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文化大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读——陈庆浩研究员访谈录
3、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
4、宋代白话小说研究百年述略
5、20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趋向
6、宋代小说整体研究百年述略
7、邓志谟小说研究现状分析
8、从《图像证史》到“艺术图像史”
9、论《花关索传》的民间叙事策略
10、谢小娥访贼复仇故事流变考
11、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再嫁故事及其伦理价值构建
12、基于封神电影宇宙视野下《姜子牙》的“一臂之力”
13、浅析《剪灯余话》中的女性形象（下）
14、连云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15、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程朱理学樊篱论存疑
16、中国古代小说学本位研究
17、《金瓶梅词话》中的酒器研究
18、浅析国产动画电影的造型特征
19、从小说到宝卷：小南一郎的俗文学研究路径
20、论《镜花缘》中的音乐书写
21、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2、论“三言”“二拍”中的侠义精神
23、神魔小说《七曜平妖全传》评析
24、《临川四梦》插图的版本梳理及研究方法的变迁问题
25、《型世言》选材的社会新闻特质探微
26、中国小说文体之“谱系”梳理及其学理化战略
27、现代与传统的当下结合
28、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看小说观念的转变
29、从《百川书志》看高儒的小说观念
30、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序跋与小说生态环境的考察几种传播途径
31、三言二拍公案叙事中的扮装艺术
32、明代小说中的妈祖形象考
33、心学视野下明代的《西游记》批评
34、关于强化深化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探讨
35、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36、明清小说风气与美学意蕴探析比较
37、美国汉学家何古理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
38、试论明代白话小说对元杂剧的改写
39、传播学视域下的明清小说研究
40、通俗与经典是“三言二拍”的天然两面
41、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
42、鲁迅的古典小说理论与20世纪下半叶相关研究关系
43、《诗词曲语辞例释》补释
44、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
45、论《夜宿荒宅》中的宫木的人物形象
46、日本江户时期通俗物的研究综述
47、从《牡丹亭》看汤显祖对文言小说的阅读
48、女性读者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49、近二十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述评
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研究
3、岭南文化特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及职业选择
4、我国网络文学现象及发展方向浅析
5、小说结构节奏论的兴起及其它
6、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编辑出版的商业化倾向
7、问题小说的流变与当代发展
8、曾朴《孽海花》小说意识和叙事方式的独特性
9、论网络小说改编的现状与反思
10、高中语文小说教学的现状与策略分析
11、论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批判现实主义
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
13、所罗门之歌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渊源
14、难民题材小说研究在中国
15、清末报载小说叙事“新闻性”探究
16、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现实意义探讨
17、国内图像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18、浅析新世纪现实主义题材童年小说创作现状
19、专业知识教学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浅谈高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
21、瞿秋白与毛泽东新现实主义文论比较谈
22、布雷德伯里现实主义小说观探析
23、女性主义可以更勇敢一些
24、产城融合视角下中国特色小镇持续性发展区域比较及评价
25、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
26、职业高中语文教学中小说教学法的运用
27、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研究
28、浅析手机小说的文体特征
29、突破“三要素”实现新探索
30、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与莫言的自主创新
31、浅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笑话、新闻
32、论同人小说的著作权性质
33、浅谈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34、《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元小说写作手法的分析
35、五维一体：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
36、我国“轻小说”的现状与对策
37、基于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模式的探讨
38、粤港澳大湾区网络文学的起点意义与多元图景
39、全民阅读环境下中国朝鲜文出版物发展研究
40、中国本土特色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
41、余华：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人性探寻
42、从穿越小说的虚构时空看当代网络小说创作的历史认知
43、四大名著一路走来的小说史
44、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45、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及其军事训练应用浅析
46、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47、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镜像
48、公案侠义小说合流现象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49、构建西北地区农村发展风险防控机制的意义及防控对策
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2、“走出去”的金庸小说英译策略
3、传统的表达形式与现代的精神内核
4、浅析金庸小说中人物名号的文化内涵
5、探析金庸小说中的围棋文化
6、艺术创新的产物：金庸小说中的疯癫人物
7、金庸武侠小说关于传统文化如何现代转化的思考
8、从金庸武侠小说看你属于哪种学习高手
9、侠客的身体:金庸武侠小说身体叙述策略研究
10、金庸武侠小说“射雕三部曲”中的侠义精神探究
11、金庸小说中潜伏的笑话
12、金庸小说中民族观念的演变
13、天下霸唱：受金庸小说影响大不想过多涉足电影行业
14、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
15、金庸小说里的人名，到底有多讲究
16、论金庸小说武侠人物的儒道思想及现代意义
17、从金庸小说中的师徒伦理谈我国研究生师生关系
18、跟着金庸的小说，游遍盛世河山
19、金庸小说人物刻画的社会主义价值文
20、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21、从襄阳欲建郭靖黄蓉雕像说金庸小说
22、试论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性
23、论金庸小说《天龙八部》血缘的原罪隐喻
24、基于人工智能的金庸之作家论研究
25、金庸武侠小说版本考论
26、论金庸小说的复合境界与文武之道
27、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养生宝典
28、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中的应用
29、金庸小说中的中药词语和文化
30、解读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
31、浅谈金庸小说中武术艺境的道德哲学形态（二）
32、金庸小说中的武功与侠、情
33、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34、从《天龙八部》的时空舛误看金庸小说批评素质问题
35、从金庸小说看文学知识的活学活用
36、试论金庸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
37、金庸小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38、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之《葵花宝典》探讨
39、“武侠小说家”，我和金庸感觉不同
40、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研究
41、金庸小说与个性主义传统
42、《白马啸西风》：从商品味走向书卷气的金庸小说
43、金庸武侠小说在新加坡的传播与接受
44、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道”
45、论金庸长篇武侠小说中的师徒关系
46、外国人是这么理解金庸小说的
47、疑是疑非的金庸小说武术（一）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
48、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49、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莫言的小说通常具有朴素自然特色，本文以《蛙》为例探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分别从词汇、修辞、风格和特性四个方面阐述该作品的语言艺术魅力。
关键词：莫言;小说;语言艺术;蛙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莫言的作品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其文学作品大多以魔幻的叙事手段完成，并且想象力非常丰富。2012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莫言热潮”，自此以后，莫言及其作品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评论。
一、莫言小说语言特点
莫言发表的小说以中长篇形式为主，其中《红高粱》及《丰乳肥臀》等都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正是在多种不同声音的讨论下，莫言的文学声誉越来越大。经过十余年的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蛙》于2009年底正式出版，在文学市场上迅速占据一席之地。就语言特点来看，其他作品以魔幻形式的语言为主，而《蛙》的语言则更具写实意义，在词汇、修辞、风格及特性等方面都包含着巨大魅力，让读者在妙趣横生的语言中就深刻理解到作品内涵。
二、《蛙》的语言艺术分析
小说《蛙》的主要内容是“我”的姑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同时也是新中国女性的代表，描写了姑姑在50余年的工作经历中发生的各种故事，呈现出这一阶段新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现状，其中重点表现出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历程。在创作时主要通过书信形式描绘出姑姑这一饱满的人物形象，并由此从侧面突出当时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开展期间面临的种种困难与挑战。该作品在201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作品通过莫言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阐释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梗概。纵观《蛙》的语言艺术，可以从词汇、修辞、风格与特性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词汇分析
莫言曾表示，在写作时需要使用能和他人明显区分开的且具有个人特色的语言，不同的词汇组合成不同的语言。《蛙》这一作品内的词汇应用主要体现在方言、熟语和粗话三个方面。
1. 方言词汇
莫言祖籍山东，山东地区的方言在其作品中非常常见。由于山东方言和普通话仅声调存在不同，其他方面都非常接近，因此山东方言也属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在《蛙》内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莫言的家乡，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生长于农村地区的农民，所以作品内的方言出现频率很大，这些方言词汇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作品内人物形象的真实饱满性。
比如“拤饼，煮鸡蛋，羊角葱，豆瓣酱”一句中的“拤饼”就是莫言家乡的一种独特小吃食物，即中间卷着鸡蛋、大葱与酱的圆形大薄饼。由于这种饼在食用的时候需要通过双手拤牢再送往嘴中，因此被当地人民称为“拤饼”。又比如“母亲说，好久没听你拉呱了，今晚上听你好好拉拉。”中的
“拉呱”在山东方言中指的是聊天。还有“我看着少妇礼貌地微笑着的脸，伸手拉拉小狮子的衣服，说：不要把哈喇子流到孩子脸上啊！”中的“哈喇子”也是山东的方言，指的是流出来的口水。通过这类方言词汇的应用，除了以口语化形式给人带来亲切感之外，还能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贴近实际生活。
2. 熟语词汇
熟语就是人们经常应用的习用语，具有简单明了且内容形象的特点，
《蛙》中就应用了大量的熟语，借此提高人们身份与语言的契合度。比如其中应用了大量的谚语，包括“强扭的瓜不甜”、“甘蔗没有两头甜”、“姜还是老的辣”等，这些谚语除了提高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性之外，还提高了人物的生动性，并在无形中为小说中的语言增添几分音乐美感。《蛙》中还有很多通俗有趣的歇后语，比如“王八瞅绿豆，看对眼了”和“狗咬泰山，无处下嘴”等，用于小说的语言中都非常幽默生动，瞬间提升了句子的形象性。
3. 粗话词汇
莫言的很多作品中都使用了粗话词汇，在小说《蛙》中也不例外，尽管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需要做到“语言美”，但是为了确保故事情节的真实鲜活性，更全面地展现出小说人物的具体形象，则需要依据人物的设定情况使用部分符合其身份的粗话词汇，这样才能确保人物形象的深刻逼真效果。
《蛙》中有很多骂人的粗话，小说中的人物说出这些骂人的粗话时，主要是为了传达自己内心的不佳情绪，比如“滚，小兔崽子们”、“吃这个狗日的”、“肖下唇你个小杂种”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深入分析小说内容可知，出现这类骂人的粗话非常正常，因为故事内涉及到的人物大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面对各类不满的事情，他们很容易直接利用这种粗俗直接的语言骂人，这也符合人物与作品的实际情况。
《蛙》中同样有不少虽未骂人却也十分难听的粗话词汇，比如文中数次出现“妈的”这一词汇，仅仅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叹之情，通过这一词汇可以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说话者的整体素养。
（二）修辞分析
在《蛙》这一作品中，莫言为了提高内容的饱满性，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其中较普遍的是比喻、排比、夸张和反复。
比喻修辞在《蛙》中应用得十分广泛，作品内容的丰富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比喻修辞完成。比如“两行蜂蜜般的泪水，从他枯干的眼窝里流出来”，是通过倒喻的方式使文字既简单又生动。“我感到自己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朽木”一句则是通过扩喻的方式强调“我”和“朽木”之间的相似之处。
排比修辞的特点就是可以明显提升内容与语势的表现力，《蛙》中的排比修辞也很多。比如“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么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面，更用不着野蛮”一句中，是姑姑听到“我”说她“野蛮”之后的回应，由此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体验到“姑姑”当时的情感状态，同时也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当时在农村地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
利用夸张修辞能带给人难忘的感受，同时突出强调目标事物的特征。比如在莫言的小说《蛙》中就有“半米长一张驴脸，嘴唇乌青，牙缝渗血，满嘴臭气，一张口就能将马熏倒”，这句话是用来形容卫生院院长的容貌，据此可以让读者推测出这一人物的恶劣形象，將其样貌与品行结合为一体。
通过反复修辞能进一步强化语言的中心思想。比如《蛙》中的“党让姑姑爬刀山，姑姑就去爬刀山;党让姑姑去跳火海，姑姑就去跳火海……”这种反复的手法能进一步突出姑姑可以为党牺牲一切的精神，让人深刻理解姑姑忠于党的坚定信念。
（三）风格分析
莫言的作品向来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与他从小生活在农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小说《蛙》的语言风格发现，这部小说花费了莫言约30年的时间，但是整体语言风格具有很明显的朴素自然特点，应用了大量的民间口语化文字，同时也非常成熟，这部作品也充分彰显出极具特色的“莫言风格”。
（四）特性分析
《蛙》的语言艺术特性主要是民间特性与世界特性共存。
1.民间特性
小说内的语言大多都有朴素自然的特征，方言与口语随处可见，这非常符合作品中农村生活的主题。除了作者叙述时使用的文字具有民间特性，小说内主要人物的话中也充满大量粗话与方言等民间特色。
2.世界特性
莫言成为2012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明其作品已被全世界文学界肯定。《蛙》这一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我国计划生育全面落实阶段，我国实施这项计划主要是为了控制当时增长较快的人口，莫言就是借助这一作品把中国那一时期的缩影展现给世界，这也体现出该作品的世界特性。
三、结语
《蛙》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之一，其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词汇、修辞、风格和特性四个方面，这些语言艺术汇聚在一起构成了鲜明的“莫言风格”，并最终凭借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呈现在世界面前。
参考文献：
[1] 张方煜.浅析莫言小说《蛙》的语言艺术[J].散文百家，2018（12）.
[2] 杨琛.莫言作品的语言特色与艺术风格[J].好家长，2019（006）：254-254.
[3] 吴孙玉笑.论莫言小说语言的色彩魅力[J].青年文学家，2019（009）：57.
小说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以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和《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把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领域从战场拓展到了人物生活的各个层面。“英雄岂止在战场”的英雄书写方式，是新革命历史小说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超越和全新突破，它带来了英雄形象、英雄观念、英雄内涵等一系列根本变化。在这些优秀作品的启示和带动之下，革命历史小说必将出现一个繁荣局面。
关键词：新革命历史小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塑造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一般指1949年建国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长盛不衰的题材，这种题材的小说被批评家、作家和读者几乎毫无争议地一致称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个概念最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干脆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指出它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的一类小说作品。建国后的“十七年”(1949—1966)是革命历史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刚刚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们，真诚地、发自内心地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欢呼，为革命英雄们树碑立传，英雄书写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由于作家们是刚刚过去的战争、革命的“亲历者”，是革命英雄人物的“见证人”，所以刚开始时，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极具有生活真实性，也有极强的感染力。反过来。刚刚当家作主的人民，也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得到极大的鼓舞，英雄人物成为人们继续干革命、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和强大动力，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就有力地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历史小说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承担了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在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指导下，这种功能不断强化，以致到后来，“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成为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这直接造成英雄人物的“净化”——只能写英雄人物光辉、革命的一面，不能写与革命无关的生活。甚至在写英雄人物的革命生活时，也只能写其斗争的勇敢、坚定、顽强，而不能表现与这些不一致的方面，如恐惧、动摇的情绪，更不能写爱情、享受等等。优秀的革命历史小说《红日》(1957年)就因为在人物刻画方面写了一些个性化的生活内容，如团长刘胜的所谓感情用事(即缺乏自制而容易冲动，某种“游击习气”等)，又如连长石东根的卤莽任性之类，就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如称转移途中“战士思想不通，连长不高兴，团长也闹情绪，甚至讲怪话，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否深入了部队”，认为对英雄人物的刻画“消极面似乎太多了一点……”。在这些批评的“帮助”之下，作家们不得不乖巧起来，他们笔下的革命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单纯”起来，以至走向“高大全”式的典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也变成“以‘共产主义战士’为蓝本的或跟着某些现成概念行走的公式化创作了”。
作家们几乎一致地发现。要塑造这种“高大全”式的典型，置人物于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的战场是最有效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方法——胜利后的人们，谁不愿意再次回顾属于己方的胜利历史呢?于是，我们就见到了革命英雄叙事的“经典模式”：以苦大仇深遭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或革命处于低潮、失败为起点，中经残酷、不懈、曲折的革命斗争，最后以敌人被打倒、主人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或革命取得胜利为结局(这种结局类似于西方童话的结尾：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英雄人物似乎整天都在与敌人拼杀，日思夜想的只是革命、斗争，很多现实生活内容被抽掉了，英雄人物变成了图解某种政治思想的“革命典型”。这种革命英雄人物书写到十年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英雄人物不仅极度“纯化”，而且神圣化了，成了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神”。由于缺乏实在的生活内容，再加上“审美疲劳”，到文革结束，历史进入8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动，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始沉寂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新的题材的探索：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革命历史小说及其中的英雄人物也不再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
二
时间的车轮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进入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五彩缤纷”起来。没有了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梦想中似乎一下子找不着北：物质财富增加了，精神却变得空落落的，生活失去了伟大感、崇高感，多元化的社会表演也显得平庸、琐碎起来。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那段革命历史，怀念失去的光辉岁月，一股普遍的怀旧情绪在社会上弥漫开来。“怀旧是一种既古老又崭新，既令我们感到熟悉又使我们觉得陌生的文化景观。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显著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开始搜寻过去的“老照片”，回忆起30年代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想起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岁月，当然，也把目光投向了解放前那段既充满艰难困苦也包含伟大崇高的革命历史。
和这股潮流的兴起相适应，一批军旅作家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一度曾被抛弃被冷落的领域。这批作家没有参加过当年的革命斗争，他们是站在世纪末的时间点上回头看那些属于他们父辈的革命战争。他们没有前辈作家因袭的意识形态重担，他们更多的是用现在的眼光(价值标准)来重新审视“昨天”的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他们无意于否定这段革命历史，而是试图拂去蒙在那上面过多的意识形态的遮蔽，注入更多的当代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思考。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创作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是恢复对于“革命历史”正面叙事，这类作品往往激情满溢地追述“文革”之后一度黯淡的“红色记忆”，并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形成一种宏观的对话关系，批评家们称这类小说为“新革命历史小说”。
这类小说自发端始，佳作就接踵问世、蔚为大观。代表性的作品有《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英雄无语》(项小米著)、《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都梁著)、《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亲和他的儿女们》、《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等等。上述小说往往以其较大的发行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其中部分作品诸如《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因为被拍成
电视剧走进荧屏更是流行一时，其中的主人公石光荣、李云龙、粱大牙(电视剧里改为姜大牙)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新革命历史小说也因此成为世纪之交文坛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就重建“革命历史”认同的价值取向而言，新革命历史小说无疑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具有类似的文化姿态，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后者的历史继承人。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身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之中，并从总体上认同这一过程的历史合理性，使新革命历史小说无可避免地置历史叙事于现代性价值的视野之中。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追求意识形态价值不同，新革命历史小说淡化乃至抹去阶级斗争的印痕，更多地突出民族精神和人文向度。这必然导致了刻画英雄人物手法上的种种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是，刻画英雄人物时不再把人物局限于对敌斗争的战场上，人物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就有了更多的展示空间，读者也就能看到英雄人物的更多侧面。这样，所塑造人物就突破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僵化、呆板乃至模式化，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的天空》的作者徐贵祥在谈到他笔下的人物时，这样说：“事实证明我塑造的梁大牙等人物形象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我把原本模式化的人物还原为真实的具有丰富性的多面性的人物。”这恰恰是这种突破的直接效果。
三
总的说来，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写战场外的英雄人物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把表现英雄人物的时间拉长(把时间延伸到解放后的和平年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点上，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干脆以1950年作起点)；二是把表现英雄人物的领域拓宽(从爱情婚姻到家庭再到友情等)。当然，这二者不是分裂、对立的两面，而是时有交叉时有重叠的统一体。
第一，浓墨重彩叙写爱情婚姻。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英雄的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再是避而不谈或三言两语轻轻带过，而是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这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时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典型，英雄的革命事业都干不完，哪有时间谈情说爱、享受家庭生活呢?《红日》里面有关我军高级军官的爱情描写(只占很小的篇幅)就被冯牧批评为：“这正如同在一曲雄伟动听的交响乐之中，突然杂入了几声刺耳的不和谐音，使人不禁感到一丝不快和遗憾。”在“左”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的爱情写得很少，要么不写，要么只写一些概念化的表面的东西，很少正面、详细表现。“爱情关系在军事题材的红色小说中是一个不断被‘延迟’的人际关系”，“爱情的力量，在红色小说中也从未上升为左右军事格局的叙事动力”，爱情成了有它嫌多、没它不少的无用的东西。新革命历史小说则对这种旧的、不合时宜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爱情、婚姻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成为叙事的强大动力。石钟山的《父亲进城》，石光荣与琴的爱情、婚姻生活，是叙事的主线和正面表现对象，没有这些，后来的石光荣与他的儿女们的故事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晚年石光荣的一切描述都是从这儿生发出来的。《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本来无意参加八路军(他想投奔“国军”吃皇粮)，却因为看到了美丽的女八路东方闻音而决定留下来，因为对东方闻音的爱，他接受东方闻音的批评、帮助，迅速成长起来。尽管在梁大牙的成长过程中，上级杨庭辉、王兰田的教育、帮助是主要的，但东方闻音仍是不可或缺的。而后来，梁大牙、东方闻音也演绎了一场毫不逊色于任何经典爱情的爱情故事，更因东方闻音的牺牲而呈现出一种有力的悲剧美。《亮剑》里的李云龙，爱上医院漂亮的女护士田雨，以军人的英雄气、男人的阳刚气征服了田雨，他俩的结合不是完成，而是小说后来对文革进行反思的重要铺垫(因为由田雨牵出了她的父亲田墨轩，以及后来成为李云龙好友赵刚妻子的冯楠，他们都是作者设置的、对文革进行超越当时历史环境思考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建国后李云龙展现性格的重要一环。
第二，细致入微刻画同志友情。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英雄人物时，还特别细致地展现这些英雄与他周围的人的关系，如《父亲和他的警卫员》中的石光荣和小伍子，《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和张普景。他们摆脱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写同志关系时的那种“想当然”与简单化、抽象化——既然是革命同志，又在战场上共同杀敌，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干革命，有什么故事好讲呢?新革命历史小说改变了这种被意识形态抽空了的人际关系，填充进更多的人性、情感内涵。如石光荣和小伍子，一个是首长，一个是警卫员，上下级关系明确，可石光荣是个不要命的指挥官，打起仗来老往前沿阵地跑，小伍子可不依了，拦住不让去，甚至扛起石光荣往回跑，因此救过石光荣的命；石光荣想独自上山劝降土匪，还是把小伍子打败捆住才得以成行。小伍子亲手处决因贪财杀死一名妓女的哥哥后对石光荣说。他从此后只有石光荣一个亲人了。文革期间，小伍子遭受迫害，是石光荣救了他。到了晚年，他们不与自己的孩子住，两个老头子却有滋有味地住在一起。像当年一样，石光荣在前面走，小伍子拿着刀和枪跟在后面。晚上，便喝酒回忆过去的岁月。他们的生命似乎早已融为一体，他们的关系，岂止是简单的阶级兄弟就可以涵盖?
再如李云龙和赵刚，一个是军事指挥官，一个是政治委员，一管军事，一管党政，一个是大老粗，一个是文化人，可历史偏偏把他们捆在一起，而且风风雨雨共同走过几十年。作者都梁没有忽略他们的差异，而是颇带戏剧性地把他们从对立争吵到慢慢熟悉再到沟通理解以致最后互相珍惜的全过程写出来。文革时，赵刚作为知识分子坚守理想，自杀前把孩子托付给李云龙，李云龙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保护。得到赵刚自杀的消息，李云龙觉得世界都塌了。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心心相通的生死之交?因为在差异很大的表面下，他们都有一颗追求正义、热爱人民之心，都不是贪图个人私利的伪共产主义者，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梁大牙和张普景非常类似李云龙和赵刚，个性、气质相差很大，可他们身上秉持的正气压倒了这些差异，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争吵、斗争，也互相砥砺，终于成为彼此敬佩的畏友。
这些友情刻画，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人情味，弥漫着浓浓的英雄气息，在它们面前，阶级、革命、战争都显得干枯、渺小了。
第三，立体多向挖掘赤子情怀。建国以后，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都做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革命的敌人没有了，他们的赤子之心却没有停留在功劳簿上，而是在广阔的社会层面进行多向投射，炫出一道一道夺目的光彩。首先来看看石光荣的感恩深情。石光荣小时候父母双亡，他是吃靠山屯(《父亲和他的儿女们》改为蘑菇屯)的百家饭才长大的。人老思乡，50岁的石光荣回到靠山屯，请乡亲们吃了三天的猪肉炖粉条，一家一家的看望，并不因为是将军了就摆
架子。后来，乡亲们到城里来，他真心诚意的招待。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整酒整肉”。对乡亲们是有求必应。因为把一批军车批给家乡县搞经济建设还犯了错误，被勒令提前退休(见《父亲进城》)。在《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中，他帮助蘑菇屯的晚辈们开了一家“蘑菇屯饭庄”，生意不好就动员全家人去吃，动员邻居们去吃。这种叫人感动的感恩情怀与乡土情结，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信守的“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水是家乡甜”等文化传统非常一致地契合了，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其次再来看英雄们的军旅情结。退休后的石光荣，依然是军人本色，始终穿着那身军装，乐此不疲地在沙盘上演兵。每天的生活也是军人做派：走路一阵风，吃军人食堂，早晨起来和小伍子耍刀弄枪。在家里，也是“军事化”管理，他是首长，老婆、孩子都得听他的。这种军旅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子女职业选择的态度上，石光荣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认定，他的孩子就得当兵。结果是他的三个孩子都参了军：大儿子林成为像他一样的军人；女儿晶尽管复员了，但军人的刚性已经进入她的人格气质；小儿子海没当成合格的军人但他想找个像姐姐那样的女朋友，也表明了他对军人的肯定(晶在各方面都酷肖石光荣)——可以说。石光荣的军旅情结已延伸到了下一代身上。李云龙、粱大牙、张普景们的孩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他们送到了部队。
最后我们谈谈特定历史环境中英雄经受的人性考验。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松动，以及历史的拉远，作家们可以在作品里谈一些以前不能触及的话题了。这就使英雄人物的塑造有了新的可能。新革命历史小说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亮剑》里涉及到了饿死不少百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黑白颠倒的十年文革。李云龙自己和家人饿得发昏，花自己钱买来的五千斤粮食却不留一斤地送到军里的特种部队那儿去。田雨想为孩子们留下五十斤，却遭到李云龙的痛骂。文革期间，为了所在城市不遭受造反派武斗的毁灭，他不顾当时政治气候异常，毅然下令用武力夺回被造反派攻占的泰山师总部。结果被戴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抓捕，遭受种种迫害。为了保持军人的尊严，他拒绝了好友和部下的援救，最后开枪自杀。他到死都保持了军人的铮铮铁骨。李云龙的亲密战友赵刚，在别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大义凛然地反击错误的政治路线，痛斥为了自保而彼此攻击的软骨头，最后与妻子一起自杀，用死来坚守“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历史的天空》也写到了文革的考验，结果是有的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梁大牙、张普景、陈墨涵等；也有曾身经百战的“革命英雄”，如朱预道；在这场考验面前倒下了，还有不得志的“革命者”的乘机报复、兴风作浪，如江古碑。文革成了又一“战场”，真正的英雄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假英雄与小丑也再次显出自己的原形。
四
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这些非战场表述，在实质上仍是一种英雄书写，是把英雄人物的英雄气质和英雄人格放到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在这种考察中丰富和发展英雄的内涵，并赋予当代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思考。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战场在塑造这些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上已经大大降低，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里甚至只是作为一个回顾的背景。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的英雄性格和优秀品质是在与敌人的生死斗争中得以塑造和完成的，内涵单一、透明。如勇敢、机智、忠于革命、富有牺牲精神等等。新革命历史小说除写英雄与敌人的斗争外，还写到他们与爱人、子女、战友乃至人民的种种关系，不是作为三言两语的捎带，而是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着意表现，这就使这些英雄人物不仅具有优秀的革命品质，还有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敢爱敢恨，有情有义，刚正不阿，爱国爱民，阳刚血性，勇于担责，大气霸气……，从而，他们就不是被抽空了的某种“符号”。而是富有个性特征的典型，是真正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形象。
这些多方面的刻画，其联系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和一个主人公的串联，而是内在的“英雄气”的灌注。如《父亲进城》中石光荣强娶琴，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因为琴爱的是枫。可与枫的软弱犹疑、优柔寡断相比，石光荣的“土匪式”做法，就显得充满男性的霸气和阳刚之气，这也正是石光荣“英雄气”的突出表现。“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这无疑使他们在历史的天空里显得十分另类。他们裹挟着从战争的硝烟里带来的“英雄气”，穿越了平淡岁月的洗刷，战胜了日常生活的琐碎，把本来毫无趣味的地方搅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这恰好满足了世纪之交生活于平庸、琐碎中的人们的怀旧情绪和寻找英雄的渴望，“对大多数人来说，怀旧是某种朦胧暧昧的、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它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好的，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而且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战场之外的英雄书写就是这样的一种“怀旧”。
新革命历史小说呈现的“英雄观”蕴涵了很多当下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命题，如石光荣的感恩图报，赵刚自解放起就有的对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变质腐化的警觉，李云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对“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困还会饿死”的追问，梁必达(梁大牙后来的名字)刚当上司令员就思考要退下来让年轻人上去搞科技强军，这些与现在的道德重建、反腐倡廉、关注民生、干部年轻化、科技强军等等时代潮流是十分吻合的。这就充分说明，李云龙、梁必达是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当代英雄，是建立在今天的价值观基础上的革命英雄。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人文内涵和时代价值。他们是这个和平年代的产物，这是新革命历史小说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非战场生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这也启示我们，革命历史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写作资源。只要我们用新的观念去审视那些老故事和旧人物，我们就能写出新意来。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在谈到《亮剑》等作品的创作启示时，说：“事实表明，我国数千年博大浩瀚、丰富多彩的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文学资源富矿。”这确是明鉴之语。
英雄岂止在战场?正是这种生活层面的突破，才造成了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上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超越和全新突破，也带来英雄形象、英雄观念、英雄内涵等一系列的根本变化。石钟山、都梁、徐贵祥们的成功。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作家学习、仿效，我们期待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
责任编辑 刘凤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