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房地产价格是重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运用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房地产价格作用于经济的传导过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货币政策的传导比财政政策的传导更畅通,房地产价格对总量经济又重要的影响作用,房地产价格作为政策的一个传导途径,其效率不高。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SVAR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从早期凯恩斯的IS—LM模型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对财政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合理地分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知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特别是财政政策。因此,合适的财政政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传导机制一直是政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房地产的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为其提供物质资料,并且房地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场所,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是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它包含前后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到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如何将财政政策的信息传导到实体经济。
为分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及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数据出发,采用结构式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建立财政支出、广义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的联立方程,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系,利用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变量间波动的动态影响,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做了深入的探讨。
二、变量选择与检验
(一)变量选择
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包括财政支出(EX)、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代表货币政策)、GDP(代表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价格(P)的四变量建模。由于GDP只有季度和年度数据可以查找,并且我国季度GDP是采用累计核算,因此这里用工业增加值来代替月度GDP的数值。对比历史数据,工业增加值与GDP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因此用工业增加值(IND)代替GDP是合理的。数据区间是1998年1月到2008年5月,主要来源于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
(二)数据预处理
观察四个数据的曲线图,发现财政支出、工业增加值、房地产价格这三个数据序列都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于是先对这三个序列用X-12进行季节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财政支出(EX)、工业增加值(IND)、房地产价格(P)季节调整后的值取其自然对数,同时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取其自然对数,预处理后得到变量表示为LNEX、LNIND、LNM2和LNP。
(三)平稳性检验
用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1列出了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滞后期根据AIC、BIC准则确定。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检验中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D表示一阶差分)
三、模型构建与识别
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是分析宏观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時的一个普遍应用的工具,VAR模型可以对多个变量间动态关系进行描述,而不需要区分这些变量是内生的或是外生的,并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某一变量扰动项的新息(innovation)对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的冲击效应。尽管VAR有这么多优点,但它却只考虑了各个变量与它们的滞后期值的相互关系,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多宏观经济变量不仅与本身及其他变量的滞后期值有关,还与其他变量的同期值有关,即忽略了变量间存在的理论关系。基于此,结构式VAR能够依据现有的经济理论,考虑变量间的同期关系,从而相比较于无约束的VAR能更精确地去解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所得到的扰动项就是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滞后阶数的确定
确定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时,依据对数似然函数、AIC和BIC准则综合判断,下表是滞后1～10阶的对数似然函数值、AIC值和BIC值,最终确定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4。
为能够估计SVAR模型,本文对模型做了部分短期约束,并考虑了货币供给因素的影响,在此约束条件下估计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得到如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AR)模型:
政支出上的结构式冲击,也称为结构式残差。?着t的协方差为单位矩阵,即?着t～VMN(0,In)
当B可逆时,上述SVAR模型可以写成VAR模型的形式,简化式残差是结构式残差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
(二)模型的识别
为了识别冲击,需要对B矩阵施加4(4-1)/2=6个限制条件。根据四个变量之间的经济意义,提出如下假设:
(1)当期的工业增加值只受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受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的影响。
(2)房地产价格不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
(3)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房地产价格。
(4)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财政支出,但会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
在上述四个假设下,令矩阵B的对角线元素都为1,得到矩阵B的估计如下:
B= 1-88.09 0 0 01 -3.02 -15.480 16.0901-1.46 0052.38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滞后,首先对模型进行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其中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都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模型中所有根的模都小于1,在单位圆内,于是得到模型是稳定的这一结论。然后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一)脉冲响应
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一个正向的影响;而财政支出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房地产价格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方差分解
从图1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有一定得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强。
五、结论
第一,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强度大于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强度,并且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持续性较好。
第二,房地产价格对工业增加值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房地产业是拉动经济的有力引擎,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第三,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有一定的作用。相比而言,房地产业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作用比在财政政策中的传导作用更大。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对总体经济产生明显的调控作用,因此,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在利用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时,要考虑政策工具的时滞性所产生的影响。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分析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改进思路。研究认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法制化建设不完善；政策评估过程中对学生健康促进的公益性关注度不高；政策评估主体单一且缺乏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政策评估运行机制不完善；重评估轻反馈、评估结果不被社会和决策机构重视。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关 键 词：体质健康；政策评估；青少年
Key words： physical health；policy evaluation；teenager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是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行动指南。从建国初期倡导“劳卫制”，到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2007年颁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再到2016年国务院颁布《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等，党和国家针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促进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然而，青少年学生体质总体连续下滑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1-3]。不言而喻，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引领，政策评估是保障政策效果的关键，要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目的，就需要对政策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估，只有通过评估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才能及时调整健康促进政策过程中不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扭转切实提供政策上的动力支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重视程度较低，政策评估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过程中一直处于薄弱环节。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改进思路，以求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能够真正发挥实效性。
1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特点
政策评估是对政策过程的评估，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及对政策执行、政策监督、政策结果及终结的评估[4]。政策评估本质可被视为探求和证明政策价值的过程，评估标准的选择直接影响政策评估的结论及其可靠性和合理性[5]。基于此，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可以理解为依据一定标准，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执行效果的解释、描述与评价。公共政策目的是对某一社会问题有所作用，而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其目的是对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的问题产生有利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通过对政策进行评估可以使政府对政策制定、执行和结果进行效益和效率的综合评价，决定相关政策的调整、改善与延续，最终有效实现健康促进政策目标。
1.1 政策评估以政府为主导
政策评估的特征就是其固有的政治属性[6]。目前，我国的政策评估被作为一项制度纳入决策部门的工作之中，使其成为一项制度化的活动。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具体操作过程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加以推动，评估过程难免带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这也导致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主观性偏重的现象，难以反映某一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真实评估效果。政府在制定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相关政策的同时，相应的会出台针对性的评估细则，国家通过下发评估细则和落实意见以推进健康促进政策的具体落实，例如《中小学体育器材、场地配备技术标准》与《条例评估细则》等。最后由地方教委组织相关专家对学校具体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1.2 政策评估具有价值导向性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实施过后，为保证健康促进政策运行方向的正确与科学，决策者会根据具体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决定该政策是否调整、延续或终止，因此，政策评估可以提供可靠依据。公共政策均具有连续性特征，任何一个新的政策都不是相對孤立或凭空出现的，它总是以先前政策文本以及执行效果为基础。政策评估的评价功能可以为政策评估在确定新的政策目标与制定新政策时提供判断依据和可靠信息。实际上，某些新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就是对原有健康促进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后的再生产物，可被视为原有政策的继承与发展。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侧重身心健康”，这种政策价值取向体现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价值导向性。
1.3 政策评估对象的多样性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核心对象是政策效果。政策效果会出现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结果，此类影响可被视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附带效果。例如，现阶段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程可以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习惯，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意识，还可以作为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项目之一。相反，也会出现由于参与测试教师的积极性、专业性不高，导致测试管理不规范、测试数据造假等现象[7]。此外，公共政策作为政策过程，其效果与功能具有长期性特征，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出其优越性，这就是政策的潜在效果。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拟通过不同途径和方法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然而，我国地域辽阔的地理空间特点决定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青少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习惯、锻炼时间与内容、生活方式以及体育活动环境等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8]。因此，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对象具有多样性特征。
1.4 政策评估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健康促进政策过程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不确定性。因果关系作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一种基本关系存在形式，同时是政策评估的对象和内容之一。然而，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无法准确证明某些客观事实的改变是因为某些特定政策的实施所直接影响的，即不能直接确定健康促进政策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和其相关程度[9]。例如，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滑，是否与政府的资金投入有关，还是与教育体制有关，亦或是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和家庭生活教育观念有關。在所有相关因素中，究竟哪个影响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哪些因素发挥辅助作用，以及各自发挥作用的大小如何，都是当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面临的现实困难。
2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法制化建设不完善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规范性、科学性与权威性需要健全的法律予以支撑、保护。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没有涉及对政策评估的专门规定[10]，这也导致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缺乏强有力法治支撑，政策评估的规范性、权威性及评估结论的公正性难以保证。目前，很多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中没有对其内容与形式的合法性进行客观分析，因此，导致该政策在主体、程序等方面合法，而在内容与权限的合法性上出现问题，在具体实施中往往还会偏离政策的初衷。例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要求定期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其目的是对学生体质进行评估。然而，多数情况下各地区学校是在占用正常体育课教学以及课外活动时间强制开展此项工作，一些学校甚至将体质测试视为应付上级检查学校体育重点工作，编造假数据、冒名顶替、测试中的伤害事故等问题不断。长此以往，形成对学生实际体育运动的忽视，导致学生真正有效参加体育运动时间大大缩减。此外，政策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的目的与职责相对模糊，加之政策评估经费没有保障，评估过程中主观随意性较强，致使政策评估的效度难以保证。
2.2 政策评估过程中对学生健康促进的公益性关注度不高
我国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是以解决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这一社会问题、满足国家社会发展利益、谋求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其政策过程不仅包括学校健康促进，还涉及学校、家庭与社区等健康促进活动，因此，政策评估过程中必须体现辐射公众利益的公益性。然而，由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学生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过程中个别群体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对学生健康促进政策的评估带有明显狭隘性和局限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政策评估，往往忽视青少年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公益性要求，政策评估的公平思想更是无从谈起。例如，我国颁布了《关于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的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各地区均会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工作。然而，在具体评估该项政策的落实情况时，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往往与当地政府的政绩评估有直接关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迫于政绩压力，政策评估主体对于政策的目标人群利益的公益性考虑往往难以实现，政策评价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
2.3 政策评估主体单一且缺乏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以官方的政策制定者为主[11]，加之中国政策过程是行政的双轨结构功能系统[12]，导致政策评估往往按照总体安排或以职能部门为单位，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对健康促进政策过程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相关政策作出评估，致使在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对自身评价，而忽视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主体一成不变也导致一套班子评估所有不同类别学校体育政策的尴尬局面。例如，2015年和2016年分别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和《201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活动计划》，在对这两项政策内容涉及不同学校体育工作的政策进行评估时，由于受专业知识所限，只靠一套评估班子对其分别进行评估，很难做到专业性与权威性。目前，我国从事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为非专业人员，他们在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替代事实规范分析[13]。此外，我国目前尚无相关的政策评估人员职业资格认证标准，高校中也没有设置相关专业，造成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尴尬现实。另外，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主体缺乏相对独立性[14]，上级评估下级的方式造成政策评估主体和被评估对象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致使政策评估过程难以保持科学性和客观性。
2.4 政策评估机制运行不完善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第一，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内容的规定缺乏科学有力的依据，评估中的评估范围较为狭窄，政策评估的对象只是以相关政策的直接性产出为主，例如对《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这一政策的具体评估中，评估主体往往只看重争创学校的个数而非政策实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政策评估过程中容易造成重结果而非重过程的形式主义，评估时缺乏对政策综合影响的价值判断。第二，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程序设计标准化不足，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依然没有建立。现阶段我国还未设计出一套公认的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现有的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多是從宏观的角度考虑，缺乏精确、细化的标准，如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校园足球发展改革“方案评估”一项，常见的指标有目标合理性、一致性与表述清晰性等多方面，然而这些评估多为定性指标，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很难操作。第三，健康促进政策信息系统不完善，评估中政策评估主体难以获得充足、可靠的数据，从而限制了政策评估的质量。第四，我国的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严重滞后于政策执行中的实际操作。例如，现阶段实施的《中小学体育器材、场地配备技术标准》与《条例评估细则》中的器材标准与规格有所不同，这是现今我国学校体育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这就要求《条例》应随着实际发展的现实需要做出合理的调整，然而，时至今日该标准仍未及时更新。通过对我国健康促进政策内容的研究发现，往往具体政策的颁布，其所涉及内容其实在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工作中早已普遍存在，这也暴露了当前我国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严重滞后性，缺乏预见性与问题意识。
2.5 重评估轻反馈、评估结果不被社会和决策机构重视
自《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颁布以来，政府与教育部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各级学校也投入到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之中。然而，通过实地考察我国各地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发现，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对于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的反馈往往比较忽视，而更多是将精力放在实际的测试之中。政策评估结果能否受到决策机构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是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目的所在，一方面让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从评估过程中总结经验，改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可提高社会公众对健康促进政策参与的积极性。然而，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最终要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判，这种评判可能有利于政策决策者的切身利益，也有可能损害其切身利益。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迫于社会公共舆论的压力，为了维护其社会公众形象，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有较强的敏感性抵制心理。同时，我国的外部评估机构缺乏独立性，没有相应的职权，且没有正式法律条文予以承认的相关职能保障，在实际工作中迫于政府的压力，使得外部的评估机制不能正常运转，评估者只能顾及评估结果的科学、严谨性，而忽视评估结果的实际应用性，政策评估的效度与信度不高，最终导致政策评估的结果不被社会和决策机构重视。
3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改进思路
3.1 健全政策评估法律体系，营造政策评估法治氛围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规范化、权威化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推动政策评估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专门法律体系，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亟需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政策评估法治环境。首先，政府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中多方主体的法律关系，对政策评估各方主体的责任与权利做出清晰的对应与平衡[15]，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政策评估主体与客体在具体政策评估过程中的活动，从而减少政府干预以及人为因素的干扰，做到政策评估的公平化与公开化。其次，政策评估中也要注意政策制定时的客观、科学性，建议以立法形式给予专门性政策评估机构以法律支撑与保护，维护评估工作的权威性，让政策评估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避免在后期评估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律保障问题。
3.2 构建立体政策评估网络，完善政策评估信息公开制度
由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政策重叠现象、政策资源的多元化等主客观原因，评估中想要获取及时、全面、真实的信息绝非易事。因此，要在健康促进政策过程的开始就建立政策信息评估网络系统，对政策过程每一阶段的信息进行全面收集、分析与储存，以满足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需要建立相应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信息公开机制，除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健康促进政策过程应做到全程公开、透明、客观；还要依法创建相应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责任问询机制，使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健康促进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中的相关信息，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及时回应，并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3.3 构建以专业评估机构为主的多元化评估体系，保障政策评估独立性
独立的专业性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匮乏是当下我国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工作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可通过立法部门以立法的形式建立独立的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第三方评估机构[16]，给予其一定的行政职权，从而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保证评估组织实践中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政府可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或提供政策评估机构评估基金的方式，推进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持续、科学开展[17]。第二，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性可以保证政策评估的客观、公正，因此，政策评估的主体必须具有代表性，建议组建以独立专业评估机构为主体的多元化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体系，构成以政策评估专家、政府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估模式[12]，促进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同时要注重提高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强对政府研究人员和政策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培训，使其掌握政策评估的技术方法与理论。第三，要重视社会舆论的约束性作用，利用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介来进行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促进问题的挖掘与政策的舆论评估，营造多元化的互动参与氛围。
3.4 不断完善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标准体系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需要统一标准以保证对政策进行正确、客观的评估。因此，应该根据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评估客体和评估目标的不同，不断完善学生健康促进政策评估标准体系。第一，要注重对实现学生健康促进目标量化指标的开发运用，使每个评价标准清晰化、可量化，以增强政策评估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在政策评估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念下，可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中加入政策评估成本是否存在资源浪费、政策资源的配置是否达到最佳状态、政策绩效是否达到目标等评估内容。第二，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者在评估政策之前必须了解健康促进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何种学生体质健康促进问题，它的预期目标是解决何种问题，否则评估者将无所适从，从而严重影响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结论的有效性，因此，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尽可能地明确政策目标。第三，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具体实践中还应精选政策评估对象。政策评估具体实践中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限的困扰，以及健康促进政策本身的不可控因素，不可能做到对每项政策都进行系统评估。所以，评估过程之前评估者必须仔细筛选评估对象，确保我国有限的健康促进评估资源得到充分而高效的利用。
3.5 重视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结果的反馈与运用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政策评估结果的有效反馈有利于政策绩效水平的改进与提升[18]。当前，亟需转变政府观念，要注重以服务于健康促进政策目标群体利益为根本，重视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结果的及时反馈和运用，可利用自媒体、互联网等新兴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开学生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结果，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广泛征求社会意见，鼓励公众参与政策评估，进而实现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如此一来既对政策评估部门施加外部压力，促使其不断提高政策评估水平，同时能够及时发现评估中的问题并反馈给被评估对象和被评估单位，避免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这也符合新时代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此外，健康促进政策评估能否达到其最终目的，关键在于评估结果的实际运用。因此，应将政策评估结果和政府自身建设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各级政府履行职责和政府绩效奖惩的重要依据。对于政策评估不达标的地方政府要加大学生健康促进政策的资金投入与其他智力支援，并给与其改正完善的机会，并在后期进行再评估。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结果的运用，目的在于通过激励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更为积极主动地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绩效，使政策评估真正发挥其实际效用。
当前，我国政府和相关研究人员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但大量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青少年体质健康日趋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就在我们不断制定各种相关政策，并热情高涨地加以实施的同时，却忽视政策评估作为提升政策效果的关键作用。目前，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具体实践中存在多种现实问题，同時社会各界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重视程度还相对较低，需要加以改进、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看到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评估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更要深刻剖析其面临的实际困境，并积极地探寻健康促进政策评估的改进思路。
参考文献：
[1] 陈培友，孙庆祝.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的创新[J]. 体育学刊，2014，21（2）：34-39.
[2] 潘凌云，王健，樊莲香. 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思考：问题与对策[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30（1）：18-22.
[3] 张文鹏，王健.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体育政策的演进：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15，35（2）：14-23.
[4] 严强. 公共政策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张国庆. 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93-194.
[6] PATTON M Q. The evaluator’s responsibility for utilization[M]. Eva-luation Practice，1988：5-24.
[7] 王献英. “测、研、练”三位一体体质健康促进策略[J]. 体育学刊，2017，24（4）：102-105.
[8] 周登嵩. 学校体育学[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9] 潘凌云，王健，樊莲香. 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 体育学刊，2017，24（5）：80-84.
[10] 王志彦. 法治环境中教育政策评估的问题及对策[J]. 教育探索，2016（11）：145-148.
[11] 陈善平，刘丽萍，张中江. 学校体育政策态度扎根理论：基于阳光体育的质性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27（5）：414-419.
[12] 王建容. 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行政论坛，2006（2）：223-228.
[13] 谭开翠. 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98.
[14] 汪晓赞，郭强，金燕. 中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理论溯源与框架构建[J]. 体育科学，2014，34（3）：3-11.
[15] 贠杰. 公共政策的科学评估与责任体系——以法治为基础的责任化政府体制建设[J]. 人民论坛，2014（6）：50-57.
[16] 刘红建. 大众体育政策“第三方评估”的国外经验与本土发展[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7）：39-45.
[17] 程华，戴健，赵蕊. 发达国家大众体育政策评估的特点及启示——以美国、法国和日本为例[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36-41.
[18] 贺东航，孔繁斌.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快速发展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而在某些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制造、水泥、钢铁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长状况的担忧，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需要降温；而有人则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中，还要进一步启动经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本文使用统计数据来做检验，并进行货币政策分析．
关键词：经济过热；货币政策；回归模型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文献标识码：A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路径和策略，本部分重点对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四、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
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程做一概括，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涵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由于实施“大财政小银行”的管理模式，所以，基本没有货币政策可言；就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由于对外经济交往较少，国际贸易和汇率对国内经济影响极小，所以，也基本没有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当时，财政政策基本就是国家全部的经济政策，从而也就不存在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深谙经济之道，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试图简单地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张，而忽视了经济的承受能力。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是扩张的。这一阶段，总体上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但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投放过多(净现金发行量达262亿元)，结果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1985～1993年)。由于1984年经济过热的势头开始显现，因此，到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行了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逐步收紧，即实施了“双紧”的政策搭配。但是，到1986年，由于“双紧”的经济政策紧缩过头，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改而采取“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开始走向宽松，即又实施了“双松”的政策搭配。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冠名以“紧中有活，区别对待”，即在工业生产陷入衰退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压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压缩消费基金增长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这样的紧缩政策延续到1989年，对经济震荡较大，1989年9月工业产出为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90年上半年又开始进行货币扩张，直到1991年经济重又复苏为止。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1996年)。这一阶段，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中，慢慢开始分别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经济增长速度并未降低的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最终降至1996年的6.1％，实现了“软着陆”。值得提及的是，从199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办理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这意味着，从此中国货币政策有了公开市场业务这一有力工具。与此同时，财政部门也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采取了增收节支、加强税收征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强对重点行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等措施，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五阶段，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1997～2003年)。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延续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内外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不足、外需疲软的不利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下半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克服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国家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对于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为现在严重存在着的流动性过剩、消费投资关系失衡留下了隐患，特别是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的相互配合重视不够，也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严重。
第六阶段，最近几年(2004～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在9％以上。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流动性过剩而银行经营效益不高，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但同时贸易纠纷不断等。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并注重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五、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也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逐步过渡，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两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财政小银行”管理模式的束缚，再加上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至今中国货币政策取向选择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始终在反通货膨胀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摇摆不定。这样，使本来就较为复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又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从而也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市场在国际间逐步融合，使一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度和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强。于是，如何在市场融合中寻求国际经
济合作，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共存中寻求均衡，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和协调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伴随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大国以及由贸易顺差而产生巨额外汇储备局面的形成，各种贸易纠纷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相应地，政府决策部门正在致力于寻求良策，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下面就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之间存在的摩擦及问题做一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定位偏差
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者定位出现偏差，没有充分有效的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内耗”。
政策协调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在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则更加突出。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先是在通货紧缩中低迷徘徊，其后又进入了经济高涨的阶段，随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两个阶段以2002年为分水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2003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并不理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果断地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非常激进的政策组合模式，希望能迅速扭转经济低迷的局面。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政府加大了国债发行力度，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了转移支付的规模，试图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启动消费；还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以此刺激出口。表面上看，财政政策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上，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部分程度上偏离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要求，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内，但是从长远看，其距离政策目标会越来越远，甚至最后伤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国债资金的运用不合理。1998年—2004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9100多亿元长期国债，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交通通信、农林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周期长，一旦开工，必须在建成之前每年都投入相应的资金，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由于这方面的开工项目过多，使得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后，最具投资乘数效应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无法立刻削减，财政政策不能及时对经济变化做出调整，给本就升温的经济继续添薪加火。
其次，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缺乏功能性。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而财政的公共消费却偏低。2003年中国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42.7％，而同期这一比率在美国是－16.0％，在日本是-16.4％，在德国是—7.2％，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偏高。过高的投资意味着公共消费，即功能性支出的不足。以教育投入为例，据教育部长周济在2006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仅有2.79％，尚未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9％的水平相比；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更是不足，截至2002年，每年农村仍有1％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超过7％的农村小学毕业生不能进入中学。
第三，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中，投向农村的相对不足。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从财政支出项目看，用于农业的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至2003年的7.12％。从国债支出的项目中看，1998年至2002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一直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门列为一个主要投向。1998—2000年，直接与城市相关的国债项目共占同期国债项目总投资的29％，与农村直接相关的只有19％。从这几个对财政支出的分解可以看出，真正对农村生产有支持作用的财政支出已到了必须大幅增加不可的地步。
生产性财政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后果，第一是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开展。比如国家对农村电网投入不足，使得长期以来对农村低压电网的维护和建设支出基本由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第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不利于引导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不足，使农村与城市相比，投资环境日趋恶化，私人资本长期徘徊在农村以外。第三，投资向城市的过分集中，带来城市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量下降，工业部门效率低下使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构想大打折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加剧。
在财政政策没有做到合理启动经济的同时，货币政策却被赋予了过多的责任。现在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而这正与1998—2003年扩张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加。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可以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
那么，银行为什么愿意也能够向经济部门投放大量信贷呢?
我们认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手中积聚了相当的信贷投放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直未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形下，多次使用降息等手段，希望能迅速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在中国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开始复苏之后，货币政策并未做出及时的调整，而是在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之后才开始收紧。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经济中投放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只不过这些货币一直滞留在银行体系，并未流动到实体经济部门。如果将实际GDP增速扣除掉银行利润率之后的数值作为实际经济部门利润率的近似替代指标，那么中国始终在奉行低利率政策，其后果必然是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无论这些流动性停留在银行内部还是实体经济中。
(二)内外经济均衡面临严峻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政府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对外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对于合
理配置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出口的增加能为劳动就业开拓新的门路，为国内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从而使国内生产规模能够在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而进口的增长，特别是技术、设备进口的增长，则能够使国内投资的技术构成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
1.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近些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2006年高达65％。外贸依存度的逐年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在逐年提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势必受到较大的冲击。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容易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从而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招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也引发了不少国际经济摩擦。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其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看，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和稳定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在需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在于扩大内需。
另外，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贸易对象过分集中给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中国的三大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实事上，中国前些年的贸易对象也主要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所左右，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状况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结合在一起，就使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周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给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际贸易连年顺差，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这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将使国家外汇占款及其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同时上升。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每年都以千亿美元的数额增加。在当前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对本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必然呈现本币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会导致本币汇率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币值、维持汇率，中央银行必须一方面增加货币供给以收兑外汇，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对冲回购以收回为收兑外汇而多投放的货币。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比重的不断上升，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时，中央银行既不能自如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又不能灵活地运用利率政策。
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进外资方式，对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在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其流入方式及资本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中，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大；但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起，国际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已超过95％。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实现了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向以企业信用为基础、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用外资对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有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近90％。这种状况无疑会加剧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异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贸易方式来看，我国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在2003年的出口总额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价值额占到55％以上。加工贸易虽然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缺乏技术性，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小，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企业的比较劣势地位。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达到55％，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大的进出口规模中，也同样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净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倡导发展对外贸易，也采取了出口退税等鼓励政策，同时还大力吸引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希望能从中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产业、自主品牌仍然落后，许多企业只是作为外商在中国的加工厂；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逐年扩大，但实际上贸易量增长最快的还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引进外资并没有真正提升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缺乏呼应
根据日本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可知，初期的产业政策围绕着资金展开，现在的产业政策则主要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环境，建立由初创到兴起再到成熟的平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结构还相对落后，List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启示我们，要适当地通过国家的力量，对朝阳产业进行扶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这一扶持就是货币资金的支持；而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并不理想。
首先，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究竟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至今仍在不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财政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因为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手段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而货币政策，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则只是一个总量调节手段，没有向某个或某几个行业倾斜的能力。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应当由货币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其理由是中国市场化较1978年早就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产领域的投资主要依靠金融工具来筹措，财政投资在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应当通过货币政策引导通过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向政府希望扶植的行业，而非财政政策。
其次，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缺乏协调。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考虑，总是希望中央银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降低财政借贷的成本，在对产业进行扶植时，财政能够节约相当大的利息支出；而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首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反通货膨胀。这就与财政政策的一厢情愿发生了冲突，所以常常看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扯皮，政策协调变成了政策内耗，产业政策的实施一直不理想。
第三，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财政政策缺失的现象，财政大量占用货币资金。在产业政策的具体操作时，既需要货币政策的信贷倾斜，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投入。然而，现实是：当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财力时，往往要求商业银行对其扶植目标进行贷款。而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要求它的贷款必须有偿还保证，即使是优惠利率贷款，也必须得到财政的相应补贴；若政府不给予相应的担保或补贴，等于是财政在占用银行资金，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既降低了产业政策的效率，发展下去还会引发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元朝为了维护皇室、贵族的集体利益，施行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其财政政策扶持下，通过北方政治权力调拨南方经济中心的物资，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繁荣景象，但也因此导致了元朝南北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关系出现对立与冲突。随着元朝政治权力的丧失，便很难再对南方经济中心的资源进行随意支配，元朝政治中心及漠北地区在失去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后，经济迅速衰落。
關键词：元代;财政;区域关系
目前学界对元代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定的研究①，然相关研究却很少涉及元代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下区域关系的考察，仅《宋元时期政府救荒应对与区域关系研究》一文对元代区域关系有所涉及，但该文以宋代为主，文中涉及的元代部分，仅以“博弈论”对区域关系进行解读，②因此本课题尚有较大研究空间。
中国古代各区域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下区域间物资的转输状况，尤其在生产资料剩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区域间差异性财政政策的施行会成为区域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虽然区域间差异性财政政策是整个古代社会的普遍政策，然而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具有一定特点，诸如蒙古草原旧制与诸王、贵族等群体的利益，是元朝制定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而中央对于漠北地区施行的财政扶持以及利用其他地区的物资促使该地区短暂的经济繁荣，是元代财政的另一个重要表现等等。本文旨在考察元朝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所带来的财政效果以及区域性突发事件对元朝政权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探讨元朝财政政策影响下的南北区域关系，以期对元代区域关系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央财政扶持下漠北地区经济的繁荣
元朝起于漠北蒙古高原，称漠北地区“乃太祖肇基之地”③，中统建元后，元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漠北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物资输入。元朝在占领江南初期，虽没有对南宋的财政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然其后因元朝财政压力日益严重，开始逐渐调整江南地区的赋税政策。④中央利用江南地区的财政收入，凭借政治支配权对漠北地区进行财政扶持，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元朝在和林、称海等地区，派驻军队开垦荒田，并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在元朝对漠北地区提供财政扶持与物资供给的形势下，漠北地区的经济也随之快速发展，一批城镇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地，漠北地区形成了多个商业中心，并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短暂繁荣。如和林“在元朝，漠北地区逐渐与全国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草原通往内地的驿道四通八达，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从内地运往草原。和林是元代在塞北的一个比较热闹的商业都市”⑤。漠北地区出现了哈剌浩特、中都、全宁府等新兴城镇。⑥元朝对漠北地区的财政扶持，是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与繁荣的保障。
第一，对商业发展采取扶持政策。元朝对漠北地区的商业发展极为重视，运用政治权力对该地区进行财政扶持。据《元史·食货志》载，中统四年（1263）五月诏：“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⑦至元七年（1270），“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⑧。同年五月，以“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孽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⑨。至元二十年，“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⑩。元朝虽自此开始对上都征收商税，但其税率仅为全国税制的一半，财政倾斜意图十分明显。至元二十二年，元朝再一次削减上都的税率，“于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B11。元朝施行的免税、降税举措对外地客商极具吸引力。“蒙古本部仅上都一地的年商品交易额就达到747600锭，而此还仅仅是上都一地的交易额。在全国仅低于大都、河南行省、陕西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商品交易量在全国名列第七位。”B12可见以上都为代表的漠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之繁盛程度。
第二，对手工业发展采取扶持政策。在中央支持下，漠北地区官办手工业也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分布在镇海、谦州、和林、上都、集宁路等处，手工业生产品绝大部分供应皇室与政府。漠北地区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很多，以上都为例，至元三十年“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B13。元朝专设上都奥鲁提领所，“掌理人匠词讼”B14。在成吉思汗时期，朝廷曾将中原大批匠人迁到吉利吉思、谦州等地，谦州已然成为蒙古高原重要的工匠聚集地。中统建元后，漠北地区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已经成为弥补其他地区匠人不足的重要来源。至元二年正月，“敕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B15。元朝对于以谦州为中心的手工业者聚集地给予了极大关注，如至元六年二月，“赈欠州（谦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B16。在中央财政扶持下，漠北地区曾一度成为国内手工业匠人的输出地。
第三，对畜牧业采取扶持政策。元朝历任君主对漠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亦是极为重视，然因漠北地区的灾害较为严重，B17对畜牧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北边大风雪，拔突古伦所部牛马多死”B18。大德五年（130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B19。此等记载不胜枚举。元朝为维持漠北地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其财政扶持力度。因漠北地区屡遭天灾侵袭，牛马羊等死伤无算，元朝对此地进行了大量物资援助。以和林为例，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B20。大德元年三月，“遣阿里以钞八万锭籴粮和林”B21。元朝从外地调拨物资，对漠北地区进行赈济、扶持，但此举毕竟只是权宜之举，仅能暂缓灾荒所带来的困境，并不能彻底改变漠北地区畜牧业发展不利的局面。
第四，对粮食供应采取扶持政策。随着漠北地区城镇的兴起，漠北人口也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成为中央急需解决的重要难题。元朝对此采取了免税、降税等政策来吸引外地粮商，以保障粮食的持续供给。如中央“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轻法以怀其人”B22。延祐年间岭北行省“大雪，深丈余，车庐人畜压没，存者无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籍以死”B23。致使该地粮价迅速上涨，岭北行省郎中苏志道上奏曰：“愿急募富商大家，先致开平沙静附近之粟，别设重购实边。”元朝诏令：“有能至粟和林，以三月至石与直五百千。四月至石与直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减五十千，至皆即给直。”B24上都等城镇每年所需的粮食，又大多是靠中央施行和籴之策转输而来，如中统二年（1261），“省臣奉旨，命户部发钞或盐引，令有司增其市直，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募客旅和籴粮，以供军需，以待歉年，岁以为常”B25。同年九月，“置和籴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B26。
漠北市镇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巨大，城镇居民的用粮“全借客旅兴贩供给”B27。元朝除了每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转输官粮之外，又以较为优厚的价格与较低的税率，鼓励外地粮商运粮到漠北地区。上都、和林等地曾出现外地粮商争抢转输物资的现象，以至于上都等地曾出现官仓满溢仓官不再买粮的局面。如至元八年，“今体知得外路客旅于上都和籴所中纳米粮，皆揭利钱于随处籴到白米，至元七年十二月内，搬载到和籴所永盈、万盈两仓下卸中纳。其两仓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本贱粜。本都官豪富要之家厘勒减价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B28。上都等城镇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粮交易基地。
漠北地区依靠元朝的财政扶持，成为元人文集中常为称赞的殷实之地。如“和林实我天府百年，生殖野马布野天胡”B29以及“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煦，咸安乐富庶，忘战斗转徙之苦”B30等。
漠北地区对于外地物资的依赖可从以下案例得知，元初阿里不哥以漠北为根基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因漠北地区处于“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砂石”B31的地理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占据的地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断绝了该地与其他地区的商路，由于缺少来自于外地的物资支持，阿里不哥占领区在饥荒和物价飞涨的压力下陷入绝境，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因素。元朝弃大都北迁后，严重依赖中央财政扶持的漠北地区，在失去中央政府的财政扶持与物资支援后迅速衰败。由此可见漠北地区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物资供给的依赖程度。
二、元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及其矛盾表现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至南宋基本完成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突显。在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了分离，形成了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经济中心，由此导致政治中心的物资供给问题日益严峻，如“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荒年则幸东都”B32。唐高宗在位时曾有“逐粮天子”之语传世。北宋定都开封，虽无险可守，但却处于南北漕运枢纽之地。刑部侍郎王觌言：“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B33汴河成为南粮北运的重要渠道，其“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B34。户部尚书蔡京亦曾言：“本部岁计，皆借东南漕运。”B35元代北方政治中心对于南方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更为倚重，“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B36。
元代因受蒙古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华北大片耕地转而成为牧场，如滨州“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B37。因北方自然灾害频发致使元朝更为依赖江南地区的物资供给，朱德润言道：“比年中原水涝相仍，谷麦不登;湖广地接猺蜑，难制易扰，供给之余，耕桑俱废，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而已。”B38此外，“国家疆理际天地，粮饷之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一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B39。可见元代江南地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江南地区成为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元朝为满足调度全国物资的需求而开设海运，如默书民先生统计元代海运粮食的转输量，至元十九年初通时为四万六千余石，至元二十七年达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天历二年（1329），达到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B40郑元祐曾言：“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清）、张（瑄）氏设策通海运，用海艘赶顺不浃旬而至于畿甸。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B41
元朝利用运粮施行赈粜之制来维持大都较低的粮价，“至元二十二年（1285）始行其法于京城南城，设铺各三所，分遣官吏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粜焉，凡白米每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岁以为常”。在赈粜之制的基础上元朝又行红帖粮之法，“其价视赈粜之直，三分常减其一，与赈粜并行”B42。大都粮价波动深受外地粮食供给的影响，“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B43。然元朝利用海运转输的江南物资来维持大都的日常需求，对于大都的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而言却存有巨大风险。如元前中期海运粮食转输量维持在三百万石左右，元后期随着南方灾荒频发造成粮食产量锐减，江南的物资供给量开始减少。至正元年（1341）元朝“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至正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自仍改至元之后”，“岁运之数，渐不如旧”。B44至正初海运转输量仍能维持在二百五十万石左右。江南动乱后，伴随着元廷对江南控制的减弱，元朝制定的具有明显区域倾斜的财政政策便无法再正常施行。因各地方势力的阻拦与拒绝供粮，江南地区的粮食也绝少再入京城，“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B45。
元朝持续对经济中心物资的大规模调拨必然会引发南北区域间矛盾的激化，元朝的部分官僚对中央攫取江南物资的举措亦有清晰认知，秘书少监虞集曾在泰定帝时期即奏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B46虞集希望元朝通过在大都附近开垦荒田，并在京东沿海地带采用捍海围田的办法解决国家用粮问题，减少对江南粮食的征集以缓解区域间的紧张关系。但因当时大都来自外部的物资供给尚且充足，其提议未被采纳。江南红巾军起义后，至正十二年中书右相脱脱建言在大都周边施行屯田之策，“京幾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帝曰：“此事有利于国家，其议行之。是岁，海运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之事。”B47但此次屯田效果不善，“秋收，课所得不偿所费。次年，农民皆散罢去。冬，复立庸田使司于江南”B48。到至正十六年，京师因粮食紧缺而再次恢复屯田，以“危素为司农司丞，于京师雄、霸等州屯聚粮以给京师，号曰京粮。为浙西被陷，浙粮不通故也”B49。
江南动乱后出现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导致政治中心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的窘境。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已占据浙西粮仓，方国珍占据浙东海道，因二者不合致使海道中断运粮不至。B50虽然在此期间福建陈有定为大都供应粮食，但转输量不过数十万石，B51是时，“赖福建滨海，又为王土，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京师民始再活”B52。僅福建一地供粮难于维持大都的日常消耗，尤其是在大都发生灾荒之际局面就更难维持。B53因缺乏救灾物资北方流民普遍向江南迁徙，吴松弟先生在考察元代饥民的流亡路线之时，亦称江南是北方灾荒后流民的主要迁徙方向之一。B54如士人程钜夫言：“大德之末，岁凶，民流江南逾甚，死者无算。”B55至元十九年九月，“真定路饥，民流徙鄂州”B56等，民众在灾荒之后的流亡现象，便是受灾区域物资不足的表现。至正十九年京师爆发饥荒，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元朝不得不派遣官员到地方督粮，使臣在山东督粮之时参政张志道感慨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耶？”“以山东粮米五千石运入京师。”B57
随着海运主导权落到地方军阀之手，物资转输也主要依赖地方军阀的忠诚度。元后期在中央财政收入中江南地区占据较大比重，如天历年间元朝的科差总额为“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丝一百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七万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B58而江浙地区占居其半。元末海道中断造成元朝财政无法正常运行，如“数年以来，寇盗梗化，吴郡之米不输，海运之舟不发，京师外馈军旅，内给百官俸禄，粮饷乏绝”B59。权衡曾言：“及张士诚有浙西，方国珍有浙东，而京师索然。识者以为元之气数，不推可知也。”B60元代南北区域间持续稳定的物资需求与供给局面，在政治中心拥有支配权之时尚能够维持，随着元朝对南方经济中心控制力的减弱，南北区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会凸显出来。元代前中期利用海运物资维持大都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存在的风险在元后期区域间矛盾尖锐之时彻底爆发。如元后期自然灾害频发，元朝急需调拨大量物资以应对灾荒，但元朝在失去政治支配权后，双方很难在物资供给与需求方面维持平衡的状态。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民殍死者几百万。十一门外各掘万人坑掩之，鸱鸮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止”B61。大都在爆发灾荒后出现的此类现象，尤其说明了政治中心在失去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后，灾荒爆发之时所呈现的窘迫景象。
三、元朝倾斜性财政政策形成及南北区域矛盾冲突的原因
元朝为促进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获取政治中心的所需物资，施行了一系列倾斜性的财政政策，B62使得南北区域之间經济发展产生不均衡性。元朝秉行“重农而不抑商”之策，使得商品经济发展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区域间物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征集与再分配，成为漠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大都秩序稳定的重要政策基础。元朝对经济中心长期的资源调拨，引发南北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矛盾不断激化。江南船户为躲避沉重的赋役，纷纷逃入海岛并成为海寇。B63如“往年小丑（海寇）掠海，民之饥者偷生而从之，盖以征输之过，民失其食，仓廪羡余，州县剥之而不留恤”B64。至正十二年方国珍甚至率众进入海运港口刘家港劫掠运粮B65。江南红巾军以“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为由起义后，“从之者殆数万人”。B66元朝在失去江南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后，虽在大都周边开荒屯田，但因经营效果不善而未能避免灾荒所酿成的恶劣后果。因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严重掠夺，酿成区域间明显的对立关系。此形势的形成既有经济中心南移的因素，又是元朝财政政策施行的结果。
宋元时期处于历史转型和过渡阶段，赵世瑜先生在看待这段历史的影响时曾言：“两宋时期的人口重心不断南移，直到南宋末期，南北方人口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农业上，棉花、占城稻两大标志性农作物引入和推广，对于推动人口的增长和防御灾荒起到了显著效果，而漕运和海运的发达，又推动了北方对南方高度依赖性的运河社会格局的形成。”B67由宋入元形成了北方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的高度分离，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依附性也进一步增强。元朝施行的区域性财政政策，是诱发区域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也表明元朝财政政策施行下，对南北区域间关系良性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而考察区域关系恶化的最终出发点，则是元朝统治者的利益考量。
保证诸王、贵族等群体的利益，是元朝制定和施行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虽然忽必烈自建元伊始便以行汉法自居，但其推行汉法从开始就不彻底。因诸王、贵族的特权身份与利益需求，需要依靠政府颁行的特殊政策来保障，若汉法彻底推行其特权地位就会受到冲击，此举也与自成吉思汗时期便形成的“黄金家族”共享帝国财产的理念不符，从而以汉法改造草原旧制，也仅是流于表面罢了。因此草原旧制仍然保留在元代国家体制的诸多领域内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体制到财政政策，都集中体现了蒙古贵族利益至上的理念。如元朝平定江南后，以五户丝分封的形式将江南地区的民户封授于诸王、贵族。此外，皇室成员亦可设立相关机构负责封地内的财政事宜，如中政院及其下属机构在中宫封地内主持财政事务的决策与运行。在元朝失去政治权力绝对支配力量时，无法再一如既往地给予漠北地区财政扶持与物资支援，漠北地区短暂的经济繁荣也难再维持。
除元朝中央财政政策的因素外，自然灾害频发也是导致南北区域关系变化及其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B68在灾荒情况下，区域间物资转输更加频繁，因元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对等，造成区域间资源产出和占有的不平衡，致使政府在制定和施行救荒政策之时，出现明显侧重。朝廷以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为依托，在前中期习惯性地利用掌握的政治支配权，对经济中心物资的惯性索取，已经造成了南北区域间关系的对立，元末大都灾荒发生时，其经济政策仍然一贯性实施，造成救济举措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甚至于出现“京师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B69的局面，这就是南北区域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元代这种倾斜性中央财政政策失效后的必然结果。当政治中心的支配权削弱之时，这种对立关系也就无限扩大，使得政治中心的救荒措施难以有效贯彻施行。元代灾荒情况下区域关系的演变，自然环境因素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资源分配机制导致的。
四、结语
元代带有地域倾斜性的财政政策造成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在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使元朝南北区域间出现冲突和矛盾。元代这种财政政策的形成，其根源是“黄金家族”共享帝国财产的理念，其区域性财政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促进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维护诸王、贵族的特权利益。元朝既要维持诸王、贵族的既得利益，又要满足政治中心的日常用度，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行，其所需物资就必定要不断从经济中心征集和调拨，然而经济中心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则是建立在政治中心拥有绝对支配权的基础上。元末在政治中心失去对经济中心的绝对控制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灾荒救济举措，都难以获取足够的物资支持。中央在无力对京师地区施行救荒举措的情况下，更遑论对漠北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与财政扶持。
注释
①目前学界关于元代财政政策的论述主要有：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社，2000年;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治安：《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等。有关元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丰硕，如植松正、伊藤正彦、陈高华、高树林等诸位专家，对此论题都有较为独到的见解，在此不作一一介绍。对于漠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有：包高娃：《成吉思汗经济改革探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萨日娜：《元代蒙古族经济史研究》，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金勇强：《宋元时期政府救荒应对与区域关系研究》，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③⑦⑧⑨⑩B11B13B14B15B16B18B19B20B21B26B36B37B42B44B46B47B65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766、2397、2397、129、256、2398、373、2256、105、121、310、436、317、410、74、2364、3928、2475、2482、4177、903、4412页。
④有关元代江南地区赋税与差役制度的论述，植松正、伊藤正彦、陈高华、高树林等诸位专家，都对此论题专门撰文进行考证与辨析，本文不再赘言。
⑤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880页。
⑥《黑水城出土文书》详细记载了哈剌浩特出土的数百件用汉文、八思巴蒙古文、畏兀儿蒙古文、藏文和西夏文等文字书写的各种文书以及大量元代的纸币。参见李逸友编：《黑水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B12阿岩、乌恩：《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远方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B17详参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氏对于元代漠北地区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B22B24B25苏天爵编：《元文类》，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76、775—776、543页。
B23B3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行省郎中苏公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8—219、218页。
B27B43拜住等撰，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8、288页。
B28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9—750页。
B29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苏志道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7页。
B31郝经：《陵川集》卷三八《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马乱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8页。
B3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775页。
B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癸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41页。
B34B35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6、2333页。
B38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送顾定之如京师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B39郑元祐：《侨吴集》卷九《长洲县儒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1页。
B40默书民：《元代海运粮食数量的变化》，《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輯。
B41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4页。
B4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
B48B57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0、38页。
B49B52B60B61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7、100、101—102、99页。
B50在元朝的多方斡旋之下张、方虽合作运粮，然至正二十三年，“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482—2483页。
B51至正十九年“朝廷除户部尚书，俾分部闽中，以闽粮易盐，由海道转运至京师，凡为粮数十万石”。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4296页。
B53据王培华先生统计，元代北方一共发生了七次特大饥荒，元顺帝时期便发生了六次。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B54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8页。
B55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一《王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7页。
B56柯劭忞：《新元史》卷四五《五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45页。
B58因《元史》未载顺帝年间的科差数额，而天历距顺帝时期最近，故以天历年间科差数额作为参考。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363页。
B59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一《送顾仲华督漕入京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80页。
B62元朝施行的特色财政政策，除了文中主要论述内容之外，滥赐之风的盛行以及由此引起的财政危机，是激化元末社会矛盾、导致元朝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为保障诸王、贵族利益而施行五户丝分封制，并给予投下主部分财政特权等举措，需要元朝增加财政收入来维持中央财政正常运行。
B63詳参陈波：《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史林》2010年第2期。陈氏认为船户因不堪忍受重赋而逃入海岛，成为方国珍势力得以崛起的社会基础。
B64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送顾定之如京师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B66B6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51、47页。
B67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B68据据邓拓统计，元代爆发的旱灾八十六次、水灾九十二次、蝗灾六十一次、雹灾六十九次、风灾四十二次、疫灾二十次、地震五十六次、饥荒五十九次等，受灾共达五百十三次。从至元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七年，江浙行省爆发旱灾二十三次、水灾六十九次、饥荒八十九次、虫灾六次、火灾九次、疫灾九次、地震十八次、风雹霜雨等十八次。邓拓：《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30页。
责任编辑：王轲
The Reg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atured Fiscal Policy in the Yuan Dynasty
Sun Pengpeng
Key words：the Yuan Dynasty; finances; regional relations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物价变动会计是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由于物价变动导致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增强其对会计活动的指导作用，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本文回顾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相关概念，论述了其理论基础，并阐述了其中的主要模式以及我国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认为，物价变动会计必将以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物价变动会计； 现行成本 ；理论基础； 主要模式
世界上各国对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是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兴起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人类处于高通胀时期，物价的剧烈波动使得各国不得不考虑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现实适用性，因为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前提是币值不变假设，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一假设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继续使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带来的将是资产成本的严重失真，进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会计信息也将失去对投资者的指导作用，从而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鉴于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影响深远，各国致力于改进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因此提出了物价变动会计的概念，并对其理论基础、模式分类与选择、现实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物价变动会计这一会计学的新分支。
一、物价变动会计的概念
（一）物价变动会计，是利用一定物价资料，对企业会计报表和传统会计模式作出调整修正，以反映或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所采取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从而保证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能够注意到物价变动对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财务信息的影响。概括地说，物价变动会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财务会计理论，也对财务会计理论具有相当的修正和补充作用。
物价变动会计通常又可具体分为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等几种会计计量模式。
（二）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是指首先将会计信息利用历史成本计量，然后再利用一般物价变动指数将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数据调整，从而消除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按期末货币的现实购买力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会计计量模式。
（三）现行成本会计，是以现行成本来代替历史成本,以消除各个企业所承受的个别物价变动影响。
（四）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是一般物价水平会计和现行成本会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用不变币值货币进行会计计量，以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二、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
（一）资本保持理论
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资本保持理论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物价变动会计两大模式（一般物价水平会计与现行成本会计）的区分，也基本上基于资本保持理论的不同派别。资本保持理论有两大派别，两派基于两个相应的资本保持观念，即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和实体资本保持观念。
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建立在财务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即认为资本就是业主投入企业的货币或购买力。在这个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资本与净资产或企业产权是同义语。一般物价水平会计基于财务资本保持观念，按不变的货币购买力计量企业资本的完整无损，也就是要保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购买范围极为广泛的商品和劳务的不变能力。
实体资本保持观念建立在实体资本概念的基础之上，即认为资本就是企业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在这个资本概念的基础上，资本被视为企业所基于的生产能力。现行成本会计基于实体资本保持观念，按相同水平的生产或经营能力计量资本的完整无损，也就是保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在相同或更好的生产、经营水平上以同等功能的资源来置换所有已消耗或售出的资源，在确认资本完整无损之后确定收益。
（二）成本补偿论
成本补偿论认为物价变动会计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确保足额地补偿成本。因为企业只有充分补偿成本以后，才有盈利可言。物价上涨时，按原始成本计算的产品成本偏低，成本补偿不足，账面利润被虚夸了。甚至在涨幅很大时，可能会出现虚盈实亏。所以，主张将会计建立在补偿足额的基础上，使会计信息不致失实。
（三）合理配比论
合理配比论认为“配比”是会计的基本原则，资产计量是否正确，利润确定是否有误，系于配比是否合理。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传统会计的弊端在于配比不合理——物价不同情况下的收入与成本，其配比缺乏统一的基础，其结果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于是主张要用统一的购买力单位进行会计。
（四）计量选择论（娄尔行等，1991）
计量选择论认为，物价变动会计的核心是改善会计计量。会计计量应当依据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时期的客观需要，选择适当的、符合客观需要的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来进行。物价变动会计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在物价变动条件下，传统会计模式所选用的计量属性是原始成本，用的计量单位是名义货币，由以产生的会计数据(信息)背离了客观的需要。而进行物价变动会计，就是要改变这种选择。选择的原则是要从客观环境出发，服从会计信息用户的需要，把一定的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会计模式。会计计量的选择，不一定要选用某一纯粹的模式，允许以某一模式为主，添加某些措施，或删除某些措施。客观环境和用户需要都是有变化的，会计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能适应需要，便是好的选择。
三、物价变动会计的主要模式及选择
会计模式是由计量尺度和计量属性两个方面构成的，计量尺度分为名义货币和一般购买力货币，计量属性分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因此理论上说，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相结合，有8种会计模式（娄尔行，1991）。鉴于客观经济环境的限制和需要，目前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对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主要集中于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这三种。
（一）一般物价水平会计
运用这种模式，在具体操作时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和经济规模将资产负债表项目划分为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确定代表一般购买力水平的物价指数，将存货、设备等非货币性项目的名义货币单位按一般物价指数换算成为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为了正确计算盈亏，对于收入、费用、购货等也要进行调整，最后在调整和计算的基础上编制按一般购买力单位反映的财务报表。
（二）现行成本会计
现行成本会计模式首先对持有资产的帐面价值按现行成本进行调整，然后计算现行成本与历史成本发生变动的持有损益，据此重新编制现行成本会计下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三）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
这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其具体的作法就是首先按现行成本会计模式进行日常会计处理以反映资产的现行成本和持有损益。对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报表按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进行调整，以反映货币性项目净额上的购买力损失，通过计算持有损益和购买力损失之间的差额即实际持有损益，编制以一般购买力单位为计量单位的财务报表。
至于我国应该选择哪种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论述。
娄尔行等（1991）认为现行成本会计模式是我国的现实选择，我国在短期内可在现行模式的基础上作较小的变动，如采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然后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现行成本与名义货币单位结合的现行成本会计模式。汤云为等（1991）认为在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中，只能遵循实物资本的补偿观，也就是必须，要遵循现行重置成本的计量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