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小说论文

传统历史小说论文（精选12篇）

传统历史小说论文 第1篇

我国人民大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之一就是小说, 它因为非常独特的文体特色深受各种层次读者的喜爱。如今不断的发展的科技使得网络小说也发展的十分迅速, 很多的电子设备, 比如手机、平板、电脑都能够使得人们轻松便捷的阅读小说。这也就使得传统小说面临着一个挑战。对于传统小说和网络小说之间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 下面我们就从传播媒介的差异、创作类型和内容结构的差异、创作目的的差异和受众群体的差异这几个方面去分析。

二、传播媒介的差异

媒介的对于社会和文化来说起着传递信息和交流的作用, 所以非常的重要。而且发展到了今天媒介的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 这对于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因为传播媒介是承载小说的媒体, 从中便出现了传统小说和网络小说两个分支。原创小说经过互联网这一途径发布到网上, 是网络小说的基本定义。网络小说的发展与传统小说息息相关, 但是其中也有明显的差异, 那就是网络小说的传播媒介是网络媒介, 而传统小说的传播媒介是纸质媒介。

通过书籍、杂志和报纸等传播渠道进行流通是传统小说传播的主要特点, 因为是存在的实物所以就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而且存储的时候也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 在购买的时候又需要一定的经济开销, 其中最影响传统小说的一点是不可更改性, 一旦印刷后就不能更改。

通过网络进行流通是网络小说进行传播中的主要传播特点。因为较小的体积和较高的容量和较快的传播速度和较广阔的传播量等原因比较于传统的小说具备一定的优势:

第一就是非常开放的文本。传统小说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 但是网络小说的传播是双向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可以进行一定的交流并且得到反馈从而更好的创作。比如《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个网络小说, 作者在传播内容到网上后和读者进行积极的沟通, 从而得到较好的反馈并进行改写, 这样两个媒介之间的互动就会大大的增加。

第二则是相当个性的文本。因为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带给了我们巨大的变革, 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在网络小说上进行较大的修改, 比如在其中插入音乐或者动画。这样小说的形式就由原来的静态变为动态, 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创作类型和内容结构的差异

网络小说的分类非常的广泛, 爱情、武侠、穿越、同人等等。将这些分类再往下划分也会出现很多的内容。但是传统小说的分类较为简单, 主要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除了篇幅之外, 从题材上主要是工业、爱情、军事等。

两者的内容结构上也有所差异。网络小说的内容非常的广泛, 而且具有较强的猎奇性和与类型。比如《盗墓笔记》《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都是这样。或者说《明朝那些事儿》中较为新颖的叙事方式。但是网络小说确也非常的千篇一律, 除了少数几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作品都非常的相似, 因为作者强烈的金钱利益便使其很难再有较高的文学水平。

但是传统小说却较之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其中的语言更值得考究, 内容更加的有深度。虽然没有浮夸的文字描写, 但是细细品读后能在其中感受到较强的文学修养。所以说传统小说相对于网络小说有不可磨灭的有点。比如很多的乡土文学都开阔了文学的新思潮, 使得人们的关注点由原来政治领导到现在的人民群众。所以说传统小说的挖掘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四、创作目的的差异

对于社会和人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并且审美价值非常的健康向上, 这是传统小说的创作目的和创作特点。传统作家具有较强的自知自觉能力, 能够真实的映射时代和社会的多个层面, 其中也能将文学和哲学统一起来, 对于故事的内在含义非常关注。而且作者的深刻的思考时时刻刻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相比较而言的网络小说可读性更强, 它的创作目的更加偏向经济和功利。他们更重视观众的感受, 是否能够满足观众并且带来意淫和想象。而且很多现实主义沉重的话题基本上网络小说都不进行描写和塑造, 你往往在网络小说中很难找到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他们总是把关注点集中到爱情、武侠、奇幻等并不沉重的话题上去。爱情是人们说烂的主题, 受众们乐意去接受这样的小说。而搞笑则是在心理学上逢迎了大众的内在心理。武侠主题是表现了人们对现实的无力和对于英雄的无限崇拜。就如同人们喜欢看强盗电影, 是因为观众暴力的情绪在现实中无法释放, 所以将其投射在电影中去。不断出现的快速文化消费品使得人性不断的被束缚, 人们内心最原始的幻想和追求被激发出来, 他们得到了虚拟的满足。网络写手也不再将写作当做一种神圣的使命, 而是一种赚钱的工具和掌控的游戏。读者在其中将自己意淫成小说中人物, 并且得到假象从而享受了整个过程。

五、受众群体的差异

对于网络小说和传统小说的受众群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很多的在校学生和刚入职场的上班族比较倾向于阅读网络小说, 这跟他们相对可以掌控的时间有密切的联系, 他们的多数时间都在电子设备前度过。而且相对较高的压力使得他们寻求各种方法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网络小说因为较为浅显的文字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而且因为作家和读者之间双向沟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突破性别、年龄的差异。

而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或者说非常热爱纸质阅读的人比较倾向于传统小说的阅读, 他们具备较高的审美需求, 其中传统小说较高的艺术价值就正好契合的了这些读者的需要。或者说关于在实践中需求较高的小说在网络小说中并不会出现, 这就使得读者们选择传统且现实的小说。

六、小结

网络小说和传统小说相比, 各有优劣。随着时代的发展, 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播文学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但是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对于传统小说的阅读, 真正汲取有深度和营养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王宇景.对网络小说代入感的叙事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 2012.

[2]赵春辉.清代才学小说考论[D].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3]张文东.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东北师范大学, 2013.

[4]黎亭卿.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D].华东师范大学, 2013.

传统历史小说论文 第2篇

历史组 刘文奎

历史课在讲到维新变法中戊戌六君子时，我引用了屈原的《橘颂》中的名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看到学生一脸的疑惑，我简单的讲了这两句话的含义，不料，一位学生举手问：“老师，屈原是谁？”这时候课堂热闹起来了，“屈原就是投江死了的，”“没看《芈月传》吗？黄歇的老师。”“我们吃粽子好像就是为了纪念他”看到学生七嘴八舌的议论，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他们能对屈原感兴趣，惭愧的是，屈原，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之一，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因为教科书里没有提到，考试不考，我就没讲，而学生对他的了解也就是传统节日端午节吃粽子和《芈月传》。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历史学科的教学目标中,包含爱国主义情感目标、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以及对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出民族意识的培养原本是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有些内容很好的素材，但不是考试内容，作为历史教师，该不该讲给学生听呢？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更加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延续五千多年，不但没有被消亡，而且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民族。如果这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这强大的生命力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即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丢失这个身份证，否则我们在世界上就是一个“黑户”。

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课堂，又不影响历史教学与考试，经过一番思考和探究，我做了一些尝试，具体做法是：

一、在讲到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尽量多的扩展一下知识点；备课时，音像材料多一点，史料多一点，扩展学生的视野，扩大他们的知识面；

二、从国学经典中选取一些名句，每节课利用5分钟时间，安排一名学生进行讲解（一节课讲解一句），谈出处，讲意思，如何理解与应用，这样，三年下来，学生会记住很多国学经典名句，受益终生。

三、让传统节日走进班级。“圣诞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受到了众多青少年学生的青睐，而元宵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却被渐渐冷落了。事实上，我们的传统节日有着特殊的由来、美丽的传说故事、独特的庆祝方式、丰富的诗词文化，无一不体现巍巍中华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青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历史教师理应通过活动形式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作为首要任务，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每一个节日都包含着动人的传说、丰富的习俗以及极具情趣的庆祝活动，因此，我和所教学年的班主任一起，我们让每一位同学都积极投身于各种形式的节日活动中，体验过节的快乐。并在欢乐地过节中，了解丰富的节日知识，历练各种技能，陶冶良好的道德情操，并在班会中展示自己收获的知识，讲解每一个节日的来历，习俗，充分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

四、每年的寒假和暑假，布置一本中华优秀传统书目或优秀的电视剧，让学生写观后感，开学展出，互相学习。

五、上好每一节历史活动课。新课程改革在每一单元都安排了活动课，很多教师不重视活动课，甚至不上活动课，岂不知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和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大好契机，很多活动课的内容是和传统文化分不开的。

我所继承的小说传统 第3篇

研究古代文献也好,或者是考古材料、器物的材料,只要回到古代,我们总习惯先回到被书面语记载的史传。它是真的吗?我一直以为是。

我念大学中文系时,第一堂课就是《史记》,老师先讲的是项羽本记,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我们一向依赖的史料,是混杂着想象虚构和现实材料的东西。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前,身边只剩下28个人,在小山丘上,十面埋伏,该怎么办呢?他留下了一句话:“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振奋仅有的部属,项羽说我去取对方头领的首级回来,果然取回来了。乱军之中,项羽面对着对方的小校卫,突然说:“我知道我的脑袋值黄金百亿,给你了。”就把脑袋给了这个人。这一段内容经常让我纳闷。在汉武帝那个时代,司马迁靠着什么样的现场材料得知项羽说过的那些话,做过的那些动作?没有录音笔,没有摄像机,它是哪来的?老师说,这就是史家操纵之笔。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只有司马迁用这样的操纵笔法。我甚至觉得,史家在描述一个历史现况的时候,国家的实证单位,是允许他运用各种材料,来为历史的传承描述得具有现场感、灵机感以及仿真感的。所以,我们的史传充满了对于还原现实的渴望以及种种手法。史传是掺杂着小说之笔的。

说部——大家的江湖

长篇的章回小说或者是短篇的《三言两拍》这类故事,不论是来自曲艺,或者是来自连伴奏乐器都没有的东西,大概都和说部分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

我的老师高阳,是历史小说作家。有一次,高阳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写小说,比不上人家说书人,说唱的那些人。有个扬州说书人,说《水浒传》里武松的故事,特别有名的段子就是“狮子楼”。在《水浒传》的文本里,武松杀嫂为兄报仇,这个段落并不长,一字不漏地说,两三段就说完。但是说书人有自己的门道。

扬州的说书人,有一天说到了武松一抬腿,要进狮子桥前酒楼,要见西门庆,“他能杀不能杀呢?今天说到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说书人回到后台,来了个人,先拱手捧上一把椅子,说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听你的武松打西门庆,可我是个商人,今天要赶到杭州去做生意,去一天回一天,办一天事,共三天,你拖一拖好不好?三天以后我回来,如果能让我听到武松杀西门庆,你要什么只管开口。

三天以后,惊堂木一拍开讲了,商人坐在那,他也看见了,“话说武松噔噔噔就上楼了”。这中间有三天的时间,高阳跟我说,你知道他怎么办到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告诉我,没有另外一个说书人,能知道这个说书人是怎么拖过三天的。我就幻想,说不定说书人第二天一拍惊堂木,讲到武松要上楼的时候,一抬腿,突然后面有人喊了一声“二哥”,又讲了三天,三天后武松才真的迈步登上了狮子楼,就等那商人呢。

跟史传略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小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作者,运用一个单一的文本,形成一个单一的创作所有权,甚至它跟个人创作、个性创作这几个形而上的概念是无关的。你用,我也可以用,武林、江湖、门派、宝剑大家分享。

笔记——酸味的唱和传播

中国小说或者中国的叙事传统里,大量地运用笔记里的材料。打开笔记,看的比较多的话,一定会感受到扑鼻而来的酸,拿着试纸量量发红,为什么酸呢?

我所读到的笔记作者,除了明代一位叫卓忠志的太监,其他大多是失意或者退休在家的,或者是官场上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不议论时事,不发表议论,只是记点山川,记点风土,记点八卦,或者是什么草配上什么汤煮牛肉会烂。我刚说的酸味,主要来自这些写笔记的人的两种基本形态。

第一,笔记要传,写笔记的人,更大程度上希望自己记录下一些值得记录的事。可怎么传呢?康熙朝有几个常常往来的诗人彼此唱和,有人说定我给你的诗要写上我的名字,彼此都串上,如此一来,一个人传了,就都传了。

传统孝道的历史演进 第4篇

一、孝的起源

追溯孝的起源, 应该归根于母系社会的发展。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人类过的是定居式的生活。由于母性整个氏族内占有绝对权力的掌控地位, 所以, 母性在孕育及养育后代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极大优势, 这不仅确保了母性的权威地位, 同样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孕育并产生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伟大的孝。这种孝不再是一种朦胧的、原始的、纯感性的意识, 而是进化了的、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意识[3]。在母系氏族社会中, 血缘关系的明确性决定了子女对于母亲的崇拜和敬爱, 这种意识的加固和深化, 对于孝的产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人类“孝”的意识产生的极佳佐证。

二、儒家孝道的创始

黑格尔曾深刻地指出, “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所以, “当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没落时, 伊奥尼亚的哲学反而随之而兴起。[4]”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亦可追溯于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解体时期,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先秦诸子或多或少通过对已经分崩了的礼乐文化的反省, 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学说发展的精神营养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孝”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道德是诸子各家反思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 儒、道、墨、法诸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申明了自己对“孝”等伦理道德规范的独到见解, 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孝道[5]。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在对于孝道的发展上,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孝的内容分为“养”与“敬”两部分,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需要建立在子女对父母敬爱的基础之上, 另外, 二者需要相互融洽, 建立和谐的孝道关系。

三、汉代的孝道治理

汉朝建立后, 社会稳定且战争减少。统治者推行“以孝治天下”, 将先秦儒家思想家的孝思想进行社会实践, 这才有了实践意义上的孝的政治化。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推行“以孝治天下”的王朝[6]。汉代时期, 孝道实现治天下的局面, 得益于“独尊儒学”的确立。汉代以“孝”教化百姓, 确立了《孝经》的理论地位, 并将其与《春秋》相结合, 其一为政治基础, 另一位思想根据, 相辅相成发生作用, 对于汉代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也应该看到汉代孝道思想对后世的一些消极影响。一方面, 在这一时期, 形成了封建皇权的腐朽。当时统治者宣言孝道, 不仅希望民众孝敬父母, 更重要的是要忠于君主, 以便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束缚本应该属于个人的自由及行为。“父母在, 不远游”, 这句话家喻户晓, 同样, 这也是汉代时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重要思想。汉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记载, 尽管焦仲卿十分爱自己的妻子刘兰芝, 但由于母亲不喜欢, 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爱妻[7]。

四、“二十四孝”的确立

作为宋元时期孝道读物最具影响力的书籍, 《二十四孝》中透出的内涵, 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宋元及明清时期孝道的发展和传承。但是,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元明清这段历史时期出现的与“二十四孝”等相关的书籍, 是传统孝道发展近千年来所积累的产物, 而非这一时期特定的记录。通过对“二十四孝”的分析综合, 可以清晰的知道, 关于“孝子”的说法及故事在汉朝时就已经出现, 待到唐朝, 已经出现“二十四孝”的称谓, 而后的一段历史时期, “二十四孝”得到更好的整理与完善, 元朝时定型。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孝文化从《孝经》发展到“二十四孝”的过程。它说明, 在《孝经》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孝文化不断深入发展, 到元明清的时候, 走到了极至, 其标志就是“二十四孝”的定型[8]。

总之, 孝道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不完善到完善, 从腐朽到日趋先进的漫长过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孝道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其积极作用, 尤其对于现阶段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均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德性文化, 同样, 传统孝文化是中国伦理精神、文化精神、人性关爱的经典表达, 尊崇孝道是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及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百善孝为先”、“孝之德本”等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孝文化历经风雨考验, 依旧具有其特殊意义, 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进问题, 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孝,孝道,历史演进

参考文献

[1]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M]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文选》 (上)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9页

[2], [5]朱岚《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1年3月第3页, 第70页

[3]李仁君《论孝的起源、形成与发展》[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

[4][德]黑格尔著, 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54页

[6], [7], [8]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D]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1].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中华书局2008年1月

[2].张云风《漫说中华孝文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

[3].张树骅, 宋焕新主编《儒学与实学及其现代价值》[M]齐鲁书社2007年9月

[4].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30年》[M]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5].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铭记抗战历史 传承革命传统 第5篇

1937年年5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党在甘肃建立了办事机构。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后，这个办事机构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9月，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它设在兰州，习惯上就称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成立，打破了甘肃沉寂已久的抗日局面，是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从冷冷清清走向蓬勃发展的转折点，对甘肃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是西北白区一盏红色明灯，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接待站·指挥所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前身是彭公馆。

彭公馆位于南滩街54号(现甘南路700号)，因彭加伦而得名。1937年5月29日，彭加伦从西安来到兰州，之前他是陕西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和彭加伦一起来的还有张文彬、朱良才等其他6位共产党员。他们带着周恩来、叶剑英写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信到兰州设办事处。10天之后，彭加伦一行设立了红军办事处。据《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记述，红军办事处设立之际，由于当时国 共合作尚未正式形成，这个名字还不便公开使用，对外便称彭公馆。

1937年8月，彭公馆变成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西安事变中承诺的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以及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到1937年8月，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办事处。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的谢觉哉和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是同乡，党中央派他来兰就是考虑到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此时的八办也由半公开成为公开的组织，并挂出了牌子。

抗战初期，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抗日热情不高，对我党提出开展民运运动持怀疑和畏惧的态度。谢觉哉针对贺耀祖这种“叶公好龙”的思想提出严厉地批评，除了当面辩论外，还写了十多封语重心长的信对贺进行开导。经过种种的艰苦工作，贺耀祖有了一定的转变。1937年8月13日，贺耀祖公开召集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戴愧生等设宴欢迎谢觉哉和彭加伦。宴后，又讨论了办事处提出的民运问题、军队调整问题和甘、宁、青、新的团结问题。这次会议打开了在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办事处在谢觉哉等的领导下，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进行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甘肃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还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开启民智，团结所有拥护抗战的人。谢觉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声望，在当地出版的各种报刊上，用本名和敦夫、佳金、无奇、明远和见心等十多个笔名，针对抗战形势尤其是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和反动措施，撰写和发表了七十余篇切中时弊的论文和杂文，对于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揭露批评反动政府的假抗日真反共行为，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文章中，谢觉哉指出“希望各级齐心合力，共同抗敌，共同建国，只有共同的做，才能搭救自己，搭救国家，一直走上民族独立自由的大路。”在谢觉哉的影响下，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相继来到兰州，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创办了通俗刊物《老百姓》，丛德资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茅盾、肖军和音乐家塞克等，都对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34年甘肃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建立起了工委。1937年10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党的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孙作宾为书记。工委的政治任务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依靠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虽然当时国共已经合作，但是在白区内的地下党组织依然是非法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便以其合法的公开身份给予他们种种帮助。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是通过办事处转达，工委给中央的报告，也是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谢觉哉经常参加工委的会议，指导他们的工作，还在办事处内为他们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培训班”，对一些党员和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 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就这样，在谢觉哉领导下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兰州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从1937年8月起，先后成立了妇女慰劳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边青年救亡读书会、甘肃青年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等救亡团体。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爱国文化运动的兴起，八路军办事处和甘肃工委意欲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唤醒民众。

在这一时期，甘肃的报刊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仁消费合作社在兰州也销售进步书刊，谢觉哉还曾在这里接见青年抗战团的负责人和心安旅行团的成员，许多青年在此接受了谢觉哉的教诲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的一个缘由，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一直是“八办”工作的重点。为了顺利营救被俘人员，办事处做了系统的工作安排，首先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的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谢觉哉来兰州后，根据吴鸿宾的调查，将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这样，从青海要回了刘瑞龙、魏传统等多名重要干部。并派高金城大夫到张掖以开医院为掩护，收容失散在河西的红军。高金城原是兰州福陇医院的院长，1937年年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在五泉山和他会面，具体研究到河西营救西路军的对策。高大夫接受了委托后，8月8日到达张掖。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红军伤病员，并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办事处的关怀。他还派人下乡发散“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宣传单，引导失散的红军。

此外，八办还承担了通向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人员接待和物资转运工作。经办事处转运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和书籍等。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远携带高射机炮、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10车，都经过兰州运往边区。办事处还将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皮衣运到长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转运前线。

接待来去苏联和我国新疆的过往人员，也是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张之夫、杜重远、周小舟和赴苏的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苏联代表处成立后，办事处和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去苏；1938年1月，毛泽民等去新疆，办事处为他们联系搭乘苏联军用飞机；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径兰州时都住在办事处，并作了形势报告。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共胡志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冈野进。同时，还接待了在新疆工作个西路军领导人如陈云、滕代远、毛泽民、李先念、李卓然、曾传

六、李天焕等。

1942年1月，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兰州，尽管最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将林彪安全护送过境，但当时兰州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自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加紧反 共反人民活动，特别是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兰州局势也一样动荡，甘肃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煽动一些人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闹事，多次妄图摘掉办事处的牌子。

“鉴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考虑到形势的变化，1943年11月2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记述道。

大讲堂

正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位于甘南路东西两处旧址于2001年投入100余万元进行了第一次修缮，2006年又投入24万元推出了西路军事迹展。2014年再次投入181万元进行修缮，并投入557万元用于旧址展览提升。改造改版后的展览有照片238张、电文37篇、文物88件。

由于“兰州八办”在营救西路军、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1981年被辟为革命纪念馆并正式向全社会开放。期间，先后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入选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30条精品线路以来，更是被有关部门命名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项目单位，并在2013年4月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从昔日的“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成 了今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讲堂”。

2013年7月15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带领省委常委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集体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学习，重温党的历史，接受党的传统教育。

站在甘肃籍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说：“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在革命战争年代，条件是那么艰苦，斗争是那么残酷，环境是那么恶劣，但是驻甘办事处那么十几个人，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特殊任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他们革命信念的坚定，靠的就是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的就是他们坚持了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但是有一条是一直没变的，就是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理想信念和要求”。

就在记者采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的8月27日上午，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组织干警前来参观学习。兰州第一看守所138名干警中98%的干警都是党员，将分3批参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教导员夏五州对记者说：“在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组织干警参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目的就是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接待我们的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孙轶。她在纪念馆工作已经20多年了。她告诉记者，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仅展示的是八办的形象，更是兰州的印象。很多兰州人在这儿生活了多年、几十年，甚至不知道有兰州八办。所以有很多单位组织来参观，通过讲解员给他们细致地讲解，了解兰州八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承担的重任、发挥的作用，让他们认知到革命老前辈在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所付出的牺牲，在今天我们和平年代里，应该思考什么、应该珍惜什么，包括青少年儿童，从而更加珍惜和平安详的生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通过展览讲述每一件历史、讲述每一个人物、讲述每一段故事、展示每一张照片，让参观者内心有真正的感触、受到教育，灵魂有一个洗涤和升华。青少年就像一棵小树一样，纪念馆的讲解员就通过交流式的、互动式的、提问式的方式，用更多的爱心、耐心细致地跟孩子们交流、提问、沟通、讲解，让孩子了解这段抗战的历史，把孩子爱国的种子、情操播散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让孩子们要有团结、要有友爱、要有互助、要有宽容、要有包容、要有奉献，要有爱国心。

今年31岁、参加工作9年的尚燕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宣教部讲解员，她是甘肃省演讲比赛二等奖、兰州市讲解员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给记者回忆了自己讲解过程中的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今年6月的一天，她有幸给原北疆军区司令员、著名抗日英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郭兴担任讲解员。在八路军兰州纪念馆听讲解的时候，3位90多岁的老人非常认真，其中一个老人还坐着轮椅。当每讲到一处，老人都是非常感慨，问她了很多问题。站在甘肃籍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前，郭兴老人说，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能在甘肃籍的抗战将士中找出2998人的姓名，真的是不容 易的，非常感谢纪念馆做的这项工作。当听到“有的姓名我们已无从知晓，他们的尸骨不知所终，他们的墓碑也不知在何处”讲解词的时候，3位老人非常感慨地说，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最后，老人鼓励尚燕说，既然做这个工作，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临离开时，还主动和尚燕拍一张照片。

1991出生的傅雪薇，2014年从西北师范大学管理系毕业，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宣教部的一名新兵。抗日战争对她来说，是一个挺遥远的事情。她告诉记者，对于抗战，她了解的也不多，但是从小的所受的教育是，正是无数革命烈士的牺牲，才使我们有了幸福安宁的生活。当时非常艰苦的环境、非常激烈的战斗，我现在虽然也体会不到，但是，珍惜和热爱这种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的这种心情，我一直是在心底留存的。能够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工作，她感到非常神圣；作为一个讲解员，她感到非常自豪。

中国传统小说情节取胜之法 第6篇

众所周知，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其中，人物起决定作用，因为小说本来就是以刻画人物、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情节和环境因素只在小说中起重要作用，因为情节说到底只是小说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环境只是小说人物性格成长的空间。但中国传统小说却因长期受说书人所据有的“话本”的影响而过多地关照了情节，呈现出情节取胜的显著特点。那么，中国传统小说情节取胜的奥秘何在呢？

一、设悬聚焦：置人物于命运的“风口浪尖”

精明的小说家是很喜欢使用悬念的，因为悬念“就是兴趣不断地向前延伸和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人总是存有一种好奇和“求知”的本能的。越是迷惑不解的事物，就越想探究出个究竟。聪明的小说家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在叙述中稍稍透露出一点足以引起读者期待的问题，就匆匆岔开话题，故意“不说明原故”，让读者“正不知葫芦里卖的甚药”，以激发读者的猜测与渴望，吸引读者迫切的读下去，等“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后，才恍然大悟，得到一种原来如此的满足感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美感享受。

这，就是高明的说书人和精明的作家惯用的“伎俩”。大悬念套小悬念，新悬念套旧悬念；一卡又一卡，一关又一关。目的却只有一个：吊读者的胃口，提读者的神，让读者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给牵着鼻子转。在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起伏的水面上泛舟览胜，自然会忽而心悬半空，忽而释然坦荡，激动不已。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曾对悬念作过的经典诠释：“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

而中国传统小说正是抓住了这“既刺激又诱惑，既警惊又奇崛”磁石一样的悬念，才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刘勰“缀之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是，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也是，百姓“卖关子”还是，说书人“到了回头，恭请诸位奉点小费”又是。

至如《红楼梦》《金瓶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国演义》等，或在标题，让人一看即精神一振；或在开头，突兀惊奇而难却；或在结末，诱人深入欲罢不能。《红楼梦》开篇在略叙“石头记”之后，就是一首震撼读者情怀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知其中味！”；《三国演义》更是突兀得犹如横空出世，当头第一句就是“话说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开篇，不独提起悬念，更富哲理，同时也预示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即将问世。至于章节之末的“回头”、“卖关子”或是“且听下回分解”，更有各自的翻新花样，无庸多言。

但无论如何苦心经营，劳神费思，悬念最终还是要聚焦于一处，方能真正摄人心魄。

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焦点一样的东西，即应该有一个集各种光线于一处从而发散各种光线的地方。”

中国传统小说悬念设置的“一个焦点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时时指向人物的命运，置人物于人物的命运的风口浪尖，从而造成一种令人期待或紧张的情势，让读者欲罢不能。

首先，生死存亡。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逼”字道出了悬念的聚焦指向。豹子头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既有殷实之家，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按说，有这样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林冲是不会走向本阶级叛逆的道路的。但东岳庙烧香、被赚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遇难野猪林、火烧草料场以及风雪山神庙，在诸多悬念迭起、险象环生之后，可以说，林冲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险隘。在退而无命、斗或可保，忍无可忍的绝境中，林冲终于手刃仇人，坚定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三国演义》的悬念也是变幻多姿。清小说评点家毛宗岗曾以杜甫的“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的诗句来形容《三国演义》悬念“星移斗转，雨复云翻”。但无论其怎样“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尺幅之中，尽龙腾虎跃之势，片语之间，穷跌宕顿挫之能，其聚焦之处只有一个，就是始终把人物放于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

《聊斋志异》中的小说更是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一时“山穷水复疑无路”，一时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时喜极而泣，一时又乐极生悲；一时“惟思自尽”，一时又“裘马扬扬”：真是生死存亡聚焦于一处。

其次，爱恨情仇。

中国传统小说的悬念设置，其焦点在指向人物命运生死存亡的同时，也过度的关注着人物的的爱恨情仇。其实，说到底，爱恨情仇本身就是生死存亡的一部分。

《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正死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之时。“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做声了。”不知“绛珠仙子”的“宝玉，你好……”是“宝玉，你好狠心”，还是“宝玉，你好福气”。或许，二者都兼而有之。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悬念设置的焦点指向更具启迪意义。它完全抛开了传统的外聚焦指“物”模式，而采取了内聚焦指“人”模式，始终指向人物的爱恨情仇，就是李甲对杜十娘的“情”。“情”尽自然“命”终。

应该说，当今著名的武侠言情小说家，是继承了传统小说的这一优良传统的。

一部《天龙八部》，其实就是一部乔峰的死亡史。乔峰只能死，只有死。一掌误杀阿竹，等于自掘坟墓。小说家给读者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另有郭靖黄蓉的“平淡是真”，杨过小龙女的“十六年如等闲”，段誉王语嫣的“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怎不令人荡气回肠！

二、伏笔照应：成“张弛有致”于“细密机理”

中国传统小说既然以情节取胜，就必定追求情节既起伏跌宕又气势流畅。总是高峰迭起，风雷不止，必定让人紧张厌倦；总是平铺直叙、一马平川，又势必倍感单调乏味。只有首尾衔接、前后呼应、左右逢源，才能达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境界；只有峰谷成韵、断续掩映，晴雾分明，才能给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美学感受。

设计批评的历史传统研究 第7篇

“设计批评” (以下对此概念不再加引号) 是批评主体 (个体或群体) 对设计师 (设计思想) 、设计物 (设计文本) 和设计过程进行的评价和判断, 凡对此进行系统的描述、阐释、分析、比较、研究、评价、论证、判断和批判的都属于设计批评的范畴[1]。由于批评主体的哲学思想、美学观点、文艺素养、审美个性的不同, 不同的批评家对设计批评的本质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形成各自不同的批评观, 从而构建了丰富的设计批评历史传统。将设计批评置于广阔的历史空间, 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宏观、更理性的设计批评观念和认识, 从而建立良好的设计批评理论, 使之对设计实践实现调控、约束和价值导向的作用。

一、朴素的设计批评

在现代设计及理论用语“设计批评”产生之前, 东西方都有值得关注的设计批评传统。早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 建筑设计师维特鲁威 (Vitruvius) 在他的著作《建筑十书》中就提出了坚固、适用、美观的设计原则[2]。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设计师阿尔伯蒂 (Alberti) 在其《建筑》中, 以实用、美观、经济为总的指导思想, 以算术和几何的规律, 将“美”的内涵归结为和谐的比例[3]。文艺复兴盛期, 乔治·瓦萨里 (Giorgio Vasari) 在他的《名人传》里, 将建筑、绘画和雕刻当作一个整体, 它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女儿”, 而“父亲”就是设计“Design”, 并依据风格类型提出了一套批评体系, 以区分其高下优劣。而在中国, 先秦时期诸子就已对造物设计的原则、功能价值和审美理想等各抒己见, 相互辩论, 进而对造物设计现象进行批评。儒家强调“文质彬彬”合乎礼乐的装饰, 而墨子却反对贵族的“繁饰礼乐”, 强调“先质而后文”和“利于人谓之巧, 不利于人谓之拙”的实用、节俭的设计原则。韩非子则通过无底的“千金之玉卮”与不漏的“瓦器”比较论辩, 阐明造物设计的实用原则[4]。战国初期的《考工记》, 载“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 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为造物设计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造物原则和价值标准[5]。

可见, 东西方设计批评传统古已有之, 相比现代设计批评理论, 中国的设计批评还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还属于前批评的状态。而且, 因为生长的文化环境不同, 东西方设计批评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魏晋到元代一千多年的历程中, 设计批评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依附于其它艺术批评。一方面表现为, 设计批评与大量的书论、画论、文论相比, 数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 设计批评寄生于其它艺术批评门类甚至文学作品中, 直到明代才开始独立发展。纵然我们可以将最早的设计批评追溯到先秦诸子的造物设计观, 然而在那个礼乐文化时代, 这些工艺造物观显然是各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延续, 有时更是借用造物设计阐发政治观点。从魏晋到元代, 设计批评不是寂然无声就是寄于文人清居生活的辨赏里。直至明末清初, 计成的《园冶》才系统地描述、分析、阐释、品评造园活动, 提出了“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设计原则。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在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用和审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批评标准[6]。

二、理性的现代主义设计批评

设计批评与现代设计运动相伴而生, 并与现代设计交织发展。被看作现代设计开端的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发生发展, 与批评家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等的评论和鼓吹直接相关。从美学角度出发, 莫里斯反对机器对手工艺品的模仿, 尤其是对装饰的滥用。此外, 莫里斯还从意识形态上对机器的产生作出了剖析与批评, 他认为工业主义带来的劳动分工从根本上割裂了人与工作的一致性。这种设计思想对当时的设计师产生了普遍影响。从表面上看, 其批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对手工业文化的留恋之情。当时的设计批评家也不可能像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在技术发展中准确把握生产力的进步意义, 更不可能拥有今天事后解释的完整性。但实际上, 这种批评同样促使人们对设计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判断。

此后, 西方现代设计便在批评的推动下前进, 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 开辟了功能主义的设计道路;卢斯的“装饰即罪恶”, 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在事实和价值、外表和功能、艺术和生活的完全分离上, 这正是卢斯对装饰进行批评的核心。柯布西耶的“住房就是居住的机器”、密斯的“少就是多”等, 也从各自的艺术追求、美学观念和社会理想出发, 提出设计批评的不同见解。功能主义从确立其历史地位的那天起, 严格的几何造型、单纯追求功能的理性便使设计充满了冷漠感, 没有人情味, 没有个性特色, 打破了各种不同文化的共生关系, 更造成设计上的千篇一律。

但是, 基于对技术发展的想象与服务大众的理想, 现代主义设计批评充满了理性主义色彩。现代主义批评强调在设计中使用廉价的材料, 抛弃多余的装饰, 以功能的要求来塑造新时期的设计美感。总的看来, 现代主义的设计批评理论是一种设计发展论, 它强调时代发展的不可抵抗性。在机械时代, 工业制品已经主宰了设计审美的基本面貌,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设计批评理论忽视了设计中的人, 忽视了设计中的道德责任。实际上, 现代主义设计批评强调的是设计中的无阶级特征, 认为艺术与设计都不该存在等级之分, 宣扬利用技术来实现每个人都有权享用的批量生产的设计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功能被放在设计要求的第一位。因为只有这样, 设计才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服务。实际上, 现代主义批评理论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 通常被冠以“现代主义”之名的设计批评思想都是设计史沉淀过后的产物。可以说, 设计批评与现代设计及伴随出现的设计问题直接相关。没有这些现代主义设计精英的专业批评,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设计就不可能诞生。

三、多元的后工业设计批评

后工业社会的新技术、大众文化、新生活方式对设计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罗伯特·文丘里 (Robert Venturi) 在其《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 谴责了现代主义设计中文化意义的缺失。他指出, 即使外形设计颇为令人满意, 也无法取代文化意义和文脉环境关系;即使功能要求得到最大满足, 也不能弥补文化意义的缺失[7]。查尔斯·詹克斯 (Char les Jenck s) 把当代西方盛行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设计学, 使后来设计批评可以同时在设计语法、设计语义和设计语用三个层面上展开。由于众多现代设计理论对具体的生活环境及其意义的冷漠和忽视, 挪威设计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着重从精神分析批评角度探讨了设计的意义。至此, 设计批评开始研究设计对其使用者及相关人群的全方位影响, 包括人们对设计产生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反应, 而且开始尝试用一种动态的方式来评价设计。不仅重视设计完成时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 更关注设计在使用过程中给使用者带来的意义, 而此意义的重要性超出了设计师或评论家所赋予它的意义。

克里斯·亚伯 (Chris Abel) 吸收了维科 (Giovanni Batista Vico) 、赫德 (JohannGottfried Herder) 、托马斯·库恩和费耶尔本德 (Paul Feyerabend) 的历史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观点, 认为每种文化的历史发展模式都是独特的, 不应该用通用的标准来评判它;强调不同范式互相竞争可以生成一种外部的评价标准, 也就是说, 一种科学范式的建立可以参照另一种范式进行评价。[8]可见, 设计批评既需要根据设计自身的规则和内部的逻辑从设计自身的术语出发来评价设计, 也需要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中参照外部的准则, 来比较设计的思想和价值标准。特别是一个批评主体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评价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对设计作品作出分析和评价, 由此完成话语间的“对话”, 从而丰富设计批评本身。

“设计是多元次、多层面、多价值、多体现的一门学科, 自然有着多元次的评价准则。”[9]设计批评的意义应该是“多元的”、“复杂的”、“不确定的”, 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批评没有认识到批评意义的不确定性, 试图对本来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现象达成共识。实际上, 设计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现象, 无法完全用科学主义范式进行观照。应该允许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设计作品的意义, 从而在一个批评文本中融合若干种批评话语。这些批评话语可以是相互矛盾或对立的但批评的意义正是在各种语境中产生的话语之间进行对话, 最终形成的批评的意义便是由多种批评话语组成的复合意义, 是一种多元的、不确定的、复杂的意义。

四、结语

当前世界, 价值体系的多元化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统一价值标准让位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对设计批评的历史传统做一番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一方面, 通过对设计批评历史传统的研究, 我们能够了解设计现象背后的深层内涵, 知其脉络, 从而有助于建立中国设计批评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对设计批评历史传统的研究也可以为设计师的创造活动提供历史参照和未来导向, 使其创造设计物的能力得到提高。同时也能够提高鉴赏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自觉, 更好地体验、研究、观赏和批评设计, 自觉地探求设计语言与意义、意义与世界、意义与人以及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系列关系。

注释

1[1]彭圣芳."设计批评"内涵初探[J].美与时代, 2010 (08)

2[2][古罗马]维持鲁威.建筑十书[M].高履泰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10-11页

3[3]托伯特·哈姆林.建筑形式美的原则[M].邹德侬译.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68页

4[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140页

5[5]戴吾三.考工记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12

6[6]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1.316-323页

7[7][美]菲尔·赫恩.塑成建筑的思想[M].张宇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197-198页

8[8][美]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M].张磊, 司玲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31-32页

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 第8篇

一、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的必要性

(1)部分学生传统美德的缺失。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部分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问题。而传统美德的缺失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但从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历史学科中承载的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功能没能得到真正发挥。

(2)传统历史教学存在偏失。长期以来,传统历史教学有时存在着四个弊端。一是重视历史知识教学,忽视学生品质、道德教育;二是只重视历史教学过程和课堂环节,忽略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三是重视考试成绩、升学率,忽略了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四是注重满堂灌输,忽视了与学生现实生活、当前时事的联系。

现阶段,国家正在大力实施新课程改革,推行素质教育。但有的地方、学校依然坚持应试教育,唯分数至上,素质教育、课程改革还是落不到实处,历史学科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当然也不能幸免,致使部分学生出现了道德缺失问题。

二、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的方法、措施

(1)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渗透传统美德教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历史课堂的教育者、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要根据所讲知识,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渗透传统美德教育。①制定可行的德育目标。在学校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要通过一节一节具体的课时来进行。而在上好每一节课之前,历史教师在设计课堂环节、知识容量和美德教育的内容时,就必须结合三维目标、重难点和教学用具等,制定出具体可行的教学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法。②深入挖掘历史教材中的中华传统道德素材。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都包含着大量传统美德教育的原料。作为历史教师,在备课时要依据教学大纲和学生知识结构,深入钻研教材,充分挖掘课本中已有的传统美德教育素材,结合主干知识、学生接受能力作统筹安排,制订翔实的教学计划,把中华传统美德文化的精神基因、精神追求有序地体现到历史教学实践当中,筑牢广大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的思想文化根基,不断提高学生的美德修养,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③探索适合渗透美德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1)情感态度教育。历史学科贯通古今,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多,讲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因此,培养高水平的学生,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增强历史学科的趣味性,历史教师就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及全部心血,带着丰富的情感开展历史教学工作。要通过历史史实阐述,渗透传统美德教育,使学生在美与丑、好与坏等基本的情感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道德观念,最终形成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2)创设历史情境。在历史教学中以多媒体教室和交互式电子白板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为载体,运用大量真实的历史图片资料、记录影片和电影等创设历史情境,再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面貌,从而进行德育渗透。

(2)利用乡土资源进行现场教育。在我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丰富的德育资源,教师要充分盘活、利用好这些乡土资源,走出课堂,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如参观历史遗迹、人民英雄纪念碑、烈士陵园、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走访老红军、老干部以及各类名人英雄。

(3)积极转变学生学习历史的方式。在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还应积极转变学生学习历史的方式。历史教师要结合传统美德素材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有效实施以探究式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发展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如举办有关历史题材的影评、书评、故事会、知识竞赛、辩论会、编演历史剧,收集有关德育方面的图书资料、影像光碟以及实物,建立一个流动的小型博物馆,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相互探究和相互合作的机制,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切实感受到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美德的精神实质,进而在这样的学习实践中接受情感体验,在愉快的活动中得到熏陶。

(4)历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历史教师也要注重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培养,不断提高自身整体素养,这样才能实现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教师的一言一行,学识水平、道德品质都将对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历史教师要把言传和身教完美地给合起来,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完善专业知识体系,认真研究历史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培塑良好的师德风貌,注重对自身人格的培养和完善,不断提高自身整体素养,为学生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知识水平的提高、传统美德教育的渗透、健全人格的培养、道德修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历史教师,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历史教材和历史大纲为依据,以学生的现有水平为基础,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认识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的重大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积极探索有效方法和策略,不断提高传统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为他们成为合格人才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摘要：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中,深入挖掘历史课程中蕴含的丰富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积极渗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措施渗透传统美德教育,不仅能开拓学生知识视野,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道德素质。

传统历史小说论文 第9篇

《色·戒》的序幕开始于易先生家里, 几位太太整日在那里恣情玩麻将, 下午易先生设法约王佳芝出来后又一起在珠宝店逗留, 晚上则是他一个人回到家里。当天两人到珠宝店之前, 王佳芝曾先后去过两个咖啡馆。在第一个咖啡馆里她谨慎地与大伙取得了联络, 在等候电话接通的瞬间, 她“还有点怕是梁闰生, 尽管他很识相, 总让别人向前”。接着她去了与易先生约好的凯司令咖啡馆, 也就是在这里, 女主人公开始了焦躁不安的“等”待。

她回想起他们几个人开始这次活动的策源地——香港, 那时“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之后大家“定下一条美人计, 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当他们首次和易先生接触后, 她觉得这“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 下了台还没下装, 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随之, 大家心领神会, “这些人里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对于王佳芝来说, 她认为怎么“偏偏是梁闰生!”;但作为这次活动的女主角来讲,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 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今天晚上, 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 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 一个个都溜了, 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后来, 易先生和易太太离开香港前往上海, 大伙的计划也流产了。“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 也都躲着她, 在一起商

主观参与上来看, 真实性或者非虚构性的尺度在不同的导演眼中自然有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对真实性的理解和认同也一定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可以说, 在这种尺度的考量下, 纪录片的真实性就成了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 可以被无限阐释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形而下的技术手段层面。说到纪录片的真实性, 人们最经常想起的创作手段应该就是长镜头。长镜头也是真实性的一种手段, 只是其适合而且容易产生真实的感觉。三维的动画, 情景再现, 他们本身只是一种创作手段。如果认真的探讨取舍问题和创作手段的真实性问题, 应该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分析取舍的程度, 和创作手段的运用范围等诸多细节。而我相信, 正是这众多的细节决定了纪录片是否真实。

注释

(1) 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的美学思考, 《中国电影学》

(2) 傅红星著, 单万里主编:《写在胶片上的历史》, 《纪录电影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86页

(3) 卢志军:《略论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原则》, 《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 》, 2008年第24期

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 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直到回来上海两年后, 他们又来找他继续行动, 她也“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在上海, 与易家恢复联系后, 王佳芝就暂时和易先生夫妇生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 渐渐地, 她和易先生有过两次私处的经历, 今天是要等待新的一次相聚了。易先生出现后, 两人一同到了珠宝店。在挑选钻戒的间隙里, 王佳芝不断地琢磨, “像她自己, 不是本来讨厌梁闰生, 只有更讨厌他?”“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 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 因为没恋爱过, 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 结果后来恨他, 恨他跟那些人一样”。此刻面对易先生和自己, “只有现在, 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有这印度人在旁边, 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 又密切又拘束, 还从来没有过”。“他的侧影迎着台灯, 目光下视, 睫毛像米色的蛾翅, 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 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最后她情不自禁地判明, “这个人是爱我的, 她突然想, 心下轰然一声, 若有所失”。

在咖啡馆一边等易先生, 王佳芝的内心一边充满了焦灼、疑虑和期盼。她本能地强烈地期待着对方的出现, 她的心思和感情

(4) 刘华、刘玮:《〈故宫〉中的动画》, http://www.cctv.com/ (5) 《现代传播》, 2006年第一期, 第91页

(6) 肖平:《纪录片历史影响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212页

参考文献

(1) [英国]福西斯·哈迪:《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中文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第32页

(2) 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历程》) , 《电影艺术》, 2005年第6期

(3) [英国]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 中文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第500页。

王玺, 女,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为广播电视艺术学。

如恋人般细腻敏感, 以至于会有一种假设等待落空的失落感。这其实是一次真实而浪漫的约会, 她心中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期待和依恋, 她试图感受和体会的是一种幸福感。尽管她再三犹豫, 不敢确定这种真实的心境。

二、中国传统女性坚定的贞节观和尊贵的爱情观

王佳芝在色诱易先生之前, 出于形势, 甘心失身于同伴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名知书达理的青年学生, 在志同道合的同学面前, 王佳芝无法以自己的操守为理由来影响谋杀计划的开展。在正义的事情面前做出牺牲, 是一个面临家国危难的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然而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之下, 将身体奉献给一个让自己违心的男性, 接收这种选择和平衡自己的灵魂, 两者之间会发生矛盾。而这种身心经历并不是对谋杀这一事件本身的起承转合至关重要, 而是她作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女性个体, 这种牺牲对她的生命和情感的影响举足轻重。

《简易经》 (又称《简易道德经》和《五字经》) 里所言:“物, 有性之命, 呼性命;无性之命, 呼生命。”意思为:万物中, 以性行为诞生的命, 称为性命, 不是以性行为诞生的命为生命。人们通常只把有性行为的动物, 称为性命, 把植物类, 静物类, 还有些抽象团体或单位名称类, 称为生命。从这个角度讲, 人类所唯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命, 更本质的是一种性命。

不仅“命”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所有, 而“性”对一个人来说则是她生存的根基, 它关系着一条“命”存在的质量问题。如果一个人, “性”的问题处理不好, 就会对自己“命”的延续产生影响。“性”对于少女来讲, 就像一根竹子拔节生长的第一个关节点, 如果这个关节点衔接不好, 整个竹子就会随时就此折断。而在人类社会中, 最体现“性命”复合特质的是女性, 不论在生理上, 精神情感上, 还是文化心理上。

王佳芝, 她是一个涉世之初的女孩子, 实质上更是一个淡定贞静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品格和古典教养的女性, 她身上承载着一种糅合知识分子精神血脉和传统女性典雅内敛的气质和性情。她含蓄体贴, 能够承受, 可以奉献, 但是也会有所需求, 那就是一种依靠, 踏实而高尚的依靠。这不是一种张扬与高调的性格, 而是一种平和规矩的闺阁风范。这种性格最经受不住的不是死亡和毁灭, 而是羞辱和失望。在精神世界里, 她要追求的是一种悦己的爱情和一种谦谦君子的品格, 内心潜藏着一种英雄情结。

所以, 促使王佳芝决心继续色诱易先生的出发点, 最主要的不是高尚的爱国心, 而是一个女性在操守蒙羞后对自己身体的报复, 对人格屈辱的赌气, 对窝囊现状的鄙弃和反感。她对自己的将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对自己的暗杀行为也没有深刻的认识, 好像她只是为了直觉和冲动而行动, 并不是为某种信念战斗。与其说她在组织上心甘情愿被操纵, 不如说是她自己在爱情的漩涡里挣扎着执着向前迈。所以她的感性与理性之间没有距离, 二者纠缠不清, 她在认真地培养一份爱情, 结果自己也着迷了, 终究不能够在感情的纠缠中超然度外。而她最终下决心放走易先生, 是因为她感受到了纯真的关怀和体贴, 重新捕捉到了生命的自信和勇气, 精神的崇高感复原, 从而开始无限地珍惜自己的身体和气质。哪怕生命即刻终结, 性命的尊贵性在那一刹那拉长到永恒的瞬间却达到了辉煌的极致, 延续生命于乱世则容易亵渎自己的终极追求。

假如, 王佳芝没有爱上易先生, 她会继续瞧不起自己, 不在乎自己, 为了释放耿耿于怀的委屈, 她会冲动盲目地以色相继续自己的另一起使命。在耗损自身青春和生命的过程中, 她并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与爱情的真谛, 也不会明确、从容地为自己切实的理想和追求努力, 而是笼罩在一种阴影和压抑中去奋斗, 不会停步也无法释怀。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悲剧:柔无法克刚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 女性居于社会的内层, 她们和社会接触较少, 受世俗的污染相对弱。而少女更处于社会的最内层, 她们备受呵护和束缚, 但也是整个社会群体中最纯洁鲜活和脆弱的一环。然而, 时代无法照顾好芸芸众生, 在国破家亡不断持续的年代里, 每个人都需要把残酷和隐忍当做一种生活来适应。当男性无法保护女性, 兄弟无法呵护姐妹, 父亲无法拯救妻女时, 中华民族的所有女性都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和悲剧。国破家亡, 对她们来说, 后果就不仅仅是自身难保的问题, 更让她们忧虑的是面对野蛮而生不如死时, 对自己恪守的青春及感情的惶恐。王佳芝仅仅是拿鸡蛋碰石头的众多弱势力的代表。

《色·戒》里, 老吴和老易作为敌对的两极, 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节小人与幕后英雄的对立。然而, 在心理上让人觉得可恨和不通情达理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能与王佳芝在精神上契合的恰是易先生, 他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文化中能够起支撑作用的气质和刚性, 会让女性产生一种依附的错觉。而易先生阅人无数, 之所以能对王佳芝动情, 也是由于欣赏她身上散发的典雅清灵的女性气息。然而这种欣赏、体贴、理解、珍惜统统没有释放出古典爱情中两情相悦山盟海誓的巨大威力, 而是注定某一方会制另一方于死地。

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2】。在这一场感情浩劫中, 王佳芝的确是赢家, 她能以端庄和柔情来融化对方冷酷警觉的心机。但这种红颜知己刻骨铭心的爱情却不再足以产生令人弃恶扬善和追悔莫及的力量。哪怕她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来成全对方, 都无法唤来恻隐之心和怜悯之情, 而是被处理后患毫不留情。与其说是王佳芝的妇人之仁使其自食恶果, 不如说是这种“仁”已经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彻底失效。

从时代环境看来, 易先生其实是现代社会暴力和野蛮的象征, 他用冰冷的武器来镇压和征服。王佳芝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柔和与聪慧,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的美好的东西固然有其魅力和征服力, 但已缺乏生命力。同时, 在刺杀行动的一开始, 王佳芝就深陷泥淖了, 让自己蒙受着心灵的创伤。所以这种文化中本身也有自己的杂质, 有其自身所病垢的成分。这种曾经强大辉煌的文明, 如今连人群中最核心最珍贵的部分也无力呵护了, 不免会让人萌生一种破罐子破摔日薄西山的垂危之感。

大浪淘沙, 王佳芝没有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成了民族精神谴责的阶下囚;不过也与易先生的立场有关, 幻想他能够在民族大义和无私爱情上做出选择, 就会成全王佳芝成为一代乱世佳人。然而, 任何抉择终究化为历史, 无论高尚的牺牲也罢, 卑劣的变节也好, 唯有爱情的生命力历久弥新。这部小说温暖的地方, 就在于后来者聊以怀念那个美丽的女子面对爱情的执着时, 同时还能作为自己理性选择的一个提醒吧!

参考文献

[1]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 1954年.

传统历史小说论文 第10篇

一、我国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的发展阶段

我国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的发展, 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先秦至隋唐为第一阶段, 从北宋至清中叶为第二阶段,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年为第三阶段。

唐以前的蒙学教育以识字为主, 其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至唐代, 出现了用于教学的专门历史读物, 如胡曾的《咏史诗》和李翰的《蒙求》。它们的出现, 为历史类蒙学读物开创了两种体裁。不过它们尚不具备史学的意识, 仍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课本。至宋, 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蒙学教学内容也随之丰富, 历史类蒙学读物的种类和体裁也日趋增多。宋代历史类蒙学作品约有30多种, 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宋代的历史类蒙学读物, 不论是从书名上, 还是从目录分类上, 抑或从思想和体裁上, 都体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 是历史类蒙学读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其后明清的历史类蒙学读物基本上都是在唐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直到清代中叶, 才有较大的改变。

二、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的特点

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形式多样。从内容上看, 可分为典故类、讲史类、综合类;从体裁上看, 有咏史诗体、千字文体、蒙求体、歌诀体等。但它们都具有几个共同特点:1.句式简短整齐, 文字精炼, 富于故事性和趣味性;2.语言讲究押韵对仗, 富于节奏, 读起来朗朗上口, 易于记诵;3.既传授历史知识, 又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前两个特点与古人研习史学讲究博闻强记有关, 同时也更多地考虑到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记忆特点。爱听故事, 爱看图画, 爱大声朗读, 记忆能力强于理解能力, 这是儿童学习的特点。古人认为, 学习历史, “小学是直理会那事, 大学是穷究那理 (《朱子语类》卷七) ”。当然, 在实际的历史启蒙教学中, 不可能只是单纯地传授历史知识, 实际上, 无论是书本, 还是教授者的讲解, 都带有明显的历史观, 且蒙学读物中所反映的历史观, 往往是占主导地位、能为全社会所接受的观点。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秉持“道德至上”的教育理念, 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其中的核心, 其是通过历史教育, 即对历史人物嘉言善行的概括总结和对历史事件是非曲直的评判建立起来的。

三、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对当今历史教育的启示

我国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计有300余种, 其数量繁多, 体裁多样。这在当时, 对于普及历史知识, 增进人们对历史的兴趣, 促成传统史学的发展和全民族的历史意识, 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其成功经验, 对于我们当前的历史教育和教学, 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 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兴趣爱好,

采取灵活多样的编写形式。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的编写, 极大地考虑到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与认知规律, 采用了简短易读的语句, 注意用韵, 增加了故事性和趣味性, 这样就充分地调动了儿童的学习积极性, 同时也使教师和儿童有了可供选择的余地。

2. 寓品德教育于历史教育之中。

历史教育与人格培养密切结合, 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现行的历史教育过于重视应试教育, 忽视了人文教育对提高个人文化素质的作用。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这种德智结合, 潜移默化的教育教学方法, 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更值得我们提倡。其有助于学习者从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 培养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3. 加强对历史教材和读物编写的重视。

传统历史类蒙学读物的编写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 一方面历代政府强调在蒙学教育中要进行历史教育;另一方面, 许多著名学者, 如朱熹、章学诚、全祖望、章太炎等也非常重视蒙学历史读物的编写,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历史类蒙学读物的质量, 使得一些读物能够经久不衰。

4. 促进大众历史文化的传播。

由于历史类蒙学读物具有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等优点, 易为识字不多, 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民众所接受, 因而成为“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 这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播。

从历史传统探析廉政文化建设 第11篇

“修身”：廉政文化建设的个体维度

在中国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义利观。在这种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过程其实就是廉洁从政。要求官员能够做到廉政，那么最根本的源头即在于官员作为一个普通人，首先具有正确的义利观和道德标准。

古人崇尚“慎独”，实际上就是将对自我的道德要求逐步内化为日常行为规范，规范自我言行。无论环境如何变换，这种已经内化的行为规范都不会发生变化。在当前，只有廉政文化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浸润”、“熏陶”人们的个体实践，廉政文化建设才不致落入空谈的窠臼。廉政文化建设应促使公职人员和其他社会成员增强对是非、善恶与美丑的辨析评价能力，从而令其更加自觉地认同廉洁的价值理念，并且将之运用到工作与生活中。

“以廉居官”：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维度

在中国，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远大于西方，在较长期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可以经常把他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对廉洁从政的理论、价值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引导家庭成员从思想深处树立廉政意识。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在宗法谱系意识很强的传统社会中，家规对入仕者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因此郑氏一门中所出的一百余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

在家庭之外，官员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办公场所，因此健康积极的官场文化是廉政观念成长壮大的最佳土壤。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现在似乎是经常受到诟病和批判的，但是其中实际上存在许多积极的方面。比如在传统社会流传甚广的官箴书，主要内容是官员记录自己总结的从政经验和为官之道，这类书在教导后辈从政经验时往往十分强调廉洁为官。明朝官员郭允礼的《官箴》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廉则吏不敢欺”，“廉生威”。这种重视廉洁的劝诫在官箴书中历代都有，对于各级官员，尤其是初入官场的新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规劝作用，在传统社会的官场中营造出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历史和现实中的腐败问题，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于缺乏是非善恶辨别能力而发生的，完善的个人道德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选择，但并不能保证人们总是做出正确选择，这种时候人所生存的环境往往对其具有重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因此，廉政文化建设要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约束力，积极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使廉政不仅仅成为为官者本人需要严格恪守的准则，也成为社会各个细胞共同要维护的道德底线。

制度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维度

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支撑，如此一来才能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构建出一整套维护廉政文化建设的规范体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根本上来看，腐败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实现制度适时有效的支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之一。

以往我们常强调古代国家的“人治”特点，忽略了其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是很巧妙和完备的。

首先，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起了一套严密的公文制度，在公文运作各环节的监察，是行政系统内部监察的重要体现。唐代各级官府中存在的勾检制，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制度，其中尚书都省是全国行政的勾检总署。勾的意思是在文书上署名画勾，著明日期。检的意思是核对文书是否按照法定的日程进行批办处理。用唐代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检者，谓发辰检稽失，诸司录事之类。勾者，署名勾讫，录事参军之类”。失，就是公事失错，是处理过程中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稽，就是稽缓、稽程，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遵守制度中有关日期的规定。这两种行为都是妨碍行政效率的因素，都是唐代勾检制度加以防范的。相关官员要在文书上签署姓名和“检无稽失”之类的字样。从而有系统地实现了在行政体制内的监督和纠错。

其次，我国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和较为健全的监察机构。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其中国家监察系统逐渐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行政系统内部监察与国家监察相分离，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秦汉以来一直到宋朝，监察机构基本是宰相机构的下级机构，御史台长官没有取得与宰相平等的地位。到元朝，则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足鼎立，御史台的权位大大提高。到明朝设立了都察院，都察院的都御史成为与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尚书并行的国家最高官员，合称“七卿”，这是监察系统的独立化发展。监察系统的独立，使监察权独立于行政之外，有效实现了对整个官僚体系的监督和制约。

再次，除了监察系统之外，中国古代还有相应与之配套的官员考核制度和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一个制度体系，起到防范贪污、严惩腐败的作用。仅以唐朝来说，相应制度就非常丰富。在管理考核方面，有将官员考核和廉洁从政联系在一起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标准，其中“四善”是对所有官吏在品德和才能方面的共同要求，“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各官署职掌之不同在才能方面提出的具体标准。“四善”之一即是“清慎明著”，强调为官者清廉谨慎。在惩治贪污方面，成书于唐代的法律典籍《唐律疏议》针对官员在不同情况下贪赃枉法行为规定了各种处刑标准。书中界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即“六赃”，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对同属受贿的“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两种类型职务犯罪，唐律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并且对“事后受财”也规定了惩治标准，使得各类职务犯罪均有具有针对性的量刑标准。

行政制度、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充分发展和丰富经验，成为我们今天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的历史际遇赋予制度建设更多的时代内容。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的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定不移反对腐败，防范和惩治并行，切实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在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传统德行 第12篇

一个品德高尚的有德行的老师才能教出有德行的学生,这就对历史老师提出了高要求。我们的老师不仅要博学,更要有德、有智慧、有敏锐的观察力,要能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在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来提升孩子的道德学问。具体从哪下手呢?从他的寸心下手。心真,所有的行为都真了;心不真,所有的行为都是假的,寸心必须是善的,必须是正确的思想观点。那依据谁的思想观点才是正确的呢?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圣先贤早就给了我们智慧的开启:百善孝为首。我在给学生讲授鸦片战争时特意讲了林则徐先生给我们人生的十个提醒:《十无益》,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孔夫子也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现代教育不太重视传承圣贤的教诲,很多学生对父母对他们付出的一切心安理得,父母付出越多,他越不知道珍惜。有些家长的教育行为也值得商榷。比如: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考出好成绩,许下种种物质奖励。这样孩子想的就是:我考好了就有钱财奖励,父母的奖励是应该的,甚至父母忘记了,还主动索取。还有的家长为了改掉孩子的懒惰习气,在家做家务也给予金钱支付,还很高兴地认为这是向西方学习,认为这样孩子不仅变勤劳了,还学会了管理钱财。孩子在金钱的刺激下,也确实变勤快了,但有位家长告诉老师:有次她很累,请孩子帮她洗衣服时,她的孩子居然说:“今天我也累了,不想挣这钱了。”家长无可奈何地说:“当时我真是很伤心,这才发现我的方法错了。”确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法呢。可能表面上解决问题,事实上又制造了很多问题。我们的古圣先贤早就有教诲:“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承受”,“德有伤,贻家羞”……家庭是每一个人用心去付出的地方,是形成一个人懂得尽责任,懂得感恩、知恩、报恩的地方。做家务、努力学习是在尽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啊。“自古忠良出于孝子”,我们教孩子的寸心不能偏颇。当我把这些道理在课堂上渗透进去时,我发现学生听得很专心,也很感动。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很受教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人是要学坏的。

当学生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后,做老师的就要进一步引导学生,我常将书中流芳百世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讲给学生听,如在讲到“庆历新政”时,我特意讲述了范仲淹从小立志要做宰相的故事,他认为“唯有良相才可救国,唯有良医才可救人”,念念为了报效国家,这是多么崇高的志向。“人贵立志”,从中我启发学生:我们求学问的态度是什么?向范仲淹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体讲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进而利益家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而不是为了追逐所谓的功名利禄、锦绣前程!“弄权一时,凄凉万古”的秦侩被子子孙孙唾弃,他的子孙蒙羞了上千年,要不要向他学?当然不要。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志向后,就需要我们的学生从小培养一颗仁爱之心、厚道之心、一种大公无私的心境。“凡是人,皆须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对老师、对他人都要恭敬。怎样落实“仁爱”呢?必须培养学生谦卑、谦虚的态度。林则徐先生早就谆谆教诲:“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书经》也说:“满招损,谦受益。”不立身行道,必长傲慢之气。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只高兴学生书背得很熟、题目答得不错、成绩考得好,一定要仔细看学生有没有将所学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中、有没有越学越谦卑。“学问深时意气平”,这才是真实学问,否则,读书无益,还有害,“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

一个人要谦虚,必须懂得反省自己。孔子讲:“知耻近乎勇”。要有勇气去改过,任何事没有做好,要反过来找自己的问题,“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过能改,归于无”,这样才能“德日进,过日少”。在跟学生讲这些道理时,我进一步提出,与人相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要懂得礼让、忍让。礼让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无礼了,就会起冲突,招来很多的麻烦。当学生懂得礼让的时候,他将成为一个有分寸、懂分寸的人,他的一生将会增加很多的助力,获得很多的益处。同时,还必须教育学生要有诚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奸巧语,秽污词”要不得,说谎话骗人、胡言乱语失信于人将无法立足于社会,诚信待人、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才是应有的品德。我们的学生不仅勤奋好学,更要做一个真正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这样才能将人生经营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