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谭雅玲国际金融专论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从表象上看，似乎日元汇率的变动焦点突出，呈现美元脆弱性扩大 的 局面，并导致国际金价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明显。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已经明显地出现市场 心理超越经济信心影响和技术主导压制政策效果实施的特点，虽然国际金融关注的焦点似乎 从美国转向日本，然而，仔细冷静分析则可以发现，这与我国经济金融联系也较为紧密，对 我国潜在风险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其中包括汇率、经济等多层面的潜在压力。
首先日元升值的内外因素本质，或许依然是压人民币升值。从近期日元走势看，汇率水 平上扬突出，并且扩大，日元兑美元出现110－106跳跃性上涨，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主要 源于是日本干预政策的变化，并伴随日本财年临近而出现日元资金明显的调整趋势，日元汇 率波动在所难免。
日元干预策略的转变。近期突出的变化就是日本央行转变干预政策，采取放任市场的应 对策略，使得日元急剧大幅走升。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干预举措的一种调整，先前面对国际市 场投机性风险的上升，日本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不仅干预资金规模远远超出去年水平，且预 算数据大大增加，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止，日本已经抛售了30万亿日元（2800亿美元）。 尤其是财年结束周期的临近，这种干预似乎对日元具有抵御作用，多数出口商已经完成美元 兑日元的转换，进而呈现日本政策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日本放弃干预，而是策略技术的表 现。日本企业前段借助日本大规模干预的日元价格“优势”，借助日元低点汇回资金，有助 于日本投资人获得丰厚利润。另一方面则在于日本整体金融改革的反思与思考转变。日本整 体金融改革观念和措施已经开始显示政策策略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去年年底 以来，对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关注与对应的转变，已经对金融机构效益和经济基本面具有影 响；而货币政策贬值取向的反思，使得日元汇率水平弱中有强，对日本经济、贸易以及金融 形成“适应”和“顺应”效果。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竞争激烈的当今，日本一定程度上开始考 虑和关注货币作用对经济金融以及贸易信心心理的作用，这种转变已经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 推助力。因此，面对经济复苏相对利好的形势，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环境的波动甚 至动荡，日本干预策略的突然转变，以及灵活性的转变，均对日元走高具有重要影响。
日本财年决算资金的转流。伴随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暂停，日本企业资金大量回流，以 应对企业决算的需要，毕竟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资金规模势力 依然明显存在，财年企业结帐的集中操作，以及经济复苏改善乐观条件和前景，均减轻了经 济复苏对强劲出口的依赖性，而通货紧缩的缓解也降低汇率波动对物价的影响，市场短期愈 发看好日本经济复苏；并伴之股市上涨，日元升值水涨船高。此外，国际金融市场在美联储 例会之后保持利率稳定，使美国加息预期弱化，日本投资人超卖外国公债，大量兑回日元， 形成日元资产支撑的多层面反应，日元汇率上扬扩大。
地缘政治和政策心理的转向。全球外汇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由于近期西班牙爆炸事件的影 响，恐慌心理尚未平息，欧洲一些国家接连受到恐怖警告的骚扰，美国也有恐怖因素干扰， 欧美金融市场心理恐慌延续不断，地缘政治心理干扰性导致美元脆弱、欧元乏力。相比较日 本恐慌避险效应也是形成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虽然瑞郎作为公认的避险性凸显，英镑经济 利好支持扩大，欧元技术性因素扶持有依托，但地缘政治的心理，使这些货币有抑制性，汇 率水平跌宕难定。加之，美联储3月16日例会保持利率稳定，使其加息预期有所调整，美元 经济忧虑并没有消除，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严重，美元政策与技术指导对美元投资心理有所 抑制，也致使美元走跌，日元上升。
基于上述因素引发的思考点在于：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扩大，亚洲主要货币自去年 以来也持续走升。从表面看，似乎日元变动是内部自身的事情，但联系周边和美元状况，或 许具有美日货币政策“默契”的可能，这种可能潜在风险则是更大程度上针对我国人民币问 题而起。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已经有复苏迹象，相对乐观凸显，但未来经济前景依然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但美日为了维持各自经济复苏的态势，他们势必将会创造各自经济需要的 条件与环境，其中不可否定“嫉妒”我国经济相对利好的出口和投资吸引力，美欧将会继续 以我国人民币升值作为目标，利用周边环境与条件，继续干预或指责我国人民币升值。因此 ，我们对于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应有必要的防范准备与措施。
其次是日元兑美元转换中，美元报价产品的价格风险依然有针对我国的可能。从日本干 预角度看，干预举措实施力度以及变化有日本国内因素，同时也源于国际因素，但更为重要 的是这种结果直接影响着美元和美元报价相关层面的变化，对日本经济利益的影响，连带着 对周边或我国的影响，依然是不能不顾及和思考的。
经济复苏难有定数。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数据显示乐观，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 长大幅走高1.6％，不仅显示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扩大，而且也在信心心理上刺激投资，日 本股市的上涨，一定作用来源于经济刺激作用，而更多是政府注资和提振举措的效率，投资 信心恢复促使股市转旺。日本经济复苏明显的表现在于自然经济周期恢复性，外围环境对比 性，政策转变态势明显，进而出现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去年第四季度达到5.1％的水平 ，2003年全年为11.1％；同时出口业绩明显，全年4－9月份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出口的 贡献率。尤为明显的还在于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状况的好转，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 例已经从2002年年底8.1％下降到2003年7月底的7.2％，预计2004年将降到6％，2006年更降 至3％－4％。日本银行历时4年的贷款下降现象在2月份已经开始出现缓解的迹象。日本银行 周一宣布，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下跌4.4％。这是银行贷款连续第38个月下跌，但较1月份的 4.6％跌幅微有改善，自2001年1月以来，这一数字逐月向下，显示银行也在好转。日本银行 一直努力清理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遗留下来的巨额坏账，2月份日本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总 贷款额为40800亿美元，但如果不计算信用合作社和排除证券化等因素，贷款额较去年同期 仅下降1.7％，是2001年6月以来最小的跌幅。日本经济好转是银行贷款改善的环境乃至政策 因素，而贷款的增加也推进了经济复苏，两者具有连带关系。日本严重干扰经济的不良资产 等金融问题的缓解，从信心心理上给予经济复苏希望和动力。但是并非日本经济已经完全复 苏，经济前景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沉淀时间过长，且结构性问 题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尤其是占经济总量55％的消费没有恢复，消费信心和储蓄 率扭曲表明经济复苏缺乏支撑，经济短期、周期复苏特征存在。此外，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格局竞争性，使日元被动顺从明显，货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美元，给予經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短期难以消除，使经济难以确定真实和“虚假”。
防范投机应对紧迫。2003年至今，日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逐渐升级，干预资金规模 上升幅度之大，是市场所料不及的。日本财务省在去年20万亿日元干预基础上，今年大幅提 高干预资金的规模，由2003年度的79万亿日元提高到140万亿日元，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投 入10.5万亿日元（约891.5亿美元），阻止日元升值，但从实际结果看微乎其微。目前市场 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保持警觉状态，而日本政府对于市场投机具有提防心理，干预主要意义是 应对国际市场投机的推波助澜，防止因汇率问题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
货币与经济反转思变。今年以来日元升值似乎并不完全是因日本经济复苏所带动，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美国货币政策“胁迫”因素，也有日本货币政策策略的主旨。一方面美国货币 政策需要强势引导弱化价格，美国主导依然突出，技术技巧运用灵活；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自 身周期策略的体现，或许是日本政府防范未来财年资金回流的一种准备性策略，防止日元过 度的大起大落的一种铺垫。面对国际货币领域的激烈竞争，日元国际货币地位与作用的保留 面临压力，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美欧货币的竞争力明显强于日元，从经济利益和金融发展角 度看，日本在努力维持日元国际作用与影响，而过去几年日元弱势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伤害 了日本货币，并对经济信心心理具有影响。而从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看，是十分 有限的。当前日本经济复苏中出口的支持也并非日元作用，而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经济相对利 好的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出口旺盛，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和策略的变化，是日元走势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应对防范我国地区竞争力的考虑。
从上述分析判断可以思考的问题在于：日元和欧元一段时间以来的升值并非意味美元反 弹周期来到，与美元贬值相比，目前的美元反弹远没有美元缩水快，反之可能预示美元将会 有更大幅度的贬值。理由在于美国经济利好中有忧虑，经济政策支持空间具有不匹配和矛盾 面压力，日本经济复苏有不确定因素，很难定论经济将持续复苏，因此与美元有联系的金融 和战略资源产品的大幅走升，其中金价重上400美元，油价接近40美元，达到13年来的最高 水准。而这些金融或资源战略产品就全球而言，对国别、区域和世界整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但相对而言，美日具有相对“优势”或主导作用，直接或间接针对的目标，依然可能是我 国。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其中既有石油需求和经济复苏增长的需求，同时也与美日、美 俄、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石油生产和储备战略策略联系，而我国石油需求和对国际市场的依 存众所周知，潜在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不能忽视当前和未来油价潜在的打击与影响，而最 终目的可能依然与人民币升值具有关联。
近期标准普尔预测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流入我国的“热钱”估计 已经达到500－600亿美元，这些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的投机， 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而从香港股市前段时期的涨幅看，经济与政策面尚无变动 ，股市中热钱炒作国企股较为突出，进而推高股价水平，加大人民币游资的流动面扩大。
外汇投机虽然是金融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投机，但基于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其所产生的 影响将会有所不同。目前外汇市场投机性因素存在，一方面是力图从汇率波动中获利，运用 利差效应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交织，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政治 需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较为集中，但是无论外汇投机的“空头”或“卖空”和“多头”或“ 买空”，都不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尤其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本国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 依赖较强、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外资投入过快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汇率的 变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越大。因此，为避免受热钱之害，我国必须制定合理的汇率机制 ，充分运用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这才是最终解决之道。
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一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关键词：经常账户；投资一储蓄假说；两元选择模型
本文在评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假说的基础上，发现全球的经常账户失衡有着深刻的经济运行层面的原因，并证实“投资一储蓄”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常账户问题，片面地将中国的经常账户归咎于人民币低估问题是偏颇的，而矫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举措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经常账户失衡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是指经常账户本身，以及与之相连的国外资本流人头寸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规模，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汇率等受到显著影响。经常账户研究的重要政策结论在于，通过研究可以将对经常账户赤字的管理纳入到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之中。
自从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和调整问题的重要性，对国际收支的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分析的视角、计量方法，还是理念上都有较大的改观。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较好地梳理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认为，暂时性的外部冲击，以及投资和储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够较好地解释经常账户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对经常账户向均衡水准调节的速度和方式问题。也即所谓的“均值反转问题”(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区域内和关键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东盟国家在1961年至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发现上述国家的经常账户处于长期失衡，汇率的估值水平起着关键性的影响。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经常账户失衡的镜像关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技术化的研究，发现采用非线性的技术探讨经常账户的均值反转问题，要优于线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视角，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决定问题，发现开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财政赤字等宏观变量都是影响经常账户收支的关键变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关特征事实后，提出应当从结构视角来审视全球失衡，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的失衡问题。Kimetal.(2009)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研究了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可持续性问题。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提供了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应用样本数据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其对于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适用性。仍有待于经验事实的确认。所以有必要对文献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结构分析论”、“汇率变化论”、“投资——储蓄分析法”，以及“财政赤字分析法”等几种代表性观点。
首先来看“结构分析论”。顾名思义，其要点在于充分解释影响进口和出口因素的结构性变化，或者采用结构化的视角剖析影响经常账户变量的不同路径。比如，将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分为外生扰动(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内在驱动因素；后者包括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还有贸易条件随时间而出现的调整路径，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Lueas(1976)认为上述系数面对外部冲击具有时变性质。除此之外，类似的观点来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将经常账户的失衡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体对某种冲击的最优反应，以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展现出来；另一类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错误计算，错误决策和经济扭曲造成的，此类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调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将经常账户的变动分解为持续变动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临时变动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认为后者对于解释经常账户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至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特别是“豪斯克一麦奇不对称效应”成为其造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具体包括移民效应、供给效应、生产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国际贸易的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结构分析法，将影响经常账户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别探讨。认为美国大部分经常账户的逆差应当诉诸于汇率的贬值。而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应当诉诸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手段。冯蕾等(2008)也采用结构性分析方法，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结构性逆差，不应诉求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等数量性调控手段而加以改善。可以看出，该类方法区分了汇率价格变量和进出口决定的实体因素变量对经常账户不同的影响途径。
其次，来看“财政缺口”模型。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应当具有协同关系。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双缺口模型”，国内私人储蓄+贸易赤字=私人投资+政府预算赤字，如果国内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大抵匹配，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往往同财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国，持续地财政赤字被认为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进一步证实了该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容易招致来自宏观变量作用模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比如，政府采用增税，而非对外借贷的方式，来为赤字融资，就会打破国内外利率的互动机制，从而使利率无法对货币供求自发调整。
再次，来分析“投资——储蓄缺口论”。相关研究大都探讨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会否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状况。因为经常账户能够映射出该经济体消费和投资的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着本国消费超过自身的产出和积累。刘遵义、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美
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国民储蓄造成的，业已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逻辑架构里面，如果一国资本完全不流动，不存在国际借贷时，经常账户余额为零，或者完全由投资与储蓄的余额来决定。Clarida(2008)也认为投资储蓄的缺口所导致的金融与金融资本账户成为促进经常账户变化的主导性因素，而持续地储蓄过剩则是进一步导致金融与资本账户变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讨论了投资储蓄余额同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关系。考虑上述关系之外，还引入了贸易条件、汇率和财政政策，并认为上述变量的引入大大改变了常规性的跨期投资与储蓄关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资和储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国各自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很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赤字，中国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来源于过度储蓄，而日本的长期顺差则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分析视角，如“不对称效应”假说。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认为，国民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贸易流；相对价格的变化又取决于通胀率的变化，或者各国货币的变化。美国的收入的进口弹性要远比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弹性要高，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影响，同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不对等效应；那么，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持续，除非美元持续贬值。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对收入不对称效应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
实际上，上述几类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连通的。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丁骋骋(2006)，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等三种微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施建淮(2006)将从微观角度的贸易分析方法称为弹性方法，将从宏观角度的分析方法称为储蓄一投资缺口法，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何志强(2007)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整体内部投资恢复缓慢、消费不振是形成外部经常账户盈余的关键原因。这就为我们建立统一的框架，检验内部宏观变量和经常账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征事实：与美国的比较分析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呈现着结构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断加深。如下图所示，进入到2000年之后，除却中国和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呈现顺差外。OECD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都呈现出逆差状态。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呈现出了“五补”的镜像关系。尽管诱因各不相同，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经历了三次显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600亿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400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6.35％。
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寻出美国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开始时，大量而持续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虽然不同时期美国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的诱发原因，然而这段时期的全球国际货币体系都从属于“美元本位”的整体架构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担全球贸易结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经济周期上升区间，对美国的交易需求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此，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中心，不得不释放出大量的货币。所以东亚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以本国资源换取并累积了大量“东亚美元”的同时，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另一方面，美国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形式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美元。换取了其他各国的经济资源。不过，结构分析的数据表明，尽管近期中国的出口产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国，但是，在漫长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变。
另外，从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资本账户的匹配结构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外净投资从国外获取了正向回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进一步地，可以从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体的进出口速度的比较来看其端倪。中国的出口速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稳运行，而美国的出口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贸易产品的出口出现一轮下降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其经济具有先导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同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同周期性。从进口变量来看，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美国的进口速度和全球经济体的平均进口增长速度呈现出“协同性”的变化特征。2004年进口的数量有较快上升，从而恶化了经常账户状态。与此同时，次债危机的冲击使得金融与资本账户的盈余有所回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有所恶化。从总体趋势上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长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需要经常账户的逆差输出货币外，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上图显示出，美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储蓄率几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多年。根据经典的“双缺口模型”，经常账户余额为进出口差额减去经常转移项，也可以表示为储蓄和投资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额(CA=X-M-Tr=-(Sp-I)+(T-G))。这说明，美国的投资和储蓄缺口可能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观点，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净流入，这些资本以购买美国企业、债券、国库券和货币为形式。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的储蓄。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持有国外的资产。负向的国际投资头寸带来了经常账户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人的持续性问题。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权意味着收入的外流，以牺牲未来的消费为代价。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关键原因。即便是暂时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将在当前增加支出还是在未来事关重要。如果当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获取资金，预期当前供给相应减少，导致价格相对上升，引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发私人部门的储蓄增加。政府部门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赤字效应被储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内部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给出解释。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呢?从总量变化趋势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额的顺差，盈余额由1994年的69.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将
梳理出的几个假说分别探讨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问题。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从机制上来看，决定企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于技术变迁的速度和要素类产品的供需结构，如油价高企可能是导致全球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缺乏足够的“弹性”，“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加快了技术引进和创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农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特征，逐步转变为机电产品占据主导的结构形态。与之相匹配，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稳步提升，第二产业也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产业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无论生产所用的能源要素价格调整，还是汇率价格调整都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经常账户的水平与结构。
虽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迁能够较为有利地改变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但是作为需求管理转换的重要变量——汇率水平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各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常账户余额水平的变化。较具启示性的当属贺力平(2008)的观点。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将经常账户平衡的调整寄希望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很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来看，更多的影响应该体现在结构效应上。
除却结构性因素和汇率等价格性变量之外，还应该观察投资、储蓄与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从上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标志性模式，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总量、结构与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国的储蓄／GDP指标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中国由于储蓄率过旺，远高于投资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扩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逻辑，其结果是中国应当拥有经常账户的盈余。因为国内的消耗远抵不上积累的速度，需要强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够维持内外均衡。图4的右轴表示中国的财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波动也较大，但是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以上借鉴美国的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汇率价格变量、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因素可能对中国经常账户带来的影响，然而具体的作用渠道，及其对经常账户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都需要实证分析给出解答。
三、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分析与决定因素
若要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解析，需要处理两项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其次，在此基础上，判断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并给出经济学层面的解释。
(一)有关中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的判断
经常账户的可持续问题及其决定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是在实证分析层面基本都采用计算理论上均衡经常账户(CAO)实际经常账户的差值得出残差序列，判断上述序列是否平稳，且收敛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经常账户的水平由物价(cpi)、政府财政赤字(fiscal)、GDP增长速度和国外净资产(nfa)之间的协整关系给出。各变量的取值来自于中经网，其中国外净资产由作者参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计算得出。数据区间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数据。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依据为AIC准则，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群体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为平稳变量。
各变量是平稳变量。以下将采用VEC的方法测度出均衡经常账户水平CAO，由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来决定，并判断实际经常账户与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均衡值之间的差距。通过VEC模型测度的均衡经常账户理论值同实际水平的对比分析见下图。可以发现，由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的均衡经常账户水平同实际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检验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敛于零。同样对二者问的差值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证实二者的差值能够维持在一定区间，且能够通过5％显著性检验，但是并不收敛于零。说明从数量关系上，中国经常账户的水平并未向理论均衡值收敛，说明存在着更深层的机制使得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值。
(二)基于两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计量结果
上文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进行了判断，也初步讨论了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代表性假说。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断。若要得出各类变量对经常账户水平的较为量化的结论。还需要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为此，下文拟采用两元选择的Pro-bit、Logil和极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类模型对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各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启示性的结论。按照前文对经常账户影响变量的归类，并考虑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来分别测度结构变量、汇率变量、收入变量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含义，以及对经常账户可能的影响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经常账户的盈余水平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的状态。本文将经常账户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经常账户赤字时，定义为0；当经常账户盈余时，定义为1。分别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极值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分析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决定问题。
计量估计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81－2007)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为CCER经济与金融数据库，作者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将经常账户余额、金融与资本账户余额、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用其对GDP的比值来表示；其次，为了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仅保留了投资变量。回归的初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或者盈余的关键变量在于投资变量和GDP变量。虽然人民币名义汇率经历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总体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同经常账户顺差迅速累积的数据特征大不相同。三种不同的计量方法都验证了GDP变量和投资变量都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者亏损，两变量都能够在5％的统计意义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蒙代尔——佛莱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同时，中国大量增加投资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中国的出口，这也间接的证明了“投资——储蓄”假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之不同，财政收支的盈余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未能够充分解释经常账户的盈余变化。所以，造成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偏离于理论均衡值的根本逻辑在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背景，长期持续的投资——储蓄缺口，高速的投资增长率使得经常账户的顺差得以持续。
按照投资——储蓄分析法，由于经常赤字从属于经济体内部的失衡造成的，无论赤字、盈余，还是平衡状态，都不需要将经常账户的失衡作为政策调整的对象。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处于最优角度的考虑在跨期内使其实现平衡，调节失衡的关键在于内部经济结构和宏观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理顺，而非仅仅关注汇率水平，或者外部进出口变量的调整。
四、小结与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经常账户失衡的“产业结构论”、“财政赤字论”和“投资一储蓄缺口”等假说，并对比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认为“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持续性，采用两元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增长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均衡经常账户理论水平与实际水平持续偏离的内在原因。“投资——储蓄”假说也得到了中国数据的印证。
这也同时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仅仅以外部经常账户或者国际收支的平衡为目标，必须对内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若要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内的储蓄累计远远高于投资的情形下，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便是其快速经济成长的代价。简言之，经常账户的失衡内生于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宏观变量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汇率对于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影响并不显著，扭转失衡状态仍然需要经济体内部的政革来缓解，通过对投资储蓄关系的合理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国经常账户长期失衡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姜天鹰)
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将周石峰先生对中日抵货经济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以下简称《历史困境》），汇编于《民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初编第25、26册。周石峰先生早年在贵州师范大学师承吴雁南先生、张新民先生研究近现代史，进入新世纪后，师从金普森先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治晚清以降至抗战胜利期间中日之间的抵货运动，博士论文为《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以津沪为中心》。周先生一直致力于抵货运动研究，经过持续十余年的研究，研究角度不断转换、深入，对抵货运动历史困境从其經济效力，群体差异、地域差异、国民风尚、中日政府态度及各个时期的党政控制力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有《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女性时尚：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新论》（《妇女研究论论丛》2009年第4期）、《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十年磨一剑，《历史困境》一书是周先生对自1908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历次抵货运动的历史困境进行长时段、跨区域、多维度的系统研究。堪称近年来该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一、对抵制日货运动全面、综合的考量
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章不谈，建国以来，对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货问题。诸如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史困境》结合当下众多学者对于已进行的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评估，指出虽然承认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不仅难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抵货运动对于国货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为恰当。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次数频繁，波及范围广，学、工、商、政各个阶层均有卷入，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在历次抵货运动中未实现或些微“实现”抵货运动开始之初的设定目标的意图，乃至最终陷入困境。周石峰认为大致可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型、外交后盾型、制止军事侵略型以及经济战争型四大类别。然而，不论哪一次抵货运动的最终结果，总与发动运动的目标相距甚远，亦是落得“五分钟热度之识”，长时段来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义总是“那么地饱满而持续，是那样地全民一致”，而历次的抵货运动又总是要靠下一次的运动来完成上次“未竟的事业”。
周石峰在《历史困境》一书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量。在他看来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为面临着六重困境的制约：首为经济，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暂而不久；二是群体分歧和冲突：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异差性，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异：各地抵制行动起迄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契机，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四是崇洋风尚：民族主义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资源，崇洋观念则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障碍；五是日本朝野的强势应对：日本民众的强硬诉求，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后是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的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关联。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
最后，书中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二、史实详尽数据信服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发生，影响颇巨，当时各界亦对此多有报道、记载，亦有专门研究。《历史困境》一书充分依托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抵货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并参考近人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资料来源丰富、翔实。史料来源覆盖了各个抵货运动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其中引用建国前发行的报刊114种、中、日、美书籍38本，建国后出版的史料110种、中、日、美、欧学者论著64本，中、美、日论文75份，英语、日语档案资料58份。综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这一长时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货运动，制成数据分析表格42份，用数据对抵制日货运动最终之“困境”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对抵货运动保持高度关注的时政类报刊就有《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报》。所引材料中，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苏州、山东省、武汉、江苏省、河南省、重庆等地的史料选辑。在讨论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时，并没有以此为切入口，依然将抵货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之下，考量了从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人“愤于日人之蛮横无理与政府之懦弱无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未获粤人同意”的地区差异开始直至抗战时期经济绝交运动的地域差异。所引材料的绝大多数来源都是基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报刊的报告，评论乃至外国之观点。
对于当时的国货企业和国货消费实际状况亦参考了《纺织周刊》《国货研究月刊》《中华国货月报》《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期刊的内容。中日两国之间贸易、外交的有中国的蔡正雅：《中日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版）等。日方学者书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华排外之自供录第7册：暴日侵略东北非握到统治权不罢手之表白》（该书原名为《吾人终不能发展于满蒙乎》，陆筱海译，日本检讨会编辑，1933年版）等书，美国学者韦罗贝的《中日纠纷与国联》（邵挺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考察抵货运动与经济效力之时，书中所采用抵货运动相关经济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资料来自于研究民国经济状况重要参考价值的《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经济学季刊》《中央银行月报》《工商半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外经济情报》《经济部公报》《经济评论》《敌伪经济众汇报》等多种期刊，同时也有参考建国后新出版的书籍中的新数据，如书中表38，出处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郑友揆、程麟荪所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更有数据是从外国人研究著作中引用过来，如表35，资料来源于1966年由台湾出版的美国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书。经济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图表揭示事件发展趋势是展示史实的重要手段。全书42份图表，有22份图表位于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除表1是对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起迄时间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来揭示各次抵货运动的实际经济效力状况。同时这些图表中的数据尽可能的找到原始资料，或进行多方核对，避免以讹传讹。图表6“1907～1931年日本对外及对华贸易货值比较表”为其中典型，此表通过对蔡正雅等编的《中日贸易统计》的（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献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B02030454000）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单位为千日元。尽管存在单位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增减额和增减率来理解经济效力的实际状况。
作者坦陈，虽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谙日语，故而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过就书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为大观，且对史料的正确取舍更为历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学申晓云教授对此书的史料、史论也颇为认同，认为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中国在2015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向世界众多国家发出了观礼邀请。日本没有派人出席再次引发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国民间又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强烈反弹，各地抵制日货游行亦纷纷出现。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车车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车锁砸成重伤，引发全国民众对抵货运动游行伴随而来的趁机打、砸、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类似暴力事件便鲜于见诸报端。近年来，公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虽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关于抵制日货是否有用的讨论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日之间过往的经济摩擦当下依然存在，尽管两国商贸往来一直平稳地进行着。之后的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民间抵制菲国水果亦持续一段时间，及至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国的民间对此反应强烈，呼吁抵制乐天。虽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对韩经贸合作，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民众爱国情感与国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种舆论平台之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而言，情节总是类似的，仅仅是换了一个对象。《历史困境》上下两册，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年至1945年历史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历史困境做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经济抵制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单一的救国利器，亦非单一的强国之道。但作者也自承：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从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出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周石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上）[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5，8
（责任编辑：赵广示）
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
（五）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攀升等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各类隐性风险不断显性化。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财政部2019年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18.07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3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55万亿元，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券的存量为1.8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为48.96万亿元。2018年，中国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8.69%。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企业直接融资看，《2018 年度债券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企业债券总规模为18.18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5690.5亿元、中期票据54250.2亿元、短期融资券18696.1亿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1690.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9412.58亿元、公司债58227.19亿元、可转债1904.16亿元、可交换债1976.63亿元;不包括那些没资格在金融市场上发债、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影子银行渠道的融资。从企业间接融资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大体上是中国企业通过贷款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据此可估算中国企业的负债（债券+贷款）为107.21万亿元，与GDP之比为119%，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住户本外币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与GDP的比率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2007年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20%，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国居民仅用了11年。
五、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虽然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将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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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蕊
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
外国经济建设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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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们现在的学生有一些对未来的规划，能不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呢?能写几句对学弟学妹们的寄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