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要】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利维斯等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与坚持，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防御大众媒体阶段、欣赏大众文化阶段、解密意识形态阶段和超越保护主义阶段。作为世界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英国在理论研究、政府保障、社会力量、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课堂”。由于缺乏解读、辨别和抵抗媒介负面信息的能力，一些消极的媒介信息容易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这就迫切需要发展和提高青少年正确解读媒介信息和合理使用媒介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为了保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英国学者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至今，媒介素养有多种不同的提法，著名学者霍布斯曾对此有过形象的比喻：“它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名字的孩子。”[1]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定义，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2]它被誉为“信息社会的公民基本素质”“媒介世界的防身术”。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受众媒介素养的主要途径。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3]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使青少年适应复杂的媒介环境，世界各国都开始着力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相继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自1933年开始提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宗旨是把受众培养成能够积极地利用媒体，制作媒介产品，对媒介信息有主体意识，能独立思考的优等公民。[4]梳理和总结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对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
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起国家，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防御大众媒体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媒介产业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日臻兴盛，报纸、电影、广告等的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侵袭，许多学者主张通过培养公众的辨识和抵制能力来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抵制“低劣”的大众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出版了《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其观点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诞生。书中写道：“从某种程度来说，社会变化的最大动力是机械化，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也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旧的形式阻碍了新的变化。而且，机械化带给我们大批量生产的便利，已经被证实是标准化的，它使丰富的物质世界变得整齐划一。”正如他们所说：“那些在学校刚刚接受文化品位教育的年轻人，在校外却陷入赚取最廉价感情的竞争中——电影、报纸以及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和追求商业利润的媒介故事，所有这些都只是迎合低级趣味，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直接的快感。”[5]利维斯首次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书中提出，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中，倡导学校通过课程开展来提高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防范他们受到大众媒介的错误引导，帮助青少年抵制媒体的不良消极影响。利维斯一派的核心思想是文化保护，即保护本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带有十分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这被认为是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起点。
第二阶段，欣赏大众文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发展阶段，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出现引发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英国文化界开始重新审视大众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由此出现了根本改变，开始承认大众文化中也有正面积极的信息，不再只是要求学生具有抗拒媒介的能力，还要求他们具有辨别媒介的能力。1961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其著作中否定了利维斯一派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表达是多元的，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享有特权的贵族文化，既有高雅、贵族式的形式，也有日常生活化、大众化的形式。[6]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挑战，它标志着英国文化开始趋于平民化，直接引发了英国民主化运动的兴起，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这场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1964年，斯图尔特·霍尔和帕迪·沃纳尔在《大众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同时，一批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年轻教师对大众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认识，他们将文化研究方法渗透到教学之中，依据学生的体验开展自发性的媒介教学实践。[3]自此，大众文化开始被英国社会认可，在学校的课堂教育中获得了合法地位。
第三阶段，解密意识形态阶段（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开展了一场“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英国学术界率先提出了另外一种媒介素养教育观点——“屏幕理论”。倡导该观点的代表性组织是电影与电视教育协会，他们试图探讨如何将“屏幕理论”应用于学校的课堂教学之中。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莱恩·马斯特曼，他强烈反对利维斯一派带有阶级倾向的做法。在其论著《电视教育和媒介教育》中，马斯特曼认为：“符号学可以提供冷静客观和严密精确的分析方法，学生应该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通过系统化的分析来发现、找出媒体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企图，将自己从大众文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7]书中提倡利用媒介素养教育来消除学生的错误思想观念，具有保护主义性质。至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中学开设电影研究和媒介研究课程，英国媒介素养教育获得教育系统的认可，并在CSE（初中文凭考试）和O-leve（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中增设媒介研究考试科目。[3]媒介素养教育正式成为英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
第四阶段，超越保护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摆脱保护主义，超越保护主义开始形成。超越保护主义，是英国著名媒介素养研究学者大卫·帕金翰对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对利维斯和马斯特曼以来的保护主义教育观念的超越，代表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8]该理念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保护青少年不受媒介的影响，而是培养他们对媒介的理解能力和参与能力。1988年，英国开始实施国家课程计划，媒介素养教育被成功列入计划中。计划规定，媒介素养教育是英语课程的一部分，这大大提高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地位和关注度，使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之后，英国教育部将媒介教育纳入正式的教学体系中，规定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必须接受媒介素养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教育部决定开展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这不仅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指导，也提升了媒介素养课程的地位。截至2000年，英国的大部分学校都开展了媒介教育课程，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被规定必须参加“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英国教育部门通过设置系统化的课程与考试，力求达到“在初中阶段，学生能够理解电视媒介中的说服意图；在高中阶段，学生能够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9]的教育目标。
二、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与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较晚，卜卫等一批学者在1997年逐渐开始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研究与探索。作为世界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理论研究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从上文可发现，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实施之前，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理论探索。例如，利维斯提出的“抵御大众文化，保卫传统文化”理念，大卫·帕金翰提出的“超越保护主义”等。这些理论探索成了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方向，为之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在我国，学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方法上，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特色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道路。因此，在找寻媒介素养课程设计、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学者还应该注重研究和比较西方的教育理论，从而发展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引导、监督和完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二）政府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公民素质教育。因此，政府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就显得尤为重要。2003年12月，英国国会通过的《通讯法案》明确规定了通讯局所负的职责，推动了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开展。首先，政府应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以保障媒介素养教育有法可依；其次，应加大对媒体的监管力度，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后，政府应学习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制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计划。此外，推广地域、教育经费、教材编撰、教师培训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得以解决。
（三）社会力量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助推器。要想切实扩大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力，单靠学者和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社会机构的支持，例如英国电影协会、英语与媒体中心等机构。同时，英国还拥有五大媒介教育网站：BFI（British Film Institute）；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ildren，Youth and Media；Media Matters；Media Smart；Media Ed（The UK media education website）。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的一部分。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需要积极地发挥社会力量的强大作用，形成全民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模式，以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实施。
（四）师资力量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证。教师在任何一项教育活动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同样如此，媒介素养知识的传授需要具备较好媒介素养理论的教师才能得以实现。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主要包括职前培训和在职教师进修两种方式。在英国，虽然很多学院都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但师资数量和教学水平依然是困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难题。[3]目前，在我国的师范类院校中，师范生由于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所以在现阶段培养专业媒介素养教师是很难实现的；而新闻传播院校的学生由于拥有一定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他们经过培训后能够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同时，在职教师进修也是培养媒介素养教师的有效办法。
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我国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通过梳理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媒介素养进入中国才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这条道路必定更加崎岖。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紧跟时代发展，凭借学界、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配合与努力，相信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道路。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田中初.媒介素养教育离我们有多远[J].当代青年研究，2002（6）.
[2]Elizabeth Thoman.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Media Education.London：Center of Media Literacy of USA，1992.
[3]王泽.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史、现状和新动向[J].中小学电教，2009（9）.
[4]鲁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视角[J].新闻爱好者，2012（12下）.
[5]F.R.Leavis，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33.
[6]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61.
[7]Len Masterman.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 and Teaching the Media[M].London：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75.
[8]秦学智.帕金翰“超越保护主义”媒介教育观点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06（8）.
[9]庞嘉琪.信息爆炸时代的“养生之道”——媒介素养教育[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一、EVA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EVA的概念
经济附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由美国学者Stewart提出，并由美国著名的思腾思特咨询公司（Stern Stewart &Co.）注册并实施的一套以经济增加值理念为基础的财务管理系统、决策机制及激励报酬制度。与会计利润不同，EVA 考虑了投入资本的成本，认为股权资本不是免费的，只有当股权资本成本像其他经营成本一样在收入中扣除，所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利润。EVA体现了真正的股东价值创造，是衡量股东创造价值最为准确的指标。
2.EVA的计算方法
EVA是一定时期的企业( 或企业的业务部门)资本收益与投资成本的差额。
经济附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总额×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其中：税后净营业利润=税后净利润+利息费用+少数股东损益+本年商誉摊销+递延税项贷方余额的增加+其他准备金余额的增加+资本化研究发展费用-资本化研究发展费用在本年的摊销。
资本总额=普通股权益+少数股东权益+递延税项贷方余额（借方余额则为负值）+累计商誉摊销+各种准备金（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研究发展费用的资本化金额+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长期借款中短期内到期的部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单位股本资本成本率+单位债务资本成本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WACC）=（债务资本成本率×债务占总资本比例）×（1-税率）+（股权资本成本率×股权占总资本比例）。
EVA反映的是企业一定时期的经济利润。EVA的值为正时，则表明企业的资本收益高于为获此收益而投入的资本的成本，企业为股东创造了新的价值；反之，EVA为负时, 则表明股东财富在减少。
二、EVA在国有企业应用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思路
1.EVA管理体系在我国国企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国有企业EVA价值管理的基本理念，是期望通过EVA带来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激励报酬制度以推动其企业文化及理念系统发生深远的变化，即将形成以EVA为核心的企业理念系统。而目前EVA管理体系在我国的运用中还面临如下的
问题：
（1）经营理念落后。EVA与基于会计利润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将权益资本成本（机会成本）也计入资本成本，使其能够更准确地评价企业或部门的经营业绩，反映企业或部门的资产运作效率。但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还没有建立这一理念，甚至认为股本融资是“没有成本的”。
（2）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是制约EVA在我国推广和普及的重要因素，是它制约了资本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3）缺乏专业计划指导和公共监督。在国外，EVA薪酬激励方案的实施离不开众多机构与媒体的参与。以美国为例，有专门从事EVA研究、核算与咨询的市场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而我国由于在EVA的理念和实施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机构和管理人才, 因此势必会影响EVA薪酬计划现阶段在我国的推广和实施。
（4）我国部分国企管理结构不合理。国企管理结构往往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的管理结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普遍。
2.如何推动EVA 在国有企业业绩评价中的应用
经济增加值并不是单一的财务指标，而是反映资本成本率和资本使用效率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因而，经济增加值的实施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能浅尝辄止，追求一步到位，更不能形而上学脱离企业实际。因此，国资监管部门应加强指导和监控，国有企业内部则应健全体制，制定可行的方案，并开展自上而下的培训，做到循序渐进，规范操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加强理论认识的改进措施。首先，从高层领导开始，自上而下提高对EVA考核体系的认识；其次，企业文化和行为做出相应转变，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EVA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EVA的提高也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最后，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制定适当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资本成本率应该在5.5%的基础上溢价1～3个百分点。
3.国有企业在业绩评价体系实施EVA的前景展望
当今的企业管理已经进入到以价值为基础，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管理时代。而我国的企业对此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理念，还没有把决策的重点转移到“价值增值”这个中心上来。为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企业必须建立价值管理的思想，采取正确的价值管理方法来应对挑战。国际经验表明，EVA管理体系对价值驱动型企业在管理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使用恰当，EVA可以帮助企业实施一套复杂的价值管理计划，因此，正确理解EVA的价值创造机制对我国当前企业发展颇有裨益。
（作者单位：淄博市技师学院）
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作为本真性旅游的实践代表，旅游可持续发展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 CNKI 数据库中 1996—2019 年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期刊论文为基础，对筛选出的2359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借助Citespace工具，采用共词分析法、共被引分析以及可视化技术，梳理和归纳相应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虽然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尚未形成紧密而系统的体系，学者之间以及机构之间的独立性过强;1996—2006年，对可持续旅游的文献研究增加较快，初步形成了核心刊物群，2006—2010年是旅游业发展研究的高峰期，但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上，2010—2019年间出现了可持续旅游的细化分支研究，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可持续旅游本身。因此，应加强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本身定义、框架、结构等的剖析。生态文明、乡村旅游和低碳旅游等方面研究是近年来的主要热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以促进旅游可持續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应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如新型旅游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旅游科技融入等。
关键词：旅游;可持续发展;Citespace;研究前沿;中国
引言
旅游业是综合性极强的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风向标，对于关联产业动态研究极其敏感。近年来，旅游供需拥挤度显著变化，旅游业供不应求的状况层出不穷，生态病态化现象严重，使得旅游可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热点。早在1990年“可持续旅游”一词便应运而生了，此后世界旅游组织陆续设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中国16个旅游热门景区均被选为观测点，其中阳朔、张家界最为出名，这为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以往国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针对性的定量统计分析，对于文献的梳理较少。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知识，回顾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程，并找出了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以期为今后学者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通过高级检索功能，检索“篇名”中含有“旅游”与“可持续发展”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期刊论文，筛选出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期刊论文，使其更具有代表性。本文将检索时间限定为 1996—2019 年，且排除掉不相关的会议等文献干扰，得到 2 626 篇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另剔除掉不含关键词以及部分重复的文献267篇，最终得到2 359 篇有效文献，将其作为共现可视化分析的样本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文献计量学中的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利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5.4软件，对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状况进行直观的分析。科学知识图谱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做出有效的判读、搜索、决策、预测等，且综合应用了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种统计学知识[1]，因此自提出以来，一直广受关注。
二、文献计量分析
（一）研究进程概述
从检索结果来看，1996年1月至 2019 年 7 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关论文数量共计2 359 篇，整体上呈现缓慢波动上升再缓慢波动下降的趋势。根据文献总量特征，发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发展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以 2002年、2011年为界，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具体来讲，第一阶段，1996—2002 年，该阶段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增长较为平稳，属于萌芽期，年均期刊论文 46.6 篇;第二阶段，2003—2011 年，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迅速成长阶段，发文量迅速增长，年均期刊论文 153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6%;第三阶段，2012—2019年，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趋于成熟，论文数量逐年递减（此处2019年为预测值），总数为 690篇，占总发文量的 29.25%。
（二）文献作者、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文献统计分析功能，得到作者之间合作的相关图谱，发现中国学者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没有统一的体系，大部分都各成一派，且发文量都相对较少，仅明庆忠一人发文量达10篇以上，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学者仅占发文数量2篇以上所有学者的5.7%，且学者之间合作较少，导致差距过大。影响力较大的作者有明庆忠、甄翌、廖军华、唐承财、陈文捷、熊礼明等，图谱中均有明显的突现点。从半衰期来看，明庆忠影响期限最大，为10年，2000年以后杨桂华的影响逐渐变大，2008年以后廖军华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影响力较大，其他学者的半衰期均不超过1年，影响较为短暂。由此可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较强的领军人物及团队。学者之间目前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使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分支较多，但就旅游可持续发展本身的研究，却缺乏专业性，权威性。同理，对文献发文单位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得到关系图谱，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节点最大，表示其发文数量以及影响力最大[1]。除此之外，发文数量在10篇以上的机构仅占发文数量在2篇以上所有机构的2.4%。可见，我国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较欠缺。从发文机构的地理位置来看，影响力较大的发文机构域分布较广，涉及我国东南西北各大区域，说明旅游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广，基本是全国各地区都关注的热点问题，且东部地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于西部地区，但东部较发达地区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却较为欠缺，西部地区以及东部较发达地区应加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1.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对1996—2018年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趋势图的描绘，可以发现，1996开始，关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键词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08年达到高峰，2006—2009年间，我国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新的方向;2011—2013年，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骤降，其间新多数学者围绕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来进行研究[2～3];2013—2018年，共现词数逐渐波动上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将进入新的热潮。
为了更加清晰地探寻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相关热点，利用关键词统计功能，整理出高频关键词见表1。引用频次可以体现一个研究领域关注的内容着重点，由表1可知，除了检索词“可持续发展”“旅游业”以外，引用频次最多的是“生态旅游”，共计326次，其次是“乡村旅游”，在文献中出现了159次。
2.关键词聚类分析。点击聚类按钮，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可得，网络模块化（Modularity）评价指标 Q值为0.8205，大于0.3，且网络同质性平均值Mean Silhouette=0.5473，在0.5以上，表示聚类是合理且有效的。根据轮廓值排序，得到旅游可持续发展五大热点主题见表1。
第一，热点研究理念：可持续发展。聚类#4的标题是“可持续发展”，包括“旅游扶贫”“都市旅游”“智慧旅游”等关键词。旅游业作为综合性极强的产业，经济效益波及面广，社会带动能力强，因此旅游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延申出以旅游扶贫为方法，促进贫困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徐虹、王彩彩认为，乡村旅游扶贫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应当被大力提倡[4]。此外，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旅游目的地与环境之间要协同发展[5]。另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智慧旅游的支持[6]。
第二，热点研究对象：游客、民族地区。聚类#1的标题是“游客”，包括“道德保障”“大旅游”“休闲行为”等关键词。游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之一，游客的心理需求决定其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游客的活动及行为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反馈效应。冯庆旭对于游客生态道德对于旅游影响做了剖析[7];尹罡、甄峰、汪侠认为，旅游作为陶冶情操的人类活动，也是游客休闲行为的代表[8];杨钦钦、谢朝武分析了游客在大旅游的环境下外部感知以及内部感受，对其旅游活动的影响[9]。聚类#13的标题是“民族地区”，包括“生态旅游地”“民族文化”“保护性开发”等关键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地域，主要是具有旅游特色的民族地区，以及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10～12]。
第三，热点研究视角：生态文明。聚类#11的标题是“生态文明”，包括“农村旅游”“休闲旅游”“低碳社会”等关键词。生态文明最早源于国外，生态文明一直是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热门视角，生态文明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也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王昆欣等对于农村作为旅游场地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作为生态文明的发源地，旅游潜力巨大[13];“休闲旅游”一词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生态文明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方向性作用;生态文明的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许多细分领域。
第四，主要框架措施：整合。聚类#9的标题是“整合”，包括“民营企业”“环境保护”“乡村生态旅游”等关键词。乡村保护以及乡村开发使得休闲旅游逐渐盛行;张晓明、孙春晓认为，民营企业作为景区的投资者，对于景区的整改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李雄华、何平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整合为统一的综合体，认为旅游资源永续利用与环境保护制度的科学合理正相关;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得乡村旅游作为农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方案迅速成长。由此可见，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主要集中在对于旅游投资者的旅游素质以及规划能力培养，对于旅游资源的合理整合，以及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有效利用。
3.阶段性研究前沿分析。根据突现度大小，排在前10位的关键词依次是：可持续性发展、旅游业、旅游产业、乡村旅游、低碳旅游、旅游资源、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可持续旅游、红色旅游。从时间维度看，2006年以前的突现词主要是以政策性为导向的宏观词汇，例如“旅游规划”“旅游产业”等;2006—2010年间出现了较为细分的词汇，主要突现词有“红色旅游”“循环经济”“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生态文明”;2010年之后“低碳旅游”“低碳经济”“体育旅游”“乡村旅游”相继成为热点。从关键词的影响周期来看，“生态文明”自2009年开始持续至今，影响时间最长，达11年，“可持续性发展”“旅游者”“旅游资源”均为8年，“旅游产业”“旅游业”为7年，“红色旅游”“循环经济”“乡村旅游”为6年，其余大多均在5年以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滋生出相关方向的研究，更加丰富了本领域的内容，而乡村旅游作为近年来的热点词汇，是旅游业与农业融合的最佳实践物，也是脱贫攻坚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成为了学者研究前沿。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文献的历年的发文数量及发文状况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国内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展开。从文献知识图谱的结果来看，“生态文明”的半衰期最长，为11年，且一直延伸到2019年，未来极有可能继续延伸;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热点词汇可以看出，许多词汇都与生态环境相关，如“循環经济”“低碳旅游”“低碳经济”“乡村旅游”等，说明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主要是以生态文明为研究视角，而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也主要是从生态保护方面来提出的。
2.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缺乏凝聚力。无论从发文作者分布，还是从发文机构分布来看，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都较为分散，该领域缺乏核心人物及核心团队，虽然该领域研究作者与机构的分布范围较广，但分布层次普遍偏低，缺乏权威性。
3.国内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根据热点词汇以及影响力排名靠前的相关文献可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文献主要是以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宏观的分析，学者仅仅提出旅游可持续发展大致方向，而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落实到个体的具体操作鲜少有人研究。
（二）建议
1.关注不同视角，全方位分析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不仅限于生态环境保护一个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其他视角，对于地貌特殊的地区，如喀斯特地貌地区，应该加强景观资源保护方面的研究。另外，随着游客品质的提升，文化底蕴逐渐成为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因素之一，文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科技发展与旅游体验关联度高，也应加强对科技与旅游融合的相关研究。
2.關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又较少，旅游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地理学与生物学，对于综合学科的掌握较为困难，应加强各学科、各单位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3.关注微观层面，从旅游业内部开始研究。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但可持续发展并不限于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也可以小到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以小到一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包括言谈举止对于个体人际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旅游业本身通常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每一个要素当中涉及许多企业和个人，应加强对于这些微观个体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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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tourism;sustainable development;Citespace;research frontiers;China
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尽管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保留了死刑制度，但严格适用死刑已基本成为国人的共识。不过，希冀我国在立法上大量削减死刑罪名还不免过于理想化，更加现实与合理的选择应是从司法层面上寻求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功能性替代。无疑，死刑缓期执行与无期徒刑是两种较为理想的死刑替代措施，它们不但符合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社会有关文件的精神与我国长期奉行的死刑政策，更加重要的是充分尊重了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而避免走激进与极端的道路，符合国人的道德伦理，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其意义不可小觑。
关键词：死刑立即执行制度； 替代措施； 死缓； 无期徒刑
死刑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剥夺犯罪人最基本和最重要权利的刑罚手段，很早以前便已存在。由于其所具有的天然特性，能广泛地满足执政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政治需求、报复情感和心理要求，因而具有至为久远的生命力。对死刑存置正当性提出质疑和发起诘难是近现代以来的事。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震撼人心的小册子——《论犯罪与刑罚》的发表，是掀起人类历史上对死刑进行理性诘问、进而废止死刑的开山之作。①此后，这场由欧洲掀起而波及整个世界范围的死刑论战和实践进退便如怒潮狂卷，一发不可收。尽管作为探讨对象的死刑问题由于存废双方所持论据秋色平分而使得这个“亘古悖论”似乎难有统一结论，不过自此，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再也不象以往那样具有天然存在的正当性了。事实似乎显得，只要死刑还在世界上留存一天，人类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对它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审思、盘诘和解构。
一、死刑替代措施的提出
近年来，死刑问题已逐渐走进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如果说前些年关于死刑问题还只限于少数学者的关注或在理论上零敲碎打，那么近几年来，死刑问题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实务部门乃至所有国人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
尽管关于死刑问题的探讨在我国理论界亦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死刑存废论者双方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彼此提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但结果仍是“半斤对八两”，谁也说服不了谁。基于当前中国具体的国情和民情，大多数学者更愿意走中庸的、渐进式的道路，即在不废除死刑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限制死刑的适用，或者通过限制死刑这一步骤，最终达到废除死刑（为论述之便，下文我们将之称为“死刑限制论者”）。
基于“限制死刑适用”的基本立场，死刑限制论者一般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即从立法规定上建议不断削减死刑罪名、限制死刑适用主体的范围和规范死刑适用条件等，司法层面上的方案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出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及将死刑冤假错案控制在最低限度。
应当认为，死刑限制论者所提出的方案是具有建设性的。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如欲限制死刑的适用，除上述方案外似乎别无他途，希冀我国在死刑问题上实现以上做法也并不容易。不过在笔者看来，死刑限制论者的上述设想还不免带有较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至少，死刑限制论者所持的立法建议就不太切合实际，因为不仅存在立法成本高昂的问题，而且在学者之间就如何限制死刑存在分歧的情况下，②蕲求立法上对此做出有关修改也是不甚现实的。更何况死刑问题远远不止是一个技术上的和法律上的问题。美国学者波斯纳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正如社会把桥梁设计任务交给土木工程师那样，社会也可以把法律设计的任务交给法律人。如果土木工程师对桥梁的抗风性能有根本性分歧，社会就不可能把设计整个桥梁的任务放心地交给他们；与此类似，如果法律人对法律的目的、功能和后果都有分歧，社会也就不可能把设计法律制度的任务交给他们。”[1]（p.532）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死刑限制方案，从司法层面上着手对死刑立即探寻执行一些功能性替代措施就显得更为现实、务实和可取。中国现行死刑执行制度是独具特色的，不仅包括死刑的立即执行制度，而且还包括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尽管这两种制度都属于死刑制度（一般认为死缓不属于独立刑种），但从其执行结果来看，它们不啻有着天壤之别！被判处死缓的犯罪人，如果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其结果便不会再被执行死刑。因而，死缓制度给我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是从此意义上说，为了能切实有效地落实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严格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就有必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尽可能较多地为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寻求功能性替代。显然，死缓制度完全满足这一条件，将之作为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一种替代措施不但可行，而且可取。
此外，作为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替代方案，死缓不是唯一可行的手段，甚至也不是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和刑罚结构来看，将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一种替代方案同样可取。因为，第一，严格说来，谈限制死刑适用，应该包括限制死缓的适用，因而将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的替代措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第二，在很多情况下，死缓的法律效果与无期徒刑相差不大，而就具体的罪行来说，当判死缓的罪行与该判无期徒刑的罪行在认识上是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其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晰可辨。因此，对于这种罪行，是判死缓还是判处无期徒刑，很大程度上是司法者自由裁量下的结果。而且，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也为法官适用无期徒刑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第三，我国的无期徒刑与国外的终身监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将其作为死刑的一种替代措施无疑符合国际通例。
二、死刑替代措施的合理性论证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司法层面上对死刑适用予以限制应当是目前我国在死刑政策上的一种较为现实和合理的选择。而限制死刑适用的重点则在于为死刑立即执行制度探寻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法。就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替代措施而言，如上所述，死缓制度和无期徒刑无疑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然而，在一个立法上和事实上废除死刑存在重重困难的国度，寻求司法上的替代措施是否会受到废除死刑那么大的压力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限制适用死刑不仅符合我国的死刑政策和顺应了国际刑事政策潮流，而且由于该方案具有稳健的一面也能为国人所接受，自然也能够在我国找到植根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
第一， 死刑替代措施符合我国的死刑政策。长期以来，“少杀、慎杀”一直是我国的死刑政策。早在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2](p.1271) 1948年2月，他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反复指出，“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2]（p.1284）遗憾的是，这项刑事政策似乎没能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具体的体现。1979年新刑法颁布实施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犯罪日益猖獗，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因而使得重刑主义思想再度占主导地位。立法上，一些包含死刑的单行条例迅速出台。在重刑立法和严打的刑事政策的相互推助之下，司法部门对重刑和死刑之依赖更是不遗余力。直至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关于死刑的条款仍不见有多大削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死刑实践与死刑政策是存在严重背离的。所以，在不能希冀立法上对死刑限制条款有多大作为时，强调司法实践中尽可能地运用死刑替代措施，应不失为一种限制死刑适用的可行之举。尽管它显得与当下的死刑实践有点不相协调，但至少是符合我国长期奉行的死刑政策的，而这也是我国作为法治国家在死刑问题上的应然选择。
第二，死刑替代措施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的精神，其运用将更加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对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公约》第六条第一项规定，“人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紧接着，《公约》在这一条的第二项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犯罪的惩罚”。如果说第一项还只是停留在对人权（生命权）的抽象意义的保护上，第二项则从消极的方面为保护生命权提供一个具体的标准，尽管“标准”（如这里“最严重的犯罪”）不象“规则”那样具有稳定性，因为它允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介入而显得相对较为灵活。③但是，如果从《公约》的制订背景来看，我们便会对这个标准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认识，因为《公约》的主旨是加强对国际基本人权的保护和促进整个人类的自由。因而，如果对“最严重的犯罪”做过于随意与扩大的理解，则显然有悖于《公约》的基本精神。这一点，正好为此后的一些国际性文件所确认。如1984年5月25日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得以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便明确规定了应将“最严重的犯罪”理解为“不超出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通过对这些国际公约和文件所规定的精神透视，我们便不难发现，国际社会对限制死刑的立场是明显的。我们所倡的死刑替代措施正好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国际社会的倡议，这必将使我国的人权建设更加接近国际社会的标准。
必须说明，笔者所提倡的死刑替代措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一味迎合国际社会的倡议。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可以有中国的特色，盲目强调所谓的“同世界接轨”或“学习外国的经验”，难免会给我们带来“南橘北枳”式的一系列不可欲的结果。但是，由于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而在道义上就有义务履行该公约的规定。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由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而在死刑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更多地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的今天，如果我们仍旧固守昔日的重刑政策和传统的死刑政策，必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相反，如果死刑在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中国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乃至最终废除，这不仅会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因为世界上人口超过两亿的国家中尚没有一个废除死刑），而且必将使我国在国际人权舞台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三，死刑替代措施方案能够与报应正义并行不悖，因而并不违背公正原则的要求。就报应正义而言，其规诫是有罪必罚，同罪同罚，异罪异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尽管报应论有着悠长的历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等害报应即是其最为经典的表述，但是，与其他事物一样，报应论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与时俱进，它与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的演化息息相关。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人们对犯罪（哪怕是轻微的犯罪）会表达出更加强烈的愤慨，但另一方面人们对罪犯同时也能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宽容！④因此，对于严重性相同或相似的犯罪，在当代所受到的否定评价完全有可能比过去要为轻微。报应论正是循此规律而演化的。作为当代报应论者的主张，他们更多是关注罪刑均衡维度的等序报应。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代报应论已经越出‘以命偿命’式的传统等害报复的雷池，而是强调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序对应”。[3](p.89)因此，将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以死缓或无期徒刑予以替代，只要遵循罪刑均衡和罪刑等序的要求，就并不必然违背报应正义。实际上，就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的司法实践而论，它们并非对所有的严重的犯罪都判处死刑，而人们也并不认为这种做法就必定不正义，这从反面说明死刑并非实现报应正义必要手段。相反，“当代报应论不但不能为死刑提供支持，反而为死刑的消亡提供了根据”。[4](p.76)所以，死刑替代措施不但不与报应正义相悖，而且完全可能与之统一和协调。
此外，就报应与具体的刑罚之间的关系来说，人们也只能对其在观念上进行一定的把握，而很难从经验层面上予以确证。这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对某一种罪行到底应该处以多重的刑罚才符合报应的要求，报应论也无法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应论的要求也只是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所以，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说，对某一严重的罪行只有判死刑立即执行才符合报应的要求，而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等替代措施就违背了报应之诫命。
第四，死刑替代措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它充分尊重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因而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所倡导的死刑替代措施，不但没有踏上立即废除死刑的激进之路，而且在作为死刑替代方式之一的死缓制度中仍然保留了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如在缓刑期间故意犯罪的仍有可能判处死刑）。这便给死刑的适用留下了适当的回旋余地，充分地尊重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转型时期所激发的矛盾，基本人权至上的价值观还未确立以及关于社会责任的认识阙如等等，为中国废除死刑设立了重重障碍。⑤死刑替代措施的采用，其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死刑在中国的适用。如果说它还有进一步的目标即废除死刑的话，那也只是一条渐进的中庸之道而已。与“突然死亡说”（立刻废除死刑的主张）相比，它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无疑，它避免了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激进化的、走极端的路子，因而将其作为实现当代中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基本方式，其合理性是明显的。
最后，这种维持立法状况不变，而只在司法途径中限制死刑适用的“二元体制”仍不会消解一些人所担忧的死刑一般威慑的效果。这是因为，立法现状的不变并没有使得死刑的立法威慑效果得到任何程度的减弱；而司法实践中所保留的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同样会使得人们不敢轻易以身试法。⑥况且，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反复证明，适用重刑不是或根本不是遏制犯罪的良策。[5](p.211)所以，可以认为，死刑替代措施的运用对司法威慑同样不会产生任何程度的解消。
三、并非结论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维持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将死刑替代措施作为当下中国限制死刑的举措不仅具有现实上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然而，对于死刑适用能否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应有的限制，这便是另外的问题。毕竟现实生活中的逻辑不是理论中的逻辑，况且在生活中逻辑的价值往往不是最为优位的。因此，欲求死刑替代措施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落实，单靠书斋中的学者按照书本上写着的一些逻辑进行正当化论证或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显然是不够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废除死刑问题上还困难重重，而且在限制死刑的问题上也障碍多多。据有学者统计，一些法院自1983年“严打”以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数占死刑犯总数的74.1%，个别法院甚至达到85%，平均下来，至少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⑦因此，欲使中国的死刑适用得到有效控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提供的只是司法路径上的一个理论论证而已。
当然，尽管这种工作的效果也许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如果这些建设性的意见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特别是司法部门的重视甚或采纳（或部分采纳），其意义则不可小觑。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从司法路径上探索中国的死刑废除或死刑限制问题往往比从立法路径上来得更为微妙、便捷和有效。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变化。也许，这种细微变化可能在不经意间会悄然导致司法上或者立法上的变革乃至革命。这便让我们不禁想起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大法官之一本杰明·卡多佐充满哲理的话语，在此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些变化，或者其中的多数变化都是法官造成的。……这些变化，由于是从这个或那个案件中制作出来的，也许不曾被视为重大变化。然而，当这一过程延续贯穿了多年之后，变化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对法律的补充或修饰；他已经是一种法律的革命和蜕变。对每一种倾向，人们似乎都看到了一种相反的倾向；对每一个规则，人们也似乎看到一个对立的规则。没有什么是稳定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流变的和可变的。”[6](p.13)谁又能说有关死刑的司法实践就不会循蹈卡氏的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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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关于废除死刑的思想则可远溯至古希腊和中世纪。如在中世纪，有人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认为，既然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也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人无权决定人的生死。古罗马共和国曾一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中取消了死刑。参见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②尽管学者们在限制死刑这一问题上并无太大不同，但在具体如何限制死刑的问题上，不是没有分歧的。
③关于规则与标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具体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以下。
④关于这对“背反”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法）涂尔干：《刑罚演变的两个规则》，载（法）E·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陈忠林：《死刑与人权》，载赵秉志、邱兴隆主编：《死刑正当程序之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以下。
⑥其实，这种“外张内驰”的策略可能更为有效。有关例证可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7页以下。
⑦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类似的观点还见陈忠林：《死刑与人权》，载赵秉志、邱兴隆主编：《死刑正当程序之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以下。
（责任编辑 顾 锦）
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介绍了管网优化技术的发展历程及趋势，提出了城市给水管网优化设计的原则，探讨了给水工程规划设计及给水管网改造工程中管网优化设计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关键词：城市给水管网；优化；原则；规划设计；改造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设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的给水系统，对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越发显得重要。城市给水系统主要包括取水、净水和输配管网三大部分，其中输配管网约占整个给水工程总投资的60～80%，管网运行能耗费用一般为制水成本的30～50%。因此，在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设计工作中，管网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提高管网系统的布局合理性、运行经济性和供水安全可靠性，还能够起到节约工程投资、降低管网运行能耗和管理维护费用，从而提高给水工程的经济效益。
2 管网优化技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管网优化设计在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管网优化设计的研究起初较滞后，但近年来发展很快。管网优化技术研究经历了从单一型向复合型的发展历程，主要为：经典优化理论及应用，主要有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法等；启发式算法研究及发展，主要有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法；多方法优化，主要有模糊数学、动态规划、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等计算机软件相结合的方法。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的发展，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模拟退火算法和和蚁群算法等新型算法己成为管网优化计算的主要方法，探索和开发了可视化技术、集成GIS、优化算法等多种管网优化软件。管网优化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涉及到管网运行可靠性和经济性的优化、环状管网、环状与树状相结合的混合管网的优化布置与设计等。目前，我国城市给水管网特别是大城市，己形成管网规模大型化、复杂化和形式多样化，对管网的建设和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网优化必将成为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设计中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3 给水管网优化设计的任务和原则
3.1 给水管网优化设计的任务
给水管网优化设计一般是指在既定条件下（即水厂规模和位置己确定），通过建立管网优化模型和运行工况模拟计算，寻求投资少、能耗低、安全可靠性高的管网系统（包括管网布置、管径选择、供水分区划分及加压站设置等）最优设计方案。给水管网优化设计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管网优化布置。管网优化布置是管网优化设计的基础，管网布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给水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技术经济合理性。在管网的优化布置中，对地形高差大分区供水的城市，还应注意对供水分区及其供水方式进行优化，合理选择串联供水或并联加压供水方式，合理设置加压站，以使得加压供水系统的运行费用最低。
（2）管径优化设计。管网中每个管段管径的大小，与管网系统布局和该管段在管网系统中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管径优化设计需要以最优管网布置为基础，通过管网优化模型求解。
3.2 给水管网优化设计原则
城市给水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给水网优化设计中应把握好以下原则：
（1）要兼顾未来城市发展（特别是近期）对给水系统建设的要求。优化设计宜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城市近、远期供水量及规划布局给水干管系统。
（2）优化设计的针对性要强，应重点解决好城市给水网系统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现状城市给水调查，对管网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对主要问题的解决措施。
（3）通过优化设计，在满足供水需求、保障管网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力求节省投资、降低能耗，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4）重视对现状管道的合理利用和充分利用，避免大拆大建。
4 城市给水管网优化设计
4.1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设计中的管网系统优化设计
给水管网具有输送、存储、分配水资源的功能，担负着为城市各生产和生活用户供水的重要任务，其建设投资大、运行能耗高。因此，在城市给水工程设计中对给水管网系统进行优化设计十分重要。在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设计中，给水管网优化设计一般采取以下方法和步骤：
（1）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合理确定近远期的供水范围、城市用水量、供水水源及规模。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提出，给水工程设计应按远期规划、近远期结合、以近期为主的原则进行设计，近期设计年限宜采用5～10年，远期规划设计年限宜采用10～20年。因此，城市供水范围、用水量、供水水源及规模必须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确定。
（2）研究城市规划布局和地形地势，划分供水分区，布置给水管网系统，建立给水管网结构数据库。
相对于小城市而言，大型城市一般城市建设区的面积都很大，各区域之间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地形高差，给水系统往往很复杂，管网系统布置有多种形式，需要对不同布局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才能寻找到最优的管网布置方案。
管网布局方案一般主要考虑输配水干管，而对于次要的、水力条件影响较小的给水支管，则可以忽略。输配水干管的布置和定线应根据城市规划布局、水源及调节池位置、供水区地形地势、大用户的分布，以及河流、铁路、桥梁等的位置等进行合理确定。
（3）建立给水管网优化设计模型，设定管网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管网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以经济性为目标函数，将其余的作为约束条件，据此建立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表达式。传统的城市给水管网优化是一种造价单目标优化，采用的是线性规划的模型，其优化的结果是系统管段管徑的合理配置。目前，给水管网优化设计大多采用包含管网、泵站投资建设和运行维修等费用的非线性规划模型，通过数学方法进行管网优化计算，在同时满足设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求解目标函数最小化，使得整个管网系统投资及相应的运行维修费用最低。
（4）选择优化计算方法
优化计算方法主要有局部优化和全局优化算法两大类。局部优化算法主要有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等；全局优化计算方法主要有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等，优化计算可采用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这两种算法是近年来发展比较快的优化计算方法，在给水管网优化设计计算中使用较普遍。
（5）对管网优化结果分析总结。
4.2 城市给水网改造工程的优化设计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城市用水量和给水管网规模不断扩大，旧城区供水出现了管网布置不合理、管径偏小、管道老化及漏损严重、局部区域供水压力低等诸多问题，为提高供水质量和保障安全供水，许多城市都迫切需要对给水管网进行改造。
城市给水管网的改造工程，一般主要涉及到新增供水干管、调整管道的管径、更换老化和漏损严重的管道、扩建和增设加压泵站等几个方面，经优化设计，可有效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管网改造方案更加趋于经济节约和科学合理。城市给水管网改造优化设计方式有多种，但目的只有一个即：根据优化的目标体系构造模型，运用最优化理论和方法，确定合理的设计参数和投资最小、可靠性高、运行效果佳的管网系统改造方案。给水管网改造优化设计一般采取以下方法和步骤：
（1）调查和收集城市供水量、城市用水量、水厂、管网等基础资料，建立给水管网结构数据库。
（2）根据城市近、远期供目标，规划布局给水管网系统，建立管网水力优化设计模型，进行运行工况模拟，通过管网运行工况模拟发现管网系统存在的问题，分析管网改造需求及可行性。
（3）根据管网运行工况模拟计算及分析结果，分析和評估方案的技术、经济、安全性能，从而寻求最优改造方案，以达到较好的综合效益。
（4）确定现状管网系统改造范围，制定管网改造方案。结合现状城市供水存在的突出问题，分轻重缓急，合理安排给水管网改造计划，有序开展新建供水干管、现状管道管径调整、更换老化和漏损管道、扩建或增加加压泵站等工作。
5 结束语
城市给水管网的优化设计与应用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对优化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为城市给水网管道的优化设计提供了技术指导。虽然目前城市给水管网优化理论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优化设计及计算方法日趋完善和精确，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还需城市给水工作者努力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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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要：Bass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预测对象大多是耐用品和技术创新，鲜有针对生活方式创新扩散的研究。生活方式的扩散会引导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企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通过研究生活方式扩散，营销人员能够为企业营销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因此研究生活方式创新扩散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在已有扩散模型基础上，结合生活方式扩散具有口碑传播效果显著、有效市场潜量动态变化的特点，建立生活方式扩散模型。以中国网上购物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检验发现,模型的拟合度和预测精度较高。
关键词：生活方式；扩散模型；网上购物
目前，国内外的创新扩散预测模型应用比较广泛和成功的是Bass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但是这些模型的预测对象都是针对耐用品和技术创新，而很少有针对生活方式创新扩散的研究。Bass模型能否应用于生活方式扩散研究？如果可以，与产品和技术创新扩散有何不同？本文立足于Bass模型在生活方式扩散领域的研究，探索了模型的适用型以及在预测中的注意要素，并通过中国网上购物扩散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 理论基础
1. 生活方式及其扩散的相关研究。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早期，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学、传播学、营销学等各个不同领域流派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类别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各个学科的创新扩散的研究在各自独立的领域同时进行着，尽管这些扩散研究各有特色，但这些研究都令人惊讶的得出相似的结论：一项创新的扩散遵循S形曲线。然而，这个结论只是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并没有学者针对生活方式的预测作出量化估计模型。
2. 网上购物生活方式。网上购物是一种生活方式。首先，从生活方式的定义看，网上购物在一定的消费哲学指导下，为了实现购买产品目的的“行为模式”，属于“个人行为的特定模式”，符合学者们对于生活方式的定义。其次，从生活方式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网上购物条件为具备客观的上网条件及其他辅助条件；网上购物的主体为进行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网上购物的活动形式为网上购物的具体活动形式。此外，很多学者已经对网上购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李长江认为，消费购物、网上购物都属于生活方式。因此本文选择网上购物扩散作为本实证分析案例。
网上购物发展很迅速，为企业带来巨大商机。很多打算进军网上销售的传统企业以及已经进入网络销售的企业，都需要网上购物未来发展的数据作为企业未来经营方向以及投资数量等决策的依据。通过研究网上购物生活方式，可以相对准确的预测网上购物的未来发展数据，解决以上企业的问题。
二、 Bass模型及相关研究进展
1. Bass基本模型及其演进。Bass于1969年提出的Bass模型适用于预测耐用品在第一个使用寿命周期内的扩散情况。在第一个生命周期内，耐用品销量可以看作是创新者的数量，该数据可以避免因重复购买而产生的数据重复问题。
由于Bass模型有其固定的使用前提条件，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后来的学者根据不同的预测对象，对Bass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改，使得改进后模型的预测范围扩大或准确度提高。Norton & Bass针对新产品代替上一代产品的问题，建立了Norton扩散模型。该模型中的产品市场份额来自对创新的需求和对老产品的淘汰，模型证明了，消费者对老产品的使用能够促进对新一代产品的采用。随后，Speece & Danaher在Norton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营销变量，分别对牛奶包装容器和欧洲两世代移动电话扩散进行了研究。Lilien，Rao & Kalish；Mahajan，Wind & Sharma在Bass模型中考虑到重复购买并将模型用来分析药品的扩散状况。除了在产品销售预测方面的预测之外，Bass模型在改进之后，还被应用于与高科技产品相关的服务扩散预测之中，如卫星电视服务销售。
除了在耐用产品、多代产品、重置购买以及与高科技相关的服务扩散的预测之外，Bass模型是否可以用于生活方式预测还有待研究。
2. 其他相关扩展模型。Mansfield模型又称作Logistic模型，该模型用于衡量创新扩散的速度，它认为影响创新扩散速度的因素只有口碑传播一种，该模型适用于模仿性较强或创新性较弱的扩散过程。该模型是Bass模型在创新系数p=0时的特例，表示扩散过程主要是潜在采纳者模仿已采纳创新者行为的过程。在（1）式中令创新系数p=0，得：
f（t）=qF（t）[1-F（t）]（1）
另外，Bass认为市场潜量是不变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市场潜量常常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市场潜量会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变大。许多后继研究者拓展了Bass模型，将市场潜量作为内生变量，受到价格等外生变量的影响。Kalish提出，市场潜量的变化是产品价格和某些促使不确定性减少因素的函数，而不确定性是随产品采用者人数的增加而减少的。
式中a，d为常数；m0为技术创新的初始市场潜力；P（t）为产品价格；（a+1）/（a+N（t）/m0）为口头传播导致市场规模增大情况下的市场渗透率。
三、 生活方式扩散模型构建
1. 生活方式扩散的特点分析。
（1）口碑传播效果显著。新产品在扩散过程中，由于受到厂商有意而为的推介，如大幅度的广告等，大众媒体所起的促进作用非常大。相比之下，生活方式在扩散时，往往处于一种“自发”式的传播状态，没有大众媒体的刻意推动。因此，大众媒体在生活方式的扩散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
创新扩散的集大成者Rogers认为，大众传媒只能导致一些薄弱观念的改变，那些强硬观念的形成，通常是由口碑传播完成的。这与认知选择理论对于大脑接受信息的解释不谋而合。认知选择可能性理论认为，复杂的创新事物难以与人类大脑中已有的信息归类，大脑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接受这些复杂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生活方式是人们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是人类思维、认知、情感的外在体现，其改变涉及到大脑中众多方面信息的重新整合、划分和归类，需要投入较多大脑信息处理努力才能够实现。而大众媒体只能进行单向信息传播，其信息传达量有限，难以让大脑对有限的信息进行划分归类以至于接受创新事物。口碑渠道通过双向的、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大量的传播被接受者头脑所需的信息，容易使得大脑轻松的接受新事物。因此，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接受大多是通过口碑渠道完成的。
（2）有效市场潜量动态变化。Bass模型假设产品创新的采用只受到大众媒体和口碑传播两种方式的影响，但是生活方式的采用与否所涉及到的因素远远比这两种因素复杂的多，如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技术水平、价值观等众多方面。不满足这些前提条件的人群即使接受到了新生活方式创新的信息，也不会采用新生活方式。例如，“会上网”成为网上购物的前提条件，“网民”就成为满足“网上购物者”的可能有效潜在群体。网上购物方式的扩散，只能在网民中进行，非网民即使接受网上购物这一生活方式信息，在短期内也不会立即采用这种新式购物方式，因为上网本身需要一个学习过程。网上购物的人必定是网民，所有这些有可能采用网上购物的网民总和构成网上购物的有效市场潜量。新生活方式在扩散中，潜在采用者是已经具有前提条件的人群数量，该数量会随着一定的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由于新生活方式的接受涉及到的前提条件比新产品要多，所以其扩散与有效市场潜量的变化关联更加紧密。
2. 生活方式扩散模型的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生活扩散过程中，口碑传播效果显著，而大众传媒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假设2：生活方式扩散的有效市场潜量是动态变化的。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如下模型：
其中，q为生活方式口碑传播的力量；N（t）为生活方式传播中的有效市场潜量。
四、 实证分析——以中国网上购物方式扩散为例
1. 数据搜集。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CNNIC是权威发布中国互联网统计信息的机构。本文搜集了从199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的网上购物人数数据，每半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共22期数据。由于受到到外界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数据中偶尔出现后来时间点的网上购物采用人数少于前面时间点人数的情况，本文对这种数据点一律采用与前面时间点相同的处理方式，以保证扩散不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设1999年下半年对应于t=0，2000年上半年对于t=1，2000年下半年对应于t=3，以此类推。则t时刻所对应的网上购物累计人数N（t）如表1所示。
2. 模型构建。模型（3）中的有效市场潜量动态变化N（t），在网上购物实例中用历年的网民数量W（t）的线性函数来拟合，即：
N（t）=kW（t）（4）
其中，W（t）为t时刻网民数量，k为t时刻最大潜在累计网上购物人数与累计网民数量的比例。因此，网上购物的扩散模型可以如下所示：
该方程共有两个参数，分别为口碑传播系数q以及网上购物者的有效市场潜量与网民数量的比例k。本研究采用Eviews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3. 结果与分析。展开方程（5），可得：
采用Eviews软件对上述方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模型较好的拟合了实际数据，大致上与实际数据的波动方向相同。在2005年时，计算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变化有一个较大的出入点，主要因为在2005年时，中国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使用较为普及和成熟，这极大的刺激了网上购物的发展，从而该时间点的网上购物人数暴增，导致模型在该点的预测受到影响。因此，新生活扩散模型对于中国网上购物方式的扩散进行了较好的描述。
参数估计情况见表2。结果拟合度R2为0.72。
从结果来看，参数估计都很显著并且合理。根据表2可以解得：q=0.85，k=0.33。对计算结果分析如下：
（1）关于口碑传播效果的分析。从以上结果可知：口碑传播系数是0.85，这说明当模型只考虑口碑系数的时候，口碑对创新扩散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了验证大众媒体渠道在网上购物扩散所起的作用是否显著，在模型中加上大众媒体传播的影响变量，此时，模型变型为：
其中，p代表大众媒体对网上购物扩散的影响系数。展开方程（7），得到其展开时方程（8）：
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拟合度R2为0.72。
从方程（6）和方程（8）的结果来看，增加大众媒体变量以后，整个方程的拟合度并没有提高，都是0.72，说明p对整个模型拟合度的提高并没有什么贡献；在方程（8）中，p*k的t检验显然没有达到临界值，从统计意义上不能通过检验；其三，增加变量p以后，其他两个变量t检验的显著性降低。因此，p对模型的贡献非常小，应该予以删除。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得出：假设1成立，即在生活方式扩散中口碑传播渠道对扩散的作用是显著的，而大众媒体渠道作用不显著。
（2）有效市场潜量。k=0.33，即网上购物者的最大有效市场潜量占通年网民的比例为33%，这一比例虽然较美国的网上购物人数达到网民数量的70%小了很多，但根据国内的特殊情况，这一比例是具有可信性的。其一，网上购物作为生活方式，即不仅仅是一次性网上购物。国外这一比例数据是指进行过网上购物的比例。其二，CNNIC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网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手机上网的。这些通过手机网上的网民难以采用网上购物。由于以上原因，这部分网民在短期内难以形成网上购物的习惯。根据以上分析，网上购物采用者的最大潜量为同年网民累计数的33%这一比例，是可以接受的。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得出：假设2成立，生活方式扩散的有效市场潜量是动态变化的。
4. 预测精度检验。对于模型预测功能的评价，通常可以将整个样本区间分成两个部分，用样本的前一段数据估计模型，然后利用所估计的模型对于后一段的数据点进行预测。通过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对比，评价模型预测功能。这种方法既能保证精确度比较客观，又能检验参数的鲁棒性。考虑到数据较少，选取1999.07到2009.01这段时间的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只选取2009.07到2010.01这两个时间数据作为检验性数据。本文采用平均相对绝对值误差（Mean Abs. Percent Error，MAPE）衡量模型的预测精度，MAPE的值越小，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用Theil统计量来检验模型预测结果的拟合程度，其值越小，拟合程度越高。计算后得到， 平均绝对值误差（Mean Abs. Percent Error）为16.19，Theil不等系数（Theil Inequality Coefficien-t）为0.098。MAPE小于20，在数据点较少的情况下，这个结果证明模型的预测精度较好。Theil统计量也很小，证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五、 结论
Bass模型以前只用于预测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本文探索了其在生活方式扩散中的应用，增（下转第116页）加了Bass模型可预测对象的类型，丰富了Bass模型的研究成果，扩展了应用范围。生活方式扩散模型描述了新生活方式扩散中口碑传播的效果非常显著，有效市场潜量是动态变化的特点，经过调整后的模型，有着较高的拟合度，参数估计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分析。
本文用网民数量 的线性函数来拟合网上购物扩散的有效市场潜量，可能用其他函数形式表现会更加精确一些，这是本文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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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7053 200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项目号:10YJC630065）。
作者简介：董大海，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日爽，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郭艳红,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2011-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