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范文第1篇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及相关内容
(一)碳排放会计定义 碳排放主要是温室气体中碳化气体(61％)的排放，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在碳排放会计没有正式提出之前，其相关的概念，如排污权、碳汇、CDM等已有学者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碳排放会计进行定义。Tristram O.West，Gregg Marland(2002)对与碳排放会计密切联系的净碳通量(net carbon flux)会计进行说明，指出认清“净碳通量是指源头排放和汇清除(emissions by sources and removals by sinks)”是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净碳通量会计的重要一步。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Center(2003)通过说明CDM，对碳排放会计进行了定义，认为碳排放会计是通过源头和汇清除的方式，由碳会计记录、总结和报告碳排放量的过程。这些定义只就碳排放本身独立而言，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Janek Ratnaunga，Stewart Jones(2008)提出了碳排放会计的体系概念：“一般将碳排放会计和碳固会计合称为碳会计，把碳会计作为一个企业实施碳排放管理的体系，即碳会计体系”，认为碳排放会计是构成碳会计体系的一部分。该研究不仅指明了碳会计体系研究对碳排放会计研究的有利之处，而且对构建碳会计规范给出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基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与IPCC原则相协调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 Protoc01)对CO2排放分别进行计量和报告的相关会计问题，成为目前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最具系统、全面的文献，也可作为我国学者初始研究碳排放会计问题的参考，如周志方、肖序(2009)对Stewart Jones(2008)的总结，以及Liu Qiang(2009)对中国碳会计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基于“只有在分清排放源的基础上，实施碳排放会计才是有用”的论断。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强调碳排放其排放源头的重要性，这是碳排放会计客体研究的重点。综合而论，笔者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碳排放会计是以碳排放量作为客体对其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用以传递企业碳排放过程和减排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
另外，由于缺少对碳排放会计的权威界定，导致目前一些研究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概念混淆。碳排放会计与碳会计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碳排放会计侧重于对碳排放所引起的会计内容，包括碳排放的分类、碳排放存货、碳排放计量、碳排放报告等。而碳会计其范围更广，除了碳排放会计的内容外，还包括碳固，以及一些涉及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碳问题，如碳信用等。
(二)碳排教会计目的及实施步骤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实施碳排放会计，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作为指引，激励全员为减排管理而努力。CCIC(2003)对企业实行碳排放会计提出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建立有效战略管理GHG排放提供信息的需要；二是为企业参与到GHG交易市场做好相应准备的需要；三是企业服从政府在碳减排方面的相应管理。此外职业界的呼声也很高，ACCA(2009)政策执行总监罗杰·亚当斯基于对未来碳排放会计和报告准则的期望，指出建立碳排放会计准则可以让投资者、股东、员工和其他相关各方更容易地进行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测量，以了解企业经营表现。可见，企业碳排放会计的目的不仅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要履行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行碳排放会计，承担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减排信息的需求。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排放目标设定、边界划分、排放量计算、排放记录和报告的真实与公允性这四个方面予以阐述。其中最权威、最系统的实施步骤指南是2004年WBCSD&WRI联合发布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修订版)》。这份指南就GHG存货的核算和报告进行详细阐述，概括为五步：识别边界；识别所覆盖的排放源；选择一个碳排放计算的方法；收集活动数据并选择排放系数；应用计算工具估计排放量。对此指南规范划分了GHG排放的范围：直接GHG排放；电力间接GHG排放；其他间接GHG排放的划分。在计算企业GHG排放方面，指南将GHG排放予以量化，即GHG=A×EF，其中A指活动数据(activity data)，EF指排放系数(emission factor)。该公式简化了碳排放定量的研究困难，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公式的构成因子如何确定、确定的标准、数据的来源等。这些都可能存在主观估计的偏差，而指南中并没有给出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指南的颁布为目前企业GHG排放会计(主要是碳排放会计)提供了实务依据，如澳大利亚Carbon reduction institute、Gary Otte(2008)、Jolin Warren(2008)等的论述，其中Jolin Warren通过对苏格兰碳会计指南的收集、总结，不仅提出借鉴GHG协议的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步骤而且强调全员为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服务的必要性，指出只有整个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经营目标向低碳经营转变，碳排放会计才能真正落实到企业中。
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问题
(一)不确定性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对会计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奈特(1927)、科斯(1937)和哈耶克(1945)一致认为不确定性对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提出会计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与会计信息在未来持续存在的实体有关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会计在计量未来不确定事项时产生的估计不确定性。我国学者林长泉(1997)、李学峰(1998)、林斌(2000)、陈红，周映群(2004)、田建芳，丁君风(2005)等，对不确定性定义、分类，不同学科下不确定性表现，以及会计信息稳健性、会计假设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承认会计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将不确定性归纳为概率事件和非概率事件。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传统财务会计，对会计信息系统内外部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但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兴会计分支——环境会计逐渐发展，其会计客体上的不确定性日益突
出，碳排放会计作为环境会计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这一不确定性表现为当前碳排放对未来影响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会计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会计程序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由会计估计、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来自于会计对象(客体)，即不确定性经济事项(碳排放本身)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碳排放会计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 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核心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碳排放会计核算和报告的基础。但由于碳排放检测技术、标准的研究滞后，目前，碳排放会计还无法全面实施，WRl2009年的报告指出：如今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采纳了温室气体协议下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所要求进行的GHG存货(主要是碳排放)核算、管理和报告。然而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因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所致。且目前的研究也以机构、组织为主。
加拿大环境咨询公司(2001)以林木业碳排放的管理为例，将碳排放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并量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碳排量差量，包括对基年的碳排放量和项目碳排放量比较分析，研究不确定性影响下，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利润。同时对木制品企业可能存在的9种参数依据不确定性类型划分，依次进行不确定性敏感测试，判别不同参数的不确定性敏感程度，为管理不确定性提供参考。Richard Clarkson and Kathryn Deyes(DEFRA，2002)从估计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是由于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边际成本法所致；并将不确定性分为两大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与经济价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另外，WBCSD&WRI(2004)在其联合发布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提供了企业GHG排放(主要是碳排放)数据的计量、估计中不确定性解决的工具，将GHG排放存货的不确定性分为两类：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估计的不确定性，其中估计的不确定性包括模型的不确定性和参数的不确定性，通过原则导向提供了各类不确定性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俄罗斯政府联合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2004)通过使用完全碳会计(FCA)计算1988～1992年俄罗斯陆地的碳通量，指出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会计方法比纯粹的自上而下会计方法更能缩小碳排放存货估计的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报告一技术摘要(2007)在阐述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三者关系时，以一致性程度和证据量(独立来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对不确定性进行定性定义。虽然目前碳排放会计的不确定性研究还处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但是仍有进步，如发现明确排放源头以及不确定性根源是不确定性解决的依据，故Jan Bebbington and Carlos Larrinaga-Gonza'Lez(2008)对气候变化的内在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是温室气体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所导致的，组织很难将其处理但可以通过“风险窗口”致力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同时指出研究者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碳会计与会计责任共同研究的方法以及与碳账户设立相协调的规范研究来进行。Gregg Marland等(2009)在结合碳排放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人为估计的主观偏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基础上，认为不确定性在于对碳排放的估计，其中不确定性来源有两方面：排放形式的动态性以及全球排放影响的巨大、扩张性导致的不确定性；理解、估计全球碳排放、碳循环所需排放数据的数量不确定。此外，Gray(2002)、IPCC Good Practice Guidelines、Stem(2006)、周志方，肖序(2009)等也就碳排放不确定性产生的源头进行说明与分类，以便于披露碳排放不确定的信息，包括有益于不确定性的表内、表外披露，有助于不确定性在报告中的要素披露以及披露方式。综合而言，这些研究都还处在定性分析阶段，且更多地侧重于不确定性基础概念的辨析，而没有涉及如何解决碳排放的量化。这是目前碳排放会计研究的难点。
三、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及评析
(一)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 目前关于碳排放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披露的信息质量要求、报告准则和审计、鉴证准则的标准化问题等方面的建议。
WBCSD&WRI(2004)指南提出了碳排放报告的五个信息质量要求：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准确性。并指出由计量、估计或计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减少到切实可行的范畴内，但对于什么程度是“切实可行”的，指南中并没有说明。英国Aldersgate Group(2007)在对英国企业进行碳排放披露动因(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缺乏对碳排放披露的清晰定义和相关协议，特别是一致和可比的披露框架的缺失，影响了企业碳排放披露的发展。在这方面，报告列举了英国具体5项缺失的披露框架内容。为此，Aldersgate Group认为政府在促进企业碳披露方面需要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标准化的披露准则、所有部门均使用的披露准则、政府的披露榜样、各机构在计划制定安排时对碳排放交易财务重要性的考虑等，体现了最早低碳发展的英国对规范化碳排放会计信息的努力。AnsKolk，DavidLevy and JonatanPinkse(2008)以碳披露计划(CDP)为例，从制度方面，阐述温室气体会计报告体系的发展，对CDP制度建立、披露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投资者压力、碳披露报告通约以及碳会计通约进行详细说明，指出由于缺少披露的类型、排放数据以及可靠性检查(第三方鉴证)，碳披露仍然存在争议、受到质疑，从而很难对已报告的排放进行检验，更不要说企业自身的实际排放效果。因此，碳披露体系存在的不足间接影响到信息的使用效果，即有用性。此外ProfRoger Simnett，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2008)、CBI on climate changes(2008)、RachelJackson(ACCA，2009)、《ACCA&GRI联合报告——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的挑战》(2009)等都提出颁布全世界适用的碳排放报告标准化指南及第三方认证准则的迫切需求，以助于所披露信息的可比、一致，并将其通过立法化的方式得以实施。
(二)碳排放会计报告与鉴证问题评析 碳排放会计是会计对低碳经济的反映，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目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研究，国内都远滞后于国外。同时，国内外对碳排放会计的研究还更多地停留在定性的基础上，量化方面没有重大突破，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碳排放数据来源及其可靠性无法保证；缺乏统一可信的标准作为企业控制排放的参考依据，如行业排放标准。
日本2008年出台的《日本建设低碳社会行动方案》，简称“福田蓝图”，已有重要突破，方案提出“碳排放的量化是以生命周期评价为基础”。会计界也已意识到：研究碳排放的物质流(包括识别碳排放源头>是碳排放会计的关键，这将促进碳排放核算的价值流与物质流相结合，从企业供应链的上、中、下游，甚至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考虑碳排放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未来碳排放会计研究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碳排放测量技术与技术标准化发展问题；(2)碳排放会计准则的标准化进程，包括推进独立且涵盖碳排放确认、计量的准则，以及参考CDP计划下碳排放信息披露与第三方鉴证准则；(3)政府推进企业碳排放会计实施的配套措施研究，如市场管制、技术革新、税收改革，政府补助等，引导企业避开“碳陷阱”；(4)企业低碳发展与成本——效益分析，以及企业产品或服务“低碳化”发展需求。其中，第一和第二项是碳排放会计实施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碳排放的相关核心技术、标准化得以落实，碳排放会计才有实施的基础。
减少碳排放范文第2篇
大家好!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论证作出的重大决策。XX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绿色金融确定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本场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十分有意义。借此机会，我谈几点认识。
第一，知行合一，切实提高绿色低碳转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有全面、系统、深刻认识“30·60”内涵的思想自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均能源需求尚有较大上升空间，未来碳减排压力较大。据国际组织、科研机构测算，我国碳排放峰值将超过XXX亿吨，而XX碳排放峰值为XX亿吨，XX约为XX亿吨。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XX年时间，远低于欧XX家XX-XX年的时间。“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理性、智慧地平衡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将从不可持续的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五大新发展理念将贯穿全过程、各环节。
思想自觉要转化为更理性、果敢的行动自觉。“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求我们迎难而上，及早科学设置碳减排目标，部署切实可行的达标方案，出台规范、明确、可操作的绿色发展举措。金融部门将全力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整体目标，完善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主动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金融风险。
第二，秉持系统观念，整体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需以系统观念引领顶层设计。“30·60”目标存在“达峰快则中和早、峰值高则中和难”的紧密关系。碳达峰不等于冲高点，而是要尽快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调整。达峰后碳排放很难陡然下降，可能需要经历一段峰值平台期。不同的达峰时间、峰值水平和平台期下，实现碳中和的整体成本差异较大。如果将二者割裂，不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碳中和的最终目标，将进一步压缩碳中和过渡期，增加转型压力和不必要的转型成本。因此，需全面、理性、科学认识碳达峰、碳中和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全国统筹。要重点推动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完善绿色低碳政策框架，持续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研究出台分行业、分领域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同时，我们呼吁，有能力、有条件的地区、机构和市场主体向负碳排放进军。
第三，统筹谋划，全力做实做强绿色金融“五大支柱”。
XX银行一直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经过多年探索，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即：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探索形成了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这“三大功能”“五大支柱”是金融部门有力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着力点。
近期，XX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统一了绿色债券标准，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同时，XX银行计划分步推动建立强制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标准，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信息共享。我们还将探索开展气候变化风险压力测试，用金融的力量推动营造实现“双碳”目标的良好氛围。
XX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推出碳中和债务融资工具和碳中和金融债，重点支持符合绿色债券目录标准且碳减排效果显著的绿色低碳项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银行间市场“碳中和债”累计发行XXX.X亿元。
为进一步动员资金支持绿色发展，XX银行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对金融机构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业务开展综合评价，评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XX万亿元，同比增长XX.X%，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XX.X个百分点。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XX银行正在抓紧研究设立直达碳减排领域的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在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方面，今年，XX银行将与XX财政部共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加强协调G20各成员国，讨论制定《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共同推动信息披露、绿色标准等重点事项。同时，我们正在与XX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债券、贷款等分类标准的趋同。
XX在引领绿色金融发展上具备巨大的潜力和优势。XX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走在前列，20XX年就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在2025年之前实现碳达峰，较全国的碳达峰目标提前X年。同时，XX金融要素市场完备、金融机构聚集、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为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绿色债券中超过XX%在XX发行，绿色环保企业股权上市融资超过XX%发生在XX。未来，XX可进一步发挥优势，在金融机构碳核算、金融机构及融资主体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绿色金融产品评估认证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这不仅有利于提升XX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国际潮流，推动XX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有利于提升金融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服务能力，特别是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绿色技术进步，助力XX科创中心建设。
第四，着眼全局，强化对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金融支持。
绿色低碳转型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刚才提到的绿色金融支持，二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化定价，约束排放，激励减排，同时发挥金融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功能，引导跨期投资，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及早设置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在总量约束下，由市场供求决定配额交易，形成清晰的价格信号，从而引导预期、稳定预期，促进低碳投资。
二是进一步发挥金融在碳市场建设中的支持作用。碳交易的底层逻辑是排放权的转移，包含配额分配、登记、交易、核查、评估等诸多环节，实际运行成本较高，限制了市场效率。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包括碳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有利于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绿色投资是典型的跨期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亟需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金融市场已有很多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和运作模式，按照金融市场逻辑管理碳市场，有利于实现有效的跨周期配置和套期保值。金融系统将积极配合、主动适应碳市场建设需要，有效平衡好绿色低碳投资中激励、跨期和风险管理间的关系。
过去十多年，XX已经构建了一套“制度明晰、市场规范、管理有序、减排有效”的碳交易体系，碳基金、碳质押、碳配额远期等创新产品有序发展，探索了碳金融业务协同监管经验。全国性碳市场交易中心落户XX，将与XX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良性互动，增强碳市场价格发现能力，提高XX在全球碳市场定价中的地位。
第五，冷静理性，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行稳致远。
根据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介于XXX-XXX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X.XX-X.X万亿元。巨量资金需求背后蕴藏巨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不断涌现，十分吸引国内外市场参与者的眼球。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之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但我们要保持冷静理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19世纪中期铁路投资热退潮、19XX年无线电、电力、汽车和石化泡沫破裂，还是20XX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都揭示了非理性投资潜在的社会经济成本。在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判断、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绿色低碳转型中，金融行业将铭心践行“国之大者”，与诸位同仁一道，携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顺利实现“30·60”目标贡献金融智慧和力量!
减少碳排放范文第3篇
—光污染防止技术
2、使用室内空气净化机或安装空气质量监测装置，
自动测定二氧化碳浓度。
提升住宅建筑的围护结构
—门窗隔声控制和隔墙的隔声性能，宜采架空楼面隔绝楼板撞击声—管道隔声控制应在塑料下水管道外包裹
—设备隔声控制隔声材料，减少水锤噪声;
采有效措施降低设备和通风管道噪声。
—通风夹墙
新建小区中安装新风置换
空气质量控制设备的家庭应超过70%。
—带热交换新风技术新风量到达每人每小时30
—地理管道通风技术立方米或每小时置换室内
空气的1/2.。
新建小区采用有机垃圾生
—垃圾压缩集中转运技术化处理设备，垃圾就地减
—垃圾收集处理系统量超过60%。
减少碳排放范文第4篇
一、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经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具体地说： (1)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的体现。
(2)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样强调环境保护，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人类发展的源头、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3)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和目标。可持续发展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可以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
二、新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三重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性挑战。世界范围内，由于全球金融和经济系统的整体失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失衡等因素，使世界各国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 响。中国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2009 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为捍卫自身的基本人权和发展权而继续斗争，而且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下为有效保护全球气候而做出应有的贡献。尽管中国在2020 年前不用承诺量化的总量减排指标，其人均能耗和人均排放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未来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面临越来越大国际压力的局面是难以避免的。
国内资源环境问题的多样性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最严峻的危机还是来自国内日趋深化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低碳经济模式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诠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综合创新与实践，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
作为一个高能耗国家，我们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找到我国巨大社会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本源。创新思维、改变观念，坚持体用结合，从全局观、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并加快低碳经济发展。 (1).倡导形成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必须转变公众和社会的观念，做任何事都要适度适宜、合理节约。对于个人，要培养节约是美德的观念;对于企业，则要推行绿色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国家引导企业将环保成本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帮助企业树立企业公民意识，解决节能减排没有效益的错误认识。
(2).解决潜藏在空间格局和社会发展格局中的重大浪费问题。有效的节能减排必须以工业相对集中为前提，工业相对集中才能产生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节省能源;同时催生集群创新，不断产生新技术、新工艺，从而减少物质消耗。 (3).培育静脉产业，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真正的循环经济体系应如同人体系统一样，如果把工业制造系统比作人体的动脉系统，那么，我们使用过的工业制造物的回收再利用则应如人体的静脉系统一样。工业品的回收再利用——“静脉”产业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4).大力发展低碳技术，解决自主创新成果和人才的匮乏问题。低碳技术包括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必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
(5).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低碳消耗的绿色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服务业，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同时避免了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
(6).从我国能源结构入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提高节能减排的效率。中国能源消耗形式主要为动力消耗、农村采暖和城市集中供暖消费、电能消费3种。而我国电力系统普遍存在着低效率运行和严重能源浪费问题，尤其是在配电和用电两个环节。重点推广配电用电领域的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可极大提高节能减排效率。
(7).低碳经济之路的核心，是建立起我国乃至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四、发展低碳经济对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发展低碳经济，既顺乎世界潮流又合于中国国情，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低代价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选择。既促进节能减排，又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正在开展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本质上一致，与国家宏观政策吻合。 (2).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确保能源安全，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根本途径，更是着眼全球新一轮发展机遇，抢占低碳经济发展先机，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
(3).节能减排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立足国情，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有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也包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涵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4).强化国际合作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体现大国责任的举措，也是解决能源瓶颈，消除环境污染，提升产业结构的大契机。
五.自动化技术进入“低碳经济”新时代
低碳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节能减排，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正是推动各行业节能减排的有效武器。在低碳经济时代，智能电网、能源市场、电机节能、无线通讯、智能建筑和光伏产业等领域无疑将是自动化企业积极拓展重要市场。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下，核电、风电、水电等能源成为新经济时代的主角。而风电及水电更趋于工厂自动化特征，也即电力行业的流程特征逐渐减弱，而顺序控制、传动控制、运动控制、SCADA需求逐渐增强。就产品市场而言，电力行业对PLC、专用控制系统、变频器及伺服系统等设备的需求将会更大。
在电机节能领域，电机耗电占社会总耗电量的60%以上，电机节能备受市场关注。从长远看来，调速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交流电机中，而率先应用变频技术的企业将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在无线通讯领域，无线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性价比以及无线通信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方案，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高能耗的时代即将过去，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时代已经走来，ZigBee无线组网技术和定位跟踪技术将在电动汽车产业开始发挥更为耀眼的应用光芒。
减少碳排放范文第5篇
摘要：基于2005、2010、2015年杭州市县域单元土地利用数据和能源消耗数据，分析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LMDI因素分解法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逐渐增加，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逐渐增加，耕地碳排放在减少。从土地利用碳排放结构看，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最大，其次为城镇用地、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同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碳排放结构及变化不尽相同。杭州市城镇用地和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和西南高、中部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上，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利用集约度对土地利用碳排放起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因素和人口因素起促进作用，但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县域单元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向不尽相同。
关键词：土地利用碳排放;LMDI;县域;杭州市
DOI：10.16315/j.stm.2020.01.003
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低碳化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能源消耗最终都会落实到土地利用上来，因此研究土地利用碳排放，对实现低碳土地利用，促进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机理、效应和影响因素等方面。Detwiler认为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转化会使碳排放增加或减少。Zhang等采用陆地生态系统动态模型评价了美国南部各州由于土地开发造成的碳排放动态变化情况。Xu等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联程度，并探讨了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Svire-jeva等对城市扩张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展中国及一些亚洲国家的城市呈现碳源特征。Kellett等对温哥华的建筑及机动车能源消耗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张俊峰等采用排放系数法对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核算并通过LM-DI因素分解法对影响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朱巧娴等基于碳排放核算利用改进的DEA模型对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效率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方案。卢祖丹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城市扩张、城市转型与碳排放之问的长短期关系，发现城市扩张和城市转型联合构成了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并未形成长期稳定关系。路昌等对哈尔滨市的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进行碳排放效应分析，并运用Logistic模型预测2011-2020年的土地利用净碳排放状况。但是，目前对于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
县域单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单元，开展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碳排放研究有助于细化评估区域碳减排压力，促进区域经济低碳发展。本文以杭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县域空间视角，探索各类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并引入LMDI因素分解法，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研究方法
1.1碳排放核算
能源消耗碳排放根据《浙江省市县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方法也即《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优良方法二对碳排放进行测算，计算如下：
1.2LMDI因素分解法
LMDI因素分解法已被廣泛应用于能源效应与环境影响的研究中，该方法具有技术成熟、形式多样、计算方便、分解无残差等优点，在CO2排放的效应分解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了分析杭州市各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方向、程度，本文将杭州市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碳排放与各驱动因素的关系表示为
研究结果表明：杭州市林地面积最大，占土地总面积的67.99%～68.38%，其次为耕地、水域、城镇用地、草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逐渐增加，其中，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最大，达218.76%，其次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幅度分别为36.35%、23.11%。耕地、林地的面积逐渐减少，减少幅度分别为8.76%和1.56%。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则波动减少。
2.1.2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
参考文献[20]并结合杭州市实际情况，建立用地类型与温室气体排放对应关系，具体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根据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用地类型对应关系计算得研究期内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并利用土地利用碳排放除以相应的用地类型面积得出各地类的碳排放强度，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逐渐增加，由2005年的4127.4万t增加到2015年的4662.56万t。其中2005-2010年问增长幅度较大为7.46%，2010-2015年问增长幅度较小为5.12%。从土地利用碳排放结构看，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最大，占总排放量的83.92%～88.53%，其次为城镇用地、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从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看，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为45.41～15.55万t/km2，其次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从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看，城镇用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逐渐增加，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量逐渐增加，碳排放强度则逐渐减小。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变化不大。
2.1.3杭州市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时间变化
通过计算得杭州市县域单元2005-2015年各用地类型碳排放量变化幅度，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研究期内，杭州市各县域单元城镇用地碳排放逐渐增加，其中余杭区和富阳区为大幅增长区，增长幅度分别为273.32%和263.20%，萧山区、桐庐县和临安区为中幅增长区，增长幅度为159.79%～186.02%，主城区、淳安县、建德市为小幅增长区，增长幅度为95.75%～98.67%。这主要是由于研究期内，主城区城市化已经进入了较高水平，城市化速度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淳安县、建德市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速度也较为缓慢，而主城区周围的余杭区、富阳区、萧山区在主城区产业转移、辐射带动的影响下，城市化发展迅猛，城镇用地扩张迅速，故而推动城镇用地碳排放的大幅增加。总体而言，杭州市的城镇用地碳排放增长明显，2005-2015年问，全市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达351.12%，人口城市化率由2006年的46.49%提高到2015年的75.3%。
研究期内，萧山区、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总体上处于增长状态，其中萧山区的增长幅度最大，达37.31%，其次为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区，增长幅度在7.63%～29.49%之间。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的能源消耗量也在增加，故而促进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的增加。主城区、余杭区、富阳区和桐庐县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呈减少状态，其中，主城区减少幅度最大，达81.34%，其次为桐庐县、富阳区、余杭区，减少幅度在7.29%～24.53%之间。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县域单元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其牲畜养殖业逐渐减少，其中，主城区的人口城市化的作用也相当明显。
研究期内，主城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和临安区的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处于增长状态，其中淳安县、临安区、余杭区、建德市为大幅增长区，增长幅度在20.25%～36.10%之间，主城区、富阳区、桐庐县为小幅增长区，增长幅度在3.43%～9.45%之问。萧山区的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处于减少状态，减少幅度为5.46%。这主要是由于淳安县、建德市、桐庐县的工业化起步晚，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研究期内这些县域单元工业发展迅速，能源消耗增加。临安区、余杭区、萧山区等是杭州的主要工业区，研究期内临安区、余杭区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处于上升状态且2010-2015年问上升幅度远远小于2005-2010年间上升幅度，萧山区2005-2010年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处于上升状态，2010-2015年处于下降状态且研究期内总体上处于下降状态，说明主要工业区通过技术改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能源效率，减缓甚至减少了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增加。
研究期內，富阳区、淳安县、建德市和临安区的耕地碳排放处于增长状态，其中富阳区、临安区的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为6.02%、8.11%，淳安县、建德市的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为1.21%、0.7%。研究期内，这些县域单元的耕地面积在逐渐减少，但由于投入农业生产的能源增加导致了耕地碳排放量的增加。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桐庐县的耕地碳排放处于下降状态，其中主城区的下降幅度最大，达58.51%，其次为余杭区、萧山区和桐庐县，减少幅度在8.74%～21.36%之间。这主要是这些县域单元的城镇用地和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扩展迅速，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结果。
2.1.4杭州市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格局
利用杭州市各县域单元2015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数据，通过ArcGIS10.2软件根据自然断点法绘制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格局图。如图2所示。
由图2（a）可知，杭州市城镇用地碳排放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主城区城镇用地碳排放276.55万t，占城镇用地总排放量的54.71%。余杭区、萧山区和富阳区城镇用地碳排放相对较少，为34.19万～75.66万t，合计169.33万t，占城镇用地总排放量的33.5%。西南部的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县和淳安县的城镇用地碳排放量最少，为9.32万～19.99万t，合计59.62万t，仅占城镇用地总排放量的11.79%。这主要是由于杭州市东北部的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的城镇用地面积大，城市人口众多，第三产业发达，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的城镇用地面积占全市城镇用地面积的86.49%，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市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85.02%，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人口的76.11%，与此相比，西南部的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和临安区的城镇用地面积、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用地面积、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的比例仅为13.51%、14.98%和23.89%，因而东北部的城镇用地碳排放远远多于西南部。
由图2（b）可知，杭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和西南高、中部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萧山区和余杭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最多，分别为29.35、14.69万t，合计44.04万t，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排放量的42.6%。其次为临安区、建德市和淳安县，为12.85万t～13.5万t，合计39.64万t，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排放量的38.35%。再次为富阳区和桐庐县，分别为10.34万t、7.79万t，合计18.14万t，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排放总量的17.55%。主城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量最少，为1.56万t，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排放量的1.51%。虽然东北部的人口城市化率高于西南部，但由于杭州市的人口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因而东北部的农村人口总量大于西南部。东北部的主城区、萧山区、临安区、富阳区的奶牛养殖业和养猪业比较发达，西南部的淳安县、建德市等的家禽养殖业和养牛业比较发达。总体而言，杭州市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量空间差别不大。
由图2（c）可知，杭州市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主城区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1609.97万t，占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总排放量的44.15%。余杭区、萧山区和富阳区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相对较小，为308.7万～892.47万t，合计1673.36万t，占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总排放量的42.77%。西南部的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县和淳安县的城镇用地碳排放量最少，为67.73万～233.71万t，合计629.39万t，占其它建设用地总排放量的16.09%。这主要是由于东北部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的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大，工业生产总值高、能源消耗量大，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的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市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8.07%，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工业生产总值的85.02%，与此相比，西南部的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和临安区的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31.92%，14.98%。
由图2（d）可知，杭州市耕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萧山区和余杭区耕地碳排放最多，合计达57.38万t，占全市耕地碳排放的40.7%。其次为临安区和富阳区，合计排放38.56万t，占耕地总排放量的27.35%。再次为淳安县、桐庐县和建德市，碳排放量为11.3万～16.5万t，合计40.55万t，占耕地总排放量的28.76%。主城区耕地碳排放量最少，为4.5万t，占总碳排放量的3.2%。这是由于东北部分的萧山区、余杭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适合农业生产发展，耕地面积远多于以山地、水域为主的西南部地区，且东北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能源消耗量大，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的56.27%，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和临安区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的43.73%。主城区由于耕地面积很小，农业经济活动占比很小，所以耕地碳排放最少。
2.2杭州市县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根据式（8）计算得出的杭州市各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碳排放LMDI因素分解结果，设定AEtot的绝对值为1，得到AEI、AAI、AGI、API的分解量的相对贡献率。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土地利用变化对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明显的抑制作用，其2005-2010年与2010-2015年累计贡献为-15.49和-32.57。从县域单元看，研究期内，主城区、富阳区、桐庐县和建德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一直是抑制作用，其中，主城区、桐庐县的土地利用变化的抑制作用在减弱，建德市、富阳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的抑制作用在增强，萧山区、余杭区、临安区和淳安县则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且总体上为抑制作用。2005-2015年问，由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杭州市全市碳减排累计实现了1282万t，占总减排量的28.4%。其中，主城区减排量最多，达372.15万t，其次为萧山區（349.09万t）、建德市（170.26万t）、富阳区（142.4万t）、桐庐县（79.05万t）、余杭区（70.59万t）、淳安县（57.56万t）、临安区（40.91万t）。土地利用变化的碳减排作用表明区域发展中造成的建设用地、居住用地的扩张没有带来过多的碳排放，也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土地利用碳排放上的表现。
土地利用集约度是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主要的抑制因素，其2005-2010年与2010-2015年累计贡献为-101.58和-11.51。从县域单元看，研究期内，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和桐庐县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一直是抑制作用，其中，主城区、萧山区、桐庐县、富阳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抑制作用在减弱，余杭区、临安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抑制作用在增强，建德市和淳安县则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总体上是抑制作用。2005-2015年问，由于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杭州市全市碳减排累计实现了3231.62万t，占总减排量的71.6%。其中，主城区减排量最多，达1173.98万t，其次为萧山区（866.47万t）、余杭区（567.76万t）、富阳区（258.68万t）、临安区（211.92万t）、桐庐县（122.05万t）、淳安县（24.66万t）、建德市（6.09万t）。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说明杭州市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大程度的开发了土地资源的潜力，避免了居住用地、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减少了因居住用地、建设用地的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建德市和淳安县土地利用集约度的降低则说明这两个县域单元对土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造成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增加。
经济发展因素是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促进因素，其2005-2010年与2010-2015年累计贡献为113.77和44.97。经济发展因素对于杭州市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均为促进作用，其中，主城区、萧山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的经济发展因素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的经济发展因素的促进作用在增强。从经济发展因素的空间变化看，2005-2010年，主城区、桐庐县、萧山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因素较强，其他县域单元则较弱。到2010-2015年，主城区、桐庐县、萧山区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相对变强。这主要是由于研究期内杭州市注重发展扩大杭州都市圈，余杭、富阳、临安等纷纷撤市设区，县域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与市区产业形成了有效衔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发展。2005-2015年问，经济发展因素造成杭州市全市碳排放增加了4599.65万t，占总增加量的91.1%。其中，主城区增加量最多，达1523.02万t，其次为萧山区（1139.01万t）、余杭区（673.21万t）、富阳区（414.46万t）、临安区（313.57万t）、桐庐县（217.96万t）、建德市（212.17万t）、淳安县（106.24万t）。经济发展能够带动终端能源消费的增加，因而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促进因素。杭州市2005-2010年GDP涨幅为102.17%，2010-2015年GDP涨幅下降为54.91%，随着杭州市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经济发展因素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也在降低。
人口规模因素也是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促进因素之一，其2005-2010年与2010-2015年累计贡献为9.30和3.11。从县域单元看，研究期内除建德市外，人口规模因素对于杭州市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均为促进作用，其中，主城区、萧山区、桐庐县的人口因素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余杭区、淳安县、富阳区、临安区的促进作用在增强、建德市则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等在撤县设区的情况下，吸引了大量企业落户，提高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2005-2015年问，人口规模因素造成杭州市全市碳排放增加了449.15万t，占总增加量的8.9%。其中，主城区增加量最多，达256.0l万t、其次为余杭区（83.32万t）、萧山区（76.94万t）、富阳区（20.84万t）、桐庐县（6.71万t）、临安区（3.43万t）、淳安县（1.41万t）、建德市（0.48万t）。总体而言，人口因素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较小。随着杭州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人口因素对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也在降低。
3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通过对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因素分解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期内，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逐渐增加，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看，城镇用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逐渐增加，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量逐渐增加，碳排放强度则逐渐减小，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变化不大。从土地利用碳排放结构看，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最大，其次为城镇用地、耕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其次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
2）从县域单元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看，主城区、余杭区、桐庐县的城镇用地和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处于增长状态，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碳排放处于减少状态。萧山区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处于增长状态，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和耕地碳排放处于减少状态。富阳区的城镇用地、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碳排放处于增长状态，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处于减少状态。淳安县、建德市和临安区的各用地类型碳排放均处于增长状态。以2015年为例，杭州市城镇用地和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和西南高、中部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碳排放呈现东北高、西南低、主城区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3）研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利用集约度是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抑制因素，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是促进因素。分县域单元看，主城区、富阳区、桐庐县和建德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一直是抑制作用。萧山区、余杭区、临安区和淳安县则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且研究期内总体上为抑制作用;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和桐庐县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一直是抑制作用，建德市和淳安县则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总体上是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因素、人口规模因素对于杭州市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均为促进作用且其促进作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3.2建议
不同县域单元应制定不同的减排策略。各县域单元均应做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低碳发展工作，尤其是主城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等城镇用地碳排放量大，增长迅速的县域单元，在城市发展中要合理规划城镇用地，倡导居民低碳生活方式，扩大公共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效率。主城区、萧山区、富阳区等县域单元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增速虽然较慢，但其排放量基数大，因此应该着重在现有工业产业中推动技术革新。而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区等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相对较少，但其增速较快的县域单元，应对引人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和低碳生产技术有一定要求，设置低碳准入门槛。萧山区、建德市、淳安县等农村居民点用地碳排放较多的县域单元一方面要在农村地区提倡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牲畜养殖业的集约化管理，提高牲畜粪便处理技术。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反映了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降低，间接反映了土地所承载的经济活动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是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各县域单元应控制工业及其他建設用地的规模，优先消耗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存量，避免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引入和发展低碳产业，降低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土地利用集约度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说明研究期内杭州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有一定提升，也说明优化土地利用方式，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是控制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有效手段，杭州市应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布局产业，避免各县域单元产业同质化竞争，鼓励各县域单元发挥地域优势，发展差异化产业。各县域单元要统一规划工业园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避免工业及其他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但是，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还不足以弥补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因此，短期内杭州市土地利用碳排放还会继续增加。
减少碳排放范文第6篇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在1991 — 2009年间的碳排放量，并对行业的碳排放情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1991至2009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量增加了1倍多，但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行业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和较高的动态关联度。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between 1991 and 2009 were calculated by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s method. The trend of carbon emiss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nearly increased by one tim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ecreased continuously. There were high correlation and dynamic incidence-degree between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世界经济的发展显著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其中，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尤为引人关注。科学观测表明，地球大气中CO2的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 ppmv上升到了目前的 379 ppmv，全球平均气温也在近百年内升高了 0.74 ℃，特别是近 30 年来升温明显。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性组织通过签署相关的国际性法案（如《京都议定书》）、组织全球气候大会等方式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相关资料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化石燃料消费排放CO2为 62.84 亿t，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21.01%，已超过美国的20.08% 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上述结论还存在争议，但随着中国排放量的继续增加及新一轮气候谈判的开始，中国面临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将越来越大。我国政府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倡议，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目标，即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 40% ～ 4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了减少CO2排放的目标，即在“十二五”期末，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 17%。
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的民生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十大振兴产业之一，我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但由于全行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加之我国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现状，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工业部门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本文基于我国相关领域的统计年鉴数据，核算了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情况，初步探讨了行业碳排放的规律以及碳排放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核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1. 核算方法
本文的碳排放核算是基于纺织服装行业终端能源消费口径的统计数据，采用排放系数法核算全行业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为碳排放量，Ei为第 i 种能源的消费量，以标煤计，为第 i 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碳排放系数实际值等于其理论值与氧化分数的乘积，曹淑艳等对我国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了计算，本文直接引用其计算结果（表 1 ）。
2．行业边界
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作为行业统计的重要依据，目前已颁布了 3 个版本，分别为GB 4754 — 8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 — 199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 4754 — 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GB/T 4754 — 2002关于纺织服装行业的分类见表 2 所示。由于本文是对我国纺织服装全行业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因此在确保统计数据来源一致的前提下，行业分类的内部调整对最终核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1 — 200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区间，纺织服装行业的历年能耗（万吨标准煤）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2 — 2010年），历年工业总产值（亿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 — 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2 — 2010年）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2008年）。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需要对研究时间区间内各年的工业生产总值进行不变价格折算，本文选取以1990年为基期的工业总产值指数表进行折算。部分年份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数据见表 3 所示。
二、核算结果与分析
1．碳排放总量分析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时间序列（1991 — 2009年）的碳排放情况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从1991年的 0.75 亿t 上升到2009年的 1.63 亿t，近 20 年的时间内，全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翻了 1 倍多。全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中，纺织业的碳排放占有较大的比例，1991 — 2009年间所占的平均比重为 91.17%。1991 — 1994年，纺织业的碳排放量波动性增长，增幅较小。1995 — 1999年，纺织业的碳排放量出现下降的趋势，1999年的碳排放量最少。1999年之后，纺织业的碳排放量又开始加速增长，特别是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配额取消使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产能得到充分地释放，对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化生产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2003 — 2004年纺织业的碳排放量增幅达 25.65%。与纺织业相比，我国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在1991 — 2009年间的碳排放量平稳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 10.36%。
2. 碳排放的强度分析
碳排放强度是反映碳排放量与产值产出之间关系的指标之一，何建坤等研究者的研究指出，碳排放强度是CO2排放量与GDP的比值。本文将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定义为CO2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碳排放强度（tCO2/万元），C为碳排放量（t），VGIOV为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亿元）。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时间区间（1991 — 2009年）的碳排放强度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1991 — 2009年间，我国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全行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可能包括行业的能源管理水平提高、能源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在纺织服装全行业中，纺织业的碳排放响度高于全行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碳排放强度较低于全行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因此通过进一步的提高能源管理水平、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降低纺织业的碳排放强度，对于全行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更为显著的效果。
3．碳排放与行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1991 — 2009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的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具有相似的趋势，曲线形状也比较相似，为了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两个序列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和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首先运用SPSS软件对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4。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以及全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 r0.01（17）＝0.575，所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之间高度相关，其中以全行业的相关性最高。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根据数据序列曲线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其中灰色相对关联度反映了相对于起始点的变化速率的关联程度，用于表征序列间的动态相似度。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两序列间的灰色相对关联度进行计算，得到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全行业的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69、0.86、0.67。由此可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对碳排放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与碳排放量具有高度的动态关联度（关联度系数 > 0.7），其次为纺织业和纺织服装全行业。
三、结论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发展低碳经济、开展节能减碳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我国的能源消费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由此带来了较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同时也是碳排放较高的产业，减少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1）1991 — 2009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量增加了一倍多，其中纺织业的碳排放占有很大的比例，平均比重为 91.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平稳增长，平均增长率为 10.36%。
（2）1991 — 2009年，我国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纺织服装全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纺织业的碳排放强度高于全行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通过提高能源管理水平、优化能源结构、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
（3）1991 — 2009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全行业的碳排放量受工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大，并具有较高的动态关联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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