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理论既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色彩，詹姆逊凭借其从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深刻分析闻名于国际思想界。
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论文 篇1：
后现代主义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摘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渗透于高校校园文化精神之中，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高校应积极应对后现代主义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影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策
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驾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主渠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校园文化是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一种内在动力，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一面旗帜，它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行为规范产生深刻影响。”[1]
随着社会递进后工业时代，文化藝术的商品化流行，高校大学生群体在能力和道德上呈现出与传统明显断裂的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社会氛围和文化精神，渗入了一贯以社会文明先导著称的高校校园文化精神，也渗入了跨入新世纪大学生的人生。
一、“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从词源学来看，“后现代”意味着“现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但实质上不是对现代主义的终结，它同现代主义一样，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2]其特征表现为：
（一）怀疑与否定的思维特征
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合法性的基础加以质疑，代之以对无序、悖论和非一致性的追求。作为一种彻底的否定力量，后现代主义对任何一种被奉若神明的前提和假定发动攻击，从而驱使人们尽可能从广阔的视野中和多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以往。
（二）解构现代主体性。张扬主体性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
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说，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主张用交往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即用“主体间性”替代现代理性主义中的主体性，使人我相互开放，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
（三）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其刻意的标新立异旨在通过对差异和流动的强调，取代对中心和基础的迷恋。
（四）多元化的方法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差异应该保留，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解释的无限性，一元化模式无法适应人类多元化需要，应赋予不同的话语以平等的权力。
二、后现代主义渗入高校校园文化的契机
高校的校园文化传统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师生在价值取向、群体心态、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团体意识、精神氛围，它构成了这个学校独特的精神魅力—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上都有其表现方式。而且，校园文化必然会悦纳各种思潮流派，并加以扬弃淘留，后现代主义在这种契机下平静地融入了校园文化精神。
此外，还有个最为重要的契机，即理想与价值观的重建。目前的社会大众文化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没有信念，没有操守，没有坚持。大学生由此感到困惑、彷徨。而以反主流文化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便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不断反传统，这一点极易与青年文化发生共鸣，再加上其多元的风格，很易激起青年学生的热情。
三、后现代主义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从王朔的小说，崔健的摇滚乐，到先锋派诗歌，后印象派绘画，现实品艺术，行为艺术，再到孟京辉的实验派话剧、流行歌曲的Rap说唱，以及“超女”、“快男”、“芙蓉姐姐”等大众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已经从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个领域，逐渐渗透到校园文化精神的较深层次中，并且正在日趋改变着当前校园文化的内容、形式，侵蚀着校园文化清新、纯净、高雅的品格。“反传统”、“无中心”、“无价值”，都给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极大的影响：
（一）叛逆意识强烈
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合法性秩序的怀疑、否定思维势必加剧青年人的反权威意识和叛逆感，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可引发学生的求异思维，是学术上创新灵感的源泉；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则易引发大学生的逆反心理，不服从组织和领导，甚至公然与学校、社会的规范和秩序相悖逆。
（二）个人主义倾向明显
后现代的孤独将个体的灵魂交给了书籍、宠物、MP3、MP4等私人化的物质载体，个人主义成为大学生潜意识的选择。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沈旭、张帆撰写的调查报告《当代中国大学生价值观体系新动向—后现代语境下的大学校园亚文化》中调查表明，把“享受孤独”当作普遍而自觉的行为方式的大学生占到了被访群体的82.6%，有心事时50%以上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写日记、打游戏等自我消解的“封闭型”排遣方式。[3]
（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部分大学生的对任何事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如在学校干部竞选中，大多数学生参与主要是间接关注式，不愿参加而只关注竞选结果；对校园文化活动不甚关心或消极、麻木对待；对于班级、学校发生的公共事件，大多数人持着一种“不甚关心，但听无妨”的态度。这种消极被动可能来源于这些信息不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与他们的个人生活产生冲突，不影响他们的自我追求。
（四）社会责任感萎缩
在后现代语境中，部分大学生群体赋予“责任”新的含义。责任，已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实现，转而呈现为一种建基于成本收益模型上的社会经济学。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角色自我认知已从“精英”意识、“天之骄子”观念转向平民化，普通化，甚至走向世俗化。在权衡机会成本、兴趣爱好及个人需求和发展方向之后，更多将精力投放在了个体化、隐私化的活动之中。失去了终极信仰和终极关怀，成为当前校园文化精神中一个最大的悲哀，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价值体系的强大影响力。
四、积极应对后现代主义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冲击
(一)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引导，把握教育方向
1、牢牢把握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思想导向，要在全体师生中形成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必须始终不渝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师生，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长远利益结合。
2、校园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要体现时代精神。校园文化要适应新时期，新形势要求，体现时代性，主题性和科学性，抛弃盲目性、随意性、世俗化和平庸化。校园文化建设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静态地构建。
3、呼唤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越来越居于重要的地位。呼唤人文精神、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也就成为高校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素质教育可以使学生的感情世界和艺术想象力得到丰富和发展，使其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创新意识加强。
（二）丰富校园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1、挖掘传统文化宝库。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揉合到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当中，使大学生能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既增强民族自豪感，又提高文化素养。
2、打造高雅文化品牌。高校是知识和人才最为集中的场所，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鼓励教学、科研人员热心支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切实抓好一些有品位、有质量，以先进理论、领先科技、严肃文学、经典艺术为内容的校园文化活动，着力培养青年大学生的理论、人文和艺术修养；积极从校外请进名师、名家，充分利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社会知名度，提升校园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3、夯实大众文化基础。在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也应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并非只走“高雅”之路，而应注意雅俗共赏。在开展具有研究性、学术性的文化活动的同时，更要大力开展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具有群众性、娱乐性的校园文化活动，适合大部分学生参与水平和欣赏需要。
（三）努力营造校园人文氛围，优化校园文化环境
高校濃郁的人文氛围、优良的文化环境，对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具有积极作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从软件上来说，首先，要加强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的建设，在师生员工中倡导和践行以校训为核心的校园精神；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两报”(学报、校报)、“两栏”(宣传栏、报刊栏)、“两台”(广播电台、有线电视台)在校园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占领学校宣传文化阵地。从硬件上来说，要以绿色校园为背景，以学校特色和历史传统为主线，以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公寓、体育场及其他显著位置为重点，以思想教育、启迪心灵为内容，在校园建筑风格、装饰布局、设施完善上下功夫，使大学生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
（四）积极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1、要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站，不断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要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构建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的主动权。
2、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社团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织群体，通过它能够有效拓展校园文化的传播渠道，增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力度。要努力改变目前社团活动比较单调的局面，力求将此纳入学校工作的总体计划，特别是加强文化性社团建设。
3、充分发挥学生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有效引导，确保校园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
此外，高校校园文化要实现真正的超越，还应顺应时代潮流，走出“象牙塔”，摒弃学院式的办学模式，强化其社会化的功能，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不断充实、完善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开放型的校园文化格局，勇于承担起弘扬、传播、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大力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全面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N]. 光明日报,2005 . 9. 09.
[2] 姚大志. 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229.
[3] 张帆,沈旭.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新动向——后现代语境下的大学校园亚文化[J]. 中国青年研究,2006,(03).
作者：付 雯
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论文 篇2：
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述评
摘 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理论既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很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色彩，詹姆逊凭借其从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深刻分析闻名于国际思想界。因此，通过对近几年研究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的成果进行述评，不仅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掌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有预测作用。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快感：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代理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
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代理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5]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致坂井洋史.人文精神寻思录[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48.
作者：王鹤岩 王铮 祁靖贻
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论文 篇3：
后现代主义思潮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以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影响着我国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三大误区——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虚化”“断裂”和殖民主义的“变身”切入，分析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进一步从保持先进性、巩固主导权、掌握主动权、提升话语权建设出发，探讨如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思想基础。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潮;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与应对
[作者简介]陈联俊，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晓茵，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是政党、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反本质、无中心、无标准的解构性思维出现，强调非理性、多元性、偶然性，其所包含的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威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和践履，试图改变我国的意识形态环境，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积极应对。
一、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三大误区
后现代主义揭露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存在误区，应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来明晰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挑战。
1. 意识形态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终结”并非意味着完全抛弃意识形态，而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弱化、意识形态多
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其一，意识形态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挑战、颠覆、消解传统的思想指挥下，要求告别传统意识形态观所倡导的政治斗争思想，主张“消除”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于后工业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技术正以一种强大的理性力量将社会结构拆分成形
形色色的零件的组合，以维持阶级社会机器的运转，技术理性在变成意识形态的同时产生社会主体非批判的顺从意识。霍克海默曾批判指出：“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2]反观自身，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尚未与物质发展相匹配，文明的天平同样存在失衡现象，但我们切不可掉入只求经济发展而丢弃思想超越和理想诉求的圈套之中，而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推进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其二，后现代主义倡导在价值多元、道德相对的社会背景下“一切皆准”，让一切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都拥有“出场”机会并占领一席之地，否则就称之为意识形态“专制”。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宣传所谓‘政治非意识形態化’，把自己的立场说成是非意识形态的，把对于国家的统治说成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专家治国论的典型观点），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到执政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之中，渗透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之中”[3]。可见，资产阶级不过是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吻，继续说服本国公民以获取普遍支持，再转身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其三，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真理不过是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利用某种权力话语‘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和符号系统’”[4]。他们强调，社会成员作为单一体应当抵制权威、拒绝标准，在游戏生活中充分享受价值。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隐含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使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失去存在的价值，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消失殆尽。
2. 历史的“虚化”“断裂”
伴随着现代性所形成的传统历史观认为，拥有理性标准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因果的、线性的、全面的发展过程，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进化的历史。后现代主义思潮却背道而驰，拒斥理性动力原则，反对历史是一个连续、进步的过程。一方面，为了否定历史真相存在的可能性，彻底表明求差异、反唯一、反确定性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文本主义”。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文本是世界唯一的本质存在，世界是由一堆不确定的文本组成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论”，他认为语言就是游戏，语言没有本质，没有终极意义。[5]在相同的文字符号下，书写的文本和概念总是为语境所限定，其意义无法最终确定，所以文本体系的不确定性导致在人类发掘这个由文本组成的世界及其中的事物的意义时，出现意义的“延异”“模糊化”，因此人类把握的历史只能是无真理、非真实的历史。“文本主义”模式下的历史解读，将“历史变文本”，视“史学若文学”，在自设的框架内强调以主观性为支撑，进行历史“想象”和历史“发明”，如此“虚叙”客观事实的行为无疑吞噬着当今社会历史研究求真求实的科学导向，冲击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常常夸大历史的“断裂”，抵抗那些宣扬历史连续性的传统理论权威，抹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福柯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6]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记录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选择倾向，这一现实制约可能遮蔽史料的真实度，因此连续、完整地研究历史是不可行的。后现代主义还以“叛逆精神”对抗历史规律。鲍德里亚反对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历史赋予特权的具有决定性、统领性作用的领域，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其理论的致命要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人看成被剥夺的、异化的人，并将之与总体的人联系起来”[7]，而这种脱离现实的虚假总体存活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中。其实，后现代主义者醉心于在历史长河中“游荡”，正是向现代性危机“俯首”、始终甘愿依傍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的表现。假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方向，乱了阵脚，恰恰是掉进后现代主义的“陷阱”之中，由此必然会消除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失去追求发展的动力。
3. 殖民主义的“变身”
作为后现代主义延伸的后殖民主义，是以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之间文化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后殖民主义不仅表明与殖民主义的时间先后区别，更强调在侵略方式上与殖民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化精神领域。作为后殖民主义领域的奠基人，萨义德通过分析“东方主义”——殖民宗主国想象、虚构“东方”进而贬低、弱化东方的做法，揭露西方国家利用权力话语体系，试图在将东方形象固化和他者化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殖民统治需要。后殖民主义实质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图使东方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能从世界文化边缘回到应有的位置，所以不能否认，后殖民理论具有为非西方文化正名的意义，但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下殖民主义却“摇身一变”，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方“扩张”。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渗透着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容易使前殖民地国家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增加本民族的危机感，一味保护本民族文化、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保守主义。背离历史趋势的民族，与世界脱轨的文化，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影响面前将不战而败，所以，必须警觉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倾向。另外，后殖民主义基于反本质、反标准的立场，拒绝把东西方截然相对，反对过分强调东西方民族和文明的独特性，否则只会陷入地域狭隘主义和本土蒙昧主义。由此不少落入后现代主义“圈套”的学者认为，只要忽视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和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就能走向和谐繁荣。叶险明指出：“学界持续多年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西方中心主义’还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继续蔓延之势。”[8]而今，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正举着“多元文化互通”的旗号袭来，“不妨说，后殖民主义的实质是欧美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刀光剑影之后由非武力对峙到友好外交的文化侵略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姑且将后殖民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现象”[9]。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对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正在逐步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1. 批判现代性，否定马克思主义
在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深刻反思后，西方理论界认为近代启蒙理性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通过批判现代性启蒙话语，主张抛弃传统价值观，消解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纵观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并足同行，后现代主义不仅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也在无形之中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产生了冲击。丹尼尔·贝尔歪解道：“社会主义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才知道，民主和法权是正常社会不可侵犯的条件。”[10]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应当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1]，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必然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一结论是轻率、错误的。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既包括体制的变革，也涵盖思想的发展，但这并非真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且后现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局限于苏联模式，将集权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教条、僵化、荒诞的。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社会转型需要国人解放思想，后现代主义思想样态迎来了传播契机，“意识形态终结论”也乘虚而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高喊“自由”“民主”“平等”等看似中立的价值口号，宣扬政治自由，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西方的政治“说教”和经济“拉拢”，鉴于对过去浓重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政治运动的回忆，社会大众中弥散着一种抵消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的“非意识形态化”心态，“默认”意识形态的“终结”。虽然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其“去意识形态斗争”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我们也应当警觉：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被否定，那么支撑其合理性的民族、国家、文化亦将变得毫无意义，谋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也将变成无根据的任意选择。对于后现代主义销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企图，我们必须高度警觉。
2. 裹挟虚无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的理性历史观为基础，主张人类历史在纵深发展中达成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则认为，万事万物以零散化的状态存在且无法逻辑地实现应然目标，人们应当挣脱理性的束缚，学会体验当下、实现自我，用欲望、冲动等非理性因素推动人类历史前行。可见，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在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模式，由此，关于历史进步的真理演变成偶然性的虚假理论。历史虚无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语言：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否定人类从蒙昧、野蠻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公然打起“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对公认的事实进行随意的剪裁组合，否定客观定论，颠倒是非黑白，“化身”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利器，其首要目的是掩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贡献和作用，编造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谎言。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质是为其鼓吹的资本主义道路找寻历史依据。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还消解中国历史的道德意义，刻意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美化”被历史定性的反面人物，以此误导广大群众的价值取向，传递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瓦解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创造和记忆，在整体的意义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根基，奠定了民族和国家发展进步、走向未来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混淆历史的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消解人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标准，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3. 分化人才队伍，危及马克思主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2]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渗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并且与不同利益群体需求相结合，吸引民众运用其思维方式思考分析问题，导致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信空场问题。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迷惑了部分人群，使他们相信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价值立场上是正确的。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信仰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队伍中的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洋媚外心理，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这些人往往“坚守”拿来主义，“愉悦”地搬用西方制度模式或者研究范式，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思维陷阱。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取向，主张社会无法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正确的判断，价值是相对的，因此社会科学应该保持“价值无涉”的状态。施特劳斯指出：“不做价值判断就不可能研究一切重要的社会现象。”[13]价值区分的无能意味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合理性将被取消，哲学和社会科学将丧失基本的自我知识。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指导原则，无视既定规范和价值底线，一味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范式，必然会危及自身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才队伍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任何社会形态要保证和谐稳定有序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思想理论队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后现代主义思潮分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图谋，必须切实加以扼制。
4. 借助网络渗透，冲击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社会是媒体社会，因此电子媒介研究应当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范畴框架。虽然中国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在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可以“跨越性”地生存，以致中国社会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杂糅“症候”。后现代主义的繁衍与传播得力于网络媒介，一方面，网络媒介逐渐蜕化为一种技术化的文化产品制作手段。文化依附于无中心的网络空间从特权化走向平民化，从理性化走向感性化，借助图像符号转变为可供娱乐、消遣的消费产品，形成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工业表征——复制性、平面性、离心性。通过网络媒介流行的亚文化、出售的文化商品等传达的是一种“浮泛在物质层面的真实”，但却让受众迷失方向。大量夹杂着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色彩的，刺激感官和充满魔力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大众文化商品在中国社会被广泛消费，无形中造成社会大众思想混乱，冲击以道德理性和政治诉求为核心的审美价值建构，消解以集体主义为支撑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共处范式的推动下，西方开始新式殖民——文化殖民主义，即依托社会传媒和数字化技术，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全域泛化和隐性渗透。新兴科技和大众媒介，特别是迅速兴起的大数据，这些充满差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技术样态无疑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方位渗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网络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强势，在我国实施“颜色革命”，把我国当作其颠覆活动的重要目标。随着我国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信息透明度的强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手段更具隐匿性，他们往往从大众熟知和关切的社会事件入手，对事件进行“理论包装”和“学术包装”，然后通过网络迅速推给社会大众。近年来，深藏政治意图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社会思潮借助网络媒介兴风作浪，试图改变我国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三、 以“变”与“不变”防范
后现代主义思潮侵蚀
当前，我们必须树立高度的意识形态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变”与“不变”中防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蚀。
1. 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的简单反映。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动态结构，是内在结构要素遵从辩证逻辑发展的结果，必须按照整体性和同一性原则进行意识形态结构体系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所在。因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以整体力量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主体性。首先，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和人民性的体现。刘康指出：“看一个意识形态是否成功，有没有效率，主要看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于社会的价值观认同的程度，而不是看有多少空洞抽象的宣传口号。”[14]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在坚守政治品质的同时抓住“人”这一根本，凸显人民主体价值，整合意识形态建设力量，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奉。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为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还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動互构。意识形态不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互构。意识形态建设不能给人民群众开“空头支票”，必须在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后，回答好“怎么办”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现实效用最终并不是通过掌握理论学说的职业思想家或政治家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实践来实现的”。[15]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的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互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面社会现实、与时俱进，根据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需求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批判建构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先进性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克服在理想建构过程中价值评价与实践认同的偏差问题，在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连通，在实践上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继承与创新、一元与多元、排他与包容的辩证统一中科学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不断彰显。
2. 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应始终坚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改旗易帜，抵制解构主义，在精神防线和物质基础的统一中，旗帜鲜明地宣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6]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7]。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理论武装，补足精神之“钙”，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向上向善的精神氛围。其次，党员干部必须“真用”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动力，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进一步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党的执政威信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不仅要守住精神防线，还要稳固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主导权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来证明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18]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良好的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定信仰的基础。因此，我们要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使制度效能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充分尊重人民价值和体现人民意志，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物质基础。
3. 掌握多元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多元社会思潮“同台竞技”是后现代性的表征。面对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应主动回应，认真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挑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首先，要自主建设具有张力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有力有效的意识形态治理机制。一方面，建设张弛有度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制，认真评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走势，正确评判社会思潮，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本质规律;在尊重差异的建设原则基础上，批判借鉴国外社会思潮，包容引导非主流社会意识，抵制反主流社会思潮。“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9]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要在理论和学术问题的对话和交锋中，在解答回应、批判反驳中，合理解决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现代性问题，破除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敢于正视各种社会思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回答好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将理论建设、文化发展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相联结，从现实中寻找突破口，解答理论问题，体现理论的原创性、民族性、系统性、专业性，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亲和力、影响力，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再一方面，要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工作。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20]网络虚拟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互联网也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新战场，占据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第一，应积极引导各大主流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平台加强内容建设，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以强势的正面舆论与错误思想观点作斗争，唱响网络主旋律。第二，改进传播方式，转变单向度的传统思想教育范式，探索多样化的深层次的理论传播模式。在“破”“立”结合中提升宣传教育效果，“破”是指在深刻认识互联网思想舆论传播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找准网民的接受点，揭穿敌对势力的政治心机，破除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渗透;“立”是指及时关注和了解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抓好方式方法创新，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深度融合，全方位回应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陈情说理，增强思想理论的解释力和公信力。第三，要制定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网络综合治理机制，及时过滤、打击网络空间“分化”“西化”以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行为，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使人们免受纷繁杂芜的错误思潮的影响，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4. 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話语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需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增强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同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不是教条式地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反映时代的呼声，适时适量地进行话语体系转换，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导权。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本质上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容，但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要求人们解放思想观念，关心现实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主张采取不同角度、方法洞察现代性危机。这些观点主张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12]思维方式转换是意识形态话语转型创新的前提，思想解放要与现实发展同步伐，与同质思想相交融，与有益文化相借鉴，既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价值立场，又吸取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如美国智库“客观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多端主体中的重要角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在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乃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制度属性有根本差异，但其具体做法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2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补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短板和弱项，整合并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强化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取向，它抹掉了传统的高等文化和大众文化或者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进而开启大众文化的“主宰”，以深度模式消解意识形态。面对“意识形态漂浮”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当注重大众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大众文化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特有的情感传达而引起广泛的共鸣，具有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借助这一优势，通过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互动结合，将立党立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生活幸福等社会主义因素融入大众文化建设，使旅游业、影视业等大众文化产业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我们还应充分发掘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人文教育价值、文化认同价值，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基础，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93.
[2]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2.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3.
[4]张之沧.后现代理念与社会[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5]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说逻辑与语言[M].孔欣伟，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6]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
[7]余乃忠.后现代主义批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39.
[8]叶险明.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批判[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4）：31.
[9]丛郁.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若干后殖民批评语汇的思考[J].当代外国文学，1995（1）：147.
[10]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张国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29-430.
[1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1.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2）.
[13]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2.
[14]李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47.
[15]刘友女.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98.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32.
[17]習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
[1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0.
[20]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19-10-2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21]吴艳东，吴兴德.美国智库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0-10（网络首发）.
（编辑：杨增岽）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空间政治生态净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9BDJ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联俊 宁晓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