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与湖湘文化（精选7篇）
《九歌》与湖湘文化 第1篇
所谓“素养”,其含义有二:一是指平素的修养;二是指经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素养”又被称之为“人文素养”。素养对于人,是指人的素质和品质,我们通俗地理解是指一个人的秉性与教养。我们深入理解:“素养”就是指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育修养”,“人文”是指“人文科学”。因此,广义的人文素养涵括人们的人文科学和知识水平的发掘能力,狭义的人文素养则是指以某种精神动力为轴心的人的内在品质的具体体现。
我们今天对“两型”人文素养的索源,可以追索到西方的“生态教养”和“生态文化教养”。美国学者大卫·奥尔1992年提出“生态教养”
结合当前我们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经过对以上对“素养”内涵的深入理解,我们便可以得出“两型”人文素养的真正含义。“两型”人文素养,是指人们在现实中所体现的节约资源和对环境爱护的行为习惯,是以“两型”理念为核心的人的内在品质的集中展现;指人们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两型性”的秉性与教养。“两型”人文素养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两型”的社会素养和“两型”的个人素养的综合表现,这二者的关系,“两型”社会素养是“两型”个人素养的集合体现,“两型”个人素养是两型社会素养的最坚实基础。从构成上看,“两型”人文素养是“两型”行为素养、“两型”制度素养、“两型”道德素养和“两型”技术素养的总称。其中,行为素养是“两型”素养具体体现,制度素养是保障,道德素养是“两型”素养的根基,技术素养是推动力。我们今天建设“两型”社会的魂魄与脉络走向,就是培育“两型”人文素养。同时,培育“两型”人文素养,其宗旨在于实现两型社会构建的全民自觉参与,是“两型”社会建设走向自动自发的人文坚磐基石。
笔者认为,“两型”人文素养包括三大块:即“两型”市场素养、“两型”政务素养和“两型”社会素养。其中,“两型”市场素养是指市场交易中,市场主体(包括工商业主和普通员工)所具备的以“两型”理念为主导的修养和素质。“两型”市场素养在“两型”人文素养体系中起着中间关键性支撑作用。其包括生产中“两型”产值理念的坚固树立,产业与产品中“两型”产品和产业相关的市场机制的确立,市场活动中的“两型”行为模式等等。其次,“两型”政务素养是指执政的党和政府在行政和服务中所表现的“两型”的政务素质和修养。“两型”政务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构建的先决因素。“两型”政务素养包括“两型”政务消费、“两型”政务服务、“两型”政务考核、“两型”政务行为模式等方面。其中,在行政和服务中防止和杜绝奢侈、浪费型公款消费,构建符合“两型”要求的政务行为,政府绿色与“两型”GDP的考核机制的建立,构建当前政府“两型”政务行为模式,是当前“两型”政务素养培育的重点。在湖南乃至我国,“两型”政务素养还包括政府在两型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所起的示范倡导和带头作用。最后,“两型”社会素养是指社会大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两型”理念的支撑下所应备的修养。“两型”社会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构建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的“两型”人文理念、社会的“两型”行为习惯、社会的“两型”法律与制度体系等方面。
二、湖湘文化与“两型”人文素养的交错
(一)传统湖湘文化崇奉理学、倚重道统,具有浓烈的忧国忧民的御外情结,加上湖南内陆省份的闭塞,人们易于产生顽固保守、排斥外来新兴事物的心理,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开放创新精神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坚守“守先正、倾保守”基本传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而取得中国近代革命成功的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少年和青年时期几乎没有走出过“以守旧知天下”的湖南,他那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坚韧、执着、质朴和独尊的人格与性格,熔铸了中国农民尤其是湖湘文化的长短优劣。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和胡宏等人,他们主张学以致用和经世致用,然而,对江浙的事功学派又多加指责、横加排斥;他们要求改革弊政,倡导抗金复国,同时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其次,湖湘文化产生于国家处于民族危亡之时的南宋,本身带有浓烈的御外情结。湖湘文化在随后的发展中,同样体现强烈的民族性和御外情结。在中国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犯,蕴含于传统湖湘文化中的民族情结率先对外来侵犯的反抗与反击,从而也从内心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抵制心理。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现代社会开始萌生,中国社会正处于“分崩离析”的时代,以至当时有一位国外的传教士曾惊叹:“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反击。”也正因为如此的种种原因,到1886年,一直没有一个国外传教士进入长沙传教。清朝时期黄庆澄曾在其《东游日记》中说:“中国之民之气,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虽可嫌,但实可嘉。”可以看出,这种排斥既是来自于对与儒家文化水火不相融的基督文化的排斥,也是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愤慨情结。他的“可嘉”在于其爱国主义与民族情绪和相互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抗金、抗元、抗清,特别是近代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中,这种“可嘉”精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他的“可嫌”则表现为自18世纪、19世纪以来,随着发达的国际通道和海上贸易的通畅,世界发生了由分散到整合、由分块到一体化的重大变革,湖南这种浓郁的传统民族情怀,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国家与民族所面临“师之”与“制之”的二者关系,不能及时通过打开国门变革求新,顺应大时代发展的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国家走上民族富强的道路。
再次,地理环境也使湖湘文化保留着较多的“守先正”的古朴气质。湖南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长期的“农业文明”,也助长了湖湘文化的相对守旧和排斥外来事物。与东南沿海相比,湖南受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其接受海洋蓝色文明不甚便利;湖南地势整体是一个向北张开的马蹄形,地形是看三面环山,其曾被称为“四塞之国”而长期“与世隔绝”,沿长江浸袭而至的西方文化溯江而上,等到灌入洞庭湖的时候已经所剩不多了。
(二)传统湖湘文化注重军事与政治传统,强调躬行实践却多限于军政伦理领域,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讲求节约、依重科技的理念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强调从事政治与军队,对于生产和科技不太有利。近代以来,湖南有“惟楚有材”之美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美誉,湖湘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然而,仔细探析这些“楚材”,可以看出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搭构在军界、政界和文化界,而很少有实业家、自然科学家和金融家。郭嵩焘和曾纪泽曾是近代有名的外交大臣,他们与沙俄多次谈判,曾出任清朝驻英法的大使,后被湖湘故人视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以至于后业郭嵩焘离任后回到故乡长沙时,家乡的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拒不接待,家乡官员几乎“傲不为礼”。湖湘学人讲求春秋大义,强调从政和从军,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湖南上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在的追求与发展。以致开创洋务运动之先河的湖南人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近代民族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军工企业,而且没在湖南开设过一家工厂
其次,传统湖湘文化重义轻利,追求功名,对于商业和市场发展不太有利。我国近代,湖南人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担当,受传统文化“义利”理念的影响,他们重义轻利,将军功与功名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传统湖湘人耻于言利,也羞于从商,他们讲求气节,追求功名。在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渗入下,我国东南沿海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之地,重实而轻虚,讲求“实用”和“实际”,进而取得市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现代社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内陆传统文化,在发展中瑕瑜互见其中,其不足之处已日渐突出。倡导以诚信互利、“以儒术饰商贾”贯穿工商活动中的人际关系,抛却湖湘文化中“君子不言利”的古态,着力淡化“官本位”等固化守旧意识。我们今天要从传统湖湘文化中调适出“传统”与“现代”、营造出讲“义”与讲“利”“从政从军”与“七十二行出状元”,开创出更为先进的现代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审视传统湖湘文化的出发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更是我们今天树立“两型”人文素养,依重科技发展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佘正荣.生态文化教养: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9,(3):36-39.
[2]匡跃飞,等.“两型社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J].中国集体经济,2012,(2):48-50.
[3]康咏秋.封闭保守、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5-37.
论湖湘精神与塑造本土企业文化论文 第2篇
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倡导以文化人和以人为本的新型管理理念，注意挖掘人的潜在创造性，激发人的主动性，将人置于管理要素的核心地位，通过文化环境和文化体系的内化功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企业文化理论主张运用文化的规律和特征于组织管理，达到自主管理的目的，实现人的全面进步与企业和谐发展。
那么，对我们的本土企业来说，有没有既能因地制宜，又容易被人认同的企业文化“捷径”呢？有，那就是我们的湖湘精神。
（一）湖湘精神的特质
湖湘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心忧天下”。这是湖湘精神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湖南人民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坚强决心，坚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强烈信念，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洪流之中。
二是“百折不挠”。这是湖湘精神的高贵品格。湖南人民历来就是追求理想而坚韧执著，战胜困难而义无反顾。
三是“敢为人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致力引进西方技术开办洋务，宋教仁、黄兴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直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体系的形成等等，无不彰显湖湘人民思变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
四是“兼容并蓄”。这是湖湘精神的活力源泉。湖南三面环山，北为洞庭，古为“四塞之地”，但就在这块土地上，湖南本土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丰富发展自身，最终形成了顽强坚毅和灵性飘逸相结合的湖湘精神。
（二）湖湘精神与企业文化结合
湖湘精神为什么适合本土企业，能否在企业文化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是由一个个细节决定的。
一、把企业文化“本地化”。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是能深入员工内心的，能让他们自觉地运用地，这一切都来源于员工本身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有的企业，员工的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其问题的根源往往只有两个：一是企业本身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自己的企业文化没有形成系统；二是企业文化没有得到员工的认同，使他们失缺了自觉性。湖湘精神之所以适用本土的企业文化构建，是因为，员工们生于斯长于斯，其本身的.环境就深受湖湘精神的影响，当企业从湖湘精神中提炼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时，员工很容易接受，这也符合他们的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工作作风等等。
二、把理念制度化。不少企业的文化建设只停留在理念宣传的阶段，不能深入进行塑造。这一方面在于领导者缺乏系统建设企业文化的决心和勇气，另外一方面是对企业文化塑造有误解，认为企业文化是以理念塑造为主，如果把它变成制度，就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殊不知，优秀的文化恰恰要落到纸面上，让大家有法可依，有章可寻。
三、把理念故事化，把故事理念化。许多企业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时有一个通病，以为提炼了几句标语口号，就能算是企业文化了，其实不然。企业的文化理念，尤其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文化理念，是由无数个由人的故事串连起来的。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文化不仅是由“过去的”的故事构成，还有许多是“现在的”故事。
湖湘精神也是从这些“故事”中渐渐发展、归纳、提炼而来的。如果你决定把湖湘精神运用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来，万万不可抛去这些故事。对于湖南人来说，听自己的先辈的故事，听自己本土的故事，远比你讲解一个美国企业的某某董事长的所作所为来得更为贴切，员工们也更愿意接受。
四、注重去糟求精。吸纳湖湘精神提炼自己的企业文化，要注重去糟求精。比如湖湘精神，其主要来源于农耕文化，湖湘之地也本是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农耕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企业在吸纳其精神的时候，要注意仔细的甄别。
文化启蒙与湖湘女作家的性别书写 第3篇
关键词：湖南 文化启蒙 逃离 反抗
1927年至1928年，湖南诞生了三位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即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称为“天才”的女作家丁玲;以《打出幽灵塔》而被称为“才女”的白薇;以《从军日记》而轰动文坛的谢冰莹。三位女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从湖南走出，其个人经历与文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文性。湖南如火如荼的文化启蒙开启了她们的写作之路，促发她们用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一、湖南的文化启蒙
“现代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处南北军阀混战的中心）和高扬蹈厉的近代革命传统，成为了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基地。”[1]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的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特色，一是文化期刊林立，二是文化争论频繁。据统计，五四前后湖南有数十种文化期刊创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湘江评论》《救国周刊》《学联周报》《女界钟》等。这些新文学刊物热烈讨论国家大事、社会万象、人生理想等，推出新的文学题材与主题，预示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提倡个性解放、呼吁民主自由。在这个主旋律中，女性的解放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女性的婚姻、家庭、爱情问题也成为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最关键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注。五四前后，湖南《湘报》《大公报》等报纸尤为关注女性问题，在女性启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五四前后2年时间内，《大公报》成功组织了5次关于女性、爱情、婚姻的讨论活动，针对南阳街赵姓眼镜店之女新婚之日在花轿自杀事件、李欣淑女士出走事件、袁舜英女士自杀事件、彭襄与范女士结婚问题、周希颂与凌女士离婚问题等，将女性命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结合起来，掀起了湖南妇女问题讨论的高潮，极大地唤醒了湖南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走出了三位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极为相似的女作家：白薇、丁玲、谢冰莹。细细考究，三位女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离开湖南之前，她们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白薇和谢冰莹都是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丁玲曾先后就读于桃源女师、岳云中学、长沙周南女中。促使她们出走的原因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逃离包办婚姻。白薇有着一段痛苦的婚姻，“拳击，口咬，父亲的娇女被一个有名的凶恶寡妇，打破眼睛，咬断了脚筋，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凶妇和儿子再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的胸背，又拿了斧头来斫她。”[2]丁玲是不愿与她定下亲事的三舅的儿子结婚，在当地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痛骂自己三舅的文章后，瞒着母亲逃离家乡。谢冰莹历经三次失败的婚前逃跑，仍未放弃，最终在婚后成功出走，登报申明离婚。当她逃奔中极度绝望的时候，就鼓励自己：“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断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3]
三位女作家在现实中的“逃离”之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她们逃亡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五四新思潮传至湖南后，对她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丁玲才十四岁，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学校里卷入这一运动，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4]在这股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丁玲开始了她的反叛之路。白薇的逃离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夕，然而她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新文化传播给她带来的精神资源，“在第三女师范，我曾以领袖资格，纠合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先生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至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5]1918年，在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的谢冰莹收到了在外地读书的二哥给她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演讲集，一本是胡适的翻译短篇小说集，使她“开始对新文学发生无限的好感与崇拜。”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三位女作家的出走显然都是受益于湖南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启蒙的推崇。
二、逃离：性别书写的主题
娜拉式的出走，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似乎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对娜拉的想象、言说、仿效是新女性与过去诀别的第一步。在三位女性作家的笔下频频看见娜拉式的人物原型，对于这三位“打出幽灵塔”的新女性而言，逃离或出走的经历不单是个体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
在《梅姑娘》中，谢冰莹描述了一个不幸的新娘，被父亲嫁给有钱人家一个患了软骨症的“怪物”软子，“她来到谢家之后，曾自杀过三次……但都被别人见到而得救了。这次啊，第四次，这最后的一次，终于死了。”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详细记述自己的逃离体验，从“第一次逃奔”写到“第四次逃奔”。白薇《炸弹与征鸟》中的玥，从虐待她的夫家逃出，投水自杀未遂之后，决心逃离家乡，白薇详细描述逃跑时的心态：“她选着旁边幽寂的小路，这幽寂的坟山累累的小路，像有鬼神的诉哭。然她拖着伤痕的肢体在奔驰，这是她脱离压迫的最后的超度！我永不回首那冤家了，永不回首那冤家！她边想边像流星飞驰地飞过……”[6]丁玲《梦珂》写一个女性如何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学校逃离，进入大都市上海的经历，还是她想当影星来谋取自立的幻想，都能看见丁玲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女性不断逃离，又不断为环境所逼迫沉沦的主题，在小说的结尾，梦珂去考演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导演一声“跑”的大喊下，一直隐忍着的梦珂晕倒了。梦珂的逃离和逃离后的“无路可走”真实画出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也为那一代的逃离者的未来画出一个问号。
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幽灵塔”取自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剧中指的是作为封建家长和性暴君的“父”对女性的镇压与奴役，“家”无异于一个由男性恶魔主宰的地狱。在最后的剧情高潮中，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出现在舞台上，有受难的母亲、受欺凌的妾、受摧残的女儿、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她们的反抗不是为了推到一个暴君、一个淫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那镇压白蛇的整个实体，从而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7]
在背叛父权家庭的立场上，三位女性的态度是异常坚定的，正如谢冰莹在《不自由，母宁死》这篇文章中讲到的：“尽我们的全副精神到死，即使我们眼前不能得到自由，也可以为后来的青年男女开条自由之路，使他们循着这条路走入幸福之宫去。”
三、反抗：性别书写的出路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并非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从‘父之家里跑了出来的这一次，而是她们从‘父的家跑出来之后，却重复与在‘父之秩序下一般无二的角色后，无数“娜拉”痛不欲生的困惑与思索的这一次。”[8]逃离之后，她们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她是谁？她是何种角色？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将与过去有何不同？如果从“父”的枷锁中逃出，仅仅是又跳进“夫”的火坑，如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一般，那么，娜拉出走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些“冲出家门”的新女性纯真的感情接着就被改头换面的公子哥借助“个性解放”的名义加以玩弄，女性真正的自由解放无从实现。丁玲笔下的莎菲提出：“我的病没希望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所提出的一个女性必须在历史创造中有立足位置的振聋发聩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莎菲”既追求爱情又离不开爱情，又如此害怕爱情挑剔爱情的深层原因。“莎菲”们的呐喊标志着以丁玲为代表的这批女作家已经而开始了真正的对自我角色的质疑。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南女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她们开始真正思考女性出走以后的生存问题和对自我真相的寻找。
“如果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对于妇女来说，即要从‘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做一个社会上的人”[9]这是1937年4月，白薇对《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提出妇女问题的问题的回答。白薇作品中的女性从新婚的丈夫家逃出来之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对自我的寻找，余玥想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女性的地位和听人摆布的命运，而且她发现，在男性中心色彩依然很浓厚的社会里，女性还只是“点缀这个革命舞台的花瓶”。在这样前途渺茫的困窘处境中，她没有丧失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是以极强的信念和毅力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孤军奋战。少梅被强迫卖给豪绅胡荣生做姨太太，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女性的自尊和清醒。她以丈夫的移情别恋为契机，大胆地用离婚的新式办法赢得了自由，开始了自食其力服务社会的新生活，她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毫不留恋、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决绝的反叛姿态和清醒的女性意识。碧苇是一个饱受男性和男权思想侵害的受损女性，苦难的人生经历使她体悟到，在“男性中心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这是挣扎在旧时代车轮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即使这样，碧苇还是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和鲜明的反叛意识对抗屈辱的命运和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表现出了女性难得的自尊和自信。
谢冰莹的四次逃婚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现存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也坚定了她改变女性劣势地位，实现真正女性解放的决心。《女兵自传》记载了一个时代女性如何冲破封建营垒，忍饥受饿、千辛万苦，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始终不降理想的风帆，冲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给人以奋斗之力、前进之力，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在离开“父亲”的家庭之后，谢冰莹并没有像其他觉醒了的新女性一样，醉心于讴歌幸福爱情、自由婚姻，而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女兵”，从狭隘的个人圈子走向了社会人生。
丁玲笔下的女性也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梦珂看不惯学校男教师对女模特的猥亵，愤然离开学校，寄居在充满腐朽堕落气息的姑妈家里。梦珂没有像张爱玲《第一炉香·沉屑香》中的葛微龙一样在奢华荒耻的生活中迷失自我。相反，她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时时保持一个知识女性的清醒和尊严。认定“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9]当她明白自己只是晓淞和澹明眼中的猎物时，毅然决然离开姑妈家，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退路——回家跟农村青年结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游荡生活。虽然在那个社会里，她无法摆脱女性被物欲化的命运，但作为女性自我本体，她坚守了女性心灵的那方净土，显示了觉醒女性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莎菲更进一步张扬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叛逆意识。在男女情爱角逐中，她一反女性被窥视的被动地位，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挑选自己的意中人。在莎菲眼中，被人称道的苇弟显得萎琐苍白，风流倜傥的吉凌士是个灵魂卑劣的男子;而平日里跟她接触的男子，一个个更是俗不可耐，不屑一顾。于是，莎菲以女神的姿态，在将身旁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一征服又随意捉弄之中感到极大满足，莎菲是在对男人的不断否定之中进而否定整个男性中心社会，凸显和张扬了其女性意识中的泼辣风格。贞贞是在逃避包办婚姻，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落入日军虎口的。在被迫成为随军妓女之后，她虽然肉体上饱受鬼子摧残，精神上又遭受来自邻里乡亲的歧视和误解，可她以异常顽强的毅力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苦痛，并拒绝了旧日恋人夏大宝怜悯似的爱情，以选择离开家乡投奔光明区延安的方式维护了一个受损女性的尊严，反叛了传统习俗和男性中心思想中束缚女性身心的贞操观。黑妮，是一个与地主有着血缘关系的农村女孩。在土改运动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即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淹没时，她没有向程仁乞求爱情，而是等待程仁去向她再次表明心迹，保持了少女的高傲和自尊。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文中，她谈到的是女性问题，且关注的对象是当时的革命政权未公开讨论的性别观念及延安“新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两难处境。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进而她发出了曾饱受批评的呼吁：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在描述延安女性的处境时，丁玲格外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因素，她批评包围延安女性的各种说法中的性别观念，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她更批判结了婚且生了小孩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了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更重要的是，她提出在离婚问题上不应该简单地批评女性“落后”，而应该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与农村女性相比，延安新女性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走出家庭”的问题，而是在拥有社会工作之后，迫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承受的身体、心理压力，以及被迫“退回家庭”之后遭受的歧视。丁玲赋予女性特别的同情，对性别观念非常敏感，文中她强调的是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因素，这些都是“娜拉”出走之后所面临的真实问题。
丁玲、白薇、谢冰莹是“五四”女性文学由众声喧哗转入沉寂后步入文坛的现代女作家。她们的文学之路受益于湖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女性启蒙的高度推崇;她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女性闺阁文学自怨自艾的情感宣泄，也逐渐摆脱了“五四”女性文学执着关注“娜拉出走”事件本体这样的文学母题。她们的写作把女性的生存命运同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展现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争取人格独立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她们的性别意识已从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上升到了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了，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2c0735]。）
注释：
[1]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转引自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2000年版，第180页。
[4]丁玲：《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5]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6]白薇：《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55页。
[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8]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9]丁玲：《丁玲文集》（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9页。
《九歌》与湖湘文化 第4篇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楚地巫风盛行, 信巫重鬼, 好为淫祀,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巫鬼气息。楚文化与巫相结合, 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南方巫楚文化。 杨义在《招魂与失招的诗学》中介绍:“楚属于南方文化, 其地毗邻百越和西南夷, 巫风极盛, 人鬼对话交往每每进入迷幻状态。 因此他们想象的灵魂形态异于北方多少有点理性化的, 精气聚散的形态, 而是一个又情感、欲望、祸患、娱乐如人间一般亲切, 如鬼界一般缥缈莫测的异常丰富的另一世界。 ”[1]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 深深根植在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 影响其世界观、生命观和文学观, 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20世纪湖湘文学始终存在一个神秘而诱人的巫楚世界。 沈从文的作品, 无论是《边城》、《神巫之爱》还是《长河》, 总是保持与“巫”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旗手, 认为“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 则叶难茂”[2], 他所要寻的这个“根”就是绚丽多彩的巫楚文化。 《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和《老梦》等作品呈现出了一个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巫楚文化世界。 有人认为《爸爸爸》“从神秘的外在特征到思维模式的运用, 简直可以说是《楚辞》的现代翻版”[3]。 同样, 残雪对于巫楚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 她曾说:“在中国的古籍中, 我最喜欢的是《楚辞》, 在我的长篇小说《宛如沙丘移动》中我使用了《楚辞九歌》中的一篇《湘君》, 我了解得不详细, 是凭感而说的。 但感觉到, 即使在中国, 也有一种自古就有的非现实的、在灵魂的真实中生存过来的地方性遗传。 ”[4]
一、女巫形象
在巫楚文化中, 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拥有沟通人神的神秘功能, 《汉书·郊祀志》曾记载:“民之精爽不贰, 齐肃聪明者, 神或降之。 在男曰觋, 在女曰巫, 使制神之位, 为之牲器, 能知四时牺牲, 坛场上下, 氏姓所出者以为宗。 ”[5]巫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是神的意志的昭示者, 又是人的祈求的传达者, 它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和工具, 把神的意志昭示与人, 把人的祈求传达给神。 巫术是巫履行这种神秘功能的主要手段, 巫术常常采用一些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一些被赋予神秘力量的物体和咒语实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 巫术由专门的巫师来行使, 行使巫术的时候, 常有神灵附体般恐惧、战栗、惊异、迷狂等征兆。
根据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的分析, “女人生活中的一些转变期引起了各种惊讶和忧虑, 这些让她们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然而, 正是在成年、月经来潮、妊娠生产时, 以及更年期之后, 女人们的巫术力量达到了它们最强烈的程度。 她们被认为向巫术提供了行为的手段或所谓的行为者。 ……女人特别易于患上歇斯底里症, 她们发起神经来, 看上去好像受到了超人力量的折磨, 这样一来, 她们就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权威。 ……人们还认为她们与男人们非常不同, 相信她们是神秘活动的中心, 而且是巫术力量的亲属。 ”[6]据他分析, 由于女性所具有的特殊经历, 要比男人更有巫术天赋。 更有学者指出:“巫术亦常是妇女的特权, 尤其是那些特殊状态中的妇女, 如丑婆、处女、孕妇等, 所举行的巫术效力更大。 ”[7]在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如彝族、白族、哈尼族、僳族、怒族等民族中, 巫师均由女性担任, 她们被称为“奔磨婆”、“赛勒”、“尼玛”、“米绵安”等, 这些女巫皆会神灵附体, 可在人神间自由穿行, 会跳神、治病、施术、招魂、捉鬼等。
残雪被他的哥哥邓晓芒称为“巫女”[8], 在初登文坛的时候冠以“女巫”的称号。 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女巫般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性格气质, 被评论家认为, “她是以一种巫婆念咒语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9]。
残雪的巫性气质来自何处呢? 在自传 《美丽南方之夏日》中, 我们可以看出端倪。 小说中的“外婆”颇似一位民间“巫女”, 她点神经质, 半夜会突然惊醒, 擅长编故事和半夜赶鬼, 她热爱大自然, 每一片树林、每一个蘑菇, 有一些特异功能, 听得见泥土骚响, 用唾沫治疗孩子的蚊虫叮咬。 文中这样写道:“天井传来‘呼呼’的闷响, 是外婆手持棍棒在那里赶鬼, 月光照在她苍老而刚毅的脸部, 很迷人。 她弓着驼背, 做出奇怪的手势, 叫我跟随她。 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 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 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开垦的菜地边蹲下, 我记得当时我醒了。 月光下, 她的全身毛茸茸的, 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的头发里飘出, 我认定了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10]外婆给了残雪关于“巫”的启蒙, 就像残雪说的:“我通过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受难, 好多次扮演了外婆。我想, 我已经进入过了外婆的那种精神状态了。 我的这种预演促使了我的作品产生出来。 ”[11]
残雪以她的外婆为原型, 塑造了大量女巫形象, 这些女巫与中国文化中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忠贞不屈的传统女性有着天壤之别。 在《山上的小屋》中, “我”的眼眶下有两大团紫晕, 终日在家里清理抽屉, 整理死蛾子、死蜻蜓, 半夜里把埋在水井边上的围棋挖出来, 幻想着屋后的荒山上, 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 母亲是一个专制者的典型, 每天在窥探“我”的隐私, 随便翻 “我”的抽屉, 因为 “我”开抽屉的声音太大, 想方设法地要弄断“我”的胳膊。 在《苍老的浮云》中, 虚汝华由于太久没吃东西, 肚子里长满了芦苇;慕兰整日整夜地吃着大白花, 喝着椿树汤, 不停放臭屁;虚汝华的婆婆阴魂不散地、 隔一两天就派一个秃头侄女给儿子送纸条, 上面写着各种诅咒的话语。 在《雾》中, 女性都原形不保, 变成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 在《公牛》中, 小女孩眼里流着绿眼屎, 舌尖上长着黄豆头大的血泡, 丑陋无比, 把树上晾着的床单看成是包裹母亲尸体用的布匹。 在《关于菊花的遐想之二》中, 女孩酷爱掐死虫子, 放在布袋里, 当成是她采集的玫瑰。 在《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中, 袁四老娘害怕熄灯, 一熄灯就歇斯底里, 还有掀开别人被子撒尿的怪癖。 在《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中, 劳的脑袋就是一个吸尘器, 来来回回地在地毯上吸来吸去, 最后变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字纸团”。 这些女性形象行为乖张、人格扭曲、精神分裂, 她们就像“女巫”一样, 以各自千姿百态的巫术颠覆了传统的古典女性模式。
二、巫性叙事
残雪在楚地这片奇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她的写作与湘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可否认, 残雪汲取了大量西方艺术营养, 构筑了很多卡夫卡式的寓言, 揭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这是她的小说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原因所在。 但这并不能否认残雪骨子里流动着的湖湘文化精神传统中的诸多因素, 有学者指出:残雪的“读不懂”, 除了她作品的超前性与警世性外, 还因为“她作品中显示出的内在思维方式如梦魇展示、呓语独白等更接近巫文化的本质特征, 并且把巫文化的思维特征推向了极端, 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小说中这种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12]。
巫性叙事是残雪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 这种方式表现在迷狂式的创作、 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和呓语式的独白等三方面。
诗人的创作与巫师的巫术有一些共通之处, 为获取灵感, 诗人也须对外界置若罔闻, 进入到一种精神的迷狂之中, 正如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所描述的:凡是高明的诗人, 无论在史诗和抒情诗方面, 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 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 有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 不是去平常理智, 而陷入迷狂, 就没有能力创造, 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 在巫楚文化中, 巫师和诗人也是同时兼具的, 比如屈原, 据考证他就是兼具双重身份。 残雪的写作正是这种迷狂的非理性写作, 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 写作“是一种有点神秘的能力… … 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玄想”[13]。“我在创作时情绪是高度集中的, 我不怕外部的骚扰, 全没事先理性的构思, 单凭一股蛮劲奋力冲突, 所以我的作品也许是非理性的。 ”[14]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残雪谈到:“我从小就不自觉地把自然当人”, 这与巫楚文化的精神内涵非常吻合。 在巫楚文化中, 自然的一切, 一草一木一兽一石都是神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然界的鸟、熊、虎、羊、荆枝等也成为人们的图腾。 人死后有鬼魂, 人、鬼、神可以和谐相处。 我们发现, 残雪是以巫楚文化这种“物我互感”的方式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 她的小说中出现很多动物, 各种虫子、猫、麻雀、老鼠、泥鳅、青蛙、白蚁等, 这些动物与人没有差别, “物”如人一样地存在, 人像“物”一样地生活, 人与物和谐地生存在一个世界。在《苍老的浮云》中, 褚树与人的命运相互感应。小说的开始, 褚树上的花朵吸满了雨水不时地掉下一朵来, 更善无“一通夜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 老况和虚汝华也在看那些落花, 讨论着做不做梦的问题。 在褚树花朵最后一点残香里, 更善无和隔壁那个女人作了一个相同的梦。 小说的最后, 褚树被雷劈倒, 虚汝华感觉自己“看到了死亡的临近”。残雪曾经谈到, 这篇小说中“树和人互为对照, 演绎生命中的矛盾”。
老鼠也在残雪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与人的命运互相照应。 人变成老鼠, 长出老鼠尾巴, 穿着老鼠色的衣服, 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 姜萎缩缩地走路。 在残雪物我交感的描述下, 人与老鼠俨然没什么区别。在《天窗》中, “黑夜一来, 我们就如老鼠一样在老屋里乱钻, 寻找最阴暗最隐蔽的处所”;在《苍老的浮云》中, 虚汝华把所有门和窗户都钉上, 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 就像她婆婆断言的, 她早已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老鼠;在《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 “我回过头, 确实看见了他, 原来他是一只老鼠”;物如其人, 人如其物, 残雪笔下的很多人物也如老鼠一样, 虽然肮脏且丑陋, 却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 在《黄泥街》中, 胡三老头专吃苍蝇、蜘蛛、嶂螂, 却活到八十三岁, 在《突围表演》中, 算命先生老借八十三岁了却还性欲旺盛。
残雪是个极具幻想意识和擅长描写梦境的作家, 她认为:“幻想的世界是人类自远古以来就聚集发展起来的那种深层记忆, 梦是艺术永远的源泉。”[15]在《公牛》中, “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 那是一头公牛的背”, “一通夜, 田鼠都在我的牙间窜来窜去的, 简直发了疯”。在《污水上的肥皂泡》中, “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在《天窗》中, “我在墓碑间踱来踱去, 一抬头, 看见天上悬着一只通红的玻璃酒杯, 昏浊的黄酒翻滚着泡沫, 从杯边溢出来”。在《苍老的浮云》中, 虚汝华“轻轻地揉着肋见的排骨时, 她感觉体内已经密密地长满了芦杆一呼气就‘轰轰’地响得吓人”。在《旷野里》中, 女主人公莫名地发现“壁上的挂钟在打完最后一下时破碎了, 齿轮像一群小乌一样朝空中飞去, 扭曲的橡皮管紧紧地巴在肮脏的墙上, 地上溅着一滩沉痛的黑血”。在《山上的小屋》中, “山上的小屋”根本就不存在, 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对幻想与梦境的执著追求使得残雪的小说被称为“梦魇”的文本。残雪通过这种“梦魇”写作, 逾越了现实和精神的界限、人与物的界限, 来去自由。幻想与梦境赋予她创作的原动力, 使她深入人类灵魂的内部, 挖掘人的潜意识深处, 捕捉人性最本质的东西, 开掘自我之谜。在残雪梦魇般的世界里, 人类灵魂的内部风景一点一点地展开。
在巫楚文化中, 巫师的咒语与诗人的吟唱属于同一种语言类型, 都是神秘的象征性语言。残雪小说多用这种神秘的象征性语言, 以呓语式的独白为主要代表。无论是独白还是对白, 都与人们的日常用语完全不同, 呈现出与巫师咒语相似的一种忘我的、迷狂的自由状态。残雪用这种语言进行人与自我的交流, 倾诉对象是自我和内心。
语言的不连贯、对白的非逻辑性是残雪呓语式独白的主要表现形态。她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爱自言自语, 思绪无常, 对话也多答非所问。如《公牛》中的对话:“‘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老关在背后干巴巴地嗽着喉咙, 仿佛那里头塞了一把麻。”“‘那些玫瑰的根全被雨水泡烂了。’我缩回头来, 失魂落魄地告诉他, ‘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 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泡过一夜了, 你看, 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我要刷牙去了, 昨夜的饼干渣塞在牙缝里真难受。我发誓……’老关轻轻巧巧地绕过我向厨房走去。听见他在扑———扑……地喷响着自来水。”
再者, 残雪小说中很多信和字条也是毫无头绪莫名其妙的, 本该有的思维逻辑和理性连缀荡然无存。在《天窗》中, “我”收到一封烧尸人的怪信, 邮戳用骷髅代替, 信很奇特:“……空气中长满了细叶香薷。葡萄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地浮在雾气里。每天夜里都有一种舞蹈。”在《苍老的浮云》中, 小纸条多次出现, 虚汝华展开窗外扔进来的小纸团, 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不可思议的话”, 而她的母亲也接连不断给她写着难以理解的字条:“好逸恶劳, 痴心妄想, 必导致意志的衰退, 成为社会的垃圾”、“如果一意孤行, 夜里必有眼镜蛇来报复”……
评论家葛红兵说:“残雪是一个噩梦, 一座地狱, 一片沼泽, 但是, 她让我们深入到癫狂之中, 从癫狂的极端中看到世界的真相。”残雪在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中吸取养分, 凭借巫性写作, 创造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女巫形象, 对抗虚无的现代文明。同时, 她以独有的巫性叙事张扬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 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
摘要：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 深深根植在湖南女作家残雪的血脉之中。以“女巫”形象登上文坛的湖南女作家残雪, 通过迷狂式的创作、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及呓语式的独白等巫性叙事, 造就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
《九歌》与湖湘文化 第5篇
湖湘体育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存在于整个湖湘文化环境中属于一种亚文化[1]。 在汉唐以前, 湖南地区就已经形成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 由近及远地往前追溯, 包括楚文化、南蛮文化、扬越文化、三苗文化、舜帝文化、炎帝文化、蚩尤文化等[2], 凝聚着湖湘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为一体的区域性文化。 全民健身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类群人的社会现象, 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本文注重探寻全民健身与湖湘体育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旨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2.全民健身与湖湘体育文化协同发展
2.1全民健身丰富了湖湘体育文化内涵。
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变革性。 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 增加新的知识内容, 这是文化的积累性, 同时, 文化又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发生变化和更新, 这是它的变革性。 ”[3]在不同历史时期, 湖湘体育文化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如汉唐以后, “信鬼而好祠”的习俗盛行, 成为湖湘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 清末时期, 西方列强借助先进火器肆无忌惮叩开中国的大门, 老百姓处于生死火热之中, 一些爱国人士纷纷涌现出爱国热潮, 尚武、军国民的体育思潮在湖湘大地掀起。黄兴提出“强国必先强身”的观点, 要求学生“炼成强健身体作道德学问的基础”, “为以后革命活动作准备”。 他积极倡导尚武教育, 他说:“现在以提倡尚武教育为最要。 ”他论及尚武教育目的时说:“是宜注尚武, 一以对外, 一以发育身体。 ”[4]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湖湘体育文化的内涵。
2.2全民健身优化了湖湘体育文化发展环境。
人体的身体运动可以满足自我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 促进人体各个系统及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 提高生命质量。 正如“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说明了生命与运动的关系。 而人体的社会属性主要是指作为社会的存在体或文化的存在体, 又有其精神的、心理的和文化的需要。 如恩格斯将人的需要归纳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 人的需要内存于人体结构之中, 通过思维活动转化为意识性的目的、目标、理想、动机体系, 是支配人体运动的内驱动力。 另外, 人体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体, 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把自己的机体发展成一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的自我工具体系, 既有自然体力的能源物质供应、化学能的产生和能量转换结构, 又有运用能量作用于客体的运动技术结构, 形成一套内在工具运动体系。 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 在大脑意识的支配下驱动、操纵自己的机体运动器官即自我工具体系, “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 头和手运动起来”。 自我需要的满足及自我工具体系协调为湖湘体育文化发展环境提供了参与的主体———人, 而人的质量或数量严重影响文化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湖湘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不断继承与创新, 全民健身活动却大大地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数量。 同时, 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与推动湖湘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如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条例》 等为湖湘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3湖湘体育文化为全民健身提供了优秀的文化素材, 促进全民健身内容的多样化发展。
自古以来, 湖湘之地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区域, 除汉族外, 湖湘之地居住着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回族、壮族、维吾尔族等50多个少数民族, 因而湖湘体育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民族文化。 其先后经历着蚩尤文化、炎帝文化、舜帝文化、三苗文化、扬越文化、南蛮文化、楚文化及西方的外族文化。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6]。 湖湘体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健身娱乐价值、 教育价值及审美价值满足自我需要与自我工具体系的协调发展, 为全民健身提供优秀的体育素材。 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八段锦、易筋经等项目, 注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注重阴阳五行学说, 事物的生长规律“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的道德养生思想。湘西苗族的“竹竿舞”、“摆手舞”、“苗鼓”的练习, 土家族的“茅古斯”, 动作幅度较大活动全身的各个关节, 形式丰富多彩、运动强度适中, 老少皆宜。 与此同时, 湖湘体育文化娱乐性也比较强, 素有“娱乐鬼神”之称。 尤其是在湘西、湘中等地所盛行的鬼神信仰、祭祀仪式、巫傩风习等, 均是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传统。 它的一些项目的来源远古蚩尤统领时期的军事、祭祀、狩猎、农耕等活动, 为了表达人对神灵的尊敬, 人们通过祭祀舞蹈与神共娱乐, 以达驱邪避恶,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如苗族的“苗鼓”、“竹竿舞”、“八人秋”, 土家族的“摆手舞”、“茅古斯舞”。 这些项目在很早时期是作为祭祀亡灵、驱邪避恶的手段娱乐各路神仙与鬼怪。 改革开放以后, 湖湘体育文化经过保护与整理, “取之精华、剔除糟粕”, 现在成为群众的生活娱乐项目, 它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 场地不限易获取, 人们可以在山地、田埂、河流处开展, 就地取材, 借助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工具, 如举石锁、板扁担、挑担、跳桌子、独竹漂等项目。 湖湘体育文化的“敢为天下先、经世致用、不屈不挠”的文化思想, 也塑造湖湘人“霸蛮”、敢担当的性格。 对于年轻一代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如苗族“蚩尤拳”突出练拳的毅力与恒心, 其表现出湖湘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 更好地吸引人们参与体育活动。
2.4湖湘体育文化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与发展。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劳动, 否则人类没有食物将无法生存。由于早期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树上的果实和动物的肉, 这些食物的获得必须借助人的身体活动获得。 因此, 采集野果、捕获得动物就成为早期人类最主要的生产劳动, 当人类的使用工具的技巧和自身的本质与这些活动的成效及获取食物的多少密切相关时, 采集、狩猎和捕鱼等就成人类为了谋求生存而必须从事, 并且逐步纳入社会教育内容的活动。 共产、公分的集体意识是早期先民为了摆脱饥饿与凶猛野兽侵袭的生产活动特征。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与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和江汉平原过渡地带。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 出现许多民众喜爱的健身活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湖湘地区群众体育思想工作成为国家时期受关注的焦点。 如曾国藩曾作《保平安歌》:“读书子弟莫骄奢, 学习武艺也保家。耕田子弟图安宁, 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 出门也有防身计。商贾若能学武艺, 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 既有声名又有钱。 ”黄兴提出“强国必先强身”的观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 贺龙同志就明确提出“体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口号。 湖湘体育文化深入人心, 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由此得知, 文化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体育文化意识强, 另一方面湖湘体育文化价值高。 湖湘体育文化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全民健身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这样有利于全民健身事业的开展与普及。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及唯物辩证法, 探讨了全民健身与湖湘体育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全民健身与湖湘体育文化发展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协同统一体, 旨在促进全民健身与湖湘体育文化协同发展。
关键词：全民健身,湖湘体育文化,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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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丹.关于全民健身的哲学思考[J].体育学刊, 1995, (2) :11-14.
[4]张海军, 郭小涛.湖湘体育文化特色初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32 (7) :206-208.
湖湘文化与湖南经济耦合力的构建 第6篇
作为在一定地域内经过长期积淀、传承而形成的独特的湖湘文化与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 互为支撑。独特的湖湘文化在历史上曾大力促进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且成果丰硕。然而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潮流席卷三湘大地的当下, 站在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分析,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个区域的特有上层建筑, 与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状况日显, 甚至产生了阻滞效应。
众所周知, 湖湘文化所推崇和传承的敢为人先、甘冒风险、坚毅不悔、开拓进取等优秀精神品质是现代企业家精神中的重要构成要素, 同时也是湖南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但进入21世纪后, 湖湘文化中历来所缺乏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文化基因, 以及商品经济和工商业传统意识淡薄等越来越阻碍着湖南的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取得新的辉煌。现实中, 湖湘文化中的另一面, 诸如重名轻利、崇尚官场权力、契约精神差、自我意识强等特点, 这些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要立足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关系, 要通过战略设计, 充分发挥出湖湘文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对湖湘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 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中与时俱进的文化元素, 另一方面抛弃其阻滞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糟粕。此外, 在国内可向市场经济文化浓郁的江浙等地区学习, 在国际可向欧美等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地区学习, 以吸纳各种前沿的、优秀的、先进的市场经济文化精神, 进而赋予湖湘文化在市场经济下的新活力和时代感, 也会增强湖湘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向心, 最终使其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二、湖湘文化与湖南经济耦合力的构建
1. 整合积淀深厚的湖湘文化, 释放其经济潜能。
保存并传承发扬民族特点与地域特质为一般文化的主要目标。历史上任何“经济奇迹”的形成, 都离不开特殊的文化环境。那么应当肯定, 湖湘文化仍然是湖南经济崛起的基石, 整合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 释放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能量, 并使之成为推动湖南地区经济腾飞的新的动力, 这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区发展域经济的内在要求。经过了数千年的积累和沉淀, 湖湘文化蕴藏了丰盛的民风民俗、多种多样的人文资源和特殊的聚落文化。苗、瑶等民族的婚俗、饮食、服饰、礼仪、山歌、神话故事等民俗文化;灵隐寺、九朗山、渌江书院、炎帝陵、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旧址、茶陵全国闻名的野生稻湿地等一大批拥有典型湖南地域文化特色、强大传承力和生命力的公共文化景点设施;相亲迎亲抢亲、弓弩射击、对歌、稻田抓鱼等习俗活动令人神往。这些不仅包含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而且展现在了现代都市风格之中。那么, 湖湘文化的整合, 就应当以民间文化的传承发扬为主轴, 把湖湘文化的传统节日作为整合的平台, 充分聚集三湘大地的乡土民情, 进而激活民间文化的继承创新, 延伸至主流城市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细节, 最终以湖湘文化的内生型支持力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
2. 主动融入多元文化, 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能力。
文化多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着机遇和挑战。在加快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 湖南被纳入了“9+2”泛珠三角经济圈, 与此同时湖湘文化也就面临着与泛珠三角地区进行区际文化整合的新形势。显然, 在新的形势下, 应当充分发挥拥有独特魅力的湖湘文化在区域经济的合作中的重要作用。首先, 应打破地区间、产业间、产权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障碍, 牢固树立起区域协同观念, 科学调控, 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科学合理的自由流动。其次, 应主动融入进多元文化。在泛珠三角区域内, 可以预见湖湘文化将不可避免地与岭南文化、潮州文化、港澳文化等文化主体发生相互碰撞,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应相融共存相容。在接下来的区域经济协作进程中, 在吸取粤港澳地区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的同时, 也要加强与滇桂川等省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 结合湖湘文化的本土特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为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不竭的精神源泉。在当下, 具体而言, 湖南应以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为突破口, 主动融入多元文化, 扩大与外省的文化合作, 从而加强与其他地区经济协作能力。
3. 创新企业文化, 打造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的企业成功之路。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当下, 优秀的企业文化方可铸就企业的成功之路。湖南以其肥沃的土壤, 优良的气候条件奠定了其全国商品粮基地的重要地位, 以其敢想敢做的实干精神, 打造了有具一定竞争优势和知名度的制造业品牌, 进而为承接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本土湖南企业的文化根植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湖湘文化。企业未来必须以更大的创新精神来建设自己的企业品牌, 建设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要着力创造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人才观, 以高度产业化为发展理念, 要以种养加工、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实态进行定位, 以诚信、责任、创新作为湖南的企业精神。此外, 必须从湖南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比较优势出发, 要着力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努力破解“发展与污染”这一难题, 以新型工业化作为湖南企业的突破口,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能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的新路径。例如, 2007年8月间, 湖南企业的杰出代表南车时代电动汽车公司暨电动汽车产业化基地落户在了株洲高新区栗雨工业园区内, 新基地总投资额达人民币7.2亿元, 计划到2012年可实现年产销整车1000辆以上, 年销售收人可逾10亿元, 最终打造为国内大型电动汽车专业研发和制造生产基地。
4. 大力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发挥“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
受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影响, 湖湘文化面临着“空间上的逻辑叠加”和“时间上的加速度”的双重挑战, 但同时这也为“后发地区”的湖南文化产业的腾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湖南, 为发展中的中部省份, 在进入后工业时代高度裂变和转型过程中, 不得不频繁地应对来自外界的以及自身的挑战, 不得不注入湖南人独特的人文思考。更新理念, 重新挖掘富饶的人文历史资源土壤, 精心耕作, 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 展现文化产业的辉煌, 应该成为构建湖南文化产业的共识。第一, 努力构建现代城市文化群落。长株潭城市群必须在与国内诸如武汉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浙江城市群等同类城市群的比较中寻找优势, 大胆创新, 营造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化群落。第二, 增加宣传力度, 营造湖南旅游文化的氛围。除了省会城市长沙外, 周边城市的旅游文化同样纵横交错, 层出不穷。例如:醴陵的烟花、陶瓷构成奇伟壮阔的传统工业文化游;酒埠江及其周边岩洞群落堪与桂林的岩洞相比美;炎帝陵, 安寝着中华始祖是追根溯源的好去处。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成为人们旅行、体闲的绝好去处。第三, 提升文化品牌, 增强湖南地区各种产品市场竞争力。如:“炎陵神农文化”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化遗产, 我们应充分利用此契机, 进行深度发掘、清理、提炼、创新, 整合升华, 提高品位, 增加宣传力度, 增强其崇拜性、流行性和参与性, 打造成区域的“文化名片”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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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玲, 米华.湖湘文化研究综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0) .
《九歌》与湖湘文化 第7篇
衡阳, 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省级文化名城, 现辖5县2市5区, 人口720万, 国土面积1.53万平方公里, 自古为交通枢纽、旅游胜地、工商重镇。“万里衡阳雁, 今年又北归” (杜甫) , “雁阵惊寒, 声断衡阳之浦” (王勃) ,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范仲淹) , “万里衡阳雁, 寻常到此回” (王安石) , 故衡阳雅称雁城。衡阳历史文化名城, 书院荟萃之地, 湘军成长摇篮。世界伟大发明家蔡伦、思想家王船山、湘军领袖 (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 奇男子彭玉麟、一代女魂唐群英、硬汉烈士夏明翰、共和国元勋罗荣桓、书画大师文征明、曾熙、现代言情大师琼瑶、诗魔洛夫的故乡;邺候、石鼓、莲湖、船山等著名书院设坛的“文明奥区”;中国抗战名城;宗教圣地——中国南方宗教文化中心, 佛教南禅祖源, 道教第二洞天;中华民族始祖之神炎帝、祝融、帝喾和万世之母嫘祖 (黄帝之妻) 驻足的神灵之地”。古潇湘八景有“平沙落雁, 烟寺晚钟”两景在衡阳域内。衡阳是全国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旅游区、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和中国旅游知名品牌, 现已列入世界自然和历史遗产候选名单, 被环球游报等33家强势媒体评为“外国人最想去 (中国) 的50个地方”, 享有“五岳独秀”、“中华寿岳”、“文明奥区”、“天下南岳”等美誉。近年来, 衡阳市委、市政府已下大力气将衡阳“湖湘文化”这一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开发出“湖湘文化游”系列景点包括:湖湘文化馆、西湖爱莲阁、石鼓书院、湘南学联、退省庵、欧阳故宅、回雁峰景区、岳屏抗战纪念城、陆家新屋。显而易见, 衡阳正在以发展自己的区域特色文化-湖湘文化为契机, 打造湖湘文化品牌, 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
二、衡阳湖湘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发展理念不新, 对大众旅游、全域旅游的理解不够。
一是重景点打造轻全域规划。在传统“景点旅游”模式下, 衡阳市部分景区景点封闭运营, 景区内秩序井然, 景区外一片狼藉, 景区内外“两重天”现象较为严重;部分景区景点布局不合理, 更没有形成“一区一品、一镇一特”的旅游产品, 全域推进的大旅游格局暂未成型。衡阳市旅游整体发展规划是2002年制定的, 不适应全域旅游发展要求;环南岳旅游经济圈规划、雨母风景区整体规划“口号喊了十多年”, 目前仍停留在设计研讨阶段。这使得2016年2月中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单位名单中, 湖南省有2个市州11个县市区共13个地区入列, 而衡阳榜上无名。二是重政府投入轻市场引导。当前, 衡阳市景区景点建设大多都是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缺乏市场经营的模式, 这就导致了政府财力足, 旅游开发相对较好;政府财力弱, 旅游开发明显落后的发展不均状况, 对衡阳市旅游业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二) 管理体制不顺。
一是综合协调不强。旅游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到全市109个部门。县市区机构合并后, 旅游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弱化, 有的合并后成为了单项工作, 没有具体执法权等抓手, 导致旅游部门在履行协调、指导、监督旅游工作中存在有心无力、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在旅游项目建设中, 因没有形成联动机制, 国土、交通、林业、水利、旅游等规划时有冲突, 旅游部门无力进行协调。二是部门合力不足。衡阳市各旅游景区是由多个部门管理, 石鼓书院主管部门是城管部门、陆家新屋主管部门是高新区、森林公园主管部门是林业局、地质公园主管部门是国土局、水利风景区主管部门是水利局……主管部门之间很少就景区建设进行沟通协调, 景区之间没有做到联合开发、联动营销, 多头管理的局面, 导致了衡阳市旅游景区规模不大、功能不全、发展不快。三是考核方式不活。市委市政府对衡阳市唯一旅游区——南岳区的考核指标, 等同于其他县市区, 而没有按照全国同类型5A级景区的标准制定考核指标, 导致南岳区政府不能全力以赴发展旅游业, 在该区的主要工作报告中没有“过夜游客”和“境外游客”两项统计数据, 对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标准没有清晰认识。
(三) 营销力度不大。
一是引导资金投入不足。2015年全省市州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怀化市为5000万元, 全省超过3000万元的有3个, 超过2000万的有3个, 长沙市宁乡县达到了6000万元, 娄底市新化县超过了5000万元。而衡阳市旅游工作实际使用财政资金2013年为626万, 2014年为227万元, 2015年为840万元, 与其他市县相比相形见绌。二是产品打捆营销不够。衡阳市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丰厚, 但由于景区景点分布比较散, 包装不到位、景区缺乏联动等原因, 衡阳市各县市区在旅游营销上各自为战的局面依然突出, 没有开展全市旅游资源打捆营销, 依托地域和交通干线的旅游产业集群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三是南岳龙头带动作用不强。一方面, 在文化深度挖掘、市场包装上不够, 与省内其他5A级景区差距变大。据省旅游局数据显示, 2015年南岳衡山旅游区游客接待总量分别比湘潭韶山和长沙岳麓山少887万和667.6万人次;接待境外团队游客比张家界少了32万人次。另一方面, 南岳衡山旅游区原有的寿文化节、春节幸运香火法会等特色节会活动没有得到传承, 没有与市内其他景区开展合作营销, 没有形成龙带效益。截止2015年年底, 衡阳市全省18个景点中, 有10个景点的旅游年收入不足100万元。
(四) 县域发展不均。
衡阳市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存在南岳区一枝独秀, 其他县市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这与全域旅游的要求不符。从全市18家等级景区分布来看, 衡南县2家, 衡阳县1家, 衡山县1家, 衡东县1家, 祁东县0家, 常宁市2家, 耒阳市5家, 南岳区1家, 珠晖区0家, 石鼓区1家, 蒸湘区2家, 雁峰区2家。在项目建设方面, 据旅游部门数据统计, 2014年—2016年全市旅游板块共实施重点项目71个, 其中南岳区占18个、衡山县占10个, 雁峰区占9个, 衡东县、衡南县分别占7个, 蒸湘区占6个, 祁东县只有2个项目, 衡阳县三年没有1个项目列入市级旅游重点项目。从全市29家星级饭店分布来看, 4星级饭店7家其中城区3家, 耒阳市2家、南岳区和衡东县各1家;3星级饭店11家, 其中城区8家, 祁东县2家, 衡山县1家;2星级饭店11家, 其中城区8家, 衡山县、衡东县和耒阳市各1家。衡南县、衡阳县、常宁市没有挂牌星级旅游饭店。
三、衡阳湖湘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 以湖湘文化为衡阳崛起的第一推动力, 开发人文特色商品, 增强游客消费深厚的文化底蕴无疑是区域崛起的重要因素。大国崛起的主要因素在于思想文化的影响力, 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的。“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 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英国成为大国过程中, 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 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经济秩序。思想文化对大国崛起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对地处大湘南的衡阳更是如此。实际上衡阳每一次大的发展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因此在湖南“一部一带”的大背景下, 衡阳务必高扬以“敢为天下先”为精髓的湖湘人文精神。购买具有地方特色, 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 欣赏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使旅游消费的重要动机之一。而本土文化是旅游商品的精神和灵魂。文化渊源是旅游商品的生命力, “地域文化特征”是旅游商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只要抓住了“文化”, 尤其是本土特色的旅游文化, 就抓住了市场。因此, 衡阳旅游业应该发展建立一条湖湘文化—衡阳旅游形象—衡阳旅游商品的思维链十分必要与可行。
(二) 加强政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一是成立高规格的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建议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市领导任副组长、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高规格的旅游发展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市旅游局, 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解决旅游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二是召开高规格的全市旅游发展大会。通过召开旅游发展大会, 在全市层面安排部署全域旅游工作, 并邀请专家为市委学习中心组进行全域旅游专题辅导, 引导全社会形成“处处都是旅游环境, 人人都是旅游形象”的观念。三是制定出台衡阳市关于建设旅游强市、实施全域旅游的意见。由旅游部门协调市委、市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就如何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关于旅游系列决策部署, 出台衡阳市具体实施意见, 并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 为衡阳市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保障。
(三) 坚持规划引领, 优化旅游空间布局, 实施顶层设计战略。
一是编制《衡阳市“十三五”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整合衡阳市全域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古镇名村、旅游景区、乡村农业等旅游资源, 统筹山、水、城、乡全域旅游要素, 打造“一中心、一龙头、两圈、三带、四区”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 实现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二是贯彻全域旅游思想, 坚持“多规合一”理念。在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体现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社会事业等各类规划内容和要求, 实现以全域旅游规划统领其他部门规划, 统领县市区旅游发展规划, 达到“多规合一”的目的。
(四) 将衡阳融入旅游大发展的洪流, 提升旅游产业地位。
一是加强对全域旅游强市建设和资金投入, 打造优势品牌。要建立市本级不低于5000万元, 南岳区不低于3000万元,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市区不低于1000万元, 其他县市区不低于500万元的旅游发展引导资金制度, 并随着财政收入增加相应增加。二是盘活资本龙头。成立衡阳市旅游发展投资公司, 引入民间资本为全市景区景点开发建设、整体运营、文化创意、市场营销、旅游重大项目融资、“旅游+”产业融合等提供专业的技术人才支撑和金融支持。三是加强衡阳文化界与外界的交流。作为文艺、书法、摄影方面, 对宣传衡阳城市形象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一个小小的相机就可以把衡阳的方方面面传给世界。三是加强区域旅游协作, 促进衡阳旅游快速发展。2008年, 广东连州地下河与湖南永州九疑山、广西贺州姑婆山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三省三县市三日游, 粤桂湘绿色金三角”, 由此诞生出多条旅游线路。衡阳应该加以借鉴, 尽快与大湘南各地广泛开展区域跨界融合发展。
(五) 超越常规, 创新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以体验性和文化性产品打响市场。
用超越旅游的眼光看待资源价值, 用超越衡阳的视野挖掘资源潜力, 从衡阳较为普通的旅游资源中, 创新思路, 重点开发出以文化为核心、以体验为内涵的参与性、体验性旅游产品, 在市场上形成多元文化休闲旅游印象, 打响“文化休闲”品牌。衡阳虽然拥有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 但衡阳旅游业近几年的发展不仅没没有驶进快车道, 反而在全省14个地市中排名已跌到属于第3梯队, 显然, 衡阳旅游仅靠一座收取门票以及香火钱的南岳大山是难以撑起一片天的。旅游产业崛起, 思想要开放创新, 找到解决提升衡阳产业竞争力水平的良方。实际上, 衡阳旅游最大的短腿就是城区没有龙头产品, 无法与南岳南北呼应, 协同共进。旅游的本质是游山玩水。在游山方面, 衡阳有南岳, 但在戏水方面却没有大气的场所, 目前北京中库集团正在全力打造大酃湖景区, 加上周边景点如迥雁峰、东洲岛、南国死海等项目开发完工, 衡阳的进入全省旅游第一方阵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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