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篇
加了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正在经历新的变革。
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着实令世人震惊。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5中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整体的贸易总值骤增，超过了17600亿美元，贸易顺差也难以控制，急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1774.7亿美元。全球正感受着中国这股浪潮，中国政府也因此而正在重新考虑和构建其保持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过去，中国通过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其它各种鼓励措施来吸引大量外国公司的投资直接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策略十几年来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出，生产商蜂拥而至，现代化厂房纷纷建起，吸纳了数以百万的工人。中国经济也因此受益。然而，有些事在中国变化很快，以上这些鼓励措施如今正在淡出历史舞台。
通过加工贸易促使出口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加工贸易为企业节约了上百亿的关税和增值税。没有加工贸易企业，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不会这么有竞争力。目前对加工贸易法规的调整，有可能使成本提高，同时增加操作的复杂性，这样一来，有些企业可能对中国是否仍是全球青睐的生产基地，产生了疑問。
本文将概述加工贸易的运作过程，近期政策变化对企业营运的影响，加工贸易企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以及出口生产型企业一些关心的问题和看法。
加工贸易简介
加工贸易是一种贸易方式，按照中国相关政策，加工贸易项下为生产出口商品而进口的枓件可暂时免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即通常所说的保税进口)。这一贸易方式被众多出口生产商所采用，并依法管理其间接税成本。
25年间，加工贸易的总量增长了333倍，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到2006年的8319亿美元。海关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增长了17.6％，达到4409亿美元。
以下是中国加工贸易的两种主要形式：
* 进枓加工——指料件由经营企业或加工企业付汇进口，加工生产后的制成品销售给海外客户，并通过制成品的销售获取利润。
* 来料加工——指料件由外商采购并免费提供给国内加工企业，加工企业只负责加工并向外商收取相应的加工费，下负责成品的销售。
目前，许多国内加工企业都在采用上述某一形式从事加工贸易生产。
加工贸易的运作方式
加工贸易方式下，料件进口可暂时免纳进，关税和增值税，即所谓的“保税”状态。进口保税枓件必须被跟踪监管并按出口成品核销结案。在这样的监管模式下，海关所关心的是，是否有进口保税料件未补缴进，关税和增值税就内销到国内市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监管跟踪系统对料件的投入和成品的产出进行监控。
这个监管跟踪系统通常是指“海关加工贸易手册”或“海关加工贸易账册”。加工贸易手册既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版本的。电子版本的通常被称为“电子手册”或“联网监管”。下列图表简要描述了的数据输入、跟踪记录、输出核销的情况。
实际操作过程要比以上所展示的流程要复杂的多，而且在实际应用中要完全符合规范也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这一贸易形式可以为加工贸易企业节约大量成本，因此，如果这个流程得以正确实施，还是值得付出额外的管理成本的。
近期对加了贸易政策的调整——禁止类，限制类，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相关部门公布了很多关于加工贸易的法规。这些新的法规，可能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操作带来影响。有些法规的发布，几乎没有任何的事先警告或者细节的实施办法。许多企业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提出了质疑和不解，同时他们也担心在游戏规则变化如此频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长期的决策。
当然，中国政府机构也面临许多困难，不可能同时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我们注意到中国正致力于应对国际贸易、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种挑战，他们利用贸易手段，如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来引导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长期投资模式。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指出“我们不断改进加工贸易法规，是希望能够达到贸易平衡减少贸易顺差”。
并非所有的企业和生产类型都能够享受加工贸易带来的益处。只有商务部和海关批准的企业才可以进行相关经营。有些产品和加工程序是在加工贸易法规中明令禁止的，有些则可能被列入新出台的限制类商品目录。
禁止类目录
一直以来就有一些产品，是不允许在加工贸易方式下生产的。最新的目录覆盖的禁止类产品有以下几种：出，成品，进口原材料，用禁止目录下的进，原材料加工生产，同时出现在禁止目录下的出口成品。列入禁止类的产品可以加工出口，但相应原材料不能保税进口。换言之，料件在进口时要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这样就增加了生产成本。
下列新近出台的政策扩大了了禁止类目录的覆盖范围：
* 139和145号令(2006年9月)要求出口退税率为零的产品进入禁止类目录；
* 82号公告(2006年11月)发布了更新版的禁止类目录；
* 17号公告(2007年4月)增加了禁止类目录内容，同时也合并了各种不同的禁止类目录；
* 17号公告的补充通知(2007年7月)包含了增加项目同时也澄清了不包含在目录中的项目；
* 其它。
这些法规中很多地方让入迷惑，甚至可能出现前后矛盾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政府机构有不同的解释的问题。因此从现在开始，政府机构不再在每次更新禁止类目录时发布正式的法规。取而代之的是，禁止类目录将被在线更新。所以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其变化。轻而易举的在线更新，这些变化，也许是增加项目也许是删除项目。
政府机构已经声明他们会针对一些下完全符合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产品和活动采取措施(例如：高耗能的产品，高污染的产品，消耗中国自然资源的产品，以及低附加值的产品)。
限制类目录
一个新增的“限制类”的商品范围进入了加工贸易生产商们的视野。7月23日，44号公告发布了限制类目录名单、涵盖1800个税号，同时对出口生产企业作出了资金和地域的限制。新的限制对企业的供应链、现金流和运营场所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受影响的产品的税号章节在下表中做出了归总：
这些产品被列入限制类目录有很多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是这些产品相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政府也希望通过选择产业结构和鼓励向西部投资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针对限制类产品，实施以下限制措施：
* 企业必须事先在其保证金合帐中，存入相当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的现金保证金。允许A类或B类企业存入50％的金额，同时C类企业必须存入100％。如果A类或B类企业已经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则无需存入保证金(即所谓的“空转”)。
* 如果生产限制类产品的企业没有在7月23日前得到加工贸易的审批，那么就不允许这些企业在中国沿海城市从事此类生产。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如果希望运用加工贸易形式生产，就必须搬到中国中西部。
* 还沒有获得进出口经营权，而正在使用加工贸易形式生产的企业，必须在10月23日前取得进出口经营权才能继续生产。
* 限制类目录适用于电子手册，但还没有适用到特别区域(例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等)以及一些特殊类型的深加工贸易结转
对于企业这是一个相对短的过渡时期。企业可以提交他们的出，合同，但必须在8月23日以前得到商务部和海关的批准，才能继续适用旧的法规(例如：不需要现金保证金)。已备案登记的合同信息不能更改，而且一旦达到总量或者海关手册过期，那么新的法规就开始适用。所以生产限制类目录下产品的企业，就必须进行合同备案，同时取得海关手册。
下一步会怎样?
试图预测政府机构下一步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很少或没有提前告知就公布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为了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应对多种挑战，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将来还会出台。
禁止类目录很可能会不断修订，现在此目录已经在线更新，从而给政府机构更大的灵活性，以便于增加和删除项目。
限制类目录将受到关注并可能随时调整。政府机构希望了解政策的调整对经济运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很愿意听到这些改变是如何影。向企业的。他们甚至可能对未到达预期目标的政策做出调整。地域性的限制满足了中国长期发展的目标，不仅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西部各省市的就业机会，所以对于此类限制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目前是通过税号，来界定禁止或限制类产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因为很多不是禁止类或限制类的产品可能会被包含在内。因此，我们认为，在将来的政策调整中，除了税号之外，其他辅助的标准好像也值得仔细考虑。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目前的加工贸易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下去?”果真如此的话，加工贸易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或彻底废除有可能成为必要。事实上，政府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替代方案，不过，加工贸易政策的结构性转变将不会那么容易出台。
加工贸易运行中常见的问题
如上所述，加工贸易为出口企业节约了巨大成本。为享受这一优惠，企业必须了解相关法规并按规定的程序运作，否则会导致企业额外的税收成本。由于加工出，的产品量很大，由此产生的成本对企业将产生实质影响，这也经常是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下面是一些最常见的问题：
* 陈旧的手册管理系统：旧的海关手册不是非常灵活，在向海关登记的过程中录入的数据(比如，价值，数量，损耗和单耗等等)会经常变动。定期更新纸手册，以反映实际情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电子手册可简化了这一过程。
* 无法平衡保税存货；难以正确的追踪保税原材料的使用状况，所以海关的记录和实际仓库中的数量常常会有很大差异。海关会认为这些差异缺乏依据，并补征相应的关税和增值税。
* 内销问题：有些出口生产企业会同时向国内和国外市场销售产品。保税原材料可能包含在国内销售的产品里，国内销售必须要报告海关同时缴纳相应的税费。许多企业忘记或忽视了这一要求，没有及时的报告其国内销售情况。
* 海关手册核销：很多时候在手册核销时，操作人员很难保证库存协调平衡。因此，无法调节的期末余额就结转到新的海关手册的期初余额中。这些无法调节的余额经过一段时间积累起来就会增加企业的风险。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企业在缺乏内部控制机制以避免不合规情势发生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加工贸易活动。大部分已经面对上述问题的企业都认为，他们如果事先投入时间设计合理的程序，就能避免问题的发生。在没有专门的海关事务人员来管理这些程序，或者人员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这点尤为明显。
结论
加工贸易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政府正开始尝试把加工贸易机制作为一种工具而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调整。他们希望通过禁止、限制或鼓励某些产业或某些具体產品的生产，促使经济向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法规的改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运营和未来的投资决策。随着在中国进行生产加工的限制措施和复杂性的增加，许多企业开始进行详细的商业分析来比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设立出，型的工厂的情况。政府也意识到这些改变会对一些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并正在关注这些影响。他们似乎也宁愿承受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而解决诸如贸易顺差、环境污染、能源及自然资源紧缺、贫富差距和社会秩序等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会因此失去一些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但同时也希望失去的这些企业是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的企业。
更令人感兴趣的将是观察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在经济上显现出来。企业应密切关注这些调整政策的具体实施。政府机构更加渴望看到是否这一调整加工贸易的尝试，能像所期望的那样产生作用。无论怎样，我们还需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政策调整的效应如何显现出来。
(作者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2篇
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等互联网工具和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是传统金融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产物[1]。由于互联网金融不需要商业银行充当信用中介职能，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发展快等特点。
金融的本质是价值流通，互联网金融是经济发展与互联网科技进步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现代货币经济中，任何经济的增长，都离不开金融模式的转变、金融工具的创新。作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成果之一，互联网金融在近几年的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是金融需求长期受到压抑的结果。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由于从事自由职业或者无体面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传统银行业需要的工资流水，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利率相对较低，部分高收入存在融资的冲动，由于传统银行严格的精算体系，监管较松的互联网金融便成了投资者的首选。高收入群体一般具有良好的工资流水，稳定的工作单位，及较多的资产抵押物，这样更容易从互联网金融中获取融资。
二、互联网金融将加速贫富差距的拉大
在互联网金融大发展的今天，的确为人们的贷款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的途径。相比而言，这种便利更只是方便了部分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凭借良好的社会地位及个人信用，越容易通过这些平台获取更多的贷款，再将获得的贷款用于投资领域，迅速地积累个人财富;而越是贫困的人，越难以享受这种贷款的便捷，这将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一）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同样存在“嫌贫爱富”
在传统金融行业，无论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是财富管理公司，所谓金融服务，往往是针对少数高净值客户提供的定制化服务。但由于银行较完整的内控体系，即使高收入群体也经常贷款受限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一现象正在加剧，只要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和工资流水，加上良好的个人信用，高收入群体从互联网金融贷款变得更为简单和便捷，而希望享受更多金融服务的低收入群体，很难享受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红利。
（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红利，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受益
居民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一部分是资本收入，通过理财或者资产升值赚钱。瑞士信贷的报告[2]指出，2018年，中国的百万 (美元) 富翁人数增加18.6万人，总人数达到350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百万富翁人数已经比2000年的4.1万人增加了80多倍。中国平均每两天就会诞生一位新的亿万富翁，衡量全球财富500强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来自亚洲。瑞士信贷还预测，中国未来五年造就新百万富翁的速度将是美国的三倍多。
而互联网金融，正加速这种贫富分化。现实中穷人赚钱忙于养家糊口，依然处于社会底层，难以享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而高收入群体更容易享受了互联网金融的红利，忙于资本运作，钱生钱，财富加速升值。瑞士信贷的报告还指出，在过去12个月，中国财富的增长中逾75%来自非金融资产。非金融家庭资产的占比由2017年的61%上升至2018年的62%，这反映出房地产市场依然强劲的势头。很明显，多数房产拥掌握在高收入群体手中，高收入群体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广泛的融资，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将融资所得广泛运用到各投资领域，从而完成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更是为高收入者的融资提供了便利。
（三）互联网金融应向真正普惠金融的道路发展
享受金融服务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的原则，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当前我国实体金融存在巨大的城乡，80%的银行网点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占人数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网点稀少。互联网金融更是加大了这一差距，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创立于城市，服务更贴近城市阶层。从互联网金融中融资，更是需要信用、担保、抵押等，而真正需要贷款的人，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应该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由于缺乏相应的信用体系和可评估的抵押物，使得他们很难享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快捷和便利，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红利。
三、应大力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普惠特点
普惠金融仍是全球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全球仍有近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在国内，更是存在底层百姓贷款难得现象。互联网金融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更应该发挥其包容性和开发性，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为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提供了可行路径。通过普惠金融的普及，使得不同群体的人在贷款时做到人人平等，从而抑制金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的恶化。
（一）采用灵活的利率制度，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
众所周知，不同群体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不同。应对不同的群体实行更加灵活的利率制度，高收入群体获取贷款较容易，应在其贷款额度超过一定的数量后，利率上浮，增加其融资成本，防止高收入群体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和投资渠道，使用高杠杆广泛投资。而对于基层的弱势群体，应该适当地给予减息或者贴息等，降低其还款压力。通过对不同群体实施不同的汇率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因金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恶化。
（二）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担保问题
低收入群体贷款难的一个原因是其不像高收入群体有可查的信用记录，这制约着低收入群体的融资渠道。应转变观念，积极探索出适用于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信用体系建设，对于有良好信用的低收入群体，应在贷款政策上予以倾斜。同时拓展低收入群体可抵押资产的范围，解决农民资产评估处置的复杂性问题，为低收入群体取得贷款扫清障碍，降低融资的门槛，使得金融不再成为“有钱人的游戏”。
（三）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加强对资金出向的监管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逐渐累积出一些问题和风险。暴露出监管体系滞后等问题。特别是对融资后资金的去向缺乏有效的监管，部分通过互联网金融贷款的资金，进入了楼市、股市、期货、外汇等投资领域，投资者以此获利。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旨在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防止资金流向炒房等投机市场。要完善法律法规框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穿透式”监管，建立完整的监管体系。严厉打击部分人群利用互联网金融的便捷性及监管盲区，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从事投资活动。
（四）做好金融知识的宣传工作，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低收入群体文化程度低，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金融产品的识别能力、接受程度较弱。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低收入群体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低收入群体往往接受新的互联网金融较晚，错过了互联网金融早期发展的红利。而且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对互联网金融从接受，到灵活运用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使得弱势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进一步弱化。
应加大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使得他们能接受互联网金融这一新鲜事物，能够短时间内合理运用好互联网金融，充分利用好互联网金融，享受互联网金融的红利，缩小贫富差距。
四、结论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性和巨大的经济红利，但从目前的发展看，这种便捷性更多地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群体可以较容易地从互联网金额中获得融资等，通过融资迅速积累个人财富和资本，这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应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相对浮动的利率制度，建立适用的低收入群体的信用档案，向低收入群体做好金融知识宣传等工作，降低互联网金融的门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低收入群体也能便捷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真正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普惠作用，抑制互联网金融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摘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高收入群体更容易享受互联网金融的红利, 能较容易的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得更多的融资, 这将进一步拉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和浮动的汇率制度, 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使其成为真正的普惠金融, 缩小金融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普惠,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王硕, 李强.互联网金融客户行为研究及对商业银行转型的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 2015 (5) :70-75.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3篇
实际上基尼系数的计算比较麻烦，为了统计的准确，美国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洛伦茨发明了洛伦茨曲线，首先将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安低到高进行排序，然后将收入最低的人口百分比对应收入百分比。并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得到洛伦茨曲线。它的最大特点是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如果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反之是不均等的。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就是基尼系数，所以它的数值也是介于0-1之间。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贫穷和富裕的数量界限，在反映居民的贫富差距上更加直观，所以得到世界的认可。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作为贫富分水岭的数据是0.4，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6之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很低，1978年以后这个数值迅速增长，达到0.16，农村居民达到0.212，随后1990年上升到0.23，农村居民上升到0.31，而到了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3，农村居民达到0.336，到了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已经超过了0.4的预警线。贫富差距的加大，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指数，阻碍了我国的小康社会甚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那么，基尼系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它的计算有哪些局限，我们如何避免呢?
一、基尼系数计算的局限性
（一）计算方法五花八门，标准各异
中国人口众多部门各异，二元制的经济结构导致城乡统计是分开的，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没有全国统一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计算基尼系数的数据不统一。一般的计算方法是先根据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再根据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统计科研所法、城乡加权算法等计算统一的基尼系数，方法各异，与国际上的计算不一致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二）调查方式不一致导致差距很大
比如同样是2010年的基尼系数，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0.481，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表的数据是0.61。我们不能说哪个方法更好，两个机构各有自己的调查方法，各有自己的计算方法，网上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支持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令一般的读者无所适从。好在近几年我们统计局在统计是采用城乡一致的数据，导致结果有很大的改观。
（三）基尼系数本身的不足
相同的基尼系数可能存在不同的分配格局，A/ (A+B) , 因为A或者B有许多不同的组合，所以结果数值相同的数值之间A和B的数值并不一样，即所谓的贫富差距的绝对值不同，贫富的分配格局不同。就是同是20%的最低收入者的基尼系数相同，但国家地区不同，最低的收入水平不一样，高收入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通过基尼系数体现收入的差距。
（四）洛伦茨曲线数学表达式不一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具体过程中，计算的准确如何取决于如果能建立在精确的洛伦兹曲线数学表达函数基础上，实际上这个精确的函数很难找到，我们都是找一个近似的函数进行表达，所以结果也是近似的。
二、中国的资产不平等研究及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1年、2012、2013、2014、2016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7、0.474、0.473、0.469、0.465，早已超出0.4的国际预警线，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的区间。美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之一，5%的家庭掌握了社会上60%的财富，而中国竟然是1%的家庭掌握了内地41.4%的财富，我们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美国。我们应该如何做?
（一）不平等的测量方法不应被阻止
一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经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如果基尼系数在合理的幅度内，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一旦超过预警线，就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基尼系数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测量收入平等与否的收入指标，但是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较敏感，对于极端群体不敏感，所以我们单独用一种方法来测量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应该采用合理的多种方法进行测量，综合比较，合理取值。才能对研究的问题更加客观和深入。
（二）用福利导向来平抑不同指数的不平等
由于每种指数对应不同的敏感区，所以在制订政府的政策时要区别对待。比如说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较敏感，如果制订的政策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就用基尼系数。
（三）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减低基尼系数
中国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应该来自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镇内部的不平等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首先，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让他们能贷款搞养殖和办小型的企业，增加收入的能力，免费进行技能培训，交给他们致富的办法。减少第一次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资产收入的不公平，提高增税的基点，减低垄断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要完善各种不平等的测度方法，收集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对政府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测量。
摘要：社会中用于衡量富裕和贫穷差异程度的系数就是基尼系数, 如果差距过大, 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并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稳定,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基尼系数的形成及其进一步发展来研究我国基尼系数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预警绳
参考文献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基于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找出Y银行服务质量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员工层面和制度层面，提出改进Y银行服务质量的对策和建议，以缩小顾客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升银行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关键词】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服务质量 问题与对策
服务是银行核心竞争力之一。服务质量已经成为衡量银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是银行服务管理最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1]。随着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外资银行纷纷入驻，地方性银行逐渐兴起，使得中国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Y银行发展速度逐渐降低，同行业的地位优势逐渐减弱，客户投诉率较高，服务质量急需改进[2]。因此，本文基于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对Y银行服务质量进行分析，以缩小服务质量差距，提高Y银行服务质量管理水平。
一、银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是分析客户服务感知差距的有效工具。模型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客户有关，而第二部分则与提供服务的企业有关[3]。在研究不同行业的质量问题时，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环境有所不同，本文主要是研究银行服务质量问题，因此，通过结合银行服务特点，总结出银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如图1所示）。
其中，差距1是Y银行管理层的认知差距。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Y银行管理者所获得的客户需求信息存在一定偏差，不能准确感知客户的真实需求；二是银行一线员工没有及时向管理者报告客户需求信息或报告的信息缺乏有效性；三是Y银行缺乏对客户期望服务感知的市场调研，存在形式化、被動化等问题。
差距2是Y银行服务质量的标准差距。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Y银行对制定服务质量标准缺乏整体规划，缺乏可行性的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二是银行服务质量标准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客户期望，没有真正体现出客户的重要性。
差距3是Y银行服务交付差距。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Y银行缺乏对一线员工服务质量标准培训，员工没有形成标准化服务理念；二是Y银行现行的业务流程、业务操作系统和管理制度规范限制了一线员工在服务传递中遵循银行管理者所制定的服务标准。
差距4是Y银行服务宣传差距。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Y银行一线员工在营销过程中，承诺范围和内容超出实际服务；二是银行对服务质量管控方面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控制力度与实际服务质量要求不相符。
差距5是Y银行服务质量差距。质量差距是银行质量差距模型的核心差距，质量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上述4种差距交互作用的影响，使得银行实际提供的服务与客户预期服务感知存在差距。
二、Y银行服务质量差距改进方法
为了缩小客户期望与银行服务实际感知的差距，提高Y银行服务质量水平，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弥合认知差距、标准差距、交付差距和宣传差距[4]。本文主要从员工层面和制度层面两个方面出发，针对Y银行服务质量的实际情况，提出改进服务质量，提高银行服务管理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员工层面缩小质量差距
1.深入了解客户期望，减少认知差距。认知差距是Y银行服务质量差距产生的第一个根源，为了缩小认知差距，需要通过实际的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客户真实的服务预期，避免银行基层员工和基层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因此，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主动开展客户调查，主要对客户Y银行服务期望和满意程度进行调查，可以采取问卷、电话、微信等方式，全面深入了解客户的服务质量感知；二是被动获取客户期望，即要对客户抱怨给予充分重视，客户抱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反映Y银行服务质量问题，可以通过采取在银行大厅设置留言本或意见箱等方式，获取客户真实的服务期望。
2.提供标准化服务，减少交付差距。为了弥合交付差距，Y银行一线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Y银行服务标准规范，熟悉银行各项产品和业务操作流程，以达到银行服务标准。因此，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强一线员工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可以采取“一帮一”、员工分级培训、知识分类培训、情景模拟等培训方式，对员工进行实际操作指导；二是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要做好一线员工的心理辅导工作，由于银行一线员工直接面对客户，处理现金类和非现金类业务，需要细心和耐心，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避免出现业务差错，心理压力较大，容易产生不良情绪，这就需要基层管理者对一线员工给予充分理解，及时疏导员工的心理压力。
（二）从制度层面缩小质量差距
1.合理制定服务规范，减少标准差距。Y银行在制定服务标准时，应以客户需求为基础，充分考虑对客户服务质量感知的认知。因此，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将6西格玛理论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到银行服务质量标准制定当中，促进Y银行服务质量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先进化；二是重视银行服务质量标准的可行性，即要考虑到人性化管理，要与业务操作流程相匹配，保证服务标准的合理性。
2.规范服务营销行为，减少宣传差距。为减少宣传差距，Y银行应保证外部宣传的一致性，以及提供的实际服务与承诺之间的一致性。因此，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强内部营销，柜员、客户经理、主管等之间需要积极沟通协调，针对银行服务质量，定期开展讨论活动，总结经验和教训，确保内部服务一致性；二是严格按照银行服务标准约束员工服务行为，避免夸大营销，保证员工在营销活动过程中，承诺范围和内容与实际服务相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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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使地区间、阶层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凸显。为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被提高到战略高度。因此，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收入分配问题是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进而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推行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对于我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橄榄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到马克思，再到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都高度重视和关注财富的分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也重在反映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 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以往研究的整合
现阶段对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探讨。总结已有研究表明，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界定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1. 由“纺锤型”逐渐向“金字塔型”过渡。葛成，刘震（2010）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988年、1995年以及2002年开展的三次全国范围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CHIPS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进行了测算。测算数据显示，1988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高与最低收入人数都较少，呈现出比较标准的“纺锤型”结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纺锤”型逐渐向“金字塔”型过渡。
2. “洋葱头型”结构。市场经济日臻完善的情况下，市场要素与财富分配之间关联也就日趋密切，并成为决定收入分配格局结构的主流条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进而引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周建国（2008）在对相关数据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呈现“洋葱头型”，且未来的发展具有有可能朝着“金字塔型”和“橄榄型”两种方向发展。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社会分配结构朝着两级分化格局演变，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未来将可能由现在的洋葱头型转化为金字塔型甚至出现“断裂”的结果。
3. “倒钻石型结构”。钟茂初，宋树仁，许海平（2010）采用指数平滑法（Exponential Smoothing）对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格局进行了实证性刻画，以求得平均数的指数平滑预测结构。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倒钻石型”结构。其中对2000年中国收入格局进行刻画得出我国“收入水平——人口比重”格局是“金字塔型结构”，并初步总结了我国收入格局的基本态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格局已由金字塔型结构演进为到钻石型结构，最低收入层级的人口比重开始减少，逐步从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
因此，在对已有研究的深入剖析与整合的基础上，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讲，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的变化态势是：实现了由1988年“纺锤型”-2000年“金字塔型”-2007年“倒钻石型”收入格局的转变，逐步走向“橄榄型”收入格局。
学术界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结构的研究多重视实证性分析，而纵观整个研究已有成果而言，缺乏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近几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大体上仍然呈现“金字塔型”结构。而在我国，之所以形成“金字塔型”分配格局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
1. 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在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农业作为一种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的产业，其效益低下，农民平均社会劳动熟练程度低。在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一小部分农民由于政策导向通过技术培训逐步由农民转变为工人、乡镇企业主；另外一小部分农民通过技术下乡，学习先进的农业耕作方式，逐步成为高产大户。但相对于巨大的农民人口基数而言，这些小范围的转变显得微不足道。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些地区逐步实现农产品产-供-销产业链升级，使农民不断增加收入；但现代农业的飞速发展，使一些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的农民不能与其发展速度相适应，仍然延续着传统农耕模式，从而无法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在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目前还尚未完全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同步转变，一部分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也仍处于低等收入行列。
2. 民营资本带动就业的优势未充分发挥。我国现阶段民营资本多集中于高收益性行业，一个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决定民营资本是否进入某一行业的重要选择依据。目前，对于民营资本发挥其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作用还尚未明显表现出来，受地域、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限制，民营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尤其是民营资本向县域流动，开拓广大农村市场方面还显得后劲不足。民营资本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过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营资本在参与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使部分农民增收千元左右。但总体而言，民营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的拉动作用不甚明显。仍需加大对民营资本的鼓励和支持力度，通过民营资本的县域流动，提高农民的就业率，既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双赢的有效手段。
3.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我国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呈现拉大的趋势。其中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收入为9 585.04元，东北部地区为7 790.64元，中部地区为6 529.93元，西部地区为5 246.75元，地区间农民收入最大差距为4 338.29元，由此可见，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我国农民收入的巨大差异。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其土地、气候等自然资源的较大差异，使农业生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农民收入随着气候自然资源而变化，所以呈现不稳定状态，使大部分农民仍处于低收入群体中。
二、 深化改革视域下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1.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内涵。“橄榄型”，顾名思义，就是把收入分配格局描述成橄榄球的型状即两头小，中间大。就经济理论构架上来讲，是希望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在社会中是少数，中等收入的人群占绝大多数。这种分配格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构建的目标和方向。改革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由“金字塔型”分配格局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转变，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
邓小平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归宿，而实现的路径则是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另外的地区。这些认知对我们今天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就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主要体现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之后，中央又召开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专题会议，以制度性建设保障分配合理，将分配格局分为高、中、低和非法性几个层面做为可行性设计的切入点，以层次化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010年4月，温家宝首次代表政府提出，缩小当下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渐次形成和建立“橄榄型”分配格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这种格局被形容和定义为：利益主体多元，包括高中低收入群体；利益关联多元，包括个人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各行业之间等；利益来源清晰，厘清了合法收入和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等界限。如此，事关民生改善的分配格局就较为清晰的日渐呈现出来。
“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是指，“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收入分层，以中等收入者为主，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个比例在50%以上，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比重相对较小的收入结构。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一分配格局，其中在欧美、日本等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全社会的70%以上。而对于我国而言，应赋予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发展的内涵，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对物价水平、消费环境、地区差异等综合因素进行比较考虑，收入及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或相对水平之上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渐趋于50%的比例结构，而低收入人口比重逐步缩小。二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内涵。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提高，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由低收入人群基数大逐步向“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格局转变，从而调节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比例关系，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日益加重。这种贫富差距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要加快建立“橄榄型”收入分配的格局。
（1）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一直呈现低收入人群比重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小的格局。建立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进一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其中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又一着力点。“金字塔型”分配格局中，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实现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使消费需求与消费支出同步，以消费劳动经济增长新的制高点。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低收入人群充分的收入保障是其社会归属感的重要体现，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缩小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归其根源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的需要，是我国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的成效机制的正确选择。
（2）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力着眼点。建立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是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农村居民过低收入等现象矛盾突出，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领域的改革，建立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就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主要目标，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为抓手，逐步实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相对于“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而言，建立“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建立“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中有关键一招，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一部分人的比重扩大了，分配格局“型状”也就发生了巧妙地变化，中间部分得以扩大，两头部分相对缩小，社会稳定自然而来，社会和谐水到渠成。因为，中等收入阶层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而且也表示收入水平达到中等的社会全体。因此，当前我们应加快推进以“提低”为主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逐步过渡。
三、 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
1.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立足当下我国收入格局来讲，低收入者比重大，“提低”是改变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提低”？国家首先是看到并肯定低收入者身上的潜力，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拓展新的就业渠道、培育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以拉动就业。其次，重视要素投入，提供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力成长的必备性要素和选择性要素，以提高低收入者的职业素质和谋生能力，增加其实际收入。再次，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和调整“提低”相关的教育、就业和户籍等方面，突破壁垒性障碍，以确保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活力。
2. “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收入分配问题是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重中之重。从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现状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突出矛盾。然而，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少、农民收入低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症结所在。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尤其是解决好农民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只有中部崛起才能缩小两头”，为此，我们应逐步打破我国二元经济、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可支配性收入的相关保障体系，提高对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实现城乡机会均等、资源分配均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实施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实现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使农民这些低收入群体有更加公正、公平的机会，加快建立以“提低”为主要制度设计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3.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如前文所述，当前，在分配机制上，我国还存在与“橄榄型”分配格局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突破“逆向调节”的桎梏，探索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尤为重要。初次分配在整个分配环节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配套的薪酬体系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的有效途径。然而，仅仅重视初次分配是远远不够的。再次分配是“调高、扩中、提低”的关键环节，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经步骤。再次分配集中解决的是外围保障、社会服务、保险救助等问题，通过税收调节、财政转移支持等方式，保障社会公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我们在进行分配调节时，基本依据仍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兼顾并存，基本思路则就是做到“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相统一”，“重视公平和提高效率相统一”。
根据国外收入分配调节的已有经验，国外发达国家在宏观领域三次收入分配的过程中采取了立法、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措施，在微观领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探索、完善和试行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结合的新型收入分配流程和环节。与前两次的分配不同，第三次分配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社会财富向低收入者的转移和支持，依托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和民间团体等。虽然第三次分配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内部财富转移，政府进行直接或间接宏观调控的作用较小，但是，政府也从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应该积极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关怀人本、回馈社会，在政策上给予其发展慈善事业、投身公益事业的优惠与便利，促进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的沟通，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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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剩余价值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研究”（项目号：13BKS042）。
作者简介：李茗茗（1987-），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06-22。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城镇化成为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在该机制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0年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从中可得到连续增加1%的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率呈递减趋势；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据计算倒U型关系出现的峰值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时。因此，提出把握推进城镇化建设时机，警惕城乡收入差距，这样才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模型
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的转变，出口、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转变[1]。新时期我国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对于城镇化，许多学者探讨了加快人口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2～4]，提出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和重要途径[5～7]。
城镇化城镇化由人口和土地两个要素组成，本文所讨论的城镇化是指人口城镇化。目前普遍认为人口城镇化比土地城镇化重要。可以看成是人口分布问题，人口在空间中的移动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过程中，图1表示全国与居民消费需求有关的人口因素变量的变化情况。从图1来看，城镇化率由1995年的不到30%增加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增加139%。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支出除以按照支出法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居民消费需求，它几乎是从1995年46%的水平一直下降至2011年的348%。同时图形中还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情况，通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而出现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8～9]，必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图2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城乡收入差距由城乡实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比 城乡收入比是指名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名义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实际收入比等于实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实际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数据以1995年为基期。表示。从图2发现，从1995年到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其中最大的城乡实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比分别超过33和32，并且在2004年之后城乡实际收入比大于城乡收入比。
二、文献综述
传统消费需求理论有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收入永久理论、费雪跨期选择理论，它们都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目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注重以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对象，从消费率不足的原因或者各因素与消费需求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城镇化成为刺激消费需求的重大潜力，但是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城镇化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机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城镇化提高消费需求体现在居民收入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动和消费的示范效应上[10]；将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分为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个方面[11]。这些都未对人口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需求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城镇化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差异 [12～13]。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讲呈现拉大趋势。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的倒U型理论，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差距会拉大，因此，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最大化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最优路径，并且发现当前实际城乡收入差距高于最优路径，这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14]。苑小丰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一国的消费需求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显著的[15]。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呈现负相关关系[16]。因此，现有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研究强调收入在人们的一生中系统地变动从而影响当期消费[17～20]，老年人消费研究认为存在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21～22]。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时所得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系数符号有正有负[23～26]。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文化、家庭、居民消费行为等方面对消费需求的影响[27～30]。
从以上文献的回顾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研究方面和实证研究还欠缺，远少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因此，如果将该理论机制研究透彻，将能够加深对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的认识。
三、理论机制、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理论机制
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过程，它对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城镇化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在制度安排上发生变化，即土地城镇化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土地，人口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得城镇人口不断增加，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人口城镇化将会通过收入增加、人口结构变化等途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基于文献回顾，本文将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理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即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由这三方面效应构成，如图3所示。
第一，收入效应。人口城镇化进程初期会促进较高人力资本或适龄劳动人口进行转移，由于城镇劳动工资率大于农村劳动工资率，这部分人口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收入影响消费的理论，在消费倾向不变甚至在递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居民收入一定，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到居民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收入效应将会通过收入和利率的变化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第二，人口结构效应。人口城镇化可以看成是人口在城乡分布的比例结构或是不同区域分布的结构，由于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使得这部分转移人口由于交易便利性而使潜在消费需求得到释放，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城镇和农村生育环境、生育文化和生育政策不同，将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相关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第三，城乡联动效应。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差距保持一定范围，并且消费商品存在“攀比心理”或“示范效应”。由于存在“攀比心理”使得仍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与转入城镇的农民相比，在消费过程中会提升消费层次，这将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如果他们所处收入层次差距过大，则会对消费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人口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内在机制，并认为其中各因素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人口城镇化会由于收入效应中的利率给定、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需求；人口结构效应中的人口分布改变使得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成年型社会的形成会增加消费需求；城乡联动效应中的收入差距处于一定程度，由于消费“攀比心理”从而增加消费需求。
2.模型设定
4.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和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所得结果显著性较好，其结果在表4的第三列得到反映。下面对该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人口城镇化对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解释。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口城镇化率的对数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其系数来看，增加1单位的人口城镇化率对数将会提高居民消费率9137个百分点，并且连续增加1%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求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需要把握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时机。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增加了居民收入，从而刺激居民消费。这一结论符合本文所分析的人口城镇化增加消费需求机制的预期，为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大规模的城镇化也存在许多弊病，因此，城镇化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它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还要把握城镇化建设的时机，更重要的是为转移进来的农民提高收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让转移进来的农民能留下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镇居民，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真实动力。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大部分研究结论为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32～33]。在1%显著水平下，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的关系，符合了理论机制分析。事实上，这一结论符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让这部分人带动另外的人富起来”的思想。因为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能够增加富人的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攀比心理”刺激其他人的消费，然后带动另一部分富起来，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此时，新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会增加消费需求。因此，收入差距先增加后减少都是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的。经计算，倒U型关系中峰值出现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时，即当城乡实际收入之比小于347时，差距拉大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而当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347时，就会产生抑制作用。从所获得的数据来看，当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347的主要是在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和少数中部省份，因此，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于其他地区呢？有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低估现象[34]。因此，只有进一步准确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作更好的判断。
第三，对于其他变量的分析。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都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其他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35]。在5%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家庭投资于小孩人力资本的观点。在1%显著性水平下，老年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老年人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观点 [36～37]。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gdp的对数所代表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最后，在1%显著性水平下，实际利率r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得居民消费率提高0234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城镇化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首先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面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再利用1995～2010年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方面构建了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三个效应，为实证分析做铺垫；第二，在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下，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连续增加1%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求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需要把握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时机，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真实动力。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但超过了该范围就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居民消费率出现峰值时的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通过相关研究及比较发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利用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并没有进行分区域的研究。我国东、中、西部人口城镇化建设差距较大，不同省市之间的城镇化率也有较大差异。如果对城镇化率高的地区也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必然会暴露更多的城镇化弊病。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区域的研究，以制定相应的人口城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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