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范文（精选7篇）
清明时节 第1篇
喝清明茶不妨悠着点
清明茶, 是清明时节采制的茶叶嫩芽, 新春的第一出茶。春季气温适中, 雨量充沛, 因而清明茶色泽绿翠, 叶质柔软;且春茶一般无病虫危害, 无须使用农药, 茶叶无污染,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香高味醇, 奇特优雅, 被人们视为一年之中的佳品。有些消费者以品新茶为乐, 争相购买清明茶。其实, 新茶往往不能趁“鲜”喝。
从营养学角度来讲, 茶叶不是越新鲜越好。最新鲜的茶叶其营养成分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人们所说的新茶, 一般是指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 这些茶叶因为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 其中一些对身体有不良影响的物质, 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 还没有被完全氧化, 喝新茶, 就有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舒服的反应。太新鲜的茶叶对病人来说更不好, 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的人, 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 这些人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会刺激他们的胃黏膜, 产生肠胃不适, 甚至会加重病情。
所以消费者买回家的清明茶, 最好存放半个月后再喝。喝清明茶时, 尤须忌饮头道茶。因为现代茶叶在种植、加工、包装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农药、化肥、尘土等物质的污染, 应倒出头道茶后再冲入开水, 这样泡出的茶水才是卫生的。
虽然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饮茶对于清油解腻, 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并不是喝得越多越好,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饮茶。一般来说, 每天1~2次, 每次2~3克的饮量是比较适当的, 对于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机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 哺乳期及怀孕妇女和婴幼儿也不宜饮茶。饮茶应该有一个度, 过量饮茶会引发牙斑、骨刺等疾病, 反而对健康不利。由于茶叶含有氟, 经过毒理试验表明, 过量饮用茶牙齿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斑点, 而且会发黄。在对骨质的毒理试验后也证实, 含氟过多还会影响骨内部组织结构, 从而容易引发骨刺、骨折等。长期泡饮浓茶, 引发疾病的几率更大。此外, 茶叶中的咖啡因还会引起大脑过度兴奋, 不利睡眠。
喝什么茶须因时而异
众所周知, 长期饮茶对身体好。茶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可以降低血脂含量, 使血管舒张, 从而加速血液循环, 解决因气血不畅引起的肤色暗沉以及各种恼人的斑点。
我国中药药性中常有味苦则性凉之说。因此绿茶含有较多的茶多酚, 味较苦涩, 属凉性;红茶属热性也是有道理的。因此, 一年四季饮茶可作这样的安排:春、秋季喝花茶, 性温而芬芳;夏季喝绿茶, 或在绿茶中添加几朵杭白菊、金银花或几滴柠檬汁、薄荷汁, 更能增加清凉消暑的作用;冬季喝加糖红茶或牛奶红茶, 具有和胃暖身的作用。
一天之中, 也可在不同时间饮用不同的茶叶。清晨喝一杯淡淡的高级绿茶, 醒脑清心;上午喝一杯茉莉花茶, 芬芳怡人, 可提高工作效率;午后喝一杯红茶, 解困提神;下午工间休息时喝一杯牛奶红茶或喝一杯高级绿茶加点点心、果品, 补充营养;晚上可以找几位朋友或家人团聚一起, 泡上一壶乌龙茶, 边谈心边喝茶, 别有一番情趣。
清明时节话清明作文750字 第2篇
清明时节话清明作文750字
清清明时节话清明今天，我读了《我们的节日》这本书，其中清明节的由来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传说的在汉魏以前，清明节则是一年中重新钻木取火的日子。到了战国时候，祭祀祖先和众神与保卫国家是同等重要的大事。因此，清明节日益受到重视。到了汉代，人们对祭祀日渐盛旺。盛唐之时，普通老百姓之家也纷纷上坟祭祀。当时的民谚有“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上祖坟”之说。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就给我们展示了当时清明节的盛况。到了今天，祭祖、扫墓已成了清明节习俗的重要活动，这一天，也就变得分外庄重，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怀念。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但是，清明节正值阳春三月，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因此，踏青、放风筝也就成了清明的习俗。清明去踏青，我必定要去扫墓，给先祖扫墓，也给英烈扫墓。看着苍翠的松柏和安眠在青山绿水之中的英魂！我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怀念那些为国为家作出贡献的先辈，正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美好的生活。阳光灿烂，春风习习的日子最适于放风筝。我会带上青团、红藕等食物，找个油菜花烂漫的田野去放风筝。累了，就躺在绿草花丛里休息一下，听蜜蜂在耳旁“嗡嗡”的欢唱，疲劳就一下子被风吹跑了；饿了，就打开自带的点心，坐在田埂上细细品尝甜甜的藕，糯糯的青团，春天一下子就来到了我的唇边。古人对放风筝很有讲究，认为是消灾病的手段，尤其是不能拾别人的`风筝，以免沾上了别人的晦气。可我却不一样，我的心愿很简单，只求让风筝飞起来而已，并不在乎其它的。有时候，心里烦恼了，就干脆把风筝放飞了，让它带着我的烦恼一起飞向远方……其实，何止是清明节，中国的每个传统节日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读完这本书，我了解了我们祖国各个传统节日的起源、风俗，不禁感到无比骄傲。祖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要为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出一份力。简评：文章对于清明节由来的叙述篇幅过多了一些。
清明时节“语”纷纷 第3篇
参加本次座谈会的是：罗小韵、李英杰、李晓斌、鲍昆、高强。电影学院教师：朱炯。电影学院学生：陈涛、王威、余丽萍、谢丽佳、张斌、王华。北京大学学生：杨成晟 、薛蓓。清华大学学生：骆晓勇、马永昶 、黄钊、陈海滢、马亚军、姚剑峰。
闻丹青将自己刚刚买来的明前绿茶“贡献”出来，绿茶的清香使冒着风沙而来的茶客们心情好了起来……
当一群出生于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看到拍摄于1976年的照片时，有些惊讶，有些困惑，更有些思考。于是，清华大学摄影协会的姚建峰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李晓斌的电话，在电话里对他说我们想和您聊聊摄影。晓斌说那就到红星茶座去聊吧！
闻丹青：在座的这几位摄影家早在1976年就已经拍出了一批照片，而今天参加座谈的学生们大约七十年代末期才出生。所以说，这是两代人的座谈。两代人在思想认识上肯定有许多差异，现在的大学生对70年代的摄影不是很了解，而我们与现代大学生的接触也不多。通过这次茶座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李晓斌：清华摄影协会的姚建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和“四月影会”的人聊一聊，开个座谈会。后来又通过几次电话，我们就定在4月来开这个座谈会，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意义。
姚建峰：最初是因为看了李晓斌老师的那张《上访者》的照片，后来知道了“四月影会”，当时就特别想认识各位老师。再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说要到我们学校展出他们的照片，看了他们的照片我们又有一些想法，他们的照片既不同于“四月影会”时的作品，和我们平时拍摄的内容形式也很不一样，所以就想拉上高校的一些同学和前辈们交流。毕竟两代人年龄上相差20多岁了，对摄影和对人生都应该有很多值得讨论的。
李晓斌：大致上的内容，《永远的四月》这本书里都介绍了，你们看看这本书就会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我们这些人今天大多还在从事摄影方面的事情，虽然有的人已经不是天天拍照了，但是仍旧把对摄影的热爱藏在心里。
高强：“四月影会”的成立、“自然·社会·人”的展出、以及《人民的悼念》的编辑出版，这里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历史的机遇。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以照相机为武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认为这些情景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怀念。
你们现在有自己学习的专业课程，又对摄影这种高雅的、具有很深文化底蕴的艺术有兴趣，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追求。
我们当时认为摄影既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也可以表现风花雪月，也可以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当时是打破了一种很强的禁锢，打破原来摄影单一的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对摄影界有很大的震动。
马亚军：很羡慕你们那个时候，不过为什么后来“四月影会”就解散了呢？
高强：我们搞了三届影展，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后来那种启发摄影向多元发展的作用渐渐弱了。再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逐渐走上了专业的道路。各自的任务比较重，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再凑到一起搞什么展览或者组织一些活动了。
鲍昆：“四月影会”从开始就是以一种较为松散的形式存在，为所有热爱摄影艺术的同仁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这个平台中间有一批骨干，在座的几位就是，当然还有其他人，由他们无偿地服务，向社会征集稿件，最后推出的形式就是展览。随着个人的发展，在第三届展览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个人的艺术风格，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第一届的展览是又可笑又可爱，大家就是想把摄影的本来面目展现出来，把自己做得很幼稚的照片也拿出来展，放制的照片也许显影也不对，定影也没定够，但是敢拿到公园去展览。那是一种真实，也特朴实，风格上变化很大。这时候还不存在艺术上的争论。到第三届的时候就不同了。我觉得“四月影会”的解散正是体现了创作上不专制，艺术观念上有了差异，就散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李英杰：当年我们成立“四月影会”的时候也都很年轻，没有什么功利性，这里有些好的品质是应该继承的。比如，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经济上的问题，办展览也从来不设奖，没有什么金牌银牌之类的。大家都是齐动手，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大学生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最早摄影组织也是出现在大学。中国的摄影艺术在往前发展，但我希望有更高雅的作品出现。如果让“小燕子”代表最高的表演艺术，或者让写武侠小说的当北大教授，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
鲍昆：实际上文革后期，摄影活动非常活跃，那时我国的照相机工业发展也有规模，许多非常简易的相机已经陆续走进百姓的家里。摄影组织也有一些，但是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或者没有什么影响，没有抓住一些机遇，就逐渐消失了。但是，那时摄影已经逐渐成为大众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
在座的这几位应该说在“四五”运动之前对摄影就已经很有自己观念了，“四五”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展示他们的想法。抓住了时机，实现了他们原来的梦想。
罗小韵:抓住机遇是谈不上的，至少我个人没有认为是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机遇，我所做的都是下意识的，认为这些应该被记录下来的，就去做，很简单。没有鲍昆总结的那么复杂。
薛蓓：我们这一辈人对“四月影会”的真诚和激情特别感动和钦佩，对你们当时的艺术探索也很钦佩。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都是因为向往艺术。刚才高老师讲到摄影是一门很高雅的艺术，我不知道在这里“高雅”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与其说摄影一门“高雅”的艺术不如说摄影是一门很“严肃”的艺术。台湾摄影家阮义忠编辑了一套书，其中包括布列松等世界上著名摄影家的作品，那些照片之所以被认为是摄影史上的杰作，不是说它有多高雅，而是说这些摄影家们是在真诚而严肃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而且我认为北大给金庸一个教授的席位没有什么错。无论什么样式的艺术作品， 只要它反映出了个人感受体会，真诚的去表达了，就有意义。
谢丽娜：我觉得艺术的东西是个人的感受，多去看多去积累，多去拍，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很多书要看台湾版本或是香港版本，国内出的书一般都是大师级的，经典的，而国际上流行的摄影动态的书就很少。
罗小韵：中国目前的摄影教育相对比较落后。
姚剑峰：很多摄影书籍很难找，我们要看摄影画册要到国图去买进口的书。
薛蓓：摄影的本质是纪实，但摄影同时又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就有高雅与媚俗之分。可是一旦用高雅加以区分，审美就容易走向单一化。您能说科特兹的作品不高雅么？也许我们对高雅的理解不同，我是说评价一个艺术作品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就象罗小韵刚才说的中国的摄影相对与国外落后。
罗小韵：我说的是“摄影教育”，你落了两个字。中国的摄影状况与世界相比不是落后的问题，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不能用一个落后这个词来定性。
薛蓓：落后的不是资金与资源，而是思想。比如布列松或是科特兹，我认为他们首先是思想家，他们对生活本身有深刻的思考，而且是一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思考，而我们就是缺少这种思考。
李晓斌：最终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技术和手段。
薛蓓：但是在中国我很难见到很有思想的摄影作品，即使在技术上也不能说没有差距。
王威：有很多（有思想的作品），只是你没有看到。
朱炯：我认为中国的摄影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无论是哪个门类的艺术作品，我们在评判它的时候都是依西方的价值取向来评判。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她有自己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就摄影来说，我看过日本大学摄影专业的学生作品，我觉得并不比我们的学生拍得好，但是在很多想法上它很独特。就纪实摄影这个门类来说中国的现实太丰富了，它蕴育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教育不是按照西方的主流教育来实施，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很多摄影师的作品就没有到主流上来。这次荷赛我们得了一个奖，但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摄影师就比国外的差距小了。
王威:现在我们谈中国的摄影教育问题，好象我们是这种落后教育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仅仅充当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这正是我们学生摄影团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同学们都玩起来。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至于目前中国的摄影教育，我认为罗老师说得太悲观了，实际上我们不这样认为，尽管没有良好的条件，但是学校给了我们一个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自己会完善。
黄钊:在清华由于学业很重，我们想把我们眼里的清华拍下来。但我们也经常出去拍摄一些风光片，这不乏有自娱自乐的性质。有不少同学是将摄影作为沉重的课业之余的一种发泄与放松。我们认为，象我们这样不应该只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同时还应该是一个人文的人，艺术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开始学摄影有一种玩的成分，也有对自己在艺术上完善的成分。
马永昶：我们正是通过摄影这种手段来达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目的。
王华：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也不单单谈摄影，能谈的很多，除了照片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交流。（摄影团体）最大的意义也就在这儿。
罗小韵：我想学生的作品应该做个展览。
清明时节 第4篇
周思聪(1939-1996) 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刘凌沧等;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型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1955年《颐和园一角》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1979年《人民和总理》获庆祝建国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1984年与卢沉合作《草原月夜》入选第六届美术作品展览优秀作品展;1985年应邀访问日本,巡回展出《矿工图》等30余幅作品,同年油画《正午》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铜质奖;出版《卢沉、周思聪作品选集》等,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谷泉(本刊栏目主持,以下简称谷):中国美术馆将要举办卢沉和周思聪的纪念展,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展览的情况吗?
田黎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以下简称田):2010年5月23日,中国美术馆举行“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共同主办。这次展览,早在三年前就开始计划筹办,那一阶段主要是在编辑卢先生、周先生文集,和编辑二位先生的画册,在编辑中受到朱乃正先生、邵大箴先生、郎绍君先生全力支持。人民美术出版社程大利先生、王玉山先生、于赢波先生为二位先生文集精心制作;广西美术出版社黄宗湖先生、姚震西先生倾心于画集编撰与印制,王民德先生为文集责编,申少君先生为画集设计。二位先生好友樊杰先生和许多先生、老师、学生都在帮助做这两本书。卢先生、周先生儿女卢悦、卢欣、韩岩一直在思考和计划如何把父母的作品,以朴素方式展示出来。他们也在整理父母的文稿、图片为文集、画集的出版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学界各位专家、学者,还有二位先生的学生都以撰文方式来纪念卢先生、周先生二位伟大的艺术家。
2009年10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由王明明院长主持了“我爱平凡的人——周思聪创作及写生作品展”并出版大型画集与纪念周先生、卢先生座谈会。2006年9月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集《卢沉、周思聪画集》,郎绍君先生作序——《创造是一种幸福》。200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朱乃正先生主编《卢沉、周思聪文集》,邵大箴先生为文集作序。2007年由张晓凌院长主持以访谈方式,采访了十几位专家、学者及二位先生的学生。2005年由国家画院美术馆陈风新馆长主编《中国当代名家》开辟专题,怀念卢沉先生。去2009年12月由中国书画杂志社张公者先生主持以专题方式纪念卢沉、周思聪二位艺术大家;并于2010年4月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主持《中国书画》纪念卢沉、周思聪座谈会。
为办好今年5月23日纪念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先后两次召开会议,由范迪安先生、邵大箴先生主持,马书林、梁江、徐虹、王兰、岳洁琼、唐勇力、李洋、袁武、吴洪亮等先生与二位先生亲属卢悦、韩岩共同商议展览事项。台湾山艺术基金会林明哲先生也对展览给予了大力支持。许多专家、学者、学生和亲友以不同方式参与展览活动。朱乃正先生、曹星原先生远在美国,非常重视“卢沉、周思聪纪念展”。由曹星原先生提出展题、朱乃正先生手书展题:“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同时朱先生以深切的怀念之情,撰写了展览前言,曹先生以七千字篇幅倾诉了对周思聪先生艺术人生的追思。同时,邵大箴先生、郎绍君先生、刘曦林先生和许多画界前辈、学友、学生都撰写文章缅怀二位先生,并积极参与展览筹划工作。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吴长江先生、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先生高度重视二位先生纪念展,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先生、杨力书记、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先生亲自负责展览筹备工作。我们相信“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将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学术大展之一。
大家认为,卢沉、周思聪先生在现代中国画创作、研究上,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杰出艺术家,是中国画界的楷模,是当代中国画大家。二位先生无论从艺术思想、学术品质、人格风范和教学理念,都对当代中国画人有极大启示。二位先生将深厚的传统人文境界与时代人文进取精神融为一体,以生命感悟为时代创作了许多传世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今天和今后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对二位先生英年早逝无不为之痛惜,这是一个时代的悲痛。举办二位先生纪念展,深切敬仰二位先生朴素的人格,学习二位先生心存宽厚,为人、为业、为学、为事的敦厚而高尚的品质。这对于当今中国画品质的提升,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与华夏民族精神,对于弘扬老一辈先生学术精神与人格境界,都具有当代性、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谷:您如何评价他们的艺术创作?
田:卢先生和周先生是非常注重生命体验和向往思想高深境界的中国画家,他们是典型的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二位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处处以对社会、对艺术、对他人、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要求自己。因此,我们看二位先生的作品,与做人、做事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们生活极为简朴,学术上遵循传统文化倡导的人格精神与道德精神的艺术思想,实践着“诗言志”的人文理念。二位先生在艺术上不断摸索探寻,为追求真理不懈努力,创造出一批感动时代的经典作品。他们为学术的献身精神,既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进程,也完美地创造了属于时代、属于人生、属于历史的高尚人文情操。他们的经典之作与他们坚韧的进取精神,恪守真、善、美的内心体验都令后来者感动。
谷:卢沉和周思聪的许多作品,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能具体谈谈他们的代表作品吗?
田:上世纪60年代两位先生的代表作,分别是卢先生于1964年创作的《机车大夫》和周先生1963年创作的《清晨》。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创作中直面现实生活带给自己的真实感受。在《机车大夫》中,卢先生用画笔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来看待劳动者,把劳动本色与劳动人的品质融入造型与笔墨语言中,画面老、中、青三代工人形象完美地再现出一个时代的建设力量,同时通过劳动者群体形象的生动刻画,真实地创造了一个朴素的时代。当我们重读这幅作品,一种劳动光荣、劳动神圣之感,让我们充满了对那个年代劳动者的敬意,也充满了对卢先生的敬仰。
《清晨》是周先生本科时期作品,描绘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清洁工,画面干净、晴朗、寂静。这件作品展现出画家对生活的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从审美体验中来创造画面的表现方式,使这件作品寄托了一种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人物虽然占据很小的位置,但创造了极大的精神张力。
70年代卢先生创作了《工地老英雄》,周先生创作了《长白青松》、《人民和总理》,二位先生还合作了《清洁工的怀念》。《工地老英雄》等画的是河南辉县修红旗渠的农民和石匠。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卢先生70年代这批写生是建国以来人物画写实的高峰。《工地老英雄》形象真实,笔墨生动,写实与写意有机相融,脸部的阳光感在传统绘画和教室习作中是无法找到,鲜活地呈现出笔墨当随生命的体验与感知。只有到生活中去,把程式化的造型语言与笔墨转接为一种生活化的语言,同时又包含了卢先生对程式笔墨语言的体验。因此卢先生的写生,既再现生活形象,又赋予形象内存的文化感。卢先生的写生与蒋兆和的学术思想一脉相传。蒋先生的《流民图》其中许多人物是对着模特画出来的,在写生中把人物形象按照内心体验转换为创作,其中人物动作转为造型语境,表情向着创作方位转化。蒋先生教学中曾谈到“以形写神,骨法用笔,创造技法”。我理解“以形写神”讲的应该是以形写意,“骨法用笔”是指技巧与品质、风骨的锤炼,“创造技法”是指笔墨方法、技巧应与文化体验和感受相融,并能产生它的独特性、精神性。这种精神化正是传统的“澄怀观道”。卢先生继承了这样一种理念。所以他70年代的这批作品把学院派的人物写生,放到生活当中,给人物写生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说蒋兆和60年代的人物写生奠定了人物画写生的基础,卢先生则发展了蒋先生的写生理念。他突破了学院派课堂写生的方式,使水墨人物写生具有了很强的生命感,把笔墨放进生活当中,在写实中体会形的意象,在写意中体会审美的方位。为此,卢先生在写生语言和形式上找到了笔墨与时代的关系,建立了中国画人物写生的整体观。这不仅成为许多中国画爱好者和院校学生学习的范本,更重要的是提示了水墨人物画表现现实生活的一种学术方向,只有走到生活中去,把传统的人文理念放到生活中加以再体验,才能产生一种新的创造力。这也传承了徐悲鸿倡导的“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方法并引伸为一种艺术思想。
潘絜兹先生的女儿作为知青在内蒙古救火牺牲的事件,引发了周先生创作《长白青松》。虽然当时反映知青作品很多,但这幅作品引起的关注是其他作品难比拟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历人生磨炼,提升人生的理想,是这幅作品经典形象的内蕴。这幅作品也标志了对知青生活的总结。以此,周先生把中国传统人文忧患意识带进作品内涵中,充盈着对社会良知的体验和思考,也彰显出她后来创作《矿工图》、《大凉山》的脉络。《人民和总理》是周先生70年代创作的里程碑。虽然是探索领袖与劳动者关系的主题创作,但这幅画还是延续着她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对劳动者的真挚情感。这件作品代表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创作语言上的自由,艺术家思想自由的探索使之成为那个时代主题创作的顶峰。这件作品在造型、笔墨和人物形象刻画上,都凝聚着周先生对一个时代心声的体验,并通过造型与笔墨的载体,将这一发自多少人内心的声音呼唤出来。此时周先生的忧患意识更加深邃,作品中盈满了同情和爱,同时在作品中隐隐透露出一种孤寂萧瑟的生命体验。今天我们驻足在二位先生的这些作品面前,为作品的艺术精神所感动,为二位先生那朴素而真诚的艺术感动,为心灵的纯净而感动。
去年10月,王明明院长在北京画院主持了以周先生70年代创作与写生作品为主的回顾展,周先生每一件作品都倾注了情感的真诚,这些作品今天仍然感染着人们。虽然“文革”期间的红光亮对那一时期美术创作影响很深,但两位先生立定传统人文的体验,面向社会,面向自然,把身边生活与文化体悟和内心感知转化为心灵的诉说。正像余英时先生所强调的“士”。“士”象征着社会良知,这是人的真诚之本。做人要真,要实在,要诚恳,对待艺术也要真诚,真正做到有感而发。我们老一辈先生在做人、做事上,始终是以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为基础的,二位先生也正是传承了老一辈先生的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贮存在平常生活及创作、教学之中。两位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耐品、耐看,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磨练,源点就在这里。
谷:卢沉和周思聪这批主题性创作,与后期更强调笔墨的作品,形成风格上的反差,是否可以理解为素描加笔墨的尝试?
田:素描是掌握造型基础和造型规律的一种方法。从观察对象到造型手段,对形体的空间、结构、明暗以三维空间或二维空间等因素来构成素描的基本方法,在院校里必须通过素描课程来学习这些课题。当时,主题性创作是无法回避素描问题的。但是,从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大背景看,素描与笔墨是可以有机相融的,可素描加笔墨的提法又不一定准确。虽然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一批素描加笔墨的创作,但是在卢先生和周先生的创作中,他们的笔墨和造型,是以意象方式来体现物象的。老一辈先生早就在教学中提出了写实与写意相融的观点,尤其是蒋兆和先生,他在解放以后的人物写生里,每一个人物的表现方法,都是根据人物在特定空间和环境里而产生不同的笔墨语言。而且,这种笔墨语言又总是将具象造型与传统写意的思维方式紧紧相连,其中具象造型是内涵着素描的因素,将这种内涵基因转化为笔墨的思维方式与笔墨造型理念,是蒋先生人物写生一种意象方式,由此形成属于时代的造型与笔墨的艺术语言。卢先生和周先生延续了蒋先生在创作与写生上“笔墨当随时代”的学术思想,并且做得特别到位。写实与写意是一个大课题。我们从卢先生、周先生1980年画的一批矿工速写、素描的创作素材中,能领会二位先生对素描与笔墨之间的深切体会。在其中,素描方法已转换为写意的方法,人物形象随着审美体验和生活感触在发生变化,人物形象转化了造型的苍凉、形象的敦厚感,带有笔墨的意味。通过现实人物把这种感受转换为意象的审美体验,实质是文化方位的确立和文化深层的体验决定了造型、笔墨的归属。如果说素描也在这样的理念里,它一定融化在其中,不是加法,而是融化了,融在了中华文化的体系内。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从唐代“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画意中能清晰地感受到什么叫写意。“吴带当风”实际上是以形写意,形作为客观物象,又是“比”与“兴”的载体,而写意又使形得以升华。“风”在此是审美内涵,也成为人物形象与笔法的内涵。这是笔墨造型的内涵。从这个方面理解两位先生的创作,他们是在不断深化写实和中国传统写意的内涵,并且始终是沿着这条道路艰辛探索,在文化传统、时代体验、心灵真知融为一体中,创造出一代经典作品的。
谷:从《矿工图》到《大凉山》、水墨荷花、《清明》,后期卢沉和周思聪的作品有种淡淡的苦味,周思聪甚至明确提出要创造“沉重的艺术”,如何理解他们这种审美品位的选择?
田:《矿工图》是80年代以来在中国画坛上具有影响力作品之一。它不仅以悲剧的方式表现了备受欺压和凌辱的劳动人民,更开拓了笔墨在造型上如何体现悲剧性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周先生一面在创造《矿工
卢沉消夏图纸本水墨48×45厘米1993
图》,一面与类风湿病痛作抗争。那个时候我们在进修,晚上到先生家,看到《矿工图》就放在两米宽的画板上,没有画完,房间很小,大约只有十几平米。同时我们还看到一部分周先生的大凉山人物速写。我们很震撼,当时就感觉作画条件这么简陋,作品却如此打动人。后来我们慢慢体会到,周先生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把到矿区经历的情感和生活体会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审美的情操,一切造型和一切笔墨方式都向内心深处的世界走去。周先生将侵略战争带给人类的悲怆和苦难,放在造型与笔墨中来体验。如同鲁迅在一篇杂文中写到人的魂灵被粗暴地对待,周先生在画《矿工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识——她在谈到创作《矿工图》体会时,讲到想画中国人在压迫下那种压抑的状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那种状态。周先生具备了鲁迅那样的批判精神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也具备了鲁迅那样一种孤独与自由的精神。《矿工图》的意义已与70年代充满着渴求知识、充满了对文化体验的要求是一致的,在文化自省中融为一体。二位先生对民族历史的沉重,转化为心灵的体验,直面人物造型的压抑、扭曲与笔墨苦涩、隐痛和线条如钢筋般的缠绕,引出了对主题创作探索的独特性。虽然《矿工图》受到《原爆图》思路的一些影响,但《矿工图》在造型、笔墨层面上,开启了向内心体验的空间去寻求笔墨文化的社会内涵与历史境界;同时也是对当下人物画创作趋于公式化、概念性的反省与反拨。可以说《矿工图》的创造与突破来自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追求进取的精神,是一种社会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所以,《矿工图》的艺术语言、思想内涵和人文意义,都成为中国画和当代人文学术的一面旗帜。
《大凉山》是周先生继《矿工图》之后,逐渐淡化沉重的主题,继而呈现人的负重精神的作品。周先生画的彝族妇女都背着木柴和水桶,佝偻着,有一种很强的负重感和象征性。一种淡淡苦味把《矿工图》“沉重的艺术”,又放到生活中去体验。大凉山这个特殊地域带给她的感受,使周先生笔下每一个人物的负重都在自然中释怀,人物形象敦厚、温柔。她把生命经验和文化品质更有机地糅捻到了笔墨当中。郎绍君先生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在这些作品中,周思聪从直感人生,已经上升到了咀嚼人生。
周先生90年代画荷花,常取清凉之意。这时苦思已化为平淡,用一位学者的话即“至苦而无迹”,荷里没有苦难痕迹,只留下先生对生活平淡真切的感怀。周先生的荷,笔法、墨法都蕴藏在荷的自然形态之中。我们都有看荷在水中倒影的经验,荷的倒影清澈、凝练,一种有意味的浑厚包含其中,如水印月,如清凉的风,这里包含了她对人生怎样的理解。痛苦的经历已经被融化,荷的精神走向了天真平淡,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倡导的一种自省的人文高度吗?自然的一切美均印映在周先生的生命经历之中。
《清明》是卢先生90年代的代表作。刘曦林在评论《清明》时,说作品完全调动了空间的自由,以淡墨为基调,勾染、拓印并施,像一篇理性的抒情散文。这件90年代初的作品,造型、笔墨和空间都趋向平面,但观者仍然能够从平面性的艺术中感受到沉重。这种表现方法来自于先生的内心——他觉得只有这样画,才能感到一丝欣慰。卢先生对中国画的贡献,是始终坚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卢先生以一生的经历下功夫研究传统,这是我们在聆听先生讲课时,和我做先生助教时所真切感受到的。先生在研究传统中时常谈到“传统的意义是创造”,正是这样的人文理念使先生从教学,从创作和研究进程中深有感触地提出了“在现代基础上发展”,尊重艺术规律、教学规律、创作规律的理论思考与感性的实践,将传统文脉连接当代人文思想与西方优秀文化,走出了一条重思维、重辨析、重感知、重传统、重现代的探索之道,重视中国画审美的开拓和形式语言的表现。另一方面卢先生以淳朴的劳动者眼光观察周围的普通人。无论是《清明》,还是与周先生合作的《草原月夜》,或是卢先生画的一批都市下岗老工人,都可以看出他关注人、关注生命与关注笔墨文化、造型文化紧紧相连。
卢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直到2000年,创作了许多都市小品,还有鲁迅像与一批水墨构成创作等。我想只有了解先生的生活经历、学术追求和人格品质,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批作品。它们展现的是先生的心性与率真,是先生对文化品格的智慧表达。这种境界是非常可贵的。卢先生用他的人格精神和力量坚守了生命的进取与学术的探索。
谷:两位先生在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中,非常有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艺术成就上,还表现在他们选择悲剧性作为自己的审美选择上。
田:和他们的老师相比,二位先生的生活与经历同样非常坎坷。两位先生英年早逝,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60年代至90年代二位先生的创作贯穿了一条悲凉而忧患的创作主线。《长白青松》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描写,《人民和总理》和《矿工图》,包括《清洁工人的怀念》也带有悲剧性,是对逝去的伟人和劳动者的刻画,更主要的是作品背后对中国人智慧、勤劳、忠厚、简朴与道德精神的弘扬与诉说。当我们重读这些属于时代的伟大作品时,我们为二位先生这种纯粹的、高尚的笔墨情操和人生的苦楚所感动、所流泪。
谷:作为两位先生的学生,他们在您眼里是全面和立体的。他们的性格与创作有关系吗?
田:周先生含蓄沉稳、温润,卢先生真率、坦诚而敦厚。卢先生有时候很童真,像个孩子一样纯洁。卢先生的思考比较重理性。周先生长于实践,在周先生的创作中往往体现出卢先生理性的思考,比如《矿工图》。
谷:作为新中国写实人物画的重要代表,把卢沉和周思聪放在文化历史当中,他们的贡献是什么?
田:我觉得首先是二位先生高尚的人格。邵大箴先生在《卢沉、周思聪文集》序中真情地说到,“卢沉、周思聪夫妇为人和从艺最可贵的品格是真诚。”郎绍君先生在为《卢沉、周思聪画集》作的序言中,特别谈到他们的人格高度与作品高度的统一。人格的立足与定力是决定作品高度的关键。由此我也认识到二位先生的人格力量、朴素精神、社会良知、学术境界、审美体验与审美创造,其作品形式与内涵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珍贵的精神财富。二位先生的言行与责任感是时代的楷模,他们的学问与探索精神是学术界的一面旗帜,二位先生所创造的经典作品如生命一样清澈。
清明时节故事随笔：梨花风起是清明 第5篇
故乡有梨花。此刻，片片洁白在我的思绪里纷纷扬扬;故乡还有我童年的快乐老屋，它是我乡愁的发源地。屋前的梨树、桃树、李树、柿树，无疑都是我那勤劳的爷爷种下的，梨树边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花草拥簇。花草是记忆的种子，长出故乡的春天。春天是岁月的镜子，时常被我掏出来照一照，我看见最多的还是爷爷的模样。爷爷的身影总是忙碌的。穿一件盘扣的白布褂，一条用布带扎着的黑色大脚裤，一双黑色布鞋，是他在我记忆中最清晰最永恒的印象。他那削瘦的肩上，荷着一把锃亮的锄头，那是庄稼地里野草的克星。野草被爷爷制得服服贴贴，不敢露头。而农事活计，也时常把爷爷整得疲惫不堪，我经常用自己的小拳头帮他捶背。爷爷总是微笑着，从未听到他喊累。有时，一根扁担挑着一对箩筐;有时，手里一根草绳，或是一把镰刀。田间地头，他成了土地的主人，庄稼的仆人。清晨，我用小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把带有香气的花放进口袋，用花汁把自己的指甲涂成粉红。我笑问奶奶：“奶奶，你看我美吗?”这时我看见爷爷正忙碌着要出门，我照例问一声：“爷爷，你又出去呀!”爷爷转过身来，用他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脸，拍拍我的小脑袋，咧开嘴笑着，露出两排白牙齿。然后，他大步流星走向他心爱的庄稼地，那么坚定和自信。
太阳高高升起，奶奶念叨着爷爷该回来吃早饭了，残花已被我弄得满地。这时，我远远看见爷爷扛着锄头，从太阳出来的方向归来。我笑着跑向爷爷，他手里拿着采给我的小花。有一次，他带给我几枝食用百合的花，又美又香。我边贪婪地嗅着，边听他说：“这是百合的花，它的茎长在土里，可以做药呢!”多年以后，我每次经过花店都会挑几枝百合花，或白或粉，老板笑问：送谁?我笑而不答。她不知道，百合花于我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我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的，就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即使我忍不住说出来了，那一定是在梦中。世上有种花是回忆的路径。从梨花到百合，每一个逝去亲人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梨花开了又谢。开落之间，我渐渐长大，如男孩般顽皮。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母亲说我应该上学了。爷爷心疼我还年幼说再等一年吧，可终究拗不过我的母亲。在春天的早晨，在爷爷种的梨花树下，我坐在一把小凳子上，咿呀咿呀地读起老师教我的拼音、字词和诗句。当梨花飘落到我身上，我拈着片片梨花冲着爷爷大声朗诵：“爷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爷爷在屋前搓着草绳，笑眯眯望着我：“好好读书，将来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啊!”我瞪大眼睛望着爷爷，不懂得出息的意思，却隐约感觉他是希望我好。有一天，我又在花间自娱自乐，爷爷高兴地呼唤我。原来，他添置了一对新的箩筐，用桐油上了漆，要我写上他的名字，毛笔和墨汁他都买好了。爷爷从小家贫，没读过一天书，不认识字。于是，小学二年级的我，毫不推迟拿起了毛笔，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在箩筐上写下他的名字。等墨汁干了，爷爷将他的箩筐挂在堂屋墙壁上显眼的地方，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看着，仿佛在欣赏一副杰作。我也为自己能帮助爷爷而由衷高兴。爷爷的名字里有一个“清”字。后来，我读小学高年级，尴尬地发现，“清”字的右边“青”字上半部分只有三横我写了四横。我想对爷爷说改正错字可始终没有说，因为不好改了。爷爷依然骄傲地挑着他孙女写错字的箩筐进门，出门。几十年过去了，爷爷的那对箩筐，那上面的错字，清晰如昨。
记忆中的梨花树，给了我无限童年乐趣。无论是拾梨花，爬梨树，还是去摘没有长大成熟的梨子，或是去捉蜻蜓知了，还是去追蝴蝶扑萤火虫。我不知多少次弄花了自己的脸庞，又捕倦了多少个黄昏落日?记得一次和小伙伴们爬梨树比赛，从高高的梨树上毫无畏惧地跳下，“唰”的一声，母亲给我新做的裤子被树枝挂了个大口子，鲜血从膝盖上马上渗出来。奶奶吓坏了，赶紧帮我包扎，并告诉刚从田间回来的爷爷。虽然看出我膝盖上伤口没问题，爷爷还是大发雷霆了，抡起他宽大的巴掌要拍我。可高高举起的手，却始终没有落到我身上。我知道，他只是吓唬我一下，从来没打过我，他是舍不得打我的。事情被母亲知道了，愤怒的她顺手拿起墙角扫帚，朝我劈来，我眼一闭，打算老老实实等待一场痛打。可扫帚没落到我身上，原来，是被爷爷挡住了。爷爷央求母亲不打我，说着我诸多的好话。后来，随父母搬家离开故乡，每当我犯错挨父母罚时，我就不由自主地面对有爷爷的方向，祈祷能躲在他身边接受他的庇护。
搬家后住的院子里也有梨树。花圃里也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总是要在它们面前停留。尤其在春天，下着小雨。我会淋着雨在它们身边漫步。见我头发淋得湿漉漉，母亲责怪我。她不知道，每一个春风拂起，春雨撒落的日子，我是那么强烈地思念爷爷奶奶，还有老屋乘载了我诸多欢乐记忆那树梨花。在高中苦读的日子里，我却不经常想起爷爷奶奶，心中也没有花草树木了。偶尔和父母回去看望他们，他们亲切呼唤我的小名，却将我当着远道而来的贵客招待了。我微笑着回应，心里却隐隐作痛。离开老屋时，爷爷奶奶双双靠在门框上，向我挥手道别:回去听爸妈的话，好好念书，考上大学。以后日子里，我依旧只顾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把他们彻底忘了。当再见到爷爷奶奶，是一个春雨刚过的早晨，屋前的梨树已是枝空花疏，落花成泥了。奶奶已安详地躺在那里，任凭我哭喊，用手摸她的脸，可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温柔地笑着回应我了。奶奶生前总认真问我：“亮崽，我死了，你会哭吗?”那时总不懂她为什么总是这样问我。如今，我才真正体会到生离死别的真正含义。爷爷像一桩木头坐在昏暗的房子里的床沿上，紧闭着眼睛，他不吃不喝，一句话也不说。办完奶奶丧事，空旷的老屋只留下爷爷孤身一人，我们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或学习岗位。可没有奶奶陪伴的爷爷，以后怎么过日子?父母和叔叔劝说爷爷，或者搬来和我们住一起，或者和叔叔住一起。可是怎么劝说他也不肯。他是不想麻烦子女，还是不想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或许两者都存在。或许还有其它什么，我一直没有读懂。
有人说，但凡世间的告别有两种：一种告别是可以再相见，一种告别是永不再见。没有爷爷在身边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想象风烛残年的爷爷，老得会像黑屋子里的一只病猫，亦或是冬天树枝上一片枯叶，亦或根本就是一道时光岁月的影子，孤苦伶仃地守在破旧的老屋里。父亲和叔叔担心老屋年久失修会倒塌，商量拆掉并重建。爷爷舍不得拆掉老屋，无奈搬到老屋旁的小偏屋居住，让父亲和叔叔请人重建新房。那时候，我亦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很长时间不曾看望甚至问及过爷爷，也不知他一个人是怎样的孤独?没过多久的一天，父亲神色凝重，重重叹息：你爷爷昨夜走了，就在那个小偏屋里。等我赶回老家时，已经见不到他了。他没有和我说上一句话就这样和我永别了。想着小时候他对我的疼爱，我哭得天昏地暗。他走了，去寻找奶奶去了。屋前的梨树呵，以后还有谁来给你浇水施肥?还有谁在你树下停留，陪你叶枯叶荣，看你花开花落?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喜欢抬头仰望星空。当满天繁星在我头顶闪烁，记忆自然又回到童年的故乡。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傍晚，太阳下山，酷热已渐渐退去，母亲帮我洗过澡，将我抱到院子里凉床上，就去忙自己的了。爷爷用镰刀把院子周围的杂草割下，堆成一堆，点燃了，给我驱蚊。奶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用蒲扇给我扇风。躺在凉床上，我望着满天的繁星，听奶奶讲牛郎织女，月亮里的嫦娥的故事。我认真数着星星可怎么也数不清，于是问奶奶天上的星星为什么这么多?奶奶说世上好人太多了，他们死了就去了天上，变成了星星，在天上看着亲人。爷爷责备奶奶说：孩子不懂事，不要讲死的事情。他用蒲扇给我扇风，问我有蚊子咬没有，热不热?几乎每个晴朗的夏夜，我在炊烟旁，在数星星，听故事中，在蒲扇扇出凉风下，沉沉睡去。成年后，有时候一个人晚归走夜路，有些胆怯，只要抬头看看满天繁星，就想天上的星星对应地上的人，哪两颗是我的爷爷奶奶化作的呢?一定是那两颗最亮的，在照耀着我前行。他们不曾离去，永远在我们身旁。
春节后，决定带儿子来看我的爷爷奶奶。屋前已然没有了梨树和其它花草的影子，爷爷奶奶也早已是一抔黄土。墓上面野草杂枝丛生，父亲忙着在一旁整理。母亲平静地对儿子说：“你姥爷爷一辈子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养大了六个子女。你姥奶奶温柔贤惠，通情达理，从没让他们的孩子们挨饿受冻，还送他们每个人上学。”这些往事，母亲都是反复讲给我们听过的。爷爷服侍病重的奶奶，直到送走了奶奶，自己宁愿孤单伶仃生活，直至离世。爷爷去世前，没有给任何子女添一点麻烦。离开墓地时，我眼泪如汛期的潮水，汹涌而出。祈祷的队伍中，我一人远走在最前面，怕父母看见我在流泪。回头时，我看见父亲也在频频回头。
经常梦回故乡。梦见爷爷手捧从田野里摘来的各种小花笑着向我走来，梦见梨树下童年的自己听奶奶讲故事，梦见梨花纷纷扬扬…爷爷，如果今晚我还有梦，您和奶奶一定要在梦里。一定要告诉我，您们在那边过得很好。
梨花风起，是清明。
清明时节话养生 第6篇
清明时值暮春，气候多变，且常阴雨绵绵。在人们户外活动频率骤然增加的时候，稍有不慎，即会损体伤身。因此，清明期间，更应注意养生。
注意保暖：清明时节，风和日丽，莺飞草长，柳绿桃红，人们脱去臃肿的冬装，任凭“吹面不寒杨柳风”拂抚全身。然而，在享受轻松与温暖的同时，可别忘了一句俗话：“二、四、八月乱穿衣”。四月气温尚不衡定，仍必须随天气变化而及时增减衣着，如果贪图轻简方便，穿着过于单薄，则易受凉而染疾。
重视防湿：“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不少人都非常耳熟的唐诗，简练而又生动地叙述了清明前后细雨飘飘、连绵不断的情景。正是这些“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大大地增加了空气湿度。医学专家指出，空气湿度过大，能使人困乏无力、心胸郁闷、食欲不振，很不利于健康。因此，此时需视天气情况，加强防湿工作，即晴天时适度开窗，使住处通风；阴天回潮时，要关窗；有条件(如空调等)时，可提升室内温度、除湿，以保持干燥；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防止淋雨。若遭淋雨或运动出汗时，要及时更衣，以防遭寒湿侵袭而致病。
调理饮食：清明是春天里的节日。传统养生学理论认为，“春与肝相应”，意即春季的气候特点与人体肝脏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清明期间的养生保健方法应以调养肝脏为主，以使人体气机通畅，气血和谐。调养肝脏有“养肝”、“清肝”之分。所谓“养肝”，即根据中医养生学所说的“以脏补脏”方法，多吃一些动物肝脏。如肝肾阴虚、视物昏花及夜盲者，可常吃“枸杞猪肝粥”、“猪肝汤”等；所谓“清肝”，即用清泄肝火的方法预防肝气太过或肝火上炎，如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可常吃“芹菜豆腐干”、“木耳炒洋葱”等菜肴。根据清明多雨湿、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饮食宜温，忌油腻生冷之物，可多吃此时盛产的偏温蔬菜，如韭菜、菠菜、大白菜、芹菜、薤头，既芳香鲜嫩，又温胃祛湿，调养脏腑，有益健康。
清明时节雨纷纷 第7篇
清名节习俗
荡秋千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刚谷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扫墓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
插柳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