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方法及视角进行了总结，并对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和汇率制度的新进展进行了论述，进而对未来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由于存在“恐浮”，应该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从动态角度进行汇率制度转换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应该对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进行统一的界定，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选择；中空论；恐浮论
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选择合理的汇率制度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频繁爆发，导致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再次掀起高潮，本文将追本朔源，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期对后来人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方法及视角
（一）宏、微观分析框架
1.宏观分析框架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是随着二战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现而逐步展开的，以Kindleberger和Friedman为代表，从宏观经济均衡的政策目标出发，对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为最优展开了讨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汇率制度选择与其它宏观政策目标结合起来，为后来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精巧的分析框架。随着汇率决定理论的进展，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大大扩展了M-F模型，使其扩展为M-F-D模型，其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粘性价格和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冲击可能影响实际经济，导致价格和产量的大幅变动和调整时间的延长，认为当货币需求的冲击是经济干扰的主要来源时，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2.微观分析框架
随着对国际资本流动、外汇投机行为、国际政策协调等领域的深入分析，微观经济分析方法逐渐被开始用于考察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以Laidler（1988）[1]为代表的微观经济效率论主要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对微观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出了为了使跨国交易者承担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全球统一货币是最好选择的结论。1995年Obstfeld 和Rogoff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2]的发表，开辟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时代，由于融入了微观经济基础，福利分析框架被引入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汇率制度分析，认为一国在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时，依据的是哪一种汇率制度选择带来的损失最小。
（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1.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固定和浮动之争，其分析方法主要以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成本——收益分析。M-F模型利用比较静态的总需求分析框架，指出开放经济条件下，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收益取决于经济冲击的性质。
2.动态分析
随着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进步，理性预期等因素被引入汇率制度分析，对汇率制度的考察逐渐向动态化发展。名义锚理论就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高通胀现象，利用理性预期和动态一致性理论对汇率制度进行考察，认为一国汇率应当有较大的刚性或者完全固定，使政府能够获得声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周继忠（2004）[3]将过去的汇率制度选择也作为当期决策的解释变量，构成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动态选择模型，发现同一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常常有较高的序列相关性,其主要原因是汇率制度选择中存在明显的状态依赖性。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4]发现一些主要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事件影响汇率制度转换的频率。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早期的中东欧与前苏联转轨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换频率更高；9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也使其再次提高汇率制度转变频率。汪茂昌（2005）[5]通过研究发现，1990～2002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发生了28次汇率制度转型，其中有20次转向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8次转向钉住汇率制度。
（三）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1.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它既涉及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安排，又是一国政治经济制度对外的体现。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汇率制度选择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政府声誉、政府强弱程度、政治稳定性以及立法和选举制度等。
政府声誉是公众对于政府履行政策承诺或义务的可能性的判断，反映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关于政府声誉与汇率制度选择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一种汇率制度更有助于提高政府声誉。一般来说同浮动汇率制度相比，灵活性较低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提升政府声誉。
政府强弱程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体现在弱政府由于会通过效用比较选择特定时期的政策，不受以往承诺的约束，因此比强政府更倾向于有扩张财政的压力，许多政府采用钉住汇率制度来引入一种公信力，避免这种压力。Levy-Yeyati, Sturzenegger and Reggio（2004）[6]认为弱政府使得钉住汇率制度更加难以维持，尤其在战争和社会动乱期间，政府更容易屈从于来自国内利益团体的压力。他们采用当局当政时间、国会政治的herfindahl指数（herfindahl index of congressional politics）以及选举竞争力立法指数（legislative index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来作为政府强弱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强政府确实提高了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的概率。
一国政局的稳定性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政治不稳定导致了更高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国家缺乏政治能力和政治支持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稳定的政权有利于政府考虑一些更长远的经济目标，如低通货膨胀。不稳定的政权使政府对未来的考虑更少，对长期固定汇率所需的反通胀的纪律性不那么关心，这使低通胀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政府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刺激经济以赢得选票，持续的经济刺激会导致通货膨胀使政府迫于压力而贬值。Edwards（1996）[7]认为在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中，实际上有两个相互抵消的力量：首先，较高的政治不稳定增加了放弃钉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因此减少了政府事后再选择钉住汇率制度的可能性；第二，较高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了当局的贴现率，使其对未来考虑更少。这样政治不稳定对事后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所以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还需要经验验证。Benassy-Quéré and Coeuré（2002）[8]发现使用内阁变化的频率作为政治不稳定性代理变量在事实汇率制度分类中增加了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相对于两极汇率制度的概率，但是在官方汇率制度分类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立法和选举制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这样的，一般认为，联盟政府比占多数席位的政府更加不稳定，如果从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来看，联盟政府有更高的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可能性。但是在胜利者占有一切（winner-takes-all）的多数选举制度（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中，执政党对政策工具，尤其是对货币政策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确保他们再次当选。因此，在多数选举制度中执政党更偏好浮动汇率制度。比例选举制度（proportional system）可以分为反对党比例高和反对党比例低两种情况，反对党比例低的立法体系中，由于反对党没有力量影响政策，类似于多数选举制度，偏好浮动汇率制度；而反对党比例高的立法体系，反对党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有较大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度有助于解决政策冲突，因此，偏好固定汇率制度。邝梅等（2007）[9]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选举制度和政党等政治因素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2.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袁鹰(2001)[10]从产权理论角度将汇率制度质的规定性归纳为四个方面：汇率的元数、汇率变动的灵活性、汇率水平的确定机制以及本币的可兑换性。刘海虹(2001)[11]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发展
（一）传统的汇率选择理论
1.M-F模型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与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相关。浮动汇率制的支持者认为浮动汇率制可以通过汇率波动隔绝外部通货膨胀。然而推崇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认为，固定汇率能够规避汇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固定汇率制还可为企业设立一个清晰的、可监督的目标，政府虑及“声誉”，通常不会轻易对之进行突然的升贬，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刚性，可起驻锚作用。究竟哪一种汇率制度更理想双方一直争执不下。M-F模型以一个开放的小型国家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不同作用，从而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收益取决于经济冲击的性质，如果冲击主要是名义的，那么固定汇率有助于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如果冲击主要是实际的，那么浮动汇率更好。
2.最优货币区理论（OCA）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汇率制度选择方面较有影响的理论，由Mundell开创，该理论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该着眼于不同国家的具体经济特征，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具体特征探讨汇率制度的适用性。经济开放度以及经济规模是McKinnon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一般认为贸易开放度高的小国应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而贸易开放度低的大国则可以从汇率浮动中获益。其他导致固定汇率制度被选择的因素还有生产要素较高的流动性、生产与外贸结构的多样性等等。另外，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强调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组建共同货币区的影响，如果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那么各国面对的外界冲击就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理论既开创了根据各国经济结构特征具体来分析汇率制度，又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分析提供了分析框架。
3.汇率目标区理论
Williamson(1965)[12]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可调整盯住汇率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资本高速流动的情况下容易遭受投机性攻击，需要采用一种不易遭受投机压力的汇率制度——爬行钉住制。Williamson(1985)[13]主张建立一个中心汇率上下各10%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维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货币当局的干预只是偶尔为之。Krugman(1991)[14]则把这种汇率目标区思想加以理论化、形式化，形成了经典的Krugman汇率目标区理论模型。沿着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路径，经济学家提出了爬行带以取代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Dornbusch和Park (1999)[15]又将爬行钉住、目标区和爬行带统称为“BBC规则”， 该规则包括三方面内容：（1）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应钉住一个“货币蓝子”，而不是钉住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单一货币；（2）发展中国家应确保钉住的汇率在一个合理的较宽的范围内浮动，即确定一个汇率目标区；（3）为目标区设立一个中心汇率。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1.原罪论
Hausmann，Panizza and Stein（ 2000）[16]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其货币又不是国际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一国的国内投资不出现货币错配，便出现期限错配。因此，企业面临一种“魔鬼的选择”：要么借美元而招致货币错配，或者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这就构成了外部融资的内在风险，无论采取哪种汇率制度，这种风险都将存在，因而被称为 “原罪”。原罪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就是，在原罪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无论企业或政府都不愿汇率变动，因此汇率难以浮动；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又会陷入两难：当投机袭来之时, 一方面, 政府无法用货币贬值来缓解压力,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提高利率来保卫本国货币, 最后只得听任金融崩溃。现有的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都无法解决原罪问题, 因此, 最好的办法, 便是把部分美元化变为全部美元化（张志超 2002）[17]。但是沈国兵（2002）[18]认为根据原罪论实行完全美元化至多对于一些小型开放经济可能是适合的。因为原罪论以金融市场不完全为前提基础，对于金融市场相对完全的发达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对不完全的封闭经济（不存在利率和汇率的传递机制），该假说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2.恐浮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恐浮论”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实际上采用的却是钉住汇率制度，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它们对外汇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于“恐浮论”，一般认为是货币替代和货币错配的资产平衡表效应的存在使得企业和政府都不愿汇率浮动，这些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债务大部分是以硬外币来定值，在情况不利时会强烈抑制货币大幅贬值，因为货币的迅速贬值对货币错配的资产平衡表效应有巨大的影响，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数额立即上升，使得借款企业净值大幅缩水，从而陷人财务困境。当货币错配情况较为严重时，大量未对冲的汇率风险会提高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它们只能选择对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软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只能采取激进的方法——即实行本国经济的美元化。Poirson（2001）[19]就认为一国外币定值债务等指标也会对各国汇率制度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的外币定值负债越多，汇率变动可能引起的风险效应越大，也宜于选择固定汇率制。Levy-Yeyati, Sturzenegger and Reggio（2004）[20]以负债美元化程度作为货币错配程度的代理变量，发现较高的负债美元化程度的国家倾向于选择不太灵活的汇率制度。陈建斌（2006）[21]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了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僵硬的汇率制度为货币错配风险的累积提供了正向激励，加深了货币错配，货币错配程度的加深强化了汇率制度的“浮动恐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走出这个困境。
3.中空论
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围绕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展开，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频繁爆发危机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似乎统一把矛头对准了中间汇率制度安排，认为唯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超级固定（货币局、货币联盟和美元化）或完全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流行的观点就是“中空论”。“中空论”由199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Eichengreen（1994）[22]针对1992～1993 年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首先提出，此后得到了Obstfeld 和Rogoff(1995)[23]、Fisher(2001)[24]等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该理论持反对意见，如著名的汇率经济学家Frankel(1999)[25]等。
“中空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即在理论上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这三者之间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任何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的尝试都可能以货币危机而告终。Frankel、Schmuk ler 和Serven ( 2000 )[26]用“可核验性”来建构“中空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两极的汇率制度, 如完全的钉住制或完全自由的浮动制, 对公众来说就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进行核验。所以, 各国会最终选择这些可核验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制度。“可核验性”理论只是试图为“中空论”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根据。事实上， Frankel (1999)[27]认为，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中间汇率制度通常比角点汇率制度可能更合适，特别地，对于大规模资本流动尚不构成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而且，对于适合建立共同货币的区域，中间汇率制度比角点汇率制度更可行，他曾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都同时适用。Baillu 和 Murray(2002)[28]认为在工业化国家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空论”更加成立。虽然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10年前少，但是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是一种普遍的选择。Williamson （2000）[29]认为就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而言，唯一与政策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和操作中间汇率制度。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de facto）而不是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度(de jure)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研究
Fischer (2001)[30]曾经使用IMF的官方分类法，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IMF185个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发现对于那些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钉住制度确实是不可持续的。针对Fisher得出的汇率制度两极化的结论， Baillu and Murray(2002)[31]指出：Fisher的实证研究是基于“官方分类”的汇率制度，这种“官方分类”的汇率制度的资料是由IMF收集而由各成员国负责提供的，但各国上报的汇率制度和它实际执行的汇率制度有可能不一致。Bubula and Ötker-Robe（2002）[32]认为从IMF官方汇率制度统计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率制度演变似乎支持“中空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区或是美元化，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也翻倍了。但是根据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和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是有区别的。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各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Levy Yeyati and Sturzenegger (1999)[33]构建了LYS分类方法，把汇率制度划分为五类：固定汇率制度、爬行汇率制度、肮脏汇率制度、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其他汇率制度。Reinhart and Rogoff (2002)[34]构建了RR分类法，他们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基金成员汇率历史年的有关数据为依据,构筑了15种类型安排，他们所构建的汇率制度分类法为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采用。因此，未来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度研究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共同的选择。
（二）从动态角度对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及转换进行研究
在现阶段，几乎很少有国家愿意让市场来自由决定其货币汇率，各种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而且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一次性的（once and for all）。Masson（2001）[35]指出，历史上各国经常自愿或非自愿地改换其汇率制度。例如当一国处于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当通货膨胀下降以后，由于对外竞争力的下跌，便可能放弃这一制度。沈国兵（2002）[36]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互动性，提出了“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的假说。丁一兵（2005）[37]在特定发展中国家合意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选择汇率制度的原则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合意汇率制度将经过浮动一固定一浮动的动态转化过程。
Wolf(2001)[38]选取1975～1999年间作为样本期间，将汇率制度分为六类，研究了汇率制度之间相互转换的数量和持续期。从每种汇率制度实际维持的时间来看，严格钉住制度的持续期最长，均值为14.9年；单一货币钉住和货币篮子钉住的持续期次之，均值约为9～10年；而浮动汇率制度的持续期较短，均值约为5～6年。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39]发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钉住汇率制度比其他汇率制度持续期短；在发达国家，中间汇率制度（包括有限灵活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比其他汇率制度持续期短。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发达国家是十分持久的，但是在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是十分脆弱的。
现实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并不可行，其汇率制度转换实际常变动于不同的中间汇率制度之间，因此对于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及转换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三）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对不同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证明两极汇率制度是否优于中间汇率制度。Ghosh等(2000)[40]比较了货币局制度、钉住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运行状况，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局制度下经济增长最快，浮动汇率制次之，最后是钉住汇率制。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41]发现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钉住汇率制度较好，可以实现高通胀和汇率制度的持久性。但是，钉住汇率制度不稳定而且易导致危机，随着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将会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受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度更加可持续而且可以实现经济高增长；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研究发现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
在传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项指标之外,一些研究也拓展到了对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脆弱性之间关系的研究。Aizenman and Hausmann(2000)[42]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不发达，它们从固定汇率制度中获取的收益要比工业化国家高，但是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与汇率制度结合却易遭致投资性攻击。Rogoff et al（2003）[43]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早期固定或者相对僵化的汇率制度可以在不牺牲增长目标的情况下提供反通胀的公信力；随着一国经济与制度的发展，政府和私人部门以本国货币借贷变得比较容易，汇率波动的风险下降了，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示出更大的收益。
经验分析表明，汇率制度并不是一个外生变量，也不是一个独立于一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政策选择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内生变量，因此要选择最适合的汇率制度，必须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对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进行统一的界定，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
1999年1月1日IMF重新依据实际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安排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分类将不事先宣布汇率路径的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分别作为一类汇率制度。Fischer(2001)[44]根据研究需要，依据IMF新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案把汇率制度划分为三大类，将IMF的不事先宣布汇率路径的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归入到浮动汇率一类中。沈国兵（2002）[45]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在围绕“中空论”汇率制度假说进行论战时并没有遵循一个一致的中间汇率制度内涵界定，因而也就难以判断谁是谁非，大大地削弱了其应有的理论说服力。一般来说超级固定一极包括货币局制度、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将管理浮动归入浮动一极还是归入中间汇率还没有定论，其对“中空论”假说的经验论证有显著的影响。
“中空论”的理论依据均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漏洞，都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两极汇率优于中间汇率，Frankel (2004)[46]认为现在还不存在支撑“中空论”假说的理论基础。所以经济学家们对“中空论”假说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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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Retrospect and Expectation
Zhao Yuping
（Economy and Trade college of Tianj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Tianjin300134, China）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regime；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hollowing out；fear of floating
（责任编辑：张积慧）
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汇风险 管理目标 关注点 全能工具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于2005年在哈萨克斯坦成立子公司(以下简称：哈子)，历经八年多的拼搏和奋斗，公司已发展成为当地著名综合石油工程服务承包商。哈萨克斯坦的货币贬值给哈子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识别各种外汇风险，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外汇汇率风险进行及时管理和规避，是目前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哈萨克斯坦的汇率变动状况及影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汇率变动状况。2009年2月份，哈萨克斯坦坚戈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从2月3日的122.32坚戈兑1美元下跌至4日的143.98。2014年2月11日，哈萨克斯坦央行宣布将本国货币坚戈贬值19%，以应对俄罗斯卢布持续贬值对其出口造成的影响。美元兑坚戈的兑换基准价从2月10日的1：155.5调整为1：185。
哈萨克斯坦的货币贬值对哈子主要有以下影响：一是对账面利润形成影响，二是对现金流形成影响。采用坚戈作为记账本位币的，对账面利润影响取决于其账面美元资产和负债情况。对现金流影响取决于全年实际美元坚戈兑换情况，如将坚戈兑换为美元回流中国，则产生负面影响;如将美元兑换为坚戈完成对外付款，则产生正面影响;如将正常结算收到的坚戈直接付款，则现金流基本不受影响。
二、外汇风险及业务体现
汇率风险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折算风险，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我们根据分类来分析一下哈子所面临的具体外汇风险。
1.折算風险。所谓折算风险，是指在汇率变动的背景下，当哈子把外币余额折算成人民币的时候，会计账簿上的有关项目会发生变动，从而引发风险。
2.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是指汇率变动的背景下，针对没有了结的债权债务进行外汇交割清算的时候产生的风险，会导致外汇损益，引起企业相关外币现金流量的变化。这些债权债务虽然是在汇率变动前发生的，但是在汇率变动后才清算。
3.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外汇汇率变动通过对企业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以及产销数量等影响，从而给企业的未来收益带来影响的风险。
折算风险一般不影响现金流，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对现金流有影响。
以哈子购买材料为例，汇率变动可能导致材料价格变化，从而使材料采购成本增加，这就是经济风险，是对不确定的现金流衡量。合同签订后，数量、单价、金额，未来要支付的外汇确认了，如果未来实际支付时，因为汇率变动，导致购汇金额增加，这就是购买材料的交易风险了。经济风险转化为交易风险，是对现金流量的风险进行确认。
三、汇率风险管理目标
国际司库联合会对全球60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进行调查，56%左右的企业以消除不确定性作为汇率管理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哈子可以依托财务公司、盛骏公司等金融企业或平台，从“思想”及“管理策略”上来改善自身的外汇风险管理水平。
四、防范汇率风险框架
公司要全过程对可能存在的汇率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在签订项目合同前，汇率风险管理主要涉及企业战略规划、生产经营等环节。项目合同签订后，交易风险管理形成，这个时候，汇率风险管理的核心工作就是是否做(套期)、谁决定做、谁来做、做多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资金限额管理，加大清收力度，缩短结算周期，加快资金回流和结汇。对于未确认工作量，如发生汇率大幅波动，要积极与业主协商，加强索赔工作。
五、今后的关注点和需要加强的工作
1.关注宏观经济及行业信息。要随时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信息，并及时对信息进行分析与整理，加强自身对外汇风险的评估和抵御能力。要关注东道国国家的货币、财政，贸易及外汇等宏观政策，以及行业内上下产业链的动态，加强对政策及竞争对手及供应链变动对外汇支付及结算的影响。
2.实施有条件干预。对于企业预期交易的汇率风险敞口保值比例要遵循一定的区间，比如说，企业必须对冲交易风险的35%，1年以内经济风险的50%。也可以设置汇率风险价值占息税前利润的比例限额，比如说设定比例超过10%的时候，企业必须进行套期保值。
3.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个人技能。加大对境外财务人员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提升力度，使财务人员能够在向中介机构咨询的基础上独立作出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解决方案，能够识别风险点并运用有关工具管理风险。
4.经常账户下的贸易类可考虑用人民币结算，其它项目尽量选择以人民币或者美金计价。哈子的经常项目下的业务都可以签订人民币贸易结算合同。具体做法如下：
(1)币种选择法。哈子在签订贸易合同时应该坚持以人民币或坚戈计价，规避以单一货币签约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2)期限调整法。哈子可以选择远期结汇或推后收汇的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
(3)价格调整法。哈子项目涉及的进口物资，那么哈子可以通过压价来减少硬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损失。有涉及出口的纯贸易项目或者EPC项目，而哈子如果接受以软币结算，那么哈子可以通过提高报价来减少软币汇率下跌可能带来的损失。
(4)平衡抵消法。即一种货币的资金流动的风险用另一种货币的相同金额、相同时间但流向相反的资金流动来抵消。
在一些人民币结算回流不能涉及的項目，则需要尽可能地签订美金合同，将双重外汇风险转换为单项外汇风险。这样合同双方各自承担一部分外汇风险，哈子只需要承担人民币兑美金的升值风险就可以。
(5)卖断应收账款。哈子可以根据项目执行进度将工程的远期外汇应收账款逐期转让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以有效规避双重外汇风险。从目前坚戈的走势来看，哈子可以征求地区公司意见，将应收账款捆绑卖断给经营此业务的机构。对于境外工程项下应收账款，目前很多境内银行陆续推出“工程项下出口保理”。通过该产品，哈子可以为公司实现应收账款提前融资，美化和改善企业财务报表，规避汇率风险，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低于一般性贷款，融资比例最高可达账款金额100%。从适用范围和融资方式的特点来看，哈子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业主信用评估和分析制度。在与业主签订合同前，必须考虑资金回收风险，并对业主进行信用评估，对其企业性质、注册资金、财务状况、资金状况、资信状况等进行调查分析，对其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进行分析评估;要动态跟踪其经营情况，及时调整业主的信用等级和信用额度，降低资金风险。合同签订后，应严格执行石油工程公司应收款项管理办法，从源头上夯实应收账款挂帐门槛，提高应收账款的质量，为企业通过卖断应收账款，实现企业融资，打下良好的基础。
6.借用金融工具。
(1)远期合同套期保值。假设哈子与当地公司签署了一项100万美元但以坚戈计价的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签订日汇率是1美元(USD)=182.065坚戈(KZT)，合同总额为1.82亿坚戈。如果双方约定90天之内，则对方需支付1.82亿坚戈给哈子。合同签订后，哈子就存在了汇率风险。当坚戈贬值到1美元(USD)=200坚戈(KZT)，当哈子在合同期限内收到1.82亿坚戈时，它只相当于91万美元。汇率变动损失是9万美元。
哈子可以利用远期合同规避此项损失，即在合同期限90天内，向合同的另一方(银行)支付1.82亿坚戈，而另一方(银行)向哈子支付100万美元作为等量交换。因为合同期限90天内坚戈可能面临贬值的可能，对方会要求对这部分风险进行一定的补偿。假设经过测算，对方要求按合同额3%比例进行补偿而哈子表示同意，那么对方只需支付97万美元以换取1.82亿坚戈。和上述91万美元相比，公司损失减少了6万美元。
(2)货币市场套期保值。假定哈子三个月后将用到500万美元，那么通过货币市场来保值有以下操作策略：第一种是假定手头上有闲散坚戈，就把坚戈换成美元;第二种是手头上没有足够的坚戈兑换成美元，需要向银行借款，现在借坚戈并兑换成美元进行存储，三个月借款到期了，用美元支付借款。前提条件是做一下利率比较，如果哈子的借款利率足够低。
(3)货币掉期。比如说哈子公司和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哈子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预计在两年以后收进美元和坚戈，而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在中国项目会收到人民币，对于两家公司来说，肯定是对方的币种对自己比较好，他们可以约定一个汇率，两年以后当地公司把人民币换给哈子，哈子把美元和坚戈换给当地公司。双方通过通过货币掉期来锁定风险。
7.货币风险保险法是一种投保行为。也就是说，哈子向保险机构交纳保金，以此避免货币汇率风险的一种行为。当汇率波动幅度超过固定值，由保险公司向哈子赔付由于汇率波动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汇率风险的收益也归保险公司所有。这种方法的弊端是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较高。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哈萨克斯坦的宏观环境及竞争环境时刻在发生着变化，给哈子带来巨大的外汇风险和经济压力。哈子需要充分认识国际汇市变化规律和自身的发展特点，积极寻求规避外汇风险的有效措施，通过人民币结算、应收账款卖断、金融工具及保险等提高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获得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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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特，朱颖超.浅谈石油企业海外项目特点及汇率风险控制.经营管理者，2013(14)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责编：若佳)
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案;汇率;主权
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欲以此废除《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案》。该项《法案》是在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市场从而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情势下提出的，其通过意味为美国政府可以运用增加关税和限制进口等单方面的措施来惩罚其所认定的“汇率操纵”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一、出台背景
美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序较高的国家，不顾国内众多反对派的意见费尽心机地欲通过此《法案》，这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是有深刻的背景原因的。
(一)财政赤字高居不下，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据美国财政部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299万亿美元。这创下了连续三年联邦财政赤字破万亿美元的纪录(2009年为1.41万亿美元，2010为1.29万亿美元)。鉴于其财政赤字连年处于高位，公共债务处于不可持续状况，对华贸易赤字也创历史新高，持续恶化，经济增长缓慢，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不足，形势严峻。
(二)就业率下降，政府可信度面临挑战
据劳工部公布的就业形势显示，美国各州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人数下降，就业形势严峻。持续走高的失业率让美国家庭的收入下降，造成广大民众内心的焦虑。以至于素来作风稳健的纽约市市长彭博都说“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创造就业机会，可能发生街头暴动……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大学结业却找不到工作……你不会希望开罗和马德里发生的暴动出现在这里”。可见，美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令美国政府开始恐慌。
(三)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
一份来自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显示，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3的个人消费开支下降了4.3%，降幅创近30年之最。金融危机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美国人消费重于储蓄的观念，这也是在经济低潮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无可奈何之举。
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长，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国内储蓄不足使美国的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为此一些美国政客把此现象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推出新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此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的“汇率被低估”的、进行“汇率操纵”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很明显，这项《法案》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继续加速升值。
二、对此项《法案》的几点看法
《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实际上是美国参议院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推动以立法方式逼迫贸易伙伴货币升值、干涉他国货币主权的行为，这无异于是向其发展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信号，是把其国内的经济困境的脏水泼向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
(一)《法案》违反国际义务
国家主权平等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他国主权是一个国家主体在国际上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国家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在其国内发行和管理本国货币的最高权力，一个国家有权在国际上独立执行其对外的货币政策，平等参与处理国际货币金融事务，尊重他国货币主权也是一个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国的货币发行量，有权决定或改变其货币的价值，或可以不确定其货币的特定价值，也就是说可以不根据其它货币为本国货币进行定值。《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允许美国政府通过增加关税和限制进口等措施来惩罚其所谓的“汇率操纵国”，这一单方面的制裁行为有违主权平等原则，侵犯了他国的国家货币主权，严重违背了国际义务。况且这一《法案》属于国内法，一来美国不可能以此《法案》为依据对别国的汇率政策做出评判，二来这项国内法也是与应当承担的基本国际义务相违背的，其法律效力也是有待查明的。
(二)《法案》违反WTO的基本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组织，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贸易自由化原则，它要求各成员方限制和取消一切妨碍和阻止国际间贸易开展的所有障碍，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等以促进世界贸易的全面快速发展。《法案》的通过是美国政府用国内立法的方式，运用其法律手段对国际贸易所做出的重要限制，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这也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背道而驰，也不利于多边贸易的发展。
(三)《法案》阻碍中关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实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贸易实体，中美贸易额超过干亿元，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案》把所谓的“汇率操纵”作为可起诉的反补贴事由，置于美国单方面的贸易法律项下，这将挫败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对美投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美国政府的信心，势必破坏中美之间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严重影响中美之间济济贸易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就连负责制定众议院日程的众议院二号人物埃里克·坎托也对《法案》的负面效果表示担忧，称倘若引发贸易战，将给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带来损失，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他认为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纠纷应当通过政府和贸易官员之间的沟通来解决。因此，《法案》的出台打开了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政治化的“潘多拉的盒子”，将纯经济性的汇率司题政治化并非明智之举。
(四)《法案》有违时代潮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追求贸易公平自由快速稳定的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各国都致力于追求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和平平稳发展，这是大势所趋、各国人民民心所向。美国置此于不顾，甚至不顾其本国国内非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于不顾，执意推出《法案》，势必会偿到由此带来的恶果。就连美国众议院的博纳都表示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对别国的汇率进行重估远超出国会的职责权限”。
(五)《法案》是政治的产物
在美国面临经济就业的困扰，民怨四起的形势下提出此《法案》，与先前美国的“斯姆特——霍利法案”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政治的产物，是美国政客进行政治游戏的噱头。因为即使如《法案》所要求的那样，对所谓的“汇率操纵”国征收高额的反补贴关税，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也对当前就业率的提升和经济困境的摆脱于事无补。因为美国远远没有认清楚造成此困境的根本原因。Cato研究院的中国专家兼Cato杂志主编的詹姆斯·多恩在福布斯网站上发文指出，美国就业市场的阴暗主要源于其自己的政策失误，包括过度的规制、对投资的高额税收，或者还归咎于财政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缺乏和政府支出的失控等。而且，就业司题是一个国家的国内司题，与薪酬、就业结构有关系，怎么可能与别国的汇率有关呢?所以，美国不找司题的源头，找出自己制度方面的根本司题，却对其它无关的经济方面的汇率司题穷追猛打，实在难逃借汇率司题进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嫌，即借经济司题行使政治上的目的。
另外，从目前的美国国内形势上看，一方面，2016年就是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大选年，国内政治形势异常紧张诡谲，在此种情形下极易使各党派团体为各种政治行为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制造噱头;另一方面，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延续了数年，国内民众对于经济复苏乏力不满情绪较多，甚至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失去了信心，怨声四起，使得有些议员采用“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方式再度打出经济方面的“汇率牌”来转移视线并力图为获得大选加分。不难看出，美国就汇率司题一再对人民币施压是其选举政治和国内经济困境相结合的产物，是政治的产物。
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面对美国政府的无理取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摆正自己的姿态。
(一)坚持货币主权平等
坚持主权平等，义正言辞地声明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我国行使国家货币主权的表现，任何国家不得妄加干涉指责。一国有权对其本国货币进行贬值、升值，国家行使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值权都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做法，因此调整对外汇率、更改或者替换其计值单位不会引起国家责任，是符合国际义务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来指手划脚，而且调不调整汇率、如何调整汇率的唯一依据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具体状况，完全没有必要依照别国的要求来做，我国不必也没有义务为他国的经济困境埋单，更不可能为他国的经济复苏缓慢、就业率低等一系列的社会司题埋单。我国应该坚持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国内经济的发展与结构调整相适应，维护我国的货币主权。
(二)进行友好合作
当今世界是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相互联系的世界，金融危机来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独善其身。各国只有本着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的心态才能更好地化解危机。因此，在重大危机关头，我们应该通过合作与对话和平解决司题，并且号召更多的国家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和各阶层的有识之士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汇率司题进一步升级，预防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预防影响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贸易战争的暴发。
(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众所周知，自2005年我国进行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9.68%，其中2011年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已达3.85%，近几个月更有加速升值的趋势。据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调查数据，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幅度超过3%时会对企业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亏损。从数字上看65%以上的企业受到汇率调整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利润率下降。如用美元结算，成本上升3%-5%，但用欧元结算，就不止这个数字，笔者看到有的企业达到15%甚至更高。在其他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更大。因此，为维护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平稳发展，我们应当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防止汇率波动较大的汇率环境，使国内经济少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出发点始终是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主动权应该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人民币最终必将逐步走向国际化，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自主地进行币制、汇制、外汇管理、投资政策等一系列改革，在制度上、技术上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
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金砖国家虽然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佼佼者，各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以及贸易发展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而且各国在选择汇率制度上都有一定相同的地方。通过比较金砖国家之间汇率制度选择的不同，以及实施新汇率制度之后的表现不同。我们可以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充分说明了汇率制度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之别。
【关键词】金砖国家 汇率制度 比较
引言
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五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被英国《经济学家》分为新兴经济体中的第一梯队。前四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砖四国”（BRIC），分别引用了这些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南非加入后，其英文简称变为了“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在近几年中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情况的金砖国家在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上是否有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而这些共性与个性又能给我国今后的汇率制度的改革带来何种经验与教训呢？我们又能得到那些启示与思考呢？
一、金砖国家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
俄罗斯汇率制度演变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1992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自此俄罗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汇率改革之路。第一阶段：1992年到1994年，自由浮动汇率制。第二阶段：1995年到1998年，汇率目标区制度——“外汇走廊”。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印度汇率制度演变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1950年-1973年，印度政府实行的是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直至1983年，印度政府将汇率制度再次变换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于1994年8月，印度方面接受IMF的第八条款，卢比正是在经常项目上能够自由兑换。2008年，印度将汇率制度从原先的独立浮动更改为浮动。
巴西汇率制度演变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自1967到1990年以来，巴西采用的是爬行钉住美元的小幅贬值汇率制度。巴西政府于1994年开始实行新的雷亚尔对美元钉住的汇率制度。2008年，巴西政府将汇率制度从独立浮动更改为浮动。
南非汇率制度演变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1961年2月，南非货币单位改为南非兰特，新货币单位兑黄金的平价定为原南非英镑的50%。1993年3月南非废除“金融兰特”，同时也用单一汇率取代了1984年建立的双重汇率系统。
中国汇率制度演变过程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重要阶段：第一，1979～1994年从爬行钉住制向管理浮动制的转换；第二，1994～2005年从管理浮动制向实质上的钉住制的转换；第三，2005年至今的管理浮动制。
二、金砖国家汇率制度相同点分析
金砖国家在汇率制度的变迁过程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本上每个国家经历了由钉住一种货币的汇率政策改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认为金砖国家之所以会有较为相似的汇率制度演变过程是有三个原因。其一，国家内部需要。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几个国家，其内部经济发展需要有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汇率来保驾护航。无论是企业的进出口业务，还是国家外汇储备管理项目都需要一种更为贴近市场的汇率制度来管理国家的汇率变化。因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很好地起到从单一的钉住某种货币的汇率制度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发展中的桥梁作用。其二，国际经济形势需要。拿我国汇率制度变化的原因举例子。我国在05年之前都是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汇率在这段时间内变化并不明显，而过低的汇率使得我国出口不断增长。但是，对如美国一些一直与我国有外贸交易的国家却比较不利。因此，美国会一直质疑我国在操纵汇率以扩大贸易。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更加灵活的汇率变化使得操纵汇率一说并不能站住脚跟。其三，这也是金融全球化的需要。汇率制度的变更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世界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变化的。现如今世界金融已不断地在实现全球化，而一个更加贴近市场需要的汇率是全球化所需要的。而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表率，金砖国家在汇率制度问题需要走在前列。因此，从单一的钉住某种货币的汇率制度转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必然的。
三、金砖国家汇率制度不同点分析
金砖国家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也有不同之处。第一，汇率制度转换时的背景和动机有所不同。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由于内部经济失衡，需要谋求更加合理的汇率制度体系；印度则是因为国内严重的财政赤字而需要开放资本账户；巴西则是因为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而南非则是因为内部政治因素。第二，金砖国家汇率制度的一些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从大的方面来说，巴西是选择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其他四个国家均是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其他四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都是一样的，但是细分到一些细节则也是不相同的。印度采取通胀目标制，主要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中国则主要是维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第三，金砖国家在汇率更改之后的表现也各不相同。金砖国家在更改汇率制度的主动性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迫型的，如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另一类则是中国，印度这种，主动改变型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简单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金砖国家虽然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佼佼者，各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以及贸易发展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而且各国在选择汇率制度上都有一定相同的地方。但是，经过分析之后不难发现，金砖国家虽然在汇率政策的决定与实施上有相同点，而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变更、实施是要具体根据，第一，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第二，国家的贸易结构；第三，国际环境以及国家内部政策。因此，通过比较金砖国家之间汇率制度选择的不同，以及实施新汇率制度之后的表现不同。我们可以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充分说明了汇率制度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之别，一国要结合实际经济情况选择合意的汇率制度。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砖国家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的比较，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汇率制度改革上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汇率制度。一方面，我国今后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更加自由化，更加贴近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汇率的市场化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另一方面，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力度与频率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对汇率的适度干预必须保证，但过大幅度或是过于频繁的干预都会导致汇率发生更大幅度的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杠杆性和长期影响性，因此每一次实施的汇率干预都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必须谨慎为之。
作者简介：强超廷（1989-），男，汉族，上海人，现就读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
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一个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肯定会对当代世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同样也将带来包括国际汇率制度的新变革。汇率是维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桥梁和纽带，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汇率波动和汇率制度的选择有重大影响。为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我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在研究汇率波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下的实现汇率波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优化结合，最后提出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方案。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汇率波动；汇率制度选择；区域货币合作
1 绪论
1.1 汇率波动
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汇率波动问题一直就是关注的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投资自由化等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变强，货币政策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从而使得汇率波动在国际间可以相互快速传递，使得汇率波动更加复杂。
很多因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汇率水平，这些因素的波动会使汇率产生相应的改变，从而产生相应的汇率波动。如果决定汇率的因素保持不变，那么平均汇率就保持改变，从而不会出现汇率波动。
汇率理论已经说明汇率产生波动的原因如下：汇率理论和分析方法已经日渐成熟，汇率理论通过前期理论和分析方法解释了汇率的波动性。有种模型叫新闻模型，它认为汇率波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进行相应的信息预期，它认为预期到的信息是不会产生汇率的变化的，显然它关注的主要是预期的重要性。新闻模型通过现在或者过去的经济变量来推测未来的经济变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理论中的经济变量仍然是汇率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在时间上做了相应的推测。另外跨时分析把时间因素也作为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该理论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多变量理论模型，它认为各个时间的货币供给、国际收支等都会影响到汇率。它和新闻模型一样，核心思想都是通过对加入了对时间因素的研究深入。但是，即使这两个理论都更加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其基本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经济理论基础上。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依旧决定着汇率的水平，但都在时间上进行相应的延伸，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产出、货币供给都成为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
1.2 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制度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确定本国汇率水平、汇率变动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安排和规定。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汇率的波动范围；第二、汇率水平的确定依据；第三、汇率水平维持的措施；第四、汇率水平的调整方法和途径。并且汇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变量之一，汇率的相应改变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以来就是各国货币当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汇率制度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合适的汇率制度可以保证一国的经济正常增长，所以选一个恰当的汇率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国外的成功汇率制度安排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但是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汇率制度的选择是跟特定的国家相关的，是因地制宜的，只有考虑到我们国家汇率制度选的影响因素，我们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现在，我们国家的汇率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第一，人民币汇率没有足够的弹性，从而限制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独立性。第二，在外汇定价过程中市场供求关系并没有突显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汇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也不是很完善，国内还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无法提供必要的工具来规避汇率的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汇率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化解。
1.3 区域货币合作
区域货币合作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地区）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最终组建一个由统一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货币联盟，在国际金融权力日益分散、国际货币关系日渐区域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个参与成员国内部货币的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想要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就必须要舍弃各自的货币方案。有学者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三个思想：固定汇率、货币方案、金融一体化，他们认为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他们得到结论：如果想实现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同时得到稳定的汇率水平，各个成员国就必须舍弃货币方案的自主权，实行一致的货币方案。在实行货币方案统一的过程中，如果有成员国受到不平衡的经济危机时，主要通过财政方案调整经济，但是每个成员国的财政方案不能过于片面，需要有统一的财政规则来贯彻，否则统一货币方案的基础就不会牢固，很容易受到动摇。
2 汇率波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
如果货币当局要减小汇率的波动幅度，达到稳定的汇率目标，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尤其是这几年的发展，货币政策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调控国内经济的主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可以更有效的配置大量闲置的金融资源。这样，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同时使用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避免汇率过程稳定带来的损失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是，采用浮动的汇率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
货币当局既要确保资本、商品配置的效率，同时又不希望经济受到过度的汇率波动的影响，甚至引发货币危机。无论是管制或是放松管制，货币当局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货币当局的总成本是由效率损失和稳定损失所相加得到的，其中稳定损失主要由汇率过度波动所造成，在金融管制与自由化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是汇率波动幅度选择的关键。
如果市场参与者有比较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通过比较市场上的信息，可以选择波动性较大的汇率制度。随着信息对称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越来越有效率，同时，由于市场参与者都是根据自身来做出最后的决策，如果市场中的信息相当充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交易自动地减小汇率的波动，不需要政府进行过多的干预就可以达到稳定汇率的要求。
3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发展进程
21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起来，称为了不可缓慢的历史趋势，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它拒绝开放，不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注定被抛弃。在这种的大的趋势情况下，一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全球化，自己主动参与进来，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就是被历史的这种趋势卷进来，这样在国际舞台上就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任由一些发达国家玩弄。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下，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各个国家越来越深地被纳入不断扩大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程度的现象、过程和发展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正在日益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跨国运动、通过国际资本的大量而多样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捷而广泛的传播所形成的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增强的现象”。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无阻碍的自由市场，奉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在全球内合理、有效的实现资源的分配，形成生产、消费、金融、资本流动、竞争规则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很早就开始起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得到很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合理配置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人类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也不是没有坏处，它对每个国家来说，机遇的同时也有挑战。特别是对经济落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遇到的风险将会更加多。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从而保证竞争的公平。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极大的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各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使得各国国内的经济规则不断统一化，加强了国际经济的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各种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愈来愈大。
4 实现汇率波动和汇率制度的优化结合
现有的汇率制度很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难建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其中的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对汇率制度的主动性与发展中国家对汇率制度的被动应对性之间的矛盾。凭借着强硬的政治经济实力，有很多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这种机制不仅能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因为它只是片面的反映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还能影响国际汇率水平的发展趋势和变动趋势。而由于经济的依赖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钉住汇率制，这些汇率制度的缺点很明显，缺乏弹性，及其脆弱，而且这样的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由汇率水平正确的反映，这势必降低了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必须对当代的国际汇率体质进行改革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各国多样化、分散化的汇率机制的选择，势必向整体化、趋同化发展；第二，各国自由化、随意化的对汇率波动幅度的控制，势必向约束化、规范化发展。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存在，以及纸币信用的不可逆转性直接促使了这两项原则的成立。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以及有相同趋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商品、资本、劳务等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内在要求，也是各个成员国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社会趋于相同话的归宿。另一方面，已经不能实现国际金本的汇率机制，所以在现在纸币信用条件下，实现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汇率有着特殊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的进程是渐进性和阶段性的，那么不难理解国际货币汇率机制的趋同化也必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进程。在这个进程的过渡阶段，对国际货币汇率机制的全面改革创新，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
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象征着传统的汇率被打破，汇率制度安排开始多样化，各个国家开始自行选择自由浮动、联合浮动、钉住某一货币等一系列浮动汇率，同时仍然有不少国家保持着固定汇率的传统。从90年代以来的实践来看，实行固定汇率，或者钉住某一货币等的浮动汇率机制的国家每年都在减少，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中国家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主要国家，90年代频繁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无疑是这些国家对固定汇率的准确性产生了动摇。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稳定汇率，进而通过汇率促进贸易增长。现实当中，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账户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地位上升；资本的频繁流动以及短期资本的急剧增大，使得稳定的汇率受到极大的冲击，不难想象钉住某种单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在这时时变动的局势中是必然难以维持的。然而，浮动汇率机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践表明，如果资本账户充分开放，那么汇率的变化就很难真实地反映经济基本变量的变化，并且由于受到短期市场的影响，汇率可能会过度的波动，从而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具有管理功能的浮动汇率制度就可以消除以上问题，只要汇率在确定的范围内变化，就可以消除这些不利的影响。只有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汇率的变化超出了一开始确定的范围，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控。与此类似，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实行固定的汇率制，而是应该实行可以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体实现就是，选择一些与本国经济密切相关的货币，并且赋予他们相应的权重，这样做就可以降低那些主要的国际货币变化对本国的冲击。
5 区域货币合作
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过渡阶段，我们需要推动区域性货币合作。21世纪范围最广泛的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就是欧盟、北美和亚太经合组织，它们相互联系合作，又相互竞争，使得当代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矛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既然成为一个统一化的经济集团，那么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更加频繁，为了稳定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区域特定的汇率机制。通过分析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经验，这种特殊的汇率机制，各国的汇率在区域内以固定汇率为主，不过可略加调整；对外则是以区域货币浮动为主。这种区域性货币合作的实施，对该区域内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协调，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区域性货币政策作为由传统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未来的单一世界货币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当然，对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可以采取不同的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迈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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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对解决内外部失衡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明显特征是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趋显和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而用于调整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之间则存在严重冲突。根据斯旺模型，解决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要求当前应实行紧缩国内支出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的配合，而从长期来看就是要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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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郄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