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制度涵义 制度功能 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文献标识码：A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结构转换、技术创新、资本投入等要素，恰恰忽视了一个与经济增长更为密切的关系——制度创新。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L、自然资源R、资本K和技术A，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Q=AF(K，L，R)。其中Q=产出，F是生产函数。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对日本、荷兰两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它们虽然拥有较少的资源，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因是它们都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体制机制变了，效率与效益就会大幅增加，这份多出来的活力与创造，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红利、创新硕果。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CDM机制的实施，就意味着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总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制度必将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谐互促”的“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无限趋近“纳什均衡”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运行环境变化，制度创新绩效呈衰减之势无法避免，唯有启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方能保持已有的领先优势。另外，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建立、维持与实施，如同其它公共物品一样具有供给过程，需要成本代价，因此它需要公共供给，同时公共消费。全社会人都在为制度创新努力并消费它时，这个国家的制度比较优势一定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定会发生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党咨文等.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研究[J].辽宁经济，2014(6)
[2] 马宏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J].经济评论，2003(1)
[3] 林岗，刘元春，张宇.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3)
[4] 汤吉军，陈俊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障碍与制度创新[J].学海，2011(2)
[5] 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J].经济研究，1992(5)
[6] 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M].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7] 熊德平，朱银芳.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逻辑[J].财经问题研究，2003(8)
[8] 王保安.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如何打造[J].求是，2014(1)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责编：吕尚)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我国是全世界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状况最严重的国家。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否完善，与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相关，与农村的稳定发展相关，甚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关。当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处在非均衡的状态，政府、现存养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和失益方这三个角色不断地反复博弈是导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制度分析
［作者简介］ 卢效坚，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财经系教师，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政府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广东 东莞，52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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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惯用标准， 60 岁以上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和7%，即可看作人口老龄化[1]。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状况最严重的国家。而当前全国 70%以上的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必须重视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 7.84 亿，而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达到 7.51％[2]。如此庞大的农村老年群体与城市的退休老年职工的重大区别是，他们没有工资，没有退休年龄的年限，往往忙碌一生，甚至直到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更不用谈享受退休金待遇。
因此，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建立全面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亟须解决的难题。不仅与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相关，与农村的稳定发展相关，甚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关。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增长了7390万人，增长了5.84%，平均年增长率0.57%，比1990年到200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
0～14岁的人口占总量的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了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3]。有关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在2030年之前，中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22%）；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3]。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这种人口转变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克服营养不良、饮用水卫生、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等方面的结果。（1）出生率下降。197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总出生率2.31%，相比1950年，降低了3.5%；（2）低死亡率。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195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82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5.95岁，而到了1995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7.36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1.89 岁[4]。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劳动年龄逐渐老化，劳动力资源日益不足。劳动年龄的群体占总人口比例的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间接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进而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2）老年保障费用投入增多，而投资农村经济的费用却相对减少；（3）家庭负担加重，供养比重不断提高，农业投入逐渐减少。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变迁理论
1.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换另一种制度的过程”[5]。而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的过程。[7]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代替旧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
2. 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可以定义为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既可以是正式的，又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企业、医院、大学等等，而意识形态、价值、习惯等就属于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范畴[7]。在本文中，制度与制度安排所指的含义相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不同的情况之下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不同，各个因素影响制度变迁的程度也各异。
3. 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由个人、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组成。其中，个人作为基木单位，是制度变迁的基本主体。组织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标的人结成的集体，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国家往往是制度目标的选择者、制度变迁进程的安排者以及制度的最终确立者[8]。在本文中，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受益者和失益者，其中，失益者包括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下遭受不公待遇的政府和农民。
4. 制度变迁的形式
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形式：（1）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它由个人或群体，在响应共同的利益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7]。这种变迁的发生主要由于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利益所引起的，它通常是一种从整体到局部、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2）强制性制度变迁。它是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形式。学者林毅夫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如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持续制度供给的不足，而国家的干预可以弥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7]。”并且，政府还可以依靠其强制力等的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等常见的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现状的制度变迁分析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状况，究其原因，是制度失败的结果。当前，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缺陷与漏洞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是其最深层次的原因，它表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1. 养老保障制度非均衡的制度分析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当社会处于制度均衡状态时, 制度变迁不会发生变化，而一旦社会出现非均衡情况，制度变迁就会发生[9]。从当前养老保障制度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明显处在一种制度非均衡的状态。从养老需求层面看，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人口不断攀升, 对养老需求不断增加[9]；从养老供给层面看,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制度供给主要靠国家承担，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靠家庭和个人，而对不承担赡养责任的个人或家庭也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更严重的是，农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0]。多年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农村家庭养老的资源越来越缺乏, 负担加重。加上农村人口绝对值的增加，人均土地量的减少, 土地功能弱化等因素, 导致农村养老保障能力急剧降低。农村养老保障需求和供给失衡, 家庭养老功能逐年弱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迫在眉睫[9]。
2.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出现的问题，是持续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表现。（1）农村养老保障系统不全面，工作人员待遇低，管理水平有限。首先，在很多实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地区，农民投保率颇低，回报率低，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效果。其次，对于农村的养老保险经费的投入，国家和地方财政投放低，几乎全部由农村各人承担，这对清贫的农民来说，是笔很大的开支。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不完善，并无专人管理，也缺乏监督。（2）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不健全。我国目前施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办法是基于民政部发行的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上略作修改而形成的，严重缺乏法律效力，常受一些外在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影响。方针、政策缺乏稳定性，国家常变动、更换，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无法正常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也难以步入正轨[11]。
3.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中的主体关系分析
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既有个人、组织，也有国家和各种社会团体。不同制度的变迁，其主体也各异。本文认为，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有三个角色: 政府、现存养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以及失益方，从深层次分析，养老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实际上是这三个角色不断反复博弈的结果。
（1）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与受益方之间的关系
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是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为了绩效，为了短期目标，往往不顾整个地区长远发展，只重视城镇的发展，无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换取城镇的发展，长期下去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加重，使原本能尝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优惠的受益方遭受利益的侵蚀。这种情况下，尽管本应受益的一方想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变迁，但是由于原本受益的一方力单势薄，加上政府重经济效益，认为只有GDP的增长才是考量政绩的唯一标准，不希望加大投入来换取农村保障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在保存自身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滥用职权，故意曲解规则，修改文件，采取策略妨碍甚至取消制度的变迁，费尽周折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让制度变迁活生生地被夭折。
（2）受益方与失益方在制度变迁中的关系
对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我国政府在遭受各种舆论之后也进行了各种制度修补和完善，但效果并不明显；并且由于现存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使部分人非正常受益，这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忽视公众和失益方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之相比，社会保障制度中失益方的力量则显得比较分散。由于受益方中一部分人因怕得罪领导，无胆站出来推动制度的变迁；还有部分人怀着“搭便车”的想法，不积极参与推动制度变迁行动。另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发动、组织实施等都难以由力量分散的失益方承担。因此，以往发生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大都表现为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所以说，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的形式是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
由以上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可知，当前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失益方很难对目前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形成有效制约，他们有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动机，但因缺乏顺畅的参与方式和有效的参与渠道，很难有所作为。由此看出，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核心主力只能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往针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每一次调整与尝试，都是中央政府对制度保障失益方的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由于不能完全做到及时与全面，而且并非养老保障制度失益方的每一项呼吁都能得到及时迅速的制度回应，这主要是由于制度安排时滞性的影响作用。时滞性的存在，常使得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低效问题，导致新的制度安排的出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众多弊端，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却难以形成制度变迁。
由此可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与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处于不均衡状态密切相关，制度中失益方和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而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没有发动足够的动力如物力、人力和财力等来推动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导致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制度的非均衡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产生种种的不良后果，必须采取措施，通过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性强、科学完善、客观公正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人口老龄化［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9.htm.
［2］李东萍.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丛论，2011,（23）.
［3］合肥老龄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分析［EB/OL］.http://hfll.hefei.gov.cn/show.asp?id=1376&category=140&sor
ts=780.
［4］詹凤敏.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8.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6］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贾保文. 创新型制度变迁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9］王晓洁,张晋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20).
［10］张峰.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公共财政，2007,（11）.
［11］花磊，欧元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论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高校人力资源的层次和水平直接决定了高校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前景。高校要发展就必须始终抓住人力资本这一竞争优势载体，对人才队伍实施基于战略的激励。文章指出，高校应当以战略激励作为构建现代人事制度体系架构的主轴线，逐步形成以岗位竞聘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构建以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为主要目标的人才培训开发体系，建立以民主参与为重要内容的人才使用机制，构建“一点两面三位一体”的绩效和薪酬管理体系，并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确立人才战略地位、抢抓政策调整机遇、充实学校财政、营造发展环境方面对此提供切实保障。
关键词：战略激励 高校 人事制度
人力资源是学习型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源。高校是典型的学习型组织，高校人力资源的层次和水平直接决定了高校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前景。高校要在高等教育和创新领域的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必须专注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在建立共同使命和愿景的基础上，激发全体成员的责任感，凝聚全体成员的力量，发挥各相关要素协同优势，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并在发展中共同学习进步。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始终抓住人力资本这一竞争优势的载体，从人才队伍配置、培养、使用、评价、薪酬等方面贯彻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对人才队伍实施基于战略的激励，促进人才队伍的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才能使高校在竞争中赢得未来。
一、战略激励是高校现代人事制度体系架构的主轴线
高校建立现代人事制度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战略性人力资源配置、战略性绩效管理、战略性薪酬管理、战略性培训开发等。战略激勵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功能目标，其中心任务是基于组织发展战略目标，努力寻求与总体战略相匹配，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充分激发员工的自我价值实现和自身潜能的发挥，并得到组织内部利益攸关方的认同，以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通过人力资源价值成长，不断提高组织绩效，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
战略激励不是一个单项的显性机制，而是贯穿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环节的隐性机制，是高校现代人事制度体系架构中的主轴线，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在高校人力资源价值链的所有节点上。在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中表现为竞争性激励；在高校人力资源培训开发上表现为投资性激励；在高校人力资源使用机制中表现为参与式激励；在高校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中表现为导向性激励；在高校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表现为差别化激励。
二、构建基于战略激励的高校现代人事制度体系
一是构建以岗位竞聘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深入实施以岗位设置管理为核心的全员聘任制度，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推进岗位竞聘常态化，扩大群体公开、平等参与竞争的范围，提高对竞争者的科学评价水平，使岗位竞聘成为参与者表达自我的重要机会，展示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平台，获得职业声誉的重要渠道。通过强化竞争性因素，发挥激励效应，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
二是构建以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为目标的人才培训开发体系。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是实施战略激励的基本目标，是战略激励得以拟合组织战略的主要途径，其逻辑运行模式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组织绩效提高。沿高校教职工职业发展阶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多阶段的培训开发体系，是高校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方式之一，更是推进人力资源职业生涯发展、提高整体绩效水平的基础性工程，具有明显的长期投资属性，对高校教职员工的激励作用具有长期而稳定的特征。
三是构建以民主参与为重要内容的人才使用机制。其特点是通过教职员工对学校事务、部门事务广泛的民主参与，营造教职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组织身份感、组织归属感和组织内的尊严感，逐步形成教职工的主体意识和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提高忠诚度，维护学校声誉，使教职工的自决行为与学校的期望相一致，形成与学校战略要求相一致的行为导向。应当注重授权管理、自我管理和团队建设对组织员工的长期激励。在工作中，给予教职员工较大的决策参与机会和权利，使教职员工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要重视与员工的沟通渠道建设，讲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帮助。
四是重点构建“一点两面三位一体”的绩效和薪酬管理体系。“一点”即以学校战略目标为根本点；“两面”即保障性绩效薪酬制度体系与激励性绩效薪酬制度体系两个层面相配合；“三位”即教学科研、管理、公共服务不可或缺，如此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绩效薪酬管理制度架构。所谓“保障性绩效薪酬制度体系”即以具体的岗位为核心，其绩效评价制度和薪酬制度都与该具体岗位相联系，具有普适性特征，能够使绝大多数岗位的工作人员通过完成特定任务而考评合格，因此其评价标准相对不高，正向激励性相对不强，一般是强调对少数绩效水平较低的人员采取负向激励（即惩罚型措施），从而保障学校的整体绩效水平不低于某一基线，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般性的薪酬标准。所谓“激励性绩效薪酬制度体系”，其特点是不针对某一具体的岗位和特定身份，而是以较高水平的绩效标准为导向，引导各个具体岗位的工作人员为之而努力，达到者即享有较高水平的额外报酬，其特征是不具有普适性，只有少部分（20%-30%）的精英人才能够获取，要点是必须保证机会公平，要使大部分教职员工有机会通过作出符合学校期望的努力而获得高绩效和高薪酬，也要使不具有高绩效的教职员工不能持续享有高薪酬，如此整体上才具有较强的正向激励效应。激励性和保障性这两个层面的绩效薪酬制度体系相辅相成，方能实现整体的战略激励作用。
三、实施基于战略激励的高校现代人事制度体系的保障举措
一是始终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学校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动力。进一步创新管理体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消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性因素，逐步建立具有现代大学特点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创新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为突破口，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以机制创新提升效率和水平，推动形成“运行高效、管理集约、职能互补、资源共享”的体制机制环境；从广大师生员工根本利益出发谋求高校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使教职员充分感受和分享学校发展之成果。使高校职工总体收入水平与同级同类高校相比持续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二是牢固确立人才在推动高校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树立人才资源是战略资源的观念，充分认识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把开发人才资源作为高校发展战略决策的一个首要因素切实抓紧抓实，确保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加强人才战略管理，构建人才队伍建设要素联动互通、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不断调整和优化学校人才管理的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学校议事制度，兼顾学校党政权力、学术权力、员工权力三方话语权及参与决策权；加强学校各层级各部门人才工作的统筹协调，全力以赴做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的政策落实工作, 形成各司其职、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格局；更加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领作用，从人才战略高度出发引导人事制度建设，以各类人才的集聚支撑学校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目标之实现。
三是为学校人才管理机制创新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拓宽经费投入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元化筹资机制。承担各种国家和自治区级重要项目，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财政性投入；加快产学研合作步伐，主动吸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经费支持；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战略，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学校贷款最大程度的贴息支持；增强学校创收能力，提高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益，保证学校建立现代人事制度必需的各项资金得到有效满足。
四是紧紧抓住国家新一轮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机遇，以人才激励为重点协同推进各项人事制度改革措施的系统集成。通过完善聘任制度，激活竞争激励机制，推动各类人才均衡协调发展，为各类人才的创造性工作和优秀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良好的制度基础；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收入分配政策重实绩和贡献，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从注重单纯提高个人待遇向引导鼓励人才想干事业、干成事业和干大事业方面转变，对在学科建设、办学层次提升、办学空间拓展、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办学效益、重大项目引进、重大改革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人员给予一定的特聘待遇和大力表彰，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奖励，使一般贡献者感到压力，使中青年员工受到长期激励，逐步形成员工待遇随事业发展的动态提升机制。
五是主动营造与学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及时掌握政策信息，应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寻求发展机遇，赢得发展支持；广泛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有效社会资源，实行多学科、跨领域、多部门的深层合作和深度交流，内外联动，互利共赢，为建立基于战略激励的高校现代人事制度体系提供有效的空间和环境保障。
参考文献：
1.颜士梅.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45-47
2.[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31-32
3.方振邦.战略性绩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23
4.刘向兵等.大学战略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6-217
5.托马斯.卡明斯等.组织发展与变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人事处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责编：若佳）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对品牌竞争力的评价分析是品牌研究的前沿问题，目前的评估指标体系，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从各企业相比较出发来确定评估指标。实际上，品牌竞争力的实质是通过消费者给企业带来未来收益的能力，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对品牌竞争力进行评估更可靠，特别是通过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对品牌竞争力评估更符合实际情况。
关键词：顾客价值；品牌竞争力；价值优势因子
文献标识码：A
面对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的营销环境，企业的生死成败靠什么?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取胜的关键是晶牌。产品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品牌的竞争力上。
品牌竞争力是指企业的品牌拥有区别或领先其他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显示该品牌产品具有良好的内在的产品功能要素(如用途、品质等)，外在的企业和产品的形象要素(如图案、色调、包装、广告等)以及在把握好消费者的心理要素(如对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的认知、感受、态度、体验等)的基础上，引起消费者良好的品牌联想进而促进其购买行为。晶牌竞争力是在—定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长期的晶牌管理实践中逐渐积累、并整合企业品牌管理中各项技能而形成，深深地扎根于企业之中，作用长久，一般情况下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质的变化。简言之，品牌竞争力是某晶牌较同类产品市场影响力大、占有率高、附加值高、生命周期长的深层次原因。
对品牌竞争力进行客观和科学的测评不仅有利于弄清企业的所处的市场状况，而且对于考察企业品牌建设的成效和合理安排资源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的评估方法大多通过从企业内部出发来估算品牌竞争力，笔者提出一种以消费者行为为基础的测评方法，作为对品牌竞争力评估的一种新的探索。
一、现有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人们对品牌重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方法。评价品牌竞争力的指标也很多，有外在的、内在的、定量的及定性的，有直接强相关的、也有间接弱相关的，等等。通过对这些现有的评价指标所组成的体系分析，可以直接、全面、深刻和清晰地了解一个品牌是否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现有品牌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
(一)品牌的市场表现力指标
(1)反映品牌核心价值的指标：核心价值认同度、核心价值一致性；(2)反映品牌市场力的指标：市场占有率、销售额、销售利润、利润率；(3)反映品牌持久发展能力的指标：品牌创新度；(4)反映品牌生命力的指标：品牌延伸、品牌成长指数。
(二)品牌综合管理能力指标品牌综合管理能力是整合了：(1)品牌定位能力；(2)品牌整合传播能力；(3)品牌运作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每一项又都是由若干项于能力整合而成。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由于不同的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实力，以及其所处的外界环境不尽相同，企业在品牌管理上的能力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上述这些能力是一个企业在塑造强势品牌、保持强势品牌持续发展时所必须具备的，也就是说这套能力指标是品牌竞争力的核心能力指标体系。
(三)品牌竞争力的基础工作指标
品牌竞争力的基础工作指标体系是由决定：(1)企业制度创新管理；(2)技术创新管理；(3)品牌质量管理；(4)企业文化管理这四项指标所组成。其中科学、健全、完善的组织制度是保证品牌管理工作计划得以完成、命令得以执行、控制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品牌竞争力提升的前提条件；技术创新管理是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一把利剑，只有不断创新技术，企业才能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不断创造品牌让渡价值，并长期保持一定市场份额和获利能力；品牌质量管理是保证顾客利益和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没有了品牌质量管理的保证，企业就无法塑造强势品牌；企业文化管理是任何一项强势品牌的精神支柱，有效的企业文化管理可以使全体企业员工上下同心、齐心协力、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品牌竞争力这四项指标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它们共同组成了品牌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这些对品牌竞争力评价方法所包含的指标过于复杂，对品牌竞争力的评价具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品牌竞争力的市场表现评估法仅仅是对品牌竞争力表象的评估，而品牌综合管理能力指标评估法和品牌竞争力基础工作评估法则脱离了顾客基础，完全从企业的内部来对品牌的竞争力进行评估。而品牌竞争力的本质是通过对顾客施加影响而给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以消费者行为为基础，从品牌作用的机理出发，结合顾客对品牌的反应来评价品牌竞争力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是对品牌竞争力评估的一种新的探索。
二、品牌作用机理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品牌作用机理可以很好的解释品牌竞争力的实质。因此，弄清品牌作用机理过程对于品牌竞争力的评估是有裨益的。品牌是对企业具有重要价值的一种无形资产，但是，品牌之所以对企业有价值，从本质上看是因为它对消费者有价值。对顾客来说，品牌的基本功能体现在：品牌名称和品牌标识可以帮助消费者解释、加工、整理和存储有关产品及品牌的信息，简化购买决策；良好的品牌形象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风险，增强购买信心；个性鲜明、独特的品牌可以使顾客获得超出产品功能之外的社会和心理利益。简言之，与无品牌的产品相比，品牌产品可以提供给消费者超出产品实体功能的价值。
实质上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过程是一个搜集信息和比较选择的过程。在具有明确需求的前提下，消费者会主动地调用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和搜集新的信息，在一定的产品范围内比较不同产品的优劣，从中进行选择。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的品牌营销策略，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使消费者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有益于企业的变化。如果企业的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良好的感知质量和声誉，而且与其他竞争品牌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性，那么，企业的品牌就容易引起顾客的关注，让他们产生兴趣和好感，进而在购买时作为优先选择的对象，使用以后由于有较高的满意度而导致重复购买行为。笔者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下面模型(见图1)。
这个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品牌竞争力是指品牌给企业带采的未来增量收益的能力，它根源于顾客未来的购买意向和购买行为，而顾客的购买意向和购买行为依赖于企业以往的品牌营销努力对顾客价值优势的影响，所以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是品牌竞争力对企业带来稳定收益的基础。
那么就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品牌营销，造成顾客认知上的差异，有利于建立差别化优势；利用品牌可以维系与顾客的联系，传达企业的经营理念，加深顾客对企业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向顾客提供超出产品实体功能的价值，培养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增加顾客购买的可能性，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未来收益的来源。
同时，出色的品牌允许企业索取溢价，最终获得超额利润。像这样的品牌可以认为享有基于顾客的品牌权益(Customer-basedbrandequity)(Keller，1993)o
Keller(1993，1998)将基于顾客的品牌权益界定为由于顾客头脑中已有品牌知识而导致的顾客对品牌营销反应的差别化效应。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品牌权益来自于顾客的差别化反应。如果不存在顾客反应方面的差异，品牌产品就与无品牌产品没有什么区别。其次，顾客反应方面的差别是顾客已有的品牌知识发挥作用的结果，品牌的作用根本上取决于顾客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品牌知识。第三，顾客的反应体现在与品牌营销有关的感知、偏好和行为等方面。顾客的品牌知识是靠企业以往长期的营销努力积累起来的，是建立品牌权益的关键。bller认为，；品牌知识包含两类要素，即品牌认知和品牌形象，前者表示熟悉程度，后者反映顾客的态度。理想的情况是，品牌在顾客头脑中具有强烈的、正面的和独特的联想。这样的话，顾客对品牌会有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购买意愿，在顾客的购买选择中居于有利地位。 从基于顾客的品牌权益内涵出发，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导致的品牌忠诚是品牌权益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品牌竞争力的基础，是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和为企业创造财务价值的前提条件。它是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概念，既反映企业过去营销努力的积淀，同时又预示着品牌的未来收益能力，品牌竞争力的评估不应该脱离这个基础。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顾客的品牌忠诚与品牌竞争力的关系可以用图2表示。
简言之，从品牌作用机理看，品牌是通过对顾客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发生作用。品牌竞争力是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根源于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品牌竞争力强弱的表现形式是顾客的品牌忠诚，反过来，品牌竞争力的强弱又会对顾客的品牌忠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们二者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因此，品牌竞争力的评价应该以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为基础。
三、品牌竞争力评价的顾客价值优势因子法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基于顾客价值优势的品牌竞争力评估法。笔者认为品牌竞争力的评估应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面向未来。品牌竞争力的评估应注重品牌未来的市场表现，应着重考察品牌的未来收益能力；(2)品牌竞争力的评估应该反映品牌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提供给企业有助于改进经营管理的信息；(3)测评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4)测评指标应具有灵敏性，通过测评可以及时反映品牌竞争力的实际变化。具体表述为：
品牌竞争力：顾客价值优势因子x权重(1)X市场占有率x权重(2)+超额利润率x权重(3)+知名度x权重(4)1
其中：权重(1)+权重(2)+权重(3)+权重(4)=1
下面对公式中的变量做简要说明：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因子，这是公式中的核心要素，也是这种品牌竞争力评估方法的关键所在。它是一个百分数，表示该品牌顾客价值与其相竞争的品牌顾客价值的一个比值，它反映了品牌对整个市场吸引力。顾客价值优势因子的数值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计算：顾客价值优势因子=
其中品牌产品价值包括实体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品牌形象价值；品牌产品成本包括货币价格、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体力成本。
与以往的品牌竞争力评估方法相比，顾客价值优势因子法的优点主要表现在：(1)品牌的顾客价值优势对该方法中的其它变量起乘数作用；(2)从顾客角度测评品牌竞争力，突出了顾客对品牌竞争力的贡献，抓住了品牌竞争力形成的关键；(3)测评的各变量中包含了影响品牌未来收益的直接决定因素，特别是价值优势因子体现了企业以往营销努力和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顾客的影响；(4)吸收了营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市场调查数据来估算品牌竞争力。
该测评方法的局限性和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包括：(1)该方法的价值优势因子中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体力成本的计算较困难，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理解；(2)各变量的权重很难确定，而且不同产品的品牌，各变量的权重也很难确定，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经验，这为该方法的使用增加了很大的非理性因素；(3)顾客现在的价值取向与未来的价值判别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公共物品；路径依赖；路径选择
制度创新是指一项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制度安排代替旧有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过程。苏南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甚至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自发地进行发展道路和发展政策的制度创新探索。寻找区域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突破。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苏南模式。这些自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后来被更大范围的政策允许和政治认同，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揭示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有助于研究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推动的区域制度创新，实际上就是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公共政策，减少因制度供给不足而造成利益主体之间界定契约和制定规则而增加的交易成本。减少因存在制度成本而造成的经营风险。同时，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在委托——代理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约束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使地方政府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责，降低行政成本。提供能够满足民众社会需求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地方政府发动的制度创新行为有其特殊性。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1、地方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具有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和创新的风险意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发起制度创新行为，是出于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同时。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当地的社会资源，更能及时把握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在解决区域具体发展问题中推进制度变迁。将地方政府视为被动的制度供给者和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显然不能解释地方政府主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利行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仅可以形成效率更高和成本更低的政府治理结构。而且还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因此，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具有收益大、风险小的优点，有利于制度安排的供求达到最优的社会均衡状态，政府治理行为能取得较大的规模效益。
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将地方政府推到了区域制度创新的最前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制度创新的主体，既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面对时不我待和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县级地方政府采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是不符合主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的创新做法，来自主地探索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发展道路。并且地方政府在管理制度、经济发展政策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创新。以寻求社会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上的突破。以解除束缚区域经济发展的僵化的制度规制。例如。昆山以土地使用权吸引外商投资和自费创办经济开发区，张家港创办保税区和自筹资金修建张杨公路，江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江阴板块”的公司上市。都表明了地方政府有明确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同时也从地方制度创新的灵活性来突破原有制度安排的刚性。以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新的制度安排的潜在收益。然而，这种自发的未经主体制度供给体系明示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却带有极大的制度和政策风险。所幸的是，早期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他们的制度创新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风险意识，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进行了理性的设计，采取了相应的政策配套来克服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都取得了成功。直到今天。这些地方的区域发展仍在最初制度创新所确立的发展框架下进行，并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政策，它们的成功经验被总结为“苏南模式”，并影响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2、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打破原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实现收益递增的政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是存在官僚层级结构和制度依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与政府官员都有强烈的行为偏好，即对行政权力和政治利益都有强烈的依赖，这构成了政府治理行为的潜在收益的重要部分。形成了政府治理行为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存在于既有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指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向对现存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一旦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陷入某种无效率的路径锁定状态。如要将制度变迁引入到收益递增的发展路径，就需要引入外生变量或增加制度成本。为此，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创新，一开始就必须对自身作为特殊利益主体的身份和角色加以改变，将自身的政治利益引入到更为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之中，并通过区域整体发展的收益来改进政府的治理方式和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对原有契约规则的改变和对新的制度安排的追求存在报酬递增的预期，否则，它就不会也不可能支持一项制度创新。而对于不完全市场的干预。地方政府能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甚至将直接参与市场的政府行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个路径。比如。地方政府亲自为经济组织界定产权或构建新的产权制度，制定市场规则和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协定新的交易成本更低的契约关系。既是为了打破原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也是要增进政府治理行为的预期收益。随着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行为不断地突破原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新的制度安排和市场规则就能更加容易确立起来。而且新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更低而收益更高。同时，地方政府具有政治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可以加快制度创新进程和减少在确定规则过程中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还可以减少市场规则和契约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确立。
3、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企业以及民众共同参与形成区域创新网络。地方政府发动制度创新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和政府治理行为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必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和公共政策，才能实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多重目的和根本利益。地方政府要实现制度创新的利益目标，就必须要有区域社会的其他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和共同推进，才能实现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减少和收益递增的行为预期。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由地方政府发动的，并且由区域的各个利益主体，如企业、社会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区域制度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网络能够克服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创新行为的异化，而且这些行为主体在
长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利益博弈、制度创新合作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利益攸关的区域共同体，它们能自觉地参与创新活动并进行合作分摊成本。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区域制度创新过程中，这种以寻求利益最大化和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的区域创新网络，在突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二元结构阻碍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地方各个利益主体合作博弈和承受制度风险的能力。例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浙江的温州，以及江苏的苏南地区的创新发展，并形成了“深圳速度”、“珠海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就是这种区域创新网络共同作用的最好注解。因此。区域创新网络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以及民众之间利益关系和创新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激活与整合区域的社会资源，调动各个行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激发更多区域利益主体进行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区域制度创新的区域文化环境。
4、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支持和约束。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能否取得预期的收益并克服在实践中的行为异化，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整个制度环境的理解和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自己的行为边界。制度环境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制度基础和逻辑起点。制度创新行为既可以得到制度环境的支持，同时也受到现存制度环境的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既是对现存制度环境的合理超越。又是对现存制度环境规制行为边界的合理调整。这就是制度创新行为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体现。
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发动的制度创新的支持和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现存的制度环境可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合法性依据和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利于制度创新沿着正确的路径进行。并对制度创新的成果加以合法性的确认。另一方面。在初始的制度创新中。各种层次的制度环境又制约着创新行为的产生，提高了地方政府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因为制度时滞而造成一些重大发展机遇的丧失。邓小平曾谈到的浦东开发太晚就是制度时滞的后果。应该合理规范和调节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行为边界，促进制度环境的相应调整，并增进各方的发展利益。地方政府也应该对自己的创新行为加以规范。约束自己过分旺盛的利益动机，构建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三者良性互动的制度装置。这样才能降低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和区域公共政策，克服官僚偏好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
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发动的制度创新。不仅要在既有的制度环境中做相应的调整和超越。要立足区域文化的特色，尊重民众的公共需求和行为选择。还要选择适合地方政府、经济利益主体和民众从事制度创新的发展路径和创新领域。对发展路径的选择。同样也影响着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的效果。
1、加快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为制度创新提供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从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于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也制约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没有我国地方基层的政治制度创新和地方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区域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而且，地方政治体制的制度创新也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仅仅与民主选举有关。例如，村委会“海选”改变了原来上级任命或变相任命基层管理干部的产生方式，村支部书记竞选和“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等党内基层民主的创新。扩大了基层的民主自治权。这些民主选举行为逐步改变了村级治理的基本环境，渐渐培养了村民的民主意识。改善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生活环境，有助于民主生活方式的普遍开展。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化倾向范围太小，层次不高，还没有触及到关于整个地方政治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过程的“权力本位”思想。因此，深化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深层次矛盾。促进区域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2、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变。进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形成市场化和参与式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应该是地方政府自身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竞争机制的缺失正是政府部门诸多弊端产生的原因所在。市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克服政府失灵的办法。在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建立公共管理的责任制和问责制，构建公平的区域社会竞争环境。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借鉴“企业化政府再造’模式改革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例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公益事业民营化改革、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引入政府办公系统以及政府工作流程再造等都是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典型事例。利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不断改进地方政府的运作模式，改进地方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一种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现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变。
3、增强优化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扩展公共服务的制度空间。地方政府推进的制度创新需要运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也需要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制度机制。通过新的利益分享机制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和民众的权利义务关系，合理分摊制度创新的成本，解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有限性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必须提供新的解决机制和制度安排。而且，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创新具有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受到的制度约束和障碍已经减小。制度创新涉及的项目范围广。主要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社会性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就业等等；一类是扶助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这类公共服务的提供。地方政府应该承担完全的公共义务。
4、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使地方政府更负责任。地方政府既是制度创新的发动者，又是区域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地方政府必须在区域发展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处理好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负责落实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使区域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相一致。其次；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形成有利于区域发展的治理结构。全面负责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管理职能。第三。处理好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回应民众的问责和呼声，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参与区域的发展建设。鼓励区域民众参与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吸收社会及团体的意见，以补充地方政府的正式发展议案，提供更有效、更负责任的社会公共服务，使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有效地界定产权。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有义务尊重和保护私营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并且帮助企业之间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因为清晰的产权界定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而且也有助于地方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各类型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给予所有企业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市场准入条件的平等和宽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变化，促使地方政府规范自身的政府行为，完善市场秩序，降低规制费用。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相对的成功和有效。对私营产权的重视和开明态度，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6、动员区域民众的政治参与，培养制度创新的民间力量。多元政治和基础广泛的民众参与正迅速成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政治特征。以民间社团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到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表明区域民众对政府施加影响并促使政府作出反应的作用不断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1)广泛的非政府力量的政治参与，不仅促进了区域的政治发展，而且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有利于地方政府探索快捷高效的治理结构和发展政策，以形成更具代表性和开放性的区域政府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2)社会民众的意见和压力有利于地方政府与民间非政府力量在区域发展中通力合作。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尽职尽责。形成更加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规则。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不仅有利于克服因为固有制度安排存在的路径锁定状态，为地方政府治理寻求新的制度空间和治理手段。在区域社会营造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的制度环境，而且也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现代化。推动地方政府治理的廉洁高效运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杨小民
制度创新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教师队伍建设是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作为教育改革先行者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既拥有先行之优势，又存在发展的瓶颈。通过创新管理制度，强化人文关怀和激励机制，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关键词：教师队伍;建设;管理
“教育是國之大计、党之大计。”[1]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2]这为中外合作办学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已经由规模的扩大、外延的发展转入提升质量、内涵建设的新阶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是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内涵建设的核心，教师队伍质量直接影响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正如教育家科南特所言：“一个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 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质量。一个学校想要站得住脚，教师一定要出名。”[3]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作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拥有先行之优势，但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体制、模式与普通高校有所不同，教师队伍也存在着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要扬长避短，通过创新管理制度，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强化人文关怀和激励机制，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提质增效、内涵发展、跨越发展。
一、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师资队伍的特殊性
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之良窳， 几全系于师资和设备之充实与否， 而师资尤要”。[4]中外合作办学的关键是教育面向国际化现代化。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现代化也就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作为教育改革先行者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相比国内其他高校，尤其是公立高校，教师队伍有其特殊性。
1. 教师队伍国际化的优势。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和使用国外先进教学资源，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代化。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由于有外方合作高校的支持，在招聘外方教师方面能得到合作高校的信息甚至人员的支持，比起国内普通高校，有相对稳定的渠道，具有相对优势。
2. 教师管理机制相对灵活。相比于普通高校行政化倾向相对严重，政府出资、政府干预严重，行政级别、事业编制等，制约因素较多，人才流动相对困难。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几乎全部合同聘任，流动方便，奖罚、激励和管理也相对灵活。
3. 拓展中方教师国际视野。中外合作办学使用外方教学优质资源，引进外方师资力量，甚至中方教师还参加外方举行的师资培训，获得外方的教学资质，提高教学资源的转化率。中外教师合作交流机会比普通高校多，有助于教师更好利用外方教学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优质教学资源的应有作用，有利于提高教学成效，也有效地拓展了中方教师的国际视野，从而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宗旨。
4. 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政府资助较少，对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干预也较少，这是优势，使得教师队伍管理机制相对灵活，行政化、事业编制等传统体制性因素相对较弱。但也是劣势，使得社会上许多人，尤其是给求稳不愿意冒险的人形成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是非主流、低于传统公立高校一等的偏见。偏见影响到教师队伍质量和稳定，与公办院校相比， 教师就职缺乏安全感， 往往只是第二选择，常常是普通高校进不去了，到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进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还常常“骑驴找马”，随时准备跳槽。
5. 教师管理机制不够健全。中外合作办学本身是新生事物，出现的时间较短，突出特点是外方参与高校的管理，而由于中外存在着教育传统、理念、方法的差异，这增加了达成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共识的困难，且没有先例可循，自身经验又不足，导致教师队伍管理制度机制不够完善。
6. 中外教师队伍整合困难。中外合作办学有较多的外籍教师，他们和中方教师从生活习惯、教育经历到价值取向、观念都有所不同。这就使得这两部分教师整合更加困难，要在思想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同时，由于社会的一些偏见，也使得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士气受影响，也增加了中外教师整合的难度。
7. 教师队伍缺乏领军人才。正是由于社会偏见以及政府资助的差异，使得人才更愿意往公立高校流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方教师的招聘比起公立高校相对困难，导致学科专业领军人才缺乏，高层次人才和博士比例偏低，影响了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亟需强化。
8. 兼职教师过多质量堪忧。由于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中占较大比例，就有更多的“飞行教授”，尤其是外方教师，本来教育理念就崇尚自学，开个自学书单，启示点拨一下，就不见了踪影，有的来华一周就完成一个学期的教学时数。而习惯于教师耳提面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影响教学和学习质量。
二、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中外合作办学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需求。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瓶颈困难，最根本的解决路径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凝心聚力的强大优势，在教师队伍现代化国际化建设中起核心作用。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在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5]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管理中所具有的相对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表现在增强队伍凝聚力上。中外合作高校党组织在这方面，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作用。首先，强化党的组织建设。要深入教师队伍，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其次，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组织教师开展各项活动，立标杆、树典型，见贤思齐。第三，强化党组织的文化建设。党组织要积极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以党的政治文化引导校园文化以及教师队伍的文化，增强党组织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凝聚力。第四，强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党组织要关心教师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助力教师在教学教改科研职称上有成就感。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管理，尤其是涉及教师福利的生活方面的管理，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民主管理，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凝心聚力作用。
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创造良好环境，增强教师队伍吸引力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通过创造教师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建设，增强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激发教师内在动力，从而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而共同努力。
1. 尊重教师自我实现的愿望。既要引导教师的职业生涯设计，使其接近组织的目标，又要在组织的目标中，兼顾教师的个人目标，将其融入组织的目标中。如尊重并且帮助教师实现在论文撰写、科研项目、学业进修等方面的个人目标。从而把学校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实现学校目标和个人目标相统一。
2. 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充分发挥合作办学的优势，营造适宜教师个人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为教师实现个人发展目标提供良性支持环境。教师实现个人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对于职业发展的认识、期待与渴望，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因此，要创造一个教师能够更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的校园环境，帮助其通过自身的内在超越，从“自在”走向“自为”。
3. 依法治校，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在法律框架内协调处理好党组织、董事会（理事会）、行政之间的关系，明晰三方的职责，各司其职，协同推进。要进一步完善教师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尤其是学术管理决策的制度，為落实教师学术方面的管理权、选择权、话语权提供机制保障。
4. 创新沟通交流平台。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积极构建以专业教师为主体沟通交流平台，完善团队协作机制。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合理表达自己的意愿，进行专业探讨和学习。也可以通过建立横向“学习型组织”——“专业共同体”，为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提供平台，以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让教师在专业文化氛围中自主地实现个人的专业成长。
5. 强化服务意识，构建服务体系。一方面，积极做好关于教育、教师地位的舆论宣传工作，促进社会形成崇尚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甚至敬畏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关心教师生活，注重物质基础的保障，这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管理尤为重要。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既要积极与有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在资格认定、职称评聘、课题申请、论文发表、国际交流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又要建立专项基金保障教师待遇，保障教师享有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增加教师福利，解决教师后顾之忧，保障教师享有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从而增强对教师，尤其是涉外教师的吸引力。
（二）强化交流整合，增强教师队伍凝聚力
中外合作高校教师评聘机制相对灵活，教师来源相对宽泛，尤其是外方教师比例较高，中外双方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甚至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因此，加强沟通，整合队伍，求同存异，增强凝聚力是关键。
1. 注重选拔引进和培育人才。这是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增强队伍凝聚力有效途径。在这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解决引进以及培训经费问题，提升队伍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由于体制因素，不可能全部由政府资助，这也不符合改革初衷，因此，要积极拓展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建议设立人才引进基金、教师培训基金以及学校国际交流专项基金等，为教师队伍层次升级提供经济支持。
2. 建立常态化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机制。不同国度的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可以直接有效地激发和提高教师的视野、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充分发挥合作办学优势，创新中外教师学习交流机制。一是促进中外教师互访交流，如定期举办中外教师座谈会、研讨会，定期组织观摩课、开设讲座等，促进双方教师互相学习，增进了解。二是为每个外方教师安排一个中方合作教师，他们要从教学、管理、学生工作等多方面和外方教师合作，既快速帮助外方教师适应中国的环境，也增进双方优势互补，互相促进。三是定期开展教研教改活动， 加强各院系老师（包括中外教师）之间的学习交流， 相互借鉴经验，提升教学质量。四是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外教师科研合作的系统化、专业化的体系，设立学校国际交流专项基金，鼓励中外教师合作进行科学研究，优势互补，提升学校科研水平。
3. 构建教师培养模式和体系。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积极创新定位明确、层次清晰的教师培养模式和体系，促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现代化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外教师队伍的融合。一是组织教师参加国外培训，国际访问学者形式， 选派优秀教师到国外院校进行研修交流。二是提供信息支持。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为教师的进一步学习提供信息支持，如政府出国政策、政府资助外教项目信息、外国高校及其项目信息等，鼓励教师申报各种留学项目和国际培训项目。另一方面还可邀请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或国外的专家学者介绍本学科领域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以及出国交流、学习的渠道，了解他们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感悟，增强教师出国进修的适应性和可行性。
（三）加强制度建设，增强教师队伍战斗力
制度是质量的重要保障手段之一，要注重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适应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自身特点及发展的管理制度，加大内部驱动力，增强教师队伍的战斗力。
1. 完善激励竞争机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强化过程管理的制度设计，完善激励竞争机制。首先，应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帮助教师量身定制个人发展规划，既使其个人目标明晰化，具体化，又使其个人目标和学校目标趋于一致，激发教师教育教学热情，形成乐观向上的心态。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教师薪酬机制，系统地运用多种激励手段，依法保障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既要反映出教师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又要做到校内各岗位待遇的公平性。
2. 构建灵活用人制度。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进一步完善人事制度，细化岗位职责，明确相应教学、科研岗位的属性，增强教师的职业倾向性、专业性和归属感。加强教学科研的统一管理，使之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加强对课程的监督，保障教学质量。此外，建立规范的教师转岗、再培养制度，对于因情况变化，或个人原因申请转岗或再培养的教师提供规范的指导，全方位、多渠道的服务和帮助。
3. 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强化结果评价的制度设计，完善绩效考评机制。一是运用科学和定量的方法把教师工作具体化，对教学效果、工作业绩、教科研成果等形成量化考核标准，为教师的考核及发展提供准确依据。二是根據其职业行为的实际效果及其对工作岗位的贡献进行有价值的评价和考评。三是科学地设计考评结果的运用制度，把考核结果直接作用于教师的工资、绩效、奖惩、职称评聘等，从而形成激励效应。四是建立和完善约束和监督机制，确保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和管理的成效。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是教育改革先行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必须拥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也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扬长避短，凝心聚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汇聚起合作办学事业提质增效的磅礴力量，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德才兼备、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9-16（1）.
[2]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6.
[3]科南特.科南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23.
[4]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88-90.
[5]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1（1）.
[6]毛泽东.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