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政策;海洋资源
[作者简介]崔 凤(1967—),男,吉林乾安人,社会学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会政策等研究;崔 姣(1984—),女,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收稿日期]2010-10-30
Chinese Marin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nnotation,Theory Found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CUI Feng/CUI Jiao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arin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marine resources
海洋是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发展海洋经济已陆续列入各沿海国家的发展战略｡但是盲目､无序､过度的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行为,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近海污染加重､渔业资源退化衰竭､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等,不断削弱海洋生态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作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调整相关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生态补偿政策开始引起学者关注和政府部门重视｡在其他领域,如对陆地资源､湖泊和水资源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成为在地方水平上开展生态补偿的实践指南,并在国际､区域和国家水平上展开了讨论和交流｡通过实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调整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海洋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有利于有效避免“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伴随海洋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对生态补偿的政策需求逐渐增加,海洋生态补偿政策成为拯救海洋生态环境的现实选择｡
一､丰富的海洋资源与巨大的生态压力
生命起源于海洋,人类的繁衍生息也离不开海洋｡广袤的海洋不仅是人类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空间,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海洋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海岸线､港口､航道､海滩､湿地､海底隧道､海上桥梁､海底军事基地等生存空间资源,并包括海洋潮汐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度能等海洋能量资源,还可以为人类提供锰结核､磷酸盐矿､铁矿､锡矿､重晶石矿､硫磺矿和钾矿等矿产资源(郭芳,1998:12-15)以及十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我国拥有多样的海洋生物资源:近海海洋生物种类达20278种,浅海滩涂生物约2600种,海洋生物种类约占全世界海洋生物种类总数的1/10,年平均近海生物生产量约3.02吨/平方千米(宁凌,1999:135)｡
我国拥有珍贵的海洋矿产资源:据国家海洋局估计,我国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此外,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还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专属勘探开发区｡
我国拥有辽阔的海洋空间资源:海域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千米,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岛屿6500多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和我国的主张,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
海洋广袤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给人们一种幻觉:海洋资源是无限的,海洋资源永远不会枯竭｡但事实绝非如此｡正如卡莱顿•雷所说:“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后一棵红木倒伏在大地上,也可以感觉到最后一只黑犀牛的孤独,但却看不见海浪下海洋生物正在消失,海洋似乎平静如常｡”(刘洪滨､刘康,2007:1)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重点海域为依托的沿海经济地带｡占国土总面积13%的沿海地区承载了全国40%的人口,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60%,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创造了占全国近9%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以海洋为依托的沿海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也日渐凸显,海洋生态破坏加剧｡据初步估算,我国累计丧失滨海湿地面积约219万公顷,占滨海湿地总面积的50%｡至20世纪末,已有20万平方公里的近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生物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生物多样性降低｡至2002年,红树林面积已不足1.5万公顷,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73%｡
二､制约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
1.人口压力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陆地资源人均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多种陆地资源日益短缺｡中国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0.008平方千米,远低于世界人均0.3平方千米的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也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后备土地资源不足;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矿产资源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供需的矛盾不断尖锐化,陆地所承受的粮食､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研究表明,近20年来,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呈一条明显的空间轨迹,即向人口原本就十分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集中｡目前,世界60%的人口挤在离海岸100千米的沿海地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16个大城市中,有13个是沿海城市｡人口趋海移动已经是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每天有3600人移向沿海地区(杨金森,1999:73-78)｡人口专家预测,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存在着人口趋海移动的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会达到14.2亿左右(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08:21),其中可能有60%的人居住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将超过沿海地区人口承载力｡
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广阔的海域,跨越温带､亚热带､热带三个气候带,自然地理和区位优势都十分明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对资源的需求量相应增加｡陆地资源的匮乏,使人类不得不到海洋去获取资源,海洋逐渐被公认为是资源扩充的有效途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带来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纷纷向海洋大力进军,给海洋造成很大的压力｡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海洋的依存度会越来越大,必然要求海洋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安全的､有保障的海洋资源和空间｡
2.思想意识原因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公众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是极其薄弱的,并且由于人类对海洋认识不足,造成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环境问题｡
首先,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海洋资源极其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认为海洋面积广､容量大,其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强,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垃圾处理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大肆往海洋中倾倒垃圾和废弃物,无度捕捞和开采,使海岸带环境急剧恶化;采取传统开发战略,注重海洋资源的利用,而忽视保护工作｡第二,海洋意识淡薄｡不仅是内陆和边远地区的人们海洋观念淡薄,即便是生活在海边甚至直接从事涉海活动的人们,也存在着“近海而不识海”的问题｡“重陆轻海”的观念根深蒂固,海洋的作用远不如陆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管海､用海､保护海方面缺乏比较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活跃的海洋进取精神｡第三,贪利的思想｡为了追求个人或区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整个大的海洋环境｡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其中蕴含着许许多多的珍稀动植物以及能源､矿产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有些人不顾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肆掠夺海洋资源,甚至捕杀濒临灭绝的珍贵物种,这种以生态价值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给海洋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崔凤,2007:193)｡
3.过度或者无序的海洋开发行为
我国是个海洋大国,海域空间广阔,蕴藏资源丰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海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海洋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缺乏统筹规划,过度或者无序的海洋开发行为引发了问题｡尤其是随着海洋开发利用规模和强度的不断加大,其问题和矛盾呈明显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结构和布局不合理,部分海域开采过度,资源浪费严重;二是擅自围海､填海､采砂､养殖等行为,破坏了海洋资源和海洋开发秩序;三是无遏制地向大海排污,使近岸海域环境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四是缺乏海洋开发统筹协调机制,综合调控力度较弱｡以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海洋资源长期稳定供给､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4.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类需求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海洋环境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衰退｡经济学理论认为,需求上升会导致资源稀缺性程度增加,资源价格上升｡资源价格上升的效果是抑制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人类要么开发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么寻求替代资源｡
正常有效运转的市场是海洋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和不同时间上配置的有效机制,但是市场正常有效的运转需要具备许多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条件包括:完全竞争;海洋资源产权明晰;所有的资源都必须进入市场,由市场供求决定其价格;人类行为没有明显的外部性,公共产品的数量不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市场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即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
很明显,在海洋生态资源应用与管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首先,海洋生态资源提供的很多无形的收益,通常没有交易市场,市场价格并不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全部真实价值｡例如,海洋生态系统储存二氧化碳的服务价值､湿地洪水防护的价值等都由于没有交易市场而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再如,对试图最大化自己目前收益的渔民来说,生物多样性对于鱼类将来的价值并不是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常常被低估甚至忽略,导致海洋生态资源不合理利用或者过度开发(彭本荣､洪华生,2006:23)｡其次,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包括大量的公共物品,如干净的水､生物多样性､洁净的空气等｡正是由于海洋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才导致了过度利用和海洋资源的衰退｡再次,海洋生态系统由于其特殊性产权的界定很难达到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要求｡这些都是导致市场失灵产生的原因｡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成为解决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方法｡也就是说,市场在配置海洋资源上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来影响海洋开发者和使用者的决策,从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但是在实践中,政府往往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将市场进一步扭曲,产生所谓的政府失灵｡
三､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1.概念与内涵
要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就要理解生态补偿这一概念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生态补偿这一术语的提法有多种,如资源补偿､环境补偿､环境服务补偿､生态效益补偿､生态环境补偿､自然生态补偿等｡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更是千差万别｡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献中,生态补偿通常是损害生态环境的主体付出赔偿的代名词;而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补偿则更多地指对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财政转移补偿机制,例如对退耕还林的补偿等(王淼等,2007:7—9)｡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将生态补偿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包括对生态功能的补偿和对污染的补偿,是否包括对环境破环行为和对环境保护行为的补偿｡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功能的补偿,只强调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行为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通过对损害(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补偿),提高行为的成本(收益),从而激励损害(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洪尚群,2001:40-43;毛显强等,2002:40-42)｡而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污染环境的补偿,又包括对生态功能的补偿;既包括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又包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付费,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
海洋生态补偿是为了保护或改善海洋资源环境的一种手段和机制｡由以上定义本文将海洋生态补偿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海洋环境本身的补偿,即生境补偿和资源补偿,如为了恢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殖和优化渔业资源,建设人工鱼礁､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等｡
(2)对个人､群体或地区因保护海洋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如对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废制度､退出海洋捕捞的渔民给予补贴等｡
(3)将破环海洋环境的行为予以制止,或者让海洋环境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使其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对征收海域使用费､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等(万军等,2005:1-8)｡
2.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主题包括森林､湿地､草地､流域､矿产､自然保护区､陆地､海洋､农田､公路建设等多个领域,运用的知识涉及管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以及它们交叉产生的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海洋社会学等,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共同构成了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1)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将整个社会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大类｡一般认为公共产品(publicgoods)的严格定义是由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给出的,即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区别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某种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排斥和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这种公共物品,也不会减少和降低其他人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即公共产品在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消费人数所引起的边际成本等于零｡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无法将那些不愿意为消费行为买单的人排除在某种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内,或者在技术上虽然可以排他,但是由于拍他的成本很高导致在经济上不可行｡
公共产品的这两个特性,使得它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能回避两个问题,即“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现象｡“公地的悲剧”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引起的最严重的负面激励问题｡如果一种资源的所有权没有排他性,那么就会导致人们对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最终导致全体成员的利益受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人们完全有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享用公共产品的效益｡只要公共物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会出现｡如果“搭便车”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导致谁也享用不了这种公共产品｡
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因此也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在使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进而导致海洋生态这种公共资源遭到过度使用或者供给不足｡
(2)环境外部性理论
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商品的成本由生产成本(直接的生产成本)､使用成本(现在使用环境资源而放弃的其未来效益的价值)､外部成本(商品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产生的损失)三部分组成,这三项成本均应由生产者承担｡目前,生产者一般只承担了生产成本,而没有承担使用成本和外部成本,或只承担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实质上是让生产者承担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外部成本｡
海洋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一片海域的环境资源保护(或破坏)会增加(或损害)周边海域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破坏的后果需要由周边海域分担,生态保护的成果也无法阻止他人分享｡海洋生态补偿就是要调整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有利于有效地避免“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现象｡
(3)生态价值理论
围绕生态环境是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发展的经济资源､环境资源有没有价值等问题,人们进行了几十年的争论｡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肯定回答,并成为反映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任勇等,2008:21)｡生态系统的价值可以从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地租以及自然资本等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张小蒂,1993;沈满洪,2004)｡海洋生态系统除了为人类提供直接的产品以外,还提供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能等其他各种效益,因此利用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
(4)可持续发展理论
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产业,不断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及能力,力求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海洋资源开发体系;通过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改善海洋生态,来维护海洋资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生产集聚海洋财富,实现海洋资源与海洋经济､海洋环境的协调发展,并留给后代一个良好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持续性,即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和永续性;公平性,即海洋业发展的“代际平等”与“代内平等”;高效性,即海洋产业的发展的高效益,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限制性,即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不能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
3.国内外研究对比
虽然生态补偿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等对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分析并提出给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以补贴,但是,真正对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却只是在近20年来才逐渐大量地出现于文献中｡1992年环发大会以来,随着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生态补偿的政策需求逐渐增加,各国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如美国提出的生境保育计划(HCP)和湿地保护银行(WMB)｡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探讨:Fernandez和Karp对湿地修复的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湿地保护银行来进行湿地的修复(1998);Cowell对南威尔士的加的夫海港资源替代性问题进行了探讨(2003);Elliott和Cutts通过对海洋生态效益的考察和分析后,认为海洋生态补偿可以通过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三种方式来进行(2004)｡
在国内,已经开展的生态补偿,集中于对陆地资源､湖泊和水资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侧重在环境要素市场的开发和创新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熊鹰等人以洞庭湖区退田还湖的生态补偿为例,探讨了退田还湖的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熊鹰等,2003:10-13)｡但从总体上说,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远不能满足我国生态建设实践的需要,为此,从2002年至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连续三次召开有关生态补偿的国际研讨会,还发出了《关于推进中国生态补偿实践与国际合作倡议书》｡从三次“生态补偿”的国际经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设计》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的理论基础､补偿资金筹集､补偿标准等几个方面,反映了在我国政府补偿仍是主要形式和主要研究内容的特点｡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多涉及渔业资源管理领域,例如《渔业法》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21世纪初,为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对渔民予以补助,各沿海省市也对中国退出海洋捕捞渔民的补贴标准和资金的使用范围作出了详细规定｡为了达到渔业资源增殖目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措施,先后在渤海､黄海实施中国对虾的生产性增殖放流,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山东省就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对退渔还湿的渔民,按渔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两个年度的经济补偿等｡
国内学者对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也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韩秋影等人的《生态补偿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一文,根据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详细分析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补偿强度和补偿途径三个基本问题,指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包括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提出了海洋生态资源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方向(韩秋影等,2007:126-130)｡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规､制度和模式等的探索阶段,以及海洋资源管理的现状､问题及调控措施方面,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且缺乏实证检验｡在其他海洋资源管理领域,生态补偿几乎是空白(丘君等,2008:60—64)｡
与国外相比,在海洋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方面,国内显得比较薄弱,具体表现在:
(1)在具体的补偿模式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或生态税的形式来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从而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上｡
(2)在补偿数额和标准的确定方面,国内对生态补偿运作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政府管制的思维上,实际是政府的一种征用行为,并没有考虑到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应该就生态补偿标准等与渔民进行平等的协商谈判｡而国外的研究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补偿标准,是针对不同海域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位置和生产力的差异等方面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补多补少是相关各方讨价还价的结果(陈冰波,2009:47)｡
(3)至于资金来源,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政府补贴､财政援助､开征生态税和借助国内外基金等方式进行｡欧美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生态税收､绿色环保税收等多种特定税收来筹集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尚洪群,2001:40-45)｡我国没有专门的生态税,现行的资源税费并没有将海洋资源列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征收范围｡
四､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几点建议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承担了过大的压力,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生态补偿被一致认为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促使可持续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有力措施｡在我国海洋资源领域,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已成为我国解决海洋生态问题的现实选择｡
1.加强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宣传教育
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建立实质是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重新分配生态保护产生的社会净效益｡这种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必然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端｡通过宣传教育,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海洋生态补偿政策,从而积极､主动地配合､实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
2.加强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研究
生态补偿政策设计需要明确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范围､谁对谁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标准､计费依据､如何使用补偿资金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需加强对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研究,争取开展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上的交流｡
3.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相关技术研究
海洋生态补偿不同于陆地生态系统的补偿,想要使外部性内部化,限于目前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很难做到产权明晰｡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技术保障体系,带动相关技术和法律研究的发展,为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奠定技术基础,使通过市场手段的来解决外部性内部化成为可能｡
4.总结推广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先进经验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有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做法,浙江､山东等地区也开展了地方水平上的海洋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我国应该在总结国家和地方的生态补偿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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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颖峰
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不仅仅关系到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影响着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对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的分析和介绍,对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提供理论经验。
关键词:海洋 环境监测 问题 对策
1 引言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18000km的陆地海岸线和超过1.4万km的岛屿海岸线。如此辽阔的海域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海洋资源。我国海域条件优越,为沿海城市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使沿海地区成长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热点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认识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以海洋强国为目标。综合利用开发海洋资源,以海洋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前提是了解海洋环境的特点与规律。海洋环境监测就是一种有效研究海洋环境的重要方法,在改善海洋环境和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换句话说,海洋环境监测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海洋资源利用的能力和海洋环境保护水平。
2 我国海洋监测工作面对的严峻环境形势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近海环境质量却严重下降。
2.1 污染源增加
海洋环境污染主要是通过入海口污染、海上开采建设、海水养殖污染等等。污染源控制工作对海洋环境的改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长期的监测、评估和研究调查显示我国的海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前景不容乐观。
2.2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国家海洋局早在21世纪初,着手进行了全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勘测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海洋生物产卵育幼海域破坏严重。被大量的养殖、旅游、排污区域占有,此外湿地资源也破坏严重。海洋生态体系失衡,生物栖息地面积大幅萎缩,传统海洋经济资源匮乏,海水养殖品质下降。
调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沿海地区围海造地总面积接近70万hm2,湿地面积萎缩近50%,红树林面积下降近73%,此外海洋开采导致我国沿海恢复能力逐渐降低,水体质量急剧下降,传统海洋生物栖息地不复存在,海洋生态环境遭到显著破坏。
我国突出的海洋环境问题,对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增加了难度。面临的现实的海洋环境问题,必须积极调整发展方向,制定符合我国海洋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规划,构建全面的海洋自然环境管理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充分发挥出海洋环境监测在海洋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巨大作用。
3 监测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随着海洋环境监测的发展和研究,我国监测体系已经具备了一些能力,海洋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3.1 管理体制的局限
国内海洋监测机构相对较多,主要有国家海洋局、环保局、科技部、气象局、沿海地方部门等与海洋有关的部门。各部门之间的运作相对独立,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甚至出现了相互制约的情况,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监测资源和设备,监测标准和手段的不统一,影响了所采集数据信息的兼容性,难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技术设备互补。
3.2 立法体系滞后
国内海洋环境监测发展同国外状态相比,监测技术含量不高、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监测产品质量低。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没有全面的长期的规划,并依据此构建合理的实施,逐步减少差距,完成质的飞跃。目前工作更多注重眼前的短期监测计划,制约了海洋监测工作全面长期的发展进步。此外,我国尚未出台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管理规范,对监测工作管理的规范性不够,缺乏政策间的互补和协调,甚至互相制约,严重干扰了海洋环境监测行业的全面科学发展。
3.3 监测人员专业技能不高,设备不到位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主要是对海水、大气和水文地质进行勘查,而监测环境往往比较恶劣,设备成本高、故障率高、运行成本较高。经费不足长久以来制约了我国监测设备升级,影响了监测工作的进步,虽然逐步增加了在海洋方面的投资,然而和海洋监测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此外海上工作环境艰苦、薪金待遇普遍不高也限制了监测人才队伍建设。沿海城市的监测部门近年来发展很快,但是监测人员普遍缺乏海洋环境监测经验,建立的许多监测机构中,员工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对许多监测手段不了解,无法提供有效的改进手段。
4 改善监测工作的对策
4.1 发达国家己经构建了完善的关于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生态健康监测指标体系等
这些体系的构建完成为我国学习利用和完成跨越式发展给予了支持,我国海洋监测发展中应该依据我国环境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海洋环境的工作模式和规范指标。
4.2 加强监测基础科学研究
海洋环境监测在海洋管理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新兴学科,海洋监测是适于日常管理操作的、具有一致性和参考性的样品分析评价、信息收集、质量评估、前景预测等,深入学习海洋监测理论体系的新方向。然而,我国在实际运用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时通常还在根据一些过时的分析方法,已经明显无法适应当代发展的需要,监测手段落后、分析繁琐,标准不一,都造成监测结果无法迅速转化为实际运用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制约了海洋监测工作实际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海洋环境监测科学理论的研究学习,思考出一些新的方法和构想,特别针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向、灾害评估体系构建等的核心的测评体系、发展方向和评估方法的开发应用等。
4.3 注重队伍素质建设
在通过良好的待遇和渠道引进监测方面人才的同时,积极发展自身培养机制,经常性地选送优秀的监测人才参加国际培训交流。制定适应监测行业发展需要的计划,定期组织监测人员学习了解新技术方法。配合绩效业务考核制度,对监测人员的业务掌握水平和等级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同岗位晋升和工资奖励等激励措施联系起来,从而改善监测队伍能力和专业技术,以适应新的海洋环境和形式下行业的发展需求。
5 结语
上述的一些问题都是在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的实际工作中研究总结得来的。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简单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分析了其发展建议和对策,以期对我国海洋监测行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理论支持,推动海洋开发和利用工作的长期健康进行。
参考文献
[1] 20世纪末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国家海洋局,2010年.
[2] 杜碧兰.建设海洋强国,促进中华民族复兴[C].海洋战略研究文集.2010年4月.
[3] 李逢熙，葛建中，陈先芬.发挥监测监视技术优势,强化海洋综合管理[C].海洋环境监测文集.海洋出版社,2009版.
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论文主要研究在当今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中法文化的差异性，身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又如何去正确对待这种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首先，通过对文化含义的了解进一步得到中法文化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其次，再通过对饮食、节日和服饰三个方面的文化差异得到中法文化差异性的重要原因;最后从这些原因中对我国民族文化进行取长补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重要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文化差异性;跨文化交流;软实力
文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财富，它具有着广泛性、地域性、人文特殊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不同的人类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体现出来的，故此我们也可以从中认识到文化的源头所具有的差异性和文化在人类意识形态的认知之中所具有的同一性。文化源头所具有的差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地域中的社会存在的差异、同一个地域不同群体的社会意识的异同、同一个地域中同一个群体在社会历史上的异同和地域的异同;在人类意识形态中，这些不同文化却具有同一性，例如：中文中的“吃饭”和法语中的“Manger”相比，它们在语言文化的表达中是各具千秋的，但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根本上来讲都是填饱肚子的生理活动。正是这些由于各色各样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才形成了如今人类社会中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那么，在这些多元文化之中的中华文化与法国文化又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从上面对文化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中法两国在地域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发展路线各异从而导致了两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法国在地理位置上被海洋所包围，从古至今，法国人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与海洋息息相关，正是这种漂泊不定的海上环境，才造就了法国人民向往自由浪漫、崇尚冒险和洒脱的个性。这些个性深深扎根于法国人民的思想之中，不仅为法国近代殖民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也间接地为法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路线提供了资本积累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中国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孕育的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中国人民的生活日常都有着农业或多或少的影子。这种小农人家、安居乐业的环境让中华人民拥有了艰苦耐劳、朴质善良、团结一致的精神，这些精神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与每代人的精神财富融合，形成了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伴随着每一位中国人民，使其产生信仰扎根于脑海之中，不仅为中华之崛起提供了红色信仰，还为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法两国在地域上的差异不仅决定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发展路线各异，还影响了饮食、节日和服饰等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法两国在饮食方面上的差异。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精神层面看，饮食文化却由民族生态文化环境所影响。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显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早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前的时间里，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城饮食文化区、以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化区位。这11个子属饮食文化依旧延续着距今10000年至4000年前的三大饮食文化区的饮食文化风格，但在后人的不断创新和对外开放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主食古今一致，副食随时代潮流不断完善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持续着，不断地丰富着中国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菜谱。而法国的地域远不及于我国地域辽阔，故此受限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无法形成我国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区域，从而难以去追求食材制作程序中所体现的味道上的层次，而是去从根本上追求完美的食材得到十分单调却深得法国人民偏爱的菜系：对食材材质苛刻，以浓、鲜、嫩、肥为主，味道上偏向于酸、甜、咸等味道的普遍法國菜。这种菜系也受到法国人民向往自由浪漫、崇尚冒险和洒脱的民族文化影响，搭配不像中国饮食文化那般讲究，比如中国饮食文化中一桌上有着多盘菜，这些菜各自的摆盘上和菜的含义上又代表着许多含义，但法国餐桌上搭配就没这么多要求，随意搭配，只要健康、有营养、管饱就足够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的发达解决了法国饮食文化上生态文化环境上的难题，已经有不少法国厨师去尝试着学习各国饮食文化的长处，弥补自身饮食文化的短处，打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国菜，迎合法国人民的同时也在面向世界。例如：灌汤波士顿龙虾、辣爆蜗牛等。
其次，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法两国在节日方面上的差异。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它是具有周期反复性、群众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殊日子。在这些特殊日子中传统节日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长河中长期积累和凝聚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对比中法两国的节日，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两国在节日时间的规划上、节日的类型上和节日的风俗、庆祝内容上有着十分大的差别：1、中国的节日主要为法定节日和传统节日两部分，它们在时间的规划上，除了法定节日是由阳历划分外，传统节日都以农历划分为标准，有个别还会以气节的名字直接命名去，例如：清明节与冬至。而法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节日都是根据阳历来指定时间划分除了个别的法定节日;2、中国的节日是百姓的节日，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它们由民心生为民而生，通常都带着儒家文化和工农文化的文化色彩，没有西方国家那种与宗教信仰相关的节日。而法国恰恰相反，它的节日内容以宗教信仰文化居多，多起源于法国文化之中的宗教信仰文化，例如：复活节、诸圣节和圣诞节等。其中最重要的圣诞节就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的法国传统节日。但是，法国的节日也有一些非宗教性的节日，它们由文化启蒙所引发的文化艺术狂潮赋予生命，是法国在历史长河上宗教和艺术激烈碰撞的优秀文化产物。例如：夏至音乐节、阿维尼翁戏剧节等;3、在节日的庆祝和风俗方面上，中国多以吃饭为主，任何节日的环节都少不了一群人围在饭桌上享受美食和天伦之乐，正应了古人那句话：“民以食为天。”而法国节日的庆祝和风俗方面则受到扎根于法国人民思想的那种向往自由浪漫、崇尚冒险和洒脱个性的影响，多以聚集社交和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为主，许多法国节日也可以被称为每个人通过节日活动相互了解与认识的社交节日。中法两国的节日各自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所凝聚，它们各自代表着属于自己国家文化历史的文化色彩，各具特色，都属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优秀的人类文化财产，不断在人类历史上添砖加瓦。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法两国在服饰方面上的差异。服饰是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上长期发展所积累的文化财富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也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故此，一个人的服饰不仅展示着自身的外在形象，也对外表现出自身内在的文化修养和自身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也起着弘扬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中法两国服饰各有千秋，在彼此的民族文化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两者之间的差异：1、服装特征的差异。与中国相比，受法国人民向往自由浪漫、崇尚冒险和洒脱的个性的影响，法国服饰在色彩上和设计上更具个性，这种个性主要表现在“三不”：无论性别，无论季节，不论年龄而中国服饰比较保守，注重于场合、时间、人物，色彩上和设计上大同小异，多为普遍上的延伸;2、服装结构上的差异。中式服饰结构多以整体扁平型为主，主要强调服饰的立体空间效果，并且服饰直而松散，而西式服装结构分为立体，强调立体效果，服装更贴切;3、服饰颜色的差异。在中国的服饰中，红色是最吉祥、最可贵和最充满力量的颜色，它不仅表现在服饰文化之中，在思想上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而法国服饰中，紫色象征着高贵的色彩偏好，这意味着注重赋予色彩一定的情感意义。从总体上来讲，这些差异性造就了两国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两者之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故此，当今世界和平开放的环境中，两者应该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身，在人类文化中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
在了解了中法文化差异的同时，身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我们，在如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上，要扛起“走出去，引进来”的文化交流大旗，我们不仅要了解中法文化差异，也要克服并且尊重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陌生感，从而做好中法跨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不仅要吸取法国优秀文化，还要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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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仁杰.法语社会语言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本文指导老师：吴梦玲。
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海洋灾害的适应必需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统筹的法制规制与促进具体适应行动的展开，构成海洋灾害适应的完整路径。统筹的法制是适应的保障，承灾体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手段，将个体和群体的适应能力提升主导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关键。为此，应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统筹之中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合作模式整合基础上强化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
关键词：海洋灾害；适应；脆弱性；适应能力
安全、环保、资源的法制统筹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上升。已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法制统筹角度审视我国现行海洋灾害的法制应对体系，探寻有效的灾害应对之道，倍显迫切和必需。
一、海洋灾害的有效应对呼唤法制统筹
任何灾害系统的构成，都有三项基本要素：致灾因子、承灾体、灾害损失。海洋灾害的致灾因子又称“海洋灾变”，即海洋水体、海洋生物和海洋自然环境发生的异常或激烈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灾害学研究脆弱性范式之兴起，人们普遍认识到：尽管海洋灾害中的赤潮、浒苔、海水入侵、土壤盐溃化、成潮入侵等基本属于环境灾害，而风暴潮、风暴海浪、海冰、海啸等主要属于海上自然灾害，但是，人类活动正构成自然变异的外因，任何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异总是自然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海洋灾害承灾体指直接受到灾变影响或损害的人员及其活动所在的社会与各种资源的集合，包括海上以及近海地区的人身和财产、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建筑物和自然资源。当海洋灾变达到一定强度使承灾体因其脆弱性而无法承受时，灾变演化为灾害最终以承灾体的毁损显示出来。承灾体的毁损——灾情反过来又将影响致灾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从而削弱或加剧灾变，如此联系和互馈，构成海洋灾害系统。
依据海洋灾害系统的构成，人类有效应对海洋灾害包括以下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1)限制调整人类作用于海洋环境的行为，尽可能防止灾变的发生；(2)改善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从而提高对海洋灾变的抵抗力，减少灾变演化为灾害的可能性；(3)针对已然发生的灾害进行救济以及灾后恢复与重建。然而，无论是由监测系统、信息系统、基础理论研究与灾害预报、防灾系统、抗灾系统、救灾系统、救援系统等7部分组成的减轻自然灾害系统工程，还是灾害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重建、保险、立法一教育、规划一指挥等10个子系统构成的综合减灾系统，明显只包括上述第二、三方面。同样，《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我国包括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基本法律，第2章“预防与应急”下包括的仅是应急预案的制定、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教育、灾害保险等内容。目前我国还没有应对海洋灾害的专门法律法规，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环境预报与海洋灾害预报警报发布管理规定》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现行海洋灾害应对法制体系。其中，除《关于加强海洋赤潮预防控制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大海洋环境整治力度、控制赤潮的发生和发展”外，基本没有防止海洋灾变的规定。
人类作用于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污染，学界通常认为属于环境立法控制的对象。灾害应对法制的“紧急”性及其对安全价值的优先追求，的确不同于环境保护法。但是，倘若将两者的界分绝对化，环境保护缺乏灾害意识必然导致环境保护的削弱、制约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无数次证明，正是灾难性环境问题(环境灾害)促使环境法的变革和发展。反过来，灾害应对法制欠缺生态环境保护观，灾害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即蕴灾环境，必然直接导致灾害应对的“片面化”，严重影响灾害应对的实效。显然，因应当今海洋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四大问题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现实，统筹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海洋灾害应对法制，是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有效应对海洋灾害的必然要求。
二、法制统筹体现海洋灾害适应的核心含义
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即在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法制中填补灾害防治观念，在海洋灾害应对法制中补强灾害系统应对意识，从而在立法目的上兼融、法律原则上相通，在具体制度上相互支撑、互相促进。这种“调整以适合外界条件变化”，显然就是“适应”的通常表述。
适应有生物适应和文化适应之分。生物适应反映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不定向变异的自然选择就是生物适应的机制。当然，生物适应就如鲍尔弗所说：“适者生存”，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因为如果认为适应的进化创造了更高级的生物类型，人们就必须接受高级与低级、好与坏的绝对判断。因而，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在于较好地解释了作为事实的存在，支撑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伟大的“存在之链”假设。事实上，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已意识到自然选择以及性选择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就人来说，在一个很早的时期里，当人刚刚够上人的身份或人的称谓时，生活情况对性选择在许多方面要比后来的一些时代更为有利得多”。卡尔·波普尔在此基础上，清楚地指出：自然界物种进化的重要转折就是意识状态的突现，随着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的区分，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意识经验的世界。所以，人类作为自然界唯独拥有意识能力的生物，有着生物适应的本能，但根本上表现为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意味着对存在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观念意识、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社会关系，以及所处的物质环境等等做出调整改变，以适合外在变化、满足内在需求的方法与过程的总称，包括观念适应、制度适应、技术适应、工程适应等方面。
海洋灾害的适应是文化的适应，是人类通过制度、技术、工程的调整，主动适合海洋灾变。基于适合，人类能与灾变共生共存，灾变无以演变为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坏力量，达到从“源头”有效应对灾害的效果。而因为海洋及海洋灾害的整体性、公共性，海洋灾害的适应必需法律制度的规制和保障，制度的适应成为其核心内涵。并且，海洋灾害的适应适应的是海洋灾变。相对于实现的灾害，灾变是可能的损失，是一种灾害的风险。相比于其他类型风险，海洋灾害风险具有更强的整体性、更广泛的因果关系链条性。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海洋灾害风险的这些特征，灾害系统的研究成为当今灾害学研究的共识，并得以揭示成灾的生态环境、社会与经济多重复合因素。因而，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必然要求统筹的制度适应。反过来，唯有制度的统筹才体现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意义。
同时，“风险”在20世纪50、60年代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范畴，基本含义即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人类对外在自然界的未知，更源于人类作用于外在自然界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本身。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乌尔里
希·贝克指出：对于主要由人类实践活动带来的风险，尽管“人们为(风险的控制)着实付出了一些时间和努力”，但是，“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确定性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以惯常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性风险或破坏力量是一种错误的，同时又是使这些风险或破坏力量有效合法化的方法”。显然，当今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以制度的调整与创新去适应风险，必须要避免陷入“制度一风险”的循环。所以，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要体现海洋灾害适应的核心含义，调整与创新的制度体系还必须具有开放、包容的框架，能够自我修正、自我补充达到“自我适应”。有着“制度主义倾向”的风险社会理论主张理性的第二次启蒙(生态启蒙)和“亚政治”下新的制度安排，隐含着制度“自我适应”的意旨。而诺内特主张在更加能动地调整社会变化的“回应型法”构建中，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将作为基本特色而相互结合。鉴于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与自治性之间的紧张，回应型法要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很明显就是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法制统筹下迈向“自我适应”的制度变革原理。
三、适应海洋灾害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提升
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法制统筹表征海洋灾害的制度适应，其规制与促进承灾体脆弱性改善、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提升等具体适应行动展开，构成海洋灾害适应的完整路径。其中，承灾体脆弱性改善是适应的基本着力点，个体与群体适应能力提升是适应的关键。
脆弱性，通常指一个系统易于受到外部胁迫或伤害的状态，包括系统对胁迫的暴露程度、对胁迫暴露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其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少数灾害研究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减灾技术直接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失败，而尝试以替代性思路解释自然灾害的研究。稍后，这种全球尺度的脆弱性扩展到大洲、国家、地区、地方和社区等多重尺度，并以不同含义发展。Cutter将之归纳为两大类：作为预先存在的脆弱性条件(地理空间的脆弱性)；作为减缓反应的脆弱性(社会空间的脆弱性)。J.Birkmarm按内涵渐次扩张的顺序，列举了目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关于脆弱性的定义：作为内在风险因素的自然脆弱性、作为可能受伤害程度的脆弱性(以人类为中心)、具有敏感性与应对能力双重结构的脆弱性、多重结构的脆弱性(包括敏感性、应对能力、暴露程度、适应能力等)、多维度的脆弱性(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多方面)。一般来说，海洋灾害承灾体包括人员、财产、经济活动、生态环境与资源四大风险单元。所以，脆弱性也就体现为四个方面，从脆弱性改善角度分两大类：由性别、年龄、个体体质差异、经济收入等因素决定的个体脆弱性；由暴露度(承灾体距离海洋灾变的远近)、信息获取、灾害研究与教育、灾害应对技术和技能、权利保障和公众参与、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和救生网络建设、防灾规划、政府财政支持等构成的社会脆弱性。
适应能力，指系统对灾害、胁迫、干扰等做出改变的能力。灾害学和灾害法制研究通常简单地将其作为脆弱性的一个方面，没能细致甄别两者的关系。事实上，适应能力是“能”与“力”的结合。“能”指人的潜能、智能，包括人在生物层面具有的对外界刺激或外界变化而作出改变的本能、能量，更包括人在社会层面对思维意识、以及运用思维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物质系统(如建筑物、防灾工程等)进行改变的潜能、智能。“力”是“能”外在的体现。内在的“能”转化外在的“力”需要适宜的条件。如此，提高人的“能力”唯有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增能”，即调整改变人自身思维意识、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物质系统增加“能量”；二是“化力”，即创造最适合“能”转化为“力”的条件。
显然，适应能力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包括防灾、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所有阶段中的应变能力。脆弱性并不包含适应能力，个体和社会的脆弱性决定着适应能力，但是脆弱性的改善并不能自动地实现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实践不同于理论在于实践不考虑那些不变的理念，实践本身就是目的，人们从实践中获得“内在利益”；创制以外在事物为目的，人们从中获得“外在利益”。脆弱性改善就是一种创制活动，它通过对社会经济结构或物质设施的改进，使人们获得安全、经济和环境等“外在利益”。“能”内在于人本身，决定着适应能力的提升就是以本身为目的，旨在实现“内在利益”，“作为人的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它通过个体的、现实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展现出来。所以，唯有将适应能力提升主导脆弱性的改善，或者说作为直接目的，才能在脆弱性改善中实现个体和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改善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构成适应的基本着力点，个体与群体适应能力的提升则是适应的关键。
四、提升适应能力必需统筹的法制突出三个方面
首先，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防灾社区是指有能力在防灾、救灾、灾后恢复等阶段有效开展工作的社区。防灾社区的建设是灾害适应的基本框架，是通过法制统筹有效应对灾害的重要平台。因为，(1)防灾社区是抗灾社区。一个抗灾社区能够整合资源、构建信任、凝聚共识，因而是通过环境保护法制的运行减少环境污染与破坏、减少致灾因子的社会基础；同时在社区范围内，灾害宣传教育、灾害信息获取、公众参与等等脆弱性改善措施也易于实施。(2)防灾社区是耐灾社区。“耐灾性”强调的是对灾变的敏感性和对灾害的弹性，一个耐灾社区具有强烈的灾害意识，是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需的民间力量。针对海上自然灾害，耐灾社区的居民能够自发地减少灾害暴露度，防灾工程等具有公共性的脆弱性改善措施的实施能够得到有力支持。(3)防灾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一个防灾社区能对身边环境有更充分地了解，更好地掌握灾害发生和演变的规律，从而能够自主制定社区防灾规划、组建民间救援力量，积极展开灾害自助和互助，做到与灾害共生共存。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1995年后推行的“防灾福利社区事业计划”，美国从1997到2001年建立约250个“ProjectImpact”社区，印尼2000年选取了2个社区开展“社区洪水减灾方案”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近年来开始重视基层防灾工作，《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创建10(30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十二五”规划增加到5000个。然而，现行海洋灾害应对制度对此并没有任何体现，2005年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十分重视灾害教育与宣传，但强调沿海各级政府应积极作为。联系到我国法制建设整体上“草根性”欠缺，建设海洋灾害社区显然还任重而道远。在海洋灾害防灾社区建设框架内实施脆弱性改善措施，无疑正是统筹的海洋环
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法制首要的作用点。
其次，在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统筹之中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都属于资金向生态脆弱地区的输入，充足的资金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灾害应对的重要物质保障。然而，资金输入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都必须注重解决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灾害学研究的边缘主义理论就曾指出：“发达国家物资和资金输入，正是发展中国家传统应对灾害(尤其对于旱灾)策略退化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与灾害援助都必须与自我累积、自我发展相结合，以提升能力为目标，构成两者统筹的基础。当然，生态补偿和灾害援助分属两种不同制度，统筹两者以落实灾害脆弱性改善措施，具体路径和方式必然不同。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我国1998年修订的《森林法》、2002年国务院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都作出规定，在广义上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海洋资源法制规定的“有偿使用制度”也属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具有整体性，本质上是对因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受影响的区域生态环境的补偿。因补偿而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即灾害应对中的自然脆弱性改善。所以，统筹要求在生态补偿制度中打通自然脆弱性改善和社会脆弱性改善之间的隔墙，促进补偿金对开展灾害教育、防灾教育、防灾工程建设等社会脆弱性改善措施的支持作用。
灾害援助是对受灾人群的直接救济，兼具个体性和整体性，解决的是受灾个体的生存以及群体的发展问题。所以，为使灾害援助转换为灾区居民适应能力，应该将两者清晰界分。如美国法典第42篇第68章第5131条(b)项规定：“经州政府申请，总统有权提供总计不超过25万美元的赠款以帮助它开展有关灾难防备的计划方案和发展有关的设施”。第5155条(d)项规定：“由州政府、地方政府或灾难救援组织提供的相应灾难救助不应视为收入或经济来源”。
最后，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合作模式整合基础上强化各项灾害脆弱改善措施。合作是人类交往的基本方式，能够增强人类对抗外界力量的能力，这点已无需证明。但合作有“分”的合作和“合”的合作两种模式：“各得其所”和休谟对财产权起源的论述，体现的是以自利为基础、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典型“分”的合作，实现的是可分的“个体利益”；“合”的合作以本身为目的，建立在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之上，促进的是不可分的“公共利益”。环境资源保护和灾害应对都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因而“合”的合作是其基本合作模式。在海洋灾害应对领域，有诸如《关于处理北海油污事件的合作协定》、《保护地中海防止污染的公约》、《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兵库行动纲领》、《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等等国际文件构建的全球或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的合作机制，也有如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风暴、海啸、海冰灾害应急预案》等法制规定的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为主体的“综合协调”式合作，我国国家海洋局200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海洋赤潮预防控制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要求“动员和鼓励志愿者和渔民参与赤潮监测监视工作，获取更多的赤潮信息，壮大赤潮监测力量，形成专群结合的监测监视网”。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多种海洋环境综合治理模式，无不体现“合”的合作，如1967美国推行的“海岸带治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区域合作治理制度、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的区域海洋治理(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ROG)，我国2000年起先后开展的渤海环境治理项目、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压力项目、东亚海域环境管理区域合作等项目。同时，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分”的合作(如排污权交易、海洋资源产权制度等等)也逐渐成为海洋环境资源保护法制的重要内容。
海洋灾害适应能力主要取决于社会脆弱性，但个体适应能力、个体脆弱性，在法律权利和正义角度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分”的合作增进。个体利益”，在市场机制下并不能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意识中增进了公共利益”，因而不能自发成为社会脆弱性改善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不过，个体经济收入高低却是影响个体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并且，“分”的合作明显提供了更多的“适应供给”。所以，将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中的“分”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整合到灾害应对合作机制之中，发展海洋灾害风险的商业保险、推行防灾设施与救生网络建设的民营化、灾害教育的产业化等等措施，必然是通过“适应供给”增长而补强脆弱性改善的正确选择。
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正处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形象的关键时期，研究契合我国国情、能有效支撑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标准体系，是指导公共行政文化建设、推进公务员队伍素质提升、提高公众对政府满意度的现实要求。本文以公共行政文化标准体系建设为主线，在对公共行政文化的概念及内涵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用标准化的理念和手段，提出将公共行政文化中可固化要素作为标准化对象的技术路径。
关键词：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技术路径
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是标准化原理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应用。根据\"标准化\"的定义，\"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可以理解为：为了在公共行政管理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活动主要包括编制、发布和实施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并对公共行政文化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
一、公共行政文化的要素分析
公共行政文化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的，目前也无定论。有学者从公共行政文化的形成阶段将其要素界定为\"行政心态、行政意志、行政规范和行政评价等\"[1]；也有学者认为公共行政文化的要素包括\"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行政思想，以态度、情感、动机等表现的行政心理，以评价、判断乃至决定为其表现的行政价值\"[2]。通过比较分析和研讨，笔者认同朱新林、魏小文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路径选择》中的观点，即行政文化的要素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渐培育、生成的行政观念、行为模式、制度规范以及物质形态要素的总和\"。
1、行政思想文化
行政思想文化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心理意识、伦理道德、理论思想、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因素。根据其稳定性、固定化程度又可分为行政心理文化，包括认知、情感、意志、信念、思维方式等因素；行政伦理道德文化，即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行政理论与价值文化，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哲学、行政理论方法、行政价值观等因素。
2、行政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层是文化结构的中间部分，建立行政制度文化，要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以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务实高效为目标，力求体现创新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行政行为文化
行政行为文化是指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在行政管理及人际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惯、行政作风、行政礼仪等。
4、行政物态文化
行政物态文化主要是指政府依法行政依附的载体，包括政府机关提供行政服务的场所满足节约、便民、廉洁的要求等。这是行政文化的表层部分，是形成制度层和观念层的条件，往往能够折射出行政机关的价值观念、管理哲学、工作作风、环保意识和审美意识。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文化的构成要素丰富且多样，经过比较分析将以上四个要素作为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点。
二、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范围
1、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范围
公共行政文化建设涉及思想层、制度层、行为层及物态层四个层面（见图1），这四个层面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共同支撑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
思想层--即行政人员的思想建设方面，包括行政人员的心理、道德、理念、价值观等，是行政人员从事行政工作的精神依托，是行政文化建设最核心的层次；
制度层--即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包括行政组织制度、机构建设制度、公务员管理制度等。公共行政文化建设较为抽象，必须落地到比较具体和客观的制度建设上，通过制度订立、操作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保障行政工作的规范运行；
行为层--即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态度、礼仪、服务规范等。行政人员在精神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影响下，对自身工作行为进行规范；
物态层--是公共行政建设的物质保障，包括行政办公建筑、设施设备和手段等。
图1 公共行政文化建设范围和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范围
2、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范围
标准化在从基础技术、工业产品领域向贸易、信息、物流、能源、环保、安全、服务等领域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标准化是从实物层面开始，向无形性的管理层面发展的趋势，但标准化并不涉及思想层面的规范和管理。
公共行政文化建设中的\"思想层、制度层、行为层、物态层\"的四个层面中，\"思想层\"是对公务人员的思想、心理、精神加以引导，通常是以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予以规范和引导，不适合以\"标准\"的形式进行规范，因此不属于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研究范畴。而公共行政文化建设中的\"制度层、行为层、物态层\"属于实物层面和管理层面的内容，可以用标准化形式进行规范，是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主要研究内容。
三、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特征
1、系统性
\"最佳秩序\"赋予了标准化\"科学管理\"的内涵，要求标准化工作必须通过整体考虑、系统设计的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标准互相协同和促进的集合效应。例如，\"神舟\"计划就是标准系统性体现的典范，飞船从设计、生产、检测、发射到在轨监控，每一个环节都由众多标准组成规模宏大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也需要由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众多标准组成公共行政文化标准体系，在规范公共行政管理方面发挥整体性作用。
2、统一性
\"共同使用\"决定了标准的\"统一\"属性，是对同一事物或活动所设定的各方\"共同遵守的准则\"，其目的是去除不必要的由多样性引起的混乱，为正常的活动建立共同遵守的秩序。比如，秦始皇在我国历史上首次以政令统一货币、文字，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是标准统一属性的典型案例。围绕公共行政管理开展的标准化活动，从公共行政制度、行为、物态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的统一，在公共行政管理建设范围内实现最佳秩序。
3、实践性
标准来源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持续改进、优化实践。比如，清朝的《工程做法》，作为一部全面的建筑工程作业指导书，既是工匠建造房屋的标准，又是主管部门用来验收工程、核定经费的依据，既是当时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也直接规范了各类建设活动。同理，公共行政文化标准来源于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由公共行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经验综合而成，反过来又对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发展起指导性作用。
四、推进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路径
利用标准化手段来推进公共行政文化建设，从某种程度上依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即运用标准化的原理，对政府在行政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出现的具有常态性和重复性的活动进行科学总结并形成规范，促使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提供行政服务。推进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路径如下：
1、明确职责、优化行政管理和服务流程
政府在提供行政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其方法和流程还没有摆脱传统行政管理的模式，工作职责不清、办理流程冗长拖沓、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政府部门尝试将标准化手段引入政府自身工作管理，在提供行政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对重复性的服务和活动建立标准、实现规范化操作：按照减少工作交叉、明确管理职责的原则，梳理和确定各机构、各部门在提供行政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的职能和职责，从而可有效地减少相互扯皮和工作脱节的现象；通过优化行政管理和服务流程，从而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缩短办事时间、提高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2、规范行政管理与服务公开透明，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暗箱行政\"不仅不再适应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实际，还往往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不透明也不利于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科学考核和有效监督。这就要求政府在提供行政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管理和运作的透明化，不断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减少暗箱操作：一是政府要将必要的政务信息和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向社会和公众公开；二是政府部门之间要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数据共享，减少部门之间的工作推诿和权力摩擦。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信息公开编码规范、数据规范、业务规范标准，以及制定行政审批办事指南规范等方面的标准，为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公开透明提供技术支撑。
3、规范行政审批，压缩自由裁量尺度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在法律规范对行政行为的内容、形式、办法没有具体详细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自由选择，作出适法适当处理，决定行政相对人履行一定义务或赋予行政相对人一定权利的权力。在现代行政中，政府既可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及准立法，给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界定，也可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原则和判断用标准化的手段给予规定。在立法尚未完善时，先利用标准化的形式，对自由裁量尺度进行明确化，如行政机关制定和实施行政审批业务手册等，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压缩。
4、利用系统工程和综合标准化的理念
我国在推进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宜利用\"大标准\"概念、系统工程和综合标准化的理念，而不能囿于传统标准范围的禁锢。应与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的实际环境有机结合，与行政管理中的档案管理、文件管理、职能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事项管理等规章有机集合，而不可生硬切割，为\"标准\"而\"标准\"。此外，不同地区或部门之间，由于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一个标准化模式。应结合具体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选择目前急需的、具有一定基础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事项先行先试，总结经验，然后再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标准化范围。
5、持续改进标准，不断提升行政管理与服务水平
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非一劳永逸的长效工程，应根据行政管理和服务实际，通过标准的制（修）订、发布和实施，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反过来根据标准实施情况的反馈再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不断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如此往复循环，标准只有在一次次的改进中得到不断完善，更加贴近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实际，才能更好地发挥标准的作用，更好地提升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五、结语
尽管标准无法在思想、政制、文化层面发挥作用，但作为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行政管理与服务标准化日益成为规范公务人员行为、决定公务人员价值观取向、引导行政组织产生正面的价值认同的有力抓手。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公共行政文化标准体系，在行政管理与服务层面进行一系列标准化尝试和探索有助于创新审批机制、实施流程再造、简化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效能、规范行政行为、促进廉政建设，符合公共行政文化\"法治、责任、服务、效率、廉洁\"的核心价值。行政管理与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可行政管理与服务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涉及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管理、服务、评价与信息化方面的标准，分别对应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的制度层、行为层和物态层建设方面的内容。我国行政管理与服务标准化系列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为构建公共行政文化标准体系、推行公共行政文化标准化建设积累了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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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新林，魏小文.建设有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的路径选择[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
作者简介：韩晶（1982-），女，山西太原人，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主要从图书馆丰富生活、图书馆欢迎每个人、图书馆管理与监督、绩效评估及公共关系活动5个方面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先进的服务理念及运作方式进行了介绍与论述,认为应该积极学习其先进的职业理念,优化图书馆行业环境。
[关键词]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管理模式;绩效评估;公共关系
2010年4月,“中美图书馆员专业交流项目——广东省图书馆管理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广州市举办。来自美方的7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做了专题讲座,并辅以现场互动、讨论交流等形式丰富了学习内容。经过此次学习,笔者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情况、服务理念、运行机制、公共关系活动等方面有了一定了解,并对美国同行的敬业精神与职业理念心生敬佩。 现结合本人的感悟将美国公共图书馆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做个简要介绍,以求抛砖引玉。
1 图书馆丰富生活
美国公共图书馆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公益服务体系,共有16 600所公共图书馆。每一个居民都可以利用图书馆来获取技能培训、从事娱乐活动、进行学术研讨交流等。“图书馆丰富生活”已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
1.1教育培训
开展技术培训、支持终身学习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在美国,利用图书馆不是学者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普通居民都享有的权利,图书馆会根据不同居民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服务。以对求职者的援助为例,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与信息创新中心在马里兰所作的调查发现,约2/3的图书馆馆员曾帮助读者完成网上求职申请,并提供软件或其他资源为求职者服务,42%的城市图书馆开办过求职课程,为求职者提供培训。大多数美国人已习惯利用图书馆去获得技能培训并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1.2 资讯服务
在美国,63%的成年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读者证,美国人年平均借阅量为7.3册,美国公共图书馆每天流通的资料(790万份)几乎和FedEx(联邦快递船舶物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包裹(800万)一样多。[1]以企业资讯服务为例,每月公共图书馆为商业雇主和雇员提供的服务次数约为280万次。除了为小企业提供资讯,美国公共图书馆也是居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来自任何地方的公众都可以在图书馆查阅到有关政府的资料。
1.3社区活动中心
美国公共图书馆兼具社区活动中心的功能,为居民举办各类免费讲座、提供会议室以及各类文件(如税表、候选人投票资料等)供大家免费索取。另外,每个公共图书馆都专门为儿童设立了图书专区,为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适合他们年龄和学习特征的书籍,并定期为儿童举办各种活动,如讲故事、木偶戏、音乐欣赏、美术创作等。[2]根据美国图书馆学会的统计资料,儿童书籍约占公共图书馆全部藏书的31%。
2 图书馆欢迎每一个人
在最能体现获取自由的美国公共图书馆里,每个读者都可以免费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不管是长是幼、是贫是富,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他国移民,图书馆欢迎所有人。其开展的各项服务包括办理读者证、借还图书等均是建立在方便读者、倡导阅读的基础之上。任何人可以不受阻碍地走进图书馆,出示有效证件即可办理借书证,无需缴纳押金,借阅数量也不受限制。如果读者所需的图书暂缺,图书馆将通过网络与其他图书馆进行联系,通过馆际互借为读者提供服务。为方便读者下班时间还书,公共图书馆的门前一般会设立还书箱,开车还书的读者甚至不用下车直接将书投进还书箱即可。为更好实践图书馆“欢迎每一个人”的服务理念,这类方便读者的小细节在整个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过程中随处可见:如为老年读者设置大字号的书籍,为残疾人设置无障碍通道,为新移民准备外文书籍,为监狱和养老院定期送书上门等。因为卓越的服务,公共图书馆曾获得2006年最高“出色工作”评级 (见图1:下图依次为地方新闻、公共学校、地方警局和公共图书馆)。
3 图书馆管理与监督
美国公共图书馆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度,由董事会对图书馆运作进行管理和监督,其主要职责包括决策、评估图书馆业务与雇佣、解雇图书馆馆长。董事会成员没有特别的待遇和行政级别,基本上是一种荣誉职位。图书馆的服务成效经董事会考评确认之后,由图书馆馆长直接向市长汇报。胜任图书馆馆长的人除学历、经验等基本条件之外,需具备识别组织新项目、从州县政府争取更多经费和获得额外赞助以及获得本地居民支持的能力,同时需得到董[LL]事会的满意与信任。另外,“图书馆之友”等社会团体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低估的支持与监督作用。“图书馆之友”由热衷图书馆事业的人士组成,主要是经常利用图书馆的热心读者、离职的专业馆员、图书馆委员会的卸任人员等。其主要职责是帮助图书馆争取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争取基金会或社团赞助、充当志愿者为图书馆日常事务和各种活动出力、宣传推广图书馆等。
美国公共图书馆“图书馆之友”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社会支持团体,一方面为我们图书馆争取经济方面的支持和赞助,另一方面又可宣传推广图书馆品牌,监督我们的工作和服务。
4 图书馆评估
出于扩展服务、改善经营、了解服务和计划的影响力及对资助单位及时反馈的目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会定期开展评估活动。美国的大型图书馆往往会设置评估馆员的职位,帮助全馆设计评估计划,并做绩效分析。图书馆评估通常是从投入、过程、产出及效果等4个方面进行(见图2)。
关于图书馆的评估标准,美国各州暂未统一。从2008年起,美国《图书馆杂志》开始每年发布美国星级图书馆排名,各图书馆可依据星级标准来衡量本馆工作(http://www.libraryjournal.com/article/CA6629180.html)。有关《图书馆杂志》的指数评分主要是基于4项人均服务产出指标:读者来馆访问情况、流通情况、规划实施情况与网络用户利用情况。这4项指标密切关联,简洁有力,易于操作。除此之外,美国公共图书馆常用的评估方法还包括用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及“美国公共图书馆等级评价系统”(http://www.haplr-index.com)等。
对图书馆进行整体的绩效评价可以对图书馆的各项工作进行审视。美国图书馆绩效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对我国各级图书馆开展有关绩效评估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 公共关系计划
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职能,它帮助一个组织与公众确立并维持多渠道的沟通、了解、接纳和合作,树立并维护良好信誉,进而提高该组织的社会地位,获得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美国公共图书馆非常重视公共关系活动,并在开展公共关系活动之前制定周密的计划。
图书馆公共关系计划所传达的信息,包括图书馆的特点(作业辅导、技术培训、终身学习、信息支援、娱乐休闲)、信息(图书馆助人成功、全天候服务、阅读学习探索、阅读的小孩会成功)及个性信息(财政预算、诚信、媒体、社区合作伙伴)等。而良好公共关系的实现离不开沟通策略与技巧,用贴近公众语言习惯的方式传送简单而难忘的信息,才能保持热心和坦诚。公共关系的主要沟通渠道包括媒体宣传、材料宣传(如书签、展览、直接邮件等)、网站、社交网络、Blog等。在实施公共关系计划时,倡导与相关机构(如政府部门、社区领袖、学校、民间团体、图书馆之友、基金会等)开展广泛合作,并通过演讲、游行等多种方式进行推广。
目前,美国公共图书馆正流行口头宣传,鼓励员工主动向他们的朋友传递信息,印制宣传图书馆信息的T恤和徽章等。图书馆将最新消息及时传达给员工、为员工提供学习与培训的机会、聆听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对员工的工作给予认同和鼓励、庆祝成功等。
从拓展外部关系到获取内部支持,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关系计划对我们有诸多启发。图书馆开展公共关系活动可以争取社会公众的信任,为自身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与借鉴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经验与做法,相信会有助于我们自身的发展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OCLC.美国公共图书馆积聚起来的力量[R/OL].[2010-05-10]. http://www.sciencenet.cn/upload/blog/file/2010/5/2010512164552987690.pdf.
[2] 尹鸿博.美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 2010,54 (3): 138—137.
[收稿日期]2010-06-23
[作者简介]王 艳(1980—),女,硕士,馆员,深圳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