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北方为主的土地上充满了各民族、各割据政权间的仇杀和兼并。其有汉族政权, 更多的则是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 他们都是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代表, 其主要精力都放在武功而不是文治上, 但文化建设又是他们巩固自己政权时不可缺少的。加强汉文化建设, 是安抚地方大族、吸引士人的需要, 也是取得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需要。各政权统治者的汉文化取向和文化素养往往能够影响到政权的前途与命运。
一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建设从属于武功之下, 又建立在现实和政权需要之上。这种需要使得统治者们在修习汉族文化和从事文化建设时, 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实用目的, 从而使得当时的汉文化具有浓厚的实用品格。这种实用品格不仅体现在各政权对文化的渴求的态度上, 还具体体现在他们对掌握文化的士人的具体态度和要求上。这种态度和要求又鲜明地体现在当时的教育政策和取士政策之中。
总体上看, 各政权多比较注重学校教育这一环节。学校教育首先是安定士人的手段, 因为重视学校即意味着重视文化, 而文化是士人的基本特征。其教育对象, 虽然不同政权各有不同, 但基本是以政权家族成员、贵族和高门士族的子弟为主, 这说明他们一方面在有意识地提高本种族为主的统治阶层的整体汉文化水平, 一方面注重安定地方大族、培养士人以为本政权服务。
十六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内容是传统经学为主。经学教育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教育, 它注重培养个人的在社会中的品德和参与社会建设的技艺, 引导个人追求其人生社会价值的实现, 有利于激发起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苻坚、姚兴、慕容廆、慕容皝等统治者表现出对经学的极大地热情, 甚至以“昏虐无道”著称的石虎也仰慕经学。他们兴立太学、国子学、小学, 有的甚至在郡国立学, 显然是在继承汉魏经学教育制度。在教师的选拔和教育内容上, 他们也是以明经之士和经书为主。如前赵刘曜“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 “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石虎“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 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 列于学官”[1]。前燕慕容廆时期的东庠祭酒刘讚、西凉李暠征为儒林祭酒的刘昞也以博通儒学著称。慕容皝、苻坚等统治者有时还亲自参与经学的教学和讨论, 甚至到学校里考察学生的经义水平, 对他们加以劝勉品第, 并将之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如刘曜“临太学, 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石勒“亲临大小学, 考诸学生经义, 尤高者赏帛有差”[1]。
十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除了经学之外至少还包括书法、律学、史学、阴阳、兵法等实用之学。石勒在安定司州、冀州之后建立太学, “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1]。石勒曾让石弘向续咸学习律学, 姚兴也曾经“立律学于长安, 召郡县散吏以授之”[1]。史学在十六国时期具有确立政权合法性、树立政权正统意识的作用, 因而在当时较为发达。前秦苻坚曾有有意“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5], 被秘书监朱肜谏止。十六国时期的阴阳之学和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相结合, 在政权合法性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故而在当时再度流行。兵法教育显然是当时尚武略的体现。这几项均是当时政权急需之学。可见, 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既有继承传统经学教育的一面, 又有着强烈的致用目的, 各政权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他们急需的、便于实用的“王佐之才”。
十六国政权统治者的文化取向还体现在取士政策上。在制度形式上, 十六国各政权基本上都沿用了魏晋以来的征辟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相结合的取士制度。但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 这些制度的实施和执行情况不可能很好。如果从取士动机的角度考虑, 各政权虽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有所不同, 但取士标准都是以实际才能为主, 兼重品行。统观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察举人才的科目, 主要是贤良、至孝、廉清、廉直、异行、方正、秀才、博学、文学、多略、武勇等。从这些科目名称上可以看出, 除了“武勇”外, 十六国时期的察举基本沿用的是汉武帝以来以经学取士的标准, 注重被举荐者在品行、学问、谋略等方面的才能。其中的“文学”, 也并不是指审美意义上的文学, 而是沿用西汉取士制度中“贤良文学”之文学, 指以经学为主的学术文化。
对“文章”之士的态度也可见统治者们重实用的文化取向。各统治者多注重选拔文士, 如前秦的董荣、王飏、梁谠, 后秦的古成诜、王尚、马岱, 前燕的封弈、宋该、皇甫岌、缪恺, 北凉的张穆等皆因文才而参与机密。可见对各政权统治者来说, 文士并非无用之人, 反而有其大用。从各文士的生平仕历来看, 各统治者对文士的基本需求是从事军国文翰等实用性文体的写作。同时, 文学也是统治者们润色鸿业、宣扬文治的需要。如前秦时, 西域遣使前来朝献, 苻坚命四百余大臣作《止马诗》, 就是他以文德相炫耀的表现。十六国时期有数次由统治者主持的赋诗活动, 如慕容俊、慕容盛、苻坚、吕光、李暠主持的公宴赋诗活动, 苻坚主持的送别赋诗活动。这些赋诗活动往往兼具文学色彩和政治色彩。
在品行和才能之间, 各政权又更加注重才能。后秦时梁国儿有不符合风教的放旷行为受到乡里批评, 但姚兴因其屡有大功而任用之, 可见他也是注重才能多于品行, 颇有当年魏武遗风。显然, 这一时期各政权最需要的就是有实际才能、有实学的士人, 尤其是像张宾、王猛、焦遗等被自比张良或被统治者视为“王佐之才”的士人。
二
基于对汉文化实用性的认识, 不少十六国统治者们非常注意自觉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无论政权的建立者文化水平如何, 一旦政权相对稳固, 他们都注重对自己和家族成员进行文化教育。有的统治者家族在政权建立前就已经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如前赵刘氏、诸燕慕容氏、前凉张氏、西凉李氏;有的则经历了一个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 如后赵的石勒, 前秦的苻洪、苻健、苻生, 后秦的姚弋仲, 南凉的秃发傉檀等都没有多少文化水平, 但是他们的下代统治者文化水平都提高很多。当然, 十六国政权中也有不重视自身文化教育的政权, 如后凉政权的吕氏父子都不喜读书。但其政权的灭亡也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较低有关。
对于文化的价值和现实作用有着深刻认识的统治者, 在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评价时就会有一个文化上的要求。从史籍中可见, 多数统治者对于仅懂得武功兵略的人很少予以较多的重视, 而对儒生文士给予尊重的例子屡见不鲜。他们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对于统治家族成员的评价上面。如苻登“少而雄勇, 有壮气, 粗险不修细行, 故 (苻) 坚弗之奇也”, 后来他“折节谨厚, 颇览书传”, 显然是苻坚在文化上予以要求的结果。又如慕容宝, “少轻果无志操, 好人佞己”, 当上太子之后, 则“砥砺自修, 敦崇儒学, 工谈论, 善属文”[6], 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慕容垂和身边大臣的肯定, 以便最终继承大业。统治者的这种文化上的要求和有意识的培养, 使各统治家族内形成了一个个好学的氛围。前赵的刘宣、刘聪、刘和, 后赵的石弘, 前燕的慕容皝、慕容暐、慕容恪, 前秦的苻朗, 后秦的姚兴、姚泓, 西凉的李暠等, 在史书中均有好学的记载。
统治者们多关心自己的家族和家族成员的汉文化教育。李暠就告诫自己的儿子“门户事重”, 要在“退朝之暇, 念观典籍”[7]。慕容廆著有《家令》, 慕容皝著有《典诫》十五篇和《太上章》, 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家族文化教育的重视。在家族文化传承方面, 前赵刘氏、五燕慕容氏、凉州张氏、西凉李氏、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等主要统治家族的文化承继性表现较为明显, 其它统治家族有的因政权更替频繁而承继性较为模糊。
总体上看, 这一时期各统治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 注重培养文化素质的同时, 也注意武艺兵术素质的培养。十六国的各少数民族本就以武艺见长, 乱世之时各政权更离不开武功, 故而各政权都注重武艺方面素质的教育。与之相联系的兵法之术也是普遍被学习的。如刘渊在“博习经史”的同时又“尤好”《孙吴兵法》, 甚至能够“略皆诵之”, 又“学武事, 妙绝于众, 猿臂善射, 膂力过人”。其子刘聪是十六国时期少有的能文君主, 他也注意在兵法和武艺方面的修习。后赵石弘幼学经律, 石勒对之不满意, “曰:‘今世非承平, 不可专以文业教也。’于是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 王阳教之击刺”[8]。相对而言, 前凉和西凉这两个汉族政权里重武的风气要轻得多, 但是他们也注重武艺兵术方面素质的培养, 张祚、李暠都颇以武略见称。第二, 追求博涉多通。这主要是时代文化学术氛围影响的结果, 也是出于现实事功的需要。如刘聪“究通经史, 兼综百家之言, 《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 善属文, 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慕容俊“博观图书, 有文武干略”, 苻坚“博学多才艺”, 姚襄“好学博通, 雅善谈论”[9], 等等。就其博通的内容来看, 主要就是上文论及的经学、史学、子学、律学、阴阳天文学、文学、玄学和书法等。其中, 经学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 是各统治家族成员必学内容。史学也是各家族普遍注重的, 他们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石勒喜欢听人读史书, 就有着这种目的。有些统治家族的成员还具有子学、律学、阴阳天文学、玄学和书法等方面的素养。如刘聪“兼综”子学;石韬、慕容皝、沮渠蒙逊等长于天文阴阳学;前秦的苻融、苻朗, 后秦的姚襄、姚泓, 凉州的张氏家族里的多个成员和李暠均表现出了一定的玄学素养;刘聪、刘曜等工于书法。而文学, 就发生在这种博涉多通的文化氛围里, 同时它也是“博通”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家族成员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比较多。曹道衡先生的《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一文中钩沉出十六国时期的文学家七十人, 其中属于各政权家族成员的就有十二人, 分别是:刘聪、慕容廆、慕容皝、慕容俊、苻坚、苻融、苻朗、慕容宝、张骏、吕光、李暠和秃发归[10]。此外, 苻琳、刘曜、李期、慕容盛等四人也应该在当时统治家族文学家的范围内。可见, 十六国各政权家族里面, 至少有十六位文学之士。这也反映了当时统治家族成员的整体文学水平。
总之, 十六国时期各主要政权都注重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养, 其中不少人的文学素养也相当高。在追求博通的文化氛围里, 同时具有统治者和文人双重身份的政权文学家们对于文学既有来自政权的要求, 又有来自审美的要求。他们既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风气的影响, 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倾向。
摘要：十六国各政权统治者在忙于武功的同时也多注重汉文化建设。无论其学校教育还是取士方向都偏重于文化的实用性。各政权多注重提升自身及家族成员的汉文化素养, 既要求以实用为目的, 又追求博涉多通。当然同时也注重武略教育。
关键词：十六国,统治者,文化取向,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 [2][3][4][6][7][8][9]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56:3292.
[10]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6: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