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义范文

跨文化语义范文（精选12篇）

跨文化语义 第1篇

1 跨文化语义分析

本文选取一则澳大利亚政府公益广告为对象, 进行广告文本跨文化语义分析研究。广告英文标题写到:“…In the forests of Tasmania we protect the tall things…”, 留出一大片空白后, 广告语继续写道:“…and the small things.”文字后有一张憨厚可掬的澳洲沙袋鼠。

1.1 词汇层面语义分析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 ‘tall things’可以指塔斯马尼亚森林中所有的树种。相比之下, “small things”代表了这片土地上各种濒危动物。

一些词汇层面的语义现象如下所示:

For example, the meaning‘tree’contained in the expression ‘tall things’can be treated as a‘superordinate’.例如, ‘tall things’这一短语中所指的‘tree’可以看做是一个‘上位词’ (superordinate) , 因此, ‘tree’这一单词包含有它的下位词, 即各种各样的树。‘animal’一词来源于广告文本中的‘small things’, 包括塔斯马尼亚森林中的各种动物。广告中, ‘tall things’和‘small things’两个短语的翻译也给译者制造了一些难题。如果对这两个短语采取直译的方法, 译文听起来会很别扭和不自然。此外, 在语境中也没有任何意义。‘tall things’直译过来是高东西。利用倒译法, 它的意思是tall stuff。很明显, 直译法未能传达这个短语隐含意义 (语义学意义) 。为避免此类翻译错误, 译者必须意识到原语种文本中的语境意义和涵义。由此, 在此广告文本中, ‘tall things’可以理解为目标语中的‘tall trees’, 而‘small things’可以理解为‘small animals’。

然而, 在作者看来, 译者仍需要对目标语做适当的调整, 以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如目标语中的词语搭配问题。以‘tall trees’为例, 译文1:高树木倒译为:tall trees;译文2:高大的树木Back translation:tall and big trees。很显然, 译文2比译文1听起来更自然地道, 因为在汉语中“高大”通常用来修饰树木。

由此可见, 一种语言形式 (如某个单词或某个句型) 可以用来表达若干个不同意义, 且大多数单词都含有至少两种意思。反之, 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2]。本广告文本中的语义现象有力证明了以上论点。例如, ‘rich’一词在本广告文本中修饰‘forests’一词。然而, 英语中‘rich’一词在不同的句子中含有不同的意思。如:She is very rich.她非常富有 (wealthy, have a lot of money) 。This color is very rich.这种颜色很鲜艳 (strong and attractive) 。His has had a rich life.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 (full of incidents and events)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经常会遇到词汇层面的跨文化意义所带来的挑战。在本广告文本中, ‘rich forests’可译为“丰富的森林资源”, 英文意思为“”。

此外, 本广告文本中至少出现了两对同义词, 就形式而言, 这些词没有任何相像之处, 但由于它们在文本中表达同样的概念, 它们在文本中所表达的意思相同。‘Important changes’and‘significant changes’从文本可以看出, important和significant都用来修饰‘changes’一词, 在此语境中, 这两个词表达同样的意义, 都可以译为“重大的变化”。英语中有许多固定表达方式和固定搭配, 如动词短语和介词短语。这些表达方式经常可以互相替换。

Mona Baker指出原语文本中的一些概念经常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3]。换言之, 一个原语中的单词所表达的概念在目标文化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在此广告文本中, 词汇层面翻译的不对等性也均有体现。

翻译The Styx和the Tarkine (地名) 两个专有名词时译者会遇到一些挑战。由于在目标语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翻译, 译者需要分析文化和语境意义, 以帮助“目标文化”中的“目标读者”更好的理解原语文本。据调查, the Styx指的是the Styx山谷, 包括“三个澳大利亚最高树木自然保护区”-the magnificent Eucalyptus regnan全球最高的开花植物。The Tarkine指的是“大面积低温雨林保护区, 面积为31, 000公顷”[7]。

要把以上两个专有名词转换成目标语, 译者需要采用几种翻译策略。首先, 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 根据语音系统和发音, 可以直接翻译。因此, the Styx可以音译为斯迪克斯, 而the Tarkine可以音译为塔克尼。另外根据语境, 译者可以采用释义翻译策略用来说明这些地方的用途, 同时运用增补技巧, 则The Styx可译为斯迪克斯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 而The Tarkine可译为塔克尼温带雨林区 (cool temperate rainforest area) 。

1.2 语法结构和句法结构差异语义分析

除了词汇层面的语义现象, 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句法构造也会给译者带来挑战。在翻译过程中, 源语和目标语中的语法结构差异经常会导致语言信息的调整和变动[4]。

以本广告文本中的下一句为例:

“Importantly, jobs are protected-and more will be created-by better using our forest resource.”上述句子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结构。被动语态频繁运用于英语各种书面语中, 会带来各种翻译问题。然而, 汉语中不存在‘语态’这一语法范畴, 汉语的被动意义通常由词汇来表达, 而不是谓语动词形式的变化。

made in the target language.The above sentence can be restruc-tured as follows:

Importantly, by better using our forest-jobs are protected-and will be created.

有关词序方面, 目标语中需要作出一些调整才能保证译文的通顺和流畅。以上句子可以重新调整为:Importantly, by better using our forest-jobs are protected-and will be created.一般来讲, 汉语中通常会把副词短语放在句子的开头, 这样译文才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2 结论

总而言之, 文化与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密切相关。从意义上来讲, 译者的角色是“文化协调人”或“文化运营者”。因此, 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译者必须建立高度的文化敏感性。有关广告翻译方面, David Katan指出, 广告文本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5,6,7], 从而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作为一名“文化协调人”, 译者应该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沟通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译者只有了解并熟谙两种不同的文化, 才能够顺利转化特殊文本如广告文本的意义, 缩小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并自由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

摘要：该文以一则澳大利亚政府公益广告为研究对象, 分析广告文本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语义学的重要性, 进一步比较两种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并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广告翻译,文化意识,跨文化语义,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Hewson L, Martin J.Redefining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1.

[2]Larson M L.Meaning-based translation[M].Laham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and 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1984.

[3]Baker M.In other word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

[4]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Hertfordshire:Phoe nix ELT, 1995.

[5]Katan D.Translating Culture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 ing, 1999.

中英色彩文化对比与语义浅谈 第2篇

中英色彩文化对比与语义浅谈

颜色作为一种视觉效果,从理论上讲,人们对它的感知是一致的.但由于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环境、思维定势等因素的影响,颜色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在联想意义或蕴涵意义方面既存在相通之处,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比法对英汉颜色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对于了解英语国家相关的文化知识,对中外文化交流及翻译实践研究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作 者：仲萍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财经学院,青海,西宁,810001刊 名：中国科技博览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年，卷(期)：“”(17)分类号：G0关键词：语言 颜色词 文化内涵 文化差异

论当代文化语境下工笔画的语义转换 第3篇

【关键词】 工笔画；观念；材质；表现手法；语义转换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工笔画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画种之一，依托历史悠久的文脉延续至今，在历代都呈现出它不同的样态。如唐代的盛世瑰丽、宋代的精致独到都折射出工笔画的典雅精致，但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工笔画在文人画兴盛之后逐漸式微，从明清两代到近代工笔画的表现语汇基本是效仿唐宋样式，艺术语言的发展几近穷途末路。看似停滞不前，期间也出现个别有灵性的画家寻求突破工笔画这座程式化堡垒，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星光。可以说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思潮的更替，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化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工笔画的思想观念、材质演变和表现手法被解构、重组和转换，其目的在于寻求符合当代人自身文化语境的表达语境。

一、绘画观念的转换

传统工笔画是通过再现和关照自然的认知方式，来描绘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借物寓意抒情自然的表达方式，是形成统治阶级审美范畴下的一套程序严谨的画学套路，发展到唐宋两代绘画语言完善到极致，奠定了工笔画深厚的审美品格。处在高度发展的工业信息时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高新科技带来的文明和物欲享受，社会时尚流行文化的极度自由开放，不断地改变当代人的生活感官，传统借物寓意、抒情自然的表达方式已逐渐远离喧嚣的城市，传统文化观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消解和转换。虽然工笔画典雅精致的言说方式一直被参照，但对于不断膨胀的城市人来说，传统工笔画的单纯语境已经越来越难以融入当代多元文化的表达氛围。反之，当代人有其自身的文化语境，诉求当代人情感语言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又是建立在工笔画自身的文脉传承及文化土壤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当代工笔的言说方式，可以说绘画观念的转换是当代艺术发展现状的一种观念型表达方式。

绘画观念的转换，是指作者不满足于单纯的传统自然主义审美情怀的工笔套路，试图从关注自我意识，生发新的工笔绘画观念，意图传递个人私性的情感，以此达成当代人的审美情怀，构筑符合当代人视觉感官的工笔画图像。当代新工笔这一路画风，正是借鉴多元渗透的文化语境，转变以往经验性的工笔绘画观念，寻求绘画语言表达的突破，作品更多呈现出新颖独特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当代工笔画家徐累的作品（图1），画面反复出现人们熟悉的马、青花、蝴蝶、鸟笼、帽子、地图、假山、屏风等物象，意图构筑陌生化的图式，营造东方文化的意境和情调，表达一种寓意深刻而非传统常态的静观图像，而完成这一切又是将各种视觉艺术的经典元素融会到宋代工笔画的传统技术里，画面感觉仍旧是传统工笔画的表现技巧，但形式却完全打破旧有工笔画样式，转换为一种当代人审美视角的艺术语境。还有姜吉安的观念性工笔作品，仍借用传统的工笔画语汇，勾线、赋色、晕染等古老技法，但站在他的作品前，会让你觉得完全没有工笔画画种的影子，更多是凸显思想观念呈现和解释作品的内涵和意义，给人一种完全脱离传统工笔画的视觉图式，只有作品视觉的呈现，你只能获悉到作者似乎在表达一种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会触动你的内心，唤醒你的认知方式，让你对工笔画的表达界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彭薇的作品，借用装置艺术的观念，试图把原有平面工笔概念转换成立体装置的空间艺术，她的思路从人体纹身的概念获得，把宣纸裱在人体装置模特上进行绘画，作品虽然运用的是传统中国画材料、技法和题材，但是在视觉呈现上却充满当代艺术的新鲜感，显现出工笔画开放和包容的发展空间。

可以说，用观念先行的思想来表达当下工笔画，越来越受到有学院基础的画家们关注，他们在不抛弃学院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以新观念解释传统美学的画法，诠释当下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和个人的情感表达，强化作品表达的深度和精神实质，寻求以一种新的语义来解释当代的艺术观念，新工笔的态势体现了当代人的文化审美情节，亦是当代人视觉经验下重新转换古典绘画的一种表达方式。

二、工具材质的演进拓宽了艺术语言的表达

材质和载体是作者个人喜好的选择，是个人的审美习惯，特定的媒材产生特定的艺术效果。基于对艺术品质的追求，艺术家会寻求合适的媒材，为实现个人的艺术目的而进行实验材质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平衡，工具与材质的选择是艺术家在表达中的偶然与必然。传统宋画大都是单一的绢本材质，这无形限定了画家的自由表达，所以宋画有很强的时代面貌，而个人艺术主张却不明显。当然宋画在有限的绢本材质也能把工笔画纯粹的表现手法完善到极致，成为经典的典范。但像宋人这种追求品质和极致的精神，也许只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产物，在今天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已无法重复和回归。

当代与过往朝代最大不同的是生产力发达，物质丰富，五花八门的画材层出不穷，新工具、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必然产生许多新的画法，孕育出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定势。媒材既是绘画的载体，又是画家在绘画中所选择与运用的材料，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新制作加工的各种凸显质地的纸张：棉料宣纸、麻纸、草根皮纸等，画家会因纸张的质地而衍生新的表达手法，目的是充分展现和追求与众不同的画面效果，体现出材质肌理的美感与恰当的表现语言，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无疑是当代人比较时尚的一种工笔方式。当然，追求物质感官的同时，重要的还是要有工笔画的韵味和精神内涵，而不是一味直观制作。当代文化交流频繁，也使得艺术家的视域开阔，每个画家都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试用新的材料，而不只停留在传统毛笔的使用基础上，更多会考虑作品的展览方式与功能选择方便的工具，如使用西方绘画的水粉笔、水彩笔、排刷、油画笔、喷枪等。此外，在颜料的使用上，增加了丙烯、水粉、水彩、金银粉及高温结晶仿石色和活性染料等颜料。事实上当代工笔画在材料使用方面，越来越不局限在传统工笔画材质，更多是增加和借鉴其他画种的作画工具。恰到好处的材质表现能给人新鲜的视觉印象，丰富工笔画的表现语言和拓宽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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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绘画媒材造就出不同的艺术表达，如揉纸法、拓印法、贴箔法、打磨法、堆积法、拼贴法、肌理制作等开拓性的试验，给工笔画增加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和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如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苏百均工笔画艺术》，作者大胆打破传统的工笔画材质和技法，把丰富的现代材料结合多种表现手法引入工笔画，使画面色彩斑斓，肌理制作十分丰富，有很浓烈的装饰风格和流动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由此可见，新媒材和新技法的创新运用势必为当代工笔画的表现手法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三、多元的表现手法转换了工笔画的表现视角

中国工笔画要发展就离不开对异质文化的吸取和对西方绘画的借鉴。实际上当代工笔画在表现视角和超现实时空表达的同时，赋予了传统工笔画的现代审美精神及鲜活而陌生的视觉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工笔画的这种转换更多地借鉴于西画的水彩、油画和版画等不同平面艺术的审美范畴，大大丰富了畫面的色彩感；题材上不再单一化；技法上大面积的渲染替代了古典留白，体面感的造型替代了细线双勾设色；画面构图上采用平面构成方式替代了自然形态的折枝程式；在绘画语言上，由本体语言向非本体语言或边缘语言地带转换。显然，当代工笔画的作画方式受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改变了传统工笔画的表现视角。

首先是題材与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笔花鸟和工笔人物，更多选择与当代人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事物入画，如都市的高楼大厦、时尚家居、靓丽的年轻人、高科技产品等，这些接近自己现实生活的题材（图2）。其次是技法语言上，注重个人的生活感受、经验、直觉、甚至梦境的表达，强调作品个性化、符号化的精神指向，逐渐脱离以往传统经验性的表达形式，形成与自己成长经验有关的视觉审美意味，这种思考传统语汇向当代意义的转换，实际上是对传统工笔画表达方式的突破。比如徐华翎的作品（图3），画面完全去掉了工笔画勾线的步骤，保留了染的方法，借用西方写实绘画的一些表现手法与渲染的方法融合在一起，进行西式化造型。她的渲染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渲染，选择在透明的丝绢上渲染她的作品，再借用实物或者图像等其它方式与其重组，若影若现的视觉效果为当代工笔画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隐喻情境。从画面的图式语言上看，她的作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笔，但似乎也不能说她的作品是其它类型的绘画方式，事实上，工笔画不管如何变化出新，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作品既有传统的文化内涵，又有当代艺术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绘画形态呈现出当代艺术的人文景观。最后是图像营造上（图4），进行工笔画本体语言和现代语义结合的尝试，更加明确自身的表达意图和结果，作画的方式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观念主义等影响，采用自我主观的情景虚构组成画面，试图在虚构的图像经验中表达个人化的认识和判断。比如徐累的作品，最早探索图像性的“非固定意义”表达，思考图像寓意和现实的关系。虽然长期坚持用工笔画的传统材料作画，但在图像营造上有个人谨密的观念和典雅的风格，他创造性地融和西方文艺复兴的画法，而又不失中国传统法度，这是因为宋画的端然、超现实主义的奇思、波斯风格的绮丽、庞贝壁画的冷寂可以巧妙地融合为个人化修辞符号，成为另一种现代主义的视觉文本。又如陈林的作品（图5），在继承传统典雅语汇的同时彰显当代文化语境。虽然他的工笔花鸟画严格用勾、填、点、染等传统手法，但版式平面分割的构图方式，让每一只雀鸟都唐突地出现在“错误”的地方，眼神表现出如人的思想精神，传统表现鸟的工笔技法似乎在当代语境中转换成新的视觉呈现。

四、结语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语境，当代工笔画若没有转换成特殊的形式与当代结合，就很难有传承与出新。虽然工笔画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由于文化脉络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已经不可能回到完全传统意义上的工笔画了。因此，当代工笔画只有立足当代文化语境，用当代艺术观念去转换传统模式，或借用传统的某些元素去建构中国式的工笔语汇，让传统文的化资源与当代文化碰撞与融合，直接促成工笔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准确表达。

参考文献：

[1]王志纯.引文文题[G]//中国工笔画学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2]浙江画院工笔画研究所.格物致知-南北工笔画对话学术展高峰论坛论文选[G].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澳门台风名称文化语义考 第4篇

台风是在热带海洋上所发生的低气压———在热带海洋上发生的一种非常猛烈的风暴。从2000年1月1日起, 凡是活跃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台风, 一律使用亚太14个国家 (地区) 共同认可、具有亚太区域特色的一套 (140个) 新名称。目前所使用的西太平洋台风的名称依然很少有灾难的含义, 大多具有文雅、和平之意, 如茉莉、玫瑰、珍珠、莲花、彩云等等, 我国的澳门地区为台风组织选用的11个名字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 大多与当地的珠宝纪念品、植物、动物、特色饮食有关, 它们分别是:珍珠、珊瑚、玛瑙;蝴蝶、画眉、黄蜂;琵琶、莲花、梅花;贝碧嘉、芭玛。澳门地区提供的这些台风名称承载着当地特有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一、澳门台风名称与旅游文化

台风名称“珍珠”、“珊瑚”、“玛瑙”反映了澳门的旅游文化。

珍珠, 是产生于贝壳内的有光泽颗粒, 常用于珠宝首饰中, 在澳门亦用来制作各种纪念品。自古以来, 人们就把珍珠誉为宝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它和其他宝石不同, 不需琢磨, 就是一件漂亮夺目的饰品, 它具有瑰丽的色彩和高雅的气质, 历来被人们喜爱, 熟语“珍珠掺着绿豆卖, 一样价钱也抱屈”就反映出珍珠的珍贵。但是2006年的台风“珍珠”, 在菲律宾, 中国东南部和中国台湾总共造成104人死亡以及12亿美元的损失。这颗“珍珠”绝对就不珍贵了。一般情况下, 对台风的命名按事先制订好的命名表按顺序年复一年地循环使用, 但当某个台风造成特别巨大的灾害, 声名狼藉后, 便将这个台风从现行的命名中删除。所以“珍珠”已经被除名了。

珊瑚, 是由无数细小的海产动物的骨骼积聚而成的。体态玲珑, 色泽鲜艳非常好看。它是一种坚硬的物质, 硬度类似青金石, 常用于制作珠宝首饰。有红、粉红、白、黑等颜色, 以红色为上品, 红珊瑚红艳如火, 古代称“火树”, 主要用于首饰制品 (制成项链、戒指或别针等) , 大的红珊瑚用于雕刻人物、花鸟等工艺品。澳门很多纪念品都用珊瑚做成。

玛瑙, 是一种非常坚硬的呈环状的宝石。有各种颜色, 常用于装饰品中, 澳门的许多纪念品就是用玛瑙制成的。自古以来, 玛瑙就受到人们的欢迎, 古代的“七珍、七宝”之一就是玛瑙。由于纹带美丽, 在出土的玉器中, 常见成串的玛瑙球, 以项饰为多。在珠宝行中有一句口头禅———玛瑙无红一世穷。这说明红色的玛瑙是很珍贵的。

珍珠、珊瑚和玛瑙本身都是珍贵的观赏品和装饰品材料。澳门地区用这些当地拥有的珍贵材料制作成精美的纪念品, 反映出当地发达的旅游文化。当用“珍珠”、“珊瑚”和“玛瑙”等珍贵珠宝命名的台风来临时, 人们在警惕的同时也就不那么惧怕它了。

二、澳门台风名称与特色饮食

“贝碧嘉”和“芭玛”反映了澳门的特色饮食。

民以食为天, 人们每天在关注饮食的同时, 不由得会对用饮食命名的台风同样产生关注。在澳门吃特色风味, 还得数葡国餐。在亚洲城市, 只有澳门保存这么完整的南欧菜肴, 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葡国餐随着葡人进入澳门, 已经400多年历史。饮食文化是相互渗透的, 影响其他民族的同时也会受到影响。澳门于1557年被葡萄牙人租住, 至鸦片战争前夕, 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商业城市。作为中西文化最早的交汇点, 澳门开埠后, 西方的饮食文化随之而来。澳门曾以广府文化为主的饮食特色随历史的变革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逐渐发生变化并带有明显的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特色。

澳门葡国餐厅里的特色食品贝碧嘉, 是一种牛奶布丁。芭玛, 则是一种在火腿中加入鸡肝及蘑菇的食物。澳门当地的饮食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葡萄牙饮食文化的影响, 所以用人们广为喜欢的特色饮食命名肆虐的台风更能够引起普遍的关注。它们都是反映了澳门当地饮食文化的台风名称。使用“贝碧嘉”和“芭玛”这两种澳门人普遍喜爱的食物名称来给粗暴肆虐的台风来命名可以提高人们的防灾抗灾意识。

三、澳门台风名称与动物名称

与动物有关的澳门台风名称有“画眉”与“琵琶”、“蝴蝶”、“黄蜂”。

画眉是最常见的鸣禽, 鸣声洪亮、婉转动听, 并能仿效多种鸟的叫声。头色较深而有黑斑, 具有明显的白色眼圈, 向后延伸呈蛾眉状的眉纹, 故称画眉。澳门地区是画眉鸟喜爱的栖息之地。用农林益鸟画眉的名字作为危害极大的台风的名称, 反映出人们渴望风平浪静的愿望。2001年的台风“画眉”, 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它是最靠近赤道的台风, 危险性很大, 所以被除名。取而代之的是“琵琶”。

琵琶, 是一种在澳门很受欢迎的宠物鱼, 俗称“清道夫”。《文选》晋·左思《吴都赋》中记载:“跃龙腾蛇, 鲛鲻琵琶。”唐·刘渊林注:“琵琶鱼, 无鳞, 形似琵琶, 东海有之。”琵琶鱼来自南美洲, 原产于巴西、委内瑞拉, 别名“魔鬼鱼”、“电光鱼”。琵琶鱼身体扁平, 头很大, 背鳍和胸鳍发达, 还有一条马鞭一样的长尾。从鱼体的背面俯视, 很像一把琵琶, 故称“琵琶鱼”。体色从褐绿色到灰黑色, 各不相同, 体表还具有杂色斑点。尾根与鱼身衔接处长有一排锋利的刺, 刺尖可产生毒液。人们视之为“海上魔鬼”。

而“琵琶”本身是来自西域的借词, 反映生活的借词。在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就有“胡琴琵琶与羌笛”的名句, 折射出琵琶本是西域的乐器名称。其实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 琵是右手向前弹, 琶是右手向后弹。琵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主要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阔、演奏技巧繁多, 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以“琵琶”这一宠物鱼名称为题材形成了“琵琶多于饭甑, 措大多于鲫鱼”的熟语, 这一熟语的出现和普遍运用也从侧面说明了“琵琶”的影响力。澳门地区用宠物鱼来给台风起名, 强烈地反映出人们用喜爱的事物来掩盖不好的东西的心理内涵。

蝴蝶, 也作“胡蝶”。春夏期间, 不同品种的蝴蝶可见于澳门乡间。有的幼虫为植食性, 危害林木与庄稼。有的幼虫吃蚜虫, 是益虫。蝴蝶为典型的昼间活动性昆虫, 有些种类在强光下飞行, 有些则嗜于阴暗处飞行。翅膀的不同颜色和花纹可以达到威吓、警戒或隐蔽的效果。由于翅色绚丽多彩, 往往作为人类的观赏昆虫。在同一地区、不同海拔高度形成了不同湿度环境和不同的植物群落, 也相应形成很多不同的蝴蝶种群。我国的亚热带地区蝴蝶种类丰富, 而澳门地区的蝴蝶种类则更加丰富。所以用蝴蝶这一人们随处可见的美丽昆虫来为嚣张的台风起名, 反映了澳门人热爱大自然, 崇尚大自然的天性。与蝴蝶相关的熟语有“隋堤萤火灭, 县令放蝴蝶”、“黄莺儿扑蝴蝶不着———虚张尾翼”。关于蝴蝶及其熟语, 也反映出蝴蝶是人们熟知并喜爱的昆虫, 用它来命名台风, 多少含有人们希望台风不要太肆虐的美好愿望。

黄蜂, 又称胡蜂, 是一种长有翅膀及黄黑色横间的昆虫。黄蜂的毒液可引起过敏反应, 症状有头晕、头痛、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血压升高等, 严重者嗜睡、全身水肿、少尿、昏迷、溶血、心肌炎、肝炎、急性肾功能衰竭和休克。“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 最毒妇人心”和“黄蜂针毒, 财主心狠”等熟语清晰地记录了黄蜂的毒性。由于黄蜂毒针的这种威力, 所以人们触类旁通, 恐惧台风的到来像恐惧黄蜂一样, 用黄蜂命名台风, 毋庸置疑会引起广泛关注。

“画眉”、“琵琶”、“蝴蝶”、“黄蜂”等台风名称作为澳门文化的符号, 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追求和崇拜, 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随着这些被赋予了新使命的“画眉”、“琵琶”、“蝴蝶”、“黄蜂”的到来, 人们在防御风暴之余, 也感受到人与自然的亲近, 展现了科学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四、澳门台风名称与植物名称

标记植物的台风名称有“莲花”和“梅花”。

莲花, 又叫荷花、碧环、玉环、水芙蓉、鞭蕖、菡萏 (未开的花蕾称菡萏, 已开的花朵称鞭蕖) 、水芝、水华、水芸、水旦等。据《诗经》记载,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即有栽培, 现今在辽宁及浙江均发现过碳化的古莲子, 可见其历史之悠久。《本草纲目》说:“夫莲生卑污, 而洁白自若;南柔而实坚, 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 纱纶内隐, 生于嫩弱, 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 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 令人心欢, 可谓灵根矣!”

莲是最常用作宗教和哲学象征的植物, 曾代表过神圣、女性的美丽纯洁、复活、高雅和太阳。佛教问世后, 佛教徒以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在我国莲花被崇为君子,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 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 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 不与泥同调”、“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之赞。在中国文学里, 与莲相关的诗词歌赋也不计其数。《群芳谱》中说, “凡物先华而后实, 独此华实齐生。百节疏通, 万窍玲珑, 亭亭物华, 出于淤泥而不染, 花中之君子也。”后有周敦颐的《爱莲说》, 把莲和各种类型的人物联系起来, “菊, 花之隐逸者也;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莲, 花之君子者也”, 影响深远。

许多与莲花有关的熟语还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莲有一蒂二花者称并蒂莲, 象征男女好合, 夫妻恩爱。喜联常有“比翼鸟永栖常青树, 并蒂花久开勤俭家”等等。又如藕断丝连, 用于指男女虽然分手, 但情意未绝。莲谐音“廉” (洁) 、“连” (生) , 故有“一品清廉”, “连生贵子”等谐音取意的成语。又如金莲, 据说在公元五世纪, 南齐东昏候“凿金为莲花以帖地, 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因而后人称美人之步为莲步, 又称女子之纤足为金莲。“三寸金莲”就是指妇女裹脚后的小脚。与莲花相关的熟语还有“不戴金莲花, 不得到仙家”、“莲花出于污泥”、“望乡台上打莲花落, 不知死的鬼”等。莲花, 是澳门的市花, 是澳门的象征。在澳门回归之时, 中央政府赠送澳门特区政府一座莲花雕塑。澳门人喜欢莲花绝不仅仅是莲花表面的美丽淡雅, 更多的是偏向其代表着的丰富内涵。用莲花作为台风名称, 足以表明莲花和台风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用莲花来命名台风寄予着人们朴素的愿望, 即让恶劣的台风尽量少带来一些灾难。

梅花, 别名又叫春梅、干枝梅、红绿梅、红梅、绿梅等。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栽培梅花了。

我国古典文化十分重视隐喻和象征, 梅花开在百花之先, 生性耐寒, 独标高格, 它历来象征人们的刚毅精神和崇高品质, 同时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盛开, 向人们传达着春天的信息, 给人带来了春天温暖的感觉。汉民族喜欢梅花, 上至显达, 下至布衣, 几千年来对梅花深爱有加。它历来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叹咏对象, 它也是体现历代文人们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文化载体。

梅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具有强大而普遍的感染力和推动力。梅花象征坚忍不拔, 不屈不挠, 奋勇当先, 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迎雪吐艳, 凌寒飘香, 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畏艰险, 奋勇开拓, 创造了优秀的生活与文明。有人认为, 梅的品格与气节几乎写意了我们“龙的传人”的精神面貌。

梅花冰清玉洁, 纯真高雅, 是冬春之季观赏的重要花卉。国人赏花, 不仅赏花的外表, 更欣赏花中蕴含的人格寓意和精神力量。文学艺术史上, 梅诗、梅画的数量之多, 足以令其他任何一种花卉都望尘莫及。正如宋代诗人陆游的《咏梅花》诗:“当年走马锦城西, 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 青羊宫到浣花溪。”与梅花相关的熟语有“江南见说好溪山, 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 南枝向暖北枝寒”、“掰开竹叶看梅花”、“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不经一度寒彻骨, 怎望梅花扑鼻香”、“不是一番寒彻骨, 那得梅花雪里香”、“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分外香”以及“不是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这些耳熟能详的熟语也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喜爱梅花和它蕴含的高洁坚毅的品质。

汉民族思维有着重形象、重具体的特点。以具体实在、表象可触的客观事物作为心理延伸的基点和有丰富含义的词语的外壳。汉民族对像莲花和梅花一样的富于形象色彩、视觉性强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性。由于形象性强的词语符合汉民族的思维习惯, 它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用它们作为台风的名称, 无疑会达到关注和警醒的效果。

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 千百代人民集体创造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词语的语义“与使用该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密切相关, 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发掘和阐述。”也就是说,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 在无声地记载着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的历史。从澳门台风名称的语义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台风名称中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文化信息。

参考文献

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跨文化语义 第5篇

述谓结构的语义表达特征和潜在语义模式分析

述谓结构的研究和分析旨在展示一个更为具体的语义结构,并通过语义网络的探讨和描述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待世界认知现象的本质和特征.述谓结构中词义的.模式分析涉及矢量的测度、词义的余弦值、词义的邻近词域等,这些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词义的描写和分析使我们更加明确地理解了语义结构描述的意义,并且通过模拟可体验到对事物进行认知的过程.

作 者：蔡碧霞 Cai Bi-xia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温州,325035刊 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9(4)分类号：H313 H314.1关键词：述谓结构 潜在语义空间 模式分析

跨文化语义 第6篇

【关键词】 高中英语 词汇教学 文化导入 语义理解

【中图分类号】 G63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11-001-01

在英语词汇学习中，由于词汇蕴含着不同文化内涵，这就给学生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不知道怎样准确发音与拼写，而是难以得体而准确地运用词汇，无法准确了解特定语境下词语的真正含义。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则需要注重文化导入，让学生在比较与学习中感悟中西文化差异，学会结合上下文等猜测生词词义，理解特定语境中词汇的准确含义，从而提高学生语义理解能力、阅读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把握文化导入因素，了解文化差异

语言承载着文化，而文化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影响语义。所以，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需要适当导入文化知识，而不是脱离文化纯粹分析词汇知识中的语音、句法、语法特点。一般而言，在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内容分为知识文化（如文化艺术、宗教、政治等文化知识）、交际文化（禁忌语、致谢语、问候语等）。如“rain cats and dogs”，意为“下倾盆大雨”，若不了解词汇背后的文化知识，学生会疑惑不解，下雨就下雨，天上怎么可能掉下猫与狗呢？猫与狗又怎么和下雨扯上关系了呢？再如汉语“爱人”一词，有些学生因欠缺交际文化知识，而误用英语“lover”一词。实际上， “lover”意为“情人”，两者意义相差甚远。可见，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文化导入是十分必要的，其具体因素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词汇系统与构成，包括称谓语、招呼语、忌讳语。如与汉语相比，英语亲属称谓词更少，仅仅一个“aunt”则包含了“舅妈，姑妈，姨母，阿姨”等几种关系。在汉语中，“农民”泛指“农业劳动者”，而在英语中则因其不同的文化教育、经济状况，有“peasant”与“farmer”之分。再如有关 “死”的委婉语。在汉语中，古代说“殁、终”，现在通常说“走了、去世了、过世了”等。而英语则为“breathe one’s last”、“be asleep in the Arms of God”、“be at rest”等。

其次，词义冲突与误会。第一、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词语层面意义有所不同。如由于情感观念差异，导致语义褒贬不同。以“狗”这一词汇为例，中英使用语境存在明显的差异，语义理解不尽相同。譬如在汉语词汇中，狗一般是贬义形象，与之相关的习语以贬义居多，如“狼心狗肺”、“丧家之犬”等。但在西方语言中，狗象征着聪明、忠诚等，不含贬义，如“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top dog （位高权重之人）等。第二、由于心理联想差异，词汇的象征意义有所相同。如“red，yellow”等色彩词汇在中西方词汇理解上有所差异。同时，因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产生了独具特点的俚语、典故等。另外，在选用英语词语时，会因语言表达环境与表达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见，要想真正理解语义，则需要将词语融入到社会文化背景中。

二、优选文化导入方法，加深语义理解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若要让学生更好的学习文化知识，克服语义理解障碍，教师还需要讲究文化导入方法。

第一、比较导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因为交际文化因素较为隐蔽，因此本族人常常“习而不察”，所以，只有对比各种语言文化，才能够把握不同的特点，发掘文化差异。所以，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可利用比较导入法，将文化知识穿插到词汇教学中，让学生对照中西方词汇，归纳中西文化差异。

以动物词汇为例，比较中学习文化知识。如英汉语言中可运用不同的动物词语来同样的比喻意义。其中，“牛”和“马”，“狮和虎”则是两组典型例证。在中国，虎是“林中之王”，而在西方国家，这一桂冠则颁给狮子。比如a lion in the way ，意为“拦路虎”；throw feed to the lions，表示“送入虎口”。虽然运用的动物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样。另外，在英汉语言中可运用同一动物词语来表述类似的文化概念。以“rat”为例，汉语词汇中词语，含有贬义，如 “鼠目寸光”等。在英语俚语中，rat指人时喻意和汉语虽有出入，却也包含贬义。如He rats me out.他把我给卖了；I can smell a rat.我觉得事有蹊跷。这样，通过比较学习，可让同学们深刻明白中西方文化差异，准确理解语义，正确使用英语词汇。

第二、直接导入。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直接导入法是文化导入的常用方式。即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对那些易于产生误解或有理解难度的英语词语，教师可适当分析词语文化背景，如通过图片呈现，或分析语素义，或叙述故事，让学生了解词源等，从而帮助学生加深语义理解。

比如英语词语“spaghetti junction”（多层式立交桥、复式公路枢纽），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语义，教师可简单穿插有关文化背景知识，分析词源： “Spaghetti”表示“意大利式细面条”。该词汇最初来自意大利语中的“spago”，意为“一条线”，而当很多条线相互交织时略显杂乱，所以“spaghetti junction”引申成多层式立交桥或复式公路枢纽。

另外，还有影像欣赏法。即播放有关英语影视，给学生视觉与听觉刺激，让学生在具体场景中感受西方风土人情与文化知识，学习更地道的英语语言。

“狗”词语语义和文化的汉英对比 第7篇

1 有关“狗”的表达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

中国汉语有关狗的表达很多, 其语义内涵也很多样, 这些习语中人们对于狗的感情色彩也是变化多样。总的说来中国人对于狗的感情色彩多是消极的, 人们常用带“狗”字的词语来形容坏人和鄙夷的事情, 例如:狗腿子、狐朋狗友、狗汉奸、狗奴才、狗娘养的等。虽然汉语中褒扬狗忠诚特性的说辞同样存在, 但总的来说不及消极的内涵意义多, 比如“效犬马之劳”、“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等。

在汉民族传统的意识当中, 狗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动物, 因此与狗相关的习语也多用来指代坏人坏事。如“狗头军师”指的就是爱出主意而又不高明、阴险狡诈的人;“狗皮膏药”指代假货;“狗仗人势”形容借权势欺凌弱小;“狗急跳墙”比喻人走投无路时不顾一切采取极端的行为;“狗眼看人低”形容高傲自大、眼光短浅;“狗改不了吃屎”也是贬义词比喻恶性难改;“狗嘴吐不出象牙”讽刺坏人没有实话或是只有脏话;“狗咬狗”形容坏人互相攻击;“狗脸不长毛”比喻翻脸不认人;“狗血喷头”形容言辞刻毒;“走狗”比喻谄媚或阿谀奉承的人;“落水狗”比喻失势的人;“狗东西”、“疯狗”、“狗崽子”等也用来辱骂人。不难看出, 汉语文化中有关狗的熟语多被赋予消极的情感, 这主要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狗的刻板影响和主观定位造成的。由于汉民族对狗的特殊认知, 因此汉语言中有关狗的表达大多蕴含消极意义。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狗又被赋予了健康的象征意义。《礼记》中说到狗是“至阳之物”, 食狗肉可以壮阳气。中国古代祭祀也常用牛、羊、猪或鸡, 而不用狗。因此在中国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 有些刚出生的男孩的小名就会被叫做大狗、二狗、狗娃、狗儿等, 他们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像狗一样生命顽强、健康长大。同时在中国封建迷信中, 为有别于天子或是皇室成员, 一般认为鄙夷的名字可以避免邪魔的侵扰得以使孩子长寿。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们喜欢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来显示自谦, 用“效犬马之劳”来表达衷心或是以显他人尊贵身份。

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各方面不断地发展, 人们对于狗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今天的狗不再以屎为生, 狗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善待, 人们也不断认识到狗身上的“忠诚”、“乖巧”以及其他的作用。然而在中国语言文化中, 带“狗”字的俗语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内涵意义, 人们也依旧习惯用到这些俗语, 这是语言历时性的特点。

2“dog”在英语中的比喻意义

由于东西方认知差异, 对狗的感情态度也很不相同。在西方传统意识中, 狗的特点是“忠厚、勤劳、伙伴”, 因此便有“像狗忠诚”、“像狗辛劳”等话语。曾经有个美国女人讽刺她的求爱者说到“I like a dog more than a husband” (相比如丈夫, 我更喜欢狗) , 从这就可看出西方女人特别喜爱狗。2

英国人将狗视为好伙伴, 所以谚语中有“Love me, love my dogs”, 直译是“如果爱我, 那也爱我的狗”, 这就像中文成语“爱屋及乌”。英国人也喜欢将幸运的人比作狗, “lucky dog”意译为“幸运儿”。“The dog has his day”也意为“每个人都会有幸运的时候”, 不难看出狗的特殊含义。

英美国家的人在日常交流中也习惯用狗作比喻, 如用“clever dogs”指有智慧的人, “dead dogs”比喻做不了什么事的人, “dirty dogs”指的是不正经的坏人, “jolly dogs”指的是快乐或有趣的朋友, “lazy dogs”指的是懒惰的人。这些英语习语都是用形容词加“dog”来形容不同的人。

英语短语“old dogs”与汉语“老狗”意义截然不同, 汉语中“老狗”是对别人不尊重辱骂的话, 而英语“old dog”却指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或“阅历十足有智慧的人”, 好比如“老手”。例如:“An old dog will not learn something new.”指的是“老人很难学会新鲜事物”;“An old dog will not change his way of barking.”指“老人一般不容易改掉老习惯”;“If an old dog barks, he gives real speech.”指“真正有阅历的人说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这就像是汉语中“不听老人言”中的“老人言”以及“老马识途”中的“老马”。2显然英汉互译时, “old dog”译为“老狗”是完全错误的。

另外英语中“dog eats dog”与汉语的“狗咬狗”结构相似却意义不一。“狗咬狗”在中文中指恶势力相互斗争, 而英文中“dog eats dog”指的是十分激烈的相互“竞争”, 包括企业公司间的竞争和体育运动以及其他各类竞争, 例如“You have to use your will-power to survive the dog-eat-dog in big company.”就该译为“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大企业竞争之中生存下来”。

在汉英互译时“落水狗”不该译成“a dog falling into water”, 把“丧家犬”也不能译为“a homeless dog”, 中文中的贬义翻译成英文就用不了狗这个意象, 若翻译成那样, 英国人可能认为是可怜的狗。同样英语中用“dog”狗也可来唾弃, 只不过极少数情况如此, 比如“you dog”, 但总的说来狗绝不是令人讨厌的动物。英美文化中人们同情狗的辛劳, “live a dog’s life”形容“过着辛苦的生活”, 好比汉语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可见英语中指“dog”的勤劳类似汉语中的牛和马。再如汉译“It is better to be the head of the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如果直译为“甘愿做狗头也不做狮尾”就不能正确表达狗的褒贬含义, “狗头”在汉语中是贬义词但英语中却是褒义, 所以进行形象转化便可译为“宁做鸡头, 不做凤尾”或“宁为鸡头, 勿为牛后”。

3 汉英“狗”词语语义的异同

1) 汉英“狗”词语语义的差异

一方面汉英“狗”的词义存在不对等。词义不对等指的是英汉语言中互缺对等词。3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域因素以及不同政治环境, 因此部分有关“狗”的习语在中英文中很难找到相等的对等词。例如汉语中的“狗腿子”、“狗皮膏药”、“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等在英文中找不到对等的词语。英语中“the Dog”意为长途汽车的意思, 显然中文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和狗相关的词语来表达这种意思。

另一方面部分英汉“狗”熟语在词义上有词义矛盾。词义矛盾指的是语义上相互对立, 情感褒贬相反。英汉中“狗”语义上情感褒贬不一样, 英语中多褒义, 汉语中几乎贬义。这是明显的关于“狗”词语的意义和文化上的冲突。例如英文中“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lucky dog” (幸运儿) 、“top dog” (最重要的人) 都可以看出狗在英语国家人们心中的地位, 这与汉语中表达的语义大有不同。同样汉语中诸多与狗相关的熟语表达的内涵意义也与英文语义相冲突, 例如“狗屁不通” (absurd;rubbish) 、“狗崽子” (son of a bitch) 、“狗杂种” (bastard) 、“狗胆包天” (monstrous audacity) 。

2) 汉英“狗”词语语义的共同点

英汉“狗”词语基本词义相互对应。词义的基本对应是指词语在具体认知上以及使用范围上保持基本相同。英语“dog”对应中文狗, “Barking dogs will bite people.” (会叫的狗一般不咬人) 中的“dog”。这种语义上的一致性来自于人们对客观世界同一的生活经验和认识。

另外英汉“狗”词语存在词义并行的共同点。词义并行表示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概念或物体, 但表达形式不等。5在互译时, 虽然不能直接翻译, 但根据中英词汇特点, 一般可以采用“并行法”, 即用外在形式不一样但内涵意义相同的译文来表达原文。比如:英文中“dog eats dog” (狗吃狗) 可翻译为“大鱼吃小鱼”, 中文中“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可译为“to live a dog’s life” (过着狗的生活) 。

4 汉英“狗”词语语义差异的原因分析

1) 汉英“狗”词语语义差异的原因

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形式和载体, 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东西方认知视角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历史典故的不同造成了英汉“狗”词语语义对应上的差异。

认知视角的差异。自古东西方对待狗这一动物的传统态度和感受就不一样。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养狗是为了帮助打猎、守门, 而西方人养狗常常是用来陪伴自己。鉴于狗的自身生活特点, 中国人通常认为狗是低贱肮脏的, 便用它形容坏人坏事。而西方人感情上亲近狗, 视狗为亲人朋友, 甚至用“he/she”来代指狗。

宗教信仰的不同。汉民族自古信奉佛教和道教, 于是一些词汇也便来自于佛经和道教的典籍, 例如“狗急跳墙”来自于佛教;“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也是来于道教。而英美国家信奉基督教等宗教, 部分语言也受其影响。在《圣经》中“go to the dogs”比喻“灭亡和衰落”;“The dog starts to begin his vomit.”字面意思是“狗又吐了”, 实际用来形容罪犯又开始犯罪。

历史典故不同。汉英语言中都有许多带有历史典故的词, 与狗相关的典故词语也同样存在。例如常见的“rain dogs and cats”便来自北欧神话, 神话中说“dog”和“wolf”象征着“风”、“cat”象征着“雨”, 所以英文中“dogs and cats”就用来表达“狂风暴雨”。而汉语言熟语“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典故。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汉英“狗”词语语义的对比分析比较, 可以看出汉英“狗”词语语义的相同和不同是由于长期的文化认识以及表达习惯等多因素造成的。对于这些异同的分析对比学习有助于我们对于汉英语言的学习理解和运用, 同时对于“狗”字的英汉互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罗颐.狗年话“dog”的词义[J].中国科技翻译, 1994 (3) :61.

[2]陈伟.英汉词汇中“狗”所包含的文化差异[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1 (1) :80.

[3]陈文伯.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A Comparative Study[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

跨文化语义 第8篇

语义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 它是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所表示出来的内容。语言中各种语言单位所表示的意义统称为语义, 诸如词素的词义、词的意义、词组的意义乃至句子的意义。而语言中的各种单位, 包括其构成成分的意义和各成分之间所反映的结构关系的意义也都称之为语义。但本研究仅探讨与词相关的语义。

谈及语义必定涉及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又为lexical field) 问题。语义场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 (王今铮等1986:446) 认为, 任何语言的意义都是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由若干个语义场构成。所谓语义场, 就是以某一概念的语义为核心, 同其他与之有联系的语义所形成的语义范围。实际上, 语义场是按照概念体系划分出来的概念的系列。同属一个系列的词都从属于一个较大的类概念。于是, 由一个大的类概念包含的许多属概念或具体概念所构成的系列称作语义场, 如所有表示家具的词形成家具词语义场, 表示颜色的词形成颜色词语义场等。

在语音、语法、语义 (词汇) 语言三要素中, 语义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 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发生、发展、形成、传承的全过程。因此, “每一个词都是语言学的微观世界, 都是文献、文化的缩影” (冯天瑜等2007:75) 。同时, 民族语言的发展历史、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社会习惯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等又制约、影响语义。

相应地, 语义分割 (又为语义分类) 细度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如一种文化中有的词语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缺失;一种文化中的概括性表达在另一种文化中却被分割成许多词语来描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词语, 他们对“雪”这一概念的分割多达22种 (蔡基刚2008:275) 。然而, 汉语中的“雪”与英语中的“snow”及法语中的“neigh”却表达相同的概念。究其原因, 爱斯基摩人终日生活在雪的环境中———住雪屋 (igloo) , 穿雪鞋, 用雪橇运输。显然, 雪已成为爱斯基摩人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 一种文化中受到高度关注的事物, 语义分割必然细化, 类义词多;反之亦然。

对语义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和研究 (蔡基刚2008;张再红2010;Leech1981;Palmer 1981等) 已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然而, 就语义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英语词语搭配习得有何教学上的启示这一论题探讨得不够深入。鉴于语义是词语搭配的基础, 同时, 词语搭配又受语言发展历史、地理位置、文化习俗、社会习惯、思维方式、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等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笔者认为, 研究和探讨语义分割细度的文化成因对习得英语词语搭配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更具有广泛的教学实践意义。英语学习者不仅能够习得词语搭配, 更能深入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义。

二、文化成因

(一) 英语发展历史

英语词汇语义分割细度与英语发展历史息息相关。迄今为止, 英语为世界上词汇量最庞大的语言, 这是英语从其他语言中大量借词的结果。早在公元7世纪, 由于宗教原因, 英语里就已出现了第一批与宗教有关的拉丁借词如church, bishop, Caesar等。随后, 从英吉利人改奉基督教到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这五个世纪中, 拉丁词更是源源不断地渗入英语。此时, 除了与基督教相关的词汇外, 还包括涉及人生各方面的词汇, 如cowl, purse, press, chess, pear, lily, palm等。公元1066年, 诺曼底征服英格兰为英语带来大批法语借词, 如to save, to travel, medicine, tragedy, comedy等。大量法语词早已成为英语的核心词汇。在当时的英国, 讲法语不仅是一种时尚, 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一个人除非会点法语, 否则人家会看不起他的” (莫塞1990:50) 。另外, 英语和法语组成的词语更是今天一直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写作技巧, 如first and foremost, heart and soul, ask and demand等。到了16世纪, 欧洲的文艺复兴再次使大批抽象或学术性拉丁希腊词语进入英语, 而这一次, 拉丁希腊词语保持其地道的拉丁或希腊语的形式, 如拉丁语的genius, area, exit, series;希腊语的dilemma, dogma, climax, crisis等。除了主要从法语和拉丁语借入大量词汇外, 在英语里几乎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语言的借词, 如斯堪的纳维亚语的sister, window;德语的noodle, zither;西班牙语的cargo, cigar;汉语的kowtow, ginseng;日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俄语等, 不一而足。

Palmer (1981:88) 曾指出:“英语同义词特别丰富是有历史原因的, 英语词汇有两个来源, 一是盎格鲁-撒克逊语, 一是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换句话说, 英语中很多词至少有三个同义词, 分别来自法语、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 如形容词holy (神圣的) 来自盎格鲁, sacred来自法语, consecrated来自拉丁语。动词ask (询问) 来自盎格鲁语;question来自法语;interrogate来自拉丁语。名词fear (恐惧) 来自盎格鲁语;terror来自法语;trepidation来自拉丁语。英语里, 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为其词汇的核心, 而法语、拉丁语大量存在于这三类词中。显然, 法语、拉丁语早已与英语相交融。

(二) 岛国的地理位置

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中, 词汇语义分割细度与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自然环境的特点和状况会真实、完全地反映在一个民族的词汇中。英国位于大西洋的大不列颠岛, 与欧洲大陆相望。岛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水密不可分。有水必然有鱼, 因此鱼在英国民族文化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应地, 英语里与鱼相关的词语异常丰富、类义词多、语义分割细化, 仅关于鱼类名称就多达51个。除常用词fish (鱼) , eel (鳝鱼) , goldfish (金鱼) 外, 还有brill (菱鲆鱼) , catfish (鲶鱼) , flounder (鲽鱼) 等次用词。每一类鱼大多用单纯词表达 (汉语除了“鱼”, 其他鱼的相关表达都是复合词) , 有些鱼类甚至有几个同义词, 如比目鱼dab, turbot, flat fish;草鱼grass carp, Chinese ide;带鱼hairtail, cutlass;胖头鱼big head, variegated carp;银鱼ice fish, whitebait, salangid等。其次, 与鱼相关的短语、谚语十分丰富、细化, 可指人、指事或英语文化的方方面面, 例如a big fish大人物;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 (喻人) 不要班门弄斧;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 (喻人) 好鱼居水底;英语Drink like a fish在汉语里则为“牛饮” (汉民族以农耕为主, 而在不发达时期, 耕地离不开牛、马) 。

同样, 岛国的地理位置也使英语具有十分丰富和分割细化入微的关于船的词汇语义场。除了普通词汇如boat (小船) , craft (船) , barge (平底运货船) 外, 也有galley (古希腊或古罗马由奴隶划桨的长帆船) , frigate (护卫舰) , pontoon (支撑浮桥的) 浮舟等77个单纯词。然而, 在汉语里, 除了“船”一个单纯词外, 其他表达这一概念的都是复合词。

(三) 民族文化成因

1. 理性思维模式

英民族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抗争中, 逐渐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杨元刚 (2008:256) 认为:“讲英语的民族崇尚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模式。自古希腊起, 西方人认识和把握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抽象的逻辑思维, ‘分析学’被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 因此, 非常注重实证和分析, 长此以往, 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英语民族重逻辑、重推理、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则表现为用词精准、词汇语义分割细化和一词一物性。例如, 汉语的“红”可为“红星, 红茶, 红眼, 红运, 红头文件, 红利股”等。英语则充分显示出用词的一词一物性, 如red star (红星) , black tea (红茶) , blood-shot eye (红眼) , good luck (红运) , official document (红头文件) , bonus stock (红利股) 等。汉语一个“红”对应英语有red, black, bloodshot, good, official, bonus等不同的词。

2.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

科技高度发展与语义分割细度成正比。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早已使英、美等国成为汽车王国。对英美人而言, 汽车不仅仅是普通的交通工具, 还是驾车人身份、社会地位的象征, 更是人们的最爱, 甚至享有像人一样的身份、地位和昵称。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在语言中, 在英语里表现为汽车语义场大、词汇多、语义分割细化。除普通词汇car (小汽车) 、truck (卡车) 、coach (长途公共汽车) 外, 更有coupe (双门小轿车) 、sedan (小轿车) 、convertible (折蓬轿车) 等66个表示车辆的单纯词。其中, 仅car一词就有23个同义词, 汽车语义分类细, 类义词丰富成为必然。正如奈达 (引自谭载喜1999:171) 所讲,

任一语义域中词语数量的多少与语词分类的复杂程度, 通常取决于: (1) 特定文化的焦点是什么, 如在工业发达的国家, 科技词汇多而分类细致; (2) 特定文化内部各个小范畴的焦点是什么。如植物学家可有许多关于植物的表达法, 分类非常精细;而巫医或哲学家在这一方面的表达就相对地缺乏。相反, 巫医和哲学家在他们各自的行业里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语言表达法。

3. 民俗文化

英美人对狗的钟爱明显超出其他国家。在其文化中,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有的英美家庭甚至把狗视为家庭成员, 有名字, 有昵称, 与主人同桌进食, 有独立居住的小房子, 甚至在私家车里设有专座, 狗几乎可以享受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待遇, 他们对狗的钟爱程度可见一斑。这种民俗文化反映在语言上, 表现为语义场大、词语多、分类细。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dog (狗) , bitch (母狗) , pup (小狗) , 还有cocker (猎用小猎狗) , collie (柯利牧羊犬) , whelp (幼犬) 等43个独立词。与狗相关的短语、格言、谚语数目众多, 常常以狗喻人, 如Every dog has his day. (喻人) (风水轮流转) ;a lucky dog (幸运儿) 等。

三、文化成因与英语词语搭配

叶蜚声和徐通锵 (1991:61) 认为:“词汇差异是语言差异的最直接体现,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 是语言大系统赖以生存的支柱, 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涉及的面亦最为广泛。”不同的民族文化制约、影响着词汇语义分割细度, 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语义是词语搭配的基础和关键。而语义分割细度又制约、决定词语如何组合、如何搭配。因此, 词语搭配受民族文化制约和影响, 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这也是词语搭配成为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的难点与盲点的主要原因。正如Scrivener (1994:73) 所言, “词汇是活在自己语言中的, 尽管词典可以介绍一个单词的一定意义, 但它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词在自己语言中使用的真谛 (诀窍) ”。

(一) 同义词与词语搭配

同义词 (synonym) 是指在意义上与另一个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词。语言中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很少。大部分同义词是一个义项或几个义项与其他一个或多个词相同。尽管同义词意义相近, 但由于词的来源不同或意义有细微差别, 他们的搭配 (广义上的搭配) 通常不同。由于英语发展史原因, 英语有大量的同义词。通过搭配来辨析同义词不失为词汇教学中一种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1. 不同来源的同义词尽管意义相同, 但搭配各异。

例如, ask (盎格鲁) 和interrogate (拉丁语) 都有“询问, 问”之意, 但ask可与question搭配, 即ask a question;而interrogate则不然, 但可表达为interrogate sb. (类链接或语法搭配) 。又如, hug (盎格鲁) 与embrace (法语) 都有“紧抱, 拥抱”之意, 二者都可用于hug (embrace) sb., 但只有embrace可与抽象意义的名词组成v.+n.搭配, 即embrace the concept (the cause, the idea, the faith, the future) , 而hug无此搭配。通过搭配来辨析不同来源的同义词比纯理论上的对比与探讨更实际、更简单易行, 并能给学习者以深刻印象。

2. 不同来源的同义词语体不同。

来源于盎格鲁的词汇多用于口语等非正式文体中, 尤其是短语动词, 数量多, 语义广, 搭配能力强。这些短语“与最常用的动词结合, 英语在语义构成方面达到了无可比拟的丰富” (莫塞, 1990:159) 。例如, take in有多达9个义项, 而与之同义的单纯词deceive (法语) 一般只用于deceive sb. (语法搭配) 。来自法语的词汇多用于正式文体, 而拉丁语源词汇则多用于科学、技术和宗教领域。

(二) 下义词与词语搭配

英语发展史、地理位置、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不仅使英语拥有大量同义词, 而且使英语有丰富细化的下义词。下义词大量存在是社会生活和交际的需要。根据语言经济性原则, 有需要才有可能去命名。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 下义词将越来越丰富。例如汉语“你乘车来的?”一句中, “车”这个上义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词。vehicle指“车辆, 交通工具”, 但它不能用于by vehicle这个prep.+n.的搭配中, 在英语里一定要交代清楚所乘车辆。英语各种车辆词汇丰富, 语义分割细化, 如“Do you come by bus (by taxi...) ”。这里不仅要进行语码转换, 更需要思维转换。倘若认为汉语的“车”正好与英语的vehicle同义, 便脱口而出“Do you come by vehicle?”将大错特错。因此, 在进行英汉词语搭配对比教学时, 要把造成词汇现状的文化因素加以考虑, 避免出错。再如, 汉语“你吃饭了吗?”如不进行语码转换、更主要的是思维转换, 若直译为“Do you have your meal?”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英语里, 尽管meal意为“饭, 一顿饭”, 但用在“吃饭”这个v.+n.组合里就要用下义词Do you have your lunch (breakfast...) ?

(三) 一词一物性与词语搭配

讲英语的民族重逻辑、重推理、重分析, 而说汉语的民族重整体、重意合、重直感, 这些都是文化因素使然。反映在语言上, 便表现为英语用词具体、精准、一词一物;而汉语则笼统、概括。例如, 汉语动词“开”, 可与名词搭配为“开门、开电视、开拖拉机、开会、开工厂、开支票、开除”等。英语则需answer the door (开门) , turn on the TV (开电视) , drive a tractor (开拖拉机) , attend a meeting (开会) , set up a factory (开工厂) , write out a check (开支票) , fire a worker (开除) 等。可见, 汉语中的“开”对应英语中的“answer, turn on, drive, attend, set up, write out和fire”7个具体动词。又如, 汉语形容词“生”有如下名词搭配, “生水、生手、生丝、生柿子、生石灰、生字”等;英语中则有unboiled water (生水) , a green hand (生手) , raw silk (生丝) , unripe persimmon (生柿子) , quick lime (生石灰) , new word (生字) 。英语用词精准、具体可见一斑。

四、结语

邓炎昌和刘润清 (1989:159) 认为:“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 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将文化因素引入英语词汇教学中来, 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在深入了解英语词汇语义分割细度的文化成因的基础上, 再进行英汉词语搭配对比教学, 将有助于学生轻松、正确地习得词语搭配。

摘要：语言与文化双生双息——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是文化的管窥、镜像, 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发生、发展和传承的全过程;同时, 文化又制约、影响着语言。语言是词的语言, 词汇的语义是语言中最重要的部分, 语义分割细度受文化影响与制约。语义是词语搭配的基础和关键, 而词语搭配既体现鲜明的词汇文化特征, 但也是词汇习得的瓶颈。本文拟通过探讨英语的发展历史、地理位置、民族思维方式、科学技术发展、民俗文化等文化因素与语义分割细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建议将文化因素引进英语词汇教学, 从而促进词语搭配习得的正确理解与接受。

关键词：语义,分割细度,文化成因,词语搭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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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炎昌, 刘润清.1989.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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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塞, 费尔南得.1990.英语简史[M].水天同, 刘世沐, 金国芬,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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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 F.1981.Seman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跨文化语义 第9篇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徽设计,符号性,语义性

1标志图形的符号

1. 1标志图形设计是符号性思维过程

人们在观看事物的时候,无论是物体还是图形,在生理上会有一种简化的选择性和完形性,而心理上又会对事物产生概念化处理,以至产生一种抽象的,符号化的图形,并赋予其特殊的含义。也就是说,人们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标志图形设计,是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是广义语言的一部分。因此,标志图形设计本身就是图形符号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它又是以图形符号的方式、图形符号的原理为依据与手段的。由此可见,对图形符号运用的合理与准确,对于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来说,是相当重要了。

1. 2标志图形设计是对符号性语言的准确运用

标志图形设计本身是图形符号的表达方式,设计者借它向受众传达被设计主体的信息并形象的达到信息沟通的目的; 也就是说,受众也正是通过观看设计者所设计的标志图形,加上自身经验,最终了解设计者所希望表达的主体的信息和形象。显而易见,作为信息载体的标志图形作品,充当着设计主体的信息和形象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所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受众准确、快速、有效的接受与认知,是这个标志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正是由设计者在设计思维过程中对图形符号的挑选、组合、转换、再把握的准确有效程度所决定的。

1. 3标志图形设计是图形符号性不断深入的过程

(1) 标志的图像符号 ( ICON)。图像符号是通过模拟对象或与对象的相似而构成的。是复现了形象的部分视觉信息,利用不同形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信息与含义,观者在信息解读中再建图像符号的意义。如风景画,就是某地风景的图像符号,人们对它具有直觉的感知,通过图像的相似就可以辨认出来。

(2) 标志的指示符号 (INDEX)。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人们通过指示符号辨识符号的指涉,它简略的图式具有直观的特性。它是群体视界约定的结果。如交通标志,就是道路交通的指示符号,而 “门”则是建筑物出口的指示符号。

(3) 标志的象征符号 (SYMBOL)。被视作含蓄的表意符号。它将所指转化意指,它所指涉的对象与符号之间有性质上的相似性,但无形式上的相似性。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即社会习俗。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的红色金石印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象征。

标志图形符号的这三种类型是图形符号性逐次深化的三个层次,一个由标志图像符号到标志指示符号再到标志象征符号,其程度不断深化,信息含量更加广泛。红色金石印的形象,出现在书画作品上时,无疑它只是书画作品落款的符号,向受众者传达的信息只是此书画作品的基本信息。此时,它是作为图像符号出现; 大家都知道金石印是中国书画落款的形式也是商业或民间诚信的表现,具有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图形特征,因此,如果它出现在展览海报或是商业或民间信函中时,它是作为指示符号出现的,传达的信息为 “此展览是有关中国书画的或此函是很有诚信和正式的”; 当这个形象再次出现,组成了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标志时,它不再具有上述二者的含义,而是代表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的信息意念。此时,它含义的表达的准确有效无可挑剔,而这正是它由单纯的标志图像符号经由其内在因果关系变为标志指示符号,再由长时间多个人对其的感受联想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飞跃为标志象征符号的过程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为了使思想感情的信息更有效准确的传达,需要一个符号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标志设计作品中,标志图形符号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是用不同视觉元素传达不同的信息,对标志图形符号系统进行图形创意和整体的筹划。标志图形符号性侧重于直观的视觉特性,通过形象元素的组合关系展示标志图形符号的语义性。正如法国新托马斯派哲学家马里坦·迪利所言 “没有什么问题像与符号有关问题那样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如此复杂如此基本的了,符号与人类知识和生活的整个领域有关,它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就像物理自然界中的运动一样。”

2标志设计的文化语义

2. 1 北京奥运会会徽选择

北京奥运会会徽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印章 (肖形印)。中国篆刻艺术有悠久的传统,最早的篆刻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印是一种授权,也是一种职责,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约定,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郑重的承诺。印是诚信的象征。北京奥运会会徽既富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极为鲜明浓郁的中国特色,又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与人”的深刻主题和四海欢腾五洲同庆的热烈的狂欢气氛。作为标志设计的主体图案,这是奥林匹克会徽设计的一大突破与创新。

2. 2北京奥运会会徽主体图案基准颜色

北京奥运会会徽主体图案基准颜色选择了中国传统的喜庆颜色———红色。红色一直是中国传统篆刻艺术的本色,本色当行,红色又是喜庆热烈、激情洋溢的中国色。 它是中国庆典的盛节之色,万民欢乐的喜悦之色。普天同庆,当红不让。红色的东方之光将燃起所有人心中的圣火: 和平、友谊、平等、自由、光明、幸福和快乐。

2. 3北京奥运会会徽下部含义

会徽下部以中国书法写成的富有汉简古意的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寓意深刻,以毛笔篆写的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也许是富有后现代精神的一次文化探险。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以古老的汉代书简的书写方式,稚拙而生动有趣,古朴而又极富现代气息,放任而有自然天成,涵蕴无穷。它们与奥运五环一起, 展现了奥林匹克主义和平、和谐、和爱、和美的新境界。

3结论

跨文化语义 第10篇

一、羌族传统纹饰的类型

羌族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很多纹饰符号,体现在诸如刺绣、服装、建筑、器物、装饰品等多个方面。羌族传统装饰纹样的历史相当悠久,造型与构成方式灵活多样,色彩基本以白色、蓝色、红色、黄色、黑色的相互搭配为主。按纹饰的构成方式可分为独立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应纹样;从表现主题来分,则可以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和抽象纹样三种类型。动物纹样在羌人的纹样装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最突出的形式就是羊角纹。羊在羌文化中地位极高,是羌族的图腾符号。除了羊以外,龙、凤、猴、牛、虎、狗、孔雀、鸳鸯、 鸡、燕子、鱼、蝴蝶等动物也经常成为羌人的装饰纹样主题。 这些纹饰有的比较直观,有的则较为抽象,但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寓意。

植物纹样的题材主要包括杜鹃花、桃花、菊花、牡丹花、 荷花、石榴、金瓜、玉米、藤蔓等,其中杜鹃花是最为重要的表现题材。羌族把杜鹃花又叫做羊角花,并以此为母题创造了很多的组合与变形形式,折射出羌族早期的游牧文化心理。此外,荷花、石榴花等从汉民族文化中传入的纹样也在羌族地区有较多的表现,体现了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抽象纹样在羌族纹饰系统也是相当重要的类型,羌族地区常见的抽象纹样主要有水波纹、旋涡纹、回字纹、十字纹、 万字纹、寿字纹、火纹、云纹、日月星辰纹、如意纹、狗牙纹、 元宝纹、钱币纹等。这当中一部分是从具象形态抽象简化而来的,如云纹、火纹等;另一部分是比较纯粹的几何纹样, 如漩涡纹、十字纹等;还有一些是从周围的汉、藏文化区域传入的纹样,如寿字纹、如意纹等。

二、羌族纹饰的文化语义

类型多样的羌族传统纹饰符号不只是有视觉上的审美价值,更是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民族文化特性。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羌族的图案纹样是羌族历史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羌族艺术观念的物化。每种纹样形式和组合, 都是羌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折射,是羌族人民群体智慧的结晶和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表现。是羌族人民朴素的审美观的反映。”[1]从羌族纹饰的表现主题来看,图腾崇拜、 宗教观念、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与追求,构成了羌族传统纹饰的基本内涵。图腾是早期人类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通过自然崇拜而形成的一种种群、民族标记。羊是羌族的图腾, 出于对羊的崇拜,以羊为主题的各种纹饰符号广泛地存在于羌地的各种服饰、建筑、器物中,构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视觉形式。羊皮鼓是羌族释比最主要的法器;羌族小孩一般都要戴装饰有羊角花纹的帽子;在羌区的建筑上,一般都有白色的羊头装饰,有的村寨还设置有羊形雕塑;羌绣中也有很多以羊为表现主题的经典样式,比如羊角花纹、羊头团花、 四羊护花等。

羌族文化传统中自然万物、山水树木均寄托了超自然的期望,保留了很多早期人类“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羌族信仰的神大概分为四大类——自然神、祖先神、劳动或手工艺神、地域或村寨神,这些都体现在羌族大量的视觉符号中。

除了以上两点,羌人通过装饰纹样也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期待。羌人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地形以高山河谷为主,生活环境相对严酷。面对自然的挑战,羌族发展出一种想象性超越的方法,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了很多视觉符号中。比如羌地很具特色的以云纹装饰的“云云鞋”,就有身处高山但却可以脚踏青云、身履平地的寄托。云云鞋同时也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往往被未婚姑娘作为定情信物送给爱人。正如羌族民歌所唱的那样: “送哥一双云云鞋,千针万线手上来。彩云朵朵脚下滚,两颗心花一齐开”[2],都体现出云云鞋在羌族文化背景中的独特寓意。

三、结语

跨文化语义 第11篇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裂变、深化。抓住“文学”概念的滥觞、迁衍、分裂、整合、深化、发展、往复、成立的运动过程，解析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合、不同人群中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定内涵，并揭示这一概念运动的内在依据、外部条件、运行机制和演进路径，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民族艺术精神，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何况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无不与传统文学观念息息相关，因此，这样的工作可以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文”和“学”在殷商时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文学”的概念并未产生。齐洲教授通过对甲骨文、金文中“文”和“学”的语义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二重证据”，论证“文”的符号原义在殷商指“文身”，是一种原始巫术残余，并不作为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必要内容，也不能反映殷商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故殷商学校里没有“文”教，殷商甲骨文中也没有“文学”概念。不过，“文”的概念在殷商甲骨文中被普遍使用着，并慢慢发展着，逐渐衍生出具有审美的、道德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它后来与“学”结合成二字词“文学”，既蕴涵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表达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成果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文”与“学”后来结合成新概念，经历了西周时期社会文化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转换，经历了春秋时期价值观念从以“世卿世禄”为不朽到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孔门“四科”与“四教”条分缕析和细致比较，可见“文学”实为文治教化之学，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对儒家学术的一种指称。“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着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而被誉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子夏，在孔子逝世后各自传释和强化了孔子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而带来儒家“文学”观念的分裂和迁衍。孟子与荀子的“文学”观念正是“游夏文学”分裂后儒家“文学”观念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前者强调文学的人化，把“文学”作为展示君子人格的窗口，从而凸显“文学”作为人的精神产品的属性；后者主张人的文学化，认为“文学”是改造人性和社会的一种工具，从而使“文学”成为人文知识。孟子将文学消融于先验的人类善良本性和理想道德人格的提倡之中，夯实了文学是人学的内在价值；荀子则将文学与人的本性（恶）对立起来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文学”作为人文知识体系概念的建构。“文学”概念的演化过程，在齐洲教授的笔下，既是一段文学史，也是一段文化史。

再如，“修辞立其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观念，齐洲教授详细讨论了“修辞”和“立诚”这两个概念，检讨了宋元明清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申述和补充了唐人孔颖达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他认为，“修辞”和“立诚”这两个概念，都必须放在《易传》所表达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观念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中正”职业操守和“思成”文化心理等许多重要思想和情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样的讨论，都是很地道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并非只关注“文学”概念的演进，而是将“文学”概念放在其所发生的整个社会历史中进行动态考察，清理文学观念建构的过程、原因和机制。即是说，是按照“发生学”的要求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因此，“历史文化语义学”还不能完全概括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而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被很好地运用到这项研究中，使得这些研究具有更加开放、更加新颖、更加全面、更加厚重的特点。

齐洲教授对“诗言志”观念发生与演进的解析，便是一个例证。齐洲教授通过考证，认为《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观念发生甚早，它是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集团在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西周初年，“诗”被纳入礼乐教化的体系之中，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氏族情感和沟通政治情绪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应用于宗庙祭祀、朝会宴饮，成为典礼仪式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维护宗法秩序、交流思想感情的作用。春秋时期，“诗”逐渐获得独立发展，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诗进入到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当诗获得独立价值并与个人精神生活和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独立的文学观念也就同时发生了。诗的文学内涵的衍生是中国文学发生的标本，而“诗言志”观念的发生和演进的路径则指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和演进的路径。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既是一个文学课题，也是一个历史课题；既要求有历史的实证性，也要求有理论的思辨性。齐洲教授不受学科限制，运用各种有用的方法，构建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其方法与结论为学术界提供了讨论的广阔空间。该成果注重全面收集中国早期文学观念资料，包括最新考古材料，从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中。从思想观念生成变异的动态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力图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机理和发生机制。作者注重在学理上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予以全方位考察，以建立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学的历史框架；在方法上借鉴知识考古学，将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文物的基础之上，并努力清理其知识谱系，弘扬了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在体系上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发生过程中的主要思想资源、思维路径、表达形式和基本概念，探讨了文学观念发生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机制，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这项成果不仅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史学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义，其结项成果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评审鉴定为优秀成果，并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实至而名归，值得我们珍视。

跨文化语义 第12篇

1 文化负载词及其汉英口译

“文化负载词” (Culturally-loaded words) 这一表达已不新鲜, 其概念也已被翻译界所特别描述过, 如包惠南和包昂把文化负载词称为词汇空缺, 意指在译语中根本无法找到源语里蕴含的文化信息的对应语 (包惠南, 包昂, 2004:10) 。廖七一教授也赞同并强调了文化负载词的“唯一性”及“排他性”, 指出“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 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廖七一, 2002:232) 。不难发现, 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词汇频频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和当今社会生活中。

而在“加大中国文化对外输出这一宏大文化战略考量的语境下” (吴建, 2008:42) , 口译领域也频繁冒出文化负载词。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我国领导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往往就包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负载词。若这些文化负载词能被译员处理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则不仅说话者的语言信息能得到有效传递, 且语言里的中华文化也能更好地向外传播, 从而有助于推进文化外交战略。

2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及语义翻译的提出者彼得·纽马克是英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 其翻译理论以简明扼要、短小精悍见长。综观当前国内各家译论, 援引纽马克翻译论点者不在少数, 足可见其翻译理论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而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当为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所在” (黄建凤, 冯家佳, 2010:110) 。

在专著《翻译问题探讨》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中, 彼得·纽马克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这对概念:“若要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可能接近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 则属于交际翻译法, 若想在译入语的合法语义和句法结构内最贴近地还原原文的确切意义, 则采用语义翻译法” (Newmark, 2001:39) 。“交际翻译以译语读者为着重考虑的对象, 尽力让译语读者接受原文的内容, 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语义翻译以原文作者为出发点, 竭力将原文的信息贴切地传达出来。有时, 语义翻译还有解释的任务。例如, 当某个比喻直译成译文语言毫无意义时, 就必须加以解释” (黄建凤, 冯家佳, 2010:110) 。

从理论上讲,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侧重点都很明显, 交际翻译法侧重于要归顺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 偏向“意译”和“归化”;语义翻译则更重视忠实于原语的语言表达习惯, 偏向“直译”和“异化”的性质 (刘士聪, 谷启楠, 1997:17) 。“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原作的思维过程, 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发挥了语言的表达功能;而交际翻译关键在于传递信息, 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 发挥了语言传达信息、产生效果的功能” (原虹, 2003:2) 。

3 在文化负载词汉英口译中的应用

如任文教授所言, “将笔译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口译研究, 有利于打破国内译学界两者长期以来相对隔膜、互不‘引用’的尴尬局面, 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整体翻译学科的研究内涵” (任文, 2010:59) 。受此理念的引导, 笔者以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为视角探讨文化负载词在汉英口译领域的处理方法。

3.1 交际口译

“交际翻译的方法是以读者为中心, 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 语言以读者能否接受为标准, 重视译文的社会影响和价值” (黄建凤, 冯家佳, 2010:110) 。若将该策略植入口译领域, 能推断出:交际翻译法以“听者”为中心, 注重再现“原语”的要旨, 语言以“听者”能否接受为标准, 重视“译语”的社会影响和价值。

若中方发言者所用的表达包含了文化隐含意义, 译员常常需要把此类表达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以方便现场的外国听众迅速理解。这是因为, 大多数英语母语者对中国文化都还陌生, 无法按照汉语母语者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语, 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 便很可能无法理解甚至会误解说话者, 导致信息传递失败。为避免此现象, 译员在翻译此类词汇时, 常常要脱掉词汇的“文化外衣”, 只保留其实质意义, 用直白清晰的语言将实际内容表达清楚即可。例如:

例1李肇星: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只要认清以下几点, 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004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Interpreter: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asked this question, but actually...So long as people realized the following things, this issue can be resolved very easily.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rch 6, 2004)

“迎刃而解”是一汉语成语, 出自《晋书·杜预传》里“今兵威已振, 譬如破竹, 数节之后, 皆迎刃而解”, 意为:把竹子劈开口, 下面的一段竹子就迎着刀刃裂开了。比喻主要问题解决了, 其它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或比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很顺利。

中国听众对这一词语大都耳熟能详, 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但口译现场的外国记者和听众则不然。他们很可能对“迎刃而解”的文化渊源一无所知, 故译员不可能采取“逐字对译”的方法将中文对照着译成英文;同时, 由于口译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和时限性” (任小平, 2000:40) 的要求, 译员又不可能在口译现场把这一成语讲解给外国听众, 故只能省略掉其文化内涵, 用平直的英语将“迎刃而解”译为“be resolved very easily”。此例中译员“难话巧说”, 尽管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有效传递相关文化意象, 但其在保证现场听众准确理解源语大意的前提下有利于实现译语整体的流畅和口译活动总体上的成功 (许明武、左洪芬, 2008:79-80) , 因而是可取的。

例2李肇星:我们希望日本今天的领导人能够将心比心, 拿出诚意, 不让过去人的历史问题成为包袱。 (2004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Interpreter:We hope today’s leaders in Japan can put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other people and show sincerity, and not letting the history issue of people in the past become their own burden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rch 6, 2004)

此例中, 汉语成语“将心比心”被译为意思对应的英语习语“put themselves in the shoes of other people”, 足见译员双语功底之深厚。译员在此也执行了“交际口译”法, 视听众为中心, 以地道流畅的目的语再现源语的要旨, 保证听众对源语中文化负载词的迅速理解。

与上例不同的是, 该做法并没有完全牺牲掉源语的文化特征, 也并不是以直白的译语对源语文化负载词进行解释性的说明, 而是设法保留下源语的文化味道和文学色彩, 用目的语中对应的文化负载词贴切地传译源语中的文化负载词, 好处是便于英语听众获得对源语更透彻的理解与会心的欣赏。当然, 使这一处理可行并有效的前提是源语和目的语存在这样一种“令人欣慰与窃喜的对应”。

3.2 语义口译

“语义翻译的方法是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 追求词义上的细微差别, 使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 (黄建凤, 冯家佳, 2010:111) ”若将该策略植入口译领域, 能推断出:语义翻译法是以“讲话者发言内容”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 追求词义上的细微差别, 使“译语”尽可能贴近“发言信息”。

一些文化负载词在特定的语境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传达着关键信息, 而向外语听众解释这些词汇也不用花很多的功夫和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译员就可以根据临场情况, 适时地考虑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并略加以解释说明。例如:

例3温家宝:行百里者半九十, 决不能半途而废。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Interpreter:If a journey is 100 miles, traveling 90 is only half of it.We must not stop and we must not waste our previous efforts.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rch 14, 2005)

“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一条蕴含了深刻文化内涵的汉语习语, 也属于文化负载词, 出自《战国策·秦策五》:“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解释为走一百里路, 走了九十里才算是一半。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要认真对待。

不难看出, 在此例中, 译员尽量去保留讲话者发言内容的词汇和句法结构, 使译语尽可能贴近发言信息, 很可能也是抱着想最大限度反映原语社会民族文化特征的目的。但不知道是现场时间过于紧张还是译员稍有不慎, 却简单生硬地将“百里”的“里”译成了“英里”“mile”, 进而将“行百里者半九十”译为“If a journey is 100 miles, traveling 90 is only half of it”。殊不知, 由于思维模式、文化背景不同, 外国朋友很可能无法理解“90 miles”怎么只是“100 miles”的一半, 因此会感到诧异, 产生误解。

诚然, “优秀的口译员应懂的不仅仅是词汇, 而且还要包括文化特色, 并把该特色同时表达给听众” (张燕, 2002:58) 。为此, 笔者认为译员在采用语义口译法的同时应稍作必要说明, 以达到向外国友人有效传播我国悠久、独特文化的目的。笔者建议将该习语做如下处理:For a person traveling a hundredli journey, ninety 1i is only half of it.That is to say, the last bit of a task is often the hardest and should be treated most seriously.

仲伟合教授认为, 这样必要而简短的解释在口译中是允许和可行的:“译员口译所占的时间一般应为发言人讲话的3/4。偶尔遇到典故或‘文化沟’ (cultural gap) 需要解释, 占用较长的时间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译员翻译占用的时间不能总是超过发言人讲话的时间” (仲伟合, 2006:5) 。即只要运用得当, 该处理方式在文化负载词口译领域可被视为必要而合法。

3.3 对等口译

尽管汉英两种文化差异较大, 很多汉语文化负载词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其意象和意义均相对应的表达, 但英汉两种语言里仍然会出现一些完美的“契合”。在口译场合遇到这样的词汇, 译员完全能够做到并重地兼顾听众和讲话者;在再现源语要旨的同时完整保留讲话者发言内容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保证译语自然流畅的解读并有效传递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最终既实现了交际口译的效果, 又执行了语义口译的使命, 故可视为交际口译和语义口译的“完美结合” (笔者将这一结合称之为“对等口译”以示其达成的目的语与源语间最大程度的对等) , 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目标。如:

例4李肇星:……血浓于水, 台湾问题还涉及中国13亿人的民族感情。台湾人民是我们的手足兄弟。 (2004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李肇星外长中外记者招待会)

Interpreter: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The Taiwan question also touches upon the national sentiments of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People in Taiwan ar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haring the same bloo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rch 6, 2004)

在汉语里, 四字成语“血浓于水”强调的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在英语里恰好能找到与之词汇、结构和文化内涵都基本对应的习语例子, 即“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这意味着英汉两种文化里的人们都重视家庭和血缘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狡猾如狐 (as sly as a fox) , 轻如鸿毛 (as light as a feather) , 祸不单行 (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 等等。尽管汉语里绝大多数的典故、成语和俗语在英文中都没有十分准确的对等物 (counterpart) (易宏根, 2000:28) , 译员仍需在平时多加留心, 尽可能多地在自己的“头脑语库”里积累相关材料和知识, 以备将来能派上用场。

4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