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1篇
一、耀州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铜川市耀州区地处陕西中部渭北高原南缘，是关中通向陕北的天然门户。全区总面积1617平方公里，总人口30万人(含新区)，其中非农业人口10万。2011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82.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620元、5307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7.1%和20.3%。区内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是陕西省优质外销果、加工专用果、奶牛、肉牛、强筋小麦、饲料饲草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等七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
近年来，耀州区以将农业产业化做精、做大、做强的总体原则，按照“稳粮、优果、兴牧、扩药、增菜”的思路，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生产基地基本形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从实际出发，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原则，调整耀州区农业产业结构。以苹果为主的特色果业基地基本形成，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迅猛崛起，以黄芹、柴胡为主的药材业稳步发展，以大棚菜为主的设施农业初具规模。目前，全区苹果、干杂果等特色果业面积发展到82.5万亩，实现了农民人均4亩果目标。其中：水果20.3万亩，产量11万吨，干杂果62.2万亩，产量6200吨。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到果农人均收入的70%以上，以“两牛一羊”为主的畜牧业迅速崛起，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步伐加快。全区肉牛、奶牛、肉羊稳定发展到7万头、1.3万头和8万只;生猪发展到7万头。发展各类养殖专业村到21个，建成畜牧业养殖小区8个，建成机械化挤奶站15个;药材种植面积达到3.1万亩，蔬菜发展到5万亩。耀州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省七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
二是龙头企业得到发展。目前，全区形成了科技支撑、龙头带动主导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围绕果、牧、药、菜等主导产业，培育了绿想集团、祥云公司、陕西农发乳业公司、铜川鹿苑公司等一批产业带动型企业，这些龙头企业坚持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走产业化之路，有力的促进了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专业协会不断涌现。围绕农业主导产业生产和销售，全区各专业村已经建立果业协会、奶农协会、药材协会、蔬菜协会等协会28个。这些规范运作的专业协会，及时为农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户解决生产和销售的问题，成为上连市场、下连千家万户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一批跑市场、跑销售的农村“能人”应运而生。
四是农产品品牌建设有了新突破。耀州区积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快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不断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和无公害生产，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知名度稳步提升。嘎啦、秦阳苹果分别荣获第28届奥运会推荐果品一等奖和三等奖，被授予“中华名果”称号，公权牌苹果荣获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专业合作社品牌，耀州成为全国出口苹果标准化示范区。
二、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依然突出。耀州区农业还处于小规模经营状态中，农户受自身经济实力限制，投入能力很低。加之大部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把土地当作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对承包的土地宁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也不愿转让经营权或从事二、三产业，导致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扩展。
二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耀州区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二、三产业比重过小，75%的劳动力被捆绑在农业上，而二、三产业所占劳动力数量较少。从农林牧渔结构上看，2011年农业总产值74839万元，种植业产值49411万元，林业产值6413万元，畜牧业产值14665万元，渔业产值287万元，可以看出，种植业比重偏大，养殖业比重偏小，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三是龙头企业少，产业链条短。全区乡镇企业总户数为5927户，而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不到300户。目前，产值超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绿想集团1家，产值为7838万元。可以看出，耀州区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果、牧、药、菜等产业面面俱到，人有我有。农业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名、特、优、新农产品地位不明显，产品知名度不高，缺少名牌产品，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产业链条短，不能形成多层次、多环节增值。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五是现行的农村体制不能满足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大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抓农业一直局限在抓种、抓收的工作状态，普遍缺乏经营农业生产的理念。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信息不畅，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
三、对耀州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 抓龙头企业培育，为农业产业化打造强势主体。龙头企业是“龙型”经济体系有效高速运转的“火车头”，它上联国内外市场，下联千家万户，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的功能，是农户通向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因此，抓好龙头农业产业化发展意义重大。耀州区的当务之急：一是要以市场需求和营养消费趋势为导向，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推进深加工生产规模化、产品多元化、经营集约化。二是要加快龙头企业科技进步，搞好技术改造。特别是祥云公司和绿想集团公司要更进一步加快产品研发，增强创新能力。三是要按照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管理求生存，带动农业产业走向良性循环发展轨道，使龙头企业真正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稳定器、动力源、辐射源。
(二)抓农业产品基地建设，为产业化建好“第一车间”。按照区域化、专业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依托龙头企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加快培育和建设有龙头企业带动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就耀州区而言，要以建设农业大区为目标，大力实施“果业富民”战略，继续按照“稳粮、优果、兴牧、扩药、增菜”的农业发展思路，突出抓好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
(三)积极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加快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不断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和无公害生产，稳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知名度，重点做好‘“嘎啦”、“秦阳”“公权”牌苹果品牌的培育，创建最具有影响力的专业合作社品牌，使耀州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出口苹果标准化示范区。
(四)继续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为产业化架起坚实桥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连接市场、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桥梁，要大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注重引导和提供服务，抓一批典型，示范、引导农民依托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切实改变我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规模小、素质低、散而乱的局面。
(五)围绕生产与市场，不断壮大专业协会。围绕农业主导产业生产和销售，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民专业协会和合作组织，各专业村建立的果业协会、奶农协会、药材协会、蔬菜等协会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为农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户解决品种选择、苗木供应、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和销售的问题，使其真正成为上连市场，下连千家万户的“桥梁”和纽带。积极培训、培育一批产业技术骨干和懂市场、跑销售的专业人才队伍，带领农民创市场，降低市场风险，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六)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耀州区目前农村设施建设薄弱，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筹资，鼓励企业、个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下功夫，在争取并实施好以工代赈、甘露、西部解困，抗旱应急等小型水利项目的同时，积极争取并实施好乡镇集中供水项目。积极发展节水措施，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二是围绕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以此带动全区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推广秸秆还田，多积多造、多施多用有机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七)尽快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疫体系建设。农产品的质量卫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正成为时髦话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质量卫生至关重要。一是要加强农产品检验检测组织建设，参照国家产品卫生安全标准、产地环境标准、动植物检疫标准、检验检测方法标准，药物残留量标准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使农产品在关键生产环节上予以检验检测;二是加强农产品检验检疫力度，用先进的检验检测手段、技术和设备;保证生产和经营的农产品合格，三是建立与农产品有关的认证认可和产品标识制度等。
(作者通讯地址：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2篇
情况开展调研
9月2日，市政协副主席、经科委主任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对我区居民主要消费品价格情况开展了调研。区委、区政府、区政协部分领导及区直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参加了调研。
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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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域发展阶段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三个常用指标以及人文发展指数这个综合性指标。
2、知道区域空间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重点)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析“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发展历史”这个案例，说明在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2、通过对美国东北部工业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明确要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随区域自身的发展，不断的协调人际关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区域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在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树立区域可持续发展观和协调的人地关系观。
二、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先让学生自己举例，说一说你认为哪些国家或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衡量的标准是什么?(然后让学生预习本节的引言部分，找出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和综合性的指标) 课件展示板书内容
预习课本内容，填写表格(课件展示表格)
比较项目社会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低农业为主，工业少工业化阶段较高工业为主，三产快速发展线多，稠密开放程度较大有核心城市高效益综合发展阶段高三产为主,高科技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运输与信息网络形成更加开放区域差异缩小线少，分布稀疏封闭无核心城市开放度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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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引导学生看课件：青岛2004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读图思考：(课件)
匹兹堡附近拥有优质大煤田。但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匹兹堡才逐渐发展成为大型钢铁基地(学生讨论分析，教师小结)。
课件展示：美国五大湖区工业分布情况 探究活动：
1、 在图上找出匹兹堡、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说出它的地理位置特点。
2、 在匹兹堡由毛皮贸易场所发展成为钢铁中心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成长阶段与初期相比，在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4、 美国东北部在成长阶段出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5、 分析导致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经济衰退的原因。
让学生在分析讨论这个案例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得出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 引导学生读图思考：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五大湖区人口外迁的原因? 看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图：
思考：请你设计一下中国区域发展的模式?
读课本图1—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图。验证了区域的发展演化规律经历了初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
引导学生联系我国实际来分析如何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写出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议与意见。 分组讨论以下问题：
1、 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某一优势因素，比如矿产、能源、农副产品、地理区位等，往往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并由此形成支柱产业。就此问题，阐述你的观点。
2、 有人说，如果一个区域的环境条件较差，即使这个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还是难以实现良性发展。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3、 运用所学知识，谈谈在我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4、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在全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上海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浦东新区的开发，为上海市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是，在新时期，上海市仍面临着资源、土地、环境、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等突出问题。请就此展开讨论，上海市的持续发展，需要克服哪些 限制性因素?如何增强城市发展的活力。 拓展思考：
区域开发规划是区域科学发展的基础。假如你现在负责青岛某郊区开发规划的初稿，你将如何开展工作?(学生讨论后教师小结，然后课件展示) 课堂小结(课件展示) 课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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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4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否顺利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将影响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还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协同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是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一、“不平衡不充分”及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不平衡方面，目前还存在着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不平衡、区域发展间的不平衡五大问题；在发展不充分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产业发展效率与效益不够高、城市空间的使用和产出效率不高、劳动力要素的生产率不够高等问题。
可以发现，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涉及多个不同领域。之所以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战略，作为各种经济活动的载体，空间均衡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是否均衡、产业结构布局是否均衡、城乡发展是否均衡，甚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均衡也会受到区域间均衡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分工经济、网络经济的存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产生1+1>2的结果。考虑到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区域发展效率与效益势在必行。
十九大报告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1）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3）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4）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5）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6）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7）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8）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9）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上述内容可以根据区域经济的对象不同而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个体层面，包括1、5、7、8，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个体区域的发展，主要包括强调个体区域的快速发展比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创新发展比如雄安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转型发展比如资源型地区；强调个体区域的安全发展比如边疆地区。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层面，包括2、3、4、6、9，该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多个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比如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地区；强调多个区域间的统筹发展比如沿海地区；强调多个区域的均衡发展比如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包括上述所有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发展战略和追求平等的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直接反映一个政党的执政方针与指导思想。十九大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的坚定决心。
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个体层面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层面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密切相关，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层面的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感召力以及塑造力密切相关。下面将分别分析区域发展个体视角、关系视角、整体视角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二、从区域发展的个体视角，看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不充分，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资源的产出效率还不高，体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上，就是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仍然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与世界上的重要城市相比，其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仍然需要稳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的城市体系多级分化现象比较严重，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如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或者接近20000亿元，2016年地區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的城市有12个，而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可能只有百亿元甚至更低，这也表明我国部分城市需要加快发展速度。
发展不充分与单个区域发展之间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后者为解决前者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实现单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做到如下三点：首先需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只有坚持了正确的新发展理念，才能避免传统发展模式的各种弊端，才能培育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需要瞄准高质量的产业结构，各个城市应该根据世界、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情况以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单个区域或者城市都是完整的行政单位，党和政府要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基石般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要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与拓宽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与领域，不断提高政府服务、寻找、培育、扩大市场的意识与能力，从而加快城市的发展速度。
三、从区域发展的关系视角，看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较大，这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区域间的不平衡是其他类型不平衡的基础，区域间不平衡不仅会导致其他类型不平衡程度的加剧，而且还会对其他类型的不平衡的缩小产生阻碍作用，某种程度上，区域间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关系的协调，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坚定不移推动四大区域的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是我国典型的四大经济区域，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要素禀赋各不相同。针对这些不同，党中央制定出包括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等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同时，针对四大区域的发展战略目标不同，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在强化举措上下功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需要深入改革，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东部地区必须坚持走创新引领的道路。这种地区与发展战略双重“因地制宜”的思路，既能够极大地满足不同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发展需求，也能够在四大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化。
第二，重视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城市群是一种包含多种不同类型区域关系的区域类型，也是未来世界区域经济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对区域经济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发展。
第三，对重点区域的发展战略提出不同要求。十九大报告中，对京津冀地区提出协同发展的要求，对长江经济带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对沿海地区提出陆海统筹发展的要求。
四、从区域发展的整体视角，看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将指导我国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大目标，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这一思想的经济发展部分，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全世界各国尤其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上的优越性。与世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始终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每年数以万亿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交通、电信、医疗、教育领域中的巨额投资，全面脱贫攻坚计划无不表明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视。
第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速度与成就令人羡慕。从世界经济近代史看，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速度与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为惊人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在部分高端制造产业、互联网经济行业、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实现了弯道超车，迅速成为世界第一，这对绝大多数仍然处于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而言，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学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股重要潮流。
第三，我國区域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充分证明了一个稳定强大的执政党对于国家命运与人民利益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展伟大工程、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确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我们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潜力，提高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既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也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球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供动力。
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5篇
摘 要：以省区为单位的区域物流发展主要取决于该省区的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利用情况。从物流资源产出率的角度关注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从全国31省区的物流资源相关数据入手，通过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式，说明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发展的意义，并给出了一种新的衡量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方法。
关键词:区域物流；资源利用；物流资源产出率；主成分分析
引言
区域物流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良好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关于区域物流发展的研究日趋增加。衡量区域物流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是物流业生产总值，而物流业生产总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了该区域的各种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物流资源条件整体或某一方面的改善，而疏于分析对区域现有物流资源条件的合理利用。
在已有的对现有区域物流资源条件利用的研究中，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一部分学者关注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秦迎林、李红艳（2009）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角度入手，使用BP神经网络的方法对物流资源整合风险进行预警[1]。而舒辉、林晓伟（2011）以系统理论、协同学理论为指导，定性分析了序参量在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协同演化中的作用，为指导跨企业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2]。另一部分学者关注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余泳泽、武鹏（2010）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物流产业的效率，并得出了中国物流产业效率整体不高，区域间效率逐步缩小的结论[3]。与之相互印证，钟祖昌（2010）在三阶段DEA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31省的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得出了各省物流业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和各地区物流业发展存在差异的结论[4]。
本文主要关注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物流资源产出率的角度关注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在实证研究中，先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省区的物流资源条件分别打分，进而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31省区的物流资源产出率进行横向比较。不仅从数理层次重新说明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发展的意义；而且给出了一种新的衡量区域物流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方法，并且以个别省区为例，分析了物流资源产出率对区域物流业生产总值的具体影响。
一、实证研究设计
生产总值是经济主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活动成果，物流业生产总值是依靠各种物流资源条件所创造出的一种价值总和。因此，本文用物流资源产出率说明一个地区的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并将物流资源产出率定义为一单位物流资源所能创造出的物流业产值。
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物流资源总量和物流业生产总值都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因此，在分析中，需要选取合适的指标来分别替代物流业生产总值和物流资源总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本文选用各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生产总值来替代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
在一个区域的物流业发展中，物流资源条件是多方面的。这些资源条件种类繁多，单位不一。为消除由于物流资源单位差异所引起的度量问题，本文选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不同的单位标准化为得分，用各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来替代各省的物流资源总量。
（一）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的确定
物流资源条件由多种资源条件综合决定，因此，本文建立了31省区物流资源条件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共五类，具体分为：经济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运输资源条件、仓储资源条件和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在一级指标体系下，继续建立二级指标。经济资源条件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农业总产值（亿元）、工业总产值（亿元）、建筑业总产值（亿元）、批发与零售业总产值（亿元）、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出口（亿美元）、进口（亿美元）等八项，依序排为X1~X8；人力资源条件为总人口（万人），序号为X9；运输资源条件包括：铁路密度（公里/万公顷）、公路密度（百公里/万公顷）、载货汽车吨位（万吨）、货运量（万吨）等四项，依序排为X10~X13；仓储资源条件为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序号为X14；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包括：教育经费（万元）；卫生机构床位数（张）；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万路端）；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互联网接入端口（万个）；社区服务设施数（个）等六项，依序排为X15~X20。
对于以上指标的选择，需要说明以下几点：（1）参照物流工程学中的物流选址理论（不同目标指向的物流园区距资源地的远近不同），自然资源条件被当做外生变量处理。（2）国家发布的物流相关政策往往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偏向，因此政策资源条件被当做外生变量处理。（3）由于各省区面积不一，直接采用道路长度作为衡量标准难免出现偏颇。本文在分析中引入道路密度（道路长度/省区土地调查面积）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各省条件的不一致性，在这部分变量选取时只选取了各省区共有的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而没有选取内河航道密度。（4）所有变量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5]，均为2009年统计数据。
根据该指标体系，采用SPSS17.0软件对20个变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结果为sig.=0.000（＜0.05），能够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假设，且KMO检验结果为0.817（＞0.5），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根据主成分提取原则，从20个解释变量中通过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且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5%提取出前三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贡献度为64.178%，第二主成分贡献度为15.303%，第三主成分贡献度为7.471%，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6.952%（＞85%）。这说明提取的这三个主成分能够基本反映20个解释变量所代表的信息，可以用来代替原来的20个解释变量。
使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旋转5次收敛后得到各因子的载荷矩阵。该矩阵两端集中，各因子的典型代表量突出，因子的意义明显，能更好的解释提取出的主成分。由矩阵可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农业总产值（X2）、工业总产值（X3）、建筑业总产值（X4）、总人口（X9）、载货汽车吨位（X12）、货运量（X13）和卫生机构床位数（X16）。物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农、工、建筑业产值恰好说明了各省对物流业的客观需要，而总人口、载货汽车吨位、货运量和卫生机构床位数反映了各省发展物流业的基础条件，因此将第一主成分F1命名为“客观基础条件”。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出口（X7）、进口（X8）、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X17）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19）。这些变量反映了各省的信息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因此将第二主成分F2命名为“信息开放条件”。第三主成分主要包括：铁路密度（X10）、公路密度（X11）和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X14）。这些变量反映了各省的运输及仓储条件，因此将第三主成分F3命名为“区位条件”。
在三个主成分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客观基础条件，而信息开放条件与区位条件也是很重要的物流资源评价指标，这和人们的一般认知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开放条件在物流资源条件中的权重超过了区位条件，这凸显了信息在物流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将F1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1的对应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加上F2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2的对应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再加上F3中每个指标相应的得分系数乘以F3所对应的贡献率再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可整合得出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F的方程为：
F = 0.04X1 + 0.12X2 + 0.05X3 + 0.08X4 + 0.02X5 + 0.05X6 - 0.06X7-0.06X8+0.09X9+0.04X10+0.08X11+0.11X12+0.11X13-0.04X14+
0.04X15+0.1X16-0.04X17+0.03X18+0.02X19+0.03X20 （1）
根据公式（1），将各省数据代入进行计算，即可得出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
（二）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的确定
物流业生产总值是依靠物流资源条件创造出来的总价值，两者应存在正比例线性关系。如果31个省均绝对服从这个线性关系，即假设各省存在一个统一的物流资源产出率，31个省区的样本点将会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但现实中，各省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并不在同一直线上。为了更好的说明各省物流资源利用水平的相对位置，找出和31省样本点接近的最好的直线，本文以各省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F为自变量，各省物流业生产总值Y为因变量，对线性趋势进行OLS回归，结果如公式（2）所示：
Y = 0.023F + 12.802 + et （2）
（8.013） （0.150）
R2=0.689 F-statistic =64.208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值，回归系数t检验的P值约为0小于0.05，通过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看出，线性方程拟合良好。
为了更加直观的分析数据，给出物流资源产出率公式：
物流资源产出率=
必须指出：在指标体系中，自然资源条件和政策资源条件被设为外生变量。这表明即使各省物流资源条件得分为零，作为外生变量的资源条件仍会创造一定量的物流业产值，即公式（2）中的12.802亿元。在标准化后的物流业生产总值中，这部分产值被剔除。
由公式（2）可知，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为0.023。由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反映了中国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的一般情况，将其作为参照，与31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进行对比分析。
二、经验分析
（一）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定位
为定位全国31省的物流资源利用情况，本文根据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和按公式计算得出的各省物流资源产出率分别排序（见下页表1）。
通过该综合排名可以看出，物流业生产总值和物流资源条件只是描述省区物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而物流资源产出率则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再次审视了一个省区的物流业发展情况，是有其实际意义的。各省区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由高向低大致为东—中—西的走势。在31个省区中，低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的省区显然更容易在物流资源利用方面加以改进。如河南、陕西、四川、安徽等。
（二）各省区物流资源利用情况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由排序结果可知，河南省的物流业发展状况较为特殊。在31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排序中，河南省排第二位，居于绝对前列；在物流业生产总值排序中，河南省排第六位，也属于排序较为靠前的省份；但在物流资源产出率排序中，河南省只排到第二十四位，资源产出率的值约为0.0157小于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0.023。这说明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比较差，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河南在物流资源合理利用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由于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非常高，这意味着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只要略微提高，能带来的物流业产值增量将会非常显著。若将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得分51 722.6代入（2）式，即可得到同等物流资源条件下，按中国物流资源产出率可以达到的产值水平为1 193.7亿元，而河南省物流业的实际产值只有823.57亿元，比一般水平少370.13亿元。这表明河南省在2009年的物流资源条件下，如果可以更加合理利用物流资源，将物流资源产出率提高至全国一般水平，就可以将物流业生产总值再提高370.13亿元。这相当于将实际产值提高了将近45%，是相当大的飞跃。
另一方面，如果河南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维持原状，而采取改善物流资源条件的方式来增加物流业产值，也可以使河南省物流业生产总值达到1 193.7亿元。但根据（2）式可知，此时河南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需要达到惊人的75 334.89，超出了2009年排序第一的山东省5 000余分，相当于河南省现有物流资源水平得分的1.46倍左右。
其他省区的物流资源利用分析同河南省的分析原理相同，不再一一赘述。
结束语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各省区物流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分析中，根据现实情况，选用各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生产总值代替各省的物流业生产总值，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算出了各省的物流资源条件综合得分，进而求出各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将各省的物流资源产出率同全国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也为一些省区的物流业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
影响物流资源条件的三个主成分包括客观基础条件、信息开放条件和区位条件，前后顺序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列，可以作为各省区改进物流资源产出率的主要关注对象。
通过定量分析可知，按物流资源条件与物流资源产出率分别排序的意义不同。物流资源条件是影响物流业生产总值的硬性条件，在物流资源产出率不变的前提下，物流资源越多，物流业产值越大。而物流资源产出率是影响物流业生产总值的软条件，在物流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物流资源产出率越高，物流业产值越大。物流资源产出率对物流业产值的贡献起着类似杠杆的作用，往往物流资源产出率的小幅度增加，在物流业生产总值上就表现出很大的提升。因此，各省区发展物流业时要因地治宜。物流资源条件和物流资源产出率的关系应为两者兼顾，而不应厚此薄彼。这样，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会更快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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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区域发展范文第6篇
摘要：运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省际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然后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对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是形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化、农村经济效率、法律环境和信用扩大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省际个体效应、农村经济规模缩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不平等指数；影响因素；差异分解
收稿日期：2014-03-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编号：GD13CYJ13、GD12XYJ04）；广东海洋大学校级引导项目。
作者简介：孟兆娟（1978—），女，辽宁朝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金融发展理论研究。E-mail：mzj0218@163.com。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资产迅速膨胀，1978年农村存款只有320.4亿元人民币，至2010年以名义价格计算的农村存款总额已达到76 324.01亿元人民币，短短30多年的时间扩张了238倍；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间是不平衡的。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将加剧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失衡，采用现代统计指标体系精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导致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较为关注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但鲜有文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黎翠梅等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1]；温涛等对农村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动态比较和分析[2-3]。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系统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成果，也没有厘清可能的影响因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哪些因素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区域差异，这些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有多大，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利用不平等指数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以回归方程为基础，用Fields提出的分解方法对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贡献度[4]。
1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
1.1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不平等指数及分解
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必须选择合适的指标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Goldsmith提出用一国金融资产总额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市场总值之比，即金融相关率（FIR）度量金融发展水平[5]。McKinnon提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比率指标：M2/GDP，简称为麦氏指标[6]。与戈氏指标相比，麦氏指标着重反映了一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而戈氏指标对整体金融发展规模的度量更为全面。鉴于非货币金融工具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重要，仅仅考虑麦氏指标难免片面。除了上述2个指标外，还有学者提出用非货币金融深度指标、PRIVATE和PRIVY等指标度量金融发展；但在实证研究中，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用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最为普遍。
借鉴已有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用农村金融相关率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相关率以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代表。虽然农村金融相关率的完整表达式应是农村金融资产总额与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资产总额应包括农村现金流通量、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股票市值及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但因农村现金流通量、农业股票市值及农业保险保费的省际数据难以全部获得，且相对于农村存贷款总额而言，农村贷款的可获性及其相对规模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更有意义。本研究采用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借鉴李敬等的方法，使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测算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7]。指数值越小，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越小。选用这3个不平等指标的原因主要有2点：（1）在一般条件下它们之间不存在单调变换关系，可以用来相互检验测度结果的稳健性；（2）它们满足绝大部分不平等测度公理，尤其是庇古·道尔顿转移公理[8]。
2.2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测度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样本区间为2006—2010年，各省（市、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农村金融发展不平等指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看，3种指数显示出来的变动趋势相似，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自2008年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逐渐加剧。
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特性，将全国总体的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按照三大区域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农村金融发展的三大区域间差距相对较小，三大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大，三大区域内差异能解释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80%以上。从2006年以来的动态变化看，
我国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平等指数
年份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20060.230 60.033 00.103 920070.224 80.084 80.093 320080.195 20.061 50.064 920090.217 50.075 10.080 320100.218 40.076 90.079 9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中的相关数据计算。
三大区域间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三大区域内差距呈逐年下降趋势，三大区域内差距对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度已经从2006年的96.79%下降至2010年的81.47%。
中国农村金融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
年份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区域内差距的
贡献（%）20060.003 30.100 696.7920070.009 90.083 489.3920080.006 80.058 189.5620090.014 50.065 982.0120100.014 80.065 181.48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中的相关数据计算。
进一步计算出三大区域内部的省际差异（图1）。从图1可知，东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最大，除2007年外，东部的省际差异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农村金融发展省际差异最小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省际差异介于东部和中部之间。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省际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2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分解
关注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还需要深入分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才能有针对性采取措施防止区域差距扩大。Fields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能将不平等分解为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4]。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
2.1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2.1.1农村经济基础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上层建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金融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经济基础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1）支付创立农村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大量固定成本，使农村金融发展成为可能。Greenwood 等认为只有经济发展达到“门槛水平”时，建立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才有净收益[9]。从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供给来看，只有当个人收入达到“门槛水平”时，经济个体才有机会进入金融市场；复杂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只有在个人收入普遍提高时才会拥有潜在的需求。所以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不会凭空出现，只有经济社会和个人能够支付得起高昂的构建成本和使用成本时，才有产生的可能和生存空间。越复杂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对经济社会和个人的“门槛财富”要求越高。（2）伴随经济发展，将逐渐产生对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需求，经济发展使金融发展成为必要。调剂资金余缺的需求，催生了最初的金融中介机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在更大范围内筹集资金、分散风险，因而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相继出现。金融机构规避风险的需求，使衍生金融产品得以产生。
2.1.2法律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法律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促进金融发展方面，执法效率比法律条文更为重要[10]。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为私有产权提供有效保护、增强消费者参与金融市场的信心，因而能够促进金融规模扩大、金融效率提高[11]。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推进，法律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
2.1.3政治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政治也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及利益集团的力量可能成为促进或阻碍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政府过多干预农村资源配置，会弱化农村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农村金融发展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Rajan等指出，金融发展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加剧市场竞争，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因而受到利益集团的千方百计阻挠[12]。即使金融发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但只要这种阻挠行为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阻挠的代价，他们就会选择将阻挠活动一直进行下去。江春等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控制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13]。
2.1.4社会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蒋水冰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因素分为信用及城市化水平2个方面[14]。提高信用水平能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能够提高金融市场的参与率，有利于增加金融规模、提高金融效率。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金融发展也有影响，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15]。
2.2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
采用Fields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首先需要估计农村金融发展的回归方程。设农村金融发展的回归方程为：
Y=α^+β^1X1+β^2X2+…+βkXk^+ε^。（1）
式中：α^和ε^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残差项，β^j是回归系数，Xj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变量，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4个方面的变量。Fields证明在Shorrocks提出的6个假设条件满足的情况下[16]，变量xj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相对贡献率）均为：
Sj=COV（β^jXj，Y）σ2（Y）=β^jσ（Xj）Corr（Xj，Y）σ（Y）。（2）
式中：β^j∈（α^，β^1，…，βn^，1），Xj∈（1，X1，X2，…，Xn，ε^），COV代表协方差，Corr为相关系数，σ2和σ为方差和标准差。如果某个因素由多个变量表示，则该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贡献等于各变量贡献的加总。如果Sj>0，说明这种因素起着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作用；如果Sj<0，说明Xj这种因素起着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距的作用；如果Sj=0，说明Xj这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没有影响。
2.2.1农村金融发展回归方程的得出分析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农村经济增长，也包括农村经济效率提高。为检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选取农村经济规模和农村经济效率2个变量进行分析。以农村人均GDP代表农村经济规模，农村人均GDP等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村人口比值；选取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代表农村经济效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等于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之比。为检验法律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采用万人拥有律师数衡量各地区法律环境。一个地区律师从业人数占比越高，说明该地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量越强，也说明该地区对于专业法律人士的需求越高，表明该地区整体的法律环境可能更为完善。从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2个角度检验政治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用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中的份额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利益集团力量。从信用和城市化2个方面检验社会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农村贷款中不良贷款比率代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用水平；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26个省区2006—2010年数据。东部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9个省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西藏、重庆9个省区。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于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律师年鉴。因变量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njsh），自变量包括农村经济规模（jjgm）、农村经济效率（jjxl）、法律环境（fl）、政府干预（zz）、利益集团（lyjt）、信用（xy）和城市化（csh）7个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均值方差最小值最大值农村经济规模（元/人）7 933.093 03 505.493 01 898.423 018 734.090 0农村经济效率（元/人）12 176.210 05 729.866 02 339.620 031 446.280 0法律环境（人/万人）6.490 515.822 80.055 883.225 7政府干预0.217 90.163 80.08301.085 9利益集团0.566 40.183 000.929 9信用0.152 90.127 20.008 50.626 0城市化0.473 80.148 30.214 40.888 9注：根据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律师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首先必须判断该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利用Hausman检验，计算出 χ2（5）=17.44，伴随概率为0.014 8，说明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系数P值t统计量jjgm-0.007 40.000***-3.97jjxl0.001 40.062*1.89fl1.738 80.006***2.84zz-10.825 30.782-0.28lyjt-8.328 70.524-0.64xy-58.430 90.049**-1.99csh229.176 70.004***2.92_cons-11.832 50.716-0.37调整后的R20.556 0F统计量3.46样本量130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差异显著。表5同。
从表4可知，只有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不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显著性变量，删除这2个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都有所提高，说明政府干预和利益集团这2个变量确实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估计结果看，农村经济规模差异极显著，样本期内农村经济规模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提高具有负向作用。农村经济效率差异显著，样本期内农村经济效率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法律环境因素差异极显著，样本期内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理论预期的结果一致。信用也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显著性因素，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信用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不良贷款比重越高的地区，贷款在农村经济总量中的相对规模越小，与理论分析的逻辑一致。城市化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也符合理论预期，样本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高农村金融发展程度，该变量在1%水平显著。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共同截距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没有任何影响，因而用于分解的回归方程不包括共同截距。对于截面虚拟变量，可以看做是省际的个体效应，这种个体效应不随时间改变，因而可用回归得到的26个省（市、区）的截面虚拟变量（表6）构造一个新的变量id，id代表省际个体效
固定效应模型的修正结果
变量系数P值t统计量jjgm-0.007 60.000***-4.12jjxl0.001 50.049**1.99fl1.660 50.006***2.78xy-58.599 60.038**-2.10csh234.898 00.003***3.06_cons-20.471 10.491-0.69
截面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地区回归系数地区回归系数北京-191.079 6山西-16.995 5天津-63.317 9吉林-2.685 3辽宁-15.867 1黑龙江-17.794 4上海-125.639 9安徽-13.541 0浙江-9.738 5江西9.332 3江苏-21.096 8河南12.769 2福建-19.069 5湖北22.317 8广东-34.452 4湖南-18.400 2山东2.909 3四川-25.702 4贵州-6.032 5宁夏9.874 3云南5.466 1新疆29.100 8陕西8.100 9西藏-1.394 3青海-9.208 8重庆-40.094 1调整后的R20.562 8F统计量4.82样本量130
应的影响，其系数为1[7]。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出用于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分解的回归方程为：
njshj=-0.0076jjgmj+0.001 5jjxlj+1.660 5flj-58.599 6xyj+234.898 0cshj+idj。（3）
2.2.2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利用公式（3）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可知，城市化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最显著因素，贡献率是51.29%。说明省际的城市化差异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扩大的因素。法律环境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二大影响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是34.64%。省际个体效应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三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贡献度是-29%，从贡献率的符号可知省际个体效应的差异是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信用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四大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贡献度是11.04%。从贡献度符号可知，信用的省际差异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农村经济规模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五大因素，贡献度是-11.1%，贡献度符号为负，说明农村经济规模的省际差异缩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农村经济效率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第六大因素，贡献度是9.59%，从贡献度符号可知，农村经济效率的省际差异是扩大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残差的贡献度是3355%，说明模型不能解释的区域差异是33.55%。模型能够解释的区域差异占66.45%，说明模型设定是比较有效。
3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采用3种不平等指数和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
影响因素的分解结果
影响因素idjjgmjjxlxycshfl残差项贡献率（%）-29-11.19.5911.0451.2934.6433.55
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形成如下主要结论：
3.1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主要表现为省际行政区域间的差异，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异较小，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正在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实现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仅仅关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是不够的。现存的诸多研究集中于探讨如何通过向中西部注入资金及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以此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表明，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应该更加关注省际间的差异，因其贡献了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绝大部分。
3.2城市化是制约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4.17%（按非农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计算），但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位列前3位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城市化率分别高达88.86%、78.71%和61.11%，这凸显出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十分严重。切实有效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省份的城市化水平，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但这绝不等同于急功近利地盲目提高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该是一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工程。
3.3法律环境因素是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的第二大因素
为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应注重提高落后省份法治水平并改善执法环境。提高落后省份的执法效率和质量、加强农村金融监管并增强投资者保护力度，将有助于提高落后省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
3.4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问题，还应关注省际个体效应
尽管落后地区在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方面先天不足，但可通过改善这些省区的基础设施及提高巿场化进程等措施，用后天努力来弥补先天不足。
3.5高度重视信用等非正式机制对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的作用
守信观念差的地区，必将遭致农村金融机构的“用脚投票”，加剧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为缓解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就需要逐步提高农村金融发展落后省区居民的诚实守信意识。如何有效构建激励相容的信用奖惩制度是关键所在。还应注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信贷担保机制及保险制度，尤其应不断发展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3.6农村经济发展差异也是制约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不应仅仅关注农村经济量的发展，更应关注质的提高。稳步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能有效遏制农村金融资源外流，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失衡也将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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