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列宁政治遗嘱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文章通过对列宁“政治遗嘱”中五篇文章在经济、文化、政权、认识论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升华，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于指导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列宁政治遗嘱研究论文 篇1：
列宁对党内民主的最后交代
作勾列宁的政治遗嘱，广义来说，是他病重病危期间，扫他口授记录下来属于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分6天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记录下来后成多篇文章，即《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问题、合作社、革命道路、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问题。狭义来讲，称为列宁遗嘱的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忧心忡忡抱病口授遗嘱
列宁经常极度紧张和不间断地工作，致使他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风，病情恶化，先右臂右腿瘫痪，后整个右半身瘫痪，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但头脑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问题。当时，俄国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对此列宁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党的建设有所削弱，而党的高层权力过多集中于斯大林，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党和人民的监督相当薄弱，高层不稳，存在分裂的危险。面对列宁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不准他过问所有党政事务，并委托斯大林负责列宁的生活和医疗。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而一些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不让他这么做，于是他向中央要求，允许他每天用很短的时间口授日记，否则他完全拒绝治疗。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 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第二，禁止会客；第三，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面对压力，列宁不顾病魔折磨，毅然从1922年12月23日起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政治遗嘱。
遗嘱的核心思想内容——党内民主
分6天口授的遗嘱，一共3000多字，没有任何“民主”或“党内民主”的字样，但全信通篇都体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
其一，列宁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临终自然要考虑接班人问题，但他没有指定也没有明确建议谁当接班人。他着眼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着眼于党的制度的改革。
其二，他的信是专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既不是写给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写给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因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最高领导班子的事，接班人的事，应由党代表大会决策和选举产生。
其三，他反复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到100人，这些人又必须是工人和农民党员，即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和改变中央结构成分，用权力配置和权力制衡来解决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集中到斯大林一人身上的弊端，依靠多数中央委员形成和通过党的正确决议，提高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威信，加强和改善中央的集体领导，加强中央领导集体对最高层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小部分人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这两个“强人”之间的冲突引起党中央分裂的危险。
其四，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6位中央领导人的德才表现和优缺点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是供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作重要参考；二是期望他们各自能扬长避短、发扬成绩、弥补不足……妥善处置意见分歧，避免冲突，防止分裂；三是因为他们各有优缺点，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戒骄戒躁，更要发扬集体领导作用，避免将权力集中到个人手里。
其五，列宁对中央6位领导人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列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民主作风，体现了革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领导品格。对斯大林，列宁是最放心不下的。列宁强调，“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党中央分裂的危险，并且严厉地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而这一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因此列宁郑重“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是列宁遗嘱的核心和实质所在。
其六，为了加强对党中央高层的监督，加强对总书记和政治局的监督，列宁强调必须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
列宁的话不幸言中。在谨慎使用权力上，斯大林只做到“一时”，却没有做到“永远”，不仅不谨慎，简直是滥用。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执政地位丧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共长期以来党内民主和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可以说早已埋下了祸根。教训不可不谓深刻。
作者：朱峻峰
列宁政治遗嘱研究论文 篇2：
浅谈列宁“政治遗嘱出境”
[摘要]文章通过对列宁“政治遗嘱”中五篇文章在经济、文化、政权、认识论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升华，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于指导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列宁；“政治遗嘱”；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丁宁，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文献标识码]A
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仍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特别是反革命势力试图通过谋杀列宁，妄图推翻新生的政权。在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前往赫里逊工厂时被蓄谋的破坏分子刺杀，严重受伤。由于工作的压力，1922年5月和12月两次中风的列宁已处于瘫痪状态。而身体上的病痛，挡不住列宁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住院期间，他通过口授的方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写成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论文是列宁总结6年多自己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所写，是对党和人民的嘱托，因此被称为列宁的“最后遗嘱”或“政治遗嘱”。“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年仅54岁。可以说，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而列宁晚年就是指思想发展阶段上的晚年。”
“最后遗嘱”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时期，列宁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其中涵盖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任务等方面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俄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尝试。
一、经济建设
“最后遗嘱”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是在《论合作社》中大量论述的。这是1923年1月4日和6日根据列宁口授整理写成的一篇文章；同年5月26日和27日发表在《真理报》第115号和116号上，后来被称为列宁关于合作化计划的代表作。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全面系统阐明了如何通过合作化把千百万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
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业的基础上，找到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台阶”或形式，即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根据自愿和与国家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私人买卖”，把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独立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合作制政策的施行成功，使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农经济易于在相当时期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也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着重论述了合作社的组织条件、作用及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等，是对苏维埃俄国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一次全新认识，表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在经过十月革命以来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开始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他如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语破天惊的论断是列宁晚年思想带有结论性、总结性的概括。
这个论断的产生是有充分论据的。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作制的性质。“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此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同时也承认了在一个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多种经济结构并存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必然举措。另外，合作社的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取决于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组织了。
其次，在谈到组建合作社的条件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国家领导和管理合作社的内容和手段时，列宁认为“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使居民尽量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另外，他也认识到“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些都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充分的条件能够组建合作社，而且也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最实际的方法。这些也都说明当时苏维埃政权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都给予了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等等的一样。”
最后，列宁指出了合作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在《论合作制》的开篇，列宁就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这些论述虽然有一些绝对，但我们能看出把合作社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基本形式，作为苏维埃俄国特别加以支持的一项社会制度加以肯定，理解为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或途径。在《论合作制》的最后篇幅，列宁更是大胆提出了合作社与对农民的文化工作的关系以及合作社开展文明经商的措施和意义。合作社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农民以及商人合作共同完成。
二、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任务在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的日子里就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纲领之中，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向和平建设过渡的时期就已成为重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列宁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日记摘录》是列宁于1923年1月2日在病中口授，且发表在同年1月4日的《真理报》第2号上的文章。一方面，针对俄国文化落后的情况，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把着眼点放在大力普及和发展国民教育上。可以说，初级国民教育是国民的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根本的、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国民初级教育。然而在俄国，由于沙皇政府长期实行等级制和
农奴制政策，文化教育水平陷入极端落后境地。俄国成年居民有75％以上不能读书识字；城市工人40％以上是文盲；而在农民中不识字的人则占有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达20％。1923年初，抱病在身的列宁，看了1920年人口登记资料基础上编成的《俄国识字状况》一书和《日记摘录》中1897年及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的数字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2](P676)这表明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革尚未完成，俄国仍然处于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发展国民识字教育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而又最根本的、关键性的措施，明确指出了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像话。”
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仅在经费上，而且在人力上也应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当时，俄国农村文化教育非常落后；为了加速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就向城市工人建议：“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当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够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机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要求呢?”在最后，列宁指出：“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文化问题一作者注)，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它并实行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前进(那时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三、政权建设
在关于政权建设方面，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文章中作了集中论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在病中用七天的时间口授的文章，是关于改造工农检察院、改革国家机关的重要著作。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集中全力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叛乱，大部分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离开所在的工作机关，前往军队参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机关只有很少的党员甚至没有党员留守。因此，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国家机关进行根本的改造；同时，由于俄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国家机关不得不接收了几十万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旧官和职员，因此，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对抗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列宁曾多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并领导改组国家监督机关成立工农检察院，以督促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工农检察院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仅工作人员就一万二千多人，工作效率不高，没有威信等。为了使工农检察院真正成为模范机关，1923年l－2月间，列宁虽然病情较重，仍口授了《怎样改造工农检察院》一文，作为向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不久，列宁又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补充。
列宁首先从俄国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工农检察院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的错误，指出：“要特别认真地整顿国家机关。”因为，一方面，国家机关存在许多“即使不令人厌倦，至少也非常可悲的缺点，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然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另一方面，苏维埃制度中好的东西“只是匆忙地抓起，还没有被理解领会和被实践证实”而巩固下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习惯中。在改革国家机关“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列宁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改变是更深层的改变；旧事物是否真被消灭、新事物是否真有了成就，要看它们是否深入到文化、深入到日常生活习惯之中了。国家机关改革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而“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列宁还谈到怎样选拔人才改造工农检察院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强调：“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察院的职员”，从中选拔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另一方面，改革国家机关、监督检查工作不力是列宁晚年极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按照列宁的权力制约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应当建立起一套白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对独立的最高监察机关。这个机构将由优秀的工人和农民组成；具有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威；它的工作人员要直接参加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立法、执法活动。不仅如此，还要扩展监督主体。列宁从新的高度提出了人民监督主体作用的问题，要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发掘新的力量来充实监督队伍。另一方面，提升党的监督机构的法定地位，以党内监督完善党内自我监督机制。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而且，这些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不管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都不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这些都说明，列宁很重视监督体系的建设，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赋予特别权力，从而保证了它拥有并且能独立行使对同级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检查权、查处权等。这对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加强党内监督、搞好民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读列宁的“政治遗嘱”，笔者不禁对列宁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感想颇多。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同时也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达到了最为深邃的程度，具有了最为完备的形态和最为丰富的内容。
列宁十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方法和武器，特别是列宁所面对着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状况都已经把认识论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色彩最浓、哲学性最强的要数《论我国革命》了。这篇文章是列宁口授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堪称“政治遗嘱”的根基，在最后一组文章中起着统领一切的作用。它的构想虽然最早但完成却近于最后。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列宁忍着巨大的病痛翻阅了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第三、四、七篇，并于1923年1月16日～17日口授了这篇批评苏汉诺夫的著名文章。它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于它是列宁最后之作中特别着力的一篇，而且还在于它以非常浓缩的形式结晶着列宁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一，运用一般原理与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一基本原理贯彻了列宁毕生的理论、实践活动，在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凝结在《论我国革命》中的列宁认识论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不仅对于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建构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也都有十分重大意义。第二，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而列宁根据时代的特点，大大地发挥了这一观点。特别是他在思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反对把西欧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看作是惟一模式，这一观点也是列宁“政治遗嘱”中最为新颖、独特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之一。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指出：“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推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的革命”。这一完备的思想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列宁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结论，而且该被看作是他用以建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并对我们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认识一切社会问题的认识论指导。最后，理论与实践结合。列宁在最后的“政治遗嘱”中针对那种从书本中讨生活，因而不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庸人，强调“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他针对那种对社会主义缺乏深思熟虑的人，强调要“七次量衣一次裁”。所谓“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就是强调要尊重实践，勇于实践；所谓要“七次量衣一次裁”就是要强调理论思维要反映实际，合乎实际。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使列宁在认识并指导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性，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列宁“政治遗嘱”中的这些思想不仅在整个人类学说的发展史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也是具有独特地位的。展开来认真地研究这些思想，把握住他的思想精髓，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丁 宁
列宁政治遗嘱研究论文 篇3：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内容摘要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斯大林时代制造了大量谎言。至今仍被某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刘著中就充满了此类说法。历史事实是,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并非列宁提名,并且总书记一职当时也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列宁要求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鉴于斯大林性格“太粗暴”,并且在处理一系列重大事务中出现严重的失误。列宁“遗嘱”是给代表大会的,理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但是斯大林等人规定种种限制,使代表们无法理解“遗嘱”的内容和精神。斯大林中断新经济政策。提出社会主义成就越大、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公式,借此在国内实施大规模的镇压。在农村以暴力对待农民,用“全盘集体化”取代列宁的合作化;在国内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迫害少数民族。凡此种种充分证明,斯大林不是列宁事业的什么“忠诚继承者”,而是严重背离了列宁遗训。
关键词 列宁 斯大林 总书记 列宁“遗嘱” 党代表大会
作 者 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北京:100032)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斯大林时代制造了大量谎言,流毒甚广,至今仍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刘著中就有不少此类说法,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举数例予以辨正。
是列宁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十月革命后公认的天才组织家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在1919年流感大流行中不幸逝世。列宁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工作,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弥补于万一。所以他担任的工作被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农民出身的加里宁接替,党的组织工作由新成立的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这时身兼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是斯塔索娃,后来加上克列斯廷斯基,没有斯大林。直到1922年4月,斯大林才首次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总书记。
刘著却断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是“列宁的建议和提名”的。
此事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认为是季诺维也夫推荐的。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是主持中央全会的列,加米涅夫建议的。 参加全会工作的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则认为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是列宁推荐的。
实际情况是,此前在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为当上总书记,斯大林玩了一个花样。违背程序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在他的名字后标明“总书记”的字样。这就迫使代表大会的投票者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同时选举总书记,而总书记一职本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
列宁参加了俄共11大以及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提名的。
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担任总书记的,目的是想证明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其实这种手法相当拙劣,不要说列宁没有提名,就是提名了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书记处仅仅是负责执行政治局和组织局决定和处理日常党务的机构,总书记并非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只是书记处的头。列宁作为最高领导人担任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党内职务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1922年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有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瞿鲁巴,列宁还曾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副主席。政治局在列宁缺席的时候,由加米涅夫主持会议。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时候斯大林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还相当远,好几个人都排在他的前面。正因为如此,在列宁病休期间,斯大林必须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手组成“三驾马车”,才能操纵政局。
列宁为什么给斯大林写“绝交信”
刘著断言,“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决定的”,“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这是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变成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吵架了。
列宁知人善任,经过多年的共事,他对斯大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知道他性格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不能容忍”,“爱报复”,可以说,列宁把斯大林看透了。当然,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对这一点列宁也不否认。
列宁同斯大林矛盾是怎么产生和激化的呢?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需要不断休养。就在这期间。在斯大林主管的事务中接连出现失误。一个大问题是成立苏维埃联盟(苏联)问题,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乌克兰等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方案明显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列宁的反对。“自治化”方案被否定后,斯大林仍不甘心,千方百计地打击带头反对此方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酿成“格鲁吉亚事件”。此事成为列宁病中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外贸垄断制问题。1922年10月举行中央全会,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全会通过决议。放松外贸垄断。斯大林是放松的主张者之一。列宁得知此决定后,深为不安,一方面建议中央暂缓执行决定,另一方面找一些中央委员谈话,做他们的工作。同时,写信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在12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捍卫外贸垄断制:“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列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12月中央全会撤消了10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加强外贸垄断的绝对必要性。
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给托洛茨基去信说:
“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这封信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的,她在列宁信上加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引注):费尔斯特教授(给列宁看病的医生——引注)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给您的信。”
这是一封得到医生许可后口授的短信,它宣布斯大林失败并表示要继续进攻。斯大林对此严重不满,于是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娅打了电话,在电话中把她大骂一通,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威胁。骂得相当粗暴,以至于克鲁普斯卡娅气得浑身发抖。斯大林是怎么骂的,克氏没有说,但是莫洛托夫后来提到过:
“斯大林对我大致是这样说的:
‘怎么啦,就因为她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该像尊重列宁那
样去尊重她?”’“斯大林大发雷霆:‘怎么着,我得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看来克鲁普斯卡娅受到的就是这样的辱骂。连莫洛托夫都说:“太粗鲁了。”
克氏挨骂后不敢告诉列宁,只好于12月23日向列宁的“最亲密的朋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求救:“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她说:
“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大概在1923年3月初,列宁获悉了谩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于是在3月5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全文如下: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列宁说反对我的妻子也就是反对我,这是因为他明白归根结底斯大林反对的是他列宁的主张(坚持外贸垄断,反对“自治化”方案等等),是他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
列宁对斯大林的反击打的是组合拳,就在3月5日和6日两天,他还就格鲁吉亚问题接连给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写了两封短信,这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信件,表明了列宁反对斯大林的最后决心。
3月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
3月6日,列宁给受到打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三封信的矛头都是指向斯大林的,并且涉及的都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此前,1923年1月4日列宁所写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明确提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写这个补充的时候。列宁还不知道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的事,能把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归结为克鲁普斯卡娅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吗?
斯大林对列宁的绝交信持什么态度呢?他在给列宁的草草回复中说:“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斯大林没有任何道歉的诚意,幸好列宁没有看到这封信,否则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列宁“遗嘱”的遭遇
1922年12月,列宁在病中冲破“封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被笼统叫做“列宁遗嘱”,不过被特指为“遗嘱”的是12月23、24日口授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先后担任多项职务:党内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党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由于在党中央身兼三要职,因此他拥有列宁所说的“无限权力”。
1917年俄国革命前,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并不密切。1915年11月,列宁曾给维·阿·卡尔宾斯基写信:
“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柯巴”即斯大林。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相当生疏。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被分配担任了两个当时并不起眼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作用,但他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列宁“遗嘱”中谈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但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只涉及一人,即斯大林,明确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理由很简单,即此人“太粗暴”。列宁对粗暴是采取有区别的分析的态度的,认为这在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来说,则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说,像粗暴之类的个人性格特点作为一般党员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说,则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性格特点是会影响全局的,所以列宁在结尾中特意强调,“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论点,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种“小事”导致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是最早看到“列宁遗嘱”的人,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先后看到过,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对他们来说并非“遗嘱”,并且列宁本人也没有把这些信件当做“遗嘱”。而是准备送交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并且他本人还指望能够出席此次代表大会。1923年3月中旬,列宁最后病倒失语,对这些信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仅其中部分文件送达大会。1924年1月列宁逝世,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病中口授的全部文件“正式”移交中央。这时面J临的已经是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照理这些信件应当按照列宁的意愿原原本本地向大会传达,但事实不然。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信,而是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文件不得复制,不得记录。这样规定是因为代表团人数较少,可以防止有人偷偷记录,并且宣读者可以对“遗嘱”做自由解释。例如,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他们三人这时已经组成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解释说,列宁只说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可能性,而不是调开的办法。宣读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草草结束。刘著说,列宁的信件是“仅供中央委员们参阅的”,“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是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的!不能不说是奇谈怪论。
对这么一个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是非常不够的,应当让与会者手头拥有文本,进行认真的阅读和思考,领会列宁的意图,然后进行充分的自由讨论,做出决定。而由“三驾马车”一手操纵的传达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与会者在没有领会列宁本意的情况下,以轻信的态度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三驾马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在13大后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后,“列宁遗嘱”就
处于保密状态。一般党员、党的中低级干部,甚至后来当选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只能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点情况。
由于“遗嘱”对斯大林明显不利,有把他撤职的内容,所以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反对派一直要求公布“遗嘱”,而斯大林一方则千方百计地为“遗嘱”保密。私自拥有“遗嘱”就构成犯罪,“遗嘱”经常是对反对派抄家搜查的重要内容。虽然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曾一致决定“公布被称之为‘遗嘱’的那封信”。但决议并未付诸实施,“遗嘱”仅在代表大会公报第30号上发表,并没有按规定在会后出版的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和《列宁文集》中公布。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第2、3、4版中都没有提到《列宁遗嘱》一事。直到1956年召开苏共20大,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才正式公开。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吗
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可以写一大本书,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几点。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认真的和长期的”政策。但是到1929年,斯大林在战胜各个反对派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项政策仅存在8年就被斯大林断送了。
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大力提倡国内和平,或日“公民和谐”,为此他提出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进行改革,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平的组织工作,转向“文化主义”。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公式,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在国内实施大规模的清洗镇压。例如:俄共11大后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3名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除列宁病逝,正式委员和布哈林均被斯大林杀害,只剩下听话的加里宁和亲信莫洛托夫,就是对这两人斯大林也不放心,他们的妻子被关押起来成为人质。说斯大林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一点也不过分。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对农民让步,废除引起农民严重不满和反抗的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这成为著名的“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清楚地意识到,对付千百万农民的暴动是布尔什维克力所不及的,应当并且能够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教导,以偷天换日的手法,用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取代列宁的自愿合作化设想,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让农民交纳一种“额外税”即“贡款”,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即用剥夺农民的办法进行积累,搞他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列宁主张国内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由各民族共和国组成平等的联盟,而斯大林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实行“自治化”。在以后执行的民族政策中处处贯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甚至以“通敌”和“可能通敌”为由,把许多民族从其祖居地强制迁移到荒凉的边远地区。斯大林造成的民族矛盾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综上所述,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并非刘著所说的那么友好,斯大林更不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所以还历史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罗·亚·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另一种说法是,“总书记”字样是直接印在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的,见瓦·萨哈罗夫《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位》,载《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页。
②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52卷第709页;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③参看《列宁“遗嘱”考》,见郑异凡著《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89-4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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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nBeReB P.A.K cygy HCTOpm4,New York,1974,CA9。
[4]巴让诺夫,波·斯大林秘书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39。
[5]别无选择一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528;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62。
[7]福法诺娃,回忆录,转引自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32。
[8][9][10][12][13][14]列宁全集(第5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548、553、701、555、554,556。
[11]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57。
[15]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3。
[16]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226。
[17]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169。
[18] [19]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381、340。
编辑 秦维宪
作者：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