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1篇
[摘要] 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体现了对全球利益再平衡的诉求，全面针对的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壁垒削减。TPP为主的新经贸投资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国投资、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国有企业等领域，对中国及深圳目前的贸易监管和经济运行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圳可以对标TPP，在前海蛇口自贸区落实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先行先试。
[关键词] TPP 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 深圳自由贸易试验区
[基金项目] 201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制造质量强国的出口技术路径研究”（14BJL049）；2015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全球经贸规则变化趋势及深圳对策研究”；2015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自贸园区建设的国内探索和推进方向”。
[作者简介] 刘伟丽（1977 — ），女，黑龙江牡丹江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深圳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和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方向：自贸区、服务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质量经济。
新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具有重新构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和全球信用体系的重要意义，使得世界贸易多边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理解中央为十三五以及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指明的方向，需要对当前新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划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
及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美国开创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战略的突破口，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演变方向，代表着“世界贸易”向“规则贸易”演变的趋势。TPP是一份具有高标准、高目标、再平衡的协议，不仅包含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全部内容，还包含了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价等非经济内容，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参与的TPP、TTIP和TISA等区域贸易协定，体现出世界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倒退，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如果被排除在TPP之外，将会给相关的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对TPP的实质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一）全球贸易投资利益再平衡的诉求，打造新的亚太区域一体化平台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也是美国重要的出口战略市场，利用TPP重返亚太，是全球贸易投资利益再平衡的结果，以经济手段淡化美国寻求亚太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再平衡目的。美国不仅加强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且插手建立经济机制和制度安排，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包括1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
2015年5月5日《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东西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沿边开发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全面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内容都表明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与TPP谈判的内容相吻合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仍然非常低，根据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库飞沙研究所2015《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显示，以政府规模、法制与产权、健全货币、国际贸易自由以及监管等五大类近50项指标，评比全球157个国家（地区），排名最高的是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排名第111位。中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自由度仍然需要有较大规模的提升和改善。
（二）全面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壁垒削减和市场准入，涵盖新的贸易方式和监管模式
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存在的各种壁垒进行全面削减，为缔约国的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创造新的竞争力、机遇和利益。谈判包含了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重新规范了国有企业的定义、监管模式和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重新赋予了国际投资利用贸易协定的权利，从贸易方式和监管模式领域提高创新性、竞争性和生产力。
TPP基于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和全生产链的考虑，将生产和贸易的环节都保留在成员国内部完成，并进一步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便利化和自由化。TPP重新构建了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包含了亚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将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根据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TPP成员国的外资企业造成的可替代贸易对中国短期的影响较小。
TPP谈判目前仅仅是部长级会议达成了初步一致，还要在各国内部通过，以及就具体协议细节进一步达成一致。中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已经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贸易模式，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同时，中国不断推进RCEP谈判，也会削弱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TPP在货物贸易领域全价值链的新贸易模式，在服务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准入突破，从长期来看，将给中国急需转型的制造业和急需快速发展的服务和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据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美国总统贸易顾问估算，TPP造成的贸易转移会使中国每年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的出口。再加上TPP协定中的诸如原产地规则等一些限制性、封闭性规则将会导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间接影响。
（三）高标准的区域性贸易投资规则和制度凌驾于WTO之上
TPP承认缔约方已经签署的多边、区域、诸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仍属于WTO+的范围，所以TPP建立的新区域贸易投资规则，最后会回归到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发挥作用，成为名正言顺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
TPP谈判几乎全面包括了WTO的所有协定、协议、未达成的议题和争端解决机制， 这些高标准的新规定很可能造成WTO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世界贸易将会按照TPP谈判中的新规则进行贸易，WTO将进一步被边缘化，最终TPP和TTIP等将有取代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可能。积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中国，需要警惕这种意图，并通过其他区域协定和双边协定，平衡和促使TPP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作为全球贸易的超级大国，中国应坚持平等民主和合作共赢的原则，融入并参与建立维护世界各国利益和保护各国环境的高标准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和全球治理的新规则。中国一直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对待TPP、TTIP和TISA等“超级FTA”，加强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建设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支持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开放型全球经贸投资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构，积极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规则的理念和人才培养。
二、TPP主要内容对中国及深圳的影响
（一）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免
TPP采取优先准入待遇，首先保证缔约国的贸易水平和就业机会。针对工业品，启动立即实施零关税措施，产品具体零关税实施时间全部列入计划表，并实行充分的透明度原则，各缔约国需要公布所有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或其他信息。虽然认可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但是需要增加贸易和手续的透明度。针对农业品可以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实施全面零关税。
在货物贸易领域，TPP为了保证全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链和投资都在其成员国，制定了新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产品生产的中间环节也在TPP成员国内部，并享受优惠关税。纺织和服装的原产地要求使用TPP各缔约方区域内的纱和纤维，并采取针对纺织行业的特别保障措施。
TPP签署之后，在货物贸易领域实施的零关税和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会造成贸易和投资迅速转移到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很可能造成中国制造业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虽然可以使用“原料短缺清单”机制提供一部分纱和纤维，但是巨大的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会造成中国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幅下滑，大量工人失业。据有关研究，中国如果不加入TPP，将会损失2.2%的GDP，这些损失都来自非农业部门。
深圳的产业结构已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但深圳的服装业，以华强北为主的低端和部分高端电子产品，将会受到较大的损失。虽然这对于深圳的制造业整体影响不大，但是由于全国的出口受阻，深圳很多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服务于制造业的企业，将会遭受巨大损失，从深圳海关进出口的货物将锐减。
（二）服务贸易和跨国投资领域的新规则
服务贸易领域继续沿用WTO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但是进一步取消了服务领域的数量限制和本地化要求，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同时允许跨境服务的相关资本免费转账和自然人流动的签证处理问题。投资领域禁止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采用高水平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最低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投资享受自由转账，建立独立和权威的国际总裁渠道。其他区域性的投资协定建立了外国投资者拥有超国民待遇等投资自由化规则和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赋予跨国公司在签约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签约国因其法律和政策变动给跨国公司带来的损失做出赔偿，这些规则有可能使得资本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
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规则对中国的冲击较大，目前，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限制很高，160个服务部门中，不附加条件而完全开放的服务部门不足1/5，金融监管严格。虽然中国的自贸区战略的重点是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但是目前开放和监管模式的探索与TPP等最新区域协定的内容有很大的差距。根据OECD测度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来看，中国在会计、航空运输、建筑、商业银行、计算机、建筑工程、速递、经销、工程、保险、法律、海洋运输、电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录音、电信、电视和广播18个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程度非常高，居40个国家第三位，具体体现在外资准入、人员流动、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性五个方面。
中国在投资领域的限制程度较高，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构建外资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健全对外资投资的指导目录和项目审批制度。
深圳的服务贸易企业和国际投资企业将受到较大影响。虽然深圳可以利用CEPA协定，先行先试与香港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是在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突破也非常有限，而且很难落地。深圳自贸区的目标之一是要建立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将引入香港在内的全球高端服务业入驻，必然会对本地的供应链、电信、专业技术、教育、医疗、服务新业态等领域造成较大的冲击。
（三）金融服务领域的新规则
TPP加大了国家之间金融领域的跨境及投资市场准入机会，以建立国家之间的磋商和有效监管机制。体现在采用负面清单形式规定金融领域的具体义务，赋予金融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的最惠国待遇；允许金融领域采取跨境服务方式，不强求金融领域服务提供必须在另一缔约方设立运营机构，允许跨境销售金融产品；规范各国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制度，承认监管程序覆盖保险服务、证券管理、电子支付卡服务以及信息传输与数据处理服务等领域；设立中立和透明的投资仲裁机制，规定与最低待遇标准有关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金融领域的新规则，将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严谨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巨大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的研究显示，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资产总额的比例2013年为1.9%，低于刚加入WTO时的水平。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在全球几乎属于最低水平。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标，中国金融自由度指数为30，不但远低于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90、新加坡和韩国的80，甚至低于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泰国的60，全球排名为第136位。中国金融机构准入的自由化指数为35，也是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85和高收入国家平均100的水平。因而，金融领域面对新的规则，不仅仅需要学习和应对新的金融工具，而且需要警惕跨国大型金融机构进驻带来的金融危机，防止新兴金融业务业态也遭受沉重打击。
深圳金融和保险业在全国占比较低，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深圳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人民币业务、跨境贷款业务、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降低香港金融企业的准入条件等领域，但是这与新的国际规则相距甚远。前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模式处于2.0版本，全球新的金融服务规则已经进入4.0版本。不仅仅是开放程度和速度的问题，而是金融领域监管模式和开放理念的落后。根据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深圳在商业银行和保险领域限制水平非常高，对外资的准入限制仅次于印度和印尼；在竞争障碍、监管透明性和人员流动的限制上都处于世界较高限制水平。
（四）电信服务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安全与自由规则
电信领域强调市场的力量和商业谈判的重要性，构建拥有共同利益的安全高效电信网络，制定包括移动通讯服务商在内的网络准入竞争规则，各缔约方的电信服务商必须提供规范快捷的互联、线路租赁服务、共享位置服务，允许接入基站和其他设施，对于频率、号码和通路等稀缺电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必须遵循非歧视的原则。新规则认可缔约国境内电信服务供应商的主要业务，但也不排除其他缔约国涉足另一国电信领域的竞争模式，促进国际移动漫游服务的竞争性。
电子商务的谈判主要是确保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驱动力，促进全球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规定缔约国企业在缔约国其他市场开展业务，不以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为条件，也无须提交或开放软件源代码；禁止对电子交易征收关税；禁止TPP各缔约方为偏袒国内生产商或供应商而采取歧视措施或网络封锁。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鼓励TPP各缔约方推动企业间无纸化贸易和政府无纸化办公；鼓励其为商业交易提供电子认证和签名服务。
在中国，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垄断了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程度很低，相对于OECD国家来说，在外资准入和竞争障碍领域的限制仅次于印尼。
（五）规范和管理国有企业的统一框架
根据美国《2013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结果》显示，70%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了融资方面的好处，51%的美国公司认为国有企业在行政许可与审批方面处于有利地位，47%的美国公司认为国有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获得了好处。另外这些美国公司还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订单、土地成本、其他金融补贴、公共事业成本和其他方面，获得了优惠待遇。从这份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极力推动竞争中立的国有企业条款谈判，具有美国国家出口和投资战略的重要意义。TPP关于国有企业的新规则规定了国有企业认定的比例为国家占比20%，各国政府采取“竞争中立”的监管模式，包括管辖权中立、补贴中立、非商业性帮助中立等，维持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同时规定国有企业名单在缔约国之间共享。
中国新一轮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领域的协定内容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国有企业不能再享受补贴、行业准入、政府救助、政府优惠政策等特殊的待遇。由于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商业性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将面临更多外企的竞争，国有企业改革迫在眉睫。
深圳的市场经济水平较高，企业类型以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居多，而且很多是创新型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完全国有的垄断性企业，所以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深圳来说是一个机遇，可以提供民营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和国企改革的范本。
三、深圳应对TPP先行先试的政策建议
（一）引领贸易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变
2015年4月22日，美国已将中国可能通过构建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提供出口补贴上诉WTO，并已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这表明了美国关注贸易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竞争中立。这一案例预示着贸易政策应该向竞争政策转变。WTO框架下的竞争政策，更强调市场和竞争的力量，强调贸易自由度，进一步规范贸易政策的合规性，并引导贸易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变。深圳对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特定产业和各种新兴园区实行政策倾斜，将对全国园区和平台建设产生规范和示范效应。
（二）重新梳理和对标前海蛇口自贸区与TPP协定的内容
重新对比研究TPP协定和前海蛇口自贸区实施以来的政策措施，重新思考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急迫需要做的压力测试、模式探索、制度建设、贸易安排和核心内容。积极引入亚马逊等大型跨国电子商务企业入驻，引入新的竞争模式和管理模式，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规范国内的电子商务市场。把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建成引领最新国际经贸规则的真正窗口和试验区。深圳可以进一步探索通信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开放，尤其是数据跨境自由领域的先行先试。在国企改革中提供民营经济的创新模式，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深圳需要密切注意和核实对特定行业采取的鼓励和扶持措施是否符合TPP规定。
（三）在CEPA框架下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
落实好中国已经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内容，充分利用这些协定与相关国家建立高水平的贸易规则，先行先试中美BIT协定谈判的内容，中欧、中日哈自贸协定等高水平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内容。推进中日韩谈判。对于还没有加入TPP谈判的重要亚洲国家，做好相应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为国家间的谈判做好准备和谈判承诺，例如对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要做好准备和谈判承诺。
前海可先行测试开放的压力，加快推进开放的步伐，争取早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措施、审批程序等。落实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特征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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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2篇
摘 要：经济增长指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共识，而技术进步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较好地分析了增加要素投入尤其是技术投入对经济发展能产生积极的作用。现有的各种理论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印证了对外贸易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理论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独立发展、闭门造车都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开放市场，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积极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虽说不同的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在分析进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上，着墨最多的就是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唯有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才能构成经济的持续增长。但由于研究者众多且观点和态度都各不相同，由此也产生许多著名的学派，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一、内容辨识
（一）经济增长
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较早的文献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GDP一直都是一个用来衡量一国总产出的指标，度量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既可探析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发展程度，也可以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除了生产率水平之外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投资量以及劳动量等等。结合现价计算出GDP即可得出经济发展规模，另外以不变价计算的方式即可得出经济增长速度。
GDP包括产品、服务在内的各种价格因素。在汇总GDP时，非常有必要结合现价计算法以及不变价格计算法进行科学的核算。采用第一种方法可明确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而第二种则可核算某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经济体系生产内部成员生活所需要商品与劳务潜在生产力之扩大（亦即生产可能曲线向外扩张）。生产力之成长主要决定于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实质资本数量累积与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累积、技术水准提升以及制度环境改善。而这也就意味着经常增长具有改善、扩展生产力等作用。
通过经济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可反映出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其主要包括：总量增长率；增长总量；人均占有量。人均GDP又包括人口平均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国内生产总值等等。除了投资以外，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消费、出口两大要素。
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和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的计算，可以把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分开核算。即增加生产投入要素，这样一来有利于提升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慢，与增加要素投入多少有关，则其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的则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区分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单选项的，而是相对的，且具有相互融合、重叠的可能。
结合马克思理论，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第一种内涵扩大再生产；第二种外延扩大再生产。通过加大投入生产要素的量，进一步扩展产能，强化经济的增长。另外扩大内涵再生产的方式主要包括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管理水平、促进技术进步等等，客观上说这也是扩大生产规模，夯实生产水平的重要举措。
结合不同的角度，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粗放型经济；集约型经济。其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即以加大资金、资源的投入为主，即完成增加产品数量。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指的就是：首先提升劳动者的各方面素质，特别是落实科技进步，简而言之也就是提升其产品数量、质量。准确地说这一方法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技术进步
狭义上认为通过改进、革新或者优化中间投入品、制造技能、生产工艺等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了。换言之也就是将那些不合时宜的、已经过时的旧的设备淘汰掉再换上新的设备；此外还包括优化劳动技能、原材料、能源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全面夯实产品的优势。从广义角度分析认为技术进步指的就是以积累、改进各种技术、知识，即包括创新、转移、扩散技术等等。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实现技术赶超第一步就必须引进技术。这个时期主要以升级产业结构、加速引进技术的力度为主；第二步则要将开发技术与引进技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重新配置资源，对贸易采取适度保护，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全面优化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消除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的影响；第三步，强化自主研发，简而言之也就是要强化国内企业、跨国公司的合作，特别是要健全宏观产业政策，加大高新技术的发展，充分应用国内特有的比较优势，先发优势。另外还要强化资源配置最优化，促进长期、短期；宏观、微观效率的平衡发展，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
科学技术其实就是一种以知识形态而存在的生产力，而这一种生产力只要进入了生产过程，即可形成物质生产力。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能够全方面推进经济增长，其核心就在于技术进步。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渗透、影响技术进步，优化生产率，继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形成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独立产业，而这一部分产值对促进经济增长、刺激国民生产总值能产生重要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众所周知，新技术和设备的获取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得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技术还是落后很多的，为了节约技术开发的时间和支出、更快地追赶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直接向国外先进技术拥有方进口。著名学者弗农（Vernon）在自己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出，任何一个产品的完成都要经历新产品、产品成熟以及标准化这样的周期。与世界不同国家比较，拥有较高的国民人均收人、单位劳动成本和发达的潜在需求市场和供给市场信息的美国，向来有着开发新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通常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才会研发出新的产品，也就是产品周期的第一步。当产品趋于成熟、到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程度，众多厂商推出类似的商品且市场竞争逐渐激烈，此时生产成本尤为重要。经济水平高的国家会在此过程中将研发的新产品推广至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区域来量化生产。标准化生产之后就表示迈进了第三阶段的产品周期，该阶段生产方第一要考虑的因素是制造成本，这是择取产地的依据。因此生产产品就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亦随之出现了传递。往前几十年来看，产品生命周期在进出口贸易中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设备、产品和技术的引进从而获得技术转移并促进经济增长，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经济增长目的的重要方式。
（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被提出来，并得以广泛应用，客观上说这一理论契合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从而充分说明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全面结合了推动居民收入的基本策略。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国家建立了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应地增加消费部门、对外贸易的收入，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延长国民经济产业链，而且对相关部门的消费、收入等各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改善和促进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就业和消费增加能够促进国民经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长。
哈罗德、马克卢普等人通过综合各方面的分析，特别是结合了凯恩斯理论指出加大投资与国民收成有关，加大投资，能相应增加国民收入。具体而言，以△Y表示增加的国民收入，△I代表增加的投资，K是乘数，那么：
ΔY=K*ΔI
导致这个倍数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加大投资促进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增加，间接地增加了生产要素劳动者的收入。收入提升之后消费开始增加，从事消费品相关行业的劳动者收入也增加了。如此反复流转，最终全体国民的整体收入将达到投资成本的数倍。引入这个原理之后，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继续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对外贸易和增加国民收入之间以及就业率之间的数学关系，即认为进口与出口是一对相对应的理论。前者具有正面效应，而后者则刚好相反。输出产品和劳动力可以获取国外金钱收入，增加出口收入，引导国内的消费，因此带动其他部门的生产和就业以及增加收入。这么推算下来最终会得到数倍出口增加的收入。相反的道理，当进行引入产品以及劳动力时，会导致与之截然相反的效应。所以，这个理论仅仅发生在对外国际贸易顺差时，才可能促进国内的就业，经济的提升，引起收入提高的情况。这就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核心思想观念。
在一国对外开放的情形下，分析国民收支的供需均衡公式是：
Y=C+I+G+X-M （这里的Y指的是国民的收入，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M则表示净进口），分析乘数效应的则是：
ΔY=K·[ΔI+（ΔX-ΔM）]
可以在公式中得出，当投资增量△I作为定量时，加大（ΔX-ΔM）数值，那么国民收入的△Y也就会随之增加，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情况决定了对外贸易的所得。假设国民收入都用于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储蓄就相当于是投资，那么对外贸易成熟就可以表示为：
K=Y/（X-M）=1/（s+m）
其中，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其计算方法s=△S/△Y，△S表示储蓄增量）；m表示边际进口倾向（m=△M/△Y）。
通过上述的公式能够得到，当m和s值较小时，国民收入收到出口值的影响很大；相反的情况就会影响很小。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核心思想是强调推动增加有效需求，尤其是解决掉剩余的出口需求，它是以一个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根据这个原理，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要重视对贸易的保护。
（三）全要素生产率
即除了劳动力输入和资本以外的一切会影响产出的要素，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这一指标其实就是用于表示在生产中纯技术的作用指标。索洛等人率先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将这一指标视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罗伯特·M·索洛则在上世纪50年代进一步定义了全要素生产。同时提出了增长方程、生产函数等不变特性的规模报酬。
纯技术进步可理解为改善或者提高技术培训、技术、知识、教育、组织管理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等同于增加高效的生产土地、优化劳动技巧、引入更高的设备。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纯技术可看作是天降馅饼，是非具体化的技术。简而言之也就是在劳动、资本、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的投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增加的生产量。
全要素生产率，在分析经济增长源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实上政府部门也经常就用到这工具，特别是在确保增长政策的稳定性、长期性的时候更需要应用到这一指标。其首先具有准确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作用，剖析了各要素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增长效率或者说其中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特点。同时这也是评价分析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制定生产率的重要标志之一。简而言之也就是得出要素投入贡献、经济增长贡献，确定经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遵从索洛关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占经济增长中的大多数的主张。因为从理论的角度讲，新古典增长分析着重于围绕节约和投资于物质资本的经济动机，而经验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技术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占经济表现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的说法是：表明经济成功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研究和开发（R&D）——提升经济体科学和知识基础。经济学家的关注重心也从物质资本的积累转向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四）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中发展出来的，该理论主张强调的是经济只有借助外力的推动才能够不断发展，提升内生的技术才是保证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卢卡斯等人从外部增长性展开分析为突破口，并提出了人力资本模型。其次是包括雷贝模型在内的以分析资本分析经济内增长的思路，总体上说这一思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假设条件更是近乎苛刻，极大地影响了模型的扩展。其次是完全的假设竞争条件无法详细地对商品进行论述：一定的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导致一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在逻辑上不同。由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弥补模型的不足之处，许多经济学者开始着手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创新出部分内生增长模型。结合不同角度对技术的理解，模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质量型；第二种类别型；第三种专业化型。同时总结深入分析。
三、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对外贸易——规模经济——经济增长
规模经济学即“规模报酬递增”，简而言之就是在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了产量。在新贸易理论不断发展同时，大概在上世纪70、80年代左右这一理论在分析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他1979年《收入递增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中，总结了三种新贸易理论模型：马歇尔模型（Mar-shallian Approach）、张伯伦模型（Chamberlinian Approach）和古诺模型（Cournot Approach），并得出结论认为，“报酬递增是产生贸易的一个原因，规模经济是从贸易中获利的一个源泉”，“报酬递增可以完全融入贸易模型”，“新的模型让我们明白：不断下降的成本是贸易和从贸易中获利的独立源泉。”
（二）对外贸易——知识积累、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因素，他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指出要素收益率、知识积累率不同所以决定着发展中、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有一定的差异性。他同时指出通过国际贸易有利于各国积累知识，提高全球总的产出。就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角度而言，吸收现有先进的技术有利于优化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资源。而把这部分资源用于新的投资，这样就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斯多克（Stokey，N.）在他的《边干边学和新产品引进》（1988）、《人力资本、产品质量和增长》（1991）以及《穷国和富国间的贸易量及构成》（1991）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知识外溢增长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在持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应不断放弃低质量的产品。他在此模式下积极探索人力资本增长与新产品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效应，发现增加知识外溢的方式在于培训和“干中学”。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贸易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甚至认为这是吸收人力资本、先进技术的最佳契合点，是形成“弯道超车”、减少失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在分析中把技术进步具体化为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和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利用专业化、特殊化的劳动技能。换言之也就各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与其所对应的人力资本有关。卢卡斯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的形成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干中学”的方式，这就为教育经费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积累人力资本的新思路，即从国外引入高科技产品，然后通过直接操作新设备或消费新产品等方式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学习掌握新技术。即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新技术，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三）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的技术创新的角度对工业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变化作了论述。弗农（1966）认为，在工业先进国的生产过程中，产品表现为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新产品刚刚研究出来后，不断加大生产规模。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就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产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并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充分结合廉价劳动力与技术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即可形成比市场价格更低的先进技术。这时工业先进国在该产品生产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因此不得不放弃这种产品的生产并研究开发新产品，而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会经历同样的循环过程。产品生命周期说是一种动态经济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梯度分工格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工业先进国与落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换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外贸易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因而更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四）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经济增长
制度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曾指出多数落实经济职能的制度充分表达了经济增长的能动渴求。换言之也就是可利用经济增长函数变量表示重要制度，经济增长会受内在制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或停滞。上个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创下的新兴工业化的“东亚经济奇迹”，就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即该地区建立了稳定的行政管理制度、鼓励竞争的市场制度等制度因素，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快速的出口增长。
制度创新原来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变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度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国家内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而且还来自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受到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推动。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人，经济全球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
一体化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地区贸易的发展。同时建立世界组织贸易，落实市场化规则，并结合国际贸易制定基本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下要求具有透明、健全的管理制度、确保国民待遇平等、市场统一开放并在这一制度下建立完善的国际新秩序，通过加速全球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制度上在管理体制上契合国际水平，要结合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新制度，在与国际的合作中尽可能减少双方的摩擦，继而能够减少相应的交易成本。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贸易中积极、主动地争取国际贸易的地位，创新制度安排、落实有效的制度，为全面促进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夯实基础。
四、小结
以传统理论为基础，对经济增长和外贸的关系，人们广泛接受的见解是，外贸的确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技术溢出是产生该种作用的内在机制，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才可以使得外贸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持续下去。虽然说当前绝大多数的学者已经认同了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点，但克鲁格曼（1994）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看法：显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并不是因为效率而提升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换言之也就是这是一种以资本投入、劳动为主的经营模式比如东亚等国家采用的就是这一策略。此类依靠“流汗”而并非依赖“创新”而得到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原因在于此类增长有投入品本（下转第80页）（上接第78页）身的限制，即劳动投入不可能永续增加，资本投入也不能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之上。
综上所述，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是否能够确实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加以实证分析才能更好地验证各理论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1] Grossman Gene M，Elhanan 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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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itken，Brian，Gordon H.Hanson. Spillovers，Foreign Investment，and Export Behavio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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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J].外交事务，1994（11-12）
[7] 贾金思.论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财贸经济，1998（6）
[8] 高敬峰.我国对外贸易乘数效应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0（1）
[9] 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 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贸易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 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伊特.内生增长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及税负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3] 贾恩卡洛·甘道尔夫.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14] 陈焰.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机制条件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15] 刘玉峰，刘俊虎，陈刚.山西建筑业区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河北：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20）
[16] 李浩.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转移视角的理论及中国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 广东东莞 523808）
（作者简介：姚志坚，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讲师，经济学硕士，主要研究经济管理、贸易理论等。）
（责编：贾伟）
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3篇
摘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已经表现出很多的不足，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电子商务应用到对外经济贸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电子商务不经能够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为很多中小企业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本文主要对“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措施
一、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通过固定的交易场所来进行的，需要很多资源，例如大量的实物单据等。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改变了传统对外经济贸易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运作方式改变。电子商务在信息环境下运行的，在这个环境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的类型可分为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和不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二者的区别就是能否通过电子商务来完成交易。完全电子商务能够把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不完全电子商务而是要借助一些外力来进行；(2)流程改变。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流程的改变，形成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其营销模式也发生了改变。(1)网络互动式营销。(2)网络整合式营销。(3)网络定制式营销。
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
1 配额商品招标管理存在问题。目前参加投标企业的范围越来越大，加之招标类别也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招标的具体事务工作也随之增加，而面对如此之多的文件，如果仍然采用手工操作来进行，那么工作效率明显较低，甚至难以完成。并且使得企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招标秩序也变得越来越混乱，难以避免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主管单位之间的矛盾发生。
2 配额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海关等监管部门由于手工方式而使其工作更加困难，导致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比较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三、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电子商务的问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问题是电子商务研究的核心领域。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系统，可靠、安全的通信网络和安全的数据库服务器显得如此重要。实现SET协议安全支付的必须且重要的条件就是CA认证中心，但是就我国而言，目前CA认证权的归属问题还没有确定好。
2 融资问题。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应用的初期需要建设大量的设备，因此，前期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根本办不到的，就只能去银行贷款。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融资的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还不能实现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他们融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银行贷款。而目前，随着银行贷款安全性和风险性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越来越困难，银行对其要求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中应用无法顺利进行。
四、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
1 正确树立电子商务的观念。我国企业要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电子商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将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进行了改善，朝着高效益、市场全球化、低成本、企业协同竞争的方向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必须认识到开展电子商务将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另外还要真正理解互联网的运作机制，把电子商务作为未来企业的生存之道来对待，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战略项目来做。要认识到电子商务是世界潮流，代表国际贸易的一种新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另外，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风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全社会公民的诚信问题。电子商务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诚信制度的建立。
2 完善安全体系。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企业对安全的防范应该从技术上进行。要做好数据采集体系工作，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将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构建好。在加强电子商务安全问题时还必须充分利用数据仓库和挖掘技术。电子商务活动在涉及到有关个体信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制定相关规定，并规范这些信息的使用，保护隐私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短时间内，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总而言之，应用电子商务有利于创造对外经济贸易良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我国步入一个更加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纪元是需要电子商务来辅助的。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5]欧阳青东：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策[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6，(04).
[4]蔡国军：浅谈国际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及中国外贸企业的应对策略[J].大众科技，2004，(07).电子商务与对外经济贸易／吴吉中
摘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已经表现出很多的不足，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电子商务应用到对外经济贸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电子商务不经能够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为很多中小企业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本文主要对“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措施
一、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通过固定的交易場所来进行的，需要很多资源，例如大量的实物单据等。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改变了传统对外经济贸易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运作方式改变。电子商务在信息环境下运行的，在这个环境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的类型可分为
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和不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二者的区别就是能否通过电子商务来完成交易。完全电子商务能够把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不完全电子商务而是要借助一些外力来进行；(2)流程改变。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流程的改变，形成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其营销模式也发生了改变。(1)网络互动式营销。(2)网络整合式营销。(3)网络定制式营销。
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
1 配额商品招标管理存在问题。目前参加投标企业的范围越来越大，加之招标类别也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招标的具体事务工作也随之增加，而面对如此之多的文件，如果仍然采用手工操作来进行，那么工作效率明显较低，甚至难以完成。并且使得企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招标秩序也变得越来越混乱，难以避免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主管单位之间的矛盾发生。
2 配额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海关等监管部门由于手工方式而使其工作更加困难，导致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比较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三、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电子商务的问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问题是电子商务研究的核心领域。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系统，可靠、安全的通信网络和安全的数据库服务器显得如此重要。实现SET协议安全支付的必须且重要的条件就是CA认证中心，但是就我国而言，目前CA认证权的归属问题还没有确定好。
2 融资问题。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应用的初期需要建设大量的设备，因此，前期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對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根本办不到的，就只能去银行贷款。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融资的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还不能实现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他们融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银行贷款。而目前，随着银行贷款安全性和风险性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越来越困难，银行对其要求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中应用无法顺利进行。
四、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
1 正确树立电子商务的观念。我国企业要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电子商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将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进行了改善，朝着高效益、市场全球化、低成本、企业协同竞争的方向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必须认识到开展电子商务将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另外还要真正理解互联网的运作机制，把电子商务作为未来企业的生存之道来对待，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战略项目来做。要认识到电子商务是世界潮流，代表国际贸易的一种新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另外，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风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全社会公民的诚信问题。电子商务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诚信制度的建立。
2 完善安全体系。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企业对安全的防范应该从技术上进行。要做好数据采集体系工作，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将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构建好。在加强电子商务安全问题时还必须充分利用数据仓库和挖掘技术。电子商务活动在涉及到有关个体信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制定相关规定，并规范这些信息的使用，保护隐私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短时间内，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总而言之，应用电子商务有利于创造对外经济贸易良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我国步入一个更加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纪元是需要电子商务来辅助的。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3]欧阳青东：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策[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6，(04).
[4]蔡国军：浅谈国际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及中国外贸企业的应对策略[J].大众科技，2004，(07).
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对外贸易;全球经济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正式涌入我国。然而，我国经济在同国际经济接轨的适应期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东南沿海等中小企业而言，是一次毁灭性打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加入国际竞争，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究竟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这有赖于我国制定和选择正确的对外贸易战略。可以说，发展国际贸易，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压力和竞争，而如何把握时代给予的机会，把握国际经济的发展机遇，这也完全依托于我国对对外贸易战略的正确选择。
我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以来，经济一直呈跨越式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步伐在不断加大、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贸易战略也在不断地调整。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要想在国际经济贸易当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一、调整出口贸易结构
目前，我国出口仍然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之一，长期的贸易顺差背后却并不容我们乐观，通过分析我们的出口贸易结构不难发现，我国的出口商品往往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生产出的商品，劳动附加值低下，我国长期的贸易出口额是通过数量取胜，这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出口贸易结构若不能及时得到扭转，我国的经济就会陷入发展瓶颈，甚至到最后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及时调整出口贸易结构，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向发达国家看齐，将知识价值转嫁到产品的价值当中去，这也将会是我国今后出口的方向之一。
二、扩大并优化进口结构
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国经济落伍与时代发展潮流，而为了赶超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我国经济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产品的进口，这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实际上，一个产品从设计、加工、生产再到最终销售，产品上的附加值是通过一道道工序加工生产并附加上去的，我国若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欢迎这些产品，并保持学习的态度，从这些产品身上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这无疑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除此之外，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内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国内的同类产品产生一定的打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会刺激我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因此，进口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我国本土经济，但是，我们也应当学会多角度看问题，进口商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带来压力，刺激他们优化产品，进而让来百姓用上高性价比的好商品，享受到高性价比的优质服务，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实施对外贸易战略化升级
通过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不难发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的增长仍然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无疑限制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陷入瓶颈。而为了有效扭转上述颓势，笔者认为，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大对我国高新技术的扶持力度，通过增设科研基金，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实际上，我们不应当盲目悲观，我国也有个别的土生土长的高科技企业，例如我国的中兴公司以及华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企业的产品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它们的科技性含量很高，它们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性价比深受国外人民的喜爱。若我国可以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联动机制，让这些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去扶持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那么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突破这一瓶颈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是要依靠我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作为市场经济调控“看不见的手”，若能通过财政扶持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那么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必然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四、结束语
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加入国际经济贸易既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我国出口额虽然一直位列世界前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出口结构处于劣势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在对我国出口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前提之下，如何发展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如何选择对外贸易战略，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总结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他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出口结构、优化进口结构以及实施我国企业的战略化升级等措施，以期促进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飞.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比较优势陷阱[J].国际贸易，2010.
[2]于蕾.关于我国贸易战略调整的探讨[J]，国际商务，2012.
[3]刘恒，陈涛.金融危机下对我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反思[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
作者简介：陈诗画(1992- )，女，江苏南通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效率;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
一、引言
中国在扩大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贸易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由于环境标准差异，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即通过专业生产并出口污染品以满足发达国家对该商品的消费需求，而将大量的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尽量降低贸易对一国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在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研究方面，Grossman和Krueger最早通过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了贸易的环境影响，即贸易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一国环境产生影响。此后，部分学者又引入了法规效应和收入效应等，认为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效应的总和;研究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即环境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环境污染水平会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公众环境需求的上升而出现下降趋势。上述理论提出后，众多学者分不同污染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检验了EKC曲线的存在性，并实证检验了贸易的环境影响，然而鲜有研究考虑环境效率这一反映一国环境绩效的指标与贸易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么，贸易是否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环境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是否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故本研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深入分析环保投入、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相对于已有关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问题的研究(Watanabe and Tanaka，2007;Bian and Yang，2010;Guo et al.， 2011;Wang et al.， 2013;杨俊，2010;袁鹏，2011)，本研究的創新之处主要在于：(1)首次通过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实证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环境效率，有效避免了以往采用两阶段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问题时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2)通过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从环境效率角度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丰富了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3)将对单一污染物的研究扩展到了环境绩效这一相对综合性的指标(综合考察了中国工业的多种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COD和SO2)。传统研究在考察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时大多采用单一污染物，造成了不同污染物选择所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变量长期关系的把握，而通过构建综合的环境效率指标，将投入、期望产出及不同类型的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中，有利于获得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稳定关系。
全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测度，包括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测算结果;第三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探讨其他因素如环保投入、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度
最早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因存在着非期望产出干扰环境效率数值的问题，在修正干扰因素的过程中，产生了几种比较著名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投入法、倒数转换法、转换向量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SBM模型法。投入法和倒数转换法其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实际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实质，因此其计算结果是有偏的;转换向量法在放松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则有可能造成线性规划无解;而方向性距离函数法由于较好地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Fre et al.(1989)首次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采用非参数设定下的距离函数衡量，并将污染物视为生产过程的一种产出，通过对期望产出施加强可处置性及非期望产出施加弱可处置性，建立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EPI)。
在Fre et al(1989)所提出的距离函数模型及Selden and Song(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础上，众多学者采用两阶段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研究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Simar and Wilson(2011)批评时指出的那样，在使用传统的距离函数模型进行两阶段分析时需做出众多假定，但经济数据却大多不能满足这些假定。因此，Simar and Vanhems(2012)在Cazals et al.(2002)、Daraio and Simar(2005)提出的概率生产函数基础上，对Fre and Grosskopf’s(2004)所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扩展，首次提出了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其非参数估计(对方向距离函数施加的条件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以反映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从而在采用两阶段分析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时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Simar and Wilson，2007， 2011)。因此，本文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间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值。
(一)地区环境效率测度模型
1.方向性距离函数
根据Fare(2004)的研究，对方向性距离函数作出如下定义：用P(x)表示要素投入，x∈R+N ，u表示非期望产出，u∈R+K，v表示期望产出，v∈R+M，并假设产出集是封闭的，要素投入可以自由使用。在满足下述条件时，P(x)为环境产出集：(1)(v，u)∈P(x)，且0θ1，(θv， θu)∈P(x)(产出的弱可处置性);(2)(v，u)∈P(x)，u=0，同时得到v=0(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性)。弱可处置性假设认为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是有成本的，因此要想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同时减少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零联合性假设认为要使得非期望产出降为零，除非不生产期望产出，两者的关联点仅在零点。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环境产出集可以被表示為：
(二)数据及变量选取
与其他相关文献类似，为衡量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①的工业环境效率，本文采用两种投入：劳动力和资本，其中，劳动力采用各省份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资本则采用张军(2004)永续盘存法估计得到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1952年=100)。期望产出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非期望产出为各省份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固体废物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外部控制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以上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年鉴》。
工业废水中污染物排放量指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汞、镉、六价铬、铅、砷、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硫化物、COD等一般无机物和有机物等污染物本身纯重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则为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冶炼矿渣、粉煤灰、炉渣、煤矿石、化工废渣、尾矿、放射性废渣等废物总量，单位为吨。
表1为所采用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本文所分析的29个省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三)测度结果
本文分别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4)和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14)测算了1992-2014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的工业环境效率值。分地区的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采用传统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并未趋于收敛(a图)，而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则呈现稳中略有上升的趋势，且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在减小并趋于收敛(b图)，这一点与杨俊(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平均环境效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
(一)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被限制在(0，1]之间，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会给参数估计带来严重有偏和不一致，为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分析。Tobit回归分析是因变量受限模型的一种，当被解释变量为断尾(Truncated)或截取(Censored)时采用。标准Tobit模型如公式(15)所示：
Y*i=Xiβ+εi
Yi=Y*iifY*i0
Yi=0ifY*i0(15)
其中，Y*i为潜变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Yi为观察到的被解释变量，Xi为解释变量，β为相关系数，εi为独立的且εi～N(0，σ)，Y*i～N(Xiβ，σ)。
基于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分析框架，本文以基于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得出的环境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以下Tobit回归模型：
EEit=β0+β1GDPPCit+β2GDPPC2it+β3GDPPC3it+β4TRADEit+β5ENVIRit+β6INDUSit+β7POPDit+εit(16)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及年份。本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92-2014年，共29个省份，667个观测值。变量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库。
GDPPC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探究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类似(He， 2008;Diao et al.， 2009;Brajer et al.，2011)，本文采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未经说明GDPPC均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值，1990年=100)衡量地区经济增长，GDPPC2、GDPPC3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项和立方项。按照EKC理论，通过回归系数可以判定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β1>0(β1<0)且β2=0、β3=0，则两者存在单调递增(递减)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2>0)、β3=0，存在倒U型(U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N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
TRADE为贸易开放度，其计算公式为：(出口额+进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用以反映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Grossman(1993)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贸易的环境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其中技术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国生产者的技术转移和贸易自由化引起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后续关于贸易的环境影响实证研究一般有两种结论：一种认为贸易有益于环境的改善，其原因在于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而改善环境，有利于清洁技术在国际上的扩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不利于环境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容易在国际分工中更多承担“污染品”的生产，从而不利于本国的环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与环境效率的实证研究方面，杨俊等(2010)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环境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其他一些研究却显示贸易依存度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较小;王兵等(2010)基于区域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FDI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环境效率;而涂正革(2008)利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参考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预期TRADE系数方向不定。
ENVIR为环保治理投入力度，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如果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在其他投入和期望产出相同的条件下会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率，反之，则环境效率相对较低。故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值为正。
INDUS为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效率的研究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三产业而言，对环境的污染最为突出，且中国近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点，因此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作用会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POPD为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衡量。关于人口密度对环境的影响也具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面临的环境压力越大，人口密度是導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Cropper and Griffith， 1994);另有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自身对环境保护更加关注，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则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Selden and Song， 1994)。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解释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2可见，不同地区的数据呈现较大差异。从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及人口密度均要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环保投入力度要相对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二)全国及区域EKC检验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了估计检验，结果见表3。通过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中的GDPPC三次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并非呈现N型(倒N型)曲线关系，故删去不显著的GDPPC三次项，再次进行回归并检验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U型(倒U型)关系。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DPPC及其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明显上升，且回归方程中的大多数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定模型2为最终估计结果。控制其他变量，环境效率(EE)与经济增长(GDPPC)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EE=00000302GDPPC-684e-10GDPPC2
由此关系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拐点处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经计算为221万元。笔者认为这一点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并不冲突。EKC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本文测算得出的拐点值为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拐点处前环境效率为上升趋势，经过拐点处后环境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超过拐点处后，环境监管成本上升，污染物的减排难度进一步加大，与环境污染水平的拐点并不矛盾。对比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可以发现，2003年以前各省份的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总体而言中国尚未到达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的阶段，但这一乐观情况很快将会改变。2012年已有10个省份、直辖市的人均GDP超过了拐点值，即进入环境效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阶段。
为探究EKC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并检验本文估计所采用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回归检验了经济增长、贸易等其他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区域的EKC检验仍然支持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差异之处在于各区域其拐点处的人均GDP有所不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拐点处人均GDP依次为182、271和202万元，中部地区的拐点值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一结论与袁鹏(2011)的结论一致;2014年，东部地区除河北、海南外，其他东部地区省份、直辖市人均GDP均已超过拐点值;中部和西部省份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
EKC的区域差异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环境监管方面的差异均有关联，即区域间样本存在异质性问题。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值依次为45%、52%和49%;1992-2014年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平均上升幅度为27%，西部地区为25%，东部地区则为07%，甚至有6个省份的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均为上升态势。从2014年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异不大，然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却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西部地区。因此，EKC拐点值的区域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所处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或初期阶段。已有研究显示，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环境监管力度越高，因此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污染物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和难度也会加大，拐点也相应出现的较早，而中、西部地区则因为较晚完成工业化进程，并且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东部地区成熟的治污经验，从而推迟拐点的出现。
(三) 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分析
本文同时考察了除经济增长外影响环境效率的其他因素，并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了地区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
贸易开放度(TRADE)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即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人均收入和贸易开放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该系数显著为负，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则要大于其正面影响。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可以分为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收入效应指由于贸易导致的收入提高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一方面贸易通过收入提高增加了政府用于污染治理支出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贸易通过提高收入增加了公众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结构效应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在污染品和清洁品的生产方面分工不同，专业生产污染品的国家与专业生产清洁品的国家必然在环境效率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从而体现为贸易结构差异对一国环境效率的影响;技术效应指由于国际贸易导致的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和扩散，其中包含污染品生产技术转移，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间环境标准差异而导致的污染品生产转移所引起的。从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省份是不同的，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高的东部地区，贸易通过增加收入、促进清洁技术的扩散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效率的提高，而在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贸易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这主要跟一些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速度较缓、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依赖较重有关。然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其环境效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相对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在提高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应重点注意降低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依赖性，加强环保意识，积极引进外资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扩大清洁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环保治理投入力度(ENVIR)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负值，即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环境效率反而越低，与预期不符，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属于“末端治理”而不是“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相对于源头治理而言，投入高，费用大，且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另外，通过比较发现，除海南省外，各省份2014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与1992年相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高的省份为北京、吉林、黑龙江、河南、四川，下降幅度为90%以上。各级政府应在加大环保投入力度的同时，逐步改变“末端治理”的治污模式，加大从源头进行工业生产的污染控制，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产业结构(INDUS)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正值，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即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则有下降趋势，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注意引入清洁生产技术，避免以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提高工业环境效率。
人口密度(POPD)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为负值，即总体而言，人口密度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该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主要是由于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环境压力。因此，在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在地区和城市的产业布局及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使得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能在提供经济、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不打破生態系统平衡;应加强环保宣传，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在环保审批方面，应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的企业，加强环保监督。
四、结论
本文首先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外生因素，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要素，以工业总产值为期望产出，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COD和SO2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1992-2014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然后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回归检验了EKC理论，分析了贸易、环保治理力度、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地区间的差异逐年减小并趋于收敛，东部地区的平均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一关系在全国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均成立，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超过拐点之后环境效率下降，环境监管的成本上升。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仍未到达拐点;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均已超过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到达拐点，这一结论与传统EKC的检验并不冲突。(3)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工业环境效率反而越低，这主要是由于对工业污染高投入且效果较差的“末端治理”所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则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总体上为负，高人口密度反而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如果想“又快又好”的发展经济，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清洁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避免过早落入环境效率的下降通道。(1)各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及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调整产业布局，尽量降低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依赖性。中西部地区虽然尚未到达拐点，但应注意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环保意识，引导资金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企业，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2)应充分重视“源头治理”，逐步改变以往“末端治理”模式，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并进一步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3)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从生态平衡的视角进行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尽量降低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注释：
①在分析中，将中国内地分成三大地区：西部(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和重庆)，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和重庆由于缺少数据而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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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trade; 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责任编辑：张曦)
出口贸易经济范文第6篇
专业简介
学科：经济学
门类：经济学类
专业名称：贸易经济专业
培养能在国家机关、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外贸部门、商业部门、大型工商贸公司(企业)、涉外企业、合资企业等机构从事各种商业实际业务工作和经营管理、市场调研、现代推销、经济活动分析等工作以及在学校、研究单位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在商业部门、大型工贸公司(企业)、涉外企业、合资企业等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经济活动分析、理论政策研究等工作，也可以从事有关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就业大体方向：毕业生主要适宜在商业(包括粮食、供销)、外贸系统、国民经济等综合部门。
专业信息
培养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熟悉我国商业、贸易领域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备较系统的国内外贸易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学、商业物价、物流学、商业企业管理学、市场预测与管理决策、市场营销学、电子计算机在商业中的应用、西方经济学、国际市场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工商管理、涉外企业管理、外贸实务、中国商业史、商品学概论、公共关系学等。
实践教学：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业务实习等实践活动。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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