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煤炭消费真的已经达峰了吗？》（1月22日）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情况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增长，煤炭存储量急剧下降，煤炭消费发生了反弹。很多专家开始担心中国去碳化进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对中国煤炭消费量是否已经达峰存疑。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 篇1：
煤炭、环境和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在国内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70%多，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7%左右。居民电力消费中，10度电中有8度是由煤炭发电提供的。现在，中国原煤消费量每天大约是981万吨，相当于2002年英法两国一年的煤炭消费量。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煤炭。但是，煤炭在为人们提供能量的同时，不仅损害煤矿区域水资源，而且释放温室气体。2007年，中国因采煤导致的水资源损失大约在50亿吨以上，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42亿吨。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带动煤炭的消费的快速增长，而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可耗竭的煤炭资源、中国西北地区的脆弱的水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煤炭资源丰裕吗？
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储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居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2000米以上的煤炭探明储量大约在5万亿吨左右，1000米以上的探明储量在1万亿吨左右，但千万不要认为这些煤炭资源都是可以挖出来使用的。因为受技术条件和成本的限制，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利用得还不到2000亿吨。不论中国煤炭资源储量在世界上的名次如何，也不必十分看重总量的大小，如果用13亿这个数字作除数，中国人均煤炭资源储量仅为145吨。即使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消费两吨原煤，也不足应付百年大计。如果要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能源消费量必然增长，每年能源消费量增长率按2%的速度增长，中国煤炭资源只能使用40年到50年。因此，中国是个煤炭储量并不丰裕的国家。
如何用好这2000亿吨的煤炭储量？就要考虑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利用问题。
首先分析煤炭资源的开采问题。如果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予以探讨），最理想的是让煤炭开采企业把这2000亿吨煤炭全拿到地面上来。如何拿出来呢？什么时间拿出来呢？这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拿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哪家企业的开采技术最先进，开采效率最高，煤炭资源浪费最低，就让哪家企业开采。可是再想一想，中国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它的主人是国家。而国家的职能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国家的代表政府，垄断了煤炭资源的供给。政府供给煤炭资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最大化煤炭资源的租金。假设市场中有若干技术先进的企业，若干技术一般或落后的企业，市场中有唯一的一个政府，拍卖某一块煤田的煤炭资源的采矿权，显然技术先进的企业将得到这个开采权。但实际情况是，煤炭资源租金归国家所有是归国家财政部所有？地方各级政府所有？这个问题总得弄清楚。如果弄不清楚，各级政府都有积极性开采煤炭资源，而不管开采效率如何。为什么呢？各级政府都有本级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动力，只要开煤矿，各级政府，至少是县级政府就可以以税费的方式收取煤炭资源租金，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煤炭资源是无偿划拨的，开采煤炭资源就可以无偿得到煤炭资源的租金，结果是适合于先进技术开采的大煤田被人为的行政区域化整为零，小煤窑泛滥，90年代中后期曾有8万多家小煤矿。近几年来，国家虽然希望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但真正由市场化形成的煤炭资源数量非常有限，仅局限在部分地区的小煤矿资源整合的情形。但截至目前，尚有13000多家煤炭生产企业。因此，如何拿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只要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政府追求煤炭租金最大化，采用先进开采技术才有可能实现。
何时拿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作为煤炭资源市场两个角色的协调问题。政府既是煤炭资源供给市场的微观者，又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者。作为微观者，政府要追求煤炭资源租金最大化。政府控制着煤炭资源的供给数量，并根据煤炭价格来收取煤炭资源的租金。如果供给的煤炭资源过少，煤炭价格自然上升，该资源的租金也最大。但是煤炭价格的上升，会减少煤炭的消费量，从而可能又会降低煤炭资源的总租金量。因此，实际上存在一个煤炭资源供给的最优量。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负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职责。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仅可以运用财政金融手段，还有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果煤炭紧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政府自然希望增加煤炭的供给。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煤炭资源的存量还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煤炭价格的过快上升，导致了发电企业、冶炼企业的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利润减少或亏损，不利于高企的物价水平的回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此时煤炭的供给量应该增大。因此，何时拿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政府煤炭资源供给量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协调问题。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允许利用多少煤炭？
煤炭问题，是天、地和人的关系问题。煤炭资源深藏于地下，人居于地表，大气环绕于地表。从人文的角度看，天、地和煤是因为其能够满足人的效用而具有价值，所以煤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中国生态环境对于煤炭利用的承载能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1.开采煤炭资源，就可能或大或小的改变矿区的原有的生态环境。当这些改变了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人的福利的时候，我们就说开采这种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开采的规模和强度，还取决于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能力。中国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是煤炭资源却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区，重点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西北地区。山西省已有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成为采空区，占该省国土面积的13%，600万人口饮水困难。采空区内，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枯，草木枯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困难，成为生态难民。例如，我国著名的山西的汾河，汉武帝刘彻在《秋风辞》里曾这样描述：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而今这条河已变成了干涸的污染的苦难河，其中大规模的开采煤炭，造成汾河流域地下水泄漏，可谓“功不可没”。最让国人操心的莫过于内蒙古的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了。中国能源工业的重心是煤炭，煤炭工业的中心现在正由山西转移到内蒙古，30年之后这个重心将转移到新疆。而内蒙古正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令人忧心的是这个生态屏障的异常脆弱性。正在开发鄂尔多斯地区，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腹地，煤炭资源丰富。毛乌素沙漠上的植被，像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压的沙子动弹不得，而沙漠中的水正是如来佛压在五行山顶上的揭帖。开发这里的煤炭资源，稍有不当，就会破坏已有的地表地下水系，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枯竭，固沙的植被枯死。揭帖不在，五行山岂不自行崩溃，那些像孙猴子一样不老实的沙子岂不随风翩翩起舞？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已有236万平方公里荒漠。内蒙古煤炭资源开采不当，北方生态屏障将不复存在，沙漠有可能跳过黄河，逼近太行山，甚至越过燕山，抵达渤海之滨。因此，中国开发煤炭资源，一定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地把握开采的规模和节奏。
2.利用煤炭资源，就要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气体。在一定程度上说，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的生态环境只是局部的问题，那么燃烧煤炭资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就是全球的问题了。一般认为，人类明显的开始影响地球大气成分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正是历次的工业革命使得化石能源具有了重要的工业价值，也使得化石能源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的利用过程，也是向地球的大气层不断大规模的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不断的积累，全球气温也就不断的上升。全球气温的上升，引起了人类的警觉。减排限排不仅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议题，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经济政策，超过一定量的排放是要付费的，原来被认为是可自由所取得免费的大气成为了经济学中所说的稀缺资源了。
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多少，限多少，成了国际政治的争论话题。有的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排放规模过大，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相同的排放义务。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拒签《京都议定书》，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过大，美国即使减排液是无意义的。当然，这是美国不指名的点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中国认为，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已经向大气排放了不少的温室气体，这几百年不断积累的温室气体，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气温变暖。因此，发达国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以美国为例，美国的1881年原煤产量为3824万吨从1881年到2005年，美国共生产原煤623亿吨，年生产量变化幅度不大。从1949年到2005年，美国共消费石油409亿吨，其中1949年到1990年共消费石油273亿吨。中国1949年的原煤产量3200万吨。从1949年到2005年共生产原煤383亿吨（不包括台湾，以下同），共消费石油约46亿吨。从煤和石油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上来看，美国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至少多一倍。而且，也不能看光看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也要看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均量。既然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大气也是人类共同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享受大气的权利。我国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到4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减排，应该利用其先进的环保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上温室气体减多少限多少的争论，实际上演变为利益争夺问题。
中国政府遵循国际社会认同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方面积极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努力，一方面下大力气做好国内的减排工作。例如，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比十五期间降低20%。事实上，全球气温变暖和二氧化硫过量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表明，以1995年的价格计算，我国200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价值1600多亿元人民币。由于全球气温变暖，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由于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硫，2005年中酸雨区已占国土面积的6.1%，硫沉降强度超过临界负荷的区域已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20%，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二氧化硫超标的环境中。中国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排放任务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研究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老把戏。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概念。不过，研究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也要研究经济增长，这是的经济增长就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因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资本包括了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但近二十来年以来，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明显增强，故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把生态环境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投入要素单独列了出来进行研究。
很明显，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必然要受煤炭资源储量限制，也要受本国矿区生态环境的限制，更要受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的限制。煤炭储量的限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环境承载能力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但从能源供求角度考虑，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一靠内功，二靠外力。所谓内功就是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即所谓的“开源节流”；所谓外力，就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这里主要讲能源利用技术问题。显然，利用先进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是解决化石能源耗竭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这个观点也为大家所熟悉，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先进技术并不是随时都可出现，而且出现了的先进技术不见得会立即投入商业领域，有可能被束之高阁，尘封数年。例如，中国的电煤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大秦铁路现有的年运输量已达三亿吨。那么为什么不在西部煤炭产地发电，变输煤为输电呢？不能说现在没有这个技术，不能说西部已经严重早没水发电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力市场的垄断，部门利益的存在。例如，几年前，云南输往广东的电力终端销售电力的价格每度只有0.3元，广东本地火力发电的价格终端销售价格时每度0.5元，但是广东宁可买本地0.5元的电力，也不愿意买外地0.3元的电力。而且已有的先进技术也可能被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例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中国煤炭工业先进技术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舍弃先进的采煤技术，采用落后的设备，大办小煤矿。出现这一荒唐现象的原因是，大煤矿的国营企业，激励机制僵化，而且国家控制了电煤的价格，电煤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而小煤矿的煤价随行就市，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非常强。因此，技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制度问题。只有遵循市场规律，使企业的利益与技术进步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作者：杨中东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 篇2：
中国依靠煤炭驱动的经济增长已告终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煤炭消费真的已经达峰了吗？》（1月22日）
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情况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增长，煤炭存储量急剧下降，煤炭消费发生了反弹。很多专家开始担心中国去碳化进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对中国煤炭消费量是否已经达峰存疑。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尽管煤炭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但依靠煤炭驱动的经济增长已经终结，未来数年中国的煤炭增长依然乏力。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大可能高于2017年设定的目标。第三产业将继续替代建筑业与制造业等传统高耗煤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正深陷债务泥潭，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中国坚持改善能源结构。太阳能发电成本再创历史新低，以至于可以和煤电竞争。如果弃风限电问题得到解决，风电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煤改气政策、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也将减少煤炭消费。
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对柬直接投资入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总理日前访问柬埔寨，强调要大力发展中柬经贸合作。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大力发展对柬直接投资入手。其中，可先从劳力密集型产业着手。柬埔寨劳工价格低廉，且当地市场规模有限，购买力弱；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可将在柬生产的产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欧洲市场，或直接通过南海运往美日。
相对比泰国和越南，柬埔寨目前的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克服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事实上，柬埔寨政府正大力投资，努力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柬埔寨政府每年都投资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这个数目从绝对值上看不是很大，但从相对值来看，它占了柬埔寨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8%以上，力度不可谓不大。因此，不必过分忧虑。（1月18日）
平台化战略可帮助企业突破增长瓶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零售启发：效率依赖于共生平台系统》（1月18日）
Interbrand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近年来，在该公司评选的“全球最佳品牌”中，全球排名前五的企业中有三家是平台化企业。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其企业优势在近十年来平稳上升，而且越来越显著，挤占了诸如能源、金融等传统企业的领先位置。
在当今整体经济下行、企业内涵式增长愈发受限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業已开始思考利用平台化战略在企业内部进行二次创业，帮助企业突破增长乏力困局。企业搭建平台时有两种选择方向：
第一，对于具备突出相对竞争优势（如产品标准化、创新、供应链管理、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可选择搭建跨界型、外向型平台。将核心优势资源对等为平台价值，并设计市场机制将平台价值与外部共享，通过对外部企业开放平台实现资源的互换、合作，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延伸、跨界合作。
第二，对于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的企业，可选择搭建面向现有行业的整合型平台。通过总部平台对下属经营单位提供服务，并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设计，明确集团总部与各业务板块之间、业务板块之间及业务板块内部的利益分配、内部交易机制，以合伙人改造的方式大规模整合、整合行业内企业、团队，形成众多扁平化、自组织的经营单位，将经营重心下沉，释放组织整体效率。
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或限制美国光伏产业发展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弊大于利》（1月2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立法，将对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光伏组件征收高达30%的关税。关税旨在刺激美国光伏制造业，提高本国光伏产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同类产品制造商的竞争水平。但事实上，关税政策并不足以振兴美国光伏产业。这主要表现在威胁就业和限制创新两方面：
一是就业方面，随着征税后光伏产品成本的提高，其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对光伏电池的安装需求也将缩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光伏产业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并非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在光伏组件安装行业，因此，就业机会将大大削减。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预测，今年将有2.3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流失。未来将缩减更多安装光伏组件的工人数量。
二是创新方面，由于美国无法在大规模光伏产品生产中发挥优势，因此创新一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着力点。目前，美国有两家光伏制造商通过创新实现了与中国生产商同样的竞争水平。其中美国太阳能巨头SunPower是世界上生产最高效率的硅太阳能电池的公司，其生产基地设在东南亚，不幸未能躲过征税。由于研发创新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关税实施后，高价位面板需求减少，利润的损失将直接影响该公司继续研发的能力。因此，关税可能会限制美国对光伏技术的创新。
2018年中国经济应防范灰犀牛
沈建光瑞穗证劵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鉴于2017年我国经济成就，有乐观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2018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反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去杠杆背景下，2018年中国经济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小视。近日来，天津、内蒙古等地曝出数据挤水分，修正前后的数据变化之巨让人惊讶。如内蒙古下调2016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调减四成。
其次，金融去杠杆背景下，风险事件正在增多。近一两个月以来，严厉资管新规出炉、互联网金融监管加深、对消费贷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专项整治加紧以及对通道业务等证实了预期，说明强监管风暴的到来。
最后，平稳化解房地产泡沫是另一大难点。此次房地产泡沫难以通过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的模式化解。一是当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二是近年来收入增速下滑在短期很难追赶前期上涨的房价。（1月24日）
现行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存在两大短板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法定数字发行与运行之前，一系列的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准数字货币或私人数字货币的运行，部分地起到了即将到来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功用，但是，它们存在致命的“短板”或“缺陷”，无法自我完善，须待法定数字货币来根本突破。具体言之，主要有二：
第一个“短板”：割裂乃至对立的“对私场景”。网络支付平台体系（或网上第三方支付体系）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自我设限，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事实上，这也决定了电商与网络支付商相互绑定的格局，亦即网络支付商的板块分裂促成了电商板块的分裂。支付体系事实上的裂化也使得支付商与诸如物流商等之间时常处于紧张状态。根本上说，供给商之间矛盾的焦点或冲突的发力点或策源地正是支付商分立、分裂所带来的，其所营造的是一个不贯通的对私场景。
第二个“短板”：网络支付平台体系没有开辟出“对公场景”。现实地看，对法人机构的支付需求而言，依然在总体上或整体上基于银行货币支付商，亦即根植于银行账户体系，而非网络账户体系。换言之，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对公服务尚缺乏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和技术手段来对法人机构提供网络数字支付服务。对公业务完全没有展开，甚或是封闭的，这是最为致命的局限。（1月19日）
经济增长煤炭经济论文 篇3：
我国煤炭及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以我国煤炭消费指数、天然气消费指数分别与经济增长指数关系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消费收入弹性分析，其次结合我国GDP指数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探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两种能源矿产的消费指数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短期均衡则显示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大幅度减弱，而对于天然气消费的依赖度则趋于平稳。另外，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联系。说明替代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目前还没有形成，而传统矿产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力和支撑力在逐渐减弱。
关键字：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GDP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其中煤炭资源的消费对经济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煤炭大量消费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逐渐加深。虽然近年来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改善，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可预计的时间内，煤炭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煤炭作为我国主要能源地位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另外，天然气作为环保的清洁能源，市场已经基本覆盖全国，消费程度不断加深，但天然气在全国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例还较低。目前天然气是最具潜力的煤炭替代能源，现阶段能源结构优化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天然气的开发消费程度，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于能源矿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如王鉴雪（2009）运用协整回归关系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总量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炭资源消费。李颖嘉（2010）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得出能源消费量的变化不会显著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也就是说，能源消费不对GDP的增长起决定作用。吴明明（2011）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的角度来说明能源消耗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最为显著，能源消耗与消费次之。上述文献几乎都是关于能源消费，尤其是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本文作者选取“传统能源—煤炭”消费以及“清洁能源—天然气”消费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与它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解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程度。首先运用两种能源矿产的消费收入弹性来探究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其次，创新的尝试运用指数分析，而非简单的数量值作为数据量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探究两种能源矿产消费分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
二、我国煤炭、天然气消费收入弹性分析
矿产资源消费弹性是反映资源消费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一种指标。可以通过资源消费弹性系数来反映能源矿产消费情况。
1. 整体来看，近十年三项指标的增长率趋势有一定的同步性，尤其是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率走势和GDP增长率走势之间存在更强的一致性。
2. 近十年来煤炭消费增长率大体持续走低。这可能是由于经过之前高耗能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基本完善，加上煤炭资源大量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显露，经济发展方向需要调整，传统矿产资源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转换，需求转为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煤炭资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在逐渐减弱。
3. 从图1也可以看出天然气消费增长率变化的波动幅度较大。天然气与煤炭行业相比，作为较新型的能源矿产，市场需求还不是很稳定，需求量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天然气消费增长率在现阶段波动幅度大。但是作为最具有潜力替代煤炭资源的清洁能源，天然气消费量正在迅速增长，并且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所以近十年天然气的消费量一直保持着30%～50%的增长速度。
4. 近十年，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天然气消费增长速度均高于我国GDP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国能源矿产消费收入弹性均大于。该时期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高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经济建设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高耗能经济，近年来经济发展依然较为严重的依赖能源矿产的消耗，粗放型发展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三、煤炭消费指数、天然气消费指数与GDP指数的协整和因果关系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对我国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的研究，选取的变量有我国GDP指数Y，煤炭消费指数XC及天然气消费指数XG。在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间长短期弹性的分析，文中对各变量分别取对数值，记为Ln+变量名，即变量为LnY，LnXC， LnXG。
（二）变量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平稳，即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性检验。经检验，原始序列LnY、LnXC及LnXG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存在单位根，序列不稳定，则不能通过检验。之后对各序列进行一次差分后， LnY、LnXC及LnXG的一次差分的ADF值均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即LnY、LnXC及LnXG的一次差分的序列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则可以通过检验。
（三）建立协整性与误差修正模型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然后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协整性。本文利用OLS回归，分别得到LnY与LnXC、LnY与LnXG的协整回归方程。
1. GDP指数与煤炭消费指数的协整关系
LnY=-7.916519+2.638714 LnXC+ecm， R-squared=0.960606
对残差ecm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统计量为-5.491123，小于显著行水平5% 时的临界值-4.246503，残差序列ecm为平稳序列，拟合优度也较为显著，则说明 LnY与LnXC具有协整性，即煤炭消费指数与GDP指数具有长期协整关系。
2. GDP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的协整关系
LnY=0.388045+0.919754 LnXG+ecm， R-squared=0.988545
同理，该残差ecm单位根检验的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行水平5% 时的临界值，残差序列ecm为平稳序列，即天然气消费指数与GDP指数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为了增强模型的可信度，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样需要从短期角度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结果如下：
GDP指数与煤炭消费指数
LnY=-2.905303+0.645853LnY（t-1）+0.896646LnXC+0.509765LnXC（t-1）+Ut
GDP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
LnY= 0.243106+0.564375LnY（t-1）+0.802189LnXG-0.412136LnXG（t-1）+Ut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表1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不是煤炭消费指数及天然气消费指数提高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分别为0.4525和0.4512，在5%的显著水平下该原假设被接受，即我国经济增长不是该煤炭消费指数及天然气消费指数提高的格兰杰成因。同时，所测数据也显示出煤炭消费指数与天然气消费指数的提高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同样偏大，所以该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不能得出煤炭消费和天然气消费指数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从长期来看，我国煤炭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力度的影响。从回归方程来看，煤炭消费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经济增长指数大约增长2.6387个单位。而天然气消费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经济增长指数大约增加0.9197个单位。说明我国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要大于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度，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耗的依赖性较强。所以，我们要正视煤炭行业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转变思路，适时地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从而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2. 从短期来看，关于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煤炭消费指数本期变化1个单位引起本期GDP指数同向变化0.8966个单位。ecm的系数为-0.3413，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关于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天然气消费指数本期变化1个单位引起本期GDP指数同向变化0.8021个单位。ecm的系数为-0.5486，同样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所以从短期上看，1个单位的煤炭消费指数的增加对于本期GDP指数的影响要远小于协整分析中所反映出的长期影响强度，这说明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不可否认的长期关联，但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减弱。而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长期协整估计还是短期回归模型，估计系数均徘徊在0.8左右。这说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发展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度逐渐减弱，而对替代能源的依赖程度趋于稳定并逐步加强。
3. 经过Granger检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煤炭及天然气消费之间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随着近年来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煤炭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在逐渐减弱。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太低，还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替代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目前还没有形成。现阶段是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对传统能源依赖度的逐渐减弱为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国家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顺势而为，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不断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程度，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王鉴雪，宁云才.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2）.
[2]吴明明.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3]任少飞，冯华.中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结构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6（12）.
[4]李颖嘉.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四川社会科学院，2010.
[5]郑欢.中国煤炭产量峰值与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作者：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