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梁启超; 后期史学思想; 转变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短暂的五十多年生涯中，除了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建树外，其史学成就也令人敬佩。梁氏史學思想不仅是引领中国传统史学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他的史学思想“庞杂纷繁”，又“变化多端”，经常在中国传统与西来学术之间来回游走，使得后来人对他的史学研究“每每难得要领”[1]12，以至于他自己也宣称“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2]90。学界一般性的认识是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分为前期与后期，李华兴在《近代中国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指出，梁启超一生曾有过十次转折，第十次转折是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4]，这与刘东在《梁启超文存》中指出的《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在时间上基本上吻合，如刘东说言，这是梁启超“未竟的后期”[3]。关于这一时期梁氏的史学思想被看作其史学思想的后期，而《欧游心影录》也被看作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标志。其主要的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与晚清张之洞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梁启超晚年遭受了很多批评，诸如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名流都斥其为“反复小人”“言屡易端，难于见信”[5]，但仔细考察，在梁启超晚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梁氏后期史学思想，对于西学在批判中继承，对于传统史学在弘扬中批判，其所体现出的梁氏史学二重性远比“中体西用”来的更有远见。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梳理，勾勒出梁启超在“未竟的后期”所展示的史学二重性，揭示梁启超晚年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的真实态度。
一、梁氏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背景与原因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西方史学思想已经不在是他在高呼“史界革命”时那般神圣与向往，而更多的是对西方史学多了一丝理性的批判，不在将其看作无可替代的学术源泉，而此时的传统史学也重新焕发出新的色彩。对于梁启超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对西方世界的失望，或者是梁启超潜在的传统史学因子的激发可以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在后期对于西方史学的态度产生转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梁启超所固有思想特性有关。刘东曾将梁启超的思想特性总结为“善变”与“能悔”，“如果没有‘善变’与‘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4]10-11。从梁启超所留下的千万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变”与“能悔”确实是梁启超一生最典型的特质，在梁氏史学思想上，“善变”与“能悔”更是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梁启超史学思想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开始，经历了从“贴括之志”“段、王训诂之学”到“南海之学”，再到西方史学，最后回归到传统史学的历程，期间无论是在梁氏史学前期，还是在后期，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来都是适时他自己认为的“择善而从”的最佳思想，无论世人是理解还是批判。“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个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6]76-77，此种“善变”与“能悔”思想的流变从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梁启超“善变”与“能悔”的思想特质外，“调和”的思想也不应该被忽视。“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7]7调和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是一种被他自己所称赞的品质，也是大批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立足点。他们将梁启超的调和思想看作他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努力，来凸显梁启超在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等对立思想之间的来回转变(1)。这种调和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解释了梁启超史学的“变化多端”，也反映了在梁启超最初学习西方史学的时候，虽然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但却不会彻底地割舍传统史学的因素。这种“调和”的思想也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深入接触有关。学界将梁启超在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看作进入梁启超后期史学的标志，而《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在参加完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各地之后，所编撰而成的一部游记，而其内容更多的是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梁启超对于西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理解，发现以前西方史学思想所形成的以民族史学基调的观念，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一个民族，而西方所宣扬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形式，与现实又相差甚远。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在继续向西方学习，使梁启超产生了失落与疑惑，从而兴起了从传统史学中重新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命题。
其三，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世界性的眼光有关。梁启超在欧游期间，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文化，包括西方的史学，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性格与文化，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梁启超拥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相比较而言，中国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的弃之不理的做法，让梁启超产生了一种要让中国人明白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的想法。“什么是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8]25，而这种责任的基础是将本国的文化发扬光大。在这种眼光的影响下，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回归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四，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的个人对传统史学的学习历程也分不开。梁启超出生于广东一个乡村，其祖父是秀才出身，其父科举不第，二人都谙熟儒学之道。在二人仕途不顺的情况下，都回归家乡，执教乡里。二人成为了乡间民儒的代表，其父更是典型。梁启超成长的环境是中国传统的“世代耕且读”[9]12的乡儒家庭，其祖、父二人对梁启超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祖父教授“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使得梁启超成为一个讲究儒学义理的儒生，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传统文化。后与梁父一起“日以课之”，因为家境贫困无丰富书籍可读，其父以《史记》与《纲鉴易知录》二书作为教材，为梁启超传统史学学习奠定了基础，使梁启超吸收了充分的传统史学的养分，为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梁启超和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并不是单纯对西方史学的失望或者是对传统史学的唤醒。
二、梁氏后期史学思想的二重性
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主要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或者是大体上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因为梁启超在这个阶段，并不是个别学者在研究中所叙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将西学和传统史学强制性的分割成两个部分。此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更多是基于西学与传统史学两个统合的角度去批判西方史学、去弘扬传统史学，同时梁启超在对西方史学批判的同时继承了其优秀的部分，对传统史学进行弘扬时又剔除了其糟粕的部分。在梁氏后期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复杂的情绪与视角，我们且将其称为“后期史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显示于对西方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态度中，也彰显在西学和传统史学在对立中寻求统一的思想中。
(一)西方史学：批判中继承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于西方史学的主要态度还是批判，或者说是梁启超在又一次近视整个西方世界后，对于西方史学产生的反思，与梁启超前期宣扬“新史学”时想法不同，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起初梁启超将进化理论运用到史学中，开始建立以西方“民族史学”为营养的新史学，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进而明白“人群进化之现象”，从而得出進化的“公理公例”[10]。他极力批判传统史学。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六项弊端。他说传统史学歌颂的是“朝廷”“个人”“事实”和“陈迹”，而对于“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却丝毫不在意，而且传统史学“不能别裁”“不能制作”，与西学相比相差甚远，猛烈地抨击传统史学的要害之处。在梁启超的心中，西学是“救世良方”，而传统的思想是阻碍民族取得进步的阻碍。
随着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充满了理性的视角，他发现自己所崇拜的、认知的西学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全貌展现给自己，其中很多不好的方面被“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外衣所掩盖，而中国的传统史学思想在片面地对西学吸收对照下，产生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使是在被认为“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11]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梁启超也已经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失落，“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12]，在真实的接触下，对于西学的动摇已经昭然若揭。再到他的第二部游记，他对西学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
梁启超的第二部游记，是他退出政坛以私人身份游学欧洲后，将其一路的见闻与思考编著成书，也就是《欧游心影录》。在书中，他再一次地近观了西方社会，如同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看到的一样，繁荣的背后总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这一次，他不再是对西学动摇和失落，而是产生了对西方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深刻探讨。也正是这次欧洲游学，让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正是发生了转变，他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史学对于构建当时的社会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他开始着手以科学的方法去诠释传统文化的含义。
他发现近代西方社会过度地相信“科学万能之梦”，催生了各种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不利于社会的思想，称“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精神世界由此产生了混乱，而“精神”较之于“物质”更为重要，“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8]，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称“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13]819，他认为以东方先哲的眼光去看西方文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认为其浅薄。梁启超在种种的经历与思考中，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批判的思维。
但是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批判，并不否认西学当中优秀的成分。梁启超曾宣称“欧洲科学破产”，但他也在文中的注释标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8]5。这种理性看待西学的态度，使得梁启超对待西学在批判中也有继承。这表现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研究中，他并不抗拒运用西方的理念，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又或者用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使传统史学得到重生。总而言之，在梁启超史学的后期，对待西学虽然还是以批判为主，但是其中依旧蕴含着梁启超理性的态度，对于学中优秀的部分同样的吸收运用。
(二)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
如同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待西学的态度，他对于传统史学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倾向虽是以弘扬为主，但绝不是力求传统史学全面的回归，而是要在经过“史之改造”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学，摒弃传统史学落后的、保守的思想。
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文完成后，其后发表的文章多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史学有关。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中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其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在《补篇》全书约11万字中，传统史学的色彩跟以往的著作相比更是非常浓厚，提倡要继承传统史学，而且全书很少提及西方的案例，更体现了梁启超写《补篇》的主旨，是为传统史学正名。这与前期他在如《新史学》等文中所宣扬的有着明显立场转变。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梁启超前期的史学思想，还是后期的思想，他的远见似乎都超越了时代，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尤其是在后期。当时中国的学术洋溢着西方的“洋文化”，而梁启超却反其道而行，提出要弘扬传统，可想而知当时的梁启超要遭受多少人的恶意。但梁启超却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更深层次地去理解，而不是套用着西方史学的外衣，来美化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梁启超曾经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14]240。他指出胡适对于中国的哲学，用西方所谓的知识论去研究，殊不知中国的哲学根本不是以知识论为立足点，到头来结果是将传统中的精华舍弃而造就了“二不像”，西学与传统史学都遭受扭曲。我们先不评论梁对于胡适的评价是错是对，但梁启超对于传统的观念，应该是值得深思的。
前面说到，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态度是弘扬发掘，但也要有选择的弘扬，对于糟粕的部分，要批判改造。他曾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他解释道：“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中国学术界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精神，才导致了“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佚”五种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15]282-286。这段话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而写的讲演稿，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科学社为中国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却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希望能克服这样的弊端。这恰好契合了梁启超后期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虽以弘扬为主，但也要求在弘扬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改造，批判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三)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之可能
勒文森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将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转变归结于一种眷恋故土的情感(2)，但是刘东对此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梁启超并不是单纯地在“恋旧的‘情感’与趋新的‘理性’之间”[4]6来回摇摆，“恰恰相反，那心念倒是来自一种相当精巧灵动的‘交互文化哲学’”[4]29。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相似但却有本质性的不同，按照勒文森的说法，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应当是对“中体西用”的回归，而梁启超思想中传统的因子正好也为此提供了基础，可事实上，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并不是如此，而是在两者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对西学的批判中继承、对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同时积极地寻求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的可能性。
梁启超在此种“交互文化哲学”的思想的引导下，为实现文化互补设定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8]27，这也是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表现的最明显的特征，认为“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的一文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可笑吗?”[8]26“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他的真相”[8]27，在尊重本国传统的时候，必须要借助其他文化优秀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文化。“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学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7，将自己本国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互补之后，形成新的符合自己民族、符合时代的文化。“第四步，把这新文化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27，这也是梁启超对于文化互补的最终设想。
而西学与传统史学遵循上述的思路，梁启超认为两者也会有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并且也付诸于实践。上文也提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但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新做法有着明显的西学治史的途径，又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可见，在梁启超后期史学中，西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由对立开始走向了融合，两者不再是时人所认为的不能共存的“敌人”，这也是对梁启超“国粹派”与“西学派”的回答。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下，梁启超的后期史学看似有较为明显的转折倾向，但实际上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很多。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对于两者交互的态度，都显示出梁后期史学的二重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传统史学自觉靠近的同时，对两者采取的“中庸思想”。“‘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中的态度。”[16]54传达出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一时期对于传统史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西学，二是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又不偏不倚，对两者都进行了褒贬，并且两者在平等的地位上可以实现互补。
同时，从梁启超在前后期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态度来看，后期史学较之于前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但也是对前期史学思想的深化，前后期不可分裂而看待，因为在梁启超史学思想中贯彻的主线始终是一脉相承。虽然笔者所论述的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但涉及的依旧是“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途”，“我们必须努力的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4]2。
李华兴曾说梁启超一生“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3]，而对于史学而言，梁启超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爱国之心”与“以史救国”始终贯彻如一。起初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号召“史界革命”，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而批判旧史学，称其不能将史学的功用普及普通的民众，从而学习西方史学，建立可以救中国、激发国民性的“新史学”。他接受西方史学的观念，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他的史学思想处处体现着他爱国救国的热情。到后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心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的时候，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更是体现着他的“以史救国”的热忱。在他晚年回顾他的史学生涯时曾这样说过，“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5]346。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善变”的史学思想中，贯穿着他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
总而言之，造就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因素复杂，而具体的史学思想内容又有二重性，并且在“连续性”的视角下，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也有继承前期史学观念之处。还要注意的是，任公因为“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交替的一生，很容易导致学者片面地看待其史学思想的某一部分，将其一生中某个片段作为研究对象。在而当下，对于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探究不仅要研究转变的因素和转变的内容，还要在全局性眼光下去看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种种内涵。
注释：
(1)从调和思想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寻求平衡的观点，参考刘东先生《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载《中国学术》第32期。
(2)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刘伟，刘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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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启超. 梁启超演讲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5]刘东，翟奎凤.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M]//梁启超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孔子[M]//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Key words： Liang Qichao;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transformation
編辑：黄航
史学概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 研究观念 发展历程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从《近世西洋音乐史纲》（萧友梅）、《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等的最初尝试直至今日，其间有过“一边倒”的“借鉴照搬”，有过“一刀切”的政治至上，有过“一阵风”的思潮跟随，终于等到了“百花齐放”的好时代、好氛围。不论是幼苗孱弱、青黄不接还是果实歉收，从事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人从没有放弃过对研究观念的探讨和改进。
一、从模仿到自觉
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和《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是近现代对西方音乐史学颇有意义的最初尝试：二者均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进来，采用了模仿的研究观念，其中不乏有深刻的观点为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开了一个格调较高的先河；不过这种模仿也带来了“一边倒”的明显弊端，以致作出了极端的评判：认为中国音乐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单音音乐阶段，只是偶含伴奏音乐，完全不能与西方音乐的发展相提并论。[1]
模仿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存在过，甚至形成了“一阵风”式的思潮跟随，只是在向着更加深刻和理性方向发展。比如著名音乐学家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提出的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与体系音乐学（Systematical Musicology）二分法以及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基础》（1977年）中运用的“系统音乐学”方法，在中国“方法论热”正盛的上世纪80、90年代引起了一股潮流。如刘经树的《简明西方音乐史》正是在这股潮流下产生的优秀之作，该书“集音乐文化史，音乐风格史之所长，……摒弃传记主义的方法及考证的方法。”[2]正如刘经树所言：“系统音乐学彻底取代历史音乐学昔日盟主的地位，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他认为，中国人受到国情、人文背景的限制，在研究西方音乐时对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文献的掌握不十分全面，甚至几乎无法进行史学研究起步必需的资料研究（Quellenforschung），对西方音乐史学家的话语只限于重复和转述。鉴于此，他得出结论：结构史、系统音乐学是我国学者进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唯一选择。[3]
于润洋先生从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总结了摒弃一味模仿带来的不良后果，使研究更加有效的心得，即：音乐史学研究者需要“提高自己的音乐理论素质”，才能产生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而音乐理论研究者，更应“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方能使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总之，音乐学家必须在知识结构上适应这两个要求。”[4]
二、从单向到多元
“文革”期间，江青下发指示，要求编写一本《西洋音乐史》，指导思想则是“一刀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纯正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这样一本“音乐史”著作当然只能采取“批资赞无”的二元论方法，可以想见，我们的很多研究者在当时的“尴尬”境遇。
这期间产生的《欧洲音乐史》为张洪岛先生所著，该书除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时代印记之外，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热忱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研究，不少观点都较为冷静和客观。
历经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历史释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系统论”、“新文化史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引入、推介和实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时期，介绍国外音乐研究动态成为学者们的常态，一批具有创新观念的论文发表出来，如《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高士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李应华）、《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王晡）等等。
至本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5年以来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举办的四届年会研讨议题就可见端倪：
第一届（2005）：西方音乐史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
第二届（2007）：西方音乐作品解读： 历史·分析·批评·方法；
第三届（2010）：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
第四届（2013）：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
以第三届年会的参会专家观点为例，于润洋认为，音乐现象应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予以关注，并且两者相互渗透、并行发展。贾抒冰提出要拓宽学术研究思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并及时、适时发现新问题，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孙红杰更加强调了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的必要性[5]。这些观点无不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多元性”。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2016年12月8-10日在中国福州举办，其总议题：“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子议题分别为：
1.西方音乐断代史的界定、特质和理论探讨；
2.国外西方音乐断代史著作研介；
3.断代史和通史比较研究；
4.西方艺术断代史中的音乐史；
5.西方音乐断代史的教学研究；
6.西方音乐断代史中的作曲家、作品、体裁等理论研究；
7.相关姊妹艺术断代史研究借鉴；
8.中西音乐当代史比较研究。
可以预见，以“断代史”为中心的深入探讨，必将产生更加多元化的、新的观念信息。
“多元性”研究倾向从其他学者的论文中也可以得到很深刻的印证。比如韩锺恩教授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反映这一点。韩锺恩教授曾以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名义，于201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在这次论坛中，将作品分析、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等多学科融于一体，对学术研究中的“跨界”进行了大胆的实践。[6]
三、从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
“西方音乐史”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的问题，经历了长期的探讨。整体而言可以总结为“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的转变。
对于“史实揭示”，也存在“重历史”还是“重音乐”的不断讨论和批判。但更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意义阐释”的重要性。
史学界对这种观念的论赞不绝于耳：“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7]“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意识就是一种诠释意识，……是一种‘赋予’历史对象以意义的活动。”[8]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对于“意义阐释”的观念也逐渐明朗，从揭示历史、解释历史到理解历史，是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重大转变，更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9]即如邹建林所指出的，“新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对音乐文本的旧有视域与音乐史学家主体观念的视界融合，即对音乐文本所记述的史实形成新的认识。[10]
许多学者将这种“意义阐释”的观念揉进其学术研究中，比如于润洋先生将这种研究观念称之为“音乐学分析”，他对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终曲的研究即运用了这种方法，他认为音乐学分析是对音乐现象进行的一种综合性、专业性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音乐作品在艺术风格语言和审美上的重要特点，也要研究音乐作品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还要对其进行史学价值判断，将其音乐本体的性质和其历史的性质有机融合、统一在一起，最终形成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于润洋先生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借用释义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他强调不能单纯考虑历史史实，也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并与史实之间有效融合，使主观与客观都能超越自身，产生对音乐作品的新的理解。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决不能将音乐作品的意义永恒化，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研究。[11]
四、从客位观照到主位反思
在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即必须从“客位观照”转变为“主位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西方音乐史”的学科建设拥有自主动力和“中国视野”。
杨燕迪曾指出：“对学科成长的反省应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12]
叶松荣曾发文著书专论此观念，即《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13]和《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14]。
蔡良玉更是总结了这种研究观念的这种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末，对“主体意识”的呼吁是对此前思想束缚的环形；而90年代末对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愈加强调，则是对“异文化研究”的主体意识自觉。[15]
对于中国与西方在语言和语境上的巨大不同，中国学者也指出了未来之路的艰巨，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位”责任感。
周勤如就曾发感，对外国学术的引入须经翻译，而对翻译者而言，中文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区别，使得翻译过程中保证信息还原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一种挑战；但这却是中国音乐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要着力进行的一项艰巨任务。[16]
无独有偶，高士杰也曾谈到，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史，必然面临西方语境中根本不会出现的问题。[17]
结 语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从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看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在越来越趋于理性和自主性的观念指导下，优秀的研究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目前两方面的不尽人意之处：
其一，思想与行动的错位。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但目前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现状则存在着“思多行少”的状况。比如对于国外西方音乐史学经典和前沿著作的翻译，尽管多年、多次呼吁，但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终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另外，在与现代科技研究手段的接轨上，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为此，李秀军曾明确指出：“未来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一定要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18]
其二，研究与教学的脱节。研究工作超前于教材的现状是不容否认的，而教材方面的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状况也较为严重。杨燕迪曾尖锐地批评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中抄袭现象严重的不规范、无创新的事实；并指出在音乐史的教学上，有必要从音乐通史概述的不变模式中突破出来，进行一些教学内容创新的尝试。[19]
因此，建设“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不仅要继续保持“研究观念”的不断创新，还要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7：4.
[2]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前言.
[3]刘经树.“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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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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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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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责任编辑：章若艺）
史学概论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心理史学学科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已经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在政治学思想研究中显现出了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研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存在问题；修正方法
心理史学，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心理学解释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即心理史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是指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成果和心理学特殊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历史，期冀通过这样的研究用心理学的手段研究其他学科的内容。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研究历史的主体“人”为中心，应用多种心理学原理对主体进行研究，从而体现出个体心理对该个体所处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中具体行为活动的影响，最终影响社会发展。
一、心理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各种经济和社会弊端暴露出来，引发了多次影响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较快的人员流动。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爆发，民主力量的崛起，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对精英人物的关注转移到对普通民众的考察。史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未引起前人注意的史料的考察和研究，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共同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心理史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产生和发展起來。
二、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流行是心理史学方法兴起的直接原因”[1]。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与研究学家弗洛伊德在对众多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观察和治疗过程中归纳出的一套以心理方面为主的医学理论。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它“可以透过有意识意图的欺人外表找到行为的真正原因”，[2]并且“在揭示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中显示了较大的作用”。[3]这对于以将历史研究作为基础材料之一的社会科学来说，引力巨大，而心理史学也就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产生了。
心理史学在奥地利并没有长远发展，但是到了美国却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社会性研究方法论，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讲到：“我在欧洲的时候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却要始终与我平等相待，…使我深深地受到鼓舞，信心倍增”[4]。1909年，弗洛伊德到美国讲学，宣传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在美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紧接着他《达·芬奇的记忆》一文，被当作是“心理史学赖以发展的基石和典范”。[5]1958年，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更被公认为是心理史学的代表作，在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论证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被当作是心理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三、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问题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科学客观的材料。心理史学的方法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的，该学说用于医学临床治疗优势明显，但用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上却显得不够科学，特别是对于较早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客观性也就更加欠缺。可见，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单在历史性资料的应用上就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容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心理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对由各种条件影响下被研究主体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勾勒，虽然有一定资料的支撑，但难免会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甚至研究者可能会自己先设定一个结果，然后在收集能体现这个结果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呈现。而对于周围的其他资料，甚至是与结果相左的资料却唯恐避之不及。
第三，容易犯心理因素决定论的错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直都认为人的本身性格对人一生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忽视了成年后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再塑造。而且，许多时候可能会过分夸大了被研究主体心理对于其思想等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表现出的明显的心理绝对论问题，在应用中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修正方法
介于以上一些问题，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中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综合性。目前而言，心理史学作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是跨学科的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上也有很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应该在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优势的同时适当的使用其他可行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最容易犯的问题。
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尽可能的丰富。心理史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资料使用上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重视所谓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要适当的多参考同时代相关的其他的证明资料，比如同时代人对被研究主体的评价和描述等任何可以为之证明的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既可以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又可以提升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三，在研究上要体现出变化。在政治学思想家的研究中，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将被研究主体心理状态作为其思想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着意体现二者的相关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要尽可能多的体现出心理变化对于其思想变化的影响。被研究主体心理变化对其思想影响越明显，越能证明其心理和思想的关联性，这样的论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五、结论
随着心理史学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简单相加，它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体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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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杰拉尔德·艾岑伯格.心理史学与思想史[J].历史与理论，1975（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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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彦超，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史学概论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G64 [文献标识码]B [
21世纪之初，“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的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的出入，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或“知难而退”，或“掉转枪头”。而史学人才库的萎缩又将“史学危机”推向更深处。
在传统历史学的领域之外，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出的图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自此之后，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类图书畅销不衰;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也连连创下收视新高，在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真容的清朝十代皇帝，无一例外地拥有了“银幕形象”。无数年轻人表达了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巨大兴趣，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而同样在我们身边，在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大潮中，大量历史城区和建筑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关注。不少建筑学家开始从事老城区和老建筑的歷史文化挖掘，各级文保单位开始进行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各个社区、企业也着手进行社区史或厂史的编写。一旦该场所被纳入旅游景点或公共历史资源，还存在资源策划、景点导游讲解等工作。然而至少目前，在这些人群中，很少有历史专业工作者的身影。
两相比较很明显，问题不在史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在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过于狭窄。这种困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曾有，但是，公共历史学的出现拯救了美国高校历史专业，并为美国的史学发展开拓出一片大好前景，很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公共历史学的兴起与社会效应
公共历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其强调史学的实用性，故又称“应用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双双遭遇发展瓶颈，部分史学工作者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历史，但和历史相关的社会分工领域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占据。1978年，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指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历史记载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承担，建议政府，应当像雇用统计学家进行数字统计，雇用律师应对诉讼案，雇用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制计算机程序一样，雇用历史学家来进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工作。1986年，公共历史学的两位创始人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纽斯塔德合著《时间的思考》一书，着重列举了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所犯的错误，指出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卡特政府仅仅从技术，而没有从历史上考虑问题。一场“走出高校，走向社会”的史学领域大突破拉开了序幕。而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影响下，美国史学界的“人民史学运动”也为公共历史学的开展提供了天地。公共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科雷将“公共历史学”描述为“帮助历史学家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学问”，便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
不同于学院历史学，公共历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能满足客户需要和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家，并以他们的工作和不同于学院历史学的方式方法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历史教育。试比较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在职业任务、服务范围和知识传播途径上的不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公共历史学的特征：
1970年代起，美国高校培养了大量能适应社会需要并受到社会欢迎的公共历史学人才，其工作领域大致分为两类：
(一)历史学知识和方法的衍生领域：
1 政策分析和咨询。公共历史学者受雇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充当政策的计划者、评论家和分析家。由于史学工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客户在作决策时，相对客观和现实地看待过去和现在，找到完成任务的最优方法。
2 地方、机构和个人历史撰写。公共历史学者帮助联邦、州、地方、社区和家族撰写历史，尤其是遇到周年庆典和各种节日时。通过撰写这些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自己国家、社区和家族的历史，从而找到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3 信息收集和管理。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和教育服务处主任劳伦斯·麦克格兰克对历史学家在信息管理中的作用作了很高评价：“以历史为基础的领域，历史学家在信息的获得、控制和利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能够创造适当的资料库、校正记录、编辑和出版、监督公共信息、从事应用记录研究和参与文件管理。”尽管档案管理、文件管理、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领域正在走向专业化，历史学者以其过硬的专业素养，仍在信息收集、管理和分析方面占有优势。
4 历史解释。公共历史学家在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工作，多涉及历史解释，或称导游。历史遗址和博物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与传统课堂历史教学的灌输方式不同，历史学者可以为游客选择不同的历史题材，也可举行各种活动激发游客认识历史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者与公众“亲密接触”、提高民众公共历史意识的“最佳岗位”。
(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的领域：
1 历史辩护。历史辩护是利用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对公共决策和立法提供诉讼支持和专家鉴定。最初主要用于推动和提高历史学的地位，后来广泛用于各种与法律和历史问题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工程规划、文化资源点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劳资关系等问题的决策和立法。1993年12月，美国迪斯尼公司宣布计划投资6.5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的马那萨斯战场附近建造占地3000英亩的主题公园。一些历史学家、历史保护主义者通过地区历史分析、文化资源的未来意义、战场的美国精神教育等报告，积极地影响了当局的决策，迫使迪斯尼公司最终取消了这一设想。
2 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在美国，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各有侧重，也在很多场合相互通用，都是指对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些资源“包括现存的考古、历史和建筑物的遗迹、遗址和建筑结构，同样也包括对国家、州、地方、社区或者人口聚居区有文化价值的所有现象”。在美国公共历史学研究领域中，这是公共历史学者最活跃的舞台。
3 媒体活动。历史和媒体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拓宽历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信息的传播途径。事实上，随着“影视史学”的兴起，许多公共历史学家进入媒体的各种领域，包括流行读物、电视、电影乃至互联网，以丰富多彩的载体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信息和观念的传播。
4 商务活动。历史学者在公司中提供的服务包括撰写公司历史(尤其是收集口述历史)、组建公司档案馆、准备公司周年庆典、公司形象设计和宣传、诉讼支持、公司发展计划、提供市场反馈信息。
由于上述工作多超出历史学者的专业训练，对公共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精通专业知识，还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了解包括法律、文保、传播、管理在内的诸多学科知识。公共历史学，实际上对传统历史学科提出了挑战。在迎接挑战、攻克难关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界朝着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高校培养公共
历史学人才“三步走”
事实上，我国历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发展并非毫无感应。早在1985年《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的创刊号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蒋大椿研究员已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认为这样划分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对“应用史学”的探讨被搁置起来。而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选题的碎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应用史学”渐渐被史学理论工作者淡忘。直到美国“公共历史学”概念的引入，才让我们又回忆起这个久违的名词。
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出路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选择史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一味固守在象牙塔内，还是将视野投向丰富的社会领域。21世纪，作为国民经济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集合体，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史学研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史学工作者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公共历史学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构建公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作为史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校应该将培养具备公共历史学素养的历史人才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目标。
首先，高校应调整学科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
在美国，学院历史教育的人才培养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下一代学院历史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学院历史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延续性和准确性，并对学生进行正规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教育;而公共历史教育，则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人才，不仅使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更将培养重心转向了解如何使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美国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公共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反观中国，我们的高校历史学科则以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和师范人才为主，前者属于学院历史教育，后者则隶属公共历史教育。但从培养计划和实际操作来看，中国高校历史专业一味强调历史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掌握，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今天，中国高校要培养公共历史学人才，首先就要调整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进行“分流”，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其次，高校应建立“立体型”课程设置和“内外互動型”教学模式。
由于缺乏公共历史教育意识，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培养史学研究人才服务，通史所占比重较大，而各类专题史往往被纳入选修课，且开设时间相对较迟，影响了公共历史学人才专业知识结构的及时建立。又由于公共历史学一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的焦点转向普通人，甚至是很少被人关注的领域，如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等，这就要求公共历史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史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加大专题史，特别是社会史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实现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夯实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性较强，在对历史资源进行开发、分析时，必须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比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历史保护时，不仅要求公共历史学工作者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更要懂得相关的考古、建筑学、博物馆展览、法律、环境学、文物收藏等知识。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积聚”特色，为学生研习专业外选修课，甚至“第二专业”提供方便。这些选修课和“第二专业”应该包括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教育学、建筑学、考古学、文物鉴赏等等。“以通史为地基，以各种专题社会史为梁柱，以跨学科知识为屋瓦”的“立体型”课程设置，保证公共历史学人才具备从事公共历史活动的基本能力。
教学模式的单一呆板是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通病，“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普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公共历史学作为面向社会、操作性强的历史学，对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当高，这种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通过专业教学得以实现。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模拟情景，设置特定课题，小到一处名人故居的介绍，大到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请，由学生采用个人或团体合作的方式完成。整个实践过程，包括从课堂到社会，再回归课堂，依靠“内外互动”的教学达到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其中，口述史学的实践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从方法论来讲，口述历史学是达到公共历史学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曾指出：“公共历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理想的工具。”目前，我国有部分高校已开设口述史课程，但作为操作价值远高于理论价值的学科，即使不开设专门课程，也可以通过实践教学的“内外互动”得以实现，即课堂内介绍理论、设计课题，课堂外实践操作，课堂内交流总结。从当前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现状来看，围绕身边问题开展口述实践，如进行城区历史的口述访谈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多元的教学模式下，也应鼓励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公共历史学教学的成果可以是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可以是中小型的专题展览和实物展览，可以是声音档案和纪录片，甚至可以是历史影视剧本。只有放宽历史研究服务的领域，允许多种形式的成果出现，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主动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
1976年，公共历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科雷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设公共历史研究课程，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事实上，美国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同样反对学院教学一种模式。美国公共历史学理事会，一方面通过官方刊物《公共历史学家》、通讯刊物《公共历史学消息》和各类学术会议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交流，同时建设了Internet交流网——H-Public。这一网站，任何人只要通过简单注册就可成为会员，一旦成为会员，大量的信息资源就可无偿提供，为公共历史学的普及贡献着力量。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热情尚不高涨，但其前景已显露端倪。高校历史学科应加强与海外高校的联系，努力获取最新学科信息和人才培养的校际合作机会。同时，国内各大高校，特别是同城高校，应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践资源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当然，在校际交流合作之前，高校应首先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当地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地方史志办公室、社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学的认识和接纳，反过来有利于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就业和发展。
当然，公共历史学能否发展，取决于史学界能否认同其学科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同样，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在初创阶段也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更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社团的参与合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民社会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公共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简介 姚霏，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苏智良，男，1956年生，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史学概论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向达《中西交通史》一书最早于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论述了自先秦至明清中西交通的概况，是我国首部系统梳理近代以前中西交通历程的著作。是书凡六万余字，虽成书年代较早、内容精短，但书中作者的相关观点至今仍被学界继承并发展。同时，本书的写作也体现了作者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史料基础，不仅对中西交通史相关史实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也在学术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向达;《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交通史研究發端于晚清西北舆地学和域外汉学。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究疆域沿革变迁，以作边界交涉之用。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开眼看世界，著《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为我国早期中西交通史学科奠定了基础。但是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单方面与固定时间段的研究，向达于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正好改变了这一情况。该书时间跨度久，空间范围广，是我国首部系统论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读本。
本文通过对《中西交通史》（以下简称《中西》）内容的剖析，同时结合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发展和向达的相关经历，论述是书在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价值，说明即使在有关中西交通史、丝绸之路研究论著丰富的当今，《中西》仍有其学术价值，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优良读本。
一 中西交通史的产生与《中西交通史》
成书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夏德（Hirth）著《大秦国全录》、沙畹译《史记》以来，西方学者率先研究中西交通史，日本学者紧随其后。“民国以前，其以治斯学而驰名坛坫者，非西人即日人，而国人无闻焉。”[1]国内研究中西交通史始于对西方和日本学人著作的翻译，涌现出沈曾植、梁启超、陈垣、张星烺、冯承钧等一批学人。沈曾植《岛夷志略广征》《海日楼札记》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梁启超《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家达伽马等人的航海事迹进行对比，对产生的不同结果做了探讨。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一书从也里可温教的人口、赋税及其传播等方面深入考察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发展与传承，开拓了从宗教方面进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视角。张星烺和冯承钧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不仅利用国内材料，也广泛搜集外文著述和流落国外的中文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内容翔实，第一次系统地汇释了有关中西交通的丰富资料。冯承钧更是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先后翻译外文论著达40多种，同时于古代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亦颇有建树，被誉为“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海外交通史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2]。随着学校体制的转变，各高校中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1920年陈衡哲在北京大学讲授‘欧亚交通史’，是迄今所知最早在国内大学开设中西交通史性质的课程，标志中西交通史被国内学者视为一种‘专学’”[3]。此后开设者日益增多，如1926年和1929年，张星烺分别在厦门大学、辅仁大学讲授这门课程{1}之后，向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2}，冯承钧在北京大学[4]，方豪在浙江大学[5]先后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3]157-158。
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多受当时史学思潮和社会潮流的影响。20世纪初，国内的史学思潮大体经历了“新史学”“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发展三个阶段。梁启超早年流亡海外，接触到新的史学思想，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主张“近世史家之本分，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6]，标志着“新史学”的产生。后章太炎主张修通史，“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7]。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将其治学方法总结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之后，胡适倡导疑古思想，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6]8-9。对于历史“实证史学”，贡献最大的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倡“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主张四个打破{3}。傅斯年则提倡直接研究材料[6]10。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对向达的史学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向达早年受实業救国思想熏陶，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以期发展实业救国。然而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呼声高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之后，学界就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也展开了一次“社会史大论战”，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情推向高潮。受此影响，向达弃理从文，转入文史部，为他后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也得益于个人丰富的学习经历。他早年就读的长沙明德中学，以救国为宗旨，注重自然科学与英文教育，向达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外语教育。在南高师期间，向达进入史地学会，受柳诒徵、竺可桢等人的言传身教，不仅掌握了版本目录学等具体的历史知识，更注重根植传统史学，同时也受近代治史风气熏陶。而他关注中西交通史研究，则多受陈衡哲影响。陈衡哲经常讲述史学研究的方法与动态，并于1921年发表“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的演讲。这对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具有启蒙作用。1922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刊载了向达《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上）》一文，同时也刊载了陈衡哲的《中欧交通史目录》，“其后史地学派成员中在这方面研究成就较大的当推向达和郑鹤声”[9]。1924年向达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合译或独译了《印度现代史》《世界史纲》《苜蓿考》《葡萄考》《高昌考古记》《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10]。这些著作皆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1930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后，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学人陈垣、冯承钧、贺昌群、王重民、刘节等人结识并互相探究。这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久之后，向达完成了《中西》一书，与193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相互补充。顾颉刚称“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向先生有《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小史》”[11]。前者以时代为顺序，后者以区域为框架，是国内学者最早系统阐述“中西交通史”理论框架的著作。“向觉明治中西交通史，冯承钧、张星烺逝世后仅有斯人。”[12]然冯、张二人多以资料翻译汇编为主;向达的两部著作首次考察了中西交通史的历程，是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13]。《中西》篇幅较小，内容侧重明清中西交通，专辟“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 一章[14]，这得益于向达的研究侧重点。他于1929年在《史学杂志》发表《汤若望进呈图像残存考》《十三洋行行名考》《程大约墨苑中四幅耶稣教宗教画之作者》三文，并于1930年发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皆与明清之际传教士有关。1945年欧阳琛撰《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多次提到向达的抄本和珍藏外文书籍。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向达指导和提供相关资料给欧阳琛，其论文恐怕不易完成;同时也指出了向达在明末清初西学研究的贡献[15]。由此可见向达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侧重点。向达对明清西学的研究多参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于1923年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
向达著《中西》，离不开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注重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向达在南高师时，师承“学衡”派，注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他在大学期间加入“史地研究会”，并翻译阿瑟·考利（Arthur Cowley）的《赫邰民族考》、詹姆斯·韦尔敦（James Welldon）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瓦尔特·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的《希印古代交通考》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翻译了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斯坦因（Aurel Stein）的许多著作。此外，向达“创造了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6]。早在1925年，他与郑鹤声到摄山进行专门考察测量，并先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摄山佛教石刻小纪》和《摄山佛教石刻补纪》二文，考证出其正确年代应为南朝。在《中西》一书中，他专辟“景教与也里可温教”一章，并附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4]32-37。这也得益于1933年春他和徐森玉、刘节、王庸同去大秦寺实地考察的经历与成果[17]。
二 《中西交通史》的内容
《中西》的出版，诠释了“中西交通”的内涵与意义，确定了“交通史”概念的使用。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都偏重于专题研究与史料汇编。《中西》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前的中西交通历程，顺应了学科发展的需要。通过总览中西交通全貌，对“中西交通”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指出“所谓中西交通史有两个意义：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一是就这一个地理单位同又一个地理单位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而言……而所谓中外交通史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18]，进一步阐明了中西交通的内涵。对于“中西交通”的称呼，早年受日本方面影响，除交通史外，还有通交史、交涉史等[19]，直到张星烺与向达分别以交通史为著作命名{1}，国内才正式提出了“中西交通史”的概念[13]3。
《中西》一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叙述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西方世界的交流情况。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上自先秦，下到晚清，通过对中西交流做一整体梳理，力求改变“两千年来的中西交通，都在若蒙若昧之中”[14]6的状态。全书约六万五千字，分为十章。向达开篇在叙论中对中国文化整体作一回顾，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先秦之前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秦汉至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元明清时期的西方文化输入三个阶段。
先秦时期，《穆天子传》中提及周穆王西巡至昆仑会见西王母，《逸周书·王会解》中载月氏、大夏等西域古国名，由此产生了“中国民族西来说”。向达认为这些事很可能是汉朝人所加上去的[14]9。同时，他认为在当时流传的中国民族西来之“埃及说”“巴比伦说”“西亚说”皆因仅有相似的传说、文字、环境作为同源之证，证据薄弱，缺乏说服力，主张将地下材料和纸上文献结合进行考证。
秦汉至宋时期，“整个中国同外族发生关系，一天密似一天”[14]1。向达通过对西方语言中支那（China）、赛里斯（Serice）等词汇构成的分析，描写出古代中西交通的些许痕迹。他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此后，印度佛教文明传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的产生，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在文化生活方面，中国人有居于大食者{2}，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罗马的玻璃也传入中国，中亚的胡风逐渐流传至中原地区。在建筑雕塑方面，随着犍陀罗艺术兴盛，中国的造像建筑间接地受到希腊风格影响。在宗教方面，佛、道、摩尼、火祆、景教等并行发展，建立寺院。“唐朝的长安一时成了世界上各种民族的博物院，各种宗教的陈列所”[14]24。各国与中国通过海陆两道进行交流，陆道以印度、中亚为主，海道以希腊罗马为代表，可见此时中西交流之盛。
元明清时期，“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一天一天的接近，同印度的文化一天一天的远离”，中西交通开始有了“清明的观念”[14]4，6。蒙元西征，蒙古统治疆域西至多瑙河，中西交通大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元顺帝为界，向达把蒙元时期的中西交通情况分为两段。顺帝之前，西方教士前往和林、大都者日益增多，中西交通日渐繁荣;顺帝之后，国内政治衰败，西方东罗马帝国灭亡，突厥兴起，阻隔了东西交通。蒙古人的西征，使西方人另辟蹊径，欲以宗教形式感化他们，因此先后派多名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包括柏朗嘉宾、罗伯鲁等。此外还有以马哥·孛罗（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东行经商者。书中也提及以伊本·拔都他（伊本·白图泰）为主的东行非洲人，虽未详述，但为中非交流研究提供了材料。这些东行者回国后撰著游记，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传教、经商者再度袭来，西方盛行罗科科主义{3}，对东西文化的交融汇通具有重要意义。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促使西方人开始探索其他的途径到达中国，此时涌现出一批航海家，如地亚士（迪亚士）、德伽马（达伽马）、裴斯特罗、麦哲伦等;中国方面也有郑和下西洋。此时，传教、经商者包括罗明坚、利玛窦、鄂本笃、庞迪我等人，他们翻译西学书籍，制浑天仪，甚至在朝廷为官。在政治、科学等方面，皆反映了中西交流之盛况。传教士作为明清中西交通的重要中转者，备受学者关注。本书详述了东西贸易从汉至清的过程，后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止。“此后又别是一部中国近代维新史了”[14]6。
三 《中西交通史》的学术价值
《中西》辞简义赅，全书仅六万余字，内容却十分丰富。虽自出版至今已八十余年，但对当下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将中西交通史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虽各个部分的侧重点不同，但他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且有些观点被后人继承发展。书中提及火药的传入对摧毁欧洲封建統治有重要影响，而罗盘的传入成为新大陆发现的起因[14]69。1978年，齐思和发表《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对西方的影响》一文[20]，不仅继承了《中西》中的观点，也对四大发明对西方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证。向达认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除仰仗于印度文化的输入外，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兴起也使中国间接受到了希腊艺术的熏陶。时值国际学界关于佛像起源的问题引发了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因素的讨论，出现了“希腊说”“罗马影响说”“秣菟罗说”{1}等，向达将其中影响因素之一定为希腊艺术，后被学界证实认可，且犍陀罗佛教艺术与中亚美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至今备受学者关注。《中西》中提及，当时的中西人员往来中，中国人有居于大食者。究其原因，朱雷认为“这些人的迁移或因政治、战争因素，也有随粟特商人西去者”[21]。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边疆地区考古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海陆丝绸之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领域由此愈宽，分支愈细。向达此书，从宏观视角上对中西交通史进行梳理，他的相关观点已被研究所证实，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22]在本书中，向达从横向对西方航海家和郑和下西洋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对东西交通开端做一假说。可见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政局，向达欲以郑和七下西洋突出民族自豪感的现实意义。同时，他关于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的相关观点也被后代学人继承发展。如1934年向达发表《陆若汉答朝鲜李荣后书跋》一文，文中提出陆若汉对中国和朝鲜的知识分子灌输疑古思想的观点，方豪在《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研究[23] 。
在本书中，向达注重从中西文化双边影响为视角进行阐述，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交互性，主张将实物与文献结合探究的研究方法。早在汉代时，既有张骞通西域，又有佛教传入、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建筑造像风格的影响。后在唐代，贸易、宗教发展迅速，长安集聚诸多宗教。随着蒙元西征，中西交通大开，西人东来者较多，或为传教，或为贸易。除此书外，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依据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书而作，然亨利此书仅“详中国同西方的交通，于中国文化的东被及南传即不著只字”[18]1。向达补其所缺，可见对文化交互性的重视。19世纪末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提出“中国民族西来说”，被当时国内大部分学者所认同，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此说法被当今学者称之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24]，是一种用以寻找共同民族认同感来抵御外辱的方式。但在当时“西来说”流行的整体环境下，向达以证据不足提出质疑，主张运用二重证据法证实具体史实。这种敢于存疑的态度和用实物以证文献的方法，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被当今历史研究者，尤其被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广泛运用，如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等，皆采用历举考古遗物遗迹与文献互证的方法。
在《中西》一书中，向达于每章末都推荐中西交通史的中外文著述。中文方面以早年中西交通史家著文为主，外文著述则多推荐西方和日本汉学家的研究作品，主要是劳费尔、斯坦因、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著作。关于此四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学界关注或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这些参考书目既反映了当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趋势，是中西交通史体系重要的知识来源，也是现今中西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谢国桢在悼念向达文中提及，“海内学者，自陈寅恪师而后，治唐代典章制度，中西文化交流之史事，成绩之昭著，尚无出其右者”[25]。《中西交通史》作为我国首部系统论述中西交流的著作，它以文化交流为纬，以时间顺序为经，理清了中西交通的概况。通过横、纵两方面对中西交通史实的串联，说明文化交通的先后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丰富了中西交通的内涵。外加其姊妹著作《中外交通小史》以地域横向对中西交通情况进行梳理，二书初步系统的阐述了中西交通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集科学性、理论性与史料性为一体。虽在此书后，白寿彝、方豪等人分别著《中国交通史》，但这种贯通中西交通的体例皆发源于《中西》一书。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一书虽然简略，且成书较早，但对当今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对中西交通史史实内容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同时书中提及的史料，以及此书本身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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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范文第6篇
摘 要:车文博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心理学家、心理哲学家、教育学家。他在哲学与教育学等领域的深厚修为,使他的心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站立在比较高的起点上。作为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路人,在精神分析研究、心理学史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类心理学”与心理学元理论建构等领域均有自己卓越的建树。回顾车文博先生的学术生涯,阐明其心理学思想的贡献,对于今日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车文博;学术生涯;思想贡献
文献标识码:A
车文博先生是继潘菽、高觉敷先生之后的杰出的心理学家、心理哲学家、教育学家。他治学严谨,著述等身,硕果累累,对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车文博先生祖籍山西,1931年出生于美丽富饶的松花江畔吉林省扶余县。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48年考入东北行政学院(后改称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前身)教育系学习,后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由“苏联专家”直接培养,接受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专业课程的系统训练。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除被借调到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两年外,一直在吉林大学从事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刘丹岩教授的领导下,与高清海等教授一起参与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和哲学学科的创建工作,为吉林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在吉林大学浓郁的哲学氛围中,车文博先生独辟蹊径,开拓了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确立了吉林大学心理学学科的独特风格。
在“文革”时期,在心理学遭到批判与否定的年代里,车文博先生仍未放弃自己对学术梦想的坚守。他潜心钻研,挫而弥坚,厚积薄发,在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系统钻研西方传统哲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同时,亦坚持对教育学的研究及对教育实践理论基础的反思。1982年,他将自己在1957年初版的《教学原则浅说》进一步补充、修改为《教学原则概论》一书出版,又在2010年的个人文集中以《教学原则原理及实施策略》为题进一步完善。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教育学界理论思想者的地位。同时,他还与高清海教授等人合作出版《欧洲哲学史纲》(1979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等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哲学教科书,使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步入了黄金时期。
车先生在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深厚修为,使他的心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从1979年到1981年,他协助高觉敷先生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为推动当时心理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精神分析作为西方社会思潮传入我国后,在学术界、理论界及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并一度被视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禁区”。车文博先生则表现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开创了我国精神分析和无意识心理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他先后出版了《意识与无意识》(1987年)、《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1988年,下卷1989年)、《弗洛伊德主义论评》(1992年)、《弗洛伊德文集》(1998年初版、2000年台湾繁体字版、2004年修订版)。这些著作,代表着中国心理学界对弗洛伊德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准,并在其它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今,车文博先生的学术创作和思想产出又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其中标志性的成果有《西方心理学史》(台湾繁体字版1996年,大陆简体字版1998年)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台湾繁体字版2001年,大陆简体字版2001年)、《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述评》系列共15卷(1999年,台湾繁体字版2001年)、《心理学思想史(中国卷)》(主编,2004年)、《西方心理学思想史》(2007年)、《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三卷本,2009年)、《当代心理学家文库车文博卷:透视西方心理学》(2007年)、《20世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走向》(1999)、《西方心理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析》(2001)、《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的整合——当代西方心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走向》(200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本心理学》(2003)、《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三十年》(2009)以及《车文博文集》(十卷本,2010年)。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三卷本,300余万字)也即将面世。这些著作与论文系统揭示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阐发了由自我到超我的天人合一的类心理学思想,将我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整体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作为职业心理学家,车文博先生特别重视心理学知识的实践运用。早在1993年,他就提出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心理相融的“五步综合效应法”及中国民心工程的建构问题,超前提出了中国理论心理学学者在祖国和平统一历史进程中的光荣使命和应对策略。这充分反映了车先生一贯坚持理论研究的现实取向,极为重视理论研究的先导性与时代感。他先后出版了《应用心理学丛书》(12卷,1987～1990)、《心理治疗指南》(1990年)、《心理治疗手册》(2000年、2010年)、《实用教育词典》(1989年)、《心理咨询百科全书》(1990年、台湾版分上下卷出版,1993年)、《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2001年)。这些著作具兼容并包,开拓创新,在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融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它们不仅推动了我国应用心理学的发展,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换的必然性。迄今,这一认识已成为我国应用心理学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领域的基本共识。
车文博先生还是中国心理学、特别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活动家。他于1978年就被潘菽先生破格提拔为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后改称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副主任,又继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之后长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将该专业委员会发展成为中国心理学会中思想活跃、气氛融洽、成果丰硕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他又于1984年当选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并在1993年至2001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为中国心理学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他特别重视理论心理学后备人才的培养。他亲手培养的很多学生活跃于中国理论心理学的舞台上,并已成为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学术中坚。他的思想滋养了一代中国理论心理学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是严师,是慈父,是一座可以为之仰止的高山,更是一盏照亮前行路途的思想明灯。
车文博先生以他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赢得了众多的社会荣誉。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长期担任《心理学报》编委、《心理学探新》顾问及名誉主编、《心理研究》顾问、《外国心理学》编委、《法制心理学研究》顾问、台湾大学《本土心理学》杂志顾问编辑。曾任第二届亚非心理学大会组委会委员、国际心联第28届大会中国组委会委员、中国空军航空心理康复中心兼职教授和专家组组长、中华心理咨询师国际协会名誉理事长、华人心理咨询师国际协会名誉会长、美国心理学会外籍会员、美国美中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并被收入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国际名人词典》第24卷。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两项、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两项、吉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其他省部级奖十余项。1991年被评为吉林省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评为吉林省荣誉省管优秀专家、2003年被授予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荣任中国心理学会创始会士。
车文博先生执着的学术追求成就了他在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方独特园地。他是中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精神分析研究的领跑者,心理学史研究的创新者,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类心理学”与心理学元理论建构的开拓者。他的学术思想,对于今日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车文博先生的思想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弗洛伊德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时,车先生就开始着手对这位重要人物进行研究。他敏锐地提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正确评价和科学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要做好这一点,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无意识的实质,并在这一问题上同弗洛伊德主义划清界限”。他先后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了数篇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文章,以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进行了一分为二的理性分析。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并不是科学真理,不值得人们去迷恋信仰,但它也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可以简单地加以否定。从宏观上说,弗洛伊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也是根本错误的;从微观上讲,弗洛伊德主义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有值得借鉴和吸收之处。他坚持两点论为弗洛伊德“平反”,肯定了弗洛伊德的三大贡献(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纪元;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新领域;奠定了现代新的医学模式的新基础),指出了弗洛伊德心理学方法论上的局限及理论上的误区。正是常年的坚持所收获的这些成就,使得车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时才有了“中国的弗洛伊德研究可以超越我,但是不能绕过我”的自信。
西方心理学史研究一直是车先生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卓有建树的另一个学术领域。他独到地开展了对西方心理学从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观点。他把现代西方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总结为:一个主导思想:科学主义;两条基本线索: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实证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两种哲学、构造与机能两种逻辑的对立与融合;三次分化与整合,第一次分化与整合:从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科学,并出现学派林立的繁荣景象。第二次分化与整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出现各自内部的分化与学派之间的整合。第三次分化与整合: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既有学科上新的分化,又有同类相近学科的更大的整合;四次范式革命:行为主义革命、精神分析革命、认识心理学革命、人本心理学革命;五大理论范式:行为论、认知论、精神分析论、现象论、生物论;六大基本争论:内容心理学与意动心理学之争、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之争、说明心理学与理解心理学之争、意识心理学与潜意识心理学之争、元素心理学与整体心理学之争、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之争。并根据西方心理学的发展逻辑,提出综合主客观心理学范式,建构大心理学观的心理学科学观。车先生在心理学史上的研究成果及创新思想成为新一代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继续前行的坚实的基石和指路明灯。
在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上,车先生也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国内第一步完整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专著,不仅阐释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作家,如戈尔德斯坦、奥尔波特、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布根塔尔进行了评论,而且史论结合,深刻解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在逻辑(从思辨性研究走向科学性探讨、从人本心理学取向走向存在——人本心理学取向、从自我实现论走向自由选择论、从追求个体自我走向超越自我)以及方法论、人性观、教育观、价值观、科学观等元理论问题,客观评价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历史贡献与存在的局限,科学预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未来走向(建立科学结构,寻求新的方法,明确研究重点,强化理论建树)。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填补国内空白的开拓创新之作”。在车先生的直接关心与指点下,一大批人本心理学研究的专著得以陆续出版,如彭运石的《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人的消解与重构—西方心理学方法论研究》、郭永玉的《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江光荣的《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罗杰斯的人本心理学》、孟娟的《走向人文科学心理学—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之研究》等,从而将中国的人本心理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车文博先生从事心理学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止于澄清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发掘心理学家的思想内涵,评价其是非功过,甚或对心理学的未来作出科学、合理的预测。“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者说,以史为鉴,让心理学史研究服务于心理学理论建设,进而建构完整的理论心理学体系,促进心理学重大理论问题的合理解决,亦是贯穿于他学术生涯的不变追求。他将理论心理学视为心理学的灵魂、统帅和生命线,对中国心理学的元理论问题如概念、定位、形态、特征、功能、问题、历史经验及未来走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则从“类”心理学的视角,对中外心理学思想史进行比较,最终建立了一套具有整合力的心理学的元理论体系。《思想史》区分了四种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希腊文明,并按照每一种文明自身的特征来描写其文化内涵。在进行各种文化背景下心理学思想史比较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并不是像传统的比较那样,将其他文化置于西方“主流”文化背景下进行,体现了一种文化公正的价值观。正是对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尊重,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心理学思想史的比较,《思想史》定义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心理学范式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预设,是关于“人—世界”关系的理论模型。从宏观上把握了心理学思想的演化,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理论才可能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图式之下—心理学的元理论。车先生的理论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内涵,并为解决当前心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困境指明了新的出路。
车文博先生的学术成就,无疑将成为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今天,我们回顾车文博先生的学术生涯,体味车文博先生心理学思想的灼灼光辉,借以表达对以车文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心理学家的崇高敬意。有理由相信,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理论心理学研究一定能走向繁荣,中国的心理学也一定能步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代!
参考文献
1 车文博.意识与无意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28.
2 车文博.弗洛伊德: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车文博教授谈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中国新闻周刊,2006,23:68.
3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67-668.
4 高申春.人的尊严与心理学的使命—评车文博教授《人本主义心理学》一书.心理科学,2002,4:458-459.
5 车文博.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
As One of the Words
——Che Wenbo’s Academic Career and Thought Contribution
Peng Yunshi Xie Lip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Key words:Che Wenbo;academic career;thought con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