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已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在新形势下,党史学科的继续发展面临着学科定位、理论创新、师资力量、学生培养模式及目标等方面的新挑战。积极应对挑战,实现党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作为一个研究生专业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经过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教育与培养,大批党史人才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加强,为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还存在或者将要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不明确,学科归属模糊,社会认同度低,渐趋边缘化,学科特色逐渐淡化。中共党史专业是一门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本身就具有“双重身份”。它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中,一般把它设立在政治学系中。而它本身更具有历史学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但又不同于古代史、近代史等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党的历史,一部分是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而第二部分不能归入历史范畴,所以它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独立性。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仍不是很明确,在学科归属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根据宋俭教授和丁俊萍教授的概括,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大体上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这也是目前实行的国务院学科目录分类;第二种是认为中共党史学应归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当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四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又都有失偏頗,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认同度不高,有人称之为“伪科学”、“边缘学科”等等,“直到现在,不仅在一般老百姓,就是在一些干部、学者眼中,党史是否是一门学问仍存在诸多质疑。”[1]中共党史学科一直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中共党史学科的价值已不再那么重要,其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资政育人的学科特色不断退化。如何正确进行合理的学科定位,提高社会认同感,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2.学术研究很难突破传统思维和政治环境束缚,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理论创新不足。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的序中对党史研究所做的评价那样:“繁荣中尚有不足,简言之,曰浅,曰窄,曰粗。”中共党史作为研究生一个专业,应该发现新问题,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框架,提出新理论,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基本研究领域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党史,二是党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的是党史研究,涉及党建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党史研究中又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不多,宏大叙事的研究思路,使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很难做到深入透彻。此外,对一些“历史禁区”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许多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在原有的框框中打转,理论创新不足。近几年来,关于党的建设研究理论不断丰富,尤其是在基层党建与民主自治方面有了一定突破。但是,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往往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而不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不出新的理论观点,党建研究的发展没有精深的理论为依托,即使提出了一定的理论,也很难在现实中落实,实用性不强,学术与应用相脱节。
3.硕士、博士导师资源严重匮乏,且科研任务重,无暇顾及学生问题。总体上说,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培养规模稳中有升。研究生人数的增多与师资力量的紧缺形成了一对突出的矛盾,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老师指导的学生数目增多,只能进行“牧羊式”的管理培养,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培养质量。有些硕士生导师兼带博士生任务,有的还从事一些行政工作,平时又要承担课题,进行科研工作。这样一来,导师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学生的方方面面,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为了解决这对矛盾,有些高校就迅速培养青年教师,将其晋升为副教授,取得硕士导师资格,甚至破格晋升。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如何,莫衷一是。他们本身的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总之,我国各高校和党校系统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与师资力量的匮乏的矛盾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地有效地解决导师不足的问题,要切实提高导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要建立监督机制与考核制度,对不合格的导师坚决处理,甚至取消其硕导或博导资格。党史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规模应适当缩小,真正做到提高学生培养质量,而不是贪求学生数量。
4.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模式单一化、模式化,束缚学生自由发展。针对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制定的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偏颇。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培养的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是面对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和党政系统研究部门的,大部分都属于学术型。近几年来,研究生毕业之后从事学术科研事业的人数大大减少,大部分都趋向于应用型,毕业后大都从事一些服务性行业。但培养目标没有随着这一客观情况的变化重新修订,而是按照原来的培养目标一刀切,没有按照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择业取向进行区别对待。
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有单一化、模式化的弊端。在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一般分两个时间段,前一个时间段是各种课程学习的阶段,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选修课等等,这些课程的选择余地很小,教师的教授方法一般是传授式的,而且每届研究生学习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培养出的学生“水平相当”。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学位论文写作。这是展现导师指导能力和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平台。但是,论文写作也有模式化的倾向,大部分学生由理论到理论,由概念到概念,没有创新,找不到新的角度,研究内容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都不大。中共党史专业的论文写作,应该注重调查研究,运用时政的方法获得一手资料,在资料中发现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生甚至导师都忽略了这一点。
对单一化、模式化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是摆在党史学科建设面前的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5.研究生中共党史理论基础差,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实践少,就业日益困难。目前在全国高校中,只有三所高校开设了党史专业的本科学位点,大部分党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是从别的专业考入的,他们在成为硕士研究生前,没有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共党史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造成理论基础普遍较差。成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毕业后也不打算从事党史方面的相关工作,对党史专业不感兴趣,学习的热情不高,所以理论知识也很难提高。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创新能力也必将达不到各方面的要求。
此外,这门“冷专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很难有一席之地。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实践机会较少,没有更多的平台让学生发挥。就业问题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许多学生自从成为一名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开始,就业的压力就已经存在,伴随整个研究生生活。相关老师和部门对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指导不足,许多招聘信息的通道不流畅,也未对学生的就业压力进行适当疏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日益困难的被动局面。
二、新时期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对策与路径
1.合理解决中共党史学科归属问题,加强实证研究,不断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增强社会认同感。“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属性与学科归属,给予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应有的更为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建设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在这方面能得到学术界和有關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以使这一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2]的确如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的属性与归属,尽快解除这一问题对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桎梏。在研究内容上,要注意学科理论创新,避免对同一问题的重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实证方法的运用,深入基层,挖掘史料,收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在珍贵的历史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快党史学科理论研究的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把党史研究与党建实际结合起来,加强学科实用性,服务现实。此外,还应加强学术交流,办好各种学术杂志,让人们切实感到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学科的社会认同感。
2.突破传统思维束缚,避免宏大叙事,从微观着手,研究“小人物”、“小事件”对大历史的影响。以往的党史研究,着重对大人物、大事件的考察,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比如说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大人物的学术研究,对中共创建、武装割据、工农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各种会议、党的各种决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继续对这些重大人物和事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很难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研究思维,避免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加强地方史的研究,从“小人物”、“小事件”中以小见大,发现大历史的轨迹,从另一个侧面对“大人物”、“大事件”进行研究。一来,由于以往对“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发掘较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激发研究者研究兴趣。二来,通过对这些“小”的研究,来佐证“大”的研究的科学性。尤其在研究地方史时,一定要结合地方实际,从地方收集资料,用史料说明问题,形成研究特色,从微观角度研究“大人物”、“大事件”的真实面目,揭示历史真相。从微观角度研究党史将是今后党史研究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3.加大党史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多层次的师资力量,提高导师科研水平,切实关切学生的发展。决定党史学科的兴衰和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人。党史学科的导师必须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学生负责,为自己负责,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负责。在提高现有师资队伍素质的基础上,还应该注意发掘培养具有党史素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加强对其的培训力度,他们关系到党史学科未来的发展,这是党史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用良好的政策导向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促其成长,为党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作出贡献。党史学科师资队伍水平的高低,一是体现在学术科研成果上,一是体现在学生培养的质量上。所以,党史专业的导师,一定要切实关注学生的发展,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留下足够的空间,激发起学习研究的兴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身上,更不能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以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推动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导师科研水平的不断进步。
4.明确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制定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力争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因人而异地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确定不同的培养模式,一般应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大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目标应当而且必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让学生学以致用,与实践相结合,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构建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新体系,以培养各层次的党史人才,服务社会。2009年,南开大学开全国高校之先河,在经济学院对硕士研究生实行试点分类培养,在同一专业内分“学术应用型硕士生”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两类培养方式,学生可以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形式。两套课程培养两种类型的人才,既符合学生兴趣,又适应了社会需要。为了保证两类硕士生的培养质量,南开大学从筛选、教学安排、再到论文指导等各方面都制订了相应措施,效果明显。这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值得具有党史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思考和借鉴。
5.培养学生对党史专业的兴趣,提高理论修养,提供实践机会,开拓就业渠道。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要用我们的历史来教育青年,让他们懂得革命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作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更应该关注历史、关注党史,培养对党史学科和党史专业的兴趣。要努力让学生认识到党史学科的重要性,开发新的前沿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对党史学科的兴趣,提高党史学科的理论水平。此外,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各个培养单位应与社会协调起来,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给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平台。培养单位要与就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加强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将各种就业信息及时提供给学生,拓宽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1]刘建辉.党校系统党史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1).
[2]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关键词]改革开放、外交理论、国际战略、习近平外交思想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理论继承、累进、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砥砺前行。
（一）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全会公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在此环境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坚决和明确回答：“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外交上打破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制定和落实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世界时，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胡锦涛强调： “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2]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递升，从2003年世界第五到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这一阶段的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外交的重点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堅持不结盟，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时顶住美西方压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江泽民在新形势下从世界多样性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 “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解决。”[3]此外，江泽民还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有效应对了“炸馆”、 “撞机”和“9·11”事件，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进程，维护和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11年两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实践和理论角度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2005年的白皮书指出： “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 2011年的白皮书进而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更加全面和辩证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始终存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外交上则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历史的必然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理想， “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4]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最精辟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二、把握规律，顺势而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世界现状，而是努力探索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一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趋势的规律，在外交上不断克服困难和胜利向前。
（一）善抓重点，纵深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因势利导地提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邓小平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得出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结论，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把握国际大势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对“二十年战略机遇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时代潮流、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分析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以更高的政治和战略站位，更加积极营造内外战略机遇，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1]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上更加主动进取。中国提倡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大势的最新认识和主动营造。
（二）立场鲜明，道义指引
中国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因而体现了立场和道义的进步性。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纲领。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的国内会议中明确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 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又进一步强调：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以强凌弱和以大压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还一再表态，中国在强大以后也决不会谋求霸权和称霸。
其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特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更是增强了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在全球和地区制度上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出和落实各种理念、制度和措施。
最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伍。中国还推动了金砖国家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以缩小了南北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为此指出：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1]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都是其重要载体和平台。
（三）实事求是，分步推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国外交的目标和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國际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中国外交特别强调要在世情和国情的前提下行稳致远。
中国外交理论重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倡导国际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奋斗总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地域和领域的目标，通过循序渐进和积小胜为大胜，分步累进实现总目标。例如，中国既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倡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理念。又如，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倡导的“双轨”思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中国的近、中、远期外交目标，愿意同中国一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战略理论，战略思维
在中国外交理论宝库中，战略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外交的大思路和大方略，也是运筹和实现外交总目标的系统性安排和长期运作。
（一）审时度势，战略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优秀传统战略思想，强调世界的大势和趋势，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国际战略理论，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在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等时代命题上深化和创新了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必要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带领中国走向21世纪时，提出了“三个着眼于”的战略思想：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1]1胡锦涛在21世纪头十年的内政外交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命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2] “两个统筹”拓展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地域和领域范畴，用崭新的战略思维指引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习近平在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十分重视科学和客观地分析国际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中，他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简而言之，正确历史观是要知往鉴来，正确大局观是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正确角色观是对中国要有准确战略定位。上述“三观”是对国际战略态势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指引中国外交在最好发展期和严峻挑战中不断胜利前进的理论指南。
（二）战略目标，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以坚定的战略耐心和定力，一如既往地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就外交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张蓝图干到底。40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会根据现实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形势变化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6月22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
中国在确立和实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还十分强调战略定力。中国有信心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深知实现的道路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此需要战略定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将长期不变。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2]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过渡时遇到了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不仅有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及美西方的集团性战略压力等战略挑战。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3]中国充分认识到挑战越严峻，中国就越要戒骄戒躁和排除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
（三）战略重点，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1]
问题导向在此主要有三重意义。其一，战略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应用意义，往往要在紧迫的条件下作出迅速和正确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战略理论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或从逻辑推理出发。相反，战略理论必须在实际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二，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战略重点问题。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方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周邊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问题对待和处置，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问题。其三，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中国在国力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争得了不少话语权。中国在综合国力成倍提升后，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趋利避害，要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日益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提高站位和学术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术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许多明显不足。例如，中国外交学术理论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
当前，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从学术和专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中国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各有侧重，但可大致分为“阶段论”、“总体论”和“体系论”。
“阶段论”者大都以重大历史时期或党的重要会议归纳总结中国的外交理论。高飞认为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1]岳鹏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观念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服务经济，韬光养晦”。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是“责任担当，构建互信”。第三阶段（2001-2012年）是“促进和谐，服务为民”。第四阶段（2012年一）是“主动进取，务实创新”。[2]
“总体论”者从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总结中国外交的理论发展，但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苏长和指出： “40年来，中国外交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逻辑特征、制度基础……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方建立了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体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发展模式，成为新型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外交理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3]
“体系论”者有两类。一类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着手进行研究。例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研究中国特色外交。[4]另一类是从主要理念着手。又如，秦亚青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主要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1]再如，王栋、朱晓凡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2]
笔者在借鉴“阶段论”“总体论”“体系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体系要素论”，即从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四大要素进行研究。[3]
首先，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内外环境主要指客观存在，但还包括对其的认识和判断。内外环境是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最终予以判断、作用和检验的根本。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外环境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抓住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就是抓住中国外交的本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努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世情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一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外交领域则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再次，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长期的部署，主要包括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条件、战略布局和战略途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根据这些战略思路进行的，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向领域外交、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向拓展。
最后，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正确义利观等。但是，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方法是落实外交政策原则的主要途径，特别注重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中方和他方、重点和一般等的辩证关系，这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40年里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作为中国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积极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外交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日益增多且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有效應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和地域、领域的范畴看，中国外交还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实践和理论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肩负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中国学界只有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中国学界只有加深学术厚度，才能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建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促进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 71/4441902.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3]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1] 韓振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 《北京日报》2008年7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 0/49152/7542100.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3]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1年9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5] 同上，第320-321页。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页。
[3] 同上，第417页。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356页。
[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2-63页。
[1] 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17-18页。
[2] 岳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观念的与时俱进”，光明网，2018年6月13日，http：//share.gmw.cn/www/xueshu/201 8-06/13/content 2925 8021.htm？from=singlemessage。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3]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2日，第7版。
[4]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 《当代世界》2011年第6期，第32页。
[1]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9页。
[2] 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第113页。
[3] 参见杨洁勉： 《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92页。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声乐学术委员会根据既定工作部署前不久分别在北京与大连召开了学术工作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为落实学术工作规划与推动理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学术工作会议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参加会议的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与秘书长等。会议为全面落实本届委员会的学术工作，包括组织建设、教学研究、理论建设、艺术实践、师资培训等进行了具体研究，并重点落实了本年度组建成立声乐艺术团，进行表演艺术实践与相关课题研究，同时为编撰、出版高师本科及硕士生声乐教材进行了筹备与计划。其中本科教材定名为《声乐艺术基础》、声乐硕士教材定名为《声乐艺术学》，这两部教材是继教育部组编已出版的《声乐基础教程》后全方位的系列教材建设。与会成员将分头根据初步拟定的内容进行总纲目的撰写，待研讨后总体合成再分工撰著。与此同时对已起动的《声乐艺术教育新学科建设丛书》与《全国声乐硕士生优秀论文选》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得到首师大音乐学院的关注，并与杨青院长等领导进行了学术交流。
继学术工作会议之后，由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有学会成员参会的“全国声乐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大连召开。研讨会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田青与声乐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余笃刚教授分别做了专题发言，就倡导声乐艺术的多元化与建立声乐艺术的科学观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为与会者提供了可供思考的理论视野。来自全国高校并肩负声乐理论建设选题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学术交流。辽宁师范大学郭建民教授的《声乐文化学》、东北师范大学徐敦广副教授的《民族声乐学》、西南师范大学郑茂平博士的《声乐语音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温恒泰教授的《声乐学概论》、天津音乐学院管谨义教授的《美声歌唱艺术》与《美声史话》、湖南师范大学周跃峰教授的《合唱艺术美学》、广东韶关学院王大燕与张平教授的《艺术歌曲概论》、武汉音乐学院徐惠承副教授的《中国声乐理论文献》、集美大学詹士华副教授、厦门大学陈言放副教授的《声乐语音比较学》，以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李小君副教授的《声乐形态学》等分别介绍了各自选题的学科理论构架与研究进展。在学术交流中大家一致认为为提高全国声乐理论建设水平和努力开拓构筑声乐新学科具有重大社会学术与现实意义，并为已取得的进展深受鼓舞。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个体发展和完善自己主观世界的思想道德活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或原则。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道德活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自己的运动发展规律，也因之具有独特的研究论域。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学科依据、结构、过程和效益等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论域的基本构成。
关键词：个体；自我建设；思想道德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即个体建设自己的思想道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个体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个体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构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相关研究——个体道德研究以及自我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把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或自我德育不是作为本体而是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或重要方法来研究的。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不只是从方法层面上研究即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法，而是确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本体地位，对其进行根本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下面，笔者试图从学科依据、结构、过程以及效益等方探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
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学科依据
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往往牵涉诸多学科，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索。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上。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理论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立论基础。
１． 唯物辩证发展观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哲学依据。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普遍事实和基本趋势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发展观关于发展是事物的进化，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的矛盾，发展是事物自己运动的理论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哲学依据：个体思想道德不是天赋的，个体思想道德的发展需要不断建设，尤其需要通过自我建设来促进发展。
２．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学依据。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深邃的人学观点，诸如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等。其中，马克思的关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①，人“始终是主体”②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人学依据：个体需要自我建设思想道德，个体能够自我建设思想道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３． 自律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伦理学依据。自律即道德主体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道德规范；自律的形成离不开道德教育，也离不开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自律反映着人们的道德水平，自律是个体道德水平的尺度。这些理论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伦理学依据：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具有价值坐标，必须以思想道德引导为先导，并且可以个体对价值坐标的认识和自觉履行程度为尺度评判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４． 自主学习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教育学依据。目前，关于自主学习的研究空前繁荣，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自主学习理论关于自主学习过程③以及自主学习策略④等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教育学依据：要深刻把握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本质，遵循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要掌握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尤其是微观过程，周密安排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环节；要高度重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策略，善于综合运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各种策略。
５． 自我发展理论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心理学依据。卢文格认为，道德发展、社会化、性格结构和认知发展等错综交织构成自我发展⑤。自我发展理论关于自我发展动因以及自我发展阶段等思想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心理学依据：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有着自身的动因，需要对各种动因进行考察；应该以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程度为主要标准来确定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阶段。
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
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事物的结构是由事物的要素以及要素的联结组合而成的。笔者以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要素。研究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构即是研究此三个基本要素及其联结。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是指为满足社会的和自己的思想道德的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坐标，自己建设自己的思想道德，使自己进入理想的思想道德境界，进而使自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道德活动的个体。按年龄、职业、文化层次和政治面貌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具有特殊的主体性，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特性，其表现为：内在超越性，自觉主动性，自主选择性，勇于创造性等特性。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主体地位决定了它的主体作用，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者，具体表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发动者，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定向者，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调控者。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对象，即个体自己的思想道德。按存在状态、素质状态和层次状态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基本特性是客体性。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本原性质方面来看，其客体性表现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差异性与共同性统一。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客体关系中，客体是受动的一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作用只能通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活动去把握，必须通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活动来实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客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信息源，决定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策略，发展和完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是典型的价值活动，必须建立价值坐标以确定活动方向。一般而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应是统治思想。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集中体现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按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等不同标准，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坐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在阶级社会里，统治思想的基本特性表现为：阶级性，现实性，渗透性，相对独立性。统治思想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处于统治地位，对社会起着团结、统一的“旗帜”⑥作用。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统治思想处于价值坐标地位，起着价值标准作用。价值标准作用主要表现为：价值定向作用，价值动力作用，价值调控作用。
４．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要素的联结。根据作用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系统的力的不同（外界的与自身的力），笔者认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要素有三种联结方式：压力联结、动力联结和激发力联结。压力联结，是指通过外在实施并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产生强制性力量作用而联结起来的方式。压力联结包括垂直纵向压力联结和横向竞争压力联结。垂直纵向压力联结，是指从上到下强制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的联结方式，或者说强行要求个体自我建设思想道德。横向竞争压力联结，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成员，在竞争压力的作用下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各要素联结起来的方式。动力联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身内部动力促成的各要素联结方式。这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的主体性的本质表现和必然产物。激发力联结，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激励性环境产生的激发力促成的各要素联结方式。压力联结、动力联结和激发力联结这三种要素联结方式，并不是自成一体、截然分开的。一般情况下，压力、动力、激发力共同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顺利进行。
三、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总是表现为若干环节和一定形式，总是呈现出具体的矛盾运动以及矛盾运动变化的规律。为此，我们从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环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式、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矛盾、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等方面来探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环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是一个前后连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阶段，实质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所必须遵循的一般工作程序，这里称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环节。根据各阶段工作任务和性质的不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分为五个基本环节：起始环节——实态分析，基础环节——目标设置，中间环节——策略制定，关键环节——调控执行和终结环节——总结评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这五个环节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并在运行过程中交叉递进，共同促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顺利进行。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形式。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与其它事物发展过程不同，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所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形式，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样式。它不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阶段，也不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方法，而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些类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形式复杂多样，但基本形式有三种：顺应式，表现为：顺应自我建设规律，顺应统治思想的内容，顺应自我建设主体的合理需要，顺应自我建设主体的思想道德水平等；改善式，表现为：改善自我建设主体能力，改善自我建设策略，改善自我建设情景等；创造式，表现为：思想道德理论创造，思想道德实践创造等。当然，顺应式、改善式和创造式这三种形式只是相对的。顺应式里有改善式和创造式，改善式中有顺应式和创造式，创造式里有顺应式和改善式。自我建设主体在进行自我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建设情况善于转换建设形式以及综合各种建设形式。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矛盾。考察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必须揭示它本身的内在矛盾，揭示自我建设主体怎样在自己内在矛盾基础上形成自己、否定自己和发展自己。那么，什么样的矛盾才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内在矛盾呢？笔者以为，其一，它是自我建设过程内部必然存在的；其二，它存在于自我建设过程最简单的起点之中，包括在概念的本性之中；其三，它又是能动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一个因素；其四，它本身又有相对独立性，从而能够形成自己，进而发展自己。从整个自我建设过程的发展来看，符合这些条件的内在矛盾是：自我建设客体与自我建设主体之间的矛盾；自我建设主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自我建设客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
４．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规律，就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诸要素、诸成分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是一个体系，主要呈现为这样三条规律：（１）个体思想道德统治思想化规律。所谓个体思想道德统治思想化，就是指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必须以统治思想为价值坐标，用统治思想来建设和提升自我思想道德，或者说个体思想道德必须向统治思想发展、靠近以至一致。（２）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道德引导辩证统一规律。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道德引导紧密相连，没有离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参与的思想道德引导，也没有独立于思想道德引导之外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二者共处一体，所可能有的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活动重心不同而已。（３）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自我生成规律。即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剧作者，也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的剧中人。
四、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效益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是实现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目的，同时展现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正价值。追求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还是评价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可见，对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的研究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体看来，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具有真理效益、善性效益和美感效益等三种效益。
１．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没有对世界“是什么”的认识，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善和美的判断。真理是把握世界的基础，也是善性和美感的前提。自我思想道德建设效益首先体现为真理效益。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个体学习统治思想，认同统治思想，信奉统治思想，实践统治思想，以建设、形成个体思想道德。个体思想道德中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等是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能不能对对客观世界进行正确反映，这里就存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问题。笔者把个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形成的对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的追求即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思想、看法、意见的获得即对真理的获得，称作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理效益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获得两方面效益。
２．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真理与善性是紧密联系着的，没有真理就没有善性，若没有善性，真理也不能成为对人类有益的力量。真理必须寓于善性之中，爱因斯坦说得好，“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⑦因此，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追求真理效益，也追求善性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是从德性效益来谈的。笔者把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形成的道德品质以及道德品质对个体的精神完善的有益结果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善性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必然具有善性效益。这是由统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容所决定的。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善性效益，主要表现在健全义务观念，形成道德良心，热爱自身荣誉以及增进内心幸福上。
３．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真理效益，具有善性效益，而且具有美感效益。也只有真理效益、善性效益和美感效益三者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个体思想道德全面发展，进入最高的思想道德境界。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个体学习统治思想、认同统治思想、信奉统治思想、实践统治思想，是否具有美感，如是否具有真理美、是否具有善性美、是否具有实践美等，这里就存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问题。笔者把个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中产生的具有肯定性和魅力性统一的有益效果称为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的美感效益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或结果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主观感受，准确地说，它不是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主体在自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主观的美的感受。自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美感效益主要表现为具有真理美、善性美以及实践美。
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既是思想道德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思想道德实践发展的要求，根本地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我们期待着自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深入和突破。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0页｡
③④ 庞维国:《自主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2､95-123页｡
⑤ 简•卢文格:《自我的发展》,韦子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⑥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⑦ 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 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责任编辑刘龙伏)
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
[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艺理论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当代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刊特发表张江、王宁、朱立元、周宪4位教授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对强制阐释中的主观预设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在通信中，张江教授认为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它是指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其要害有三：一是前置立场，二是前置模式，三是前置结论；关于批评视角的选取和确立，张江教授认为唯一牢靠的办法就是从作品出发、从文本出发，判断一种理论是不是适应某一文本，其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是否具备与这种理论相匹配的质地。对于张江教授的观点，其他3位教授整体上是赞同的，也对其中某些看法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商榷。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的不同看法上，他们认为前置立场和前置模式在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前置结论；并从生态批评等角度说明理论前置与理论视角的区别，认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生态环境主题，其旨归仍然是文学，其批评实践为当代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这种批评不应该归入主观预设中。本刊认为以上讨论是有益的和富于建设性的，本刊希望今后继续通过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中重大问题的讨论，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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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梁启超; 后期史学思想; 转变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短暂的五十多年生涯中，除了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建树外，其史学成就也令人敬佩。梁氏史學思想不仅是引领中国传统史学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他的史学思想“庞杂纷繁”，又“变化多端”，经常在中国传统与西来学术之间来回游走，使得后来人对他的史学研究“每每难得要领”[1]12，以至于他自己也宣称“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2]90。学界一般性的认识是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分为前期与后期，李华兴在《近代中国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指出，梁启超一生曾有过十次转折，第十次转折是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4]，这与刘东在《梁启超文存》中指出的《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在时间上基本上吻合，如刘东说言，这是梁启超“未竟的后期”[3]。关于这一时期梁氏的史学思想被看作其史学思想的后期，而《欧游心影录》也被看作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标志。其主要的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与晚清张之洞等人所提倡的“中体西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梁启超晚年遭受了很多批评，诸如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名流都斥其为“反复小人”“言屡易端，难于见信”[5]，但仔细考察，在梁启超晚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两者有本质性的区别。梁氏后期史学思想，对于西学在批判中继承，对于传统史学在弘扬中批判，其所体现出的梁氏史学二重性远比“中体西用”来的更有远见。本文希望通过对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梳理，勾勒出梁启超在“未竟的后期”所展示的史学二重性，揭示梁启超晚年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的真实态度。
一、梁氏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背景与原因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西方史学思想已经不在是他在高呼“史界革命”时那般神圣与向往，而更多的是对西方史学多了一丝理性的批判，不在将其看作无可替代的学术源泉，而此时的传统史学也重新焕发出新的色彩。对于梁启超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对西方世界的失望，或者是梁启超潜在的传统史学因子的激发可以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梁启超在后期对于西方史学的态度产生转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梁启超所固有思想特性有关。刘东曾将梁启超的思想特性总结为“善变”与“能悔”，“如果没有‘善变’与‘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4]10-11。从梁启超所留下的千万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善变”与“能悔”确实是梁启超一生最典型的特质，在梁氏史学思想上，“善变”与“能悔”更是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梁启超史学思想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开始，经历了从“贴括之志”“段、王训诂之学”到“南海之学”，再到西方史学，最后回归到传统史学的历程，期间无论是在梁氏史学前期，还是在后期，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来都是适时他自己认为的“择善而从”的最佳思想，无论世人是理解还是批判。“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个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6]76-77，此种“善变”与“能悔”思想的流变从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梁启超“善变”与“能悔”的思想特质外，“调和”的思想也不应该被忽视。“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7]7调和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是一种被他自己所称赞的品质，也是大批学者研究梁启超思想的立足点。他们将梁启超的调和思想看作他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努力，来凸显梁启超在各种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等对立思想之间的来回转变(1)。这种调和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解释了梁启超史学的“变化多端”，也反映了在梁启超最初学习西方史学的时候，虽然强烈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但却不会彻底地割舍传统史学的因素。这种“调和”的思想也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深入接触有关。学界将梁启超在1919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看作进入梁启超后期史学的标志，而《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在参加完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各地之后，所编撰而成的一部游记，而其内容更多的是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梁启超对于西方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理解，发现以前西方史学思想所形成的以民族史学基调的观念，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一个民族，而西方所宣扬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形式，与现实又相差甚远。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在继续向西方学习，使梁启超产生了失落与疑惑，从而兴起了从传统史学中重新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命题。
其三，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世界性的眼光有关。梁启超在欧游期间，考察了多个国家的文化，包括西方的史学，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性格与文化，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梁启超拥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相比较而言，中国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史学”的弃之不理的做法，让梁启超产生了一种要让中国人明白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的想法。“什么是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8]25，而这种责任的基础是将本国的文化发扬光大。在这种眼光的影响下，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回归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四，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梁启超的个人对传统史学的学习历程也分不开。梁启超出生于广东一个乡村，其祖父是秀才出身，其父科举不第，二人都谙熟儒学之道。在二人仕途不顺的情况下，都回归家乡，执教乡里。二人成为了乡间民儒的代表，其父更是典型。梁启超成长的环境是中国传统的“世代耕且读”[9]12的乡儒家庭，其祖、父二人对梁启超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祖父教授“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使得梁启超成为一个讲究儒学义理的儒生，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学习传统文化。后与梁父一起“日以课之”，因为家境贫困无丰富书籍可读，其父以《史记》与《纲鉴易知录》二书作为教材，为梁启超传统史学学习奠定了基础，使梁启超吸收了充分的传统史学的养分，为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梁启超和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为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提供了可能与必然，并不是单纯对西方史学的失望或者是对传统史学的唤醒。
二、梁氏后期史学思想的二重性
梁启超后期史学转变的主要特征是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或者是大体上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因为梁启超在这个阶段，并不是个别学者在研究中所叙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将西学和传统史学强制性的分割成两个部分。此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更多是基于西学与传统史学两个统合的角度去批判西方史学、去弘扬传统史学，同时梁启超在对西方史学批判的同时继承了其优秀的部分，对传统史学进行弘扬时又剔除了其糟粕的部分。在梁氏后期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这种复杂的情绪与视角，我们且将其称为“后期史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显示于对西方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态度中，也彰显在西学和传统史学在对立中寻求统一的思想中。
(一)西方史学：批判中继承
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于西方史学的主要态度还是批判，或者说是梁启超在又一次近视整个西方世界后，对于西方史学产生的反思，与梁启超前期宣扬“新史学”时想法不同，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起初梁启超将进化理论运用到史学中，开始建立以西方“民族史学”为营养的新史学，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进而明白“人群进化之现象”，从而得出進化的“公理公例”[10]。他极力批判传统史学。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六项弊端。他说传统史学歌颂的是“朝廷”“个人”“事实”和“陈迹”，而对于“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却丝毫不在意，而且传统史学“不能别裁”“不能制作”，与西学相比相差甚远，猛烈地抨击传统史学的要害之处。在梁启超的心中，西学是“救世良方”，而传统的思想是阻碍民族取得进步的阻碍。
随着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充满了理性的视角，他发现自己所崇拜的、认知的西学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全貌展现给自己，其中很多不好的方面被“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外衣所掩盖，而中国的传统史学思想在片面地对西学吸收对照下，产生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使是在被认为“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11]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梁启超也已经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失落，“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12]，在真实的接触下，对于西学的动摇已经昭然若揭。再到他的第二部游记，他对西学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
梁启超的第二部游记，是他退出政坛以私人身份游学欧洲后，将其一路的见闻与思考编著成书，也就是《欧游心影录》。在书中，他再一次地近观了西方社会，如同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看到的一样，繁荣的背后总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这一次，他不再是对西学动摇和失落，而是产生了对西方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深刻探讨。也正是这次欧洲游学，让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正是发生了转变，他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史学对于构建当时的社会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他开始着手以科学的方法去诠释传统文化的含义。
他发现近代西方社会过度地相信“科学万能之梦”，催生了各种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不利于社会的思想，称“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精神世界由此产生了混乱，而“精神”较之于“物质”更为重要，“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8]，不仅如此，梁启超还称“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13]819，他认为以东方先哲的眼光去看西方文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认为其浅薄。梁启超在种种的经历与思考中，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批判的思维。
但是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批判，并不否认西学当中优秀的成分。梁启超曾宣称“欧洲科学破产”，但他也在文中的注释标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8]5。这种理性看待西学的态度，使得梁启超对待西学在批判中也有继承。这表现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研究中，他并不抗拒运用西方的理念，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又或者用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使传统史学得到重生。总而言之，在梁启超史学的后期，对待西学虽然还是以批判为主，但是其中依旧蕴含着梁启超理性的态度，对于学中优秀的部分同样的吸收运用。
(二)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
如同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对待西学的态度，他对于传统史学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倾向虽是以弘扬为主，但绝不是力求传统史学全面的回归，而是要在经过“史之改造”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学，摒弃传统史学落后的、保守的思想。
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文完成后，其后发表的文章多数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史学有关。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中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其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在《补篇》全书约11万字中，传统史学的色彩跟以往的著作相比更是非常浓厚，提倡要继承传统史学，而且全书很少提及西方的案例，更体现了梁启超写《补篇》的主旨，是为传统史学正名。这与前期他在如《新史学》等文中所宣扬的有着明显立场转变。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梁启超前期的史学思想，还是后期的思想，他的远见似乎都超越了时代，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尤其是在后期。当时中国的学术洋溢着西方的“洋文化”，而梁启超却反其道而行，提出要弘扬传统，可想而知当时的梁启超要遭受多少人的恶意。但梁启超却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更深层次地去理解，而不是套用着西方史学的外衣，来美化着中国传统史学。就像梁启超曾经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14]240。他指出胡适对于中国的哲学，用西方所谓的知识论去研究，殊不知中国的哲学根本不是以知识论为立足点，到头来结果是将传统中的精华舍弃而造就了“二不像”，西学与传统史学都遭受扭曲。我们先不评论梁对于胡适的评价是错是对，但梁启超对于传统的观念，应该是值得深思的。
前面说到，梁启超后期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态度是弘扬发掘，但也要有选择的弘扬，对于糟粕的部分，要批判改造。他曾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他解释道：“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中国学术界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精神，才导致了“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佚”五种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15]282-286。这段话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而写的讲演稿，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科学社为中国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却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希望能克服这样的弊端。这恰好契合了梁启超后期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虽以弘扬为主，但也要求在弘扬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改造，批判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三)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之可能
勒文森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将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转变归结于一种眷恋故土的情感(2)，但是刘东对此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梁启超并不是单纯地在“恋旧的‘情感’与趋新的‘理性’之间”[4]6来回摇摆，“恰恰相反，那心念倒是来自一种相当精巧灵动的‘交互文化哲学’”[4]29。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与“中体西用”之学相似但却有本质性的不同，按照勒文森的说法，梁启超后期史学的转变应当是对“中体西用”的回归，而梁启超思想中传统的因子正好也为此提供了基础，可事实上，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并不是如此，而是在两者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对西学的批判中继承、对传统史学弘扬中批判，同时积极地寻求西学与传统史学互补的可能性。
梁启超在此种“交互文化哲学”的思想的引导下，为实现文化互补设定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8]27，这也是在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中表现的最明显的特征，认为“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的一文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可笑吗?”[8]26“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他的真相”[8]27，在尊重本国传统的时候，必须要借助其他文化优秀的方式来整合自己的文化。“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学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7，将自己本国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互补之后，形成新的符合自己民族、符合时代的文化。“第四步，把这新文化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27，这也是梁启超对于文化互补的最终设想。
而西学与传统史学遵循上述的思路，梁启超认为两者也会有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并且也付诸于实践。上文也提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篇》，完整地阐述对待中国传统史学的应有态度，并指出正确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但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新做法有着明显的西学治史的途径，又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使用“公理公例”等词汇与思想，以西学为参照对象，继承西学中优秀的部分。可见，在梁启超后期史学中，西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由对立开始走向了融合，两者不再是时人所认为的不能共存的“敌人”，这也是对梁启超“国粹派”与“西学派”的回答。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下，梁启超的后期史学看似有较为明显的转折倾向，但实际上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很多。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传统史学的态度、对于两者交互的态度，都显示出梁后期史学的二重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传统史学自觉靠近的同时，对两者采取的“中庸思想”。“‘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两极端，常常取折中的态度。”[16]54传达出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一时期对于传统史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西学，二是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又不偏不倚，对两者都进行了褒贬，并且两者在平等的地位上可以实现互补。
同时，从梁启超在前后期对于西学与传统史学态度来看，后期史学较之于前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但也是对前期史学思想的深化，前后期不可分裂而看待，因为在梁启超史学思想中贯彻的主线始终是一脉相承。虽然笔者所论述的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但涉及的依旧是“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途”，“我们必须努力的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4]2。
李华兴曾说梁启超一生“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3]，而对于史学而言，梁启超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爱国之心”与“以史救国”始终贯彻如一。起初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号召“史界革命”，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而批判旧史学，称其不能将史学的功用普及普通的民众，从而学习西方史学，建立可以救中国、激发国民性的“新史学”。他接受西方史学的观念，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他的史学思想处处体现着他爱国救国的热情。到后来，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心从西学回归到传统史学的时候，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更是体现着他的“以史救国”的热忱。在他晚年回顾他的史学生涯时曾这样说过，“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5]346。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善变”的史学思想中，贯穿着他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
总而言之，造就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转变的因素复杂，而具体的史学思想内容又有二重性，并且在“连续性”的视角下，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也有继承前期史学观念之处。还要注意的是，任公因为“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交替的一生，很容易导致学者片面地看待其史学思想的某一部分，将其一生中某个片段作为研究对象。在而当下，对于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探究不仅要研究转变的因素和转变的内容，还要在全局性眼光下去看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种种内涵。
注释：
(1)从调和思想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寻求平衡的观点，参考刘东先生《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载《中国学术》第32期。
(2)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刘伟，刘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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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Liang Qichao; later historiography thought; transformation
編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