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 要：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97—2019年274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研究发现，该领域总体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虽然近两年该领域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是文献被引频次依然较高。研究热点上，“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为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研究前沿则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CiteSpace;知识图谱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武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体系研究”（18BTY128）。
作者简介：王 菘（1996-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石振国（1971-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研究。 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正式单独设为体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愈加成熟，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愈加丰富，合理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后续研究对该领域主要矛盾的把握。
已有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多聚集在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方面，综述回顾类文章较少，且多采用文献阅读方式进行归纳，往往跟随上位概念“教育与学科”方面的研究或作为特定需要而出现。比如齐静[1]（2017）从学校体育视角，对开展现状、学生态度、教学效果、归类理论四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杨建营[2]（2015）等以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改反思为落脚点，对武术教学近20年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系统了解其发展脉络，弥补了先前定量综述类研究缺乏的不足，清晰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长效发展尤为必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题词，并含“教学、课程、课堂、教师、教材”为关键词的思路设置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剔除“会议”“通知”“与主题无关文献”得到1997—2019年共274篇文献，然后将文献检索出的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使其符合Citespace软件的处理格式，下载数据时间为2020年3月5日。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法：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2）知识图谱：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关键词突变分析和时间趋势分析等功能，绘制知识图谱，更动态与直观地呈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主要热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一个领域的阶段性发文量隐含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此推算出特定时期的研究动态与学术热点。人们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是经历探索、观望、狂热再回归理智的过程，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探讨也符合这一逻辑。从1997—2019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文量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2.1.1 探索期（1998—2003）
1998—2003年发文量虽始终保持在个位数，但已有崭露头角之势。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武术学的基础上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开始[3]，相关武术教学模式、教法、内容策略等初探式研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探索期。
2.1.2 观望期（2003—2012）
2003—2012年间总体浮动比较大，出现上升后又回落的特殊趋势，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内部规律两个因素。
外部影响。2004年教育部颁布武术教学指导纲要，第一次从中央层面提出武术教育改革思想;2006年国家颁布多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项，极大地增强了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各领域应用的重视;2008—2010年我国圆满申奥、办奥给体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红利，在此阶段体育领域各方面研究均得到高速发展。
内部规律。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教育视角”“文化传承视角”“训练与人体视角”三大视角中，也开始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教学探讨。但由于该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学者在火熱探讨的同时，仍然需要时间观望，这可能是导致2011年前后出现期刊载文量暂时下降的原因，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观望期。
2.1.3 狂热期（2012—2017）
2012—2017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年发文量出现峰值。经过前期研究的积淀与观望，加之武术申奥失败、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后备人才明确质量要求，学者的研究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化，结合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现状，在回顾与审视的同时寻找问题与改革路径。秦立凯[4]（2013）等指出以往的教学思想没有体现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教学方法上割裂了文化多元整体性，进而提出建构技术和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刘文武[5]（2015）等提出，武术教育的定位和载体、内容和需求的错位是武术课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改革操返拳、保障师资、优化师资结构等发展策略。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文献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征，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狂热期。
2.1.4 冷静期（2017—2019）
2017—2019年文献数量虽有波动，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图2可见，文献的被引频次在逐年上升，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平稳，关注点集中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上，这一时期可称为冷静期。
2.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有助于某一领域内研究动态与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关键词是学者对文章内容的精炼，因此研究领域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共词软件分析，得到图3聚类时间线图谱：
2.2.1 研究结构热点
根据1997—2019年关键词共现图谱与高频词统计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研究结构上主要有五大热点较为突出：
聚类1标签词为“民族传统体育”，初现时间为2004年，并贯穿截选时段始终。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结合学校教学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开发和应用。
聚类2标签词为“武术教学”，1998年初现，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取得了较高关注。该标签突出了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确认知和健康人格培养，强调教学过程中施以文化关注。
聚类5标签词为“高校”，2000年初现，中心度为0.14，相关研究以技理实践和干预效果为主，聚焦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主阵地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聚类7标签词为“教学改革”，初现时间为2008年，主要基于过去20年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教学改革体系的建设成效，并指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聚类8标签词为“套路”，1998年初现，并于2000年后主要以“武术套路”出现。主要探究在轻套路、强应用的改革背景下，武术套路技击性、文化性与方法性共同发展的持续优化过程。
2.2.2 研究内容热点
结合图3与表1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内容进行分析。1997年以来，学界主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对该领域展开探讨。
例如在教学模式上，吴明冬[7]（2017）等充分肯定了“一校一拳”教改模式的价值取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规划，建立交流评价机制。康戈武[8]等（2014）通过对武术段位制教学指导方案的研究，对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展开进行了实验性探讨。
对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多集中在1998—2017年之间，近两年热度稍减。在这近20年间，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反馈两方面检验了强化教学法[9]、莫斯顿互惠分组法[10]、多功能组合式教法[11]和“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法[12]等具体教学方法，对新时期的教改评估提供助益。
从教学内容来看，既有项目技理的深入研究，也有思想高度的整体审视。例如，李刚[13]（2001）等对讲解、演练动作攻防含义的教学效果作了比较性研究，并通过生理和心理角度的双向探讨，指出此项内容安排在套路教学中存在优越性和可行性。张继生等（2017）运用现象学方式，以具身认知视角提出现代武术教学呈现出“生命性、具身性、身心统一性”[14]的具身意蕴。
2.2.3 研究方法热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性和传承性较强，学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1）以武术散打教学实证研究为例，王宏（2010）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运用反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15];梁亚东等（2015）提出CDIO工程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16]，并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武术散打专选课教改加以验证。
2）在质性研究中，王智慧[17]（2007）分析了古今习武的基本程序及规律，提出现代武术教学中存在价值把握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郑佳薇[18]（2008）从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视角审视珍珠球运动，详细阐释了珍珠球运动入选高校选修课的优势及可行性。可见，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为基，以实践检验，二者的结合有力促进了这一领域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共同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突现即表明其受关注度突增。因此，对这类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帮助揭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通过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得出突现强度前12的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由图4可以发现，“学校武术”和“武术教育”在研究时段的后期产生并延续了突现现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较大关注。历经二十余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当前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主要着眼于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两方面。
2.3.1 路径突破
面对学生需求变化和供给错位的實际状况，王稳（2019）等提出，从供给内容、方式、形态和结构模块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新生态”[19]。高旭（2019）等编制了《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量表》，并提出可参考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与维度含义，构建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法[20]。而刘文武[21]（2019）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代武术课堂存在被动习练、技术“复习”缺乏丰富性等问题，强调要平衡武术发展和学生需求，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2.3.2 价值重塑
面对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所遭遇的文化意义弱化状况，更多学者越发重视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段丽梅[22]（2018）等明确指出，“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知识中心教育使体育教育中学生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数字表征的抽象人。在此‘刺激-反应’话语下，学校武术表现出实践性本体教育缺失的‘去中国’化异化现象”。而徐卫伟（2019）等认为，新时代太极拳课程的价值发生了嬗变，要建设多元化课程体系，挖掘太极拳课程的健康价值和文化价值[23]。潘兰芳[24]（2019）等也认为，在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要“跳出体育本体，内化文化精神”。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法，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立以来的相关教学文献进行分析，在CNKI上检索到1997—2019年CSSCI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献共274篇。得出以下结论：
3.1.1 发文总体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经历了探索期（1998—2003），观望期（2003—2012），狂热期（2012—2017）和冷静期（2017—2019）四个阶段。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的发文量出现波动后下降态势，但根据文献共被引的分析来看，被引频次呈现逐年增加、近年稳定的特征，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3.1.2 研究热点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三个视角分别展开：第一，研究结构热点。通过分析图表提取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五大聚类标签词，明确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第二，研究内容热点。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第三，研究方法热点。发现该领域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重，以二者互相验证促进理论化和实践性共同发展。
3.1.3 研究前沿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一方面，针对新科技利用和学生兴趣开发等现实需求进行大胆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体和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发掘，试图从根本上挽救其文化意义弱化的颓势。
3.2 未来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现有研究多以武术项目的教学改革与路径突破为主体，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推广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愈发成熟，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入手，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借鉴20多年来武术教学的研究经验成果，构建针对性教学理论并扎根现实困境进行改革探索，以期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格局，为我国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科研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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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1]尼采.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5.
[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5月，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法国当代作家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代表作《蚂蚁帝国》三部曲中文版。《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文明，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被国际书评界奉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伟大的史诗小说”“改变读者世界观的天才作品”。该系列作品全球销量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次中文版的推出被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暨“2014中法文化之春”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应出版方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贝尔纳·韦伯于5月21日至28日访问中国，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
《出版人》：12年来，你一直在观察蚂蚁，蚂蚁的世界为什么如此吸引你？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开始关心蚂蚁文明了。小时候在祖父母家院子里玩耍时，我发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城邦，城邦里面居住着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蚂蚁虽然很小，但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类看来卑微到直接无视的小生灵，竟然在漫长残酷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得越来越庞大，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能够建立起有500万居民的城邦。城邦里面非常和谐，它们也有农业、畜牧业、教育业，有严密科学的社会组织分工，有精密威猛的武器，当然也有战争。它们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能够感知到其他蚂蚁所做的事情。一个城邦即使非常大，城邦一端蚂蚁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感觉，也能够让很遥远的另一端的蚂蚁感知到。城邦里的蚂蚁非常团结。蚂蚁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别人的关爱，它们之所以去关心自己旁边的蚂蚁朋友，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很神奇的生态制度，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喂”，就是给其他正在挨饿的蚂蚁喂食。蚂蚁社会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在蚂蚁社会里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元首，每只蚂蚁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和地球和平相处。因为如果它们要搬家的话，它们会把整个城邦全搬走，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物。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斑斓多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蚂蚁的智慧与力量被人类正视并认可，并和人类文明相提并论。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连接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呢？
贝尔纳·韦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都做过用手指去压死那些小生命，或者揭开蚂蚁窝等类似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开始。
小时候，我把蚂蚁放进罐子里，想观察它们，甚至培养它们。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把人类关进罐子里面，就像我们对待蚂蚁那样对待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从8岁开始写作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其实不管是蚂蚁或者是其他族群的生物都一样，当我们碰到自己不了解的另外一个族群时，第一步是观察它、了解它，第二步开始互相攻击和厮杀，到最后走向联盟。所以我的三部曲也是以人类的故事和蚂蚁的故事作为两条平行线同时发展，第一部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第二部是两种居民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第三部是他们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我想探讨和思考的是地球上各种文明，例如人类文明和蚂蚁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最后寻求平衡的。地球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平衡。
悬疑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出版人》：你的作品融合了科幻、探险、战争、科学、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悬疑等多种元素，你觉得令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贝尔纳·韦伯：我没有发言权，主要还是取决于读者有没有受到吸引。而吸引读者的关键最终还是看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悬疑。悬疑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我也是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学到的。进入悬疑艺术的关键，就是不要一下子给读者他想要的东西。要让读者被吸引，并且一直想读下去，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张力，并且要在每一次合适的时刻重新掀起一段小高潮，这样可以让人继续读下去，并且充滿激情。
写作就好比恋爱，都需要有刺激，充满惊喜和惊奇，否则彼此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读者知道在某个时刻作家会出什么招数，就不会被吸引了。在一个小高潮所经历的惊喜以后还要继续有这样不断的惊喜，这就是悬疑的艺术，作为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我们面对读者应该有的礼貌就是不停地让他感觉到心被悬着，让他不停地有惊喜。这就是悬疑小说的秘密所在。我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提高我的技术，不断地让读者还想回到我的书中来。现在小说的特点是不再有人物介绍那样的场景，而是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场景中去。我认为读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本质的最有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良好的、愉悦的感性体验，而不需要读者有任何的控制和把握。
《出版人》：如果说读者不需要控制，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么作为创作者，你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和风格呢？
贝尔纳·韦伯：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风格和节奏跟音乐很像。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作品的风格节奏和我创作时所听的音乐是同步的，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也揭示了这一点。我列出了一系列我所喜爱听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句子风格，整个段落的风格，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它应该像我所听的音乐那样有起伏，像音乐一样有美好的韵感。我想最好的风格可能是一种隐去的风格，当我们写得好的时候读者受到强烈的吸引，以至于他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句子，而是画面。其实我想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是把我的大脑与读者的大脑连接起来，把我大脑里面所出现的画面和整部电影直接传输到读者的大脑里面去。
要说有一个风格的话，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简单明了，我尽量用最易懂的词句写作。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孩子们读懂，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当中也有那种不是所谓的大读者，但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读者。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使得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都取得了成功，今天又来到中国。因为我的语言简洁、通俗易懂，比较好翻译。
偏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中你设置了很多中国元素，女主角——女记者蕾蒂西亚·威尔斯小姐是中法混血，舅舅埃德蒙娶了一位中国女人凌弥，还引用了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中国谚语，你还多次提到了“平衡”哲学。你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吧？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灿烂多元的文化。小时候我就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像包青天系列小说我都看过。多年来，我坚持每天早晨打太极，从太极中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体验和灵修。我最初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阅读《道德经》开始的，我发现它蕴含了非常多的生活哲学，并且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哲学。《道德经》现在还是我放在床头柜、会经常阅读的书。
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问哲学老师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老师觉得很奇怪，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就足够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遗憾是过于严肃，而东方哲学里有很多谦卑的精神并且有幽默感。西方哲学教人如何思考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中国哲学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身体的体验。中国哲学让我最为欣赏的是“阴阳之说”，阳性的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是互补的，要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就得让这两种能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
我觉得这种“阴阳之说”是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办法。《蚂蚁帝国》里我所描述的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也在寻求平衡，蚂蚁的文明是阴，人类的文明是阳；蚂蚁很小，人类很大；蚂蚁是一种冷的能量，人类是一种热的能量。这两种文明的对话就是要让阴和阳达到最佳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状态。所以大家与其把我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还不如叫哲学幻想小说，我认为更合适。
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课题名称：打造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哲学思考与研究（市级课题WW2017-1290）。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和纵深发展，新课改理念早已深入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新课改推进到今天，关注课堂，研究课堂，创新课堂，实现课堂的高效，毫无疑问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时代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是当前我们教学、教研的中心工作和重要课题。高效课堂顾名思义是指教育教学效率或效果能够有相当高的目标达成的课堂，具体而言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教学的影响力较高和社会效益较好的课堂。高效课堂是以最小的教学和学习投入获得最大学习效益的课堂，基本特征是“自主建构，互动激发，高效生成，愉悦共享”。衡量课堂高效，一看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增长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程度；二看教学效果是通过怎样的投入获得的，是否实现了少教多学；三看师生是否经历了一段双向激发的愉悦交往过程。高效课堂的本质就是，采用最适合教师和学生的课堂组织形式，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课堂教学上来，使学生最大限度的学到知识、提高个体能力。
作为一名身在一线的教师，从教27年来，我经历了传统教学的风雨，也沐浴了新课程改革的洗礼，感悟颇深，体会较多，在近30年的教学生涯中，有过迷茫和困惑，有过尴尬和失落，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喜悦，成长与快乐。静心反思，在新课改过程中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1.思想政治课功利主义色彩明显。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高考的无形指挥，教育功利化日趨严重，思想政治课处境尴尬。功利化对教育教学影响巨大，作为政治教师我们要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指导教学，通过改变自身的功利思想和管理行为来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人格和正确的三观，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2.家长、学校、学生重理轻文思想比较严重。在新课改背景下，利益的驱使下，高考的指挥下，就业的催生下，重理轻文思潮来袭，尤其在理科班政治课仅作为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配角地位存在，思想政治课可谓在夹缝中求生。态度决定高度，观念引领实践。如何转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态度，如何让理科班的政治课上得精彩，作为教师，最重要的就是在课堂中贯彻生本教学思想，站在学生的立场，满足学生的有效需求。3.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喜新厌旧”。我们处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但是采用多媒体教学并不排斥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在构建高效课堂时，千万不要把多媒体运用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同时，也要防止由过去的“人灌”变成“机灌”，关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应用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滥用。要充分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打造高效课堂。4.政治生活：只有政治而没有生活。缺少生活、枯燥乏味、空洞抽象。陶行知先生说“教育只有经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师更应该积极走进和深入生活，观察和思考生活，从鲜活的生活世界里汲取充盈的资源甘露。思想政治教学只有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铁律，只有正真做到以生活为中心，才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感悟，提升能力，升华素养。5.过分关注成绩而忽视了“生命”。真正的有效教学不仅是知识的本位、能力的本位、效率的本位，而更是人的本位。生命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教师要真正做到心中有“人”，要懂得人的成长与物的加工有着本质的区别，高超的教学技巧、方法和手段，只有融入了人性的温度与力度才有意义，这种有效，才是真正的长效、高效。在彰显生命教育的今天，思想政治教学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生命教育观。
总之，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要打造高效政治课堂，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潜心研究政治教学的方法，锐意创新课堂教学的新模式，适应教育改革的新形式，突破传统教学框架的束缚，去功利化，关注生命，以人为本，认真设计，周密安排，妥善实施，走出一条符合政治教学规律的高效教学之路。
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逻辑;哲学;哲学逻辑
一、前言
逻辑学作为一门较为古老的学科，其最早的发源地是古代中国、古印度以及古希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逻辑学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且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着，开始逐渐从哲学当中划分出来，并慢慢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先进的学科体系。这使得人们激烈地展开了对逻辑在哲学上的应用及反思等的讨论，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发展研究也开始吸引了许多逻辑学家的目光。
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概述
(一)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反思一些现代逻辑中出现问题。因此，学习逻辑哲学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了解现代逻辑的主要特征。现代逻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符号逻辑的发展，即数理逻辑的发展。传统逻辑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语言，而数理逻辑的主要工具语言则是符号语言。而数理逻辑最为基础的部分是一阶逻辑，它也是在日常思维中数理逻辑最具应用价值的一个部分，与传统逻辑的关系极为密切。一阶逻辑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1)主要体现在语词、命题的处理上，即只考虑到语词或者命题的外延;(2)在研究命题的真值时，只考虑到真值真或者真值假的问题，通常一阶逻辑认为，一个命题只存在非真即假的情况;(3)在研究一阶谓词逻辑的量词时，认为全部的量词都存在实际的含义，并没有空词项。
(二)哲学逻辑
哲学逻辑兴起于20世纪初，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目前关于哲学逻辑的具体涵义，无论是逻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具体分为以下三种：以冯.赖特以及莱斯彻等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逻辑”即哲学逻辑的主体，并且提出从根本上来说，哲学逻辑只一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即哲学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哲学;而以沃尔夫拉姆以及斯特劳森等众多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是“哲学”而非“逻辑”，并且他们还提出，哲学逻辑的本质即对逻辑学的哲学研究以及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这一种可认为是语言上的哲学研究，即语言哲学;第三种理解以格雷林等逻辑学家为代表，认为才是“哲学”是哲学逻辑的主体，而哲学逻辑的本质其实就是将一些逻辑中存在的哲学问题，放到更为一般的一个哲学背景下进行研究。
三、正确理解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真实关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逻辑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体体现在：逻辑与哲学理论的发展相互渗透、融合;从理论层面上看，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从实践层面上看，逻辑与一些哲学派系的联系更为密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起见证了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的巨大变革，到60年代，“哲学逻辑”开始迅速崛起。然而，短暂的崛起过后，逻辑在哲学中产生的影响开始减弱衰退。一些些哲学流派开始采取轻蔑的态度看待逻辑。并且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内部，也存在两种对立的流派，再加上形式逻辑方法的恰当性与正确性问题的争论，使得客观深入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极为重要。以下主要从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出发，思考如何正确看待两者间的真实关系。
(一)逻辑的发展应持有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
现代逻辑普遍的发展模式认为，逻辑的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从对象语言系统再到元语言系统的形式，它主要是对逻辑系统以及逻辑演算的元性质的研究，同时也是元逻辑层次的一种自我理解。这一理解主要体现在现代逻辑也就是数理逻辑的发展当中，但是纵观上世纪逻辑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样的理解只能存在于某个领域。并且这一向内的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受到一种反向转向的制衡。具体体现在逻辑与一些其他领域的联系，以及逻辑对相关学科的概念在对象层次上的分析。因此，现代逻辑的发展应具备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如果缺乏对这种发展趋势的洞悉，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逻辑学对哲学的具体意义。
(二)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
目前逻辑学家们将逻辑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这样的划分模式从大的方向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定要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相关研究表明，这样的划分方式不仅没有揭示问题，反而可能遮掩了问题。例如，目前的一些哲学逻辑分支总是一味去模仿一些哲学的地理坐标，思考问题时也往往将自己框定在了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反而忽视了一些子学科论题与方法论的一致性，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问题讨论的逻辑维度以及哲学维度。
(三)应避免陷入“逻辑系统的牢笼”
通常逻辑学家把逻辑的结构当作包括模态逻辑、高阶逻辑、一阶谓词的逻辑与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性的一个家族。然而若把形式系统观点片面理解成固定的一类处理模式，也就是说对一切进行处理时皆纳入系统框架内，这样把应在更广范围内进行思考的那些问题局限于特定形式的系统内，最终将所处理的那些问题哲学深度进一步削弱。此外，同形式系统关联性较大的那些逻辑哲学的问题比如蒯因一阶变元的范围内逻辑的本体论相关承诺问题，还有关于意义组合性的问题等至今亦未具有令所有人信服的那些结果存在。一些逻辑学家努力的将此类依据系统来对问题进行讨论的模式打破，从其角度而言虽然缺少一般递归的定义以及单调性的推理等最佳词汇表达，然而只要知道一些概念是对特定形式系统进行超越，且研究此类问题的时候是以跨系统的一类方式，这样对逻辑哲学有更深的理解，且进步较大。
(四)避免把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作千篇一律的理解
同机械学在技术中的应用不同，相关逻辑学应用在哲学问题时逻辑作用更加的间接。相关逻辑提供了形式系统，该系统利于精确交流、利于优化处理哲学话语。有时亦用逻辑学这个工具对传统哲学论证进行分析且作出新阐述。现实情况为逻辑对所获结论具有的意义较不关心，然而哲学是对逻辑程序进行寻求使用，以便将问题解决。哲学对结论更加关注而逻辑是对程序进行考察;哲学更加的开放而逻辑是对具体的一些形式规定进行强调。经过逻辑处理后相关哲学论题的启发性更强，亦会具有更清晰透明的结构，且原先的那些问题亦会出现消失的现象，同时可能以新的一类方式促使意义的改变较为微妙，亦或使问题更加尖锐与紧迫。通过逻辑形式有效分析利于对先前未观察到的那些问题亦或概念进行有效显示，且进一步类比此类问题与概念。
四、结束语
逻辑是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对语言哲学的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还为形而上学、心智哲学以及元伦理学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丰富的资源，极大促进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的制约，两者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随着现代逻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逻辑与现代哲学更是相互渗透和促进，关系极为紧密，因此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关系的探究也变得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1]祝君.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之关系考究[J].华章，2010，30(01)：10-11.
[2]朱建平.哲学与逻辑：百年回眸[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3)：3785.
[3]朱建平.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4)：54-55.
作者简介：宋贵臣(1955-)，男，辽宁营口人，辽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法律。
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预设、囚徒状态、解放过程和自由境界四个方面阐释了柏拉图解放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囚徒困境的理论预设提出了人的相对解放与彻底解放问题;囚徒状态的根本特征是肉体被强制锁定下的灵魂的无知;个人解放具有偶然性,解锁与引导、灵魂转向与获得知识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自由的至高境界是追求真理的求知生活,但必须融入于实现普遍善的实践生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囚徒解放”启迪我们:没有人性的彻底改变,人的解放就是空谈。
关键词 囚徒困境 囚徒状态 个人解放 自由境界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
——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
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柏拉图对群体错误意识在人的解放中的负作用的思考是深刻的,提出了解放的心理博弈游戏。这种游戏分为三种情况:一个人的情况,个人只要拥有知识,就能够走向自由。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没解放,已解放的个人来拯救被束缚的囚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由于柏拉图没有设计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柏拉图所设计的一群人的场景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两个人的情形下起码不会发生囚徒们因思想交流而使错误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问题。第三,是一群人的情况,拥有虚假观念的“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吗?必然如此。”③④⑤⑥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1、512页。)柏拉图看到了群体心理互动效应,这种互动强化了谬误观念,使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而为囚徒们认可囚徒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从而有了拒绝解放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在人的解放中,错误的思想意识、群体间的心理互动,特别是群体间的虚假性的价值意识的互动给人的真正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政治文化的思考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今天在谈论解放时,首先应对我们所诉诸的价值特别是为众人所称道的价值进行反思。
三、个人解放的特点与问题
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想状态是否定“囚徒状态”的,是否拥有知识或受过教育是自由人与囚徒相区别的准绳。不过,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先验论者,甚至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是一个先天差别论者,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不完全认同人们能够事先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柏拉图坚持后天的经验、实践、诱导对人的解放的巨大功能。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肯定了囚徒中的某个人的解放的偶然性。在囚徒中谁能解放、谁首先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先定性和决定论的观点。
柏拉图所阐释的囚徒的个人解放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种解放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的不可预期,即说不定是哪一天;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不可预期,即根本不能从个体自身确定禁锢哪个囚徒的锁链将被解除。柏拉图说:“那么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使他们能够解除禁锢,矫正迷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③
其次,这种解放具有个别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
了那堆火”④。总而言之,他实现了洞内的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囚徒的普遍解放,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首先解放,然后是这个解放了的个人去拯救其他囚徒。
第三,这种解放伴随着痛苦和不适应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看清他原来只能看见其阴影的实物。”
⑤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外面的阳光,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⑥这种痛苦、眼花缭乱的眩晕伴随着个体解放的整个过程。当我们仔细解读时,可以发现,柏拉图所说的解放过程的诸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感性的痛苦,而非灵魂的痛苦。这似乎表明:灵魂解放必然要以感性痛苦的付出即牺牲感性愉悦为代价。
第四,这种解放需要引导。柏拉图说:“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②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2、512页。),柏拉图又说:“如果再有人把那些矮墙上经过的东西一样样指给他……”②,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③,等等。柏拉图的这些言论把个体解放问题搞得更为繁难复杂,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解放的偶然性造成了一种逻辑混乱,甚至对柏拉图的整个囚徒解放理论是毁灭性的。柏拉图所设计的个体解放需要引导者及其在洞内存在着这样的引导者是整个囚徒解放理论的“飞来”之笔。
第五,这种解放存在着系列环节和基本条件。个人解放的主要环节是:首先是松绑,其次是解除禁锢的囚徒自己起立、环顾、走动和直视火堆,然后就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认识事物,接下来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走出洞穴。从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来看,禁锢肉体的锁链的打开是囚徒解放的前提条件,灵魂转向是囚徒解放的根本条件,引导者的存在及其引导是囚徒解放的辅助条件。
从柏拉图所阐述的个人解放的特点来看,柏拉图在洞喻中通过精心的预先设计,事实上构造了解放的理性必然性与感性偶然性的矛盾。柏拉图贬损世俗状态为囚徒状态,囚徒状态是非理性状态,囚徒解放是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但从柏拉图所说的囚徒解放的真正实现来看,他所讲的囚徒解放是个人的特殊解放,而非群体的普遍解放。就个人解放来看,具有偶然性,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划,这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群体中哪个人解放以及这种解放怎样发生没有任何预期和先兆,不遵守理性规范。造成这种矛盾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的主要根源在于,柏拉图把普遍必然性与个别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很好地建构两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柏拉图的理性本质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逻辑条理基本顺畅的论证,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来说,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个别与一般的内在矛盾,始终构成了一个极力摆脱但又挥之不去的对立面,一个试图超越、否定但又深受其制、设法挽救的对象。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站立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对面,向柏拉图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感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俗权主义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挑战与冲突,发现在消除这种冲击时,政治哲学家们不断地坚定信念、精心论证和提出明确的定论,但也能够发现他们在应对这种冲击时的逻辑混乱、尴尬应对和无可奈何的窘境。
柏拉图设计了洞穴中的人们的解放的个别性、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和普遍性。柏拉图的先验理性本质主义完全堵塞了普遍解放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个人解放的偶然性又似乎为群体解放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里,柏拉图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囚徒解放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矛盾问题。柏拉图在考量个人的忽然解放时,所提出的内在实质条件是个人内部的精神因素——灵魂发生转向,而导致这一转向的前提条件是禁锢个人的外部枷锁的解除。这为人的精神解放与物质解放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也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解放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方式进行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解放理论及其所主张的不同的解放道路:就解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有强调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之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强调解放的实质是精神自由和信仰上帝,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强调解放的物质内涵和社会束缚的解除。就主体而言,有个人解放和群体解放之争,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强调解放的个体性,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从方式上看,有渐进的、理性的解放方式与飞跃的、非理性的解放方式的不同设计,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如伯克主张审慎的改革,密尔强调合作道路,波普主张社会“渐进工程”,阶级冲突论者大多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如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
四、个人的完全解放境界
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哲人实现了自我解放,但最终又成为拯救者。这是个人解放的最高归宿,但又是其他囚徒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前提条件。这是“洞喻”的核心意旨。因此,这种解放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和至善性归宿。柏拉图深化了哲人的概念。哲人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际生活实现了纯粹的求知生活与贯彻善的实践生活的统一。如果仅以知识为愉悦,哲人顶多是个智者。基于至善的考虑,哲人会把普遍理念加以实践。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对“哲人”问题有不同的发挥。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塑造“哲人”,强调“知识分子”在解放中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哲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超越性和知识追求,但他仍然认为:“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④。伊壁鸠鲁强调哲人必须救世,并用一种新哲学为世间疾苦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中世纪的“修士”不是道家的超凡脱俗的“仙人”,而是追求个人信仰的强化和知识的修炼,同时也具有义无反顾地传达上帝的福音和拯救同伴的精神与行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塑造了“贤明君主”、立法者、启蒙者等,认为这些人治世不会从偏私的个人幸福、感性愉悦和关于事物的意见出发,而只会从理性出发。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消解“英雄”,反对解放的“引领人”,强调群众的自我解放。英雄情结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中黯然消融,柏拉图非常担心的是高贵的灵魂被世俗的心灵和感性愉悦的习惯倾向所同化现象却常有发生;尽管强调英雄的呼声偶尔有所显露,如尼采,但总体上,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为集体主义所湮没。不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市民生活中,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被合法化,社会生活被理解为自私性价值的博弈过程。如果没有哲人——以至善为目标的个人及其拯救行为,仅靠自私者之间的博弈、协商、契约和强制能建成一个“正义城邦”吗?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解除枷锁、灵魂转向、获得真知、引者指路、走出洞穴、拯救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解放的内在性——灵魂转向、获得真知、见义勇为与外在性——解除枷锁、引领启蒙、走出洞穴的矛盾统一,在理想化的层面上确定了人的解放的基本内涵,在现实层面上确定了这种解放的个别性。显然,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柏拉图所构想的囚徒困境似乎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在解放问题上难以逾越的前提,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不同流派的出发点并以此来建立解放理论。从自然束缚出发,孟德斯鸠、密尔、现代环保主义者们看到了自然束缚对人的解放的最终限制意义;从社会束缚出发,公平正义论者把解放的重点放在社会价值的分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上;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矛盾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在则要强调,人的解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的双重并举。其次,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矛盾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解放的实质内涵的争论点。从解放的内在性出发,晚期希腊的众多哲学流派和大多数信仰主义者强调解放的自我克制、信仰归真和精神纯化;从解放的外在性出发,近现代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坚持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不断地扩大物质福利和社会自由;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强调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但在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上常常发生分歧。最后,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机制——知识与道德的功能问题,成为后来西方政治哲学建构解放道路的出发点。政治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在人的解放中的决定地位,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道德主义则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性的善化是人的解放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不管怎样,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包含着物质与精神、行为与思想的双重内涵,两者都必须充分地关照。非包容性的解放理念和单一的解放道路对人的解放的推动往往会适得其反,没有知识、没有内在心灵的善化、没有至善的生活方式,人就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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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