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2006年高达65％。外贸依存度的逐年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在逐年提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势必受到较大的冲击。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容易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从而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招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也引发了不少国际经济摩擦。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其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看，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和稳定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在需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在于扩大内需。
另外，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贸易对象过分集中给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中国的三大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实事上，中国前些年的贸易对象也主要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所左右，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状况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结合在一起，就使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周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给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际贸易连年顺差，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这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将使国家外汇占款及其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同时上升。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每年都以千亿美元的数额增加。在当前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对本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必然呈现本币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会导致本币汇率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币值、维持汇率，中央银行必须一方面增加货币供给以收兑外汇，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对冲回购以收回为收兑外汇而多投放的货币。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比重的不断上升，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时，中央银行既不能自如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又不能灵活地运用利率政策。
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进外资方式，对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在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其流入方式及资本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中，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大；但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起，国际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已超过95％。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实现了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向以企业信用为基础、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用外资对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有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近90％。这种状况无疑会加剧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异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贸易方式来看，我国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在2003年的出口总额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价值额占到55％以上。加工贸易虽然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缺乏技术性，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小，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企业的比较劣势地位。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达到55％，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大的进出口规模中，也同样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净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倡导发展对外贸易，也采取了出口退税等鼓励政策，同时还大力吸引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希望能从中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产业、自主品牌仍然落后，许多企业只是作为外商在中国的加工厂；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逐年扩大，但实际上贸易量增长最快的还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引进外资并没有真正提升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缺乏呼应
根据日本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可知，初期的产业政策围绕着资金展开，现在的产业政策则主要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环境，建立由初创到兴起再到成熟的平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结构还相对落后，List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启示我们，要适当地通过国家的力量，对朝阳产业进行扶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这一扶持就是货币资金的支持；而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并不理想。
首先，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究竟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至今仍在不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财政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因为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手段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而货币政策，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则只是一个总量调节手段，没有向某个或某几个行业倾斜的能力。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应当由货币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其理由是中国市场化较1978年早就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产领域的投资主要依靠金融工具来筹措，财政投资在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应当通过货币政策引导通过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向政府希望扶植的行业，而非财政政策。
其次，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缺乏协调。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考虑，总是希望中央银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降低财政借贷的成本，在对产业进行扶植时，财政能够节约相当大的利息支出；而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首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反通货膨胀。这就与财政政策的一厢情愿发生了冲突，所以常常看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扯皮，政策协调变成了政策内耗，产业政策的实施一直不理想。
第三，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财政政策缺失的现象，财政大量占用货币资金。在产业政策的具体操作时，既需要货币政策的信贷倾斜，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投入。然而，现实是：当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财力时，往往要求商业银行对其扶植目标进行贷款。而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要求它的贷款必须有偿还保证，即使是优惠利率贷款，也必须得到财政的相应补贴；若政府不给予相应的担保或补贴，等于是财政在占用银行资金，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既降低了产业政策的效率，发展下去还会引发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