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范文（精选6篇）
父亲的一生 第1篇
70年代出生的我, 和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小孩一样, 没有太大的不同, 也可能会和同龄人一样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扎根在农村。但却因为我的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归根结底, 那是父亲的指引才使我改变了命运。
80年代, 在农村, 我家的日子是很让人羡慕的:父亲勤劳肯干, 在村里担任队长;母亲吃苦耐劳, 节俭贤惠, 日子过得很红火。
那时还是刚分田到户, 父亲和母亲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分出了四分之一, 俩人起早贪黑地挖了池塘养鱼, 泥土就平铺在池塘周围种菜, 菜园里不用挑水, 直接用长瓢在旁边的池塘浇就可以了, 节省了很多的劳力, 村里人都说父母亲会过日子。
可没过多久, 母亲病了, 愁云笼罩在全家, 家里开始到处弥漫着中草药味。半年后, 母亲就去世了, 家里一下子就倒了半边天。那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级, 还不到10岁的我根本就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只知道妈妈不在了。但父亲一直在那更多地爱护着我和弟弟, 只记得以后父亲在家的时间少了, 回家晚了。
每日过度的劳作和母亲的离去使他看上去越来越憔悴了, 家里的日子也逐渐艰难起来, 就是这样的境况, 他仍然让我和弟弟好好读书,
记得那年在学校有个块头很大的男同学嘲笑我是没妈的孩子时, 我可不管打不打得赢他, 冲上去就和他干了一仗。当我掉了一颗牙, 鼻青脸肿地回家时, 父亲问清楚了原因后没有责骂我, 只是摸着我的头说了一句话:你没有比别人少什么, 以后一定要比有妈的孩子强。当时虽然年纪小。但我记住了这句话。
小学毕业那年, 我还是只知贪玩的小姑娘, 但有一天傍晚, 我回家时发现, 父亲和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即小学老师 (我的干爸) 在堂屋里喝酒, 很慎重地商量着什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就躲在门墩 (农村房屋大门前的石凳) 后偷听, 只听见干爸说:桃子小学毕业了, 你这样的状况还能不能送她上中学呀?父亲说:不知道她考得怎么样 (那时的小学升初中还要经过考试上线后才能入学, 否则还不能去上初中) 。
当时我听到这, 心呯呯直跳, 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怎样, 忐忑不安。干爸说:唉, 我家么女和桃一般大, 没考上, 你家桃过了分数线, 考上了, 可你一个人撑起这个家苦哇, 这样的状况不让女伢子上初中也没啥。干爸没说完就叹了口气。
躲在一旁的我的心一下子冰凉了, 我从不知道家里的状况这样的糟糕, 读书的机会是那样的难得和珍贵, 但此刻, 在我的心底有个小小的声音在祈祷:让我上吧, 让我上吧, 我一定好好学习。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说:只要她考上了, 就让她读, 不管她上到什么时候, 我都供, 只要她有出息。哪怕砸锅卖铁我都要供。我悬着的心落地了, 我知道了父亲给我读书是多么的困难, 我要好好地把握好这个读书的机会。
就这样, 我上了初中, 父亲除了一个人种家里责任田, 又承包了三四亩地种蔬菜。一天忙到晚, 他的脸瘦削了, 腰更弯了, 话也更少了, 但精神却很好, 不断地忙着, 从未听他抱怨什么。
我听村里的婶娘们说, 父亲诚实可靠又勤劳, 有人主动来说媒, 给父亲续弦, 但父亲拒绝了, 家里的条件本就不太好, 再婚怕我们姐弟受委屈, 他一心只想着给俩孩子读书。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个盼头, 桃和文 (我弟弟) 就是我的盼头。
父亲为了我们舍弃了自己的幸福, 我心中沉甸甸的, 有了更多的动力和责任, 还有对父亲说不清的愧疚。
上初中那会儿的读书条件很艰苦, 但我不觉得苦, 我知道我的读书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的读书机会是父亲在田地里, 弯着腰一锄头、一锄头累积起来的。但我知道我并不特别聪颖, 只有靠刻苦和勤奋来弥补。
别的同学课间玩闹时, 我就做习题;为节省时间, 我将数学公式及英语单词抄在手上或小纸条上, 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记, 那时候真的因为读书撞过电线杆, 因为没看前面的路。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进步, 一步一个台阶地上。
每一次拿成绩单和奖状, 我都会很紧张地交到父亲手上。父亲每次很郑重地看了又看, 也没多说话, 只说一句:嗯, 比上回有进步, 还有不懂的要加油。每一次这句话对我都是一种鞭策, 促使我更加的努力向前。
初中的三年, 我一直是课代表, 科目不偏, 每门的成绩均在前列。毕业中考过线后要填志愿, 上高中还是上中专?我没有犹豫, 父亲能让我上初中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必须早点工作才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还有弟弟要上学, 父亲的背也驼了, 腰也弯了, 再也不能让他更劳累了。
因为母亲病故的原因, 我报了护校。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 父亲特别紧张, 每天到村头去看邮递员来了没, 但从不在我面前说什么, 我也很紧张, 只是在不停地帮忙做家务活让自己不要想太多。
录取通知书是傍晚时分由姑父亲自送来的, 是同济卫校的通知书。父亲拿着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 嘴里不停地说:我家桃出息了, 跳出农门了。他很高兴, 开了藏了很久都舍不得喝的药酒, 和姑父一起请了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一起喝。
那时我看见父亲那满脸皱纹的脸舒展开了, 溢开了幸福的笑, 那么的满足, 那么的自豪, 就像收割果实的那种喜悦。那一刻, 我的心也像喝了蜜一样甜。
上中专的学费还是父亲东挪西借的, 但他决定亲自送我去武汉上学。为我背着行李和被褥, 来到学校。
他以一个农民的憨厚和老实带着我逛了繁华热闹的省城武汉。父亲对我说:桃呀, 在这样的城市, 这样的学校读书, 要努力呀, 不要和别人比吃穿, 好好做。他又说:生活费你莫担心, 爸会想办法的, 你只管好好读书, 有出息, 给爸脸上添光。
回到家乡, 父亲又加种了几亩地的葱, 他说, 这样我家桃就有生活费了。大家都说, 再过三年他就能享福了, 父亲听了舒心地笑着点头。
中专的生活和初中是天壤之别, 一切都是新鲜的, 我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和学习, 很少回家, 一方面是学习很紧, 另一方面是节省路费。
在临近实习的第三年, 家里捎来口信, 要我回家, 也没说是什么事, 我预感不太好。
果然, 一到村里就感到了奇怪, 以前见面很热情的乡亲们神情都很沉重。到家后, 看到父亲躺在木板上, 一动也不动, 那消瘦的脸苍白如纸, 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离开了我。
当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 平常健朗的人怎么会突然这样了, 奶奶说父亲是去给地里挑肥时突然倒地, 不醒人事的, 送到镇医院已经没有呼吸了, 可能是猝死。
我知道父亲是为我们劳累过度才这样的, 我的心一阵抽搐, 父亲还来不及让我孝敬他老人家, 就这样走了, 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年, 我17岁, 弟弟才15岁。
之后, 我们在亲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
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伟大的功绩, 用寥寥数语也概括不了他的一生, 但他的勤劳和朴实让我们一生受用, 他话语不多, 但说的每一句都历历在目。他的生命中把我们姐弟放在第一位, 而忽略了他自己的位置, 从未想过他自己。
父亲的一生作文 第2篇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通过作文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怎么去写作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父亲的一生作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从小到大我都在父母的怀抱下成长，尤其是父亲的陪伴，是我更懂事。
父亲一生谈不上有多辉煌，但是老实本分、平平淡淡。
我和父亲经常会不约而同的畅谈起来，父亲会说起他以前经历的事，虽然听起来很平淡，但是细细品味总会使我热泪盈眶。
那次，我们坐在车上，绿山白墙从窗前驶过，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仿佛世界很和谐，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父亲的车开在柏油马路上，像只飞驰的猎豹。我倚在车窗前静静的看着平淡无奇的世界和这美丽的城市，不论是高楼大厦还是整洁的马路、街道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看惯了青山绿水的父亲微微的说：“我年轻的时候，和几个叔叔一起来到这里打拼，为了什么你知道吗？”听到父亲的问题我不禁沉思了：为了我呗，不然是为了什么？可我不敢自私的说出那些话，只好绕过此时的话题：“爸爸，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难道就有这一切吗？”只要我有问，父亲就会必答，因为父亲说过不回答他人善意的提问是对他人的`不尊敬：“第一才来到这里，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在老家我们有几亩田，但是你爷爷做事太慢养不活我们，所以只好投靠大城市。到了这里手上就只有大伙凑在一起的两三千块。”我听到父亲的回答，忍不住想知道后来：“那你们是怎么赚钱的呢？”父亲苦笑着回答：“看见路边捡垃圾的，收废品的人了吗？我们干的就是那档事，很辛苦，没有学问就只能干辛苦活。”父亲的心酸我感受不到，我只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有，不应该太过分的去找父亲给我什么，他们为我铺下了一片爱的海洋，为我人生做过很多。而我应该站在父亲给我的起跑线上，奋发向上，一步步跑得更远，跑得更快。父亲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点都不假。
如今，我的学习父亲管得很严，要求不高但很严厉；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但愿如此吧。
父亲长长的一生 第3篇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好像只要大家站成一排，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共产主义似的。我就接到过一张表格，叫我把到了共产主义需要些什么，全都填上。这怎么填呢？我只好跟父亲商量。父亲没接到这样的表格，只叫我别填，到了共产主义不就按需分配了么？着的什么急呢？我想倒也是，记得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活资料的极端丰富，一是思想品德的极度提高。父亲写过一首赞扬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的新诗，开头却引用了《礼运》中的两句古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喝酒闲聊的时候还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恐怕就是这样了。想来制作表格的那一位是不会把思想品德忘了的，正是“大跃进”，使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再存在，待表格上的数目字统计上来，大家就可以按计划比着“放卫星”了。
“大跃进”中，连作诗也“放卫星”。心里想到什么，说出口来又顺溜，那就是诗。男女老幼都作诗，屋里墙外都是诗，村村都开赛诗会。我父亲也忍不住，写了不少“大跃进式”的诗。5月下旬，父亲由文联组织，去张家口外“走马观花”，带队的是自谦“诗多好的少”的郭沫若先生。
在劈山大渠工地的油印小报上，郭老发现了一首好诗：
扁担不长三尺三，
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
昨天担走两座山。
大家看了都说好，都说是真正的诗。这“大家”，姓名见于我父亲的日记的，还有萧三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父亲认为这首诗歌颂了集体劳动，特地写了篇赏析文章。“大跃进”渐渐没人提起了，何况是一首佚名作者的小诗呢？即使真个是好诗，也只能当作诗读，万万不可当作计划来执行，当作成果来统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管怎么说，“大跃进”使更多的人接触了，或者贴近了深入了劳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時间像雨后春笋。我父亲注意到了小说，他一连写了十来篇评论，都是新人新作。最先介绍的是浩然的 《喜鹊登枝》 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后一篇是以十三陵水库工地作背景的。这篇小说被选进了某出版社的语文补充读物，把我父亲写的评论附在后头。这样编辑是不错的，至少可以让教师省下一半的备课工夫。过了几个年头相安无事，1964年3月接到北大附中一位同学来信，说他们班的同学认定：吃晚饭的时候将军在沙堆背后听人讲的，不是长征故事，而正是九年前，将军带领部队，在十三陵一带作战的故事。我父亲当夜给这位同学写了回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又说“当时我怎么会想错的，现在也弄不明白，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还说立刻给出版社去信，请他们在再版时改正，连如何改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问同学们是否妥当。
三年困难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
过了“大跃进”，紧跟着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两者的界限不十分分明，一共六七个年头吧。城里人，1958年年底就会发觉，菜场上起了细微的变化，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渐渐紧张起来，第二年春节，瓜子花生上市比往年迟，箩筐里一抢就空了。负责采购的满子曾抱怨过，父亲也许觉得新鲜，无意中在日记上挂了一笔；后来可能因为读到了陈叔老新作的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就什么也不记了。那个时候家喻户晓：叫你扳着指头数一数，无论怎么说，成绩肯定比缺点多，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三年困难”从哪年哪月算起呢？从降低个人每月的口粮标准算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在父亲的日记上就没找到这个年月。父亲和我总是书生之见：六亿人口都在挨饿，我们没有特殊化，一同挨饿，这才是正道。没有特殊化，其实并不彻底，父亲和我都有“特供”，跟司局级干部一个样，每月另加糖和豆；父亲有两斤肉，我也有一斤；香烟都是一条，父亲是“红牡丹”，我是“大前门”。特供的价钱跟市价一个样，可是在困难时期，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这点儿特供，已经叫我们特殊化得羞于启齿了，困难时期票证虽多，可是物价未涨，薪水未减，人们手上的钞票就越积越多。经济学家说这可不是好现象。得把那过剩的钞票收回来。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一部分非必需消费品的价钱。对我们家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酒了：售价转眼间翻了几番，尽管这样，名牌白酒在市场上竟一抢而空，剩下的只有浅黄色的金奖白兰地，喝惯国产烈性酒的人嫌它不过瘾，又不习惯陈年橡木桶的那种怪味。人舍我取，我父亲就专喝白兰地。一瓶十五元，兑上四分之一的凉开水，等于十二元。我还嫌贵，找到了一种调制的白玫瑰，味道太甜又异香冲鼻，难喝极了，好处是才五元一瓶，哪儿都有卖的，兑上凉开水，酒价还能下浮。父子俩对饮，各喝各的，都自己骗自己。
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西北角，有个小小的小吃部，记得在困难时期，每月发给每位在京委员两张用餐券。委员凭券可以带着家眷去小吃部，人数不限。小吃部摆着十来张小桌子，两人对酌正合适，四个人就觉着挤了，两张桌子拼起来勉强可以坐六个人，你总不能把一大家子都带去吧。荤素小菜七八种由你挑；还有白酒供应，五粮液、剑南春，每人限购一两；服务员挺有人情味，连小孩也算。点心主要两种：担担面和冬菜包子，多少随意。最后一起算账，吃不完的全部带走。父亲不大肯去，我和满子可不肯放弃这点儿既得利益，有时还带着孩子去。满子忘不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个铝饭盒，把冬菜包子带回去孝敬老太太和姑母，还有个带盖的日本塑料杯，把多买的和喝剩的白酒，一滴不剩都带回家，让父亲独自开怀畅饮。1960年下半年，城市中因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有些单位做了普遍检查，人教社近三百人，患浮肿的超过了百分之十二，我父亲属于比较严重的一拨。医生送来一大包特效药，看外表像红砂糖拌的麦麸，用沸滚的开水冲服，如炒面，疗效想来是开胃通便。
祖母，终于老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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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提到我的祖母了，她老人家已96岁了，终于老熟了。过世前十来天，她还念叨说：“我就想吃咸鸭蛋，亦勿肯搭我买一个。”她不知道为了一个没找到的咸鸭蛋，我们已经跑遍了半个北京城，还没法跟她说清楚，眼下是困难时期。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糊涂了，家里少了个天天见面的人，她从未问过一声。她老是斜靠在床上，生活全由我姑母照料。一日三餐，连放在床头盘子里的西式蛋糕，各种蜜饯，香蕉苹果橘子，都要我姑母喂进嘴里。我父亲有个特殊任务，老太太是缠脚的，脚指甲长得很慢，可是奇形怪状，又厚又硬，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对付。父亲像修脚师傅一个样坐在矮凳子上，开亮的台灯放在一边，让老太太把脚搁在他膝盖上。他戴上老花镜，左手握住老太太一只脚，右手三个指头捏住刻字刀，就像刻牛角印章一个样，看准了才下刀，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三个指尖上。如此聚精会神，真该摄下个特写镜头来。
老太太对死的态度值得研究。早在还能下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她把一件单衣叠好，用一块大手帕包好。问她干什么，她叹息说：“终归要去噶，捺哼去法亦勿晓得，亦无人陪。”问她去哪儿，她想了一会儿说：“只有到来格路上去。”我想这是往事的再现，我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搬动太多，每回搬动，都没先跟她说清楚緣由，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嘴里不说，脑子里却老在转，如今翻出来了。后来，老太太的精神更加错乱，常说谁谁接她来了。说的大约是她娘家的人，大多连我父亲也从未见过。她看到的自然是幻觉。跟她说没有人，她却说就坐在那里。我父亲和姑母都是直性子，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时候竟会跟老太太吵起来，弄得我们小辈不知如何才好。亏得依正弦曲线发展，有峰有谷，闹几天又好几天。
2月3日晚，老太太心脏停止跳动。在嘉兴寺入殓。灵柩在寺里停放了八天，12日上午在福田公墓下葬。刻在碑面上的字由父亲自己写，一律用正楷。正中一行八个大字：“我母朱太夫人之墓”。铭语119字：“我母朱太夫人生于1865年6月17日，殁于1961年2月3日。我生66岁，违离膝下非恒事，有之往往旬月耳，较久者一度，亦仅一载有馀。今则永不复亲颜色。归熙甫云，世乃有无母之人，其言至衷，我深味之矣。子叶圣陶敬书。”铭语字小，没用标点；每行30字，分为两个两行，列在八个大字两旁。归熙甫就是归有光，明末清初的散文家。“世乃有无母之人”，是他作的 《先妣事略》 的结束语。我父亲很称赞他悼念母亲的这篇散文：说的都是家庭琐事，最后用这七个字点出了他对母亲的无尽依恋。
父亲的浮肿依旧如故，小腿上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部内社内有好些人劝他去外地休息旅行。他在日记上几乎天天提到自己如何疲累，有时还说，感到自己思路迟钝，恐怕不能再写什么了。可是同事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怎么能独自放手就走呢？
十年浩劫，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总算说到1961年10月了，三年困难还没结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到哪一天才算完呢？读者诸君请别着急，各位不放心的，无非是那十年浩劫。
1966年8月2日，新上任的何伟部长召见林砺儒和我父亲，说教育部要改组，两位老先生不复参加行政工作，问有无意见。两位不约而同，都说没有意见。父亲又在日记上说：“余在教育部已十二年，未作甚事，实为尸位。颇思辞去，而恐未便，遂久因循。今闻此言，殊有竟体一松之感矣。”回家的路上，真个去浴室洗了个澡。后来听晓风兄说，中央做此决定，可能是保护性措施。父亲问他：“人教社还去不去呢？”他笑着说：“人教社是兼职，本职已经免了，自然不必去了。何况大家都忙着写大字报，叶老去了也尴尬。”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九月中旬，教育部有个什么战斗组，贴出了一张四千来字的大字报，《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我的儿子三午听说赶去抄了一份回来。结尾的判语，称我父亲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清除叶的反动影响，涤荡叶遗留的污泥浊水，把语文教学的阵地夺回来，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文教阵地上高高地飘扬！”例证如铁，文气似镰，跟报刊上的长篇大论不差多少。看来还放了一马，没跟哪个黑线人物联系在一起。
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自《论 〈海瑞罢官〉》起，我父亲一篇也没放过。读过之后常跟我们说，莫非自己真个老了，语感已经迟钝。每篇文章都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既尖锐又现实，自己怎么一个也看不出来呢？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甚至不敢怀疑。如今大字报写到他自己头上来了，虽然批的不过是片言只语，却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要是明后天被拉去开会批斗呢？看来得准备个检讨提纲，辩白是不行的，能表个态。父亲独自坐在屋里好几天不作声。至美听说赶来了，大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慰父亲，闷了个把星期，父亲的提纲好像还没写得，他叫永和陪着出去走走：先到中央美术学院，专门去看大字报。父亲这才开了眼界，大字报满院满墙，哪位教授不摊上十张八张的，还附有漫画像。拐到文化部，连楼道走廊里也贴满了，大院子里还搭起了芦席棚。父亲终于不再那么紧张了，偶尔有说有笑了。谁知道开不开批斗会呢？部里，社里，属于他名下的大字报还是有，零零星星大多挑他修改课文的失误，也有光打雷不下雨的。每个人至少得写几张大字报是有定额的，说不定只是凑数而已。
（选自《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 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版）
我苦命父亲的一生 第4篇
父亲出生在三十年代山西的一个地主家庭，当时父亲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家境富裕，我的爷爷有兄弟二人，我爷爷是老大，他们全部在一起生活。在父亲出生的几年后，我爷爷奶奶，二爷爷二奶奶全部开始吸食鸦片，几年里先是二爷爷去世，家境开始衰败，在我父亲十二岁的同一年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奶奶去世后还留下一个出生才两三天我的一个小爹爹。那时家境已是贫困潦倒，{不过后来在土改时定了一个破产地主的成分，也没有挨批斗}。我的两个姑姑和我的大爹已经成家，小爹爹只能送别人抚养，我父亲和我二爹跟着我大爹生活。那时二爹已有十六岁了，也能干活养活自己，但是父亲虚岁才十二，大爹又无力负担，在我爷爷奶奶逝去的同一年大爹以两斗莜麦为条件把父亲送别村的一户人家。父亲的养父母没有儿子，只有一个比父亲大的一个女儿，父亲在养父母家里每天上山砍柴，背水。因为山区缺水，要到好几里外的沟里才有水。
父亲就这样生活了几年的，在父亲长到十九岁就跟同村的人一起去太原背砖打工，父亲在1956年大招工中又到了包头一煤矿，户口也迁了出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也有了规律，在工作了几年后，父亲经人介绍和一矿工的女儿结了婚，也就是我的母亲。在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候，父亲因为赌博被单位知道，责令父亲写检查，父亲赌气离开单位，带母亲回到养父母的那个山村里，又过起了种地的生活。随着我的两个姐姐的出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亲母亲只能多干活多挣工分，来维持这个家，我的出生已是夭折了好几个姐姐后的唯一男孩，这让家里增添了不少喜气平稳的过了一年。随着父亲的养母和养父先后去世，父亲养父的族人们开始排挤父亲，不让住养父母留下的窑洞，处处刁难我的父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只好到出生他的那个村里恳求生产队收留，在有大爹和二爹的帮助下，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又回到了出生他的那个村里，也没有窑洞可住，只能暂居在别人废弃的一窑洞。白天父亲在生产队赶骡马驮东西，山区一切物资全部靠骡马驮和人背。母亲在地里干活，晚上收工后给自己家背石头，准备自己砌一个窑洞。就这样准备了一年后，在父亲的众弟兄的帮助下，开始砌窑。白天众人全部到生产队干活，晚上抽时间才能砌窑。母亲更是在很晚还的在煤油灯下为全家人缝补衣服，就这样历经一年时间，窑洞终于砌成功。那时我已经六岁，那一年收成不好，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只能平均一分钱，连口粮也不够，再者那会的山区农村都在农业学大寨，在山上修梯田，母亲累的也实在不行，就和父亲商量要走西口到内蒙古。于是就以我17岁的大姐嫁于我姐夫为条件，帮我们在距离呼和浩特70公里以北大青山后的一个村子落户，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山。就这样父母带我们又到了后山，他们历经两年砌的窑，一天也没住，就那样舍弃了。
在我7岁那年正月我们全家迁到后山，那年是1979年。刚来到村里父亲给生产队放羊，母亲帮生产队种地，我们全家还是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姐夫家舍弃的窑洞里居住，村里人也处处排挤，因为我们是新搬来的举目无亲，当时人们常说新来户，胶皮肚，二斤莜面吃不够。意思在山西没搬来前是常饿肚子，的确以前很少吃到白面，在搬到后山后，白面，莜面管饱吃。父亲因为村里人排挤没少和别人吵架，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在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8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家也分了地，分了一匹骡子，还有羊。日子开始一天天的好转了起来。父亲脾气不好，但是很少对我发脾气，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打过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们一起坐着冰车滑冰，我的冰锥滑脱一下扎到一个小伙伴的眼上，当时看着小伙伴哭着溜着血，我吓呆了，醒悟后赶快就跑，跑到当时已经成家的大姐家，再没有出来，后来知道父亲用农村那种小车推着那小伙伴去到5公里的乡卫生院，因为他不会骑自行车，幸好只是一点皮外的伤，但是父亲让小伙伴家里人好一顿骂。回来后已经是晚上了。去姐姐家找我，我还是不敢回家，怕母亲打。父亲说：没事的如果你妈要是打你，你就躲到大的身后，大给拦着。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我的孩子如果做错了事，我爱人要打孩子的时候，我也像我父亲一样给孩子拦着。转眼我要到外村的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了，学校距离家里是5里路，别的孩子骑自行车，我们家没有自行车，但是又没有钱买新的，父亲去了呼和浩特市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他不舍得让班车托运，而是自己推着走70多公里，翻越大青山回家。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推着自行车走路想象有多艰难，脚蹬老是磕着脚后跟，带着干粮整整走了一天才回家。我现在无法想象当时父亲是怎样走路的。有了自行车后我就每天不用徒步上学了。我小的时候，后山的冬天气候非常恶劣，时长是刮着雪能见度不到20米远的天气，人走路风顶着都困难，但是每当遇到这样的天气，我父亲就会拿着皮袄来路上接我，怕我推不动自行车，他推着自行车让我穿着皮袄跟在他身后还为我挡风，我走在他身后看着他那不熟练地推车方式，还觉得可笑。几年中父亲一直替别人放羊，母亲和二姐种地，省吃俭用，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盖起了三间土胚房，现在还保留着。过去农村秋天很忙，忙着收割庄稼，我们上学都是放秋假，学校老师大多种地，再者学生也可以帮家里的忙，但是我例外，每次父母亲地里干活，都让我在家写作业，空余时间就借几本小说看看，因为出去玩都找不到伙伴，他们都去地里了，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再者那会白天电视都没有节目。在我上初二那年，因为淘气被学校开除回家，当时母亲不在，我二姐气的伸手打了我，我父亲还在埋怨，让我二姐说说就行了吗，为啥还打人。在家呆了一学期后母亲找到校长让我复了学。我初中毕业后弃学到呼和浩特学习了家电修理，那会家电修理很火的。再辗转到了包头谋生，那时我二姐已经出嫁了，我也能自食其力了，父母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但就是日子好过时父亲有了病，父亲的病和他年轻时在煤矿井下上班有关系，有尘吸肺病，还有病变后肺气肿，还有结核。就这个病一直折磨了父亲二十来年，直到去世。
我在包头的日子里已经二十来岁了，但是父亲还是不放心我把家里的地让别人去种，和母亲一起也到了包头，到了包头后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开始了他们的卖菜，卖水果的日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很能闯祸，每次都是父母为我去求人，花钱为我摆平，父母对我很不放心，时时叮嘱我。我成家后父母还不敢离开我，生怕我惹是生非。我在1999年的日子里也是非常伤心的，因为自身和社会的原因，我的家庭也有了点变故，这让父母没少操心。后来二姐帮我搬到鄂尔多斯，换了环境也改变了自己，生活还比较稳定。随后父母也到了鄂尔多斯，那时的父亲已经不能干活了，走路快了就喘不过气来，即便这样在经济上也不愿意连累我们，出去还要捡点饮料瓶瓶，废铁之类。
矛盾一生：我的父亲陈序经 第5篇
整理／曾广星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矛盾：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的几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大学的行政事务；陈序经不做生意，可是为了保证岭南大学能按时发工资，他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用钱时再放卖出去保值；陈序经一生倡导“全盘西化”，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形象……
1956年夏，我从广州的大学毕业。在未去北京的工作机关报到前，父亲要我回海南岛家乡一趟，并让四妹云仙陪我一起回去，原因是我们五个子女都在外地出生长大，从未回过海南家乡。那次，我们回到文昌清澜瑶岛村时，父亲的继母仍健在。祖室是个普通的农村住宅，座落在一片椰子树林之中，进人大门有一个厅与两个房间相连，厅是祖宗厅，两边的房间是卧室。我的父亲陈序经便出生在这里。
国学与洋文——祖父的远见
1903年9月1日，父亲在海南文昌清澜瑶岛村出生。父亲9岁时，祖母去逝，祖父便承担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职责。后来，祖父去新加坡做生意，便叫人带了父亲去新加坡，在那里读完小学。祖父对父亲的教育是严格，却又充满慈爱的。当时，不论在家乡或是新加坡，只要回家，父亲大多时候都与祖父同住一房间。每天早上5点，父亲便被祖父叫起来晨读，而父亲做功课时，祖父也总是坐旁边，空闲时就给他讲故事，教导他如何做人处事。后来父亲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还常常说祖父是他最好的老师。
父亲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可成绩一直不好。一年多时间，《三字经》只读了四分之一，还背不下来。一次，老师对祖父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将来最好跟你做生意。”
在新加坡读小学时，祖父不赞成父亲读英文，怕他“变番”(以前广东人叫外国人为“老番”)，便请老师加强父亲的中文，多读一些古书。可当父亲在新加坡读完小学，回国到广州读书时，祖父却要他找一间读外文或重视外文的学校。为此，父亲便去了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父亲说，岭大附中学费之贵，甲于全国，有贵族学校之称。然而祖父对学费很贵全不考虑，只是要父亲多读些英文。祖父对父亲的培养是有长远考虑的：既要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又要学好外文，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做一个贯通中西的学问人。
1919年秋，父亲离开新加坡回广州时，祖父嘱咐父亲三件事：一是照顾身体，好好读书，不负逝去母亲的期望；二是切勿想在国内做官；三是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
背负着祖父的期望，父亲在岭大附中读书时极其勤奋刻苦。为了念好英文，父亲在宿舍熄灯后，常常到厕所去接着读。仅仅8年时间，父亲就读完了中学、大学的全部课程，并取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中，中学仅读了2年，大学3年，硕士1年，博士2年。
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又坚持要父亲再到欧洲去留学数年，要父亲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为了筹钱让父亲去欧洲，祖父将自己一个椰子园的股票出售一半，预备让父亲去德国2年，到法国2年，再去英国学习1年。父亲曾跟我们说尽管祖父在培养子女的开销上近乎奢侈，可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有次祖父和父亲从新加坡回国时，祖父只买了一张二等舱的轮船票给父亲，而他自己则坐帆船。
回忆起在德国的生活，父亲曾说：“我差不多每天都费十多个钟头去研究主权可分论……不但没有时间去领略邻近的有“欧洲公园”之称的瑞士风光，连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国家剧院入场券，我也抽不出空来陪我妻去听听。”由于父亲过度劳累，不幸于1931年2月得了肺病，吐血不止，在医院住院数月，不久便离开德国回国了。游学欧洲的计划也因此中止。
西化与乡土——精神的归属
父亲一生都在国内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从没离开过大学。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邀请父亲出任广州教育局局长，被父亲婉谢。1945年，父亲从美国讲学回国，国民政府的宋子文想请他当驻暹罗(今柬埔寨)大使，父亲坚决推辞。他并不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父亲一生有很长的时间在大学任职，主持大学校务。他认为：“大学教育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可是他的著作很多却是为了国计民生、国家前途。父亲曾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引发了国内3次大论战。其中最为世人关注的，乃是1934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全盘西化的争论。
争论始于1933年12月29日。当晚，父亲应邀在中山大学礼堂做主题为《中国文化这出路》的演讲。他说：“为中国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而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全盘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后来，他的演讲刊登在1934年1月15日广州出版的《民国日报》上，随即引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倡“全盘西化”的父亲一定热衷于西式的生活。可事实上，尽管他常穿西装，客厅里摆有几张西式的沙发，可父亲的生活却是很乡土、中国式的，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节俭，甚至有些保守的生活美德。父亲曾给我们讲他解放前去香港的经历：当他身着长袍上车时，乘务员对如此穿着的人却手持A级车票大为惊奇，连连说：“先生，你上错了车厢吧?”最后确认没错后，双方都颇为尴尬。
父亲对祖国的感情也并没有因为“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打折。解放前夕，有海外朋友提供条件让他出国，他没有去。1948年后，因时局变化，有人建议把岭南大学迁去香港，父亲坚决反对。后来，不仅岭大未迁去港，他还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到岭大任教，大大提高了岭大的学术水平。解放后，岭大教授中有近十位被评为一级教授，这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很了不起的。
父亲也是热爱家乡的。尽管长期在广州生活，但父亲到1964年还对我们说，他退休后要回家乡海南清澜去住。我至今还记得在家的时候，每天父亲起床最早，炉子熄了便常常由他劈柴生火，然后煮粥。父亲最喜欢咸鱼送粥吃。这是海南家乡的特有风味。
而父亲对家乡做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教育。1958年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时，他就曾前往该校去负责筹办，回广州后还争取省教育部门对海南师专的支持。1962年，由于调整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将广东省里的4所师专压缩掉3所，只留1所。父亲极力争取保留下了海南师专。
疏财与求财——挚爱的教育
父亲最大的优良品质就是不贪财。1926年夏，父亲还在美国读书时，祖父给他发了长达200余字的电报，告诉他欧战前，在马来亚芙蓉的堂兄陈序机，因生意不景气，负债太多，宣布清盘。为避债主的清算，事前把一个大橡胶园过名交给了祖父。为此，祖父也付给他一些钱。其后十多年，祖父负起了经营这个橡胶园的责任。到1926年时，这个橡胶园已价值近百万新加坡币。祖父告诉父亲，因陈序机早逝，他准备把这个橡胶园交回给序机
的后人，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回电给祖父，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交回”。
祖父接到这封回电后，请了30多位朋友大吃大喝，高兴得不得了。在朋友们的追问下，祖父对他们说：“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儿子不爱财。”祖父和父亲仗义疏财的举动，在南洋各地也被传为佳话。
很多人以为父亲长期担任大学领导职务，肯定早已家财万贯。但直到1967年去世为止，我们家里也没有一台电视机、电唱机、照相机，也没有什么古玩、字画或雕塑之类的东西。家里的客厅、走廊和书房放满了书架和书，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房子以前的主人留下的。父亲不跳舞、不打牌和麻将。有一次过节，岭南大学的侨生在我家聚餐时想开舞会，父亲却只让他们聚餐，坚决不同意开舞会，更不允许在家打麻将。父亲生活中比较现代的装备是一台收音机和英文打字机。晚饭后休息一下，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父亲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1962年，我的妻子许贻婴第一次到家里见公婆，见到我的父亲还穿着旧中式长袍，甚为惊奇。
尽管在个人生活上，父亲几乎是财富的“绝缘体”，但对于他毕生热爱的教育事业，父亲一直是求“财”若渴的。为了给学校筹款，父亲想尽了办法，甚至采取用开学时的学费购人物资储存，需用钱时再放卖出去保值的方式保证教师的工资发放。1948年8月2日，父亲到岭大主持校务的第二天就去金城银行、新华银行的周兆之和徐湛星先生处，向他们借20万元港币，约定待学校收到学费时再还。但周兆之先生对父亲说，有一个人关心岭大，如果父亲去借，他可无息贷款20万元给岭大。父亲就找到了那个人，借了此款，后因岭大医学院要买一部X光治疗机，想拖延些时日还款。没想到那位先生说，钱不要还了，条件是不能说出我的名字!
也正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陈序经不贪财，不当官，不做生意，所以当父亲为教育筹款借钱时，人们大都乐于帮忙。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曾回忆父亲说：“我请教过他，他是一个青年的广东教授，怎么到了天津会受到张伯苓校长(南开大学创办人、校长)的重用?陈先生说，张校长有一次说南开经费困难，需要赶紧借一笔钱，很费张罗。陈先生就跟天津几家银行的朋友通电话，钱就借来了。张校长问，你用什么担保?陈先生答，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校长又惊又喜，说办私立大学要有两桩本事，一要能找钱，二要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在1948年父亲己任岭南大学校长时，张伯苓先生还想要父亲回南开，接替他任南开大学校长，甚至让他兼做岭大和南开两校校长的原因。
作为校长，尽管父亲常常因为筹款，求财而忙碌，但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还是做学问，总是努力为做学问的人做好事。父亲办学总是想办法筹钱为教师学者做研究工作提供条件，从不让教师学者们去创收筹钱。他认为只有让学者们安心研究，才能确保学术的品质。在他一生中，先后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只有几年未担任学校行政工作。由于白天有繁忙的行政事务或教学，无暇做学问研究，父亲就常常在早上4点前就起床写作，几十年都是如此。200万字的《文化学论丛》、120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研究》、100万字的《匈奴史稿》以及其它著作，大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父亲一生待人宽诚、和蔼、谦虚，没有架子，在学校不仅对教师学者如是，就是对待学校的工友也很热忱。他知道很多工友的名字，而且有的连他们孩子的名字也叫得出来。他很同情疍民(被人贱视的水上居民)等贫苦的人民，不仅写了《疍民的研究》这本书，而且呼吁政府、社会给予他们平等待遇。1948年后，父亲带我们去广州上下九路一带时，常常会叫艇仔划船到珠江对面。那里很多船家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有的连他们女儿的名字也知道。
秦汉:父亲是我一生读不完的书 第6篇
台湾媒体曾捕捉到秦汉手不释卷的画面：秦汉从住家独自走出来，穿着背心，戴渔夫帽和墨镜，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径自走向家对面的中医诊所，跟柜台挂号之后，他熟门熟路地钻到后方，拉一把板凳坐了下来，然后把墨镜换上老花眼镜，专心地研读起手上的《思想的原点》，这本由日本作家荒木清所著，主要让读者以新的观念及方式进入哲学思想的图书。
秦汉本名孙祥钟，是老将孙元良的五子。时光如果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或是台湾的“两蒋”时代，孙元良可算家喻户晓。原因是他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曾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过世前，曾经也是惟一在世的黄埔一期校友。南京保卫战，孙元良指挥七十二军防守光华门一带，辖下八十八师的三个旅长阵亡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排长伤亡也占到全员的十分之八，士兵伤亡难计其数，这也是孙将军一生中最难忘的感伤岁月。
淞沪战役告一段落后，孙元良曾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转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孙元良生前曾回忆说，当时是他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中校团副(副团长)谢晋元。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振奋全国军民士气，也让世界刮目相看。1944年冬，日军集中主力攻陷贵州独山。准备直捣陪都重庆。孙元良率廿九军援救，在欠缺车辆运输的情况下，多以徒步行军，他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因而荣获青夫白日勋章。
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赫赫战功，台湾年轻一辈并不了解。之前台湾民进党“当政”时，积极推动去“中国化”政策，将抗战史实弃之不顾。孙元良义愤填膺，怒斥陈水扁的数典忘祖。
孙元良喜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人世间的荣辱名利他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到台北定居后。闲来无事，著书立说，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这本书获得非常高的肯定，对研究抗战史有很大的帮助。秦汉说：“父亲50多年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才能活到一百多岁。”他也不讳言：“我喜欢读书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们，读书能通古今、变气质!”秦汉回忆说，父亲庭训甚多，主要是要求子女们多读书，他是个很慈祥的人，“小时候每次在家里讲故事，他总把我抱在他前头，和我们讲他喜欢的《封神榜》、《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小说”。
秦汉今年已六十多岁，虽然他曾经是港台第一小生，却始终维持着“文艺小生”形象。他那高大英挺、书卷气浓厚的形象，最适合饰演琼瑶笔下的白马王子。他演过许多痴情男子，如《几度夕阳红》里一辈子失意的杨明远，《烟雨蒙蒙》里个性火爆的陆振华，他觉得演这些人物格局太小了，自己最想演的还是“爱国英雄”，他希望能多演历史上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也许是自己的“爱国心”太重，也或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几年前，秦汉以很低廉的片酬，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电影的演出，为的就是要证明日军在抗战期间，残杀中国百姓的暴行。秦汉说：“我在南京拍摄这部电影时，想到父亲当年奉命率军据守南京，打一场不可能赢的仗；想到当时伤亡渗重的场景，我就格外感伤。”他说，“想到几十万冤魂应该给个交代，应该让他们发声，我从小听父亲讲过，早就想拍这部戏了!”谈起这部两岸合作拍摄的电影，他变得十分激动，向笔者仔细地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以及整个拍摄过程，他说一开始他就被那个大场面的战争画面震慑住了，再后来谭盾作的曲响起，让他不禁热泪如雨下，“太感人了!”他在第一天开镜典礼就哭得不行，“整个拍片过程不像演戏，倒像在控诉日本历史的罪行!对父亲的尊敬也就更加浓厚了!”
秦汉对自己拍电影不是很以为然，他说拍电影是小把戏，他父亲也不会重视“电影明星”。父亲在他心目中十分伟大，同时他也不希望沾父亲的光，秦汉不提父亲是因为父亲战功彪炳，如果他事业干得不好，他戏称那“会有辱父亲的威名”。但是父亲却非常开通，秦汉记得高中毕业后，报考中影公司演员训练班，事前曾询问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人不一定要做将相，“不论做哪一行，都要充实自己，多读书，否则终将失败”。父亲以“行行出状元”勉励他努力奋斗。
也就是这种感悟，让孙元良与秦汉两父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看似走的是平行的两条线，但他们走着、走着却因共同的嗜好——读书，又交叉成一条线。
近年来秦汉转向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在台湾活动则非常低调，但在孙元良将军生前，他和父亲的互动，丝毫不受影响。他努力地表现，但在大陆也很少提父亲，不过内心底，一直以父亲为荣，他非常孝顺，其实早就有人要他到大陆拍戏，但他直到前几年才去接戏，一有空就飞回台北，就是为了陪伴年迈的父亲。只要在台湾，每周都会到天母探望父亲好几次。他说，父亲是他一生读不完的书。就连秦汉的朋友也常常钦佩地说：“秦汉与他父亲是父慈子孝的最佳典范。”
孙元良是两年前过世(也就是2007年)，享年一百零三岁，遗体火化，骨灰暂厝林口。秦汉表示将依父亲遗愿，未来选择适当时机迁葬南京，因为南京是父亲最怀念的地方，是中国人受伤害最深的地方，父亲要在祖国的大地上落叶归根。
目前，秦汉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陆拍片。除了拍片还看秀，在笔者面前，他也献出他的压轴走秀，我问他这是否代表要复出演艺圈?秦汉笑着说，他从来没有退出过。哪来复出，只是由演员变成导演，由幕前变做幕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