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日本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本文梳理了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发展从起步到实现系统发展的历史沿革。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单独设课与整合课程并重、信息技术教育人文化、政府主导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注重教师信息素养培训的特征。借鉴日本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经验，我国应注意以下几方面：政府制定规划，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重视信息伦理道德培养；改变观念，加强教师教育信息化培训；加强资源建设，重视东西部均衡发展。
日本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 信息教育
自上世纪中叶，以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化的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纷纷大力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术教育。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达国家之一，将信息技术教育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日本信息技术教育，通过不断修正实践，最终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日本教育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因此，对于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发展过程的梳理与总结，对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一、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
1.起步阶段
二战后，日本教育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日本经济格局的变化，教育方面的诸多弊端也显现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着手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技术革新与信息化被认为是推动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社会变化因素之一。日本政府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关注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1984年，日本社会教育审议会广播教育分会发表了《微型计算机教育应用进修课程标准》。1985年又将其总结为《关于微型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应用》，并作为普通学校计算机教育的基本方针，由文部省首次公布。同时，1984年8月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其由教育、经济等各个领域专家组成，全面负责对日本新一轮教育改革政策、方针等基本事项进行调查审议。截至1987年8月，临时教育审议会三年内提出了四个审议报告，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意见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关注。1985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发布第一次审议报告提出，教育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提出了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开展计算机教育及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指导的基本思想。1986年4月，临时教育审议会在第二次审议报告书中首次使用了“信息运用能力”这一概念，并提议把“信息运用能力”摆到与“读、写、算”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加以培养。在后续的审议报告中，还提出了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三个原则：正式开展适应社会信息化的教育；为了使整个教育系统产生活力，要大力挖掘和应用信息技术的潜在能量；克服信息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重视教育环境的人文化。
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向政府提交的四次审议报告中，一再强调教育要适应信息化社会，提出教育要“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教育应承担“积极、认真地培养学生具有信息运用的能力”的任务。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四个报告使信息技术教育成为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1987年10月，由首相直接领导的“教育改革推进阁僚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案——教育改革推进大纲》，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方面应该采取的政策方针，其中也强调了应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促进教育改革。同年12月，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关于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目标，认为应培养学生自主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基本能力，具体包括信息理解、选择、整理、加工和创造等能力以及运用计算机的方法与态度。在此基础上，1989年4月，文部省颁布《学习指导要领》（即“课程标准”），决定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技术教育。从此，信息技术教育以及运用计算机开展教学的实践活动在日本中小学全面展开。
这一时期，日本信息技术教育以选修课形式为主，大部分并未单独设置信息技术领域课程，注重在其他课程中整合信息技术相关内容。小学阶段没有单独设置信息技术课程，而是强调教学过程中计算机的应用，通过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让学生习惯、适应计算机的应用。初中阶段开设了“信息基础”选修内容，设置在“技术·家庭”课程中，同时要求在数学、社会、理科等学科中能够将计算机与相关课程内容整合，积极有效地运用计算机开展教学活动。高中阶段也没有设置特定的信息技术学科，在数学、家庭、理科等课程中加入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教学内容，但允许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信息技术相关课程。
2.系统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浪潮席卷社会各个角落，信息技术教育愈发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重视学校信息技术环境的建设，1990年，日本文部省推出一项九年行动计划，计划为所有学校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并且开展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方面的教学技能培训。1991年7月，文部省公布了《信息教育指南》，这项文件对日本基础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教育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明确地阐述了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信息运用能力”所包含的四个方面。1994年，文部省成立多媒体规划政策室，负责研究多媒体教育的有关政策与措施，并强调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1995年1月，文部省组织了关于文教政策的恳谈会，此次会议推出了题为《关于推进适应多媒体发展的文教政策》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广泛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进行教育。同年5月，文部省与通产省合作，实施了“100校联网实验研究”的实验研究项目。共将全日本111所左右的中小校与区域网络连通，建立共同学习、信息交换的利用环境，并开展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咨询和研讨会等活动。
1996年7月，日本中央审议会发布了题为《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报告，报告副标题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生存能力”即指要培养孩子适应信息化、国际化社会的核心能力。其强调了系统实施信息技术教育，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改善学校教育质量的必要性。报告还重新定义“信息运用能力”：主要是指能够主动地选择、运用信息和信息设备并积极地创新信息体系的基本素质。同时相应提出了信息教育的目标是：信息运用的实践能力；对信息的科学理解；参与信息社会的态度。并提出了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四项策略：系统实施信息教育；通过运用信息设备、信息通信网络使学校发生质的改善；建立适应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新学校”结构；重视对信息社会的“阴影”部分的思考和解决。
1998年7月，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公布了《关于教育课程的基本方向》的文件，指出“要培养能够适应运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网络等信息手段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除了要求在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积极利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之外，明确提出从小学到高中各个阶段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小学阶段开设“综合学习”课程，并作为学校正式课程之一。其强调跨学科、综合性学习活动，积极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收集信息，解决问题。初中要把现行的“信息基础”选修课改为必修课，高中阶段开设“信息”课。同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小学、初中学习课程新标准，计划2002年开始实施。1999年3月公布了高中学习课程新标准，计划2003年4月实施。自此，日本在基础教育领域信息技术教育开始了系统化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中小学信息技术环境有了飞速发展，截至1999年的数据统计，日本中小学计算机普及率达100%，每所学校用于教育的计算机平均数量高中达到81.9台，初中为36.8台，小学为15.7；学校因特网连接的比例高中达80.1%，初中为67.8%，小学为48.7%。对信息技术教育的目标认识更加深入，详细规定了“信息运用能力”包含的能力结构，对信息教育目标从实践能力、科学理解与态度等不同层面的目标分别进行了解读。信息技术课程从选修课转变为必修课成为共识，特别是高中阶段“信息”课程的设置，共有三门科目，学生任选其一。每门科目各有侧重，信息A科目侧重培养学生运用信息技术选择、处理信息的基本技能，信息B侧重计算机的功能与组成，信息C侧重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运用和效果。
3.改革与完善阶段
20世纪末，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初具体系，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逐渐走向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息技术教育体系。
在这一时期，日本继续扩大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999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新千年计划”，即《教育信息化实施计划》，对日本信息化进行了整体规划和综合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到2005年所有学校都要连接互联网，所有科目都要能有效应用信息技术设备进行教学，具体为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即学生学习方式、课堂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的根本转变。在“新千年计划”的基础上，2001年日本首相官邸直接领导的IT战略总部制定了“e-Japan战略”，提出了信息化的日本社会远景目标：5年后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信息技术最先进国家[。“e-Japan战略”明确了基础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的目标。此后，日本政府各部门与企业携手加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至2005年，日本政府考核“e-Japan战略”实施状况，发现各项指标完成并不理想，文部省又发布了“面向e-Japan战略目标的实现——教育信息化推进行动计划”，扩大投入，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保证e-Japan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信息技术课程方面，2002年从小学和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改革，2003年高中开始新课程改革，开设“信息”必修课。信息技术教育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学段正式系统开展。2005年12月，针对“信息”课程实施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日本信息教育开发协议会（JADIE）教育课程委员会及教育系统信息学会（JSISE）信息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教育的建议》报告，报告指出了新课程实施以来，日本信息教育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在小学、初中增设“信息”课程，充实高中普通“信息”课程，以及在大学合理设置信息教育教师培养课程等建议。2008年12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新的学习指导纲要，计划于2013年开始实施。其中对高中信息学科进行的修改变动最大，将高中信息学科必修科目“信息A”、“信息B”、“信息C”修改为“社会与信息”和“信息科学”，学生任选一个科目进行学习。
二、对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启示
从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从多方面采取了积极的相关措施，较快地建立起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信息教育体系。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政府制定规划，加强政策引导
日本政府制定有效的发展规划与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是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得以发展的保证。从《关于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案——教育改革推进大纲》的颁布到后来的“e-Japan战略”一系列规划的制定，日本制定了关于信息技术教育的信息化环境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资源建设以及社会参与等各方面详细且可操作性的措施，从而保证了日本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切实的政策制定与引导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为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教育与科研网（CERNET），实施“校校通工程”，信息技术课程纳入必修课并且制定了《信息技术课程课程标准》等，使我国信息技术教育迎头赶上，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有些政策与措施的制定上尚需加强前瞻性与延续性，例如，自从2000年我国颁布《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2003年借助基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颁布《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之后，新的课程标准至今尚未正式公布。而日本的学习指导纲要分别在1998年与2008年分别提前3年进行颁布。可喜的是2010年我国推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制定教育信息化基本标准，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这为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重视信息伦理道德培养
如前所述，日本基础教育中信息技术教育长期以来采用单独设置信息课程和课程整合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当前，我国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均开设了信息技术必修课，无论从教材建设、资源开发以及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总结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信息技术在其他学科中的整合应用方面，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整合，信息技术大多仍然作为教师的演示工具，未能真正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成为学生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因此，我国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面可以积极借鉴日本的相关措施，实现信息技术支持下教学结构的根本转变。在信息技术教育目标方面，我国也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维度，规定了相关应用信息技术态度以及与信息活动相关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学目标。但在实际教学中，普遍存在重视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相关技能的培养，忽视信息伦理道德教育。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社会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信息伦理道德的培养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日本信息教育将信息伦理道德视为“有效运用信息能力”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相关信息课程中进行信息伦理道德的教育，将信息道德教育融入学生各学科的信息活动中。还建立了“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支持中心”网站，提供相关信息资源与案例，将信息伦理道德教育资源网络化。采用基于问题与案例的参与式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道德反思，真正使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思想和意识，从而实现在真实信息生活中做出符合社会要求的信息行为。
3.改变观念，加强教师教育信息化培训
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是信息技术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我国也充分重视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培训，2010年启动的“中小学国家培训计划”中即包括信息技术的内容，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当中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我国信息技术的培训仍存在许多问题，培训内容大部分集中在初级信息技术基础技能上，以及演示型课件的制作上，深层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培训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日本政府教育部门为提高教师信息技术技能制定了多层次教师培训方案，从国家举办的培训课程到学校自身举办的校本研修课程，层层递进，提高了教学效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本不仅强调教师掌握信息技术基本操作技能，同时还重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专门开设有“教育信息化方法和技术”的培训课程。培训最终目标为实现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将信息技术能够运用到教学的每个环节，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4.加强资源建设，重视东西部均衡发展
优质的教育信息资源是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政府调动政府部门、民间团体以及软件开发企业多种力量，投入巨资建设相关学习资源。我国同样意识到了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实施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学科教学资源库等。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学校在信息技术环境与教学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信息技术鸿沟的形成既是我国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但信息技术资源建设也是解决教育地区差异鸿沟的良好途径。借助信息技术能够实现落后地区的学生获得同发达地区学生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真正实现落后地区教育跨越式的发展，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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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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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爱峰（1976-），男，河北徐水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茂林】
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对促进云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意识较强烈、对科研重要性的认识也较充分、具备较强的信息技术教育研究内在动机，但是，他们的信息技术教育科研能力较弱、成果偏少、外部环境的支持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 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科研现状；调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学教育科研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1]教育部日前颁布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要求教师“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改进教育教学工作；针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2] 这实际上是以专业标准的形式确立了“科研”在教师角色中的地位。
信息技术教育科研是提高信息技术教育质量，促进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推动信息技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技术教师不仅是信息技术教育的中坚力量，还是参与和支持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力军。如果要让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得到健康、可持续甚至是创造性的发展，就必须对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和教育信息化进行校本研究，而信息技术教师无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如何？影响信息技术教师科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提高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能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促进信息技术教师更好承担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选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他们的科研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对促进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利用问卷调查法来了解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状况。调查问卷的编制是基于对信息技术教师科研的理解、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深度研读以及专家咨询意见，并参考了问卷星上的同类型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科研认识与态度、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科研动机、科研环境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共 27个题目。调查问卷经课题组研究人员、教育学专家和一线教师论证审定，并在楚雄市进行了小范围内（15人）测试检验，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三）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能力
本研究从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研究步骤与流程的了解程度、研究论文写作的掌握程度等几个方面来了解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能力。
调查显示，只有2.74%的信息技术教师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力非常强，28.77%的信息技术教师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力比较强，大部分的信息技术教师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力比较弱。
对信息技术教育研究过程和步骤非常熟悉和比较熟悉的信息技术教师只有8.22%和17.81%，尚有21.92%的信息技术教师不能够顺利查找与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
文献综述是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重要一环，可是，41.78%的信息技术教师不能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更有6.85%的信息技术教师不知道何谓文献综述。能熟练进行信息技术教育科研论文写作的信息技术教师也仅占28.77%。
综上所述，云南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科研能力普遍偏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适合校本研究的行动研究法掌握得不好；其次，熟悉教育科学研究流程和步骤的信息技术教师太少；最后，大部分信息技术教师不会用学术论文的方式表达教育科研成果。
四、对策与建议
第一，针对科研能力低的问题，各学校一方面可以开展科研能力的校本培训，让本校的科研骨干教师或外聘骨干教师、信息技术教育专家对信息技术教师进行科研能力培训，另一方面可为信息技术教师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高等学校组织的教育科研培训，以提高信息技术教师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和科研写作能力。
在培训内容上，首先要培养信息技术教师的问题意识。缺乏问题意识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开展科研的主要障碍之一，可通过培训让教师掌握在教育实践中发现问题的思维、方法与技巧；其次，要加强科研方法及其应用能力的培训，特别是需要加强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及其应用的培训；最后，要注重对科研课题申报和科研成果表达等方面的培训，让信息技术教师掌握课题申报和论证的策略，科研论文、报告撰写的规范以及发表的途径。
在培训形式上，可采取县城学校和农村学校联合培训的方式，加强不同学校信息技术教师之间的科研交流，在共同研修的过程中共同提高；也可以采取网络培训的方式，通过优质的网络资源来增进教师的科研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教师应注重自我培训和自我提高，利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并不断思考、总结和实践，自觉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
第二，针对科研成果少的问题，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教师从事教育科研对于推动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意义，鼓励信息技术教师申报各级各类课题，并对获得立项的教师给予资金、团队、时间等的配套支持，同时还要从科研政策上保障承担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教师的其他利益不受损害。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可让信息技术教师与当地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或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部门横向联合申报课题，利用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科研团队来提升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的质量。
责任编辑 石 子
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文章发现,从城市路径看,长三角不同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有所不同;从行业路径看,长三角各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水平存在差别。分析表明,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进行分析时,是否考虑城市(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文章还对长三角城市区位商居前的服务业行业给予了简要的讨论。
[关键词] 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
一、引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进行分析和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学术界关于长三角区域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或制造业)层面的分析。范剑勇(2004)通过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认为一体化必然带来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和地区结构差异性增强,并以长三角为案例,通过一系列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计算证实了这一理论预期,同时发现浙江与上海参与长三角内部地区分工的程度明显高于江苏。樊福卓(2005)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分工进展及分工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的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在优化,区域内分工与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各城市制造业的专业化倾向在增强。刘乃全、周维颖(2005)首先分析了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进而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及布局特征,然后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分工的理论及现实基础,以及产业分工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合理分工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建议。邱瑞平、杨海水(2005)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地域分工的变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工业分工呈不断深化的趋势,区域的专业化行业数量也不断上升,不同区域形成了相对不同的专业化行业,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影响地域分工的其他因素,但这些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关键在于增加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程度。梁琦、詹亦军(2006)以长三角制造业为对象,利用长三角区域内16个城市1998—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分析和计算表明:地方专业化能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地方专业化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和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都明显高于非地方专业化行业,地方专业化有弱化垄断而强化竞争的倾向。孙彦军(2007)对长三角地区的三次产业发展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 基本结论是长三角地区初步出现了产业分工,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竞争、技术转移和产业政策引导。胡国良(2005)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既有垂直型国际分工,也有水平国际分工,在这两种分工形式中,长三角制造业都处于分工体系的末端,这样一种国际分工定位,使该地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因而提升产业层级、与国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扩大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是长三角制造业摆脱困局的主要路径。
二、度量指标
本文选用樊福卓(2007,2009)提出的度量指标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进行分析和探讨。
用FRi表示i城市的专业化系数,反映其与长三角其它城市发生的城市间贸易的相对规模,则:
其中,sij表示i城市j行业的增加值占该城市服务业增加值的份额,用sj表示长三角j行业增加值占其服务业增加值的份额。
用FIj表示j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反映该行业发生的城市间贸易的相对规模,则:
三、统计描述
与长三角工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相比,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要低得多。原因在于,一是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相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关于第三产业细分行业的分类发生了较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得两种行业分类的数据可比性较低;二是长三角若干城市没有提供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而且,在颁布实施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之后,有些城市的《统计年鉴》仍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提供数据。经过努力,我们收集整理了2006年长三角各城市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数据来源包括2007年度长三角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2007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
先从城市路径分析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长三角不同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系数存在差异,泰州、无锡和舟山的专业化系数较大,分别为0.1878、0.1729和0.1656,居于前3位,而台州、宁波和嘉兴的专业化系数较小,分别为0.0656、0.0689和0.0714,居于后3位。作为各城市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分工水平为0.1063。当考虑城市的规模因素时,情况就有所变化。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6,375.27亿元;分城市看,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异悬殊,上海实现服务业增加值5,244.20亿元,占长三角的份额高达32.03%,而舟山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53.82亿元,占长三角的份额仅为0.94%。忽略城市的规模因素,同样可以发现,不同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有所区别。泰州、无锡和上海的结构差异系数较大,分别为0.1535、0.1492和0.1388,居于前3位,而台州、嘉兴和镇江的结构差异系数较小,分别为0.0304、0.0476和0.0507,居于后3位。作为各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为0.0954。把2006年长三角各城市的专业化系数和结构差异系数进行比较,发现,杭州、上海的结构差异系数较专业化系数分别高出46.64%和32.19%,其它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均比专业化系数小,其中,台州、镇江和嘉兴分别低了53.69%、 45.33%和33.39%。这使得,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差异系数较服务业分工系数低了10.26%。
接下来从行业路径分析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从表2可以发现,2006年长三角不同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差异较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地方化系数分别为0.1986、0.1437和0.1402,居于前3位,而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房地产业的地方化系数分别为0.0548、0.0657和0.0680,居于后3位。作为各行业地方化水平的综合反映,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分工系数为0.1063。在长三角服务业的行业分布中,不同行业的相对规模差异较大,批发和零售业占有23.37%的份额,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占有1.11%的份额。不考虑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发现,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大,分别为0.1843、0.1431和0.1412,居于前3位,而住宿和餐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房地产业分布差异系数较小,分别为0.0565、0.0610和0.0692,居于后3位。把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和分布差异系数进行比较,发现,在14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大,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业的分布差异系数比地方化系数分别高出13.22%、5.87%和3.10%;有8个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较小,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的分布差异系数比地方化系数分别低了17.53%、12.73%和12.21%。结果是,2006年长三角服务业空间分布差异系数为0.1032,比服务业分工系数低了2.91%。
进一步,我们计算整理了200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区位商居于前4位的服务业行业(表3)。不难发现,对于一个城市,专业化优势排在前4位的行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例如上海, 2006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位商为1.37,专业化优势较大,而排在第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为1.24,专业化优势较小。再如杭州, 2006年教育的区位商为1.27,专业化优势较大,而排在第4位的房地产业的区位商为1.15,从而专业化优势较小。从表3还可以发现,不同城市区位商居于前4位的行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表现在行业的差别上,还表现在区位商大小的差别上。例如上海和南京, 2006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区位商在两个城市均居于首位,分别为1.37和1.77,而两个城市的其它3个行业各不相同。再如杭州和宁波, 2006年杭州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区位商为1.27和1.15,居于第2位和第4位,而宁波这两个行业的区位商为1.25和1.06,居于第1位和第4位;至于两外2个行业,两个城市有所区别。
四、小结
本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进行了初步探讨。从城市路径看,长三角不同城市的专业化系数有所不同,并且,与城市的专业化系数相比,城市的结构差异系数的大小及排名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行业路径看,长三角各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存在差别,并且,与行业的地方化系数相比,行业的分布差异系数的大小及排名均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这表明,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进行分析时,是否考虑城市(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本文还对长三角城市区位商居前的服务业行业给予了简要的讨论。
[注 释]
①长三角的地域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了这一内涵。狭义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等1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的是狭义的内涵;即使使用广义长三角的内涵。1978年～2006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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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in Yangtze Delta Area
Fan Fuzhuo
(Institute of Sector Econom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 words:Yangtze Delta Area; service industry;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责任编辑:张丹郁)
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面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经济稳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因而在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更是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创新投入、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现状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新常态;区位选择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下呈现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1078.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但是仍然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把“一带一路”的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和开放合作，以形成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以进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影响呈现下滑的趋势，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产生了阻力。因此，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稳定、健康、有序地进行对外投资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自中国政府于2003年公布的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17年首次经历负增长，但仍位居历史第二（仅次于2016年），是2002年的58.6倍。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加了30%。从我国吸收国际资本来本国投资与输出本国资本到境外投资的能力与水平的反映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超过吸引外资的流量。到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18090.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但仍落后于美国。2003年-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见表1。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特征
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
（1）投资区域中心转移至欧亚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海外企业覆盖率超过80%，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地区海外企业覆盖率高，从表2中可以看出，亚欧美为主要投资区分别达到97.9%、87.8%和86.7%，大洋洲地区同期的覆盖率则只有50%。投资区域中心从北美转至欧亚，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企业）的区域分布来看，56.3%的中国海外企业集中分布在亚洲地区，在中国香港地区设立的海外企业超过12000家，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30%，是中国最活跃和最大的海外企业投资领域。此外，中国企业更偏向于在更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在进行海外投资的初始阶段，对距离相对较近的国家很熟悉，对远距离地区的认知不足。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和节省运输成本，投资地点通常是选择距离较近的地区，对我国来说，亚洲地区是首选的地区，然后再转而考虑投资其他地区。
（2）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加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三成（31.5%），这一成果主要获益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的平稳有序推进以及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机遇和意愿的增多增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比重预计将会稳速提升。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流向非洲的投资同比增长70.8%，与此同时流向欧洲的投资同比增长了72.7%，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的问题
（1）对各洲投资分布较不均衡
通过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现状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图1显示了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流向亚洲的金额最高，远远超过其他五大洲。投资区位过于集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企业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比重较不平衡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较大，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比例较小。据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及地区，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主要是邻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存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或多或少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成为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比重较低，但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資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步入较理性的调整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重的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展形成。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1.母国宏观因素
（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以及充足的资金，从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开始对外投资。
（2）政府政策导向
投资国政府提出的对外投资政策对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以来，我国部分企业受相关政策的影响，对沿线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同时，政府为支持、鼓励对外投资，会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保护。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下降，政策监督和增持引导企业更加理性地“走出去”。
2.对外投资企业因素
（1）技术创新投入
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越多，与国际顶级技术的差距就越小，外国投资的回报越大，那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2）地理距离
一般而言，企业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越近，那么企业进行投资的成本就越低。例如，东亚及其周边地区，与我国相距较近，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且人口基数较大，进而市场需求大，有大量华侨和相似的生活习惯，“心理差”的縮小，使得中国的企业更容易进入该地区的市场并提供一系列产品及相关服务。兰潇骁（2016）做了有关心理距离的研究，她通过实证分析测算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心理距离，并且把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联系起来，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影响，如果两国之间心理距离很大，那两国之间的投资行为就会很少。
3.东道国因素
（1）东道国市场规模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市场寻求型，一些企业基于国内市场的各种原因，纷纷转向国外开拓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市场。根据经济学原理，当一个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实现规模经济。目标国市场规模越大，越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投资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
（2）政治因素
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治制度，尤其是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与不同东道国的政治关系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的决策，更好的政治关系将带来更多的投资流动。如果政治关系良好，中国投资者可享受东道国政府的优惠待遇，进而为公司入境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应对其他的潜在竞争对手。相反，如果投资于政治、安全关系相对紧张的国家，那么该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障碍。总而言之，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国际投资，往往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3）税收制度
赵晓（2018）在研究东道国税收制度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时，得出结论：在东道国具有相似的政治经济等投资环境时，税收政策将会成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国情各有差异，国家税收环境也因此各不相同。因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税收环境的考虑是有必要的。
（4）资源丰富程度
鉴于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地提高，部分企业开始在周边欠发达地区寻找替代。李刚（2015）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投资国的区位选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可以看出，东道国劳动力的丰富程度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与企业对该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概率成反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研究及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并不完全成熟。针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总体战略
（1）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在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影响下，中国应继续增加对邻国的直接投资，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找好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的平衡点，通过对其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以及该国家拥有的相对优势资源禀赋的充分利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平稳发展。
（2）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对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适当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得以减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及先进的技术。
2.国家层面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从国际上看，经贸摩擦和竞争中性等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手段。美元汇率走势、新兴市场的风险状况等一系列现象，使得中国企业对外直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严峻性显著增加。面对严峻的对外投资环境的变化，中国应该在《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指导下，“坚持市场的导向”，不断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2）完善对外监管体系
企业的跨境投融资仍需不断地完善对外投融资的监督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对外投融资管理服务。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应保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支持，进而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打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国家应针对企业面临的种种风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抗风险政策。建立健全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及预警救助管理机制，为海外投资企业正确应对风险指明方向，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信心和能力，尽可能多地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保驾护航。
3.企业层面
（1）增加企业技术研发投入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推动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企业应加强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企业自身也要有充足的技术吸收的能力，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技术进步，推动企业成长。
（2）了解东道国制度文化
由于政治、宗教、税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较大， 企业应当充分地了解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市场和政治制度环境。应当尽可能地选择制度环境较优的东道国进行资本投资，一定程度上规避因制度环境风险而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美化企业形象，降低社会风险
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切实的实际行动给东道国民众留下中国企业负责任的形象，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四、结语
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右翼势力的张狂等，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影响呈现下滑的趋势。我国在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下，以建设“一带一路”为重中之重，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不动摇，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良好健康更趋理性的发展态势。放眼未来，我国不仅应综合多方面综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还应给我国企业树立新形象、打造优秀的中国品牌，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稳速健康发展，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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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付美（1982- ），女，汉族，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作者单位：山东管理学院“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创新研究所，研究方向：國际直接投资;温雅然（1993- ），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学生
西北地区信息化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域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可以看出，在新发展阶段，縣域成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通过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城乡融合视域下优化河南堵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策。
关键词：城乡融合;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河南
一、概述
对于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现状，2022年1月河南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到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基本形成城乡发展新格局。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产业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环节。多数人口生活在县域，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1]。因此，促进县域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是现阶段继续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举措。可以说，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民的收入和就业。
二、城乡融合与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城乡融合可以推动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加快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县域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2]。
（一）县域产业是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
目前，河南省城镇化率是54.2%，虽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是与国内东中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县域面积占据了河南省总面积的80%以上，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3%，可以说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必要手段，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根基，发挥产业聚集作用，通过产业为载体带动企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消费升级等，以县域产业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城乡融合可以带动县域产业的发展
城乡融合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也是“三农”工作的主要方向，对县域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3]，为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蓝图，从政策制度上给予县域产业发展一定的倾斜和保障，为县域企业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城乡融合和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也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转变，实质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实现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使城市的功能能够自然地融入乡村，将城市的教育、医疗、人才、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的管理思想融进农村，同时农村的生态资源、土地以及农副产品也能够有利于城市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优势互补，进而协调发展，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发展现状
（一）河南县域产业综合实力稳步提高
当前县域经济进入3.0时代，也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大力推动下城乡快速融合发展[4]，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2020年，河南县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到31 920.8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56.3% ，2015—2020年年均增幅达11.3%。2021年，河南共有7个县市入围了全国百强县，依次是巩义市、新郑市、济源市、永城市、新密市、荥阳市、汝州市，分别位列45位、49位、58位、64位、68位、74 位、93位。这7个县市2020年GDP分别是1335.57亿元、826.57 亿元、706.29 亿元、703.16 亿元、637.04 亿元、546.03亿元、485.50亿元，有6个县市均超过500亿元。2020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5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108元[5]，城乡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2.35：1缩小为2.1：1。在河南省一百余个县域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河南县域产业内驱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加快经济建设，形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发展后劲增强。产业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目前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产业聚集区，比如长垣起重、民权制冷、新密纺织、鄢陵花木等，已经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建立了聚集人口、资源和工业的城市平台，城镇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城镇化发展迅速，2020年河南城镇常住人口5507.86万人，城镇化率55.43%，跟2015年相比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
（三）河南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城乡融合发展，也激发了乡村的内在活力，乡村居住环境以及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倡导和实施下，农村的各项基本建设有了很大改善，农村的医疗、民生等事业也达到全面覆盖，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乡村地区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整治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截至目前，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全省大部分的县（市、区）得以开展，强调生态文明，注重文化保护，形成各地具有特色村落面貌。2020年，河南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4万公里，农村出行条件得到改善，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也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四）河南县域产业与地方特色深度融合不断推进
为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河南省政府于2020年4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县域经济要借助相互之间的资源优势，取长补短，彰显特点，各地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排名前30的县（市）特色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占GDP的45%和工业增加值的50%。例如，固始、新安、扶沟、桐柏、西峡等县域依托特色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推动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借助互联网的优势，着力开展农村电商、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挥1+1>2的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栾川、嵩县、南召、商城、新县等县域整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集中规划，融合发展，共建全域旅游带，形成了一条中原区域特色旅游线路。
四、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城市和乡村发展失衡的情况。从空间分布来看，2020年，郑州地区巩义市（县级市）生产总值是826.5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03 574元，安阳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98.8亿元，唯一一个低于百亿的县，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 692元。巩义市生产总值是安阳县的8.4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为安阳县的5.8倍，可见两县的经济实力差距较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靠前的县（市）集中在郑州、许昌和洛阳等中部地区，而信阳、安阳、濮阳等地区明显落后，存在“中间强、南北弱”的情况。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县（市）城镇收入都是高于农村收入的，但是经济发达的县域之间差距要小，相反有的之间差距很大，县（市）社会经济二元结构显著。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原因之一。
（二）县域产业科技投入不足
河南省整体农业发展水平有限，还是以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为主，县域在产业分布上，农村地区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虽然科学技术研发经费快速增长，但投入强度还较低（见表1），河南主要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体较低，排名落后，还存在着差距（见表2）。可见河南县域产业多是采取简单的生产模式，农产品附加值低，供应链方式简单，产品多是以传统的初级加工形式对外输出，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应不高。因此，农村城乡三产业融合与城市相比还比较低，科技投入、生产技术、产品供应链等层次都还不高。
（三）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河南省县域经济结构特征是农业基础浓厚，农业经济特色突出;工业发展创新不足，能力较弱;服务业近些年发展快速，但起步晚，还未形成规模和规范，相对滞后。特别是河南省县域经济很多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随着生态文明的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得以大力发展，2020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9.7%。农业产品进一步开发加工不足、层次不够，农业缺乏专业化和公司化管理体系，农业产业链还未建立，知名度不够，农产品品牌少，缺乏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河南县域工业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少，传统工业比重大，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先进，产品更新换代慢，再加上很多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城乡二元体制并未真正消除，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的流通仍存在障礙，导致全省县域企业发展潜力欠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8.6%，河南县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比如具有特色的中原自然风光和乡村文化，但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完善，相关产业发展滞后，品牌优势还不显著。
（四）县域产业特色不够明显
近年来，河南县域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对地方经济贡献有所增长。但对于河南的大多数县域来说，工业集聚对区域辐射的影响并不强，现有产业聚集中有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规模不够，供应链环节短，层次较低，聚集主体多是中小甚至小微企业并非龙头企业，缺乏品牌认识、经营方式粗放，大多经济主体进入市场主要凭借价格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代表性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慢，没有相关的配套设置，经济辐射能力弱。河南土特产资源丰富，原阳大米、信阳毛尖、新郑大枣、杞县大蒜、灵宝苹果、民权葡萄酒、温县四大怀药等传统特色产品不胜枚举，在省内家喻户晓，但由于没有实力企业和现实产业支撑，以致省外市场认同度不高，土特产品牌内涵缺失，难以推动区域特色经济振兴。
五、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一）优化产业结构体系，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要想切实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河南省各县域因地制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是可重点发展县域的工业企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加工和资源优势产业，在中心城市和大型企业周边可以继续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和劳动力聚集产业，从而发展具有特色和技术含量的新型工业企业，例如产品精细加工等，从而壮大县乡工业。二是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一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农村经济建设为基本，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不断调整农业结构比例，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积极引导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6]，建立多条有利于农产品生产的工业带，打造一批不仅在省内家喻户晓的农产品品牌，同时在国内外市场也能享有名气的知名产品。三是继续坚持开放共享的态度，各县域应该采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吸引外资激活内部经济，加大对外交流的范围和力度，借助当地优势资源整合重点项目，动用多方资源做到县县有项目，乡乡有项目。
（二）创新县域发展制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县域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是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第一，创新就业体制，促进公平就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打破以户籍管理为代表性的就业制度，鼓励中青年劳动者返回县乡就业和创业，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不仅大城市要降低人才引进落户的要求，县域地区也要给愿意返乡创业的人员一定的财政补贴。第二，改革教育体制，推动城乡教育自由公平分配。河南省是一个具备人口优势的农业大省，但人口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加大职业教育的分量，加强对农民工现代化技能的培训，为农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实用型人才。第三，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城乡融合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也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提高新时期乡村治理服务水平。
（三）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要不断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和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也要同步进行，只有这样，县域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才能实现质和量的统一。第一，政府要贯彻实施节能减排的方针，企业对流通的各环节进行提质改造，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不断降低废弃物的排放。第二，加快河南县域生态产业的发展，发展绿色农业，建立全国最重要的食品、生产及出口基地。第三，加大对低碳、环保理念的宣传，使当地村民能够真正意识到绿色环保的意义，树立人人心中有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思维，真正认识到绿色发展与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进而成为绿色环保发展的主要践行者。
（四）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发展智慧农业
当前，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成果，通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VR技术等手段，发挥信息化手段的重要作用[7]，通过农业数字化建设，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加强对农产品的全程监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迈向智慧农业时代。第一，河南省在进行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时，在科学组织农业生产、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一些现实问题中，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范围。第二，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助农活动，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使信息技术人才、科技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农村，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可视化管理以及智能化决策，在智慧农业领域也可以积极探索更多新的模式，加快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观光、采摘体验、民俗展演、健康养生、红色旅游等，形成“农业+多产业”的产业融合新模式，从而为农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五）实施政府优惠，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河南南部和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在科技水平、能源消费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相对落后，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要加快整体的协调发展，缩短与中部北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这就需要有财政支持。第一，在目前的經济能力水平上，省财政给予东南部地区的政策支持是可行的，2020年9月印发的《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2020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到打造“河南样本”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涉及到我省东南部22个县区。第二，政府政策还要重视农村地区交通，电力、网络等方面的建设，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倾斜。第三，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经济落后的县域，实施教育振兴的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教师、志愿者到落后地区实施教育帮扶、科技帮扶等。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期推进农业农村建设，实现全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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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根平.习近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三重论域[J].西藏发展论坛，2022（01）：46-52.
[4]孙悦，项松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与路径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16（0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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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颖，林小浩.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石家庄县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J].南方农业，2021，15（18）：129-131.
[7]安晓明.河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路径[J].开放导报，2019（04）：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