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史学科建设和艺术史学理论研究受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影响并由此獲得极大推进，其研究成果的呈现值得关注。尤其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多视角的认知形成了多种可能，对艺术史学理论的建构也释放出许多新的认识观念。
第一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摘 要：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唯物史观;生产;交往;全球史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这里表达的既是时代要求，同时也指明了历史学发展的努力方向。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构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如何落实而进行的新探索。
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由中国学界主动开启，并由中国学者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事实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已经在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等等，这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实际上都是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展现和载体。又如，于沛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集中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的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和研究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實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确保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代阶段，是各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结构以及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混合发酵，造成了一个剧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相应地，这就要求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能够科学把握和应对这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组成的复杂世界，充分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所以，我们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进而为打通三大体系建设探索内在的理论途径。
一、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
齐世荣在总结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19世纪末到1949年)、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1949—1966年)和专精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在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学科内部分工日益发展，研究领域从“西洋史”逐步扩展到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广大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地区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专业研究学会纷纷成立;专业刊物《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得以创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各种世界历史地图集、各种世界通史作品纷纷出版，等等。这些具体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力量的组织培养、世界史研究项目的规划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应地，这也为克服“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切实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回顾中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关于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从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就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密切相连。因此，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在国际政治现实基础上考察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初兴与探索，可以避免就世界史本身进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具有直接的意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抢占资源和市场，携坚船利炮暴力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逐渐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时代主题。这个时代主题在历史学领域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当然，探索外部世界的意识在东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都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存在，中国学界正式接触到所谓的“西学”，亦可追溯到明末的基督教入华时期传入的学术。16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能够进行较为平等的交流，但到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展现出来的暴力性和侵略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促使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姚莹、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对时代变局做出反应，积极吸收外国史述著作的成果，编撰完成《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纪行》《海国四说》等作品，以满足国人急需了解外国和世界情况的现实需要。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世界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初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断。
作为当时中国人编撰的最为完备的世界史地全书，《海国图志》于1842年底刊刻问世，这部开山之作为国人提供了广阔的世界知识图景，将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围之中，对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助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魏源(1794—1857)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剧烈变革时期，他师从经学大师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前提出发，积极提倡社会变革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给予了理论解答。他鲜明地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清)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魏源并不纠缠于“华夷之辨”、“夷夏大防”，他敢于正视国家的不足之处，在用国别史体例和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学习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对中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心。魏源将夷之长技归纳为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清)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第75—107页。他的论断对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构成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于艰危之世接触西方文化、接触世界之时，仍然秉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没有将抵抗列强侵略与向外来的西方文化学习盲目对立，而是努力理顺两者的关系以达到摆脱侵略和实现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的。这一鲜明的主体意识也成为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理论特征。
作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1854年启程归国时怀有的信念便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清)容闳著，徐凤石等译：《西学东渐记》，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27页。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思想共识，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冯桂芬(1809—1874)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篇中提出：“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今欲采西学……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清)冯桂芬著，冯凯整理，熊明心校对：《校邠庐抗议汇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127页。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论断在二三十年后得到更简练的表达，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例如，清末翻译家沈毓桂(曾用名沈寿康，1807—1907)供职于《万国公报》，在光绪十五年(1889)撰《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一篇，指出“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有志西学者，勿视中学为具文，绎中国之文辞，以旁通西国之义蕴”。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461页。再如，张之洞(1837—1909)在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会通第十三》中指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不通之害”，导致“自塞”、“自欺”、“自扰”三蔽，他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清)张之洞著，程方平编校：《劝学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7页。这种思路显然是当时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努力汇通中西之学的表现。这也说明了中国学界对如何认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的长期探讨。
《海国图志》仍然将西方各国称为“西夷”。《瀛寰志略》开篇“地球”虽然提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清)徐继畬：《瀛寰志略》一，清道光三十年刊本，华文书局印行，第39页。但仍将中国视为“万方仰之如辰极”。(清)徐继畬：《瀛寰志略》一，第42页。这些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在当时世界史地研究中的反映。正如有学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到1875年，国人亲历东西洋的载记，为数实在寥寥。锺叔河：《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1页。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凭恃武力和强权向中国索取的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之多。辽宁省档案馆编：《中日甲午战争档案汇编·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国门大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观念日益扩展。王韬(1828—1897)、黄遵宪(1848—1905)等人都有在外国的亲身生活和工作经历，纷纷编写了关于对象国的史学研究著作。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视为中国在法国史和日本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些作品研究的虽然是法国和日本的历史，但出发点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将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
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现实影响，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首重自然是西方各国，对东邻日本近代的情况则有所隔膜。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职，与日本朝野交往广泛，他既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进步可资借鉴，又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怀有警惕。黄遵宪明确指出：“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清)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日本国志·日本国志叙》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1887年黄遵宪完成了50多万字的典制体著作《日本国志》。典章制度之专史即为志，黄遵宪首次将典制体用于外国史研究，對日本各项制度进行了原始察终性质的分析，他还开创了《工艺志》的研究，阐述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日本国志》成书后曾送呈总理衙门，可惜未能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王韬在《普法战纪》(1873年印行)前序中表明自己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分析。他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分析欧洲均势现象，认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欧洲变局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善体天心者，无虞邻国之难，而益励其修，奋武卫，振边防，习战守，练水攻，造舰炮，精艺术，师长技，明外情，先自立于无间之地，而后敌乃不得伺间以乘我”。(清)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3页。王韬进一步整合天下与世界的观念，指出“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68-169页。王韬痛陈那些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他作《中国自有常尊》篇，指出“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玄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5页。他作《变法自强》三篇，指出“我中国……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3页。他作《华夷辨》提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45页。王韬提倡“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认为“以我中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天下，以视欧洲诸国，其大小多寡岂可同日而语?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8-19页。王韬这些阐述将传统文化与外国历史结合起来，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时代变局中应当持有的社会变革意识和文化定位，进一步推动了新的世界观念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发展。
前述的《万国公报》，首创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初名《中国教会新报》，后来更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再更名为《万国公报》，其英文名直译为《全球杂志》(Globe Magazine，《万国公报》于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英文名称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万国公报》及其复刊后所属的广学会(前身为同文书会，由在华的英、美、德国人士创办)，汇集了一批传教士撰稿人，例如，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他们积极在中国传播西学尤其是史学作品以便进行学术传教。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中东战纪本末》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始文献和评论的汇编，林乐知与其中国合作者蔡尔康在书中言道：“身居局外，心系行间，博采见闻，详加纪载，几如杜诗韩笔，无一字无来历。”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例言》卷一，上海图书集成局1896年铸版，第1页b。该书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描绘出甲午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国际形势、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颇见史学研究的深度。《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这两部作品分别由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口译，由蔡尔康(1852—1920)笔录完成。蔡尔康国学功底深厚，他的世界史书译撰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跨文化史学互动中很有代表性。他为《中东战纪本末》作序时写道：该书“事必求其真实，文无取乎浮华”，“当痛深创钜之时，重筹长治久安之策。”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蔡序》卷一，第8页a。这表达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战争惨败仍然持有的一种坚韧的文化心态，以及从事国别史和世界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原则。
围绕《万国公报》展开的跨文化史学交流在这一时期颇为引人瞩目。例如，企德原著、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选录)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此文已经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安民新学”：“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穷黎既至其时， 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547页。而且，“全地球”的史学这时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广学会署名所撰《速兴新学条例》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万国公报》第115册，甚至声称“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遍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总之，人不囿于古，而共知新学之大有关系，国势必浡然而兴……今将泰西要书总目附开于后”，在这份要书总目之中，在第六项史學所列的九支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全地球史学”。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542、543页。这似可视为全球史学史意识的萌芽。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中西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史学作品被翻译引进，世界史研究的编译渠道从欧美扩展及于日本。这使国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历史知识，关于世界的基础知识的扩展，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继续积累条件。《万国史记》是这一时期受到中国学界重视的一本世界通史性作品。该书是日本学者冈本监辅在博采日本国内翻译的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基础上用中文撰写而成，目的是为日本学校提供世界历史教科书，1879 年以20 卷刊印于世。《万国史记》进一步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华夷观念。该书显然参稽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作序，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以五洲诸邦为海国”，“汉土亦一海国而已”，魏源“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日]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第1册，上海六先书局1897年铅印版，第1页a。《万国史记》按照西方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将日本历史列于卷一开篇的“万国总说”和“亚细亚总说”之后，然后分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编撰方法表现出来的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和总体观念受到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日本学者的称道。[日]冈千仞：《万国史记序》，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第1册，第2页b。该书随后在中国广为翻刻，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对其有所关注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史编译活动中，弱国的亡国史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其意则在于使中国摆脱被列强瓜分亡国之危机。此类作品包括《埃及近世史》(1902)、《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宜译社)、《亚细亚西部衰亡史卷》(《译书汇编》本)、《波兰衰亡史》(1901)，以及《西力东侵史》(1903)、《五洲三十年战史》(京师大学堂所藏译书)、《俄国蚕食亚洲史》(1902)、《世界殖民史》(1905)，等等。对外国立宪史和革命史作品的编译活动也非常突出。《英民史记》(1907)、《法兰西革命史》(1903)、《美国独立史》(1903)、《美国立国原理》(1915)等都是此类作品。此处世界史编译作品的文本信息，参见张晓编著：《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 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347-388页。救亡、反侵略、自强、进化论、变法、立宪、革命、建国等都是这一时期世界史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通过世界通史、文化史、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普及读物甚至外国人物传记等作品得到关注和讨论。
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发展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各种表现的反思。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他又发表了《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积极倡导进化史观、新史学和史界革命，并在其中总结提炼了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7页。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爱国精神的强调：“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第129页。三是参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結之时代;第二为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第80-81页。这三个问题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敏感性，也是中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史研究的适时理论总结。
1901年清末学制改革，这对世界史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对于话语名词也是一种梳理。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阶段都开设了历史课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例如，1904年1月13日《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盖中学教育，以人人知国家、知世界为主”，历史课程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页。癸卯学制不仅在中学堂以上各个阶段明确设定了世界史的各项课程，而且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奏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8页。“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9页。“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1页。鉴于当时教科书急缺，《奏定学务纲要》还指出：“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8-509页。实际上，对于世界史研究而言，教科书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
王桐龄在1922年初版的《新著东洋史·序论》中开篇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中国今日竞言变法，谈政治则效法西洋，谈法律则效法西洋”，但是为何“西洋行之而日富以强”，“中国效之而日贫以弱”?他认为“凡事必有基础，基础不固，则全体动摇，效法人国者，不探讨其精神，徒规规于形式……懦夫举鼎，只以取绝膑之祸而已”，“历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组织而成，各种学术之基础也，故欲研究其国之学术者，不可不知其国之历史”。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再版，第1页。该书作为一本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对什么是世界史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世界史又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二部，西洋史学家“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世界史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但是目前“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所以，王桐龄提出，该书定名为东洋史，以作为“中国史之补助学科，以中国为主，而与中国有关系之国皆附入”，从而使世界史研究者能够更加了解东方形势之大略。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序论》上册，第3-4页。王桐龄不仅指明了“欧洲中心论”弊端，而且从学科建设角度为如何加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现实思路。
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西方有影响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在译介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回应，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国世界史理论研究的积累期，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为学科形成准备条件。在这一时期，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由何炳松译为中文出版。这部《新史学》认为“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美]JHRobinson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第1页，“译者导言”第6-7页。该书之所以名为《新史学》，“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JHRobinson著，何炳松译：《新史学》，第23页。何炳松认为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虽然是就欧洲史而言，但也可以对中国历史研究形成借鉴。他与郭斌佳合译了中国最早的西方史学史译著即美国学者肖特维尔(James TShotwell)的《西洋史学史》，他还翻译了美国学者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尤其是编撰了《通史新义》。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通史编撰进行了总结，还借鉴了西方史学提出对新式通史的看法：所谓通史者，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这就要求通史家对于各类事实之关系必须具有明白公正之观念，然后方能权其轻重而综合之，既不可失其相对之重要，亦不引入主观臆测于事实之因果关系中。何炳松：《通史新义》，第135页。这些阐述对于通史的理论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从1918—1923年，他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1924年5月，他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守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并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概括，建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李大钊分析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歷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李大钊将历史定义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3页。他分析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指出“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历史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并描写出来，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将历史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李守常：《史学要论》，第65-66页。李大钊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理论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和理法，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18-119页。他进一步说明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和发展现状：“史学不但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李守常：《史学要论》，第97-98页。李大钊将记述历史分为六个部分：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和人类史，提出“人类史以把人类的经历看作全体，考究叙述，以明人生的真相为目的”。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08页。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世界史发展的现状，指出“现在有所谓世界史者，其内容与此处所云的人类史不同。这种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种，决非吾人所说的人类史”。李守常：《史学要论》，第109页。这一判断指明了世界史研究重史实而轻理论分析的要害所在。有学者指出，“李守常先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其贡献不只破坏传统中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的思想”，“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3页。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阐发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地译为中文出版，这对于中国世界史的话语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有两部世界史作品颇有特点。一是1924年出版的张仲和的《西史纲要》，这本教科书在编撰上具有明显的特色。张仲和在该书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旧日教科学为体裁所拘束、务求言简意赅，于历史上重要之点均不能显出，本书编制则纯用提纲挈领之法，撷取西史重要材料，依次论列，原因，事实，结果，均朗若利眉，能养成读者对于学科之系统观念”。张仲和：《西史纲要·编辑大意》，京华印书局1926年订正再版，第1页。张仲和还强调该书“特别注意中西之关系”，所以在上古史部分专章列出“东西接触时代”和“东西融合时代”。张仲和：《西史纲要》，“编辑大意”第2页，第9、23页。二是1929年王纯一编译的《西洋史要》出版，其突出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西洋史。在第11章“1848年德国革命”中，该书专门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马克斯及恩格斯创造了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就是历史进程的基础”，“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斯主义主要原则的第一次有系统的叙说，也就是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纲”。王纯一编译：《西洋史要》，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印行，第318-320页。在《西洋史要》中，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工业生产、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48年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军国主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国际联盟等概念及术语都得到了运用，支撑了全书18章的总体结构。这不仅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影响，而且代表着世界史新的话语概念的规范化进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围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讨论，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影响日益扩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浴血奋战，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抗战的定位，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坚定国人的抗战胜利信念，总结历史经验提振民族自信心。例如，韩启农指出：“從鸦片战争(1840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这一百年的历史，是用泪和血写成的，一方面，中华民族被奴隶的锁链紧紧束缚着，做着帝国主义的牛马;一方面，民族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就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得把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应用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上。”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7年再版，第77页。这反映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
翦伯赞1938年8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明确提出：“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他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交互作用，指出：世界是整体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断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民族，这样就严密地构成世界史的交互作用，把握历史发展中之空间的关联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仅要从世界史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去分别考察个别民族的历史，还要从个别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其与其他民族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50页。吕振羽在1942年初版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严格批判了日本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8-56页。他还分析世界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在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这一课题下，从洋务运动以来，就有两种主要的偏向：一是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一是文化闭关主义的偏向”，文化贩运主义的偏向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无条件贩运，已经翻译的多种“西洋科学”的书籍多系贩运式的介绍，没有通过其时中国民族的具体环境加以批判、改造和消化;“所谓世界史，实际上只是欧美史，并没有中国史和亚洲及非洲等各民族历史的地位”。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55页。他进一步指出：数十年来，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死不活，症结就在于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性的文化贩运主义，“我们新文化工作者对‘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特别对‘民族化’也是‘中国化’的工作还作得很不够”。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56-157、159页。这些阐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世界史发展的理论反思。
1943年，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不仅驳斥了“汉族西来说”，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而且运用世界视野将“中国民性”概括为六点特征，分别是家族主义、中庸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和实用主义，认为“吾民族得失之林，大略在是”;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世界主义优点在于“以平天下为理想，而以国治为过程，化育外族，施不责报”，弊端则在于“有世界思想，而乏国家观念”。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5-6页。周谷城1949年9月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一些学者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周谷城明确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该书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他提出，世界通史之所谓世界，系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范围，该书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该书第一篇讲远古文化之发展， 第二篇讲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讲世界范围之扩大。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第2页，“原影印本新序”第1-2页。周谷城在“远古文化区”上下两章中讲述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文化区，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书写。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则努力在世界史背景下书写中国通史，力求“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缪凤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自序》，第2-3页。这两部作品正表明了中国学者对世界逐渐一体化的认识，同时也说明通史理论研究始终是通史编撰中的核心问题，这些理论话语构成了世界史话语体系探索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开展，世界史研究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世界史。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撰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们想从这里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然而在世界史中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差不多还是一片白页，这责任是落在我们的肩头上的，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这显然是新的时代形势对世界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于中国学界清除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主义史学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该书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与各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别具有根本区别，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甚至在其最为兴盛的时代，也只限于把各种事实加以证实和系统化，它虽然有许多深刻的观察和可靠的思想，仍然不能够揭露出那决定全部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决定各种政治制度、国家、思想体系和文化的更替的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性;唯物史观给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作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研究。[苏]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页。该书进一步指出：统一的和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级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度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世界史过程的主导线索如此，它丝毫也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7页。该书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全部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道路，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转移到劳动者手里，才能消灭剥削者的统治。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13-15页。这部《世界通史》共十卷：前两卷专讲原始公社和古代世界史(到公元4、5世纪);三、四两卷专讲中世纪史(由5世纪到17世纪中叶);五、六、七三卷专讲近代史(由17世纪英国革命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三卷即现代史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总编辑部的话》第1卷，第24-25页。该书的世界史分期框架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长期采用，其阐述方式成为世界史话语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耶·马·茹科夫主编的《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该书指出其编写目的是要书写从19世纪中叶起直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反映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冲突性，表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同时也证明亚洲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使资本主义剥削和殖民压迫的范围不断缩小，中国由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变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积极力量，说明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联合力量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主义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并在亚洲各国人民历史上写下新的光辉一章。[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这部著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家来华讲学和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世界史，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黎澍在《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科学的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据，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反映出来的特点;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撞一百年之久，始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沦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民族是有伟大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加强了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这是对于人类发展的—个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是殖民主义最残暴的掠夺，资产阶级学者的“欧洲中心论”，极力贬低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世界历史中排除这些国家的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任务。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4页。这些基本理论判断直到今天来看，仍有现实意义。这也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努力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来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性作品是1962年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当时多所高校的教师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部《世界通史》从原始社会写到1917年十月革命，对世界上古、中古、近代各时期的历史，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文化等內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这套四卷本《世界通史》“未脱苏联教材窠臼，但多少有所改进，如采取一般公认的论点，注重史料的具体与确切，加强亚非拉各国历史，增加中外交流的章节等。各大学历史系教师多目为比较合用的教材”。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页。周一良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十分重视历史分期问题，依照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研究历史，需要明确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性质，掌握时代的特征，了解哪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只有明确了某一时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才能明辨当时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4页。这是中国学者从世界史的编撰实践中得出的切实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国别性通史著作是黄绍湘1953年的《美国简明史》。该书意在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来写美国资产阶级的上升和没落，以及劳动人民必然获得最后胜利，该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并以美国的新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的分析材料作为主要参考，叙述了从“北美发现”以来的美国各个时期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及其后果，对外的扩张和侵略以及人民的斗争。黄绍湘：《美国简明史·自序》，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页。这一时期在法国史、英国史、亚洲国家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作品或译作。吕振羽还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指出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客观规律性的下面采取着一般的共同过程，但并不规定相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独自的特殊性，忽略这种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体的历史，会堕落到公式主义或原理论，把这种特殊性夸大到否认共同性的程度就不能把握历史的规律性，会堕落到唯心史观或多元论。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57页。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但一些有责任感的世界史研究者，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学术探索，虽然此时问世的作品带有“文革”特定时期的痕迹，但客观上为在中国传播世界史知识起到促进作用。参见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美国学者海斯等人所撰《世界史》内含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这部世界史是1932 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该书认为，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白种人担任的，从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它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海斯等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该书1975年的中译本“出版说明”明确指出：这部世界史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作者怀着种族主义的偏见，标榜欧洲白种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一直担任历史的“主角”，诬蔑非白种人是“落后种族”、“白种人的负担”，在书中多方贬低和抹杀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贡献。
海斯等著：《世界史·出版说明》下册，第IV页。这个判断点明了“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实质。“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西欧地区的进步视作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其他地区则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欧洲的自我中心、欧洲白种人肩负领导世界责任的种族优越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充斥其间。“欧洲中心论”不只体现西方狭隘的地域主义，而且体现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它把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视野排除在世界历史的阐释体系之外，严重歪曲了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改革开放事业急需对外國情况和外国历史的深度了解，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时代发展机遇，其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极大扩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极大提高，尤其是形成了自身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这就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阐述方式。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世界史学者对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例如，罗荣渠在1984年撰文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求索》，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4页。罗荣渠认为：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内容无限丰富，不能没有一定的限界和主要的研究任务;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他进而指出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求索》，第96-97、102-103页。这些阐述表明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判定日益清晰。
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1990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卷由总论、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北美大洋洲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八个部分组成。吴于廑在其中《世界历史》的专文中，系统阐明了世界史的学科性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梳理了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分析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对世界历史进程做出全局性概览。这篇文本标志着中国世界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确立。
吴于廑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5页。“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5-7页。吴于廑的这些论述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的主流理论话语，对于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90年，西方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中西方学界对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史的探讨可谓同步进行，以吴于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前瞻性尤其突出，他不仅分析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内涵，而且指明了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为此后中国世界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探讨提供了基本框架。
1992—1994年，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六卷本分为古代史编、近代史编、现代史编各两卷，注重史论结合，构筑新的编撰体系，力求体现吴于廑关于世界从分散走向一体的学术思想，对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有所加强，并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六卷本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是从人类起源至1500年;从1500—1900年;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齐世荣不仅是这套六卷本《世界史》的主编之一，他还于2006年主编了四卷本《世界史》，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世界史》明确指出是在六卷本 《世界史》的基础上，吸取近年学术成果，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历史纵向发展即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各国各地区的横向联系上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及其发展规律。四卷本增加了思想史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着力揭示宗教的演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着重考察近代世界横向联系的加强及其对各地区各文明各民族的影响，探究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进程及其复杂影响;阐述了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对国际关系演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不同类型及其特色研究等均有所深化。四卷本在六卷本的古代、近代、现代的分期基础上突出了“当代”(从二战结束以来至21世纪初)，把当代史单独列为一卷。《世界史·当代卷》在六卷本《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的基础上，增补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有关史实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其改革的近况，战后科技和文化所占的比重亦有所增加，力求为读者勾勒出当代世界历史的全貌。《世界史·当代卷》明确指出：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政治上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兴起，它们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因素;1991年苏联的解体震惊了世界，但是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只是社会主义一种已经僵化而未及时改革的模式的失败，并非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富有生命力。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Ⅲ页。六卷本《世界史》和四卷本《世界史》都是国家级规划教材，集中体现了吴于廑的整体世界史观，这就意味着中国世界历史学主流的基本话语阐释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
这一时期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史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来进行整体性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主张“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第4-5页，第75页。罗荣渠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的内涵，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理论框架，勾画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的总轮廓和总线索，并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他认为1955年以后的25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欧洲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政治形势的出现;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罗荣渠：《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求索》，第120页。钱乘旦则进一步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倘若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现代化研究构成了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国世界史学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册1500余万字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面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将专题研究与编年叙事结合起来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这套多卷本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各卷组成，体现出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人类历史的独立理解和对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的认识体系。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1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第3-4页。这套多卷本的第一册就是于沛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他在书中明确指出：1949年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通过中国世界史学的学科建设、史料建设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建设，完成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历史》第1册，“前言”第2页。这个基本判断指明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理论化和时代化的内在途径与发展历程。
经过几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努力推进，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于沛指出：世界历史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代序：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第1页。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史的发展诚为不易，翦伯赞早在1938年5月曾经指出：当时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还存在着许多荒原区域，需要继起的历史家从事于历史科学之拓荒运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8页。此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史研究在通史、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文明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一战二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门史、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外国史学译著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是对几代学人的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将面临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
四、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特点和新的时代要求
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残酷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民被迫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经御侮自强、艰难自新，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之路，并通过改革开放为世界整体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2018年达到900 309亿元，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相应地，在这大约180年的时间里，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从初兴到不断探索发展，以194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個相继相接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在这大约1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开创了世界史的一些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摸索和实践过程。在“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呼唤下，这个阶段的世界史在不断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和编译外国史学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突出特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努力为国家民族提供世界史的专业知识，能够迅速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比较专业的学术反应，而且努力对世界大势做出科学的学术判断。其中有些判断的精准，实令后人感叹。例如，王韬在《普法战纪》后序中分析欧洲和世界的走势，“欧洲列国辙迹几遍天下……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顾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倶困然后已。……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 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94页。这已经指出了欧洲国家将面临的困局。黄遵宪在成书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一》中指出：“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菅者，岂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清)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整理：《日本国志》下卷，第779页。这种学术判断的前瞻性已经被后世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世界史学术话语和思想的历史穿透性。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鲜明主体意识，促使这一阶段的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史学研究的世界性之间确立一种适当的内在平衡，这种努力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不断自新。
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们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一战前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关系实质的明显表现。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实行顽固的军事独裁统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残酷统治的具体表现。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已经验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华民族摆脱了被侵略被奴役状态，四亿中国人民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枷锁，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赢得的真正历史性进步。同时，这也表明，中华文化已经从封建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大众的、民主的新文化。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这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巨变，对其而言既是发展动力，也成为其研究的对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实际上正是这种时代巨变的产物，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所反映的正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世界史研究的结合，使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新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以来，在这70年当中，世界历史学的学科建设获得长足进步，成为与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获得极大发展，可以看出，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内含于世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改革开放之初，或者世纪之交，在重要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构成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发挥了思想引领作用。例如，苏联东欧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事求是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的经验得失就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陈启能、于沛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主要包括历史规律，社会形态，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等问题;另一方面具体考察了中国、英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反思。该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既有成功发展的时候，也有失败和受挫折的时候，这本是符合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奇怪;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特别是与各国的革命实践或进步运动相联系，因而苏东剧变自然会给它带来较大的影响;关键是要善于从發展特别是从挫折中认真进行反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可能使今后的发展更顺利些。陈启能、于沛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70年来，正是在世界史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历史的性质、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式等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和阐发，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探索了一条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基本途径，即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个最根本因素出发，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入手，说明人类社会结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要求，对世界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实际上，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代世界的突出特点是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即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各个部分之间形成各种交流网络和不同层次的互动空间，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认同多样化等各个方面。国际社会的结构和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正在大陆性和全球性的规模上重新调整，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互纠葛，使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剧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体。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个话语体系侧重于分析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新时代对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就是加强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进而更加充分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说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辩证统一，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说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从学理角度而言，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既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包括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研究，批判吸收外国史学理论的学术成果，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西方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对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二战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因其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而广遭批评，西方学界也在进行相应的反思和重构，其成果就是二战后西方的全球史的不断发展，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史学传统日益发生互动。全球史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西方全球史以研究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跨文化互动)为切入点，构建出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多重地理空间，以及贸易、移民、技术、文化等多种社会性交流网络，全球史便具体化为在这些空间和网络内的各种人类活动，这样就可以研究空间和网络内的某个地方、不同空间和网络之间的交流、多个空间和网络的交叉互动，从而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兼顾地方和全球。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3页。西方全球史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世界史研究的新一套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也就是对世界历史各种横向发展现象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在世界历史横向的实证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也显露出新的问题，即如何界定发生跨文化互动的双方主体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脱离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而单纯强调交往的历史作用，无法说明不同时期世界基本结构上的变化，无法说明不同时期各种交往现象的区别和联系。相应地，这就凸显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世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交往不断密切的产物，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其中两个核心概念就是生产和交往，生产的发展促进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有利于生产的保持，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构成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的两种基本发展动力。西方全球史的话语体系在具体实践中回避了对生产及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迭的分析，这是中国学界在对西方全球史的研究和判断中应当充分注意的问题。这也提示我们，可以考虑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我们以往比较欠缺的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的研究，急需得到改善和提高。
具体而言，由生产和交往两条基本主线组成的纵横时空轴线，既包含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涵盖了人类不同群体发展的关联性和多样性。生产和交往的每一阶段的总和，都构成了人类能动的生活过程的一种形态，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世界历史作为人的生活过程的集合体，也将随之继续演化并不断臻至新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或地区的历史，显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支点，这体现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支点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表现为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这些具体化情境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充分理解各种地方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不同层次的网络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多樣性的辩证统一。通过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构建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热忱，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把握文化主体性与研究视野全球性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已经形成了自身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这是世界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产。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向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便充分理解和应对当代这个由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不同交流空间层次组成的复杂世界，阐明中国人对全球一体的演变和走向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也就是世界历史学能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历史智慧和学术支持。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责任编辑：任东波
作者：董欣洁
第二篇：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构成
【摘 要】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史学科建设和艺术史学理论研究受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影响并由此獲得极大推进，其研究成果的呈现值得关注。尤其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多视角的认知形成了多种可能，对艺术史学理论的建构也释放出许多新的认识观念。由此，探讨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构成，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思考：依据门类艺术史学及相关学科建构跨门类、跨学科史学理论的必要性;艺术史学理论建构离不开史学范式的相互作用;从治史经验到艺术史学理论系统建构的学术进程。
【关键词】 艺术史学理论;跨门类与跨学科;史学范式;多元互动
夯实艺术史研究的基础，需要有坚实的史学理论作支撑，进而确立史观地位，明晰史述方向。因此，就艺术史学理论而言，凸显出来的问题必定是对“理论思维”的深入认识。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包括史学理论思维及其史学理论构成。艺术史学理论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始终起着栋梁性的作用，是艺术史研究生成、生产与传播，乃至学术创新必须借助的思想源泉和认知理路，更是让艺术史观成为一种思想潮流的根本指向。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史学科建设和艺术史学理论研究就受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影响并由此获得极大的推进，其研究成果的呈现值得关注。尤其是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多视角的认知形成多种可能，对艺术史学理论的建构也释放出许多新的认识观念。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构成。
一、依据门类艺术史学及相关学科建构跨门类、跨学科史学理论的必要性
艺术史学理论从渊源到构成，与所依托或涉及的学科关系密切，艺术史学观念更是众多理论融会贯通的结果。随着各类交叉学科的兴起与运用，除历史学、文学、文艺学和美学外，图像学、考古学、分析学及“科学范式”研究等一批艺术史学知识，被不断地挖掘出来，并且丰富着艺术史学理论体系。探究艺术何以成为艺术的历史，抑或艺术史的架构，不仅成为艺术史的书写问题，而且成为艺术史学的核心问题。正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的宇宙观推倒了所有的隔离墙，理性和信仰、艺术和科学、理论和实践等之间的壁垒被渐次移除。……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在一个彼此交融的前沿共同发展”[1]。文艺复兴之所以繁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科之间的“隔离墙”被拆除，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学科大融合，并真正实现学科间相互渗透的局面，这是各个学科完满融合的基础，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和谐共处。以史为鉴，可以说艺术史学理论是相关学科乃至多学科的融合，是融通跨门类艺术史学、跨学科史学理论的渗透与凝练。跨门类与跨学科的根本，不只是知识跨界，更为重要的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跨界，这是艺术史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内涵。
例如，关于艺术观念史的史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史学研究中的思想演变与发展。要阐明观念史特征比较困难，这里借助剑桥大学西方政治史学派代表约翰 · 邓恩(John Dunn)关于观念史特性的解释来做比附援引，即“对过去某个人的观念做充分的哲学论述与对这些观念做准确的历史叙述，二者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精确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与哲学的精微(philosophical delicacy)共同奉为追求的目标 ，那么这要比在研究初期就在两者之间分出轩轾更容易达到理想的效果”。邓恩据此进一步揭示出“历史事件与解释(explaining)历史事件的观念近来受到了相当多的哲学关注。认识论和解释的逻辑形式中的复杂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探索，史学家的实践也多少得到些澄清”[2]。如是说来，什么是“观念史”?“什么是观念史的主题”?说到底这是一组关涉哲学思考的史述，而支撑其史述的则是囊括个案的“涵盖性法则”，还有对特定历史建构的哲学思考。简言之，任何一种史学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其产生时的历史境况所影响，“历史上任何时刻任何个人做出的任何陈述，只有了解了其情状历史(the conditioning-history)和引发了它的那组当时的诱因状况(present stimulus condition)之后，才可以说获得了充分的理解”[3]。言下之意，观念史是对其具有的“历时性”(diachrony)和“共时性”(synchronicity)史学观形成的认知。所谓“历时性”，是按照历史进程来结构史学研究的脉络，探究艺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的进化观念。“共时性”则不以历史线索为主要根据，最明显的特征体现在结构主义历史观上，诸如，艺术观念史的叙事结构，遵循以“神话”“宗教”和“图像”等为母题，从古至今依其所共有结构进行排列的原则，形成一条有关“共时性”探讨的史学线索。可以说，“历时性”与“共时性”是构成史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共时性”则较为突出。依“共时性”来阐明时代与社会，以及形成的相应史学观，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坚实的史学理论基础。进言之，这是对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或区域之间所隐含“共时”联系性问题进行阐释的体现，进而寻找观念上的共通性。任何观念史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观念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发生相应转变，新的观念认识随之产生。不仅如此，观念还因阐释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质言之，艺术观念史的突出特点，还在于能够拆解艺术史认识视角上的界域藩篱，尽可能涵盖更广泛的艺术跨门类史学研究，甚至是与相关学科史学观念发生“共时性”的阐释。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艺术史二级学科特性便被凸显出来，从艺术观念史角度来认识其史学理论的构成，使之成为史学理论一种共识视角是非常必要的。如刘成纪的《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4]，便是以观念史这一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艺术史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其史学理论建构是“基于对艺术概念的本土转化、对艺术史观的反思和对‘三重证据法’的运用所形成的艺术观念史范式”[5]。诚如作者所认为的，“甲骨文对构建中国艺术观念‘信史’的起点极为重要。正是通过对甲骨文字和史前器物的分析，作者重申了摹仿作为中国上古图绘艺术的基本理念的价值，并认为自传说中的夏禹‘铸鼎象物’始，逼真地摹写现实就是中国绘画艺术不可动摇的基础，认知功能对于中国绘画永远具有奠基性。这可以说是对学界长期流行的中国艺术重表现而轻摹仿观念的有力纠正”[1]。该书的这些史述例证，可以佐证艺术观念史是支撑艺术史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又如类型化艺术史学理论的形成，即以艺术史类型划分与建构艺术史研究特质为主旨，强调艺术史学研究具有的特殊性—视角与观念上的特殊性，以此形成对艺术史学认识的两点核心：一是艺术史学必须有自身叙事的特点，从而使其史料具有不一般的真实性;二是必须将史学研究的因果规律运用于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及艺术创作的历史认识之中，从而揭示艺术史的演变过程。一言以蔽之，类型化艺术史学理论突出体现艺术史学研究的个性化特征，重点关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及艺术思潮对艺术史产生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联系艺术史形状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立意、构思，抑或是叙事诸方面，类型化艺术史学的方式方法都有别于一般史学研究，凸显艺术史学研究对范畴与方法特殊定位的要求，有助于跳出一般史学研究的藩篱而获得更多的启发。这也是当代艺术史书写离不开的“新概念”和“新思维”，这些“新”的表达方式，能够适应或揭示艺术史学研究的新动向，这是“支撑着当代艺术史及其理论的基本语码或框架，折射出当代艺术史与以往文体不相同的某种先锋性”[2]。由此可见，类型化艺术史学理论值得关注。正如乔尔乔 · 瓦萨里(Giorgio Vasari)对后世西方艺术史的知识生成影响深远，以至于20世纪两大主导的艺术史论研究范式—审美论和文化政治论都关注艺术风格。诚如阿诺德 · 豪泽尔(Arnold Hauser)所言：“对于艺術史来说，‘风格’概念是中心的和基本的概念。”[3]此外，后世艺术史论家以风格为核心展开艺术史叙事时往往对肇始于瓦萨里的线性艺术史叙事亦步亦趋。如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一书中“将希腊艺术概括为远古、崇高、典雅和模仿四个阶段;在黑格尔(Hegel)关于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的论述中、在李格尔(Riegl)对于西方艺术史从触觉到视觉发展的阐释中，我们都可以从中寻觅到瓦萨里所开启的线性艺术史叙事的踪迹”[4]。的确，在艺术风格史定位上的表达方式尤为突出，这是对艺术现象进行概括与定性描述的必然结果。故而，可以将艺术风格史看作对艺术史形状多面性且更具个性化的书写。
由之派生而来的艺术风格史、艺术流派史以及艺术思潮史之类的类型化艺术史学研究[5]，必然具有自身特点。归纳来说，有三方面理论意义值得关注：一是艺术风格以艺术史发生、发展和演化历程中出现的典型性艺术现象(形式)为依据，侧重于从特殊视角或特殊规律来考察艺术作品与艺术创作中的“个性”问题。诸如，依循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抑或“艺术运动”)的视角来阐释艺术史特有的状貌，尤其侧重揭示艺术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历史阶段。二是艺术流派的形成往往是以群体化形态展现出来的，即艺术家群体及相似艺术状貌和审美特征的创作，其影响波及广泛而持久。严格意义上讲，艺术流派应该是一系列艺术事象按因果序列构成的结果，具有延续性的演变状态。类型化艺术史学研究，就是要从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中，认识其变化的延续性，从而把握艺术的发展历程。三是艺术思潮的呈现侧重于从社会性、审美性乃至思想性的角度考察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如西方艺术思想史通常是从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到现代社会对艺术认知的探求，并将这种探求融入艺术哲学中，启迪从精神领域来领略艺术的根本特性。可以说，这是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揭示艺术思想的渊源及历史状貌的审美特征。相对来说，艺术思潮史较之艺术流派史，其波及范围更加广阔，具有社会化、历史化和时代化的诸多特征。
具体而言，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艺术史自律语境中的演进主题，更是艺术史独特的研究领域。就中国艺术史总体面貌而言，艺术风格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其突出标志是儒释道精髓的融入。如在考察艺术家时，通常联系其艺术风格，并结合儒释道精神融入其艺术表现上的体现来加以分析。于是，在核心思想观念上，将修身齐家这一治世之道融入艺术史学研究中，揭示其艺术价值观对艺术史风格成因产生的影响作用。事实上，我国古代各门类艺术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仅在创作实践上，而且在理论阐述上，都积累了关于“风格”概念与范畴的知识生成。诸如今人在古人的文字中总结而来的“中和”“丽”“清”“雄浑”“劲健”“含蓄”“逸”“淡”“婉约”“豪放”“阴柔”“阳刚”等，可谓是“风格”范畴术语对艺术表现的高度理论概括，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对艺术风格的认识与思维认知，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1]中以鸟瞰式角度对我国数千年艺术美学做出的概括性描述以及审美把握，有其整体性认识的价值。一个又一个历史的审美空间被纵深宏阔地描述出来，呈现的是复杂多变的艺术景象，让人们感受到的是唯美的、入世的、理智的、可望可游的艺术史长廊。尤其是该书提出的观点，诸如，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殷周青铜艺术“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之“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元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等，可谓是发前人之所未发。[2]这便是我国艺术风格史应当记载的关于“风格”形成及价值观构成的关键，既是艺术家与文人之间既有的入世精神的写照，又包含对儒释道精髓的自省和修身意义。
自18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特别重视风格史问题的研究，其研究路径主要是根据艺术呈现的某种特定组合方式，来对艺术作品的构成形式及内、外在因素作综合性探究，如对某一时期代表性艺术家作品表现的成熟度给予解析，这与传统艺术史注重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形式的单向性研究有着明显区别。举例来证，“巴洛克”(Baroque)在西方艺术史上一直是艺术史家关注的话题，其惯指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约1600—1750)的艺术风格。当然，年份并不代表绝对的艺术风格，其绘画、建筑、音乐与设计等表明这一时期是上接文艺复兴、后续古典与浪漫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究竟是依据18世纪古典主义者追奉的观念，用巴洛克来概括17至18世纪整个欧洲艺术的主流风格;抑或是追踪巴洛克成为独特风格的历史轨迹，如在艺术精神和艺术手法区分盛期文艺复兴，即将西方艺术史学界划分的文艺复兴归为“古典主义”，而将巴洛克归为“浪漫主义”，这种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西方艺术史在涉及巴洛克时期艺术风格问题上的判断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史学观。而事实上，巴洛克风格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风格体现，强调各种艺术类型的融合。从建筑来看，巴洛克风格看重的是建筑与雕刻以及绘画间的融合;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也是对文学、戏剧等领域的广泛吸收和融合。
如上可证，类型化艺术史学的“特殊性”非常明晰，且知识谱系也十分丰富。类型化艺术史学理论，即作为叙史脉络的理论支撑，包括思想、审美与历史多个维度的认识。这也是对艺术史学理论领域中一个长期被混淆问题的重新厘清，该问题就在于混淆了作为客体的历史与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史学区别。在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中，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认识需要将学科或门类藩篱拆除并使之贯通。无论如何，“历史学，是史学家透过时空的间隔对历史的反求构筑，忽略史学家这个主体因素是无法科学地谈论历史学的。以往我们的史学分类都是着眼于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1]。历史学研究如此，艺术史学研究自然也应如此。
二、艺术史学理论建构离不开史学范式的相互作用
所谓“史学范式”，可以理解为兼具史学视角与理论建构的一种交叉模式，并且与史学方法之间构成一种“权衡”，对其如何取舍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 ·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这是依据科学发展阶段论[2]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为“范式”(paradigm)，这是以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来表示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库恩的史学理论为当代科学思想史研究建立起一个广为人知的讨论基础，不论是赞成者抑或是批评者，都大量引用他的观点，表明“其影响不仅在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公众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提出的‘范式转换’一语，如今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重要词汇”[3]。
库恩的“范式”理论，经过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借助科学历史主义的认识论，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将研究视角的具体性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所建构的研究“范式”，如将“图像”“模型”和“哲学”建立起相应的联系，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认知的契机与手段。库恩在“范式”理论中揭示了理论建构的经验、理论和哲学三个层次，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构，给予理论形态特有的层级划分，进而阐明“范式”是由科学和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范式’或者说理论体系具有系统完整性和结构层次性。一般说来，经验对象、语言、逻辑形式、定理公理体系的总和、基本原理、基本观念是‘范式’由经验表象层次到抽象理论层次的主要系统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相互关联则构成‘范式’的结构。在此结构中，经验对象属第一层次，各种定理公理体系的总和属中间层次;基本观念、基本原理、逻辑形式是最高层次。任何一个‘范式’的完善程度可以从其系统要素的齐备和结构层次的完整这两方面进行评价。”[4]库恩的“范式”理论借助科学史和哲学史的认知规律，从不同方面、层次和角度对“范式”概念所做的多重界定和阐释，揭示其鲜明特征，使史学研究避免出现某些偏差。将其迁移到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建构上来比照论证，足以证明库恩的说法，“有无‘范式’，是判别一门学科是否真正处于‘科学’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范式’在规范科学知识的形态特征、引领科学研究的导向、促进科学沿着逻辑的次序的方向发展诸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功能”[5]。
以库恩“范式”理论为参照，由经验到理论抽象，建立起一个系统的认知结构，并由此确立“范式”结构的层次，其中的“中间层次”理论非常关键。“中间层次”理论，即“中层理论”或“中观理论”，多为理论阐释的转换，有许多具有平行认识的理论可供选择，进而发挥理论承上启下的、沟通宏觀与微观的作用。从史学观理论到“中层理论”的转换，有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经验表象之间的互通性，本质上，这是对艺术史学“中层历史对象”的概括性理论，是结合史学“范式”的结构功能用以分析，并通过具体的史学研究案例的融合、派生而成的。诚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 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Th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1949)一书中所指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将被逐渐成熟起来的经验科学所取代。为此，他提出过往将注意力集中到构建庞大理论体系上的做法应有转变，要努力研究中层理论的范例。强调中层理论的作用，即介于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中层理论既关注一般性问题，又能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假设;既有价值取向的指导，又有事实证据的支持。[1]由之，默顿的“中层理论”是可以用来参证并帮助建构艺术史学的，该理论也为艺术史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贯穿宏观与中层，乃至构成微观联系认知的艺术史学认识论。当然，对艺术史学“中层理论”的解读仍然应该是多样性的。“传统观点认为，历史学需要严格依据历史事实写作，历史事实是历史叙述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本保证。但海德格尔却认为历史学的中心课题是‘曾在此的此在(Dasein)的生存可能性’，主张以可能之事作为历史学课题，这在传统观点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其重点不在于探究历史上的可能之事，而是借可能性观点重新规定历史学的题材、性质和写作方式。”[2]这里关于探究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能性”就属于史学研究的“中层理论”，此后，由史学“中层理论”产生的各种理论观点的融合，派生出特定的史学专门化研究领域，可谓是建构起史学“中层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而史学“中层理论”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演绎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其能够解决理论研究的许多切实问题。质言之，建构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具体的史学“中层理论”的积累与应用，更取决于史学研究者依据各种“中层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形成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脉络。
的确，在当今艺术史学研究中，种种理论层出不穷，在此情形下探究其史学研究的“范式”理论显得尤为重要。那么，重温过往艺术史学研究中作为讨论焦点的“范式”理论，究竟有何意义呢?答案是明确的，即通过重温和阐释，将其作为一门科学并确立起理论与方法论，进而加深对艺术史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解，深化认知艺术史学的本质内涵及史学知识的生成：一方面强调其研究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强调其研究目标是发现历史的规律及其构成的因果关系。有关这两方面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层出不穷，并且有着较为集中的呈现。
举例来说，张旭在《福柯与中国艺术史研究范式》中指出，中国艺术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推进之时，曾遭遇了“福柯效应”，尤其是在各个学术领域引发冲击和挑战。诸如，福柯提出的学术探究理论应从哲学走向更为实际的社会学，由此对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变了这些学科的既定面貌。文章进而论述福柯的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史学派“艺术史知识生成”所给予的有效支持，福柯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其建立起一个阐释系统，如“福柯知识考古分析的旨趣实际上有别于一般思想史或艺术史的文献考据、文物考证、史实索隐的实证研究，就其对人文科学知识的话语构成中未被思考的历史先验性或实证性进行批判性反思而言，它倒是可以被称为‘元史学’或‘元文献批判’”[3]。文章以较大篇幅就艺术史研究专题的“范式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何将“范式”问题转借到艺术史学领域，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认识“范式”理论在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并理性厘清“范式”这一概念下的艺术史形态。这一点在文章中有所阐明：“过去三十年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基本学术范式的转变，……可以说是与福柯的思想效应、尤其是其知识考古与权力谱系分析背后的激进历史主义与激进解释学的思想效应相同步的。……福柯晚期对主体化的实践、自我关切的伦理以及相关真理经验的全新思考，……为艺术史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问题域。中国艺术史的谱系研究如果采用福柯晚期的思想方法，可以更加深入地发掘中国传统绘画的认知类型、视觉认知主体的建构及其在绘画中的真理体验三者之间的独特关系。这不仅能揭示种种迥异于西方现代绘画以及现代艺术的自我技术、真理游戏和文化经验，而且也将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找到立足于自身的解释学方法。”[1]可见，福柯的艺术史研究思想一方面为艺术史学研究拓展了“范式”理论的阐释基础;另一方面为寻求中国艺术史学研究路径建构起具有“范式”理论支撑的认知类型。
與此同时，对福柯艺术史研究视角的探讨，近年来也引起相关学者的极大关注。福柯关于委拉斯开兹、马奈和马格利特代表性绘画的三次讨论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鲁明军在《福柯的绘画研究与20世纪艺术史学范式的转变》中认为：福柯从“对于绘画本身的认识”“历史的观念”以及“‘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三个层面进行探讨。[2]的确，在福柯看来，绘画不只是一种“话语实践”，借此提升认识必然关涉艺术史及艺术批评理论的建构。对此，福柯的“范式”理论带给艺术史的思考，便是通过讲述每一幅作品背后的关联性秘密，揭示其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从而更加接近绘画创作的真谛。如在《福柯文选》中有对上述文艺复兴时期三位杰出艺术家作品给予的细致而深入的评述，就是极富艺术史哲学理念的思考。[3]其实，在西方出版的多部绘画史学著述中，都体现出福柯对自由空间的构想和追求的认识启迪，可以说福柯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艺术体验—在语言、意象中“看”或“说”的断裂问题上寻求艺术史学认识论的新思路。诸如，福柯在评论马格利特的作品《这不是一只烟斗》时指出：“在现代，‘与其说绘画摆脱形象，毋宁说它已着手摧毁形象’(《福柯集》)。这也是他一直在痴迷的主张—语言、图像和事物三者断裂的理论。福柯不仅从《宫娥》和《这不是一只烟斗》中发现了这一点;也从马奈的绘画中深刻印证了这一事实。”[4]这是福柯对艺术史考察的特殊之处，他所提出的“语言、图像和事物三者断裂的理论”表明，从认识具体艺术现象(绘画本体)入手，重新关注艺术表现(绘画表现)语言的寓意，使艺术史家探讨问题的指向性越来越接近真实，把艺术行为与艺术史的记载选择融合到一起，使得艺术史学观念的建构更富有艺术特性的价值体现，也更接近对艺术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
就福柯理论对艺术史学的影响而论，在鲁明军看来：“由于深受福柯思想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史研究既不同于形式主义和图像学，也有别于激进思潮和文化研究支配下的新艺术史，而是在认知机制这个维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史知识范式。”[5]福柯理论影响深远，甚至颠覆了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人文学科逻辑和基本叙述框架。如是而言，引进福柯理论并将其“嫁接”到对中国艺术史学理论的探讨中是必要的：一是中国古代艺术史有其突出的历史地位，梳理其艺术发展脉络，揭示其艺术发展规律非常重要。例如，顾恺之提出“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倡导的是艺术“精神”“气质”的内在性，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是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依循的认识原则。借鉴福柯理论架构，可以抛开一大堆概念，以差别认知方式将“连贯性”主题加以推展繁衍。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一个紧密的结构去联系或贯穿起这些概念，但是它们显示出的有关史学的认知功能却是明确且有指导性的。可以说，借助这样的理论厘清中国艺术史及其史学理论的基本构架是有积极作用的。二是艺术史和艺术史学在近现代学科体系建构下，具有日益显著的人文学科核心地位。当然，有关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博弈是一直存在的。
就艺术史学视域、视角及阐释域而言，本篇论题所指称的史学理论建构离不开史学范式的相互作用，即是说，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史述之前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治史思想或方略，这便是史学理论应当发挥的作用。艺术史学理论必须明确一点，即真正建立起多元互动，以及跨学科、跨门类的艺术史研究的理论预设。这里的“跨”，是指建立在一般艺术学意义上承认艺术史存在为前提的认识，是建立在打通门类艺术基础上的艺术史学研究，尤其包含造型艺术之外的其他门类艺术，如视听艺术、综合艺术等。以视觉文化为例，可以说它是当今艺术史研究的一大主题，其对象、内容、方法与艺术史之间关系密切。有研究者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视觉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结合……文化学研究在历史写作中融合了社会关注，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1]通过视觉文化研究来解析艺术史研究有极大的对应性，尤其是符合将艺术事实(史实)，置入普遍的规律(或“定律”或“一般论”)进行组合研究得出结论，进而探寻一般艺术史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质言之，当我们探讨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参照构成艺术史学“中层理论”的问题，以及从“福柯效应”引发对艺术史铺展开来的独特性问题时，这些看似以西方史学为中心论的有关讨论，其实“中心”已经发生转移，即讨论问题的意识和目标，是借助库恩、默顿、福柯等西方史学视角、视域及阐释域进行的迁移性问题探讨，不是局限于西方中心地域内的认识，而是将研究思路投射到整个艺术史中来认识，这是艺术史学多元形态构成的出发点，更是艺术史学理论构成的重要支点。拓展而论，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理论而言，关键点同样是形成对综合艺术史及史学理论的认识。这样的艺术史学理论范式建构，应当考虑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吸纳西方史学理论资源，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史学理论建构之路，并且形成范畴、命题、方法、视域、阐释域、问题域等各具风格的理论范式。而且，这一理论范式又可以区分为认识论范式、实践论范式和艺术论范式等。在一个重大的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这些史学理论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从治史经验到艺术史学理论系统建构的学术进程
回溯过往艺术史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无外乎两类，即一般艺术史学理论和特殊艺术史学理论。且这两类史学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在相对独立的发展领域中，前者主要存在于文史研究领域，乃是触及艺术问题的史学探讨，并非作为专门史学研究来被对待，而是被一般史学理论所覆盖;后者则主要存在于门类艺术史学研究领域，属于门类艺术史论研究范畴。故而，探究治史经验是寻源与积累;更为重要的则是寻求建构起一种理论体系—适应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以跨门类疏通与整合为导向，将门类艺术问题上升至一般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的共识问题进行探讨，并强调融西汇中，突出以中国史学“话语场”为其阐释条件与基础，且以贯穿的、比较的、典型的和联系的艺术史眼光认识跨门类艺术史学，其中重点是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的问题。此谓之中国史学“话语场”，其特点有三：一是基于史学研究中国立场实践意识的“话语”表达;二是在文化传统与现实基础上提炼出的史学理论“话语”;三是支撑史学研究的条件有着丰富性，即有实践支撑，文化价值支撑、话语范式支撑和学理支撑。所谓“理论体系”，指的是通过理论视角对艺术史进行多元阐释的整合，包括理论思维与理论知识的生成。进言之，艺术史学阐释理论，应该是涵盖艺术诸多门类领域，并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各种学科互通阐释的理论。
举例来说，《黑格尔美学讲演录》(朱光潜中译本为《美学》)[2]为蓝本的艺术哲学，就是“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整个世界艺术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方方面面的历史”[3]。这关系到对艺术史叙事模式理论的探讨，艺术史既涉及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系统、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和艺术发展的相关事件事象等;也涉及对艺术哲学诸多问题的思考，这是艺术史特征得以表现的重要因素，也是艺术史对历史上艺术事件事象给予判断的重要依据。可以说，黑格尔对艺术哲学所做的分析，对艺术史的书写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艺术终结论”[1]，这是从“哲学、美学逻辑架构的角度解读其关于艺术‘终结’或‘解体’的内在逻辑含义;进而揭示黑格尔对艺术美本质的规定是其艺术‘解体’或‘终结’论背后的逻辑根据”[2]。由此，依照艺术历史类型构成演进逻辑思路，即是对黑格尔阐述的三种艺术类型(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各自特殊性所形成的演进逻辑关系的认知。但这三种艺术类型演进到各自发展阶段的后期，都会产生分裂(或曰“裂变”，象征型艺术强调形象特色的塑造，古典型艺术则是形式裂变注重个性表现，浪漫型艺术则是内容超越形式等)。于是，应按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的演进历程来认识不同阶段的艺术“解体”及共通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裂变。这三种类型，其实是有着相互支撑的逻辑联系的，就是说“它们与哲学体系的逻辑推演不同，确实有历史、时间方面的内涵。在特定意义上，它们的演进正是黑格尔对一部世界艺术发展史的概括勾勒和描述。但同时，这三个历史类型又体现着艺术发展的内在脉络、规律和逻辑进程，将一部人类艺术史概括成绝对理念(精神)在不断外化自己，显现自己的运动中，从摸索感性形象(象征型);到形象吻合(古典型);再到返归精神(浪漫型)的逻辑历程”[3]。至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理解黑格尔所引出的针对艺术三种类型的划分意义[4]，以及艺术在哲学体系中地位问题的讨论。[5]质言之，在黑格尔美学中讨论的艺术问题，都是基于其艺术哲学关注的艺术史学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理性认知自然也就是艺术史学理论的构成基础。
黑格尔这部著作在国内有多种译本，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如朱光潜在黑格尔《美学》译后記中说，这本美学著述也是一部艺术史大纲，具有较高的文献挖掘意义。按照上海译文出版社对该书2020年新译版本的推荐提要所示，黑格尔的讲演文稿，主要是根据他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期间所做的“美学讲演录”经典内容及学生的听课笔记汇集而成，代表了黑格尔晚年成熟的美学思想。该讲稿由T.M.诺克斯爵士译成英文并出版，看来在不同语境下，对黑格尔美学的认识尚有语言差异与学者解读、认知理解的再创作，正如这部新译本的推荐语所言：黑格尔首先指出了“理念就是概念与客观存在的统一”;进而称艺术为“绝对精神的体现”;继而阐述了“理念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跟进论述了“理想的特点和艺术家创作的一般规律”。[6]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部著作，在西方国家语言体系中发挥了与皆属于西日耳曼语支的德语语言、思维的“近亲”相似的逻辑作用，即为解读黑格尔美学提供了一个理解艺术与哲学和美学相关性命题的切入点，其认识问题的背景反映出在西方文艺史上存在着的“工具论”与“自主论”的争论[7]，且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提及的“工具论”，向来以是否揭示真理作为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其倡导者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自主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认为文艺作品应当符合美的自身规律。黑格尔的哲学观念更接近柏拉图的“工具论”，其渊源便是他对“理念”的认识和思考。黑格尔的理念视角应该是种种特定的形式：艺术的、宗教的，再就是哲学的，其中艺术的则尤为重要。正因如此，黑格尔才会提出“艺术终结”论的核心命题。由之可言，《黑格尔美学讲演录》中所包含的艺术论，实际上是通过对艺术问题的讨论触及艺术史问题的构成。这表明“艺术史离不开历史观的指导，艺术史教学是透过史学进入艺术的内核，呈现艺术发展脉络和规律，解答艺术本身不能回应的问题，阐释艺术现象或艺术活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评判艺术作品的形式、内容，从而界定艺术史的贡献”[1]。与此相关，“黑格尔体系”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2]，它是由黑格尔引出，自受其影响的布克哈特、沃尔夫林、李格尔等人研究之后形成的历史思想学派，后来被称为艺术科学学派。称之为“黑格尔体系”，是将其作为艺术史学方法论研究体系的传统说法。[3]
《贡布里希文集：敬献集—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者》[4]也是一部关于西方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的重要佐证著述。该书收入了贡布里希在庆祝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立200周年系列讲座上的主旨发言，以及他对黑格尔等11位世界著名文化学者的艺术思想的评述，这些文化学者都接受过古典传统教育，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延续，贡布里希对他们的致敬其实也表达了他对古典传统价值的赞扬。如同贡布里希在书中所强调的，人文学科是人类记忆的里程碑，人文科学者必须有把握史料的艺术诀窍，培养感受力和理解力，并且尊重价值。[5]其中代表性篇目：两篇导言《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艺术的多样性—〈拉奥孔〉在G.E.莱辛(1729—1781)生平和创作中的位置》，分论篇《“艺术史之父”—读G.W.F.黑格尔(1770—1831)的〈美学讲演录〉》《古典传统的双重性—阿比 · 瓦尔堡(1866—1929)的文化心理学》，是对艺术史学理论的透彻阐释。这也表明史学理论的产生，有着借鉴与互融的漫长研究与反思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方艺术史学领域有哲学、美学与艺术史互证发展的见证，是一种回归史学探究轨道、重视学术阐释的尝试，进而提出一套符合解释艺术史实际问题和概念的理论，拓展了哲学、美学与艺术史学融合而成的广义史学理论的提升空间。如前所述，明确的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的“整体性”逻辑思维，具有“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价值，这便是重新确立艺术史学理论的学术意义。
不仅西方艺术史学的发展路径，有着将艺术史问题上升至史学共识问题的认知探讨，在我国传统艺术史学中也有相似的认知形态。如“通史家风”的说法，始自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的史学研究应重视贯通古今的倡导，是对治史通识观念的传统概括，既表现为“通古今之变”的纵通，又表现为“会天下之书于一手”的横通，纵横交织，构成了“通史家风”的整体性特征。[6]依照艺术史学“融西汇中”观念而论，中国艺术史学不应只是简单移植西方艺术史学观的延续或变种，而应与西方艺术史学同处于一个史学知识谱系与理论体系建构中，具有突出的自我主体性。这正如前所述，突出以中国史学“话语场”为其阐释条件与基础，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史眼光来认识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的发展。
我国传统艺术史学理论是伴随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延续而发展的，内涵丰富，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我国传统艺术史学的记载与整理，主要以文献典籍以及考古史料为据，在近代以来新史学的推动下，其史学理论的脉络经过梳理与建构已经逐渐明晰。比如，《吕氏春秋》中的《适音》篇，可作为我国传统艺术史学的重要史料，其对“适”从“行适”“心适”“音适”三方面所做的概念界定，将一种认识音乐存在的思维认知模式(甚至是文化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若按照新史学思想来分析，对其概念的界定和区分，已经具备一种对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认知，即从“行为、形态、观念”三要素来认识音乐理论，这正是“乐本体”思维模式在2000多年前的呈现。在《吕氏春秋》的天道自然观中，音乐的产生具有数理基础和物质基础，《大乐》《适音》诸篇中使用的“和”与“适”这两个概念，都是为认识和把握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律和法则而设定的，具有不同以往的音乐哲学思维的认识高度。进言之，提升至艺术形而上观念来认识，这便是艺术作为“载道”的一种文化形态的显现，势必受到古代诗文及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诸多规约，而这正是我国古代艺术与诗文(或者说文化)建构起来的艺术审美的“联姻”。质言之，这种审美“联姻”早在先秦时期已作为礼乐制度的一种形式被践行，即借助诗文来明辨音乐“文以载道”的意义，以致世代相传。如今，当我们以新史学思维重新识读这些古代文献时，但凡涉及对音乐的评述，通常都会与诗文发生密切的联系[1]，这可以理解为以传统艺术史学观来认识史家向来注重的“通”的观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贯通古今各个领域来审视艺术发展历程的理论思维，这样卓有成效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被认为是“通史家风”的集中表达。因此，“通”的史学观念是我国传统史学到新史研究必然贯通的方法和方向，艺术史学理论亦是如此。
无独有偶，“意象”与“意境”也是我国传统艺术史学理论的重要命题。考据“意象”概念的源头，其是从《周易》和《庄子》演化而来的。《周易》谓之的“观物取象”[2]，成为象征表意文化的经典。当然，《易》“象”的形成、确立与艺术形象塑造之间有着典型的相通性。比较“意象”与“意境”可知，“意境”审美观的提出要晚许多。具体来说，“意境”是魏晋玄学与禅宗思想相结合的成果，尤其是古代玄学家对该领域的阐述，如《周易》《老子》《庄子》等给出的相关解读，在思想根源上对“意境”的产生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这些思想包含“有无体用”“虚静逍遥”“得意忘象”等。其中，王弼在阐释《周易》“意象”理论时提出来的“得意忘象”，成为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该理论强调的是在审美的至高境界中的一种独特体验，这份体验便是逍遥之境，将景物化入纯然的观看之中，可洞见万物视如洞见己心，“心物”“虚静”“澄明之象”，以至“大巧若拙”等审美思想，借以吐露艺术审美追求的中和之性、质朴之情。由此来看，“意境”是“意象”与“气韵”这两大传统美学观所触及的审美范畴的融合，在钟嵘的《诗品》与宗炳的《画山水序》关于诗画融通的审美理论中，可以剥离出“意境说”的论理。唐代是“意境说”的真正成熟期，这与唐代出现的儒释道文化相融合有着密切的关联，更表现在艺术审美的实践中，如诗与画之间的互相促进和相互结合。依此而言，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构成没有门类概念的壁垒，相互贯通、相互借助是阐释艺术史及艺术史学认识的基礎。
事实上，有关“意象”“意境”之说，不仅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古典文艺学乃至古典艺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自先秦伊始，“境”之观念还包括乐曲舞赋的一部分，并引申到艺术精神的认知范畴。故此，关于“境”的阐述，以及“境”之审美，为后世艺术史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诸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 · 隐秀》篇中用“境玄思淡”来评论嵇康、阮籍的诗，谢赫“六法论”提出的“气韵生动”，都最为接近“意境”之说。对于中国画的意境塑造而言，艺术家通过将情感寄于所描绘的景物之中，进而营造出艺术意境，观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通过联想产生共鸣。评价绘画是否具有意境，也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归纳来说，在中国画意境塑造上，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画中有诗”，苏轼评王维画作曰：“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 · 书摩诘〈蓝关烟雨图〉》)，既是传统审美观念的体认，更是对王维创作方法的称赞，终归于传达意境中的感情抒发和想象力的发挥;第二类是“意境美”，这是在“不似之似”之间的境界显现，石涛曰：“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大涤子题画诗跋》)，这“不似之似”便是古代形神论在审美上的提升，从而成为传统绘画创作遵循的法则;第三类是“意境美”，在于渗透令人神往胜景而达至情与景、心与物的相互交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 · 论说》中提到的“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这可说是为“意境”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而钟嵘提出的“滋味说”，与“意境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算是“意境说”的先声。又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 · 物色》)，无论是传统绘画的意境营造，还是艺术家借助丰富想象力来实现描绘对象的升华境界，既有感悟，更有认知。应该说，这三类意境若以禅宗修行终极目标来比喻，则是“体认天人，物我同一”的境界写照。将其提升至学理阐释层面，便是将“美”从现实转化至艺术理论的解读视域，是关乎生命美学的命题。犹如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借景言志，借物抒情，进而阐明艺术追求的理想，为传统艺术精神拟定一个接受美学的模式，这便是最透彻的解释。也正因品格的差异，才体现出不同艺术家的不同审美趣味。如是，就画学理论而言，有着历史积淀的画论、画学在针对艺术表达细节上的解析有其独到之处，这正与西方艺术理论宏大结构相得益彰。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艺术特质来讲，抑或是从中国艺术理论构成与发展来看，将画学理论融入整个古典艺术理论开展相应的理论系统研究与建构，都是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
由此，从本质上来说，虽然“意象”与“意境”都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意象与表现相关，意境与再现对应。当然，这里指的是传统艺术的表现与再现。其实，在古代绘画品评中，“意境”之说比比皆是。[1]如同郭煕所述，所做之画意境极妙境界当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林泉高致 · 山水训》)。如此，观者神游画中，流连忘返，乐莫大焉，把握山水的意境之妙。由之，“意象”与“意境”成为传统画学思想的化境符号，也成为整个传统艺术表达之境的追求。可见，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或美学思想，抑或是画学理论在学术立意上已经融合为传统艺术理论核心思想的源泉，丰富了传统史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结语
不可否认，在我国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前的较长时间里，艺术史学研究大多被置于艺术门类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艺术史及艺术史学中。而且，流行于英语世界的艺术史研究在被引入国内后的情形亦是如此。这有可能是受到一种习惯性认识的影响，即如澳大利亚艺术史家保罗 · 杜罗(Paul Duro)和迈克尔 · 格林哈尔希(Michael Greenhalgh)所言：“艺术史(Art History)是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视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并寻求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视觉文化的应用功能和意义的一门人文学科。”[2]这种用艺术史这一称谓来指称视觉文化，即以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为主体的史论研究，或许就是某一时期内西方相关学术界的共同看法。
如今，这样的史学观念确实需要修正与更新，目的就在于突出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即“跨”字。艺术史学理论建构的立足点，即在于将门类与跨门类艺术史学进行有机整合，而这又体现出四个基本特质：其一，以门类艺术史研究为基点，衍生出具有公共史学意义的艺术史学理论;其二，展开跨门类艺术史的融合研究，构成彼此间共同关注的史学理论探讨的问题;其三，艺术史的微观与宏观叙事，需要跨门类乃至参证多学科史学视角探究，从中凝练出具有公共艺术史学阐释意义的理论;其四，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推进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与理论建构的新进程。依此去寻求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从而推动艺术史学研究在哲学意义上的认识提升，尤其是通过揭示其史学研究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和系统性，形成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整体性”逻辑思维的认识，进而在各门类艺术史具体史实研究之上建立起探索艺术总体规律，或者说具有共性特征的史观，其研究深度是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充分体现艺术史学理论构成的融合性与广博性。这不仅规范了艺术史学研究路径，而且阐明了治史条件和特性，更丰富了艺术史学理论以理性解构与建构的学术思想，形成由“狭义史观”向“公共史观”的转变，为根基多样性的艺术史学理论奠基。
此外，我國艺术史学研究领域还有其特殊性，这便是文献及文献研究的支撑。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我国学界重新反思文化历史的形成，在文献方面推重“文献之邦”的学术声誉。例如，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编撰《中国文献学概要》时强调：“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1]此后类似论述，可谓层出不穷。自然，解读文献与理论建构有所不同，文献需要对“他者”意义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自我”反观合理性的认识，因此，对文献传统构成的史学认知，通常是“自我”解释为主。而理论建构是对有内在联系的命题进行等级系统逻辑推理，即从层层命题中推演得出。而且又用“理论”命名的概念题域来表示不同观念的整合，如学说、流派、学科及思想等，实现西学倡导的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做出系统性的阐述与阐释。所以说，治史学问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建构，便会缺乏依据。故而，厘清我国古代艺术文献具有的理论价值，其阐释极为复杂，特别是对文献内涵的解读，远比单纯的文献文本解读难度要大得多。作为“文献之邦”的立论，确实需要新的思维，以融西汇中的方法从文献传统与理论建构的多重角度探知艺术史学观。
当然，真正史学问题的探究，还需从源头入手，这便关涉艺术史学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我们所说的艺术史学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整个史学传统不可分离的。在中外史学传统中直接或间接关涉艺术史学理论的选题比比皆是，艺术史学不可能仅以一般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作为其参照，特别是有关艺术风格与艺术形式、艺术观念与艺术语言，以及视觉认知和听觉感悟等关涉艺术现象的史学问题的思考，还有艺术鉴赏、艺术审美、艺术史类别的特殊性等问题的揭示，都具有自身史学规律的语境，并有着相对专业性的知识谱系。其理论建构，首先是对现代性史学问题的探讨，需要艺术史学研究者超越新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艺术史学的性质与特点等问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较为突出的是从“现代性”拓展而出的“现代派”，在艺术史学的共识中引入政治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艺术史学理论相关主题的阐释，也深化了人们对现代艺术史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其次，现代性视角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史学的研究格局，特别是世界性问题，这是现代艺术史学研究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新话题。自然，经过史学研究而形成的再生“世界性”，如若再被还原到世界性的知识谱系中去，将对丰富艺术史学的内涵以及知识谱系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夏燕靖
第三篇：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20世纪前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升温”, 研究队伍扩大,学术研讨会议增多,论文、专著不断涌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张艳国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有益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行潜心研究,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于十多年前出版《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而获得学界好评。如今,他对原著再次修订、补充,完成了《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也反映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多有创获。
首先,该书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做了全面考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词,引用率很高。但过去,中外学者对唯物史观创立、形成的时间,却往往以马、恩的某一论著作为标志。该书作者则通过认真考察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很难以哪一论著为标志,它应有一个创立和完善的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阶段和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1843年至1859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事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工作,在进行理论的批评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体系”;“后一阶段,是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是通过史学研究实践丰富和完善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体系。”(该书第19页,以下仅注页码)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日臻定型。恩格斯晚年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命题的理论内涵”。在笔者看来,这是合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论。
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归纳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四个方面。随后又有人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演进的规律,或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然作者通过对唯物史观创立、完善时期的考察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2)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3)生产方式是社会性质、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寻社会观念的变迁应当从社会存在中寻找原因;(5)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上五条基本原理,是密切关联的,相互印证的整体,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五大支柱。”(第20-23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史学研究中,在推进其时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作者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1)注重从世界历史观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大量的具体研究结论中抽象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有益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3)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第27-28页)这些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概括和推进其时代化进程的论断,确乎较前人的认识进了一步,对今后的研究不无启示和帮助。
其次,该书对唯物史观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自来比较关注。然而以往讨论中仍存在诸多疑点。如:恩格斯思想是否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否受到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影响?即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否应涵盖在世界历史理论中?……针对这些问题,作者通过深入的审辨、分析,做了如下解说:(1)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恩的共同成果;在理论内涵上,他们的思想高度一致。(2)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成果,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3)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形态时,它的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70年代后,这一理论表现为多线形态时,其着眼点则是整个人类社会。(4)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高度总结,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崭新阐发。(5)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不要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70年代后两个阶段等同,对不同阶段要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分析。(第63-64页)这些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与诠释,颇具新意,有助于排除前人的种种疑窦,可谓该领域研究亮点之一。
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革命与改革,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但一段时期,受“左”的影响,在有的论著或教科书中,对“革命”充分肯定,且有拔高现象;而对“改革”则无正面阐述,甚至将它等同于“改良主义”进行批判。对此,为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作者首先指出:“革命”和“改革”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定律之一。进而认为: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特殊形式,它有严格的科学内涵,不能泛化使用。革命不是仅仅以夺权为目的的单纯的暴力斗争或社会冲突,而是一种有序列的社会变革状态,是社会进步阶段上的突变。而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普遍形式,它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转轨换型;另一种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具有革命意义的除旧布新,这种形式的改革,超越社会历史形态,更具有普遍深刻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革的推动作用是充分肯定的。接着又指出: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二者“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第65-80页)此说甚是,其不仅有助于恢复历史真相,而且对贬低或否定社会改革者也是有力的回击,有历史和实践意义。
再次,该书对“史学理论”的界说及其建构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在过去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似有含混不清之嫌。如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混同”于史学理论,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有的则将史学概论“等同”于史学理论,有意无意地混淆二者研究的不同视阈和角度。对此,作者指出:“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虽有联系的一面,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不仅科学属性不同,前者属哲学学科,后者属历史学科;而且它们所研究的角度及范围、方法也不同。具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理论视野超越了历史学科,所要回答的切入点也不同于历史学科。而“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反思与观照,其研究对象是史家主体与客体、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是历史科学,“其思维方法、理论视野,不能逾越史学轨范。它以史学特有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以一定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得出的历史结论为特征”。同时,“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对历史发展的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描述,并揭示史学研究的方法”。(第127-128页)因此,史学理论不可与唯物史观混同。再者,将“史学概论”与“史学理论”等同起来也不合适。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联系,在研究范围方面有交叉,但也不无区别。这主要表现为二者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相同。“史学概论主要是追踪史学发展,描述史学全貌,为史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概念,它对史学研究一般不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史学理论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总结,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和指导,因为它是历史学的元理论,为它提供学科理论。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就无法认识其学术意义及其科学功能。”(第125页)从作者对上述概念的界定来看,史学理论的涵盖范畴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家主体论、史学发展论、史学方法论。当然,这是一家之言,还可讨论。但也不无根据,可备一说。
同时,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者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其科学的立场和精神原则,并在坚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谈坚持,做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2)“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通过总结和反思,继承老一辈史家重视理论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3)“要处理好学科理论建设与具体研究的关系”。这些设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该书对史家主体意识和史学方法论做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史学领域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和破坏,“影射史学”疯行其道。随后,又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史学危机论”。所谓“过时论”,实质上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意义。所谓“危机论”,实质上是传统史学方法、史学范式、史学价值取向的危机。这种种思潮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史家的主体意识存在问题。这就要求史家必须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重视理论修养。对此,作者在分析未来中国史学流向时指出:今后要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扩大史学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知识增值;增强史学的社会功能,切实有效地为社会改革服务;深入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历史的辩证法等(第257-258页)。在史学方法论上,作者特别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史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就是说,史家对著述要高度负责,揭示历史真相,总结经验,为社会进步发挥资治作用。(2)强调史学思维模式的演变与转换。历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的叙事史学,近代的分析史学两个阶段,当今正在向现代的系统史学发展。因此,史学思维模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即“由述事史学向分析史学发展,由单向性直观性史学认识朝着多向逻辑性方向演变”,“由分析史学向系统史学发展,由多向性逻辑性史学认识朝着纵向深入、横向综合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改变史学研究方式,引进自然科学相关成果;而且要具备合理的史学智能结构,包括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以促进史学思维模式转换。(第189-200页)(3)强调对史学的总体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史是一个整体运动,有它的“传存性、层次性、功能同向性”。因此,要揭示历史整体运动系统因果律,就必须开展历史的总体研究,如“立体交叉研究法,层次研究法、动态研究法”等。(‘第201-211页)(4)强调处理历史问题的实事求是原则。如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关系问题,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人物传记的编写问题等,都应坚持唯物史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做出科学的评判。该书阐述的这些观点,虽然此前学术界或多或少有所论及,特别是史学方法论过去谈的不少,但从史学理论角度,就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做深入的专题探讨,并不多见,该书仍能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作者张艳国教授在该书中的学术成就,如上只是挂一漏万地做了简要评说。张教授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史学工作者,近两年又行政事务繁忙,能获得如此成果,殊为不易。这与他视野开阔,洞悉学术研究前沿,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结构,读书得间,加之编辑出身,勤奋用功等密不可分。当然,该书如果说还有某些美中不足或疏漏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有些文字上的提法还当审慎。如第99页:“每一次统治阶级的‘盛世’出现之后,都给被统治阶级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灾难。”第196页:“古代的史书,要么以战争作为特征,成为军事史,如《左传》……。要么以政治斗争为特征,成为政治史,如《史记》、《汉书》。”第218页:“小农经济的自私性、闭塞性、狭隘性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观点性的提法,似乎还可商榷。再者,由于以专题形式讨论史学理论,各文之间难免出现一些重复。例如:第19页、第105页对唯物史观创立的时间问题,在表述上有重复。又第182页及第198页,对治史者的智能结构,在文字表述上也有重复。
总体来说,该书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注重创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创获殊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多视阈、多层面进行了研讨,尤其对学术界有争议和研究薄弱的问题用力甚勤,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作者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反映了史学理论研究深化的方向。总之,该书有相当的理论广度和学术深度,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值得一读。
作者:黄今言(1937—),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秦汉史。
【责任编辑:王立霞】
作者：黄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