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本文从消费者心理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了赠品促销作为厂商吸引消费者的策略的效果，并对赠品促销的操作提出了有用的建议。
[关键词] 促销赠品效果
营销大师Kotler指出，促销是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厂商为了增加销售，会利用促销让顾客多消费，以赚取更大的利润。整体来说，促销在营销组合（4P）里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且促销支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因此，各种促销工具其效果如何越来越受到厂商的关注。
一、促销工具的分类
促销活动所使用的工具琳琅满目，许多学者都针对促销工具的特性，对其进行了分类，其分类准则虽然有很多种，但大多以促销诱因是否与产品的价格或可否用金钱来表示有关。所以，一般普遍认同参照Campbell & Diamond(1990)的分类，把促销工具分为金钱性促销及非金钱性促销。金钱性促销的促销诱因将改变产品价格，包括折价券、折扣优待、退还货款等；非金钱性促销的促销诱因则无法改变产品价格，包括附赠赠品、样品、抽奖、竞赛等。根据台湾学者黄丽霞(2002)针对大专生对各种促销工具的知觉使用频率的研究发现，最常使用的为打折降价，其次为直接赠品，再者是免费样品。
二、赠品促销
传统的促销方式太过于看重金钱性的促销工具，如示范样品、赠券、抽奖、商品展示、优惠券等。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金钱性的促销效果只是短暂的，一方面使得商家陷入恶性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使产品沦为廉价品，损害了产品形象，对消费者的品牌选择及再购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商家都呼吁采用更有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促销，不要太依赖价格。而在非金钱性的促销工具当中，最常用的首推直接赠品。
赠品是给予消费者以免费或较低的价格获得商品，作为其购买产品的回馈。赠品的主要功能有刺激即兴购买;增加试用率；强化品牌印象。以赠品赠送方式来分，赠品可分为随货赠品、免费邮寄赠品、自偿赠品、包装本身属于可再使用的容器或包装等，其中随货赠品是赠品赠送方式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其又可依与产品的相关程度分为：互补性、利益一致性。
1.互补性：许多研究指出，互补性较高的产品会导致消费者较好的态度及较高的购买意愿。产品组合成功的关键在于组合产品中服务或产品间的互补性程度。消费者可能认为高互补性的产品可以节省购买组合产品所需花费的时间及努力；而且具有高互补性的组合产品要比替代性及无关的产品组合获得更大的利益。
2.利益一致性：促销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多利益，不只是金钱性的而已。现金偿付性的和非现金偿付性的促销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程度的功利性利益（节省和便利）和享乐性利益（探索、娱乐）。
三、赠品促销的效果
1.赠品促销对消费者知觉价值的影响。不同的促销方式确实会对消费者的知觉价值产生影响。消费者会认为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降价）是一种减少损失，非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赠品）则是一种获利的评价过程。与获利相比，通常消费者比较喜欢减少损失；不然就是这个额外的赠品，其名目上的价值与折价比较，能明显的让消费者感觉到比较划算，才会认为非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比较好。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相对于赠品促销，消费者可能会更喜欢降价之类的现金偿付的促销方式，因为消费者会认为自己得到的价值（知觉价值）更大。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实惠，才能发挥赠品促销的作用。所以，赠品促销时，厂商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尽量让消费者感觉这个额外的赠品的价值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2.赠品促销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赠品促销实际上是工具制约的一种，是利用对消费者的正向刺激来直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本次消费的结果是可以得到奖励或是附加的价值（赠品），所以增加了未来同样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工具制约等直接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工具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消费者的短期的刺激工具，赠品促销也被认为是一种短期购买诱因，一种立即型的促销。这与赠品促销的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消费者行为越复杂，表示消费者投入其中的心力越深入。一般而言，越是无须任何行为改变便可平白获得的促销好处，其消费行为越是单纯。例如：当场揭晓的抽奖活动、商品直接降价、免费赠品、免费发送的试用品等；相反的，越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配合，或是必须提前计划方能取得的促销好处，其消费行为越复杂。如：分期优惠的促销、集点券等。
自我认知理论是由个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来判断外物的价值。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促销活动越是平白的给予，越可能被消费者认定为产品有问题而必须透过促销活动才卖得出去；反之，如果消费者本身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例如精力、时间、行动等，才能获得促销活动的好处，则较倾向将自己的配合度解释为本身的需要，是较理想的策略。
而从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促销方式必须达到行为养成或是行为强化的功能，才可算是好的促销。由此来看，赠品促销若是仅仅一次购买的附赠，则行为强化的效果较差，若是组合式赠品，必须分次购买来搜集，其强化效果才较佳。
就促销的推广功能而言，赠品在鼓励试用和品牌转换上，具有很强的功能。如果操作方式正确，即如上所述采用组合式、分次购买搜集赠品的方式，还可以很好的鼓励后续购买的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赠品促销如果操作得宜，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知觉价值、达到行为强化的效果，在鼓励试用和品牌转换上也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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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学生;网络;心理与行为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18岁以下的网民就占网民总数的16.6%。可见，中小学生上网已越来越普遍。
对于青少年的上网问题。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中，虽然提到网络是把双刃剑，但是实际分析时。却常常倾向于网络负面影响的讨论。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研究者们也过多关注那些网络过度使用者，因此结论很难直接推广和代表其他正常的青少年网络使用者。此项调查研究，期望能全面分析中学生网络心理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
二、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用了自编的问卷，该问卷分两部分：一是被试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二是被试网络心理与行为的特点。前一部分是一些描述性分析题;后一部分则有17个项目。经因素分析，得出3个共同因素，可以解释的总变异量为47.209%，分别命名为“网络异常行为”(无法控制上网的冲动，只有上网能提起精神，通宵上网，网上赌博，因上网而逃课，因上网而误过事，上网后人际关系紧张等);“网络良好体验” (上网觉得充实，在网上更自信，在网上是愉快的，在网上能更好地展现自我，上网后越来越能独立分析问题了)：“网络真诚交往” (与网友相互信赖，网上会对别人倾诉自己的秘密，给网友透露真实的信息)。三个维度的总内部一致性系数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在0.6928至0.8484之间。后一部分17个项目的回答皆按照5点评定，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网络良好体验”和“网络真诚交往”两个维度各项目的得分越高，表明对网络的心理接纳程度越好，网络交往越真诚。而“网络异常行为”维度各项目的得分越高，表明网上的行为越失规范。
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7所中等学校161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到的有效问卷1546份，回收率96%。其中回答未上过网者255人，占有效问卷的16%;上过网者1291人，占有效问卷的84%，他们来自：2所省级重点中学共421人，2所普通中学共387人。2所职业学校和1所幼儿师范学校共483人。本文只对上过网的1291人名被试的相关回答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中学生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1 网龄 调查表明，网龄在1年以上的中学生占到总人数的55.9%;网龄2年以上的人数比例比2年以下的各个时间段显著占优(34.9%)，卡方检验极显著。同时，男、女中学生各种网龄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但都是1年以上者占多数(男57.0%，女55.2%);而高、初中间有极显著差异，高中生网龄1年以上者(59.3%)多于初中生(44.8%)。
2，上网动机
本研究为了考察中学生上网的动机，设计了若干个选项，被试可以多选。总体上，中学生上网动机排在前三位的是：娱乐、获得知识和交友，而且男、女及初、高中学生对此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他们对各种动机的选择顺序也基本一致。
3 上网时间与费用
80%以上的人近一年来每周平均上网时间在1-7小时，即平均起来每天1小时不到。不同性别和年级间的上同时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每月平均上网的花费在30元以下者极显著多于其他水平。同时不同性别的上网费用分布情况差异极显著，男生上网每月花费31-60元的人数比女生多;年级间上网费用的分布基本一致。
4 经常上网的地点
在网吧和自己家的比例最高，两者合起来占到60%以上。而从性别差异看，男生去网吧的比例高于女生(45.5%与33.1%)。
5 网上从事的主要活动
中学生在网上较多的活动形式是聊天、浏览网页、玩游戏和看电影、小说、听音乐等，这些内容占到79.8%。不同性别及年级的学生从事各项活动的比例差别不大。但男生和初中生玩游戏的比例及网上看电影、小说和听音乐的比例分别高于女生和高中生，而女生和高中生则在聊天和浏览网页方面比例较高。
6 上网导致的变化
中学生上网后感觉在知识面、业余生活方面变化最大。而对心理层面的内容，诸如人际关系、能力、性格特征等的影响很小，更没有感到影响健康，也许这和他们上网时间相对较少有—定的关系。不同性别和年级的中学生的回答基本一致。
7 媒体排序
为了进一步探明网络的影响，本研究要求被试根据对自己影响的大小来对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四大媒体采用迫选法进行排序。
选择的顺序依次是：电视、网络、报纸和广播。对各项的选择，性别差异不显著，年级差异显著，主要是高中生更认可电视，而初中生选择网络和报纸作为第一媒体的比例较高中生多。
8 拥有E-mail信箱的数量
48.6%的被试拥有电子邮箱。男生拥有信箱的比例是47.5%，女生为48.5%，但两性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年级问的差异显著，其中高中生拥有邮箱的比例(51.2%)高于初中生(39.9%)。
9 关系密切的网友数
66.1%的中学生有关系密切的网友，而且38.9%的中学生有3个以上，说明中学生的网络交往已比较普遍和频繁。但不同性别和年级的中学生有密切网友的情况有极显著差异。其中，男生3个以上网友的比例(51.5%)超过了女生(35.6%)，高中生拥有网友的比例(68.5%)超过初中生(58.1%)。
10 希望网友的年龄
总体上，持希望网友“与自己同龄”的人最多(52.9%)，排其次的是持“无所谓”态度者(29.1%)，而持“比自己年长或年小”者最少(18.0%)。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对网友年龄的要求有极显著差异，其中，女生及高中生希望网友“比自己年长”的比例分别高于男生和初中生。
11 对网上异性交往的看法
不赞成网恋者占62.7%。赞成网恋者只占15.7%。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问的差异极显著。其中，女生及初中生不赞成网恋的比例(66.6%，73.6%)分别多于男生和高中生(55.0%，59.3%)。
39.4%的中学生在网上更愿意和异性交往，而不愿意者也有30.6%，说明中学生对网上交往的态度是比较分化的。不同性别、不同年级被试的态度有极显著差异。其中，男生及高中生愿意的比例(52.0%，42.8%)分别高于女生和初中生(33.1%，28.4%);与此相对应的是，女生及初中生不愿意的比例(34.5%，42.9%)则分别高于男生和高中生(22.9%，26.8%)。
(二)中学生网络心理与行为的发展特点
表1，中学生在网络心理与行为三个维度上的表现
由表1可见，男生在网络异常行为、网络良好体验及网络真诚交往方面的回答皆显著多于女生，说明男生对网络的好感度更高，依赖性更强。同时还可以发现，高中生在网络异常行为和网络真诚交往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初中生，其中前者为差异边缘显著，后者为差异显著。
总体看，不同年级和性别的中学生网络异常行为和网络真诚交往的均分皆显著低于中间值3，网络良好体验的均分皆高于中间值3，说明他们在网络上的行为表现基本是正常的，在网络上的心理体验是良好的，但是对网络上的交往还比较保守，在网络交往中的隐蔽性较强。
四、讨论
(一)多数中学生的上网活动有节制，网络心理体验良好
本研究发现，网龄在2年以上的中学生极显著地多于其他网龄情况，这表明中学生的网络经验已经比较丰富。但绝大多数人上网时间比较有节制，这在他们月平均上网费用在30元以下等情况中反映出来。互联网具有三大服务功能：信息服务、娱乐服务和社交服务。中学生上网基本上将这些功能都利用上了，但比较偏好后两者，这是值得教育者关注之处。
本研究发现，中学生对网络的总体感觉较好。比如，感觉上网后在知识面、业余生活两个方面变化较大的人最多，网络心理体验良好，其得分高于中间状态，并将网络排为影响第二大的媒体。可见，网络带给中学生很多有益的信息，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对他们的学习习惯，甚至是生活习惯都有较大的影响。有人认为，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特殊机会，具有自我表达的力量，本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二)网络满足了中学生交往的需要，促进了其自我认同的发展
青少年时期，对亲密朋友的需求变得非常重要，而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拓展青少年的朋友圈子，增进友谊和亲密关系，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支持性的参照群体和友好和谐的交往氛围，从而有助于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建立。
本研究发现，上网中学生中，48.6%的人拥有电子邮箱，66.1%的人有关系密切的网友，38.9%的人甚至有3个以上的密切网友，这都说明网络已作为中学生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发现，中学生的网络交往取向与其现实交往取向相似，对与同龄人交往比较认同。网络异性交往是他们热衷的内容，例如39.4%的中学生在网上更愿意和异性交往，但62.7%的人对网恋持否定态度，这也反映出他们的性心理发展尚处于性吸引期，虽然网络对人的约束要比现实减弱很多，但多数人仍能恪守道德规范。而且网上交往的实际行为也较真诚。
(三)男生网络依赖现象更明显，高中生更重网络交往
本研究发现，男、女中学生在一些网络心理和行为上显著不同。例如，男生的上网费用、去网吧的比例、玩游戏的比例、拥有3个以上网友的比例皆超过女生，而且男、女生在选择网友年龄和对待网上异性交往及网恋的态度上皆有差异。同时，男生在网络异常行为、网络良好体验及网络真诚交往三个维度上的得分皆显著地高于女生，他们甚至选择网络作为第一媒体的比例也显著地高于女生。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或许与男性富有支配性、独立性、攻击性、大胆、冒险、喜欢追求刺激的特点有关，同时，男性对情绪和行为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不如女性，并且这种低水平的自我控制可能会转化为行为问题。有研究表明，病理性网络使用更可能是男性，而本研究的结论也发现有这一趋势。因此，对中学生，特别是男生进行网络道德规范的教育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本研究还发现，高中生与初中生相比有以下特点：网龄长、拥有邮箱的人多，拥有更多网友，对网上交往的态度，以及在网络异常行为和网络真诚交往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高，而在上网费用，每周上网时间等方面差异不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是高中生比初中生面临的各种困扰更多，压力更大，交流的需要更强烈，但内心却逐渐闭锁，而互联网能够使他们拓展人际交往的范围，促进人际关系的顺利建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表达的多样性，使得中学生渴望表达自我，叛逆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网络交往可以促进他们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但又会由于自控能力不足和社会经验欠缺而导致网络使用过度和网上行为消极的网络异常行为倾向。因此，对中学生网络教育的目标是引导中学生正确上网，增强其获取有益信息的能力。在教育他们合理利用互联网来完善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要提醒他们理智和节制的上网，以促进他们社会化的更好完成。
责任编辑 星 曈
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帕特里克·墨菲教授是生态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也是该领域最为杰出、多产的学者之一。他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ISLE）的创刊主编。在20世纪90年代，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先锋的姿态出版了《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 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正式开启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实践。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他又先后出版了《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Oriented Literature，2000）、《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生态批评探索》（Eco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9）、《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以及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Theoretical Arguments，Literary Analysis，and Cultural Critique，2013）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 Climate Change， Subsistence， and Questionable Futures，2015）等专著，不断将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和广度，为生态批评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鄱阳湖学刊》委托，本人于2015年9月在奥兰多就墨菲本人的生态批评理论以及世界生态批评的发展等问题对其进行了学术采访。以下为采访稿的中译文。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毛泽东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代理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发布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第四，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还要学习使用远程会议及虚拟合作技术。如果我们想要跨越时差和文化及时保持联系和互动，我们就要找到一种替代依靠乘坐飞机来解决距离问题的办法——因为这种旅行方式会加速水力压裂高峰的到来。有一天，我们将可以通过可持续能源发电来支持互动视频会议，我想这会比找到能够替代飞机燃油的可再生资源更容易。
[本访谈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15YJ020010）。作者简介：李学萍，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讲师（北京 100083）]
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学派。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无条件积极关注”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心理学要研究对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富有意义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观点，对我国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教学改革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依据人本的原则考虑学习的条件，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和愿望，强调要为学生创设自由、宽松、快乐的学习气氛，认为学习不仅有认知结构，还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知情合一。
一、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
1.教学的根本目标。人本主义强调教学的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充分起作用的人，使学生的整体人格得到发展，通过学习来达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个人人格获得充分发展的理想境界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人性本质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个人潜力得到了充分发展。另一名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认为教育理想是要培养“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力融汇一体”的人，也就是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认知的方式行事的知情合一的人。基于该教育目标，可以培养出人格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才。
2.教学的基本原则。人本主义强调教学基本原则是真诚、信任和理解。罗杰斯对教师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以使学生适应变化，更好的自我实现。第一，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学生；第二，给学生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们的潜能；第三，尊重和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因此，教师除了给学生提供资源和学习内容外更重要的是给学生营造一种和谐融洽、被大众关爱和理解的氛围。
3.教学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是人本主义的教育心理学的核心理念。罗杰斯基于对人的潜能和自我实现倾向的理论，提倡给学生以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提倡从一开始就创造并维持一种没有威胁感、可以降低焦虑的、安全的气氛，提倡“非指导性教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自我概念”的不和谐，自由地表达自己既未被歪曲也未被否定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并进而对自己的成长负起责任。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主动式教学方式就是要以学生的兴趣为主，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自主获取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主要职责不再是灌输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引领学生的学习方向。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以及教师的指导下可以有选择地获取知识。这样不仅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培养了学生观察、发现、研究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二、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1.注重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孔丘就已提出，并且是世界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这种启发教学包含三个基本要点：第一，教师的教学要引导学生探索未知的领域，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积极去思考问题，并力求能明确地表达；第二，教师的启发工作以学生的积极思考为前提条件，其重要作用就体现在“开其意”、“达其辞”；第三，使学生的思考能力得到发展，能从具体事例中概括出普遍原则，再以普遍原则类推于同类事物，而扩大认识范围。
2.提倡课堂讨论式教学。精神分析学家、群体心理治疗专家科恩于1969年创建了“以题目为中心”的课堂讨论模型。该模型是指教师为课堂阅读与时间利用设计的一种技术。它要求教师提出有利于促进课堂讨论的课题，找到讨论的课题与群体中正在发生的问题的接触点，教师要善于运用各种方式，以促进课堂的讨论，并在教学中，教师要体现一种真正的人本主义的能力。课堂讨论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地主动性、积极性。学生总是对各种讨论很感兴趣，究其原因，一是学生好动，乐于交往，学生的这种心理需求在讨论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二是课堂讨论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由探索性。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求，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所以课堂讨论显得非常重要了。
3.引导学生进行有意义学习。发掘知识价值，提高“有意义学习”效果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强调，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学习者认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或经验，只有当学生正确地了解所学内容的用处时，学习才成为最好的、最有效的学习。因此，他们提倡有意义学习。而有意义学习则是指一种使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以及在未来选择行动方針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学习。有意义学习也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学习具有个人参与的性质，即学习者整个人都投入学习活动；第二，学习是自我发起的，要求发现、获得、掌握和领会的感觉也都来自内部；第三，学习是由学生自我评价的，因为学生最清楚这种学习是否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是否有助于弄清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三、结束语
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性和缺陷。人本主义学习观片面强调了学生的天赋潜能的作用而无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样势必会导致放任自流式的“自由学习”。因此，我国在教学改革进行的过程中，要客观对待人本主义的教育心理学对教育改革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借鉴其中优秀经验，为教育教学改革服务。
参考文献：
[1]亚伯拉罕·马斯洛. 人类动机理论【M】，1943
[2]蒋晓虹，袁桂平.教育心理学【M】，2016
[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2008
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国3.4亿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中至少有3000万人存在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问题，其中中小学生心理和行为障碍率为21.6%～32%。个别学生因学习压力、家庭矛盾等引发自虐、自残甚至自杀的极端行为，有的还因心理问题未得到及时疏导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我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随着对青少年心理的不断探索，美国的心理工作者提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良好的发展功能，聚焦我国全体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起步比较晚，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加强。2012年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在这一宏观目标的引领下，《纲要》又提出以认识自我、学会学习、人际交往、情绪调试、生活和社会适应等为主要教育内容，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分阶段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样的设置，不仅强调了学生的发展实际，同时也体现了从心理健康教育向心理健康服务转变，从问题解决向积极心理促进转变的国际心理健康发展潮流。
纵向上看，我国20多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路程相当于发达国家60多年的发展过程，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目前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如何普及化，危机干预应该如何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专业队伍如何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如何评价，如何将新技术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未来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将何去何从？
二、未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更实用、更接地气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途径
作为我国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明确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展多种形式的专题教育，建立心理辅导室，密切联系家长共同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充分利用校外资源等。要求全体教师遵循心理健康教育规律，在日常教育教学与班主任工作、社会实践等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为人师表，通过建立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的成长。
在实践中，学科教学、学生管理、学校环境建设等都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的渗透途径。例如，语文教师可以利用电子沙盘上一堂生动的作文课，指导学生在电子沙盘上利用形形色色的沙具，摆出属于自己的沙画，然后根据作画的过程和最后的图形写一篇生动的作文。这样既能给教学提供生动的素材，又能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则是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环节，它承载着开展心理辅导、筛查与转介、课程咨询、家校整合等功能，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载体。但许多学校的心理辅导室装潢死板、缺少人情味，学生不乐意靠近，一旦学生对心理辅导室产生畏惧，何谈让心理健康教育走入他们的内心呢？因此，心灵伙伴在帮助学校建设心理辅导室的过程中，要将校园文化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在整体辅导室设计和产品配置上都采用艺术的手法，确保能够贴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拉近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距离。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上海心灵伙伴在详尽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校园心理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集多种平台为一体，将大数据、在线课程、实时交流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心理健康教育中，软硬件整合，为学校提供丰富多样的、科学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以往的心理教师在每个学期开学时都要进行全校范围的心理普查，也就是用问卷的形式测量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如果没有心理测评系统软件，这项工作做起来不但耗时耗力，而且选择什么样的问卷，如何进行测评都需要专业的训练。心理教师除了上心理健康课，还要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但是心理教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和观察才能够判断学生是否需要进行心理咨询或是其他形式的帮助，这些工作占去了心理教师大量的时间，因此学校的一些心理辅助设备常年无人问津。
许多心理教育工作者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苦于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于是心灰意冷，离开了心理教育的工作岗位。上海心灵伙伴有感于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带来的诸多问题，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研发，提出数字化心理教室的概念。数字化心理教室不是指单纯的某一间教室，而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首先，学生在线上平台完成心理测评，系统会自动出具报告和预警名单，以便学校和老师能够及时、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理状况分析和危机预警；接着，学生在平台上自主完成认知行为训练，重塑积极认知；随后，通过在线的沙盘游戏还原心理状态，让教师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后，将移动终端科技结合全国的心理咨询师进行24小时不间断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和家长享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此外采用物联网技术，提供多款硬件设备与大数据平台相连，构建了线上系统与线下装备、辅导相融合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运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心理健康管理，弥补了心理教师数量不足、专业度不够的问题，提供科学规范的专业心理服务，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例如，认知行为训练系统在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后，对发现有不良认知的学生，系统会通过学生的实际情况，自动匹配出一套符合学生认知行为训练的课程，学生完成训练课程后会对已有的错误认知进行调整，并通过一系列的动漫游戏让他们形成积极正确的认知，改变思维偏差，养成健康、正面的思维习惯，重塑积极的行为模式，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
数字化心理教室会减少心理教师很多单调重复的劳动，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与学生的感情交流上。现在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停留在一个知识积累和不断训练的模式，缺少对情感和人性的教育，而其目的是“教一个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希望越来越多的心理教师能够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心理健康教育的使命。
三、对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展望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做到教育与服务并重，着力向提供优质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变。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是中小学生，只有学生主动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意识较为薄弱，自上而下的研究与项目设计带有学科化、形式化、表面化、孤立化的倾向。
第二，由侧重于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矫正，转变为重视全体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与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今后一段时间内，相关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应是大规模心理行为问题的筛查和心理行为问题风险行为的控制。这就需要运用大数据平台筛选出有潜在心理行为问题的学生，有的放矢地进行干预和教育，特别是全国范围的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与风险行为的筛查势在必行。
第三，着力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态系统。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理解社会影响的生态模型，对于青少年来说，家长、教师、学校都是他们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微环境。健康生态系统的营造，既是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预防的重要途径，也体现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导向。为了构建这一系统，需要提升广大家长以及教育工作者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观，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青少年生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行为主义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辛格是个多产的伦理学家，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动物解放》一书出版以来，已经陆续出版了三十多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还有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和讨论性文章，其中的《伦理生活著作集》、《生与死的再思考》、《非神化的人生》、《实践伦理学》、《一个世界》等是体现辛格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著作。辛格关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不拘泥于社会的传统观念，因而他的思想常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国内对于辛格的思想研究大多局限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对他的其他思想研究不多，其实辛格极为关注环境问题并做出过深入的思考，他的内在价值思想是了解辛格环境伦理思想的关键所在。
一、辛格内在价值的思想
辛格对于“内在价值”的概念没有给出完整、系统的定义或说明，其代表性的表述，诸如“某个事物如果其本身就是好的、或者可取的就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与工具价值相对的价值 ”，“对于我们大多数而言，我们自己的幸福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我们为了幸福本身而追求幸福”。纵观其内在价值思想，大致可以从下面三面方面进行讨论：
1）主体拥有内在价值的依据。辛格认为只有具有感知能力的人与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他把人分为“人格（person）”的人和属于人种成员（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人，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必然是具有人格的人；此外，他按照意识的发达程度，或者说按照以生命的质（quality of life）把整个世界的自然物分成三类：一类是具有“人格”的自然物，这些自然物有感觉、又有理性和自我意识，正常的成年人和少数具有理性意识的动物都具有人格，而对于脑瘫婴儿、植物人等和低等动物因为失去了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能力而不具有“人格”；二类是有意识的自然物，能够感觉到快乐和痛苦，这些自然物没有理性和自我意识，大部分的动物、植物人等都属于此类；三类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物，这类自然物属于层级的最低层次，无机物、植物、怀孕不满18周的胎儿等都属此类。 自然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以及内在价值的大小都取决于所属的类别，与所属的物种无关。按照这个分类，辛格认为一类、二类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们具有感知能力、能够对外界做出意义的反应、能够显示出趋乐避苦的倾向，以及对兴趣、愿望、福利、各种需要的追求, “唯有感知能力的极限所构成的界限，才让我们有理由去停止对他者的利益有所关怀”；而对于无反应能力的植物和石头等第三类自然物，因为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它的痛苦与快乐，显然是没有内在价值。
流派众多环境伦理学中，存在多种内在价值的依据，辛格认为只有感知能力、而不是语言、推理等其它能力，才使主体有生存、趋乐避苦、幸福和未来等各种利益。据此，他一一否定了其它主要流派的思想：如在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看来，所有自然物包括石头都具有生存意志，尽管有些自然物默默无闻，但是它们的意志如同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意志一样，对于这些自然物的生命意志的尊重，就像对我自己的生存意志的尊重一样。辛格则认为是这些个体自然物或者整体的自然不具有感知能力，没有感知能力就没有内在的目的性，没有内在的目的性就不能认为它们具有内在价值。有学者提出广义的生命目标，认为自然中每一个有机体的内部功能、外部行为都定向于特定目标，这些目标即存在于不同生长阶段上，也存在于有机体的不同层次上，即使是细胞、分子等也以物理或者化学的方式运动着、并趋向于它们的特定目标，这些趋向性足以表明了所有的自然界都具有内在价值。辛格则认为只有建立在感知能力的基础上的生命主体才可以确信具有内在目标。辛格以相似的理由否定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内斯开创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的思想。
2）内在价值的层次性。辛格认为，尽管动物都具有相同感知痛苦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内在价值上完全平等。“一个生命的知觉与另一种较低意识层次的生命进行比较，其知觉越发达，自我意识和理性程度越高，可能的经验范围越广，这种生命越是可取。” 。 “如果一个存在物具有自觉能够抽象思考、能够规划未来、从事复杂的交流活动等，那么他的生命比一个没有这些能力的生物更具有内在价值”。在他看来，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他按照意识的发达程度把整个世界的自然物分成三类，不同类别之间的内在价值是不等的，第一类别（具有“人格”）的自然物的内在价值要高于第二个类别（具有感知能力），第三类别则不具有内在价值。
但是，辛格不愿意对生命的价值作量化，以便排出一个先后次序，只愿意给出某些原则性的理念。辛格之所以不愿意为内在价值量化，其原因在于内在价值的层次性与“一切物种均为平等”的理念不相一致，继而削弱动物解放的论证力度。辛格更愿意从各个的生命立场看待内在价值的大小问题，认为尽管人与动物的内在价值不同，从不同的生命立场上看，每一种生命都具有同样的内在价值，老鼠的生命快乐就是老鼠的一切，老鼠的快乐对于老鼠的利益，就像人的快乐对于人的利益一样的重要，不能说一种生命比另外一种生命更具有内在价值。
辛格反对德沃尔和乔治.塞申斯提出的“生物中心论的内在价值平等”的思想。德沃尔和乔治.塞申斯认为，“生物圈内的所有事物独有平等的权利去生存和发展，尽力去展示和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生物圈内所有的有机体和实体，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 辛格认为这种观点错误在于，把无意识的自然物当作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而内在价值的平等只能是在具有感知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平等。这些相互联系的个体不意味着都有内在价值。尽管每个在生物圈中的实体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给人产生内在价值平等的错觉，但是，相互联系的实体中并不必然具有感知能力，这些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对于维系整体的发展有益。
3）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以艾尔多.利奥波特的大地伦理观、阿尔恩.纳斯和乔治.塞申斯的“生物圈”为代表的整体的内在价值主体观倾向于把整体的自然作为内在价值主体，他们把土壤、水、植物、动物和统称的大地都包括进来，认为任何能够自我实现的系统都具有内在价值，物种、生态系统等主体不断地动态地维系和保持着系统的存在，因此这些都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整体性实体。辛格则认为从整体的角度看，尽管生物圈等是动态的、循环的具有活性的整体，但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本身不能证明生物圈有意识地维护着自身。”，整体性生态系统的只具有工具价值，体现在维系有意识的生命，而作为整体内在价值主体地位必须要证明它们具有利益、并且证明它们的利益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物种、生态系统等不具有利益、也不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
辛格在否定了整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后，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内在价值”的主体只能是个体的内在价值主体的结论。他不同意以舒威泽和泰勒为代表的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观，反对把内在价值赋予植物、石头，更不赞成他们的论证方法，他们采用拟人化的手段，把形容人的词汇，如渴望、狂喜、快乐、惧怕等赋予自然物，意在让人类尊重自然，但这是对人类认识的误导，事实上这些自然物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于植物和石头而言，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感知能力，非生命体的价值在于能够维系生态整体系统的存在。
二、辛格内在价值思想的理论困境
辛格的内在价值思想存在若干问题，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感知能力作为道德主体拥有内在价值的依据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辛格以感知能力作为内在价值的依据，这种观点无疑受到边沁有关表述的启发，边沁认为动物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动物因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而在道德上应该受到关怀” 但是，从内在价值定义来看，判断内在价值的主要依据是内在的目的性，意识能力只是这种目的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单一的内在价值标准存在商榷之处。脑科学和意识科学的知识表明，感知能力的层次要低于理性能力，同时高于低级神经的反射能力，感知能力只是处于意识层级的中间，辛格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何以感知能力作为道德考虑的依据。此外，辛格把植物排处在有感知能力自然物之外，但是现有的科学知识表明，植物具有听、嗅、触、视觉等等功能，植物能够与环境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并且是积极主动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尽管这些有意义的行为是否应该看作一种意识行为还存在争议，但是植物的行为因该可以看作目的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把人区分为人格的人和人类物种成员的人，人格的人以“选择理性”和“自我意识”作为人格概念的核心内容。 认为尽管具有人格（第一类）的人的内在价值要高于有意识（第二类）的自然物的内在价值；但是人类一旦丧失了理性能力则内在价值等上等价于与有意识的自然物（第二类）；人类一旦丧失了意识能力而等价于没有意识的自然物（第三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不幸变成了植物人，使具有人格的人失去了理性能力、自我意识、感知能力，也就不具有内在价值。此外，辛格一方面以感知能力作为获得道德考虑的唯一的依据，否定其它依据作为道德考虑的依据，另外一方面，又认为具有人格的人和少数具有人格的动物的内在价值最高，不同的内在价值可以获得不同的对待。继而得出安乐死、和杀死残疾婴儿等也是合理的结论。这种结论挑战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引起了学术界剧烈争论，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席卷德语圈国家的抗议运动，即著名的“辛格事件”。
再次，从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上看，辛格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决定着事实，他的论证线路不能证明感知能力作为内在价值的依据。鉴于社会中大量的残害动物的行为，辛格首先确立了论证目标——动物解放，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证明动物具有内在价值。为此，他采取了由人及物，求同存异的方法，根据人与动物之间都具有感知能力这一事实，他选择了大量符合其结论的科学事实，而忽视了科学事实的其它特征，这种论证过程中的缺陷是他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另外，在论证过程中，意图以科学事实推出内在价值的方法犯了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的谬误”，人与动物具有感知能力是个科学事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事实判断中推断不出价值判断，即不能“是”中推出“应该”。
2）内在价值的层次性存在的问题。
首先，内在价值的层次性划分过于简单。辛格根据意识能力把自然物分成三类，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内在价值，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之间的内在价值存在等级差异，但是这种大致的划分不能反映自然事实。同样以意识能力进行划分，罗尔斯顿就把内在价值划分为七个层次，人的内在价值最高，往下依次是高等动物、低等动物、植物、微生物。当物种之间发生冲突时，以内在价值的大小进行调解，人因为内在价值最高而应该优先受到保护，罗尔斯顿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和理性能力是从低级的感受性能力发展而来，人的意识能力具有层次性、连续性、相对性。可见，比较罗尔斯顿和辛格的观点，罗尔斯顿的这种解释显得更为合理。
其次，辛格不愿意为内在价值细化，其原因在于内在价值的层次性有可能得出与动物解放相反的结论。人的内在价值要高于动物的内在价值，当两者间冲突时候，往往优先考虑人的利益，而牺牲动物的结论，尽管在处理非核心利益时，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能够起指导作用，但是在对于生命价值的核心问题比如生死相关时候，利益的平等考虑就难以做出适当的答案。一旦以内在价值的大小确定核心利益则容易牺牲了动物利益，会削弱他的动物解放思想的论证。
再者，辛格倾向于有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即同一类别的内在价值平等，第一类别中因为都具有理性能力和自我意识而内在价值平等，第二类别中因为都具有感知能力而内在价值平等。不过这种平等观是只能是大致的平等，不平等才是内在价值的常态。比如第一个类别（具有人格）内部的不同主体的理性能力存在差异，人格的人拥有的理性能力远高于具有人格的动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是不同的,人的内在价值是世界上最高价值。且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也存在极大的差异。第二个类别（具有感知能力）中，不同主体间的感知能力也有所不同，人与动物的感知能力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各个类别的内部的内在价值并不平等。他的有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不能得到证明。
最后，内在价值的依据是多种多样的、存在多种形态和形式，以意识能力划分内在价值层次性不能概括整个自然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物都具有自身的善，不同生物间善的具有差异性，从这种善的差异性即可能是类型上的不同、也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生物的内在价值类型不同、大小也不同，辛格内在价值的层次性的划分和有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思想显得牵强。此外，克利考特认为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伦理人道主义（ethical humanism ），即人类中心主义；人类道德主义（humane moralism），即动物解放主义；环境伦理学，即环境伦理的整体主义的三极对立，与此对应，三种类型的内在价值的依据各不相同，感知能力作为动物解放主义依据也只是其中之一。总之，无论是克利考特的内在价值的依据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善的差异性都使辛格的有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思想显得不能让人信服。
3）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所带来的问题。首先，否定了整体意义上的生物内在价值的主体地位，但客观上需要整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作为整体的生态环境是环境伦理的首要维护的目标，辛格强调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否定整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也隐约揭示出他的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从整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看来，整体确定和影响着个体，作为整体的环境必定影响到个体。如工业污水的排放使整个水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环境下，个体生命如何能够幸免？另外，整体由个体组成，个体之间的失范、失序等问题必定影响到作为整体环境。如中国北方干旱地区无序放牧，放牧动物的数目增长超过草原所能提供的食物的极限，草地怎能不沙漠化？有鉴于此，克利考特认为伦理学必须放弃个体生命作为最高的“善”这个前提，大自然并不在乎个体生命，由水、土壤、植物和动物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内在价值所在。如果赋予环境以整体意义上的内在环境的主体地位将有效地保护环境。
其次，辛格认为所有的动物都应该平等地考虑它们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平等考虑与动物所属的物种无关，也与物种的总体数目无关。虽然珍稀野生动物数量稀少且濒临灭绝，但是辛格对待它们与对待家畜没有两样。 实际上，辛格关注养殖场中的大量动物的生活状况、控诉人类虐待动物的暴行，并不额外关注珍稀野生动物的状况，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则能根据濒危程度和对于生态系的贡献而分别采取行动, 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些环境问题。辛格的坚持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忽视生态学的整体性、相互关联性、和平衡性，与环境保护的核心观念，如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动物等相违背。
由于辛格内在价值思想的上述困境，一些环境伦理学家已经认识到动物解放运动不是充分的环境哲学。它最多只能解决一些环境问题。一个充分的环境哲学必须抛弃个体主义，抛弃片面的哲学思想。他的内在价值思想不仅与维护整体的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目标相背离，并且还衍生出一些有悖于人类常识的结论，不杀生，素食主义等，正因为如此，Mark Sagoff主张为了维护环境伦理学的严肃性，应该尽早结束同动物解放主义的“错误的婚姻”，把其从环境伦理学中清除出去。这些论调表明，辛格的环境伦理思想必须作某种程度上的调整以应对这种挑战，否则必然走向没落。
三、对辛格内在价值思想的修正
尽管辛格的内在价值思想存在上述理论上的困境，但他的环境伦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针对辛格内在价值思想所遇到的种种责难和批判，通过归类和总结后发现，这些理论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环境伦理学学派所面对的共性问题，如内在价值的依据、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二类是辛格的理论所特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内在价值的层次性问题和内在价值的个体性与整体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在此，不对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主要尝试解决辛格理论的特有问题，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展开。
1）对于内在价值的层次性问题的解决。
首先，重新划分意识能力的结构层次，把原有的三层结构调整为五层。第一层次，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能力和自我意识的人类。人的理性能力、自我意识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且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预见能力、科研开发能力等等不是任何其它动物所能比拟的，尽管有些动物具有理性能力和自我意识，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人类的这种程度。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地位实事表明了，人应当处于内在价值的顶级位置。第二层次，具有“人格”（即具有理性能力、自我意识），如成年哺乳动物就属于此类。第三层次，没有理性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够感觉到快乐和痛苦，如部分的低等动物等。第四层次，没有理性能力、自我意识，也没有感受到快乐痛苦的能力，但是能够对外界刺激作有意义的反映，属于层级的较低层次，植物、怀孕不满18周的胎儿等都属此类。第五层次，无意向性，无生命特征，如无机物、石头等。除了第五层次因为没有内在价值而无需道德的考虑之外，其它均应该给与不同的道德考虑。
与原有结构相比，新的层次结构除了赋予人最高的内在价值地位之外，突出地把植物加入到具有内在价值层次中。辛格认为，通过对自然物的观察，我们不能证实植物是否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可以确信的是植物不具有类似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确实，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是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人的理性能力形成的机制目前仍然是未知的难题，尽管现代脑科学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分子的层次，但是仍然没有找到意识的“灵魂”所在。但现有研究成果却能够证明植物有某种感知能力的存在，典型的表现为刺激-反应的能力，例如植物对于虫咬、撕裂、灼伤等伤害性刺激，其刺激信号除单纯的机械力作用外，还包括化学物质和极端温度等刺激源的参与，使信号在转导过程中涉及各种信号分子，各个信号反映系统相互作用、共同响应环境应力的改变，使植物能够对不同的外在胁迫进行调节和适应。这表明，尽管植物不具有与人相似的感知能力，但是植物能够从环境中获得的信息进行调节和整合，最终对刺激信号做出适当的、有意义的反应，因此可以把植物看作较低意识能力的一种。 第四层次对于环境伦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四层次确认了植物、以及不满18周的胎儿的内在价值地位，能够比原来更为有效地保护植物，继而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另外，在生命伦理上，也能够终结关于是否应该把不满18周的胎儿排除在道德的考虑之外的争论。
其次，确认了内在价值的不等性。不同主体间内在价值存在质(层次性)的不同和量（层次内部）的差异，内在价值平等或者有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思想都不能成立。总体来看，内在价值的平等是相对的、偶然的，不平等才是自然界的常态。
调整后的意识层次与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层次相似，另外，虽然意识层次调整很大，但是并没有违反辛格的大的理论框架，即没有挑战动物优先于植物的理论原则，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动物解放思想、环境正义思想的核心观念，故可以看作是其伦理框架基础上的修正。
2）解决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
首先，以主体的内在价值大小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自然界的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意识能力越高导致索取自然资源的能力越强，损害环境的能力则越大，在伦理上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对环境担负相应的责任。人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和力量不断地对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造成了当今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人类应当对环境负有根本的责任。其它具有人格的动物也对环境负有相应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与人类的责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另外，考虑到现实中的情况的复杂性，需要配合其它的原则，如某些人的环保意识强，尽管内在价值的层次很高但是没有对环境的造成破坏，相关问题讨论在辛格的环境正义的思想中有所体现。
其次，以人的能力协调个体的内在价值主体与整体环境之间的矛盾。环境伦理学的多个学派因为坚持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而面临着个体与整体环境之间的矛盾，辛格的个体的内在价值主体观也不例外。其实，只需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以内在价值大小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的原则就可以解决这些责难。人的内在价值最高地位，意味着人类必须以长远的、整体的视野对待环境；意味着必须协调独立的个体(人与动物)而带来的冲突、混乱；意味着必须谐调群体的行为不一致而带来的问题；也意味着，当出现动物与人的利益冲突时候，不能任意牺牲内在价值较小者的利益，不管其内在价值是如何的小，人仍然要考虑其拥有基本的利益的。
通过人的理性能力和力量来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使辛格的内在价值思想综合了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和整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优点，也注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保护自然生物多样性、以及关注珍稀动物的生存状态等，也使得整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总体来看，修改后的内在价值思想把人回归到原有的地位上，人依然是自然界的实际主人，人因其力量与责任也在环境问题上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修改接近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主张人的地位的决定性，强调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运用理智判断行为，不轻率地、盲目地、疯狂地使用、破坏、掠夺自然；人类有责任担当起照顾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义务。修改过的思想消除了个体意义上的内在价值主体与保护整体环境不一致的批评，使之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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