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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摘要：作为一种广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学界也引起广泛关注。但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学界存在着诸多分歧。杰姆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思路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一
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杰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依据。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序言中，杰姆逊提到“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及其带来的新文化形式。杰姆逊指出，在所谓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诸如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特别是广告工业的急剧扩张等等使文化作为商品进行批量生产成为现实。杰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人们在经验方式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生活越来越封闭于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越来越离开这个世界上生产与劳动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服务性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景观社会，以致人们“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且题旨”[1]8。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杰姆逊进一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描述：“正如我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剧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2]418
对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裂变，各路各派的“新话语”作出了种种解释，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说，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学说，利奥塔的语言游戏，等等。虽然这些新话语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这些话语在共享的观念和态度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比如这些话语都着眼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拒绝统一性、总体性和普遍化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都沉溺于话语之中。一股后来被西方社会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产生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转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转向，以及伴随这种历史转向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呢？
杰姆逊指出，虽然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文化就可以用“后现代”来概括，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也还存在，但是，西方文化在50年代末出现的“断裂”已经足以使现代主义文化退居后台，一种异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突显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因素。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tle）社会，或跨国的资本主义”[2]399。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这个后工业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或称晚期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而杰姆逊的意图就是要挖掘出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
二
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为资本的生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这决定了资本的逻辑就是积累、扩张、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也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它们构成资本主义不断深陷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构成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控和重获生机的原因。
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了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资本主义的外壳将会爆炸，剥夺者将要被剥夺，然而自1825年资本主义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我们眼见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至今存活，而且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通过在危机中的痛苦蜕变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一个更宽广的控制、投资、改造和渗透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经济上的大萧条最终引发了政治上的世界大战，而战后的经济又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新科技革命的刺激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并且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杰姆逊认为，与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相比，二战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它呈现为一种高度的现代化：资本的扩张不再局限于工厂和车间，不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生产技术与另一种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以投机的形式出现，用德里达的措辞就是，价值的幽灵在硕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支离破碎的幻影中相互角逐。杰姆逊指出，从战后60年代开始，自古典资本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然的最后遗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被消除：前者表现为农业的被迫资本化、农民的被迫无产阶级化以及相关的传统农业文化的消失；而后者则表现为文化的被迫资本化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被资本的逻辑同化。因此，60年代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标志着资本的扩张又有了新的特点，并且因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先前明显不同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杰姆逊认为，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依附于新的信息技术穿上了文化的外衣，而文化则开始与数字化、复制化等信息技术寸步不离，渗透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西方有学者称此现象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第二，文化被资本殖民。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有资本长期无法侵入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无意识，就是日常生活领域，亦即精神文化领域。但是现在，这一领域也委身于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引发所谓“文化全球化”①的问题。这一扩张过程是通过庞大的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夹带散播资本主义的文化，并使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所有这些，表现在经验的层面上，就是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被批量地复制、销售和消费。在这种技术化与商品化的体制中，文化亦成为一种工业，失去其人文关怀的原义，沦为只是向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的消费品。用杰姆逊的话说，后现代主义的“上帝之死”——甚至“人之死”——甚至宗教与哲学的“终结”把现代人置于普遍焦虑与危机的情境之中，但它并没有给现代人提供真正走出这种焦虑与危机的道路。恰恰相反，虽然后现代主义鼓吹的言辞看似更加人性化、社会化和“文化化”并全神贯注于这种焦虑和危机，但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目之所见，浸透和充斥我们这个社会的不是新的价值，而是消费主义的视觉文化[3]358。文化摒弃了对生命意义的拷问，本能的冲动和感官的享受成了真理之源。
战后经济发展的这些新特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价值的对抗以及文化的独立性的日渐削弱，使人之为人的文化本性问题和文化压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三
杰姆逊借鉴恩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资本的扩张入手，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当前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时期分别以资本的自由竞争、竞争导致的垄断资本以及资本的跨国运作为特点，同时对应地都有自己作为主导形式的文化模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阶段，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有称之为古典式资本主义的。这一阶段中，资本的扩张逻辑主要实现于可见的物质形态之中，而文化的主导形式也是现实主义，即注重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推动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出现了垄断企业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列宁称此阶段的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资本的扩张推动规模化现代工业的兴起，这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但作为个体的人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无依，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自由、博爱、平等等道德观念被现代工业批量制造的枪支弹药击得粉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些社会现实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新型的文化形式应运而生，即现代主义。可能是无法直面丑陋的现实，所以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而是采用荒诞的或寓意的语言将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变相扭曲地影射出来，抽象成为文化主要的表达方式。二战后，资本的扩张渗入尖端技术领域，商业企业的形式也改变了，金融资本时代来临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土地投机和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因素，投资和股票市场比实实在在的工业生产更加引人注目，金融交易中唾手可得的可观的利润使金钱似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些金钱也不再是之前的棉花钱、大麦钱或者纺织钱，而是脱离了哺育它的具体场所，变成了自由浮动的神秘之物。“大量金钱环绕全球的闪电般的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它们显然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障碍，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新的不可再现的征候”[3]351。这种新的征候，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现代主义时期已经显现出来的抽象问题更加严重了。杰姆逊认为，如果说现代主义忠实地再现了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由资本扩张所带来的愈加严重的抽象，那么今天所说的后现代性则是另一个尚未到来的抽象阶段的征候，它在性质和结构上都不同于以前的抽象。援引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里的观点，杰姆逊将其描绘为我们自己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即全球化社会的金融资本时代，以及由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抽象。资本的扩张带来文化形式上的变化；反之，我们研究文化也不能离开经济框架。因此，杰姆逊认为，“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任何综合性的新理论都需要深入到扩大了的文化生产领域去测绘其效应；实际上，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一起——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一样，都具有深刻的经济性，都完全是后者普遍化了的商品系统的组成部分”[3]352。
现代主义是资本商品化逻辑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强化。杰姆逊认为，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恰好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化的论断：即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人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收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可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任何一个领域。二战后，在这种资本无止境追求利润的体制中，文化的生产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吸收并被纳入商品生产的总过程之中，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基本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都认为人的美学以及审美这一部分是拒绝商品化的。康德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实践的、认识的和美学的，并认为美、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企业（实践的）和科学知识（认识论）领域。杰姆逊指出，如果说第二阶段中资本主义通过暴力，以外在的手段使世界殖民地化，那么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更深刻的渗透，因为在这一阶段中，美、艺术、文化作为惟一可以拒绝资本和商品化的范畴也消失了。文化全面“移入”社会生活，在尘世间“惊人地扩散”。但这种“移入”并没有提升文化也没有提升生活，反倒是因为资本的均质化而造成了文化自身的黯然失色和平面化，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平面化、标准化和索然无趣。
总之，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扩张具有紧密联系。“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反映了资本扩张的又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中，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所吸收，并成为资本继续扩张和渗透的工具。由此，杰姆逊总结指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因素而独存。这种变化，包括了文化在社会功能上的重大变化”[2]503。在后现代主义中，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方面无处不在。也是在此意义上，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作为资本对文化彻底渗透和同化的标志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参考文献：
[1]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3]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Postmodernism：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IANG Miao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37 ,China）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 late capitalism; cultural logic
作者：梁苗
第二篇：后现代主义
摘 要：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多么的泛滥、矛盾与冲突，其形式又是怎样的丰富而让人难以把握，但它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独立体系，其实质只是现代性危机社会和文化的观照。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现实
一、后现代主义——一个难以界定的“现实”
后现代主义像野火一样在全球四处蔓延，其贯穿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但在中国真正卷起后现代主义旋风的当是后现代主义“教父”美国杜克大学的弗·杰姆逊教授，他在北大开的专题课即是《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从此之后，后现代主义传遍了整个中国学界，而时至今日，“后学”并没有因为其存在诸多的争议和本身难以化解的矛盾而逐渐消失，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与话语中，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逐渐在社会中初露端倪，这个“现实”也再一次验证了黑格尔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话语的狡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传统、现代和后工业化时代相浑融的社会，对“后现代主义”言说的意义和理解，学界更是众说莫一。众所周知，概念、原则、本质本来就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的对象，而这在后现代主义本身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在中国，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一个“运动”的概念或者批评概念，甚至仅仅只是一种风格概念或概念形式。即便在“后现代主义”的肇源地——西方，它也无规范可循。按照大卫格里芬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杰姆逊却只承认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文化描述话语，一个逐渐生成的巨大代码。哈桑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专事摧毁的运动，并把它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利奥塔德则论述到：“后现代总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想成为现代作品，必须具有后现代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
但无论“后现代主义”多么难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个“现实”本身便是它的价值之所在。“现实表明，如果使思想水平仅仅停留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现有理解上，那么无论是拒斥、欢迎还是扬弃都无助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尽管在中国，有人提出中国还没有资格配用这个摩登术语，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会杂交出一个第三者，还有人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匆匆而过，已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建构”、想象它，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现实”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研究的，“对后现代主义的盲目拒斥就象与风车作战，而对后现代主义盲目接受就象欢迎一个影子。”
二、后现代主义——一个难解的谜思
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与见解则更是五彩缤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它与高扬理性、科技、民主旗帜的“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消解已有的世界观，批判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不仅导致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人象吉普赛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对现代性的批判似乎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要义与必然选择，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确认其身份和价值的路径与方式。其实批判性也一直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重要要义，且从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把这种批判发展到“解构”、甚至是“颠覆”，否认基本的常识与共同理解的可能，在现代性看来不可理喻的观点与形式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却大张旗鼓，它带来的新颖与刺激在学界和社会卷起一阵阵浪花，不停地拍打着现代性累积的古老海岸。
但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考察，都不存在一个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全指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现代性，后现代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组文化现象，严格的说，即就商品社会和被公众及私人的官僚体制理性统治的市场而言，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如沈语冰所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而且“作为一股极端个性化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形成不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变革力量。”如果后现代主义不与科技和制度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和解并结合，它只能停留在抽象的阴影的王国里顾影自怜。“因此为了摆脱这种无奈，一直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人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他们企图确立一种“实用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常被人们称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寻找理论脱困的路径之一，但也不免给人以缘木求鱼的感觉。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新的尝试与努力能为“后现代主义”找到一个可行的路径与有说服力的方向。
人们也怀疑高扬反“现代性”旗帜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或者顶多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现代性”的早期话语中往往已经包涵了“后现代”的一些命题，这些命题在西方现代性的早期经典阐释中已表现出来，如韦伯等人因焦虑于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系统对生活世界加以制度化控驭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从而引发对现代理性的推崇与批判相互交错的论述。因此早期现代性论述中所构成的内在张力，正好说明“后现代”的诸多命题其实早已隐含在“现代主义”的内在结构中，只不过在等待着爆发和颠覆其统治权的时机而已。正如查博特(C．B．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性’作家。”“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似真性。”
再次，后现代主义更容易让人诟病的是它的方法论原则。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后现代主义反对“决定论”，而事实上，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詹明信)，就是建立在某些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后现代主义反对“二元思维”，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实践否定了自己所确立的原则，他们在对待现代性时又不自觉的陷入“二元思维”的陷阱，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以反对现
代性自居，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语言霸权，失去了本身的真理性和反思性。桑托尔(F．F．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事实上人们正是这样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它们是在以自己所反对的方式来反对自己所反对的。
三、后现代主义——一种现代性危机的彰显
后现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性推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这种现代性转型的极致便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它巨大的转型力不仅使人们空前的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对人们基本生活存在的个人特征也有重大改变。”正如韦伯等社会先知所预见的现代性一方面极大的解放人类，但另一方面又在制造自己的“囚笼”。当人类在征服自然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更不可把握的世界，既是齐美尔的“客体文化”世界，这个客体文化正在如脱缰的野马，挣脱它的缔造者，并反过来奴役他时，人们的主体安全感被剥夺，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奈，就象深陷在一个泥潭中，不能有所动作，不能反抗，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否则只会加速自己的死亡，与其看见自己一步步沦陷，还不如回归一个纯真的“本我”，忘却历史、传统、社会、他者，而以主体死亡、欲望碎片、戏仿、甚至是精神分裂和竭斯底里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开始进发，它否定现代性的一切，甚至否定自身，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在“人就像沙滩上的足迹，一个浪头打来将无影无踪”的无形作弄下，“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现代性死了”，甚至说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而对不确定性、异质性、片段性、甚至怪诞性却充满了热情，他们宣布“主体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心灵是权力碑文的表面”；“人道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谬误”；“世界以无人始，亦以无人终。”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则更加加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普遍历史特征和中国个体的历史文化特色。在转型期，社会的骤变与动荡，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集团的集体愤懑与躁动欲等极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行动的社会情绪，这不仅仅在中国，在欧洲，美国都曾一次次见证。不仅是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而且每一次生活方式的巨变和原有社会的信念体系的崩溃它都需要寻找一种路径来找到自己的宣泄口，这在过去表现为有组织的战争、革命、斗争，而在强大的结构化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因此此时它的表象则是分散的个体的后现代主义，加上一些人的刻意的追究与装扮，使得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为转型期社会情绪彰显的表象和“安全阀”。在中国这种变化更为深刻紧张：在被现代性颠覆了的整个中国社会，曾经对现代性笃信无疑，“实现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追求与强烈愿望，为此政治社会几乎湮灭了个体的一切自主意志，“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理念和信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发展的极致，结果当“文化大革命”的理想被无情的摧毁后，被强制社会释放出来的人们的信仰瞬间坍塌，困惑、不安和惊惧的社会情绪开始弥漫，而正在这时，他们又被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到市场社会，市场的多变性、不安全感和非归属感则迅速奔袭而来，再加上中国社会体系的不健全，“安全阀制度”的欠缺，使得社会情绪盲目奔腾而找不到宣泄口。在80年代，人们还企图以传统的斗争性手段来表达对这一切的不满与抗争，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转入了一场持久的自贱式的对现实的对抗与反对，与当下复兴的大多处于秘密状态的宗教一起成为对现实社会缺乏信心的人们表达存在的方式与寻找生命解脱的路径之一。
在中国，我们还不得不关注关于承担在中国彰显“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群体——知识分子。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所具有的功能作用不完全相同，它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及试图寻求重新自我认同的道路这一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以启蒙民众的姿态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但在九十年代后，一方面固守纯粹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大潮中顿觉孤立无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化，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觉焦虑，他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来作为“符号”标示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另一方面有了更多自由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开始了自身知识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与转型，他们不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济世情怀，而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理想光环也逐渐在他们的心里褪色，他们更加强调以“自我”，甚至是“本我”为中心的学术生活。
因此，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多么的泛滥、矛盾与冲突，其形式又是怎样的丰富而让人难以把握，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个最普遍，最根本的特征：它们来自于自己的批判对象“现代性”上，它们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海滩上的沙塔，而是一种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和文化观照，如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所指出：“新的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中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内在真相。”对现代性可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以致于后现代主义之价值“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任何建立诸如此类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它的目标似乎就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对后现代社会则很少有构想和说明”。尽管他们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对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解构与颠覆有时候是多么的无情与刻薄，但它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及其生活之中的人的另一种关怀，只不过这样一种态度转变为无奈、困惑和对现实的苛责或投降。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补充，放大了现代社会里的另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领域，提醒人类戒骄勿躁。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反响已经在促进人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境况方面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在肆无忌惮的现代性社会里，有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微观的惊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收稿日期：2006-01－15
作者简介：朱海龙(1977－ )，男，湖南东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
(责任编校：茶山秋泉)
作者：朱海龙
第三篇：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教育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欧洲大陆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聚集了众多的思想派别，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其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方面：反思现代性、多元化思维和否定性思维。反思现代性的特点是反理性、反中心性、反同一性、反整体性、反确定性;多元文化思维的特点是肯定世界的多样性和认识的差异性，倡导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世界;否定性思维的特点是对现代性进行否定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其社会背景主要是文化的大众化、消费化，科学和理性的工具化等。其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哲学中反形而上学的倾向、社会批判理论、解释学以及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
一、关于教育目的
吉鲁是教育哲学中后现代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吉鲁结合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创立了“边界教育学”。吉鲁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批判能力，使学生建立起社会责任观，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自身的认同，同时也形成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价值观的他人的认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
麦克莱伦发展了批判教育学，他认为人们应该通过教育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权力。麦克莱伦用这样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教育应该赋予个人和社会以权力。
博维斯主张建立一个以生态为本的教育，其教育目的在于强调建立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和睦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生态意识即使人与自然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并在其关系上形成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教育应该把人培养成为社会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二、关于课程
多尔是具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课程应该是建构性的和非线性的，建构主义的课程是透过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形成的，不是那种预先设定的课程。多尔设想出4R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的标准，即丰富性、循环性、关联性、严密性。丰富性即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和课程的多种可能性或多种解释。循环性即旨在发展能力的开放式框架的课程。关联性指的是课程内部的结构联系和外部的文化联系。严密性是指概念的重新界定，严密性与诠释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
布洛克也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认为现代学校和课程为学生提供的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道路，总是引导学生往特定的方向前进。他主张，课程不是一个与“被找到”或与在某条路线“找到自己”有关的问题，也不是一种运动——沿着一条由别人所规定的路线向前走，而是我们可以由自己在该路上的位置来确定自己。
三、关于教学
后现代主义认为，教学与课程不应该是分离的，课程知识应该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后现代主义把教学过程理解为对话的过程，即思想和语言的交流。教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教给学生特定的知识，而应该培养学生除知识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价值。教学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学生主动获取信息和自我教育的建构的过程。教学要注重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学生之间的差异，提倡因材施教，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四、关于教师角色
吉鲁大力提倡将教师看作是“文化工作者”的批判教育学，他认为教师是“有改革能力的知识分子”，扮演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角色。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教给学生知识，而是用他所有的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各种意识形态、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因为教师的特殊角色，教师能够创造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学生通过教师的帮助而培养社会批判能力，能够将学校教育与文化、历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从而最终解放自己。
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时期知识的本质不再是以往主张的信念、真理性的东西以及某些技能，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知识的本质的话，那这个词就是“信息”。从这个观点出发，教师的任务是教学生掌握信息的方法与规则，不再是对学生的个人训练。
多尔认为，教师是一个领导者，但他仅仅是学习共同体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是“平等中的首席”。包华士认为，教室是一个观念生态圈，也是一个权力生态圈，教师是看守这个生态圈的管理员。罗蒂认为，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传授真理，而在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教师必须能够使学生产生对话。博维斯也很关注师生互动，他认为学校在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社会，形成自身的感知。
五、对教育中后现代主义的评价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进行研究是有价值的，这种研究不仅能够对历史和文化有所贡献，而且边缘人群的叙事内容能够被纳入到教育情境和课程范围当中来，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理解那些常常影响个人和社会福祉的社会分层。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能够促进学生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差异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对自身和社会更深的认同感，形成社会责任感。
后现代主义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促使学生深入了解政治，培养学生的政治敏感性，使学生成长为政治共同体的合格成员。这有助于学生反抗压迫，争取相应的社会权力，最终解放自己。
后现代主义强调师生的平等对话，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地位和主体性，促使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其他信息，促进学生形成对自身的认同。
后现代主义一般呈现出反传统的姿态，怀疑知识、怀疑真理，但是这样可能会走向极端，可能会导致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使人类看不见人生意义和目的，丧失对事物评判的一般标准。
后现代主义者最强烈的道德品质之一是对人类差异和压迫的敏感性，但是，在称颂人类差异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似乎忽略了重要的共性。对共性的忽略可能导致对整体的分裂。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甚至每个人都有很大差异，但是人类更多的是作为人类的共性和普遍性。忽略人类的共性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自身所处的危险，后现代主义思想可能误入消极理念论的歧途。
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看法和观点为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教育带来新的元素，也给教育者很大的启示，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不能不加取舍直接运用，应根据教育的实际状况选取合适的观点和方法，从而促进教育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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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