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于中国的官方表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第一篇：贫富差距论文范文
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公共消费差距
【摘要】城乡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公共消费差距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以公共消费差距中的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来说明公共消费差距问题，分析提高农村地区公共消费水平的作用，进而提出提高农村地区公共消费水平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消费;城乡居民;措施
现在说的贫富差距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消费差距。消费差距包括私人消费差距和公共消费差距。一、公共消费差距加剧了贫富差距
我国现有的城乡贫富差距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衡量，差距比例大概是3：1，从消费差距的角度来衡量，差距比例大概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何也?因为农民的公共消费比市居民少得多，城乡之间公共消费水平差距过大，导致出现了消费差距大于收入差距的现象。这说明，公共消费差距加大了消费差距，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二、什么是公共消费
所谓公共消费是指由政府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承担费用、对社会公众提供的消费性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公共消费主要包括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教、科、文、卫、体事业支出，社会救济和劳动保险方面的支出。下面我以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为例来谈谈城乡公共消费水平的差距。三、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
现在城乡小学、中学阶段教育水平的差距主要包括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师资力量的差距、升学比例的差距。
先来看看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就全国范围而言，2011年城市和农村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比例接近3：1，城市和农村初中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比例接近4：1;郑州市2011年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六倍多;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河南省新乡市生均教育经费是河南省农村平均数的五倍多。
再看看城乡师资力量的差距。就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农村教师的待遇差，所以只得依靠把优秀教师往上级学校选拔作为激励方法，这样的后果就使得农村教师的素质越来越低，城乡之间师资差距越来越大。
再看看城乡升学比例的差距。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这一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农村学生笨，而是因为各省市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差距大，导致了农村的孩子难以进入到好的大学继续深造;进入不了好的大学，接受不了好的教育，毕业后，找到的工作又低人一等，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子女的贫穷，这种中国版的教育方面的马太效应正在一轮又一轮的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又会带来消费方面的差距进而引发更严重的贫富差距，于是一步步的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恶性循环积累到最后，要么就是改革，要么就是革命。四、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的作用
城乡之间的公共消费差距中，教育水平的差距导致出现了恶性循环，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公共卫生状况的差距引发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的差距，身体健康水平的差距又进一步引发工作效率的差距，工作效率的差距又进一步引发收入的差距，收入的差距又进一步引发消费的差距，消费的差距又进一步引发贫富差距。其他像社会保障差距、道路交通设施差距等都会带来同样的效应，每一个方面的差距都会引起连锁反应，一步步的加剧着其他方面的差距，最终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公共消费差距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消费水平的差距。如何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消费水平的差距呢?关键要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
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有利于扩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公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并最终缩小贫富差距。
(一)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有利于扩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
1.降低了农民的私人消费风险，扩大消费需求
农民私人消费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为我国农村地区公共设施建设薄弱，加大了农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为了应对生活压力，农民不得不提高储蓄水平，本来农民的收入就偏低，这样就导致农民的私人消费长期处于抑制状态。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水平，意味着农民有了更多的社会保障，私人消费风险降低了，农民会更倾向于消费，这样就间接扩大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2.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私人消费环境、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
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具有互补关系，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水平，既有利于改善私人消费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又有利于增加部分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
3.有利于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农村地区的体育健身、休闲娱乐、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公共消费水平，既有利于农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放松身心，又有利于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有利于发展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提高实体经济水平，扩大消费需求。(二)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有利于实现消费公平
社会公平以贫富公平为基础，贫富公平包括收入公平、财产公平和消费公平。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城乡之间人与人起点的不公平往往是由城乡之间居民消费的不公平造成的，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之间公共消费的不公平造成的。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有利于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实现消费公平。
(三)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政府从注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注重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并重方向转变，从注重扩大农民私人消费向注重扩大农民私人民消费和公共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从注重农村经济增长向注重农村经济增长和改善农民福利并重的方向转变，从注重宏观调控的经济功能向注重宏观调控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的方向转变，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转变。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消费公平，农村实体经济就会进入到由消费、投资带动的良性发展循环之中，这样就会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水平。五、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的措施
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水平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加大资金的投入，保证对农村地区的道路、网络、水利、超市、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引进快递邮件寄收代理点，让农民能够正常的网上购物，扩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
(二)向农村地区迁移工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政府可以对农村的工厂给予适度的补助和奖励。
(三)积极扶植农村地区的养殖、畜牧第一产业，提供现代化农具，建设现代化农场，促进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在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现象，归根到底還是由于第一产业的基础不牢。在农村建设现代化农场，给农民提供便宜、高效的现代农具有利于夯实第一产业的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
(四)降低高速公路的养路费、降低物流成本，大幅度降低高速公路的养路费，确保通行成本不会成为制约农产品出口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五)加强法治力度、打击宗族势力，让农民懂法、知法，打击犯罪和宗族势力，保障公平正义，让农民生活的更有安全感和尊严，保证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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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作者：贝新春
第二篇：直面中国贫富差距
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于中国的官方表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贾庆林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了起来。今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更是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惟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又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成为拷问当今社会的民生焦点。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责编：盛山)
作者：邹德萍
第三篇：关于贫富差距问题再思考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随之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近公布的2012年基尼指数高达0.474，已超过危险警戒线，面对于这种状况，本文着重从重新认识基尼系数开始，从不合理的体制方面分析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并简单说明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贫富差距;不合理的体制
一：关于基尼系数的再认识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反应收入差距的指数，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到03之间收入较为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及其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这个表示收入差距的指数也常用来表明一国的贫富差距。2013年1月18号，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从以上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高于04，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这些官方公布的数据受到广泛的质疑，民间有的统计机构得出的数据，已经高达06，更是令人忧虑。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基尼系数高于04的并不只有中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也高于04，而且有逐步拉大的趋势，但是美国社会较高的基尼系数并不会引起人们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惶恐，也不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中国较高的基尼系数则会引起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即使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由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其相对贫困阶层，也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而中国则不然，没有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国，一些低收入的阶层很容易陷入生活的贫困。二，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相对公平，大家没有怨言;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而存在着很多人为的，不公平的因素，所以，民怨较多，易诱发社会问题。由以上分析可见，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我国的贫富分化严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贫富分化大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贫富分化不公平才是关键。因而，探寻贫富差距分化背后的原因，特别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因，然后，有针对地解决和改善这些不公平的因素，使合理的因素主导贫富分化，减少并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因素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二：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既有合理的因素造成，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导致，在这里，本人主要着重分析不合理的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主要是不合理的体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一)，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中国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基础。这是因为，从历史看来，也即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户籍制的限制，阻碍了农民进城去获取财富，也限制了农民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农业支撑工业，即为了发展工业，大量牺牲农民、农村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格局，造成了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宽了户籍制，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务工，以获取更多的财富;甚至在2000年以后，实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什么免粮税，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基础的薄弱，人口众多，生产率极其低下，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自身拥有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源很少，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本身的各个方面的竞争力都不行，所以总体上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逐渐的拉大。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农用地被征用，一些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若不加以很好的调节与控制，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剧，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当然，这只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项公共设施、社会保障和各项福利，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会更加巨大。
(二)，政策倾斜所造成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在我国，贫富差距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东、中、西部呈现较为显著的地区贫富差距。当然，地区贫富差距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历史的原因，东、中、西部的历史经济发展基础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东部強于中部，中部强于西部;比若说，地理环境原因，东部地区相对一中部和西部来说，交通较为便利，比较方便地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经济。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后富，共同走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实行的政策又加剧了东、中、西部的贫富分化，我国在东部地区设置了很多经济特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给予很多政策优惠，鼓励东部地区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就导致了东中西部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尽管最近几年我国开始关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措施，有所缓解区域的贫富差距，但是业已形成的贫富差距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缩小的，何况先富的地区会集中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把整个蛋糕做大，对于带动后富很多时候做的并不是很好。这种区域差距，很难在短时期得到缓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只能受制于这种区域的贫富差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财富，这也造成了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的固化。
(三)，分配体制不公造成的行业差距
行业差距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一个最突出的最特色的表现，也是引起民怨比较多的一个因素。近年来，金融保险、电力煤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外贸烟草等行业的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他行业的人们收入水平较低，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因为这是不公平的分配体制所致的。正如学者陈志武所说，“……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多的是靠权利结构来形成的。中国存在着太多的资源配置，收入配置，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只符合权力的原则。”[1]也就说，在中国，政府凭借手中的权利，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源如电力、通信和交通灯分给一些行业，交给一些人来发展，这些行业由于掌控了这些资源，形成了垄断。这些垄断行业不参与市场竞争;价格有他们自主决定，消费者对此没有发言权;各级政府依靠垄断行业获取财政收入，对其关爱有加。这就造成本该为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创造财富的资源成了政府和某些行业的私有财产，他们不仅不为人民谋福利而且凭借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垄断价格，不断榨取人民群众的微博的收入。这些年来，人民一直对价格居高不下的石油、通讯、交通费用很不满，2012年的国庆国家高速公路免费，很多人为了享用免费，都挤到了一块，竟然造成了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325万元，为世界所罕见。
除此之外，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我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个是必须注意的。国家一方面向中小企业征收了很多税，一方面又要求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这么重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能为人们收入的增长提供更好的机会，这也会导致在这些企业就业的人们越加的贫穷。这样一来，我国较少的垄断企业和较多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在这两种企业工作的人们收入差距也很明显，而这种差距是有权利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分配体制所导致的，因而会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改善以缓解人们的不满，这会引起社会的震荡，不利于我国的政治稳定，不利于我国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所致成的贫富差距
这里所谈到的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不健全，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了贫富差距。典型的有“官倒”，一些有权利或者与权力者比较近的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在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倒买倒卖，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有“国有资产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利，用较低的价格把本来属于国家的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其个人却是大发横财。还有“腐败”，腐败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民众不满的重要的地方。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原有的规范需要加以调整，也需要结合现实的发展需要形成一些新的规范体制。因而，在新旧体制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纰漏和疏忽，一些人会利用这些疏忽，滥用公权，非法牟利。而且，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执行的不到位，就更助长了腐败现象，“权利寻租”屡见不鲜。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腐败情况，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714人确定为外逃;多地官员紧急抛售房产，其中官员抛售豪华住宅最厉害的是广州和上海，分别为4880套和4755套;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
三：缓解贫富差距的措施探析
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都会出现的状况，特别是后发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状况。但是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并不是合理的，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且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是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不合理的因素，会给人们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不良因素。为此，我们要采取措施缓解贫富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使农民增收
中国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贫富差距中最主要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缓解：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那样，首先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其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巩固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大力增加转移性收入，完善各种农村补贴、保险、和保障机制，从各个方面增加提高农民收入。最后，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主要是强化农村的教育水平，为农民以后的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均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逐渐缩小区域贫富分化
协调区域发展，对中部和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采取对口支援，政策引导，财力支持，毫不动摇地坚持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支持，以保证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尽量完善各种公共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促使区域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使资源利用合理化，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3，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竞争体系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因而完善分配制度是消灭贫富差距的重中之重。陈志武指出，“我认为，要改變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是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依我看首先要改变权利所控制的资源的范围和深度，其次就是对权利进行制约。只有做到这两点，才可能改变中国资源失衡的现实。”[1]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时，就应注重公平，把能够生成财富的资源，如土地、电力等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到社会中去，使人们在最初的起点上就可以公平竞争。其次，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比列，促进社会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转变。同时完善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比列，以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利益。除此之外，要完善税收制度，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提高个税起增点，增收遗产税和奢侈品税等。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在第三次分配中，要促进官方公益和民间公益的发展，为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总而言之，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4.加强廉政建设和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腐败是引起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加强廉政建设，俭政建设。加大打击腐败现象的力度，并将没收的财产转入财政的社会救助帐。降低各级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比如说加大公车的改革力度，减少其开支;大力压缩近乎奢靡的官场吃喝接待等，也将这些钱财用于社会保障和救助事业。同时，制定和执行较为严格的行政制度，防止出现权钱勾结，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除此之外，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使每个在市场中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资源和先赋的资源创造财富。杜绝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导致的暴发户现象。(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志武.中国贫富差距是权利分配的结果[J].时代周刊.2012，6.5.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张昆仑.关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冷思考[J].经济学研究.2005，1.
[4]邓海潮.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理性思考[J].经济经纬.2004，2.
[5]熊光清.中国贫富悬殊的成因和对策：制度层面的考察[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1012，11.
作者：余海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