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已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在新形势下,党史学科的继续发展面临着学科定位、理论创新、师资力量、学生培养模式及目标等方面的新挑战。积极应对挑战,实现党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作为一个研究生专业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经过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教育与培养,大批党史人才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加强,为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还存在或者将要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不明确,学科归属模糊,社会认同度低,渐趋边缘化,学科特色逐渐淡化。中共党史专业是一门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本身就具有“双重身份”。它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中,一般把它设立在政治学系中。而它本身更具有历史学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但又不同于古代史、近代史等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党的历史,一部分是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而第二部分不能归入历史范畴,所以它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独立性。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仍不是很明确,在学科归属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根据宋俭教授和丁俊萍教授的概括,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大体上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这也是目前实行的国务院学科目录分类;第二种是认为中共党史学应归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当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四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又都有失偏頗,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认同度不高,有人称之为“伪科学”、“边缘学科”等等,“直到现在,不仅在一般老百姓,就是在一些干部、学者眼中,党史是否是一门学问仍存在诸多质疑。”[1]中共党史学科一直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中共党史学科的价值已不再那么重要,其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资政育人的学科特色不断退化。如何正确进行合理的学科定位,提高社会认同感,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2.学术研究很难突破传统思维和政治环境束缚,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理论创新不足。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的序中对党史研究所做的评价那样:“繁荣中尚有不足,简言之,曰浅,曰窄,曰粗。”中共党史作为研究生一个专业,应该发现新问题,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框架,提出新理论,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基本研究领域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党史,二是党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的是党史研究,涉及党建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党史研究中又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不多,宏大叙事的研究思路,使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很难做到深入透彻。此外,对一些“历史禁区”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许多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在原有的框框中打转,理论创新不足。近几年来,关于党的建设研究理论不断丰富,尤其是在基层党建与民主自治方面有了一定突破。但是,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往往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而不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不出新的理论观点,党建研究的发展没有精深的理论为依托,即使提出了一定的理论,也很难在现实中落实,实用性不强,学术与应用相脱节。
3.硕士、博士导师资源严重匮乏,且科研任务重,无暇顾及学生问题。总体上说,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培养规模稳中有升。研究生人数的增多与师资力量的紧缺形成了一对突出的矛盾,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老师指导的学生数目增多,只能进行“牧羊式”的管理培养,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培养质量。有些硕士生导师兼带博士生任务,有的还从事一些行政工作,平时又要承担课题,进行科研工作。这样一来,导师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学生的方方面面,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下降。为了解决这对矛盾,有些高校就迅速培养青年教师,将其晋升为副教授,取得硕士导师资格,甚至破格晋升。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如何,莫衷一是。他们本身的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总之,我国各高校和党校系统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与师资力量的匮乏的矛盾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地有效地解决导师不足的问题,要切实提高导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要建立监督机制与考核制度,对不合格的导师坚决处理,甚至取消其硕导或博导资格。党史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规模应适当缩小,真正做到提高学生培养质量,而不是贪求学生数量。
4.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模式单一化、模式化,束缚学生自由发展。针对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制定的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偏颇。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培养的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是面对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和党政系统研究部门的,大部分都属于学术型。近几年来,研究生毕业之后从事学术科研事业的人数大大减少,大部分都趋向于应用型,毕业后大都从事一些服务性行业。但培养目标没有随着这一客观情况的变化重新修订,而是按照原来的培养目标一刀切,没有按照学生自身的特点和择业取向进行区别对待。
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有单一化、模式化的弊端。在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一般分两个时间段,前一个时间段是各种课程学习的阶段,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选修课等等,这些课程的选择余地很小,教师的教授方法一般是传授式的,而且每届研究生学习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培养出的学生“水平相当”。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学位论文写作。这是展现导师指导能力和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平台。但是,论文写作也有模式化的倾向,大部分学生由理论到理论,由概念到概念,没有创新,找不到新的角度,研究内容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都不大。中共党史专业的论文写作,应该注重调查研究,运用时政的方法获得一手资料,在资料中发现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生甚至导师都忽略了这一点。
对单一化、模式化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是摆在党史学科建设面前的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5.研究生中共党史理论基础差,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实践少,就业日益困难。目前在全国高校中,只有三所高校开设了党史专业的本科学位点,大部分党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是从别的专业考入的,他们在成为硕士研究生前,没有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共党史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造成理论基础普遍较差。成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毕业后也不打算从事党史方面的相关工作,对党史专业不感兴趣,学习的热情不高,所以理论知识也很难提高。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创新能力也必将达不到各方面的要求。
此外,这门“冷专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很难有一席之地。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实践机会较少,没有更多的平台让学生发挥。就业问题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许多学生自从成为一名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开始,就业的压力就已经存在,伴随整个研究生生活。相关老师和部门对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指导不足,许多招聘信息的通道不流畅,也未对学生的就业压力进行适当疏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日益困难的被动局面。
二、新时期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对策与路径
1.合理解决中共党史学科归属问题,加强实证研究,不断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增强社会认同感。“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属性与学科归属,给予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应有的更为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建设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在这方面能得到学术界和有關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以使这一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2]的确如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的属性与归属,尽快解除这一问题对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桎梏。在研究内容上,要注意学科理论创新,避免对同一问题的重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实证方法的运用,深入基层,挖掘史料,收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在珍贵的历史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快党史学科理论研究的创新,开拓党史研究新局面。把党史研究与党建实际结合起来,加强学科实用性,服务现实。此外,还应加强学术交流,办好各种学术杂志,让人们切实感到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学科的社会认同感。
2.突破传统思维束缚,避免宏大叙事,从微观着手,研究“小人物”、“小事件”对大历史的影响。以往的党史研究,着重对大人物、大事件的考察,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比如说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大人物的学术研究,对中共创建、武装割据、工农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各种会议、党的各种决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继续对这些重大人物和事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很难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研究思维,避免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加强地方史的研究,从“小人物”、“小事件”中以小见大,发现大历史的轨迹,从另一个侧面对“大人物”、“大事件”进行研究。一来,由于以往对“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发掘较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激发研究者研究兴趣。二来,通过对这些“小”的研究,来佐证“大”的研究的科学性。尤其在研究地方史时,一定要结合地方实际,从地方收集资料,用史料说明问题,形成研究特色,从微观角度研究“大人物”、“大事件”的真实面目,揭示历史真相。从微观角度研究党史将是今后党史研究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3.加大党史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多层次的师资力量,提高导师科研水平,切实关切学生的发展。决定党史学科的兴衰和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人。党史学科的导师必须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学生负责,为自己负责,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负责。在提高现有师资队伍素质的基础上,还应该注意发掘培养具有党史素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加强对其的培训力度,他们关系到党史学科未来的发展,这是党史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用良好的政策导向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促其成长,为党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作出贡献。党史学科师资队伍水平的高低,一是体现在学术科研成果上,一是体现在学生培养的质量上。所以,党史专业的导师,一定要切实关注学生的发展,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留下足够的空间,激发起学习研究的兴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身上,更不能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以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推动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导师科研水平的不断进步。
4.明确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制定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力争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因人而异地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确定不同的培养模式,一般应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大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目标应当而且必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让学生学以致用,与实践相结合,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构建党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新体系,以培养各层次的党史人才,服务社会。2009年,南开大学开全国高校之先河,在经济学院对硕士研究生实行试点分类培养,在同一专业内分“学术应用型硕士生”与“学术研究型硕士生”两类培养方式,学生可以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形式。两套课程培养两种类型的人才,既符合学生兴趣,又适应了社会需要。为了保证两类硕士生的培养质量,南开大学从筛选、教学安排、再到论文指导等各方面都制订了相应措施,效果明显。这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值得具有党史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思考和借鉴。
5.培养学生对党史专业的兴趣,提高理论修养,提供实践机会,开拓就业渠道。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要用我们的历史来教育青年,让他们懂得革命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作为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更应该关注历史、关注党史,培养对党史学科和党史专业的兴趣。要努力让学生认识到党史学科的重要性,开发新的前沿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对党史学科的兴趣,提高党史学科的理论水平。此外,党史专业研究生的各个培养单位应与社会协调起来,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给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平台。培养单位要与就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加强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将各种就业信息及时提供给学生,拓宽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1]刘建辉.党校系统党史学科发展的几个问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1).
[2]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 研究观念 发展历程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从《近世西洋音乐史纲》（萧友梅）、《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等的最初尝试直至今日，其间有过“一边倒”的“借鉴照搬”，有过“一刀切”的政治至上，有过“一阵风”的思潮跟随，终于等到了“百花齐放”的好时代、好氛围。不论是幼苗孱弱、青黄不接还是果实歉收，从事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人从没有放弃过对研究观念的探讨和改进。
一、从模仿到自觉
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和《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是近现代对西方音乐史学颇有意义的最初尝试：二者均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进来，采用了模仿的研究观念，其中不乏有深刻的观点为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开了一个格调较高的先河；不过这种模仿也带来了“一边倒”的明显弊端，以致作出了极端的评判：认为中国音乐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单音音乐阶段，只是偶含伴奏音乐，完全不能与西方音乐的发展相提并论。[1]
模仿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存在过，甚至形成了“一阵风”式的思潮跟随，只是在向着更加深刻和理性方向发展。比如著名音乐学家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提出的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与体系音乐学（Systematical Musicology）二分法以及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基础》（1977年）中运用的“系统音乐学”方法，在中国“方法论热”正盛的上世纪80、90年代引起了一股潮流。如刘经树的《简明西方音乐史》正是在这股潮流下产生的优秀之作，该书“集音乐文化史，音乐风格史之所长，……摒弃传记主义的方法及考证的方法。”[2]正如刘经树所言：“系统音乐学彻底取代历史音乐学昔日盟主的地位，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他认为，中国人受到国情、人文背景的限制，在研究西方音乐时对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文献的掌握不十分全面，甚至几乎无法进行史学研究起步必需的资料研究（Quellenforschung），对西方音乐史学家的话语只限于重复和转述。鉴于此，他得出结论：结构史、系统音乐学是我国学者进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唯一选择。[3]
于润洋先生从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总结了摒弃一味模仿带来的不良后果，使研究更加有效的心得，即：音乐史学研究者需要“提高自己的音乐理论素质”，才能产生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而音乐理论研究者，更应“提高自己的历史素养”，方能使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总之，音乐学家必须在知识结构上适应这两个要求。”[4]
二、从单向到多元
“文革”期间，江青下发指示，要求编写一本《西洋音乐史》，指导思想则是“一刀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纯正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这样一本“音乐史”著作当然只能采取“批资赞无”的二元论方法，可以想见，我们的很多研究者在当时的“尴尬”境遇。
这期间产生的《欧洲音乐史》为张洪岛先生所著，该书除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时代印记之外，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热忱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研究，不少观点都较为冷静和客观。
历经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历史释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系统论”、“新文化史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引入、推介和实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时期，介绍国外音乐研究动态成为学者们的常态，一批具有创新观念的论文发表出来，如《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高士杰）、《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李应华）、《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王晡）等等。
至本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5年以来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举办的四届年会研讨议题就可见端倪：
第一届（2005）：西方音乐史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
第二届（2007）：西方音乐作品解读： 历史·分析·批评·方法；
第三届（2010）：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
第四届（2013）：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
以第三届年会的参会专家观点为例，于润洋认为，音乐现象应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予以关注，并且两者相互渗透、并行发展。贾抒冰提出要拓宽学术研究思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并及时、适时发现新问题，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孙红杰更加强调了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的必要性[5]。这些观点无不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多元性”。
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2016年12月8-10日在中国福州举办，其总议题：“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子议题分别为：
1.西方音乐断代史的界定、特质和理论探讨；
2.国外西方音乐断代史著作研介；
3.断代史和通史比较研究；
4.西方艺术断代史中的音乐史；
5.西方音乐断代史的教学研究；
6.西方音乐断代史中的作曲家、作品、体裁等理论研究；
7.相关姊妹艺术断代史研究借鉴；
8.中西音乐当代史比较研究。
可以预见，以“断代史”为中心的深入探讨，必将产生更加多元化的、新的观念信息。
“多元性”研究倾向从其他学者的论文中也可以得到很深刻的印证。比如韩锺恩教授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反映这一点。韩锺恩教授曾以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名义，于201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在这次论坛中，将作品分析、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史等多学科融于一体，对学术研究中的“跨界”进行了大胆的实践。[6]
三、从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
“西方音乐史”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的问题，经历了长期的探讨。整体而言可以总结为“史实揭示”到“意义阐释”的转变。
对于“史实揭示”，也存在“重历史”还是“重音乐”的不断讨论和批判。但更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意义阐释”的重要性。
史学界对这种观念的论赞不绝于耳：“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7]“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意识就是一种诠释意识，……是一种‘赋予’历史对象以意义的活动。”[8]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对于“意义阐释”的观念也逐渐明朗，从揭示历史、解释历史到理解历史，是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重大转变，更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9]即如邹建林所指出的，“新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对音乐文本的旧有视域与音乐史学家主体观念的视界融合，即对音乐文本所记述的史实形成新的认识。[10]
许多学者将这种“意义阐释”的观念揉进其学术研究中，比如于润洋先生将这种研究观念称之为“音乐学分析”，他对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终曲的研究即运用了这种方法，他认为音乐学分析是对音乐现象进行的一种综合性、专业性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音乐作品在艺术风格语言和审美上的重要特点，也要研究音乐作品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还要对其进行史学价值判断，将其音乐本体的性质和其历史的性质有机融合、统一在一起，最终形成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于润洋先生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借用释义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他强调不能单纯考虑历史史实，也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并与史实之间有效融合，使主观与客观都能超越自身，产生对音乐作品的新的理解。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决不能将音乐作品的意义永恒化，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研究。[11]
四、从客位观照到主位反思
在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即必须从“客位观照”转变为“主位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西方音乐史”的学科建设拥有自主动力和“中国视野”。
杨燕迪曾指出：“对学科成长的反省应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12]
叶松荣曾发文著书专论此观念，即《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13]和《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14]。
蔡良玉更是总结了这种研究观念的这种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末，对“主体意识”的呼吁是对此前思想束缚的环形；而90年代末对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愈加强调，则是对“异文化研究”的主体意识自觉。[15]
对于中国与西方在语言和语境上的巨大不同，中国学者也指出了未来之路的艰巨，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位”责任感。
周勤如就曾发感，对外国学术的引入须经翻译，而对翻译者而言，中文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区别，使得翻译过程中保证信息还原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一种挑战；但这却是中国音乐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要着力进行的一项艰巨任务。[16]
无独有偶，高士杰也曾谈到，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史，必然面临西方语境中根本不会出现的问题。[17]
结 语
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观念从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看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在越来越趋于理性和自主性的观念指导下，优秀的研究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目前两方面的不尽人意之处：
其一，思想与行动的错位。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但目前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现状则存在着“思多行少”的状况。比如对于国外西方音乐史学经典和前沿著作的翻译，尽管多年、多次呼吁，但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终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另外，在与现代科技研究手段的接轨上，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为此，李秀军曾明确指出：“未来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一定要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18]
其二，研究与教学的脱节。研究工作超前于教材的现状是不容否认的，而教材方面的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状况也较为严重。杨燕迪曾尖锐地批评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中抄袭现象严重的不规范、无创新的事实；并指出在音乐史的教学上，有必要从音乐通史概述的不变模式中突破出来，进行一些教学内容创新的尝试。[19]
因此，建设“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不仅要继续保持“研究观念”的不断创新，还要将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7：4.
[2]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前言.
[3]刘经树.“系统就是历史”—音乐结构史导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2）.
[4]于润洋.心境 方法 学风[J].人民音乐，2000（06）.
[5]王 晡.学科交叉与比较——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1（08）.
[6]韩锺恩.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J].音乐研究，2014（01）.
[7]马克布洛赫，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5.
[8]赵 林.西方宗教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前言.
[9]胡丽玲.变化与涵化——当代西方音乐史学走向[J].人民音乐，2007（12）.
[10]邹建林.论西方音乐史的价值评价之维[J].人民音乐，2001（10）.
[11]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J].音乐研究，1993（02）.
[12]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13]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J].音乐研究，2010（05）.
[14]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15]蔡良玉.超越与深化—对西方音乐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J].人民音乐，2009（05）.
[16]周勤如.古典的，还是经典的？——个必须由中国音乐学者自己解答的问题[J].音乐研究，2011（06）.
[17]高士杰.提升历史意识求索历史之道——读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笔记[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04）.
[18]李秀军.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J].音乐研究，2013（03）.
[19]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0（01）.
（责任编辑：章若艺）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心理史学学科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已经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在政治学思想研究中显现出了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研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存在问题；修正方法
心理史学，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心理学解释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即心理史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是指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成果和心理学特殊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历史，期冀通过这样的研究用心理学的手段研究其他学科的内容。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研究历史的主体“人”为中心，应用多种心理学原理对主体进行研究，从而体现出个体心理对该个体所处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中具体行为活动的影响，最终影响社会发展。
一、心理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各种经济和社会弊端暴露出来，引发了多次影响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较快的人员流动。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爆发，民主力量的崛起，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对精英人物的关注转移到对普通民众的考察。史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未引起前人注意的史料的考察和研究，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共同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心理史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产生和发展起來。
二、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流行是心理史学方法兴起的直接原因”[1]。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与研究学家弗洛伊德在对众多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观察和治疗过程中归纳出的一套以心理方面为主的医学理论。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它“可以透过有意识意图的欺人外表找到行为的真正原因”，[2]并且“在揭示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中显示了较大的作用”。[3]这对于以将历史研究作为基础材料之一的社会科学来说，引力巨大，而心理史学也就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产生了。
心理史学在奥地利并没有长远发展，但是到了美国却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社会性研究方法论，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讲到：“我在欧洲的时候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却要始终与我平等相待，…使我深深地受到鼓舞，信心倍增”[4]。1909年，弗洛伊德到美国讲学，宣传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在美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紧接着他《达·芬奇的记忆》一文，被当作是“心理史学赖以发展的基石和典范”。[5]1958年，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更被公认为是心理史学的代表作，在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论证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被当作是心理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三、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问题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科学客观的材料。心理史学的方法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的，该学说用于医学临床治疗优势明显，但用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上却显得不够科学，特别是对于较早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客观性也就更加欠缺。可见，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单在历史性资料的应用上就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容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心理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对由各种条件影响下被研究主体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勾勒，虽然有一定资料的支撑，但难免会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甚至研究者可能会自己先设定一个结果，然后在收集能体现这个结果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呈现。而对于周围的其他资料，甚至是与结果相左的资料却唯恐避之不及。
第三，容易犯心理因素决定论的错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直都认为人的本身性格对人一生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忽视了成年后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再塑造。而且，许多时候可能会过分夸大了被研究主体心理对于其思想等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表现出的明显的心理绝对论问题，在应用中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修正方法
介于以上一些问题，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中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综合性。目前而言，心理史学作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是跨学科的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上也有很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应该在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优势的同时适当的使用其他可行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最容易犯的问题。
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尽可能的丰富。心理史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资料使用上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重视所谓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要适当的多参考同时代相关的其他的证明资料，比如同时代人对被研究主体的评价和描述等任何可以为之证明的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既可以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又可以提升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三，在研究上要体现出变化。在政治学思想家的研究中，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将被研究主体心理状态作为其思想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着意体现二者的相关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要尽可能多的体现出心理变化对于其思想变化的影响。被研究主体心理变化对其思想影响越明显，越能证明其心理和思想的关联性，这样的论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五、结论
随着心理史学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简单相加，它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体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王亮.心理史学研究综述[J].历史学教学，2013（06）.P65.
[2][美]杰拉尔德·艾岑伯格.心理史学与思想史[J].历史与理论，1975（第10卷）.
[3]山青.心理历史学的发展导引[J].江汉论坛，1988（01）.
[4]何仲生、余凤高编著.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PP171-172
[5]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
作者简介
薛彦超，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G64 [文献标识码]B [
21世纪之初，“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的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的出入，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或“知难而退”，或“掉转枪头”。而史学人才库的萎缩又将“史学危机”推向更深处。
在传统历史学的领域之外，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出的图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自此之后，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类图书畅销不衰;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也连连创下收视新高，在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真容的清朝十代皇帝，无一例外地拥有了“银幕形象”。无数年轻人表达了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巨大兴趣，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而同样在我们身边，在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大潮中，大量历史城区和建筑正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关注。不少建筑学家开始从事老城区和老建筑的歷史文化挖掘，各级文保单位开始进行历史遗迹的普查登记，各个社区、企业也着手进行社区史或厂史的编写。一旦该场所被纳入旅游景点或公共历史资源，还存在资源策划、景点导游讲解等工作。然而至少目前，在这些人群中，很少有历史专业工作者的身影。
两相比较很明显，问题不在史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在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过于狭窄。这种困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曾有，但是，公共历史学的出现拯救了美国高校历史专业，并为美国的史学发展开拓出一片大好前景，很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公共历史学的兴起与社会效应
公共历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其强调史学的实用性，故又称“应用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双双遭遇发展瓶颈，部分史学工作者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历史，但和历史相关的社会分工领域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占据。1978年，美国历史学会的《通讯》指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历史记载都由非历史专业人员承担，建议政府，应当像雇用统计学家进行数字统计，雇用律师应对诉讼案，雇用计算机专业人员编制计算机程序一样，雇用历史学家来进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工作。1986年，公共历史学的两位创始人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纽斯塔德合著《时间的思考》一书，着重列举了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所犯的错误，指出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卡特政府仅仅从技术，而没有从历史上考虑问题。一场“走出高校，走向社会”的史学领域大突破拉开了序幕。而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影响下，美国史学界的“人民史学运动”也为公共历史学的开展提供了天地。公共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科雷将“公共历史学”描述为“帮助历史学家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学问”，便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情境。
不同于学院历史学，公共历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能满足客户需要和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家，并以他们的工作和不同于学院历史学的方式方法对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历史教育。试比较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在职业任务、服务范围和知识传播途径上的不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公共历史学的特征：
1970年代起，美国高校培养了大量能适应社会需要并受到社会欢迎的公共历史学人才，其工作领域大致分为两类：
(一)历史学知识和方法的衍生领域：
1 政策分析和咨询。公共历史学者受雇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充当政策的计划者、评论家和分析家。由于史学工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客户在作决策时，相对客观和现实地看待过去和现在，找到完成任务的最优方法。
2 地方、机构和个人历史撰写。公共历史学者帮助联邦、州、地方、社区和家族撰写历史，尤其是遇到周年庆典和各种节日时。通过撰写这些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自己国家、社区和家族的历史，从而找到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3 信息收集和管理。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和教育服务处主任劳伦斯·麦克格兰克对历史学家在信息管理中的作用作了很高评价：“以历史为基础的领域，历史学家在信息的获得、控制和利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能够创造适当的资料库、校正记录、编辑和出版、监督公共信息、从事应用记录研究和参与文件管理。”尽管档案管理、文件管理、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领域正在走向专业化，历史学者以其过硬的专业素养，仍在信息收集、管理和分析方面占有优势。
4 历史解释。公共历史学家在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的工作，多涉及历史解释，或称导游。历史遗址和博物馆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与传统课堂历史教学的灌输方式不同，历史学者可以为游客选择不同的历史题材，也可举行各种活动激发游客认识历史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者与公众“亲密接触”、提高民众公共历史意识的“最佳岗位”。
(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互动的领域：
1 历史辩护。历史辩护是利用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对公共决策和立法提供诉讼支持和专家鉴定。最初主要用于推动和提高历史学的地位，后来广泛用于各种与法律和历史问题相关的领域，包括公共工程规划、文化资源点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劳资关系等问题的决策和立法。1993年12月，美国迪斯尼公司宣布计划投资6.5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的马那萨斯战场附近建造占地3000英亩的主题公园。一些历史学家、历史保护主义者通过地区历史分析、文化资源的未来意义、战场的美国精神教育等报告，积极地影响了当局的决策，迫使迪斯尼公司最终取消了这一设想。
2 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在美国，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保护各有侧重，也在很多场合相互通用，都是指对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些资源“包括现存的考古、历史和建筑物的遗迹、遗址和建筑结构，同样也包括对国家、州、地方、社区或者人口聚居区有文化价值的所有现象”。在美国公共历史学研究领域中，这是公共历史学者最活跃的舞台。
3 媒体活动。历史和媒体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拓宽历史学研究成果和历史信息的传播途径。事实上，随着“影视史学”的兴起，许多公共历史学家进入媒体的各种领域，包括流行读物、电视、电影乃至互联网，以丰富多彩的载体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历史信息和观念的传播。
4 商务活动。历史学者在公司中提供的服务包括撰写公司历史(尤其是收集口述历史)、组建公司档案馆、准备公司周年庆典、公司形象设计和宣传、诉讼支持、公司发展计划、提供市场反馈信息。
由于上述工作多超出历史学者的专业训练，对公共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精通专业知识，还应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了解包括法律、文保、传播、管理在内的诸多学科知识。公共历史学，实际上对传统历史学科提出了挑战。在迎接挑战、攻克难关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界朝着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高校培养公共
历史学人才“三步走”
事实上，我国历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发展并非毫无感应。早在1985年《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的创刊号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蒋大椿研究员已将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认为这样划分有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对“应用史学”的探讨被搁置起来。而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选题的碎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应用史学”渐渐被史学理论工作者淡忘。直到美国“公共历史学”概念的引入，才让我们又回忆起这个久违的名词。
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出路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选择史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一味固守在象牙塔内，还是将视野投向丰富的社会领域。21世纪，作为国民经济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集合体，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史学研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史学工作者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公共历史学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构建公共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作为史学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校应该将培养具备公共历史学素养的历史人才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目标。
首先，高校应调整学科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
在美国，学院历史教育的人才培养是以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下一代学院历史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学院历史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延续性和准确性，并对学生进行正规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教育;而公共历史教育，则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人才，不仅使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更将培养重心转向了解如何使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美国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公共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反观中国，我们的高校历史学科则以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和师范人才为主，前者属于学院历史教育，后者则隶属公共历史教育。但从培养计划和实际操作来看，中国高校历史专业一味强调历史知识和方法的系统掌握，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今天，中国高校要培养公共历史学人才，首先就要调整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进行“分流”，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其次，高校应建立“立体型”课程设置和“内外互動型”教学模式。
由于缺乏公共历史教育意识，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培养史学研究人才服务，通史所占比重较大，而各类专题史往往被纳入选修课，且开设时间相对较迟，影响了公共历史学人才专业知识结构的及时建立。又由于公共历史学一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的焦点转向普通人，甚至是很少被人关注的领域，如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社区史等，这就要求公共历史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史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加大专题史，特别是社会史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实现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夯实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性较强，在对历史资源进行开发、分析时，必须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比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历史保护时，不仅要求公共历史学工作者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更要懂得相关的考古、建筑学、博物馆展览、法律、环境学、文物收藏等知识。因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积聚”特色，为学生研习专业外选修课，甚至“第二专业”提供方便。这些选修课和“第二专业”应该包括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教育学、建筑学、考古学、文物鉴赏等等。“以通史为地基，以各种专题社会史为梁柱，以跨学科知识为屋瓦”的“立体型”课程设置，保证公共历史学人才具备从事公共历史活动的基本能力。
教学模式的单一呆板是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通病，“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普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公共历史学作为面向社会、操作性强的历史学，对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当高，这种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通过专业教学得以实现。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模拟情景，设置特定课题，小到一处名人故居的介绍，大到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请，由学生采用个人或团体合作的方式完成。整个实践过程，包括从课堂到社会，再回归课堂，依靠“内外互动”的教学达到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其中，口述史学的实践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从方法论来讲，口述历史学是达到公共历史学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曾指出：“公共历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理想的工具。”目前，我国有部分高校已开设口述史课程，但作为操作价值远高于理论价值的学科，即使不开设专门课程，也可以通过实践教学的“内外互动”得以实现，即课堂内介绍理论、设计课题，课堂外实践操作，课堂内交流总结。从当前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现状来看，围绕身边问题开展口述实践，如进行城区历史的口述访谈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多元的教学模式下，也应鼓励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公共历史学教学的成果可以是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可以是中小型的专题展览和实物展览，可以是声音档案和纪录片，甚至可以是历史影视剧本。只有放宽历史研究服务的领域，允许多种形式的成果出现，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主动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
1976年，公共历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科雷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设公共历史研究课程，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事实上，美国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同样反对学院教学一种模式。美国公共历史学理事会，一方面通过官方刊物《公共历史学家》、通讯刊物《公共历史学消息》和各类学术会议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交流，同时建设了Internet交流网——H-Public。这一网站，任何人只要通过简单注册就可成为会员，一旦成为会员，大量的信息资源就可无偿提供，为公共历史学的普及贡献着力量。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史学界对公共历史学的热情尚不高涨，但其前景已显露端倪。高校历史学科应加强与海外高校的联系，努力获取最新学科信息和人才培养的校际合作机会。同时，国内各大高校，特别是同城高校，应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践资源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当然，在校际交流合作之前，高校应首先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当地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地方史志办公室、社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学的认识和接纳，反过来有利于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就业和发展。
当然，公共历史学能否发展，取决于史学界能否认同其学科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同样，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培养，在初创阶段也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更需要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社团的参与合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市民社会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公共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简介 姚霏，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苏智良，男，1956年生，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社会史、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三十多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大二十年之久，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柳诒徵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丰，在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民俗学、方志学、图书目录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柳诒徵先生诲人不倦，提携后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本文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关于柳诒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学衡派；图书馆学
柳诒徵（1880—1956年），江苏丹徒人，字冀谋，号劬堂居士，中国近代杰出学者，在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杰出成就。1915年，柳诒徵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柳诒徵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南高师生的广泛尊敬，成为南高文史学科的灵魂人物之一。柳氏门下俊彦云集，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向达、胡焕庸等，均曾受业于柳氏门下。著名学者吴宓曾这样评价：“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诒徵）先生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第一人。”（1）1927年至1937年，柳诒徵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目录编订、读者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柳诒徵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当选为史学组的院士。当时，史学组的院士仅为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五人。无论是个人学术造诣，还是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柳诒徵都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一、柳诒徵研究的现状
1949年以后，柳诒徵逐渐被人遗忘。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柳诒徵的研究著作。1986年，江苏省镇江市政协举行柳诒徵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编辑出版《柳冀谋先生纪念文集》（该文集被编入《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先后发表一系列关于学衡派的著作，其中论述了柳诒徵的思想与学术贡献；199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卞孝萱教授发表文章，介绍了柳诒徵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风范。郑师渠、卞孝萱两位教授开中国大陆柳诒徵研究之先河。进入21世纪，柳诒徵现就开始兴起，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和和研究专著。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柳诒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柳诒徵生平的研究，（二）关于柳诒徵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的研究，（三）关于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的研究，（四）关于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一）关于柳诒徵生平的研究
孙永如先生的《柳诒徵评传》是关于柳诒徵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的第一步系统性著作。该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详细介绍了柳诒徵的生平事迹，论述了柳诒徵的三部重要著作：《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的学术价值，同时还论述了柳氏在目录学、版本学、书法、诗歌领域的成就。范红霞的《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2），深入研究了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是一部对柳诒徵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孙文阁的《柳诒徵赴日事迹考》（3）介绍了柳诒徵第一次赴日的情况。关于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一事，学术界存在两方面争议：第一、赴日的具体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式1902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903年。该文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的具体时间是1903年。第二、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是留学，还是考察？该文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是留学。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柳诒徵在日本考察的具体情况，并指出这次考察是柳诒徵“进行现代教育与学术活动的新起点”。（4）《陈三立、傅增湘等二十二人致柳诒徵信札的考释》，该文介绍了柳诒徵与陈三立、傅增湘、陈庆年、蔡元培、叶恭绰、邵元冲等二十二人的通信情况，是研究柳诒徵生平社会交往的十分重要的资料。李金坤在《柳诒徵与南社诗人的交谊述略》一文中指出：“柳诒徵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与书法家，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5）该文详细介绍了柳诒徵与柳亚子、赵声等南社诗人的交往情况。吴忠良的《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6）发生于1925年的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柳诒徵也参与其中。这次易长风潮，直接影响了东南大学的兴衰走向，也影响了柳诒徵的人生事业。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了柳诒徵参与其中的原因与具体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柳氏的生平事迹。
（二）柳以徵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成就
关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思想、史德理论、历史正统论、通史理论、对进化论的反思、中国文化西被说等方面。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治史理念。张旗的《柳诒徵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证》（7）从“史例与礼，史德、史识与礼”两个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这一治史理念。范红霞在《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判》（8）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史德理论，批判第继承了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其史德理论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强调治史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二、推尊史书撰述传统中的昭信核实、存信存疑的史德；第三、以礼为核心的史德批判标准。侯德仁在《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一文中指出，“正统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近代以来，多位著名学者对正统论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论述。该文介绍了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对历史正统论的论述，通过该文，我们能初窥柳诒徵的历史正统论思想。郑先兴的《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10）一文，探讨了柳诒徵的通史观、研究方法及主要著作。纪振奇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被人称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据此，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学，就应该首先重点考察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并进一步研究他的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该文详细探讨了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方法问题。柳诒徵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两汉的独立发展创造时期；从魏晋到明末，佛教传入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时期；从明末到今日，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印文化输入，而中西文化相交融的时期。”（12）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史学为核心的史学方法论和文献学方法论。于楠的《论五四前后史学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为例》探讨了章太炎、梁启超、诒徵对进化论思想的吸收与调适。该文指出：“柳诒徵是认真研究过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和章太炎《俱进化论》的，而他则借助中国传统思想中《易》以及《中庸》的思想，完成了对于进化史观的批判，其理论较章太炎平易近人，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13）田亮在《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柳诒徵一向主张史学要为培养民族精神服务，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辨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注重探寻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14）探讨柳诒徵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范红霞的《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15），该文认为，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阐发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发挥历代治国良方，寻求治国之道；表彰民族气节，呼吁抗日救国。
对于柳诒徵治史成就的探讨，主要围绕三部著作展开——《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历代史略》1902年撰写成书，1903年由江楚书局出版，采用新式体例编撰而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部历史教科书之一。孙文阁的《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一文，探讨了柳著《历代史略》编纂的时代背景、体裁和内容、历史观、学术意义。关于时代背景，该文指出，“柳诒徵编纂的《历代史略》，是在清政府实施新式教育的背景下，为新式学校编纂的教材，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一。”（16）关于体裁，该文指出，“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实际上沿用了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体裁形式，就是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叙述的内容，分章分节叙述的章节体。”（17）《历代史略》的内容有一下新特点：“第一、使用‘中国’一词，并进行界定；第二、采用新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第三、对于上古的历史，柳诒徵对没有史料可以确证的，采取了较为可观的存疑态度；第四、对文化、制度等内容的重视。”（18）关于历史观，该文认为，《历代史略》的历史观变现为“中体西用”，具有“信古”、“崇古”的特点。
近代中国，第一步中国文化史著作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化史》，1914年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但是，该书影响甚微，很少为世人所道。胡适、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相关著作陆续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纯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常乃■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先生于1919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史，到1925年正式成书，在《学衡》杂志上连载刊登。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到的见解，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化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卞孝萱的《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介绍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内容特色与学术意义。该文认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以下特色值得称道：“进化的文化史观，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独到的学术见解。”（19）吴忠良在《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一文中，论述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诉求，同时指出，“因为该书系草创之作，作者本人也是身处于史学转型期，故在观点上矛盾之处甚多：1、进化与倒退并存的文化史观；2、英雄史观与民本主义并存；3、信古与疑古并存。”（20）该文还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洋溢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线热爱，到处可见柳诒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21）
《国史要义》是柳诒徵1942年在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生班的讲义，194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柳诒徵多年治史心得的结晶，是一本很见“功力”的史学著作，全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专题，系统地论述了其史学思想。王家范的《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史林》2006年6月）一文指出：“本书（《国史要义》）的性质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是血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与之同类的著作，与其说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毋宁说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两者声气相求，互为奥援。”（22）向燕南在《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23）一文中认为，柳氏的《国史要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又回应了时代潮流；既没有某些守旧派的迂阔，也不似某些西化派的偏激，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有益启示。
（三）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
从事人物研究，既要对人物个体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也要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圈加以宏观审视。柳诒徵先生的一生主要活跃于东南学术圈，目前学术界往往将其归入两个学术圈之中：学衡派和南高史地学派。关于学衡派，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曾作文专门予以界定。（24）学衡派是指以《学衡》，及《史地学报》、《国学丛刊》、《文哲学报》、《国风》、《思想与时代》等相关刊物为中心，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共同体。它的主要成员包括刘伯明、吴宓、柳诒徵、梅光迪、缪凤林、张其昀、胡先■等人。关于南高史地学派，吴忠良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及相关文章中曾作专门论述。吴忠良先生所界定的南高史地学派是指以柳诒徵、竺可桢为导师，以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胡焕庸、郑鹤声、刘X藜为主要成员，以《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地学杂志》为刊物阵地，所形成的思想学术共同体。吴忠良吴忠良论述了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区别：“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在人员组成、文化观念、学术取向等方面确有不少共同点，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早期学衡派的主将基本上以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不是史地派成员。而两派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大的不同，南高史地学派关注的是史学与地学，其会刊所设栏目皆与此有关，并以柳诒徵和竺可桢倡导的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而《学衡》则更多的关注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故所设栏目以文学和文化哲学类为多。因此，严格来说，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虽然有不少思想共同点，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流派，前者纯为史地专业性的流派，后者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虽然这两派的观念，乃至人员有所交叉，但又不能因此而忽视两者的区别。”（25）
沈卫威教授的两篇论文——《我所界定的学衡派》、《“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有助于我们从整个学衡派的角度审视柳诒徵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柳诒徵在学衡派中的地位与作用。石汝广在《柳诒徵与<学衡>杂志》一文中指出柳诒徵对学衡杂志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协调吴宓同杂志社其他成员之关系；其二为协助吴宓处理日常事务；其三是当《学衡》杂志遭遇困境时，协助吴宓同中华书局进行交涉。”（26）柳诒徵是《学衡》杂志《发刊词》和《学衡杂志简章》的作者，此外，他还是《学衡》杂志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陈宝云在《柳诒徵与<学衡>》（27）一文中，首先探讨了柳诒徵对《学衡》的重要贡献，其次探讨了柳诒徵与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其他成员之间的思想差异。该文有助于吴宓了解学派内部思想的多元性。范红霞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一文，“以学衡派的学术旨趣为视角，对柳诒徵与学衡派的关系，做较为系统的考察。”（28）
（四）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
徐建华的《柳诒徵图书分类思想与<国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总目>》一文，探讨了柳诒徵在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主编《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对古今中外的图书分类法予以折中，使人易于寻检，从而成一家之言；而在实践中，则又结合馆藏实际，将四分法和七分法予以增删、综合，从而创建出了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分类法。”（29）范红霞的《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30）从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选拔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目录学思想的创新，《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纂，四个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全根先的《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31）一文，从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目录学创新，推广版本学知识，三个方面探讨了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甘桂荣的《艰辛与辉煌——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32）一文，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尤其探讨了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的贡献。该文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柳诒徵对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贡献。陈锦荣的《柳诒徵及其目录学成就》（33）介绍了柳诒徵的目录学研究成就。吴忠良的《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34）、徐昕的《柳诒徵与国学图书馆》也对柳诒徵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成就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柳诒徵研究的反思
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柳诒徵研究，可以发现有两方面的显著进步：第一、对柳诒徵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早年的研究，由于受意识形态教条的影响，柳诒徵先生在一些论著中被塑造成守旧的、抱残守缺的形象。在近年的研究中，这一现象得到纠正，柳诒徵学术思想的价值得到肯定，柳诒徵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得到肯定。第二、研究视角趋向于多样化。早期的柳诒徵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研究视角狭窄，得出的结论甚至有失偏颇。任何个体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纵横两个层面予以考察。纵的层面，考察人物思想的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横的方面，考察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在柳诒徵研究领域，特别注重将其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不断切换研究视角，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多个角度，对柳诒徵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柳诒徵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柳诒徵的著作与生平资料有待进一步整理、出版。个人著述主要包括日记、书信、自传、自订年谱、文章、讲义、专著等；生平资料主要指生平亲友的对其回忆文章。柳诒徵先生勤于治学，富于著述，个人著作十分丰富；柳诒徵先生活跃于学术界数十年，具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其生平资料值得深度挖掘。第二、研究领域有待拓宽。纵观近三十年的柳诒徵研究，可以发现，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柳诒徵史学思想与治史成就，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的关系，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柳诒徵在方志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目前关于柳氏方志学成就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同时，柳诒徵先生在东亚史、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等领域也有相当的造诣，有待后来者研究整理。第三、具体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以“柳诒徵史学思想和治史成就”的研究为例，大多数论文仅限于探讨柳诒徵先生某一部史学著作的撰写经过、内容结构、研究方法等，或仅限于探讨某一史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和意义，而很少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注释：
（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228.
（2）范红霞.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孙文阁.柳诒徵赴日事迹考[J].史学史研究，2005（1）：71—74.
（4）同上
（5）李金坤.柳诒徵与南社诗人的交谊述略[J].镇江高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4（1）：5—11.
（6）吴忠良.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J].东方论坛，2013（2）：1—6.
（7）张旗.柳诒徵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证[J].史学史研究，2004（4）：75—78.
（8）范红霞.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判[J].贵州文史丛刊，2006（1）：11—14.
（9）侯德仁.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J].学习与探索，2012（3）：157—160.
（10）郑先兴.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2）：27—35.
（11）纪振奇.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J].晋阳学刊，2004（3）：28—32.
（1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3.
（13）于楠.论五四前后史学界对于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增刊：65—71.
（14）田亮.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J].史学史研究，2004（2）：16—21.
（15）范红霞.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12）：69—70.
（16）孙文阁.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2（7）：20—24.
（17）同上
（18）同上
（19）卞孝萱.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J].文史知识，2002（5）：70—74.
（20）吴忠良.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J]东方论坛，2010年（6）：111—115.
（21）同上
（22）王家范.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J].史林，2006（6）：169—191.
（23）向燕南.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J]史学史研究，2011（4）：66—74.
（24）沈卫威.我虽界定的学衡派[J].社会科学战线，2006（3）：84—87.
（25）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J]东方论坛，2006（6）：78—86.
（26）石汝广.柳诒徵与<学衡>杂志[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2）：90-96.
（27）陈宝云.柳诒徵与<学衡>[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5）：111-116.
（28）范红霞.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16-20.
（29）徐建华.柳诒徵图书分类思想与<国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总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4）：146-148.
（30）范红霞.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J]图书与情报，2006（3）：108-111.
（31）全根先.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4）：10-14.
（32）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
1937[D].苏州：苏州大学历史学系，2009：33
（33）陈锦荣.柳诒徵及其目录学成就[J]图书情报研究，2011，4（1）：57-59.
（34）吴忠良.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4）：92-100.
作者简介：高伟军1980生男汉族浙江玉环人华中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我从事初中历史教学工作已经十多年有多了，给我的感触颇深，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历史这门学科不受学生的重视，被家长学生视作为“副”课，学生认为学习历史是难记、难背、难理解、难应用、枯燥无味的学科，而且在恩施多年的中考中分值只占50分，学生宁可多做一道数理化题目，认真思考写一篇语文作文或多记一个英语单词，也不愿意多花一会儿时间放在历史学科上，学生对学历史心生厌倦，兴味索然。所以我觉得要开展好初中历史学科德育方法的渗透，首先就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我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课堂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中学历史教育怎样渗透学生的德育，可以利用多种因素，而关键在于历史教师如何应用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形式，教材内容的不同，构成课堂类型和教学方法的不同。其德育渗透是通过教材、教法及教师的情感等多种因素来实现的。
（一）历史教材内容中有很多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如，八年级历史教材百日维新对英勇就义谭嗣同的描写，“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英勇就义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了他们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教师应结合青少年思想活跃的特点，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教学方法的再现不同类型的素材，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解决。比如，我们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将圆明园烧毁前后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再如，日本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居民30万人。这样，对学生进行“以史为鉴，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远离战争，热爱和平”深刻的教育，激起学生们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不会油然而生吗？所以使用多媒体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教材。一件教具的使用，往往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三）教师情感的熏陶是情感教学中一种高层次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一文中的黄海海战时，教师感情充沛地说：致远舰在激烈的海战中勇往直前，多次中弹，船身严重倾斜，最后不幸中鱼雷，全舰25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就在致远舰即将沉没时，随从扔给邓世昌一个救生圈救他，可是他因全舰俱没，摇手拒绝。这时他所养的名叫“太阳犬”的爱犬到面前，叨住他的臂膊，不使下沉。邓世昌毅然用手揽住爱犬，一同沉没在祖国的黄海波涛之中。就这样教师讲得慷慨激昂，学生听了深受感动，不禁泪下。师生同仇敌忾，共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而产生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课外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开展如下活动：
（一）开展历史教具小制作活動：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描绘和制作一些简单的历史教具，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教具的制作活动，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
（二）利用世界近代史主题活动三：老照片——新蓝图即火车的历史与未来开展主题活动，从史蒂芬逊发明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机车到现在的近200年间，火车在不断更新。蒸汽火车、电力火车、磁悬浮列车、在不同时代的路轨上飞奔，铁路交通工具日益现代化。科学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更加安全、高速、舒适的新一代火车已经在中国出现。乘上时代的列车，回顾火车的过去，展望火车的未来，让我们去见证工业文明的成果，感受工业文明的伟大吧！通过本学习主题活动的开展，学生为世界的科技进步并以此感到自豪，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探究学习的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特长与个性。
三、历史对班级文化建设的作用
我校为了顺利接受“建始县校园文化建设”的验收工作，这项艰巨的工作和班级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也和各个学科之间是分不开的，更和每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之间是分不开的。利用历史教室可以开展课外活动，可以进行教学、教研，特别是可以发挥其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德育工作。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每期黑板报的内容都呈现历史的相关材料，如“五四青年节”、“七月一日建党节”、“十月一日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也可通过教具、图片的展示，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只有通过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让广大学生了解了过去，放眼于未来，感到责任重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
四、引导学生古今对照，以史为鉴，培养学生开拓未来的创新能力
历史不能重复，也不能修改，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但历史往往具有许多相似性。课本中一系列史实的叙述都表明了我们今天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指导生活。在历史教学中常常会出现与今天热点问题相联系的史料，如割让香港和香港回归，清政府的举借外债和今天的引进外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德工业强国的确立，再到当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煤炭、蒸汽时代到石油、电力时代，再到信息、电子、纳米时代;从地中海文明到大西洋文明再到太平洋文明，从武力竞争到经济竞争再到知识竞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融入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我国也在不断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如1991年加入的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2014年10月24日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国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合作，实现双赢。
总之，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的革新，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可行的。历史学科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德育教学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历史教学中，老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正是历史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