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呈现多种维度多层内涵多重特征的子命题系统。在这个子命题系统中， “美好生活需要”是最具创新性、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子概念，也是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之一。从历史、理论、时代、主体等维度立体观照，可以看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蕴含着总体性的共同内涵，也蕴含着层次性的区别内涵;既指个人层面上需要的提档升级，也指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和现代化;既涉及共时性共同需要，也涉及历时性共同需要。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维度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卢伟，芦曦.观照美好生活需要的四个维度[J].克拉玛依学刊，2020（5）34-39.
美好生活因其超越性、崇高性、理想性而成为人民孜孜以求的向往，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需要是层次性更高、包容性更大、整体性更强、动态性更明显的需要，它所蕴含的内容更丰富。同时，实现起来难度更大、历时更长。对这一命题的准确理解是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
一、历史维度：人类发展的永恒追求
美好生活需要虽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才会产生的高层次需要，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它受不同阶段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亘古常新的理论命题
美好生活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是古今中外的哲人先贤们关注思索的重大命题，是普罗大众梦寐以求、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追问与思考俯拾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关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从未中断，可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文明进步中亘古常新的理论命题之一。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苏格拉底的“至善的生活”、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近代哲学家们提出的 “理性王国”“诗意栖居的生活”，还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回答。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思索论述也是汗牛充栋。从《诗经》中的“乐郊”“乐土”，《礼记》中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老子》中的“小国寡民”理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再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的“人间天国”，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无不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只有马克思为我们构建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才把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牢固树立起来，把实现远大理想与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征程中，通过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的初心使命，不断满足着、实现着人民群众对各阶段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对人的需要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史的永恒主题
如果说历史不能离开人，那么也等于说历史不能离开人的需要。人们对人的需要及其实现问题的探索与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如影随形。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发现、尊重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断满足这种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关于需要的认识百家争鸣、源远流长，但其中大部分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与欲望、利益及其由此产生的行为联系起来阐述的。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需要常常是以“欲”或“利”的提法出现，将“欲望”等同于“需要”，视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情感欲求。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们也承认和重视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对人生存、生活及政治统治、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大都强调“节欲、寡欲、无欲”，认为欲望多寡与人性善恶相关，宋代理学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以，以此为指导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往往被视为异端和反动而遭到抑制、排斥乃至取缔。[3]直到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中重視民众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提出了“全民政治”的民权主义主张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主张，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人民对这一“美好”生活的期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群众的需要才作为一种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实现。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镌刻在旗帜上、行动纲领上从未更改，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体现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从未动摇。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人的需要的探讨也从未中止过。从古希腊时期德谟克里特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柏拉图的“节制人的欲望和需要”、伊壁鸠鲁的“需要的前提是缺少或匮乏”“我们由快乐之不在而感受苦痛时，便感觉快乐的需要，当我们再也不感觉痛苦时，也就再不感觉快乐的需要。”[4]到18世纪爱尔维修的“人的需要是人进行各种活动的根本动因”、黑格尔的“心灵自由需要”再到马克思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等 。[5]尤其近现代以来，西方需要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1943）、弗洛姆的“共同需要”理论（1941）、马尔库塞的“真假需要”理论（1964）、赫勒的“激进需要”理论（1984）等，极大丰富了需要范畴的研究视域和内容层次、拓展了人们的认识水平。
二、理论维度：主体需要的多重体现
马克思需要理论和西方需要理论是观照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理论参考和分析工具，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分为四大领域 、三个层次的重要论述，还是西方思想家围绕人性、人格塑造、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判、与理想社会构建等联系起来论述需要，都为我们准确把握其内涵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多元启发。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本质和价值实现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需要的认识不是从抽象、孤立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而是把它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同社会实践、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起来，为我们勾画出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和奋斗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应该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理解，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需要是对需要对象的明确指向，这种指向构成需要主体满足需要的目标，驱使需要主体不懈努力去占有对象，消除匮乏，达到需要的满足，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实现。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3]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有四大领域、三个层次，即从内容上看，人的需要有物质生活需要、政治生活需要、社会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从性质上看，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经济社会形态阶段”，由于整个精神、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都受制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价值自然容易凌驾于精神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之上。物质生活需要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它的满足是人类一切其他活动的根本起点。随着基本生存需要的解决，人的需要会逐渐向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迈进。由此，观照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超越基本生存需要和不止于物质生活需要的高层次多样化需要，它可对应马克思需要理论中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它也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所取代。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商品短缺的状态而进入物质丰富的新时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把经济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的理念和做法，而应把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统一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要求我们更加着力解决包括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在内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自我塑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个性需要，以实现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
（二）西方需要理论视域：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层次需要、真实需要与充分需要的统一
其一，“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无论是低层次需要还是高层次需要，都离不开个人的欲望，主张用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来刺激人的积极性。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和观点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克雷顿·奥尔德弗的“ERG需要”理论和弗洛姆的“共同需要”理论等， 他们对需要层次的分类不同、对不同需要间的实现顺序和相互规定的原则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人的不同动机与人的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息息相关，认为人的需要既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又有高层次的个性全面发展需要等层次区分，认为人的幸福和成长与需要被满足的程度有关，同时主张个人需要是人的本能能够进行自我实现等等。这一理论带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色彩，理论论证缺乏科学依据，把人的一切需要都认为是出于利己的本能，忽视了社会对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理论根基存在问题。但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需要的一般规律，看到了人的行为动机与实现自身需要的内在关系，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利益是需要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有关”[1]的思想相一致;第二，认识到了健全的社会是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肯定了精神需要在健全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符合人类需要递升变化的一般规律;美好生活需要不应该是某一种具体的需要，而应该是包含了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综合性需要;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之上的高层次需要，它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力量源泉。
其二，“真假需要”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实现自己的特殊社会利益，通过发达的工业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来麻痹了人的判断，混淆人对“需要”与“想要”的区别，把大量的虚假需要强加给个人，致使人的需要出现了异化，个人陷入到没有止境的物欲中不能自拔，从而妨碍了人内心真正需要的满足，它表明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影响和控制。从马尔库塞“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到威廉·莱斯“二元需要”都试图通过区分“真假需要”，使个人聚焦真正的需要，而获得内心真正的满足。从这一理论视域出发，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符合实际的需要，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主的需要，是健康的有益于社会和谐发展和有助于人的心灵充盈的需要;同时也启示我们满足这一需要不仅依赖于客观发展也取决于主观的选择和感受，即它离不开我们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发展，也需要人们转变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确立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其三，“激进需要”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会被简单化为纯粹的经济需要，即生产的目的仅是使资本增值而非使人的丰富需要得以满足。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把所有在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出现的，但在此社会中不能得以满足的需要表征称为“激进需要”，并以此提出了人类的解放这一最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以解决这一缺乏。她认为的需要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中不被满足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缺乏。[5]这一理论启示我们，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一种丰富的需要而不是匮乏的需要，是一种能让人的各个方面都得到發展的全面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需要;同时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不能依靠个体的自我实现，它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时代维度：“新时代”的鲜明标识
对美好生活的渴盼是世代人们都会有的一种普遍情愫，但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和能够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因为受时代条件的制约，人们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实现心中美好生活的样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语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正确分析新时代的时与势，认清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是时代应有之义。
（一）新时代意味着人民需要的新变化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维度看，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又翻开了崭新一页、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踏上了由富到强的伟大征程，不仅宣示了中国人民生活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也意味着人民需要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与站起来、富起来阶段不同，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和更包容、综合与全面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以满足基本生存和生理需要为主的需要，更多是强调满足人民多元多样丰富需要和更多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同时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更真实、自主的需要，它符合人类需要递升的一般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内心的真正需求与期盼，而不是外界强加给人民的虚假的需要，也不是脱离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具有可实现性。
（二）新时代规定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条件
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内的新时代，它具体规定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条件与水平，这意味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谈论美好生活需要不能脱离这个具体语境与时代条件，它不是一种随心所欲、完全自由的需要，而是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基础之上的理性和有限的需要。构建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已经开启，这意味着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不再只是停留于物质基础层面的希冀，而是连接通往人类新文明样态的桥梁，它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衔接，把最高理想照进了现实，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关照地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全面进步、国家全面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实现美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总体上看，“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追求更高社会理想的价值旨归更加清晰。
四、主体维度：历史主体力量的重要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人民是需要的创造、享有和评判主体。
（一）新时代“人民”范畴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西方需要理论中需求主体的“人”不同，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的、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指具体社会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民同样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政治概念，它是有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共同目标集合体。这个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同环境和时代条件下，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指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6]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人民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就社会主义改革时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相对应，我国“人民”的范畴其对象越来越宽广、其阶层属性越来越复杂。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类建设者，再到各类爱国者等统一战线中的所有成员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新时代人民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它深刻反映了当今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剧烈变化，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他们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相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这一范畴内部各群体和成员间也存在具体利益诉求、关注点的不同。把握新时代“人民”概念，首先要认识到它的整体性，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内部的差异性。
（二）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实现者和享有者、评判者
人民既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创造者，也是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这一需要的历史主体。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所以，人民劳动的过程是不断满足自身需要和推动历史前进相统一的过程。换句话说，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体现为它是合力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是剧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它体现在人民既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和实现者，又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享有者和评判者。首先，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者和实现者。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7]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生活需要的提档升级，是人民在新时代的新期盼，也是人民奋进新时代的根本动因，人民是这一需要的提出者、诉求者。同时，人民也是满足这一需要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一切奇迹的根源，也是满足自身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动力。其次，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享有者和评判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1]纵观历史，我们党一直以来都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奋斗的目的而非手段，无论干革命、搞建设、还是抓改革，党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8]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党一切奋斗的最终目的，是美好生活需要的真正享有者。同时，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9]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离不开人民的感受，需要人民作出评价。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主体和最终评判者。
综上，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整体性、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既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人民”这一主体的变化，又需要我们把握“美好生活”这一客体的丰富性，还要看到日益增长这一重要特征。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蕴含着总体性的共同内涵，也蕴含着层次性的区别内涵，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生存性需要与高层次享受性、发展性需要的统一，是不同個体和群体间个性化需要的最大公约数;既指个人层面上生活需要的提档升级，也指社会和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和现代化，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统一，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既涉及共时性的共同需要，也涉及历时性的共同需要，从近期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远期看是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把党在新时代的十四条基本方略统一起来，不断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才能逐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82、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3]张晓峰.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2：61、79-80.
[4]林骧华.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92.
[5]赵欢.西方“需要理论”回顾及其政策意蕴考量[J].社会福利，2018（9）.
[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9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3.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41.
[9]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EB/OL].http： // politics . people . com . cn / n1 / 2018 /0106/c1001-29748842.html，2018-01-06.
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国古代对数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中，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初中数学教育加以融合，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促进学生尽快成长，增强民族自信心。
关键词：初中数学 传统文化 课堂教学 文化自信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经了五千年的沉淀和积蓄，呈现出了绚丽多姿的一面。它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特征，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以人为本、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文化特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数学价值并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学生在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 一、数学教学过程中应用传统文化到的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大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对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青少年一代。初中数学是影响青少年成长重要学科，一直伴随着青少年成长，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中具有重要地位，将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应用到初中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这既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丰富数学学科内容的内在要求。我国古代数学在某些领域有着绝对的优势，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家祖冲之、朱世杰刘徽、秦九韶、墨子、杨辉、赵爽等，而在相关的学术著作上也有《九章算术》、《五曹算经》、《周髀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等流传于世，在具体的数学问题上，圆周率、勾股定理、黄金分割点等理论的提出成为了国人为之骄傲的数学成就。所有这些数学成就，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都可以穿插到课程当中，既让学生学习了知识，同时也让其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心。如在讲解平行四边形时，可介绍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如何利用出入相补的原理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通过讲授数学家华罗庚的伟大事迹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帮助同学们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在介绍数论知识时，通过介绍陈景润、王元等数学家与“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感悟中国人民在数学方面的智慧和才能。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中华民族的传承下来的伟大智慧，对初中学生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与传统文化整合的方法
1、数学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载体
我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无论是绘画、诗词歌赋、宫殿建筑、还是武术、中医、书法、服饰，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载体。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根据授课内容和传统文化载体的特征，深入研究，紧紧的抓住这些文化载体为教学所用。例如，在教学平移、旋转轴对称、中心对称过程中可以通过传统文化艺术的窗花、剪纸的形式，帮助同学掌握几何图形的结构和变化特征，如直线对称、轴对称、中心对称;利用平面直角坐标图计算北京故宫、天坛等中国传统建筑的具体数据;通过道家的阴阳太极图和八卦图，计算圆和多边形的面积和周长;利用天坛回音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通过猜拳或掷骰子等我国古老的娱乐形式来讲解概率问题等。
2、教学中采用古今数学结合感受中国传统数学魅力
我国古代数学在某些领域有着绝对的优势，如学习勾股定理时介绍2002年北京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徽，由4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拼合而成，是由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弦图为了证明勾股定理设计的，他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遠的方法称为重差术）。教学中通过讲授我国古代数学家的故事伟大事迹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家对数学发展的贡献，帮助其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激发民族自信心。
3、利用传统文化故事感悟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类型丰富多样。传统寓言故事，重要典故也是教学资源，我国古代数学在发展演绎的过程中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是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而不是建立在西方算数那样纯形式上的逻辑基础上的概念思维学说，这也就使得我国古代算数在方法上也就有更多的灵活性。鉴于这一点，作为初中数学老师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数学因素。如学习简单的逻辑推理时，可以利用“自相矛盾”、“白马非马”、“刻舟求剑”等故事，加深对抽象逻辑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让学生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聪明智慧。
参考文献：
1、王力鹏，[OL，]https：//wenku.baidu.com/view/60aec748a36925c52cc58bd63186bceb19e8ed17.html
安徽省阜南县田集镇中心学校 李利
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的庄子呈现的主要是一种理论形态，而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庄子则显现出“生活”与“感性”的双重维度。“生活”与“感性”维度并非《庄子》的本然属性，而是当代审美文化制造的结果。于丹的宣讲风格、媒介的超级链接、消费的广泛参与、经典的符号价值及文化博弈等要素彰显出《庄子》当代审美文化的多维构成性。
[关键词]《庄子》；审美文化；生活；感性；多维构成
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1〕及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2〕都有庄子的重要位置，古代审美文化中的庄子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理论形态，与“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庄子并无二致。异彩纷呈的当代审美文化，庄子也没有缺席，不过显现的不是理论形态，而是当代人从中读出的生活智慧，甚至不乏感性形态。2007年《于丹<庄子>心得》的大热引发了一场庄子文化的风潮。2007年至今，大学教授、媒体人、作家等各类作者出版的有关庄子的“心得”式、“生活宝典”型的大众读物不下100种，若从当代审美文化的宏观视域观之，《庄子》的文化风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庄子》当代审美文化”。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审美文化讨论将其理论内涵聚焦于生活与感性层面，《庄子》当代审美文化也不缺乏这两层维度。有关《庄子》的大众读物大都将自己定位为面向大众生活的指导书，如《给大忙人看的庄子》（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庄子叫我们想开点》（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而说庄子感性，似乎有点困难，庄子是历史人物，仅从画像上来看，他的确不够帅气，更谈不上性感。但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感性没有局限在视觉，它是一个“穿越”性的词，在很多场合和境域都能遇到。比如我们说“于丹讲得好”、“书写得好”，这个“好”字就包含着感性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之替换为“痛快”、“过瘾”等一些明显带有“感性”色彩的词。看来，当今《庄子》的生活与感性维度并不匮乏，但它们不是《庄子》的本然属性，而是当代审美文化中媒介、消费、经典符号及文化博弈等要素多维形成的结果。
于丹讲得好
于丹现象的成因首先是于丹讲得好。《百家讲坛》开播十余年来，真正大红大紫的人物就两位，一位是学术超男易中天，另一位是学术超女于丹。“学术”与“超男（女）”联系起来显然有谐谑甚至是挖苦的味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称谓也分明表明了学术与流行文化现象的分离。易中天、于丹来自学界，但他们所讲的内容并非学术，充其量只是治学的衍生品。学术不可能大众化，其衍生品却可以畅通无碍地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取得大众的关注是文化事件成长的前提，于丹无疑做到了。
于丹讲得好，“好”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形式，其二是内容。就“形式”而言，于丹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讲课铿锵有力，声情并茂，与那种一板一眼的学究式讲法有很大不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关键。抓住注意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注意力留驻，这就要靠内容了。于丹讲的是《庄子》，《庄子》是众所周知的文化经典，但这不是留住大众的关键理由。于丹吸引大众的法宝在于她讲《庄子》的具体方式，她首先把《庄子》玄妙的哲理还原为一个个生活道理，再用小故事进行串接，这样的《庄子》浅显易懂、精彩生动。于丹传布的庄子思想是与当下生活对接的生活智慧，自然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形式侧重于感性，内容侧重于理性，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由形式的好进而关注内容，内容好又会引人反观形式，这时的形式已不是给人以第一印象的形式了，而是观众经过对内容与形式的全面评价之后形成的身心愉悦的整体表现形式。在这种高级形式中，感性和理性融合在一起，而更加侧重感性。如我们常说听人讲课“如坐春风”，这个比喻形容的分明是一种舒畅的感觉。看来，说于丹讲得好，这个“好”字的含义中，感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代审美文化中，“感性”已超越了经典美学对它的限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庄子》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感性元素实是一种基础构件。
媒介的“超链接”作用
于丹讲得“好”，如果只在高校课堂上讲，知道她的人毕竟有限；在电视上讲，就不一样了，广大的受众都有成为于丹拥趸的潜力。虽然，由于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电视一家独大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但现在的媒介也早已超越了各自为政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媒介组织。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形成了联动，电视节目火了，网络、纸媒肯定顺势而上；同样，网络、纸媒上有什么新鲜事，电视节目也会有选择地进行追踪。这样，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成了彼此的超级链接，只要在一种媒介上引起关注，就很有可能迅速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事件。可以想见，于丹讲《论语》初期，关注她的人并不多。当时于丹的名气还不够大，《百家讲坛》是一个老牌节目，也无需进行刻意炒作。于丹的大热完全是由于她讲得好，继而在网络、纸媒等媒体上传布，更多的人被吸引来看于丹的节目，于丹由此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新星，她趁热打铁讲得《庄子》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青睐。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今天的于丹和《庄子》。
媒介不仅仅是成因，其本身也是《庄子》文化现象的构成要素。“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这句广为人知的话意在说明“对人的组织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3〕，也就是说媒介操纵着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过程。他在《理解媒介》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这句话如果放在《庄子》审美文化现象中可以理解为：多种媒介组成的媒介帝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保证了于丹、《庄子》等信息的迅速流动，并最大限度地将之与大众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火热的文化景观。媒介在这种景观中绝不是一个外在的装饰，而是深入文化肌理起积极构造作用的关键元素。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当代瞬息万变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当代”一词本身就内置有媒介的意义。麦克卢汉还将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提供高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低的媒介就是热媒介，提供低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高的媒介就是冷媒介。热冷媒介的分类或许还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清晰度与参与度的对比的确指出了媒介传播作用的一个重要事实。当代的媒介帝国，就其整体效果而言偏向于“热”的一面，信息的记载、传输等都维持了较高的清晰度，高清晰度也就阻断了受众对信息的深度加工与介入，受众更多的是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从而确立了当代文化中感性的统治地位。大众对信息浅尝辄止的接受促生了大批的“热”文化现象，《庄子》现象也是其中之一。
消费的文化参与
“消费”是一个中性词，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不过，这种中性的理解较适用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较高、社会物质财富大为丰盛的时代，“消费”一词就承担了远超过经济行为本身的意义。如波德里亚所说，消费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4〕，也可以说，与“媒介”一样，消费不仅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它带来的社会变化也使其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波德里亚看来，生活在丰盛时代的人们被“物”包围着，这种物不只是单纯的消费材料，还包括附加在消费材料上的意义。如日常生活用品，在功能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不同品牌及广告宣传对该品牌的定位就成了这种消费材料的意义。当代社会，消费的内涵更多的指向消费材料的“意义”，“功能”倒成了一种附加的东西。
任何热文化现象都有导向消费潮的潜在可能，因为“热”也就意味着流行与时尚，用现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人气”。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人气旺盛、关注度高，商业策略运用恰当就很容易引起消费热潮。西美尔时代的时尚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但他对时尚的言说却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5〕，这句话明确指出了时尚与消费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些人用极端手段获取金钱、追慕时尚的行为。消费热潮中，人们购买的主要是一种感觉，一种由时尚孕育出的狂欢心态，这就是消费品的意义，其物质形式仅仅是承载这种意义的外壳而已。
于丹的大热自然引发了《<庄子>心得》的热卖，数百万册的销量无疑创造了一个消费神话。而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在这数百万的购买者中，真正认真品读此书的会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无法统计，但可以想见的是，认真读这本书的人不会很多，它作为时尚品的意义要大于作为一本书的价值。或许象其他许多时尚品一样，它最为合适的归宿就是房间里的某个角落，在那里它只是它的主人曾经追逐时尚的一个见证。《<庄子>心得》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时尚物品，它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而这种文化意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靠消费来引导。《于丹<庄子>心得》热卖之后，出版商看到商机，纷纷推出《庄子》的“心得”式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休闲、娱乐指向，其热度虽然无法与《于丹<庄子>心得》相比，但连续几年的出版、100多种的数量也使这些作品渐成气候，人们已渐渐接受这种解读《庄子》的方式，《庄子》的影响范围因而也在慢慢扩大，《庄子》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占据当代文化的一席之地。毫不客气地说，消费导引的这一出版现状正在悄悄改变着当下的文化格局，消费作为当代文化的构成元素由此可见一斑。
经典的符号价值
“经典”的身份并没有在《庄子》“热”现象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经典”的广告效应确乎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在于丹掀起的《庄子》热潮过后，《庄子》并没有像其他流行文化现象一样淡出大众的视野，而是在出版商的推动下继续维系了一定的热度。《庄子》能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发挥余热”无疑受惠于其“经典”的文化地位，只不过“经典”的内涵已悄然发生了转变，即由学界的、官方的经典转变为大众的经典。
《庄子》成为经典应始于魏晋。魏晋时期尚清谈，《老子》、《庄子》、《周易》被视为“三玄”，谈论注解者甚众，“三玄”的名号也就意味着《庄子》“经典”地位的确立。自是之后，历代解庄注庄者不绝如缕，《庄子》的经典地位遂得以巩固。西学东渐以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庄子》自然不会受到轻忽。学界对《庄子》的研究一方面延续了注解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融入了现代内涵与西学视野，后者在现代语境中尤其重要。同时，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也在普及之列。直至今天，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扎实推进，《庄子》的经典地位当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大众来讲，《庄子》更多地是一种橱窗里的经典，只能观赏而无法触碰。《庄子》艰深的思想将很多人挡在了封面之外，人们只知其名，难知其味。
《于丹<庄子>心得》为大众打开了《庄子》，后来跟风出版的众多《庄子》读物走的也是大众路线，这一现象给人的印象就是《庄子》这一传统经典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大众终于接触到了传说中的经典。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经典与学界的经典已经大不相同，“心得”类《庄子》摆脱了注解传统、学术理路，融入当代生活智慧，成了一种通俗读物，这也是于丹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此时的《庄子》如果还被视为经典的话，它已经是被当代文化重新建构的经典了，或者说《庄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获得了重新编码，官方的、学界的经典在当代的《庄子》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厚重的符号。当然，重新编码后的经典在内涵上并非与此前的经典完全割断了联系，因为很多“心得”类读物的作者都是学界中人，他们的作品肯定有对传统的承续，只不过在写作目的上更多地侧重于当下生活。
中国的当今社会已有比较浓厚的后现代氛围〔6〕，很多经典在当代语境中都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虽然解构之风盛行，但经典思维依然存在，因为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建构的过程仍然会出现经典。当代娱乐文化尽可以对《庄子》重新编码，也可以将这种重新编码看作解构，但要注意的是，它消解的是《庄子》的经典阐释，而不是其符号性的经典地位。不仅如此，这一编码过程还须大大借重《庄子》的经典地位。即使在重新编码的读物中，也能分出等级来，名家、著名出版社的书相对来说较受重视，人气较旺，这也能反映出经典思维的存在。“经典”的问题非常复杂〔7〕，不论如何，《庄子》的经典价值都在其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博弈的力量
一谈到博弈，我们自然会想到博弈论。博弈论是一种有关策略的理论，力求在双方或多方势力较量中寻求均衡。而文化博弈，如果不考虑经济、政治等元素的介入，完全没必要涉及策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总能激发出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的良性发展。王国维曾大赞“佛教之东”对“吾国思想凋敝”的补益作用，近世传入的“西洋思想”又被他称为“第二之佛教〔8〕”，可见“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文化能量的巨大。庄子躬逢其时，西学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观念、方法等极大地丰富了《庄子》的诠解空间，庄子也因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游走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以来对《庄子》的新阐释主要是学界的努力，而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庄子》又不得不遭遇大众文化的语境，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也使庄子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明星。
学界对《于丹<庄子>心得》的指责是显见的文化博弈，但在此之前，有关《庄子》的文化博弈已然展开，《于丹<庄子>心得》可以说就是博弈的一个结果。于丹在讲《庄子》之前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庄子》的本文、经典的阐释、传播的效用、观众的接受能力等，这几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于丹在其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赢得了大众，也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后引发的争议可以视为已经潜存的文化博弈的外显化，赢得大众的于丹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便在这场大众瞩目的博弈中占取了主动。于丹赢得了经济利益，不能说于丹赢得了文化博弈，文化博弈很难用输赢来论。学界中人的退却不代表精英文化的萎缩，《庄子》的经典阐释依然是学界一以贯之的研究热点。这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角力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扩充了庄子文化的影响力，大众可以不必掩饰他们对晦涩的经典阐释的厌恶之情，但他们最起码知道了学术的庄子与大众的庄子存在着不同。所以，文化博弈，受惠的是文化自身。有关于丹的争议结束了，但《庄子》引发的博弈并没有结束，《庄子》大众读物的撰述者不得不面对多种文化势力的交锋，况且很多作者属于学界精英阶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拉扯可能更为剧烈。正像西学与中学的碰撞激发了中国文化的活力一样，经典阐释对大众读解的渗透也会提高庄子的文化活力，大众文化的兴盛同样会引发精英阶层对庄子审美文化的重新定位。
〔参 考 文 献〕
〔1〕 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2〕 周来祥.中华审美文化通史〔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08.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
〔4〕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6-227.
〔5〕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吴燕（上燕下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4.
〔6〕 曾艳兵.东方后现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 周宪.经典的编码与解码〔J〕.文学评论，2012（04）.
〔8〕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G〕＼＼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6.
〔责任编辑：史焕翔〕
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作用
1.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不可能全部接触或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例如，古人一般都有名、字、号，如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对学生进行名字文化常识教学，可以让明白古人的名、字、号都有具体的规范，与现代人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
2.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
古代文言文中很多知识点有时凭借逻辑、语法等知识是不能解决的，有时得从古代文化常识方面来解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中的“青庐”，就是一处关于礼俗的文化常识。“青庐”是指用青布搭成的蓬帐，行婚礼的地方，东汉至唐有这种风俗。所以，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准确理解文意。
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实施
1.随文突破
古代文化常识涉及面极其广泛，天文地理、伦理纲常、经济社会等等无不有所体现。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时，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式，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学习和掌握。例如，在讲授《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涉及到“鸡鸣”“黄昏”“人定”等时间信息，就此可以对学生讲解古人的纪时情况。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段，分别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那么相对应的，文中的“鸡鸣”则相当于后半夜的1-3点，“黄昏”相当于现在的19-21点，“人定”相当于21-23点。对时间的正确理解，能够有效地梳理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背景。
2.专题解读
为了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有必要对相关的常见的文化常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以便学生学习掌握。例如在对古代称谓知识进行讲解时，可以分成国讳、家讳两大块。国讳指的是臣民必须遵循的避讳，其中包括皇帝名，字，谥号、皇帝父祖的名、前代年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如，在《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在古代历史记载上，由于秦始皇名政，和“正”同音，所以把“正月”改名为“征月”。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做法，是和国讳相对应的。例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祖父的名字叫做僖，所以在史记的创作中，所有有关“僖”的词皆用“厘”代替。
3.方法突破
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了更好的去应用于实际，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应该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还应该交给学生运用知识的技巧，也就是答题技巧。高考以及平常考试，都不时出现关于文化常识的试题。例如，对联，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对联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上下两联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等），还需要节奏相应，平仄和谐。在解答对联题时，可以借助相关、相似、相反的联想方法把句子进行拆分，给每个词分别作对，再把这些对出的词连缀成一句话。例如，上联为“扫千年旧习”，便可以拆分为“扫、千年、旧习”三个词，结合所学知识，与“扫”有关的词有“除、改、树、立”等，与“千年”有关的词有“万载、百岁、一代”等，与“旧习”有关的词有“陋习、新风”等，从中选词连缀成句可为“扫千年旧习，树一代新风”。教会学生对对联进行有效的拆合分析，既有助于学生答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
4.课外扩充
在课改实验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还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外对例如官职、科举、地理、历法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做“课题”研究，即是对相关文化常识进行收集整理，并将“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更是积累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爱国情怀。
5.开展竞赛
通过古代文化常识竞赛的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自发地阅读有关古代文化的文献资料积极性。对于竞赛试题的设计，应该考虑到现阶段高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内容涵盖面要全，但不能偏、怪、难，不然会事与愿违，打击到学生的学习热情。
胡莉，教师，现居海南东方。
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筑文化 ;建筑环境
引言
建筑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富含了无数智慧的结晶。新时期喜爱，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建筑艺术也被赋予了新的任务，既要保持建筑设计的基础功能，也要在此基础上追求生态环境与当地文化的地域性结合。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 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禪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 “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继承中国传统，发扬民族形式，创作建筑艺术美的问题经历过多少次探索和讨论。经历了解放初期模仿“大屋顶”的怀旧复古时期;经历了批判复古主义，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阶段;经历了文革批判洋奴哲学，推行“干打垒”穷过渡的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崇尚西方，风靡“欧陆风情”时期。经过反复摸索的艰难曲折以后，中国建筑师开始走继承传统，适应功能，采用高新技术，探索古今交融，实现建筑创作现代化的正确之路。
结语
综上，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应当牢固地树立起“科学的建筑文化观”，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加速建筑文化与环境、与民族、与社会、与时代的交融进程。在建筑设计时形体美要考虑，还要以生态学的角度来发现建筑的美，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在被努力创造的同时也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环境，建筑环境艺术主旨不仅要创造出和谐统一，在此基础上，还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闫启文，吴维霞.浅析地景建筑与环境的融合[J].美术大观，2012(9)：146-146.
[2]卓琪淞，汪海鸥.浅析建筑与环境的融合[J].住宅科技，2015(4)：41-43.
[3]潘嘉敏.传统性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体现与传承[J].住宅与房地产，2017(36)：10-13.
我国古代茶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随着我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快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呼声也越来越强。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困难。要想提升汉语及汉语文化在国际上的威望，我们在加强汉语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国人的汉语文化教育，并且在我国的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内容，让全民成为孔子学院之外的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产品创新；语言规划
[FL（2]
一、关于语言文化和文化交际语言产生的重要意义，除了能够使原始人类进行复杂的实时交流以应对危险多变的环境外，还能够将时间系统代入到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中。于是，人类可以记录了，经验也随之累计增长。当人类发现口头语言已不足以更长久的记录更多的信息时，文字也应运而生。当人类积累的信息越来越多，甚至人类开始用语言来描述思维、来进行抽象时，这种信息便在更大的范畴内升华成一种文明，或文化，这对于人类后代的繁衍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原始状态下，地理位置的相同或相近会导致生活资料的相同或相近，进而导致区域内文化的相同或相近。文化差异明显的两个人类群体发生交集基本上有两种情形：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主动征服和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主动趋同。前者是入侵，后者是学习，目的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资源和生产技术）。侵入过程中，强势群体为使弱势群体服从施令以维持统治地位，首先要强迫弱势群体学习自己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弱势群体为掌握强势群体的生产技术，也必须要先学习强势群体的语言。或许，从原始意义上讲，不同语言间的交流起源于生活资料的竞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精神文明不断发达，语言交流上升至文化交流的阶段。但是，文化交流的目的也毕竟是学习以自强，所以竞争的本质难以消除。
二、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政策
上述关于语言和文化交际的分析或多或少存在推测的成分，毕竟，语言和文化的演变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远远超过人类认知和记载能力。然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现代学者所公认的，即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既记录文化，又创造文化。不仅如此，语言与文化还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在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经济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出来，很多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策略。在中国跃居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并呼吁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软实力”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1]。与军事、经济等具有阶段性强大作用的“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作用更具有“长久性、持续性”，“可以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2]。对外文化输出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文化输出是文化交流中带有主动竞争性质的一个传播方向。从竞争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国际影响力扩大又可直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与资源聚拢。因此，文化传播尚未能逃出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主题。当然，随着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人类在文化交流过程开始致力于多极世界的发展建设，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积极结果之一。
语言规划是指一国对某种或某些语言的倾向性规定，如指定官方语言、广播媒体语言、教学用语言等。语言规划的作用范围看似只限于一国国内，目的是为了在国家的意志和精神层面实现统一，其实它还必然的影响到本国语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如此，语言规划还关乎外来语言对本国语言带来的竞争和威胁。语言是文化的输出工具，所以语言政策的制定决定了文化输出的质量和战略前景。
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世界地位的全球显现。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语、大英帝国时代的英语和当今美国“霸主时代”的英语都是“国强则语盛”的典型实例。上述三者分别对应了强势群体的征服、殖民、渗入三大扩张策略。与它们都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儒家“仁政”和“王道”的哲学观点来主宰政治统治，而“王道”正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中国文化底蕴里“和为贵”的思想注定中国不会在当今世界称霸，然而，积极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采取文化对外传播这样的“和平性攻势”，是在外来文化大举泛滥情况下所必需的防守性措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来自国家外部和内部的多种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在积极发展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过程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思路，迎难而上。
三、当前中国文化对外输出面临的外部压力
1. 汉语语言文化的深奥本身不利于对外传播
英语为什么会在当今世界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语法逻辑比较清晰简明，适于作为一种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工具。当然，这不能说明英语很容易学会。中国人觉得学英语难，恰恰是因为日常汉语语法过于模糊而使我们习惯性的忽略了语法逻辑。有些时候，汉语只需要将信息松散的罗列出来，中国人便可在头脑中自然“领悟”其中的信息、情感、结论等。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经典古代文学，其文化价值与意义正是蕴含在“不言中”，而外国人却由于文化差异而“猜”不出或根本不会去猜其深层含义。汉语文化是一种温性、含蓄、深层的文化。这种特性本身就不利于对外传播。况且只是简体汉字的书写就已经难倒了无数外国人，要想使外国人从中国汉字的表层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国人试图将汉语文化翻译成外语传播出去的时候，又考虑到被传播者的语码习惯，将含蓄的内容进行简化甚至省略，这无形就又对本身难以送达的文化大打折扣。
2. 孔子学院的传播能力有限
自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在全世界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学机构落户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成为了中国在全球推广中华文化的最主要力量。然而在全球汉语热的背后，我们冷静的看到汉语推广的现状与我国的预期、与英语的推广效力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中国政府在2004到2012年8年间在这一项目上的投资已超过5亿美元，但是孔子学院还是“难以做到盈亏平衡”[3]。国内媒体宣称截止2010年底全球有1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相比之下，全球有20亿人在学习英语。美国出品几部好莱坞大片就可以让整个世界随之疯狂一段时间，这种电影不仅收获了票房，而且还输出了科技、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美国不用在海外投资任何英语教育机构，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自行”学习英语，学习程度之狂热，更加反映出汉语推广之冷清与被动。孔子学院的体系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但教授的内容还是局限于“入门级的汉语”和“太极拳等贴有中国文化标签的兴趣活动”，以孔子冠名的传播机构里，除了孔子的塑像画像外，甚至“没有能够反映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4]。
3.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层次较低
外国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元素我们大都可以猜到：功夫、丝绸、茶叶、瓷器、中国菜等这些符号化的内容。通过这些“快速文化消费品”，外国受众只能了解到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无法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据有关学者对美国和泰国的一些孔子学院学生的调查[5]，国外青年对兵马俑、茶叶、中国菜等的兴趣强烈且认知较为正面，而对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等思想持中性态度，对中国制度文化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则比较抵触。由此看来，国外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感知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我国也努力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对此现状进行改观，但因“创意匮乏和缺乏再创新”，导致我国文化产品“对西方民众缺乏吸引力”[3]。那些在国际上获得评价较高的中国电影、文学等作品等，却又大多围绕中国文化与社会中负面或消极的一些主题，这迎合了西方的猎奇心理，却没有最客观真实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向深层发展的前景仍然比较模糊。相比之下，《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的美国大片在对中国元素进行了西方文化再注入和再创造之后却在中国大卖特卖的现象频频出现，这的确值得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发扬策略进行认真反思。
4. 国外有色眼镜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阻力
“中国威胁论”是国外针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一贯鼓吹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肯定要百般阻挠。例如，孔子学院教授的内容都是基于简体中文的，而简体中文是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地域广泛使用，繁体中文主要在台湾地区被广泛使用，于是就有评论认为“这有助于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对台湾的边缘化”[6]。再如，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和管理的教学机构，这也成为国外对其攻击的一个靶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调查，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中国政府干涉孔子学院教学的证据[7]，但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一直让国外舆论耿耿于怀。另一篇《外交官》中的文章在采访了中国学者、记者和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后，也没能找出证据来说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进行“宣传布道”的工具，但这篇文章反而指出，孔子学院的教材限制了西藏和人权问题的课程内容[8]。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间谍嫌疑”等进行调查，极大的阻碍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四、对外文化传播受阻的内部因素
1. 汉语教育水平必须提高
中国的小孩子从生下来，母语汉语还没学会就已然开始学习英语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全国不少地方从小学就开设英语课，而语文课从高中之后就退出了课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怪现象？一是汉语的学习时间受到挤压。小学阶段的汉语教育就开始受到忽视，汉语学习的时间比例随着教育阶段的进阶反而越来越少，大学教育更是很少开设语文课程。二是当今社会中国人的母语意识严重淡化，“重外文轻母语”[9]：到了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阶段，高端学术论坛必须是英语的，高端学术期刊必须是英语的，权威的科技文献资料也必须是英语的，有的高校甚至在师资等软件条件不现实的情况下开设以英语授课的理工科专业课程。这样下去，本身就受到排挤的汉语终将退出科技学术舞台。三是汉语语文教学的模式太过老化。“字词句”的课堂手法只是教会了学生最基本的母语表达，完全没有传授运用汉语进行高层次论述的技能，而这恰恰是高等学术教育中最需要的内容。传统古代文学的学习也只停留在以应试为目的的背诵和表面理解的层面。高考一过，古代文化就丧失了生存空间。如果汉语教育不能首先在国内建立起母语的威望，不能提高汉语的高层次应用，不能从应试之外的手段来弘扬汉语古文化，那么我们便丧失了文化对外传播的立足之本。
2. 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
上文提到孔子学院的对外传播能力有限，不是每一个外国人都有机会到孔子学院进行学习。那么，当外国人想向身边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时，这些接收了多年英语教育的中国人能够准确流畅的将中国文化元素讲明白吗？恐怕不能。英语教学中的母语文化缺失导致很少有人能说出“旗袍”、“轿子”、“易经”等典型的中国传统词汇[10]。面对“为什么学英语”这个问题，恐怕回答最多的是“出国”。于是中国人学英语讲究原汁原味，学习的是欧美文化，为了是“入他的乡，随他的俗”。很少有人从“把中国文化带出去”的角度来学习英语。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有着相当英语水平的中国学者在英语交流语境中不能显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11]。我国英语教育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过分注重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母语文化的注入，不仅阻碍了英语学习者成长为潜在的对外文化传播者，更灌输了过多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学习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3. 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
在中国，“外语”一词曾一度“特指”英语，并且在当今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外语也还是指英语。其它外语，一律称为“小语种”。截止2011年，全国高校的英语专业点达到1000多个[12]，几乎是所高校就一定要有英语系和英语专业。仅2002年到2005年英语专业点就增加近一倍。这么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师资人才也很难保证质量。事实上，我国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由于英语专业大量扩招，另一方面单纯学习英语的学生很难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专业背景知识的较高要求。外语教学语种单一还会导致国家安全隐患。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几乎都与“国家安全”有关。美国政府认为掌握多门语言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美国“每年会为中学和大学投入数亿的资金让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13]。中国的外语教学语种单一且教学质量低下，这反映了英语已经对我国的语言教育产生了严重干扰，英语占领且浪费了过多的外语教学资源。不仅如此，语种单一还使我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五、从汉语和外语语言规划来寻求对外文化传播的出路
如何抓住我国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机寻找文化输出、软式力提升的突破口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的汉语语言教育和外语语言教育中存在着诸多不良因素，这些因素间接却又根本的阻碍了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我国应该从语言教育规划方面进行尝试，以弘扬中国文化和提升汉语的威望为目标，对语言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改革调整。
1. 保证汉语的教学力度，提高汉语的交流层次
要想提高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威望，首先要保证汉语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得到提升。虽然我国在法律上规定了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但这仅仅涉及到语音和字形两个方面。一种语言能否在国际上流行，还取决于它的语法和逻辑是否简明易学。与英语不同，汉语的句法依靠“词序和语义关系”来表达，又因其“句法结构缺乏形式标志”，“必须依靠意会的手段”来理解[14]。要成为国际通用语，汉语在语法易学度上就已处于英语的下风。汉语语法本身就很难掌握，而我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又没能对其进行强调，反而是对英语语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这等同于一开始就放弃了汉语作为高层次交流语言的机会。所以，我国有必要对汉语语法规范进行研究，从基础教育开始，不仅推广标准的字音和字形，还要推广标准的句子和篇章。只有通过推广逻辑分明、语法严谨的汉语，汉语才可能成为学术、科技等高端领域的交流语言，才能与英语在世界上并驾齐驱。眼下，我国对英语进行“弱化”的高考改革和重燃国人“汉语热”的《汉字听写大会》都引起了民众广泛的参与和讨论，这是我国语言规划健康发展的可喜表现。
2. 发展汉语通俗文化作为对外传播的突破口
汉语语法难，中国人尚不好把握，外国人更不易学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尚需“悟”才能得其精髓，外国人更不可能在孔子学院的短期学习过程中将其理解。根据文化传播理论，要想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效果，传播者需要“认识到传统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根据差异来“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才能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1]。既然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相对简单直观、可以直接体验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服饰、烹饪、民俗文化等，我们大可以此为突破口，对其进行创新发扬。国产电视剧《甄嬛传》作为国内的“大众文化流行产品”[15]，不仅在台湾省、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热播，美国的一家公司也购买了其英文播出版权，主演孙俪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广播电视界最具权威的奖项国际艾美奖的提名。更有甚者，国外网站上除把《甄嬛传》翻译为“e BacPalace： Legend Of Zen uan”，更有直接按拼音译为“ou Gong Zen uan Zuan”者，这无疑便是对汉语语言的传播。《甄嬛传》为何能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反响？究其原因，它不仅将宫廷礼仪、服饰、香料、中医药材等中国元素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更采用了“职场叙事”[15]的现代商业片模式。这就是通俗文化创新的实例。这种制作推广模式为我国的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3. 外语教育中注入中国文化，使全民成为汉语文化的传播者
我国现在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中存在一种“自我殖民”[16]的危险倾向。中国青少年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被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所影响，很可能产生母语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明全盘优越的思想。不仅如此，大多数英语教师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思想意识有着相当程度的西化，进而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不自觉的对西方文化进行宣传。长此以往，中国将无法改变文化“入超”的状况。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英语教师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客观差异，坚持自身的职业使命，培养学生对文化进行深层独立甄别和思考的能力；其次，要从教学大纲、教材、考试等方面重新组织科研论证，向英语教学中输入同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学英语，让学生不仅去了解世界，更让他们去向世界描述中国、描绘中国文化，让全民都成长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
4. 发扬中国英语，通过中国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本地化，应该在世界上拥有其合理的地位。“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的英语为依据的，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的再生等创造性的手段来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事物或观念的英语，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的变体”[17]；而“中国式英语”是指不符合英语语法而导致交流障碍或矛盾的英语，如“good good sudy， day day up”等。林语堂是运用中国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的典范，他在《京华烟云》中用“西方接受并喜爱的一种特别的英语表达中国风情”[18]，如书中直接用语音指代“laoye（老爷）”，“saoye（少爷）”等显示尊卑关系的称呼，又如“red envelope（红包）”、“appy even（喜事）”等富含中国习俗的词汇，再如“a socsanding among a group of ens（鹤立鸡群）”、“illing a cicen as a warning o e moneys（杀鸡给猴看）”等一些完全按照汉语直译但又传神的成语。这种将汉语的读音、词汇、和文化思维直接表达给世界的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证明中国英语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当代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将学生的“中国英语”笼统否定而去追求完全西式的“地道英语”，中国英语恰恰给中国文化的弘扬带来了希望。
5. 继续发展国家硬实力才是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出路
虽然我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经济也跃居全球第二，但我国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尽管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科产品的比例迅速上升，如电脑，但电脑核心元件的制造工艺及技术仍然控制在美国手中，每一台电脑的成本里都包含了支付给美国的高昂的核心技术专利费，不仅如此，我国的电脑开发设计人员仍然要去研读用英文写成的daa see。“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理在眼下尤为适用。国外给孔子学院扣上“文化渗透”、“间谍活动”、“学术资质不够”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归根结底是西方对中国敌视和歧视双重心态作用的结果。汉语要想成为高端交流的语言，中国就需要首先成为高端交流的场所，这就需要我国必须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教育目的国”[19]，在于其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背后是称霸世界的高科技。科技竞争力所拥有的号召力，才是一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的根本原因。
六、结语
在国际竞争持续激烈的当今世界，我国需要将语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对外汉语推广策略实施的近10年来，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困难重重。对外文化推广不仅需要孔子学院这样官方带动的机构，更需要汇聚全民的力量。为此，我国不仅需要对语言规划进行调整，重新审视当今汉语和外语教育中显露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促进语言文化作品的创新，寻找对外文化传播的突破口。对外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我国各个领域需要共同努力、负重致远，才能将汉语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繁荣与昌盛。
参考文献：
[1]王博.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政治文化传播[J].湖北社会科学，2010，（8）：32-35.
[2]王越，吕美嘉.语言软实力发展新模式与路径创新[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93-96.
[3]李秀梅. 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战略[J]. 环球财经， 201（5）： 54-57.
[4]董璐.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4）：101-107.
[5]吴瑛.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6]YorG. Beijing uses Confucius o lead carm offensive[J]. Globe and Mail， 2005， 9（09）.
[7]Scmid P. A US colleges， Cinese-financed ceners promp worries abou academic freedom[J]. e Cronicle of iger Educaion， 2010， 17.
[8]Ulara Naagawa. Confucius Conroversy， e Diploma. p：//ediploma.com/new-emissary/2011/03/07/confucius-conroversy/.
[9]潘海英，张凌坤.全球化语境下美国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05-108.
[10]崔朝晖，张春.中国文化传播论[J].时代文学，2010，（23）：207-208.
[11]袁彬，廖红.中国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缺失[J].飞天，2010，（20）：20-21.
[12]胡文仲.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1， 43（001）： 130-136.
[13]潘海英，张凌坤.美国语言政策的国家利益观透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97-100.
[14]王克喜.逻辑与语言——古代汉语与关联性思维的推类[J].中州学刊，2003，（2）：128-130.
[15]袁园.职场·民族·女性：从《甄嬛传》看新世纪的意识形态显影[J].南方文坛，2013，（5）：40-44.
[16]张玲.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J].太原大学学报，2005，6（2）：45-46.
[17]沈艳蕾.世界英语环境中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J].教育探索，2012，（11）：63-64.
[18]金雅慧，陈培.以《京华烟云》为例看Cina Englis的文化传播价值[J].科教文汇，2007，（22）：168-169.
[19]AlbacP. G. iger educaion crosses borders： Can e Unied Saes remain e op desinaion for foreign sudens？[J]. Cange： e magazine of iger learning， 2004， 36（2）： 18-25.
Inernaional Culural Promo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under
e Consrucion of Conemporary Cinese Culural Sof Power
Cen Mei-ua， Cen Xiang-yu
（Sc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eas Universi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ina）
Absrac：Cina as become e second larges world economy and is increasingly playing an imporan and influenial role in e inernaional affairs， wicas convinced scolars a ome a enancing Cina’s sof power is igon e agenda. As a ey insrumen o increase Cina’s sof power， e Cinese culure promoion faces many adverse facors a amper is process. o raise e presige of Cinese language and culure， we mus give empasis o e domesic Cinese educaion and inegrae Cinese culure ino e foreign languages eacing. In is way， no only Confucius Insiues bu e wole naion can be acively engaged.
ey Words：Culural Consrucion； Culural ransmission； Naional Culural Sof Power； Culural Produc Innovaion； Language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