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此外，一些人们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首先，腐败损害经济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其次，腐败危害社会秩序。另外，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
三、当前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1.紧抓道德建设
在加强政治理论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风党性教育，勤政廉政教育，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2.引导舆论宣传 遏制腐败.
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宣传扬善抑恶、以正压邪，反腐倡廉、以正胜邪;同时宣传从严惩处贪官污吏，消除领导干部腐败的案例。通过宣传一方面使反腐倡廉的思想占领导干部的思想阵地，造成一种学有目标，做有要求，赶有方向，比有标准的工作氛围，形成一种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时代风尚。 3.营造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4.建立健全机制 遏制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 5.提倡民主监督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 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一 、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一)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二)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三)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四)“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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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二、论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
(一)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四)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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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年以来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63年的反腐倡廉中，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逐步探索出一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和体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其转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事实表明，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健康力量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抑制、控制，并最终战胜腐败的根本保证。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从长远来看，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基础和根本，其着眼点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了剥削阶级思想的精神俘虏。因此，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是铲除腐败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真正做到思想入党，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始终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正是依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因此，必须不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提高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制订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规则，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重大行政裁量行为必须经过咨询、听证、决定、审议、复核和监察等环节。同时，必须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和规则、公开办事机构和人员、公开办事程序和方式、公开办事结果和依据。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凡是设定审批权的事项，必须设定严格的审批条件、审批范围和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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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
当前，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党的内部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滋生腐败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制度创新来根治腐败。首先，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是廉政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实际需要，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和经济审计、逐步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强组织人事部门的自身建设等。其次，就政府职能转变而言，就是要逐步建立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适应的制度与机制,从而在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四)完备的法制
为反腐败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基本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厉制裁。要真正做到“三严”，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法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规章，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败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强立法建设，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五)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在信息化的今天,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拓宽和健全有效的监督渠道，应该把网络列为一种必须认真考虑的监督方法。同时，重视网络媒体在监督违纪和腐败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所以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应机制、摒弃防范网络的惯性思维、改变过去拦、堵、截的做法、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制度，使其尽快成长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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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锡富.《探讨腐败的历史根源，夺取反腐败的新胜利》(《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七期); 5.沉 吟.《腐败三绝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1998年第一期，第88页); 6.陈杰人.破除职务消费腐败的关键[n].南方日报，2007.03.14;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措施主题班会总结
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12机制3班 姓 名：乔珍楼 学 号：20120607336
2012年12月06日
前言：
近年来，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建设，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加剧了官民的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一、 腐败的具体案例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纵容包庇其弟贪污、杀人、自己贪占，受贿数10亿元
刘志军(1953.01—)，男，汉族，湖北鄂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2011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2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其铁道部部长职务。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
陈同海，男，汉族，大学文化。196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7月15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陈同海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
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罗荫国贪污、受贿5000余万元。
目前有关方面初步掌握的罗荫国犯罪证据颇为惊人，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仅现金就被搜出近1000万元，其中办公室所存放的现金约6万元，这些现金被初步认定为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除大量现金以外，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十多块劳力士手表，以及罗荫国和其他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其中包括若干女公务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共交代了100多名有问题的处级以上官员。
以上的案例让我们心惊，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腐败官员，他们像蛀虫一样，蚕食着我们的国家根基，吞噬人民的利益，对国家、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滋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氛围。
二、 原因分析
1、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对经济的发展，从而，忽视了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建设，致使，社会风气不走正轨，人心浮躁，充满功利。
2、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我国的各种监督机制并不完整，权利缺少有效的监督。人民维权意识不强。人民举报和监督渠道的匮乏，政府工作的不透明化都是导致腐败的原因。
3、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我国的法律起步较晚，在一些方面存在着盲点和空白。一些官员利用这个来为私人谋取利益。对腐败的处罚力度不大，从以上可以看出，贪污数十亿元的结果只是开出党籍。处罚的配套法律完善。
三、 解决方案
1、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
我们国家的政策应有所改变，不应继续把主要任务放在经济建设上，应关注我们的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固然重要，可是当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协调时，必然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贪污腐败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社会建设不能落后。加强对人民社会道德、人生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形成一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构建“以德倡廉,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让社会消化一下我们经济发展成果。加强政治伦理建设,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完善法律运行机构
完善法律在处理贪污腐败问题上的盲点，加大处罚力度，让检查人员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完善法律可以上人民更好的监督官员的权利使用。让公职人员心有所忌惮。加大处理力度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威慑公职人员，让他们不敢贪污。当然，法律的完善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3、拓宽监督渠道
腐败问题的出现，和监督力度不大有直接的原因。目前在我国，人民的维权意识和参与国家管理意识证在逐步增强，然而，却缺少相应的渠道，让人们无所适从。我们可以设立群众意见箱来了解人民的看法，开通热线电话来关注人民的心声，开设网站来让人民参与到权利的监督中。当然，政府工作的透明化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人民监督的依据。近些年来，很多高官都落马于人民手中，也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在对权利的监督中，媒体也是一把利剑。所以，让媒体独立于政府之外，以方便其更好的表达人民的心声。
四、 总结
通过以德倡廉、监督保廉、以法护廉、俸禄养廉,为防范权力腐败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掌权者“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除了西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几个国家外，其余广大地区还未真正进入阶级社会。
公元4世纪以后，在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游牧为生的贝杜因人逐渐扩大了生存空间，而曾经一度出现的早期的城镇和商站却趋于消失，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产生的希贾兹和纳季德地区，统治地位一直把握在贝杜因人手中。由于沙漠特殊而且恶劣的自然环境，贝杜因人为了养骆驼和羊，不得不逐水草而居，年复一年沿着固定的路线进行长途大规模的游徙，由于水草地稀少，贝杜因人只好化整为零，以十几个家族为单位，组成一个游牧群体，但群体之间保持着联络。在特殊情况下，贝杜因人可迅速形成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帐篷成为家庭、区域、氏族的标志。即一个帐篷为一个家庭；几个帐篷组成一个区域；几个区域构成了更大范围内的氏族；有共同祖先的氏族则组成了部落。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维系要素的社会雏形。在这种社会中，贝杜因人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还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他们“生活在家族里，为家族而生活，完全忠诚并献身于他们的家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氏族和部落”。氏族部落首领由选举产生，部落首领被称为“谢赫”（长老），一般由德高望重之人担当。贝杜因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属于整个氏族的，一切重大决策都不是谢赫一人说了算，而必须由所有氏族成员一致赞同并由长老会决定后才能实施，这体现了贝杜因人中间的民主平等关系，谢赫的日常工作是维系部落的团结、协调成员关系。同其他氏族部落一样，贝杜因人的氏族内部十分团结，氏族血缘要求每个氏族成员绝对忠诚于氏族。但同时，每个氏族或部落又都认为本氏族或部落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任意欺凌其他氏族部落。因此，杀死本族成员，凶手要被逐出氏族；而杀死了外族人却非但无罪，还被视为英雄。当受外族人侵害时，全氏族都要报仇，即血亲复仇。血缘关系是他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主要依据，他们一生都受这种关系支配。血亲复仇使各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的战争甚至延续几代人。如台格利卜族和伯克尔族同属于瓦衣勒部落。因为台格利卜族的一位头目伤害了伯克尔族的一位老妇的骆驼，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延续了40年，几乎同归于尽。阿塔凡部落的阿卜斯族和祖卜扬族因赛马发生纠纷，酿成几十年的流血冲突，直到伊斯兰时期。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使血缘关系严重地遭到破坏，迅速加速了氏族部落制度的解体，许多中小部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纷纷投靠强大的部落，寻求保护。这样，这种倾向就使贝杜因人走向联合。阿拉伯人逐渐从部落孤立中摆脱出来，为了保证部落联盟的存在，各部落之间不再轻易进行战争。
阿拉伯半岛地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东西贸易必经之地。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由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落后和长期分裂，阿拉伯人还受到拜占廷和波斯两大帝国的控制和威胁，诸如也门曾两次被埃塞俄比亚侵占，中心城市麦加也曾遭到围攻（即公元570年的“象战”）。这些入侵及威胁从而成为阿拉伯人奋发图强、要求民族统一、抵御外侮的促动力。“象战”之后，阿拉伯人民族意识觉醒。
公元585年，麦加古莱西部落中基纳奈族和盖斯族之间发生了“邪恶之战”（查菲尔之战），这场战争杀人如麻、惨绝人寰。许多人对这样血腥的部落战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为此，古莱西贵族被迫召开了贵族联席会议（正义会），这是阿拉伯各部从“部落孤立”走向“部落联合”的重要一步，也是部落联合的进一步表现。
公元605年，麦加遭遇洪灾，各部落供奉部落神的地方克尔白天房被毁，时年35岁的穆罕默德号召各族联合起来，共同重建天房，这得到各氏族的一致赞许。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它充分体现了人心厌乱，渴望统一的倾向。
由于贝杜因人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所需的太多生活资料依靠外界供给，造成各部落通常为了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而发生冲突，“‘抢劫’和‘掳掠’成了他们的职业。劫掠本是一种盗贼行径，但是，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使贝杜因人已经把劫掠提升到了一种民族风俗的地位。”也成了表现他们大男子主義的方式。因此，绿洲和定居地区的各种产品常通过这一活动落入游牧群体手中。定居者和贝杜因人相互交往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收供品。这种交往大多存在于较为强大的游牧群体和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杜因人往往以提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定居者征收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和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定居者常需要游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供给，而游牧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他们却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定居者和贝杜因人之间存在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因此，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定居者和贝杜因人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经济贸易关系。
在阿拉伯半岛上，定居的阿拉伯人与孤立发展的游牧部落正好相反，他们在蒙昧时代就曾与临近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密切地联系着。他们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都曾受到这些人的很大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变化。纵贯半岛的商路，从也门经麦加直通叙利亚，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主要通道。地处商路中段的麦加城由于渗渗泉和供奉各部落神的克尔白古庙位于城中，麦加就成了东西方贸易中转站和贸易集散地。每年春季，大批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举行定期集市、朝拜部落神。麦加的古莱西贵族凭借管理克尔白古庙、控制水源、征收集市税等特权，获得了巨额收益，地位愈来愈重要。此外，他们还同中小商人一道从事过境贸易，牟取暴利。而一些下层平民和贝杜因人则受雇于商队，以向导、保镖和脚夫来谋生。为了保持商道通畅，麦加城同周围各部落签有安全契约。各部落保证麦加商人平安通过，而麦加则保护各部落朝圣和贸易安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是麦加与周围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与此同时，伴随着财富的增加，商业竞争和私有观念逐渐萌发，原有的氏族社会出现了分化。富裕氏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竭力利用氏族制度和宗教仪式来掩盖其剥削欺诈行为，他们通过部落议事会形成了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古老的氏族部落制度在城市居民中开始走向解体。
公元6~7世纪，游牧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出现了畜牧业贵族，他们占有大量的绿洲和草地，拥有纵多的牲畜和奴隶。在定居氏族部落中，特别以麦加为代表的城市世袭贵族和商业贵族，他们掌控着半岛的经济命脉，控制东西商道和农耕地区，甚至还和游牧贵族勾结，共同压榨游牧民，大量的城市手工者、小商人和游牧民在各种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逐渐失去了人身自由，慢慢陷于为贵族服务的境地。加上外族的入侵，阶级的分化更加明显。阿拉伯半岛在波斯占领期间，传统商路发生了变化，开辟了经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的新商道。传统商道的改变使麦加开始衰落，许多商人及为商人服务的阿拉伯人破产失业。为了摆脱困境，大商人利用高利贷对农村和牧区进行盘剥，其利率有的高达百分之百，许多人负债沦为奴隶，加上处于异族统治之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激化，一场大变革呼之欲出。
参考文献：
[1]（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M]，商务印书馆，1997年。
作者简介：
刘燕，贵阳市第三十四中学。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从解题教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数学问题及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和教学启示，以解题教学研究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了当下解题教学的弊端，并提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数学问题；问题解决；解题教学
1.数学问题的概念
数学问题笼统地说是现有水平与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该叙述仅从问题本身的本质特点对问题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而从问题解决的心理角度出发，具备以下特点的数学问题才能成为学生的问题：①学生能理解问题并愿意解决问题；②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知识；③问题的答案不能被学生一眼看出.只有这样的问题才具有教育教学的意义，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问题，但从教学的角度，从学生心理特征角度看，它不能成为学生的问题.而作为高中学生计算5×0.2不成为问题，因为问题解决要具备教育功能，至少要达到具有巩固数学知识、训练数学技能、贯穿解题策略、发展学生思维的作用，所以问题应具备理解性.障碍性和挑战性.美国著名的问题解决专家凶菲尔德给出了“好问题”的五条审美原则，即一个好问题必须是容易接受的，有多种解题方法，蕴含了重要的数学思想，不故意设陷阱，可以进一步开展和一般化.数学教师都有自己的数学教学观念和对问题好坏的评价标准，在教学中数以千次地应用这些标准去为自己的学生选题，但各自所拥有的评价标准是否合理是值得探究的.
2.数学问题解决的模型
问题的特征不同，问题的类型也就不同，从而解决问题的模型也就各有差别，只能从问题解决的基本特征上得到大致的过程模型.根据我国高考数学问题的特点将各种类型问题的解题过程做深入研究，得到具体类型问题的解题过程模型成为当下教辅图书编写的主要思路（能提高学生的分数），但解题过程模型越是具体，则针对的问题面也就越窄，这样处理有使学生进去机械模仿的嫌疑，不利于学生解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在教学实践中将抽象的解题模型适当具体到问题，应用到课堂，才有利于学生解题能力的提高，例如波利亚的著作《数学的发现》中就归纳了几种常用的具体解题模型，前四章就分别是双轨迹模型、笛卡尔模型、递归模型、叠加模型.
3.数学问题解决的特征
问题解决具有多步化归、多元表征、多层结构等特征，相关研究颇为丰富，这里做简要概述.所谓“化归”，是把未知的、待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已知的、已解决的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弗里德曼说：“解题就是把题归结为已经解过的题.”而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中有30多个问句或建议体现了化归的策略.数学问题解决的多步化归使得“典型例题”在解题能力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地位.只有掌握了一批典型例题，在解决新问题时才容易找到化归的方向.但实际教学中不能因为讲典型例題，而忽视了问题是提高思维能力的载体这一基本理念（笔者观点），殊不知，典型例题也有被第一次被解决的过程，以后多次解决类似的问题，典型例题才能被熟悉，才能有被应用与化归的可能.
知识表征指知识在头脑中的表示形式和组织结构.知识是个体与信息甚至整个情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的，个体一旦获得知识，就会在头脑中用某种形式和方式来代表其意义，把它储存起来.而问题表征是指问题解决者通过审题，认识和理解问题的结构；通过联想，激活头脑中与之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将外部信息转化为内部信息，形成问题空间的过程.由于知识在头脑中储存具有多样性，决定了知识表征的多样性，如函数的单调性就有文字性表征、图像表征、符号表征，学生甚至会采取弱表征的思维习惯，用具体函数的单调性表征一切函数的单调性，而问题表征需建立在知识表征的基础上，所以问题表征变得更是复杂多元，如数形结合思想实际上是代数表征与几何表征之间的转化，特殊化事实上是不完整的问题表征方式，因为特殊化反映了问题解决的一个状态结构.所以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采取合理的问题表征方式成为解题教学的重点.而当前对问题表征的研究纷乱复杂，以致表征理论的实际应用显得更为困难，所以建立解题教学中各类问题的有效的问题表征策略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点.
数学问题既包括结构良好的问题，也不良结构的问题，而问题的结构特征与相关知识领域有密切联系，多层结构这一特点是针对问题结构特点而言的，但是问题的结构特点决定了解题过程的多样性、思维的开放性等特点，这是值得重视的.特别地，不良结构的问题对学生思维的训练更为有效.
4.影响数学问题解决的因素
影响数学问题解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因素（知识基础、解题策略、元认知、信念、动机）和外部因素（对问题的熟悉程度、环境因素、题型、问题的特点、结构、复杂程度、问题情境）.
问题的解决是解题者对问题的操作过程，影响问题解决的外部因素主要是问题的基本特征，内部因素反映了解题者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操作问题的手段以及对操作问题过程中的监控.在教学实践中，更多地强调了外部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因为问题是可以看得到的，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问题是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学生的知识结构、发展学生解题策略、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看不到的，实际教学中我们忽视了内部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学生会解常规题，原因就在于学生机械地深刻地认识了常规题的问题特点，但是创新题、探究题及高考压轴题（也即难题）学生便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缺乏解题策略，没有解题信心，无法认识自己解题思维过程的确定性.所以，教学中应重视学生解题策略和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各类知识之间的转化与联结的建构.
内部因素培养要以问题解决为载体，问题解决需对问题的结构特点进行深入的剖析，所以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培养是同时的，若只就题论题则必然会忽略内部因素的培养，使学生走向机械练习的题海战术.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农民现代化进程关系着城镇化进程的质量。文章从农村基层民主中窥视当下农民政治心理类型，分析农民由传统心理向现代心理过渡的现代化过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政治心理现代化 现代农民
文献标识码：A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对于农村的影响愈发深远，并使得农民在心理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现代性的不断增长，其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其目的是要造福百姓，富裕农民。而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与者，其政治心理也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并突出表现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
“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真言，读不懂农民的现代化之路，也就读不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宗旨，正是在读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前提下提出的正确的发展战略。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国民心理现代化为基础的，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现代农民的成长，对于建设我国新型城镇化、政治现代化尤其是基层政治稳定和发展意义深远。
1.农民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在人口上的红利，同时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历程，无不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城镇人口的增加。为满足工业化社会大生产，数以万计的农民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土地，成为了产业工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容例外。我国城镇化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0年代中期至2000年，政府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镇的发展道路。这个阶段的主张造成了中小城市发展迅速，市区周边的大量农村地区被城市化，成为城郊区甚至城中村，大量农民涌入城市。（2）2001-2005年，政府强调兼顾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解除了对于大城市的发展限制，允许并支持农民工进城务工，推动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亿万农民工正式成为城市中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3）2006年至今，政府主张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样，从地域上和发展局面上，我国已开始形成一张将全国广大临近城镇地区包围在内的城镇化大网，将农村城镇化带到了一个新高度，由点到面，由近及远，广大农村人口将就近集中城镇化，依赖地区优势城镇化，为城镇化带来人口上的红利。
2.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是充分挖掘人的主体作用的基础，是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文化保障。近城镇农民作为最易涉入城镇化，也是涉入最深的社会群体， 必须发挥好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培养正确的政治心理，规范其参与行为，引导其积极有效地参与城镇化生活，才能保证我国基层政治发展的稳定与和谐。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不仅是对我国农民长久保留的传统政治心理进行的正确调适， 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去粗取精的过程，这不仅可以有效规避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化氛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且可为建设新型城镇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藉由推动农民的政治心理和谐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3.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有助于农民致富， 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基础。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不断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新农村建设已经使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他们仍然背负着沉重的经济社会压力，并且与真正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解决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既要靠党和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农民本身也要培育现代化的政治心理，充分表达其利益、期望、诉求、热情，一起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夯实。
二、农民的政治心理类型
政治心理作为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环境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结果，它主要研究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心理的实质，政治心理的类型，其中政治动机、政治人格、政治态度是其最重要的三大研究内容。农民的政治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在其所处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政治行为的心理取向，是农民政治行为的准备状态，是其政治行为动机、政治人格、政治态度的综合表达。
临近城镇的农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下最明显的标示，我们通过观察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运作中这部分农民的政治心理类型，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趋势，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典型的心理类型：以人情伦理为原则的乡土心理和以利益权衡为原则的理性心理。
正如费孝通所见，中国农村社会是典型的差序格局，维系其社会结构的是人情伦理，我们将其称之为熟人社会，而今大部分农民仍然将农村视为人情社会。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常讲“大家是老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说那么多？”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并不是重视契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对一种行为规范的熟悉和认同，在这里笔者称之为伦理正义。简而言之，在熟人社会中，村民与村民之间是相互了解的，谁的才干如何，品质好与坏，全村人都了然于心。进一步讲，因为大家彼此熟识，信用就极易生成，村里也就有了自己的村规民约，没有谁敢越出这种信用和规范，否则他会受到其他村民（熟人社会）强有力的惩罚，甚至赶出村庄，而一旦村民离开自己的村庄，也就成为了流浪者。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存在部分农民认为农村早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人与人之间变得也来越陌生，人情在变淡，农民像不认识了一样。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产生的新的社会意识，也是对传统农村的文化认同提出的挑战。有农民说：“选举就是有钱人当选，我们就等着分钱就行。”“现在的人只认钱，即便是亲兄弟也能闹翻家”，这些话掺杂着极端歪曲民主政治活动的行为意向，如贿选行为，但是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发现，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人，他们在考虑经济收支，把民主选举当做是市场行为，形成了自己狭隘的市场选举观，他们在村民交往过程中选择经济理性原则，权衡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收益与成本，并据此做出各种交易活动。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虽然长期存在大量的贿选现象，但是通过学者们近几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农民，尤其是有在外打工经历的农民，在看待自己的选举权时表示：“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就要去积极享用”，“选我们的代表人物嘛，带全村人致富呢嘛，我们有义务去投票选举。”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意识觉醒，这也是现代理性人区别于传统农民的突出特征。
三、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中的政治心理分析
经过学者们的经验研究，基层民主选举中农民的心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政治冷漠心理。政治冷漠是指政治人对自己的政治生活表现冷淡，不愿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很少关心公众利益。这表现在农村选举中，就是村民对于投票选举没有热情，不参加投票。
2.趋利心理。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民以经济利益为原则，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以收获最大的经济利益为投票原则。我国基层民主选举中常常出现的贿选就是趋利心理的集中体现。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为了竞选成功，就通过各种方式拉票，贿选自然就成为最直接的拉票方式。村民的投票在此时就不再是整个农村社区的集体利益、未来发展，而是投票选举中所要进行的个人预期和收益计算，农民在权衡利益得失中等待投票。甚至因为贿选，部分农民可以因此放弃投票权利和选民资格。
3.随大流心理。随大流心理是指政治行为人通过策略选择和计算，无论对错，主动选择多数人群体，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一种中庸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
4.当家人心理。当家人心理是指政治行为人具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政治心理，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主人，认为自己当家做主人是理所应当的。在基层民主选举中，部分农民对于农村社区的各项政治活动有积极正面的认识，他们非常看重自己手中的选票，权利意识凸显。
四、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过程
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过程，其实质是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
传统农民心理与现代农民心理。传统农民心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之上的心理状态，农民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仍然是传统的人情社会，个体以关系、人情依附、伦理正义为行为导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中国经过2000年的封建统治，传统意识长久难消，即便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很多农民仍然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而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讲求“人情伦理”和“礼义廉耻”，血缘家族关系和天然义务成为规范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同时宗法制度也赋予了每一个人归属感和相互帮助的便利，这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农村选举中，人们各处寻找关系，各处可见证关系。如果我们将关系由近及远展开分析，那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周围画圈，波纹涟漪般向外扩散，最亲近的便是三代以内的亲戚，之后是从小玩大的朋友，再远一点是这个农村社会中与自己说的上话的人，即话语圈，类似于信息分享群，最后便是与自己没关系的普通农民，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说不上话的人”。这样一圈一圈的远近关系，决定着每个人参与政治选择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倾向，同时政治热情也会随着关系的远近而由近至远。现代农民心理则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政治心理，每一个政治行为主体被认为是理性的，重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拥有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具有一定的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照意识，具有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追求。
现代农民的现代性表现在个体上即具备现代公民心理，在我国新型现代化进程中，那就是传统心理向现代心理的转换。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心理类型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兼具传统与现代心理因素，这也正是我国农民处于政治心理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但是从学者们的各项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主体性日益突出，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是城镇化进程快的地方，农民的经济理性越发突出，而个体考虑人情依附和宗族关系越发薄弱，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公平正义，不断获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地参与到民主选举当中，有责任有序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不断走向现代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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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少敏，吉青.乡村社会对村民选举的回应———对影响村民参与选举的因素的考量[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李同和，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行政管理，研究方向：政治心理、政治文化。）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