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中西方音乐审美的联系与碰撞
3、中国民族音乐中的音乐美学因素分析
4、王光祈音乐美学的文化符号探究
5、中西方文化对其音乐发展的影响
6、小提琴艺术与音乐美学的联系研究
7、文化自信视野下陕西传统音乐“声音景观”的美学探究
8、从中国“大屋顶”和西方穹顶的艺术美 看中西方美学思想差异
9、中西方美学观对舞台灯光的影响
10、“和谐”美学思想与中西方绘画特点的形成
11、合唱声音观念的演变与演唱的选择
12、思学践行 厚德善成
13、民族声乐表演教学的美学要求
14、民族音乐视角下中国钢琴作品探究
15、中西音乐文化中的审美意识
16、论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钢琴艺术教育中的传承
17、美学视域下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与先秦建筑艺术比较研究
18、音乐美学视觉下的当代音乐教育
19、自然教育观中西比较及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20、中西音乐美学基本思想在音乐文化精神关照下的比较分析
21、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
22、新世纪以来音乐美学研究述评
23、浅论“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异同
24、从文化视角看待中西方音乐的差异
25、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看中西音乐的审美观
26、现代音乐与佛教音乐的对话
27、“和律论”音乐美学与中国民族音乐再探
28、论《雨打芭蕉》“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29、“中国乐派的当代美学精神”释义
30、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之差异
31、浅析中西方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
32、试析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
33、从音乐美学角度看中小学音乐教科书的编写
34、论钢琴独奏曲《春舞》的审美表达
35、中西方传统音乐审美观之比较
36、孔子和柏拉图的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37、在《乐记》中探讨中西方音乐美学
38、中国古典音乐的独特审美追求浅析
39、在情感与智慧中书写爱的篇章
40、从音乐美学视角分析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
41、音乐表演美学理论研究的进程与启示
42、浅论音乐教育与哲学观的辩证关系
43、论音乐演奏的审美控制
44、形式主义视域下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心声观
45、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
46、王建民古筝作品的审美特征研究
47、钢琴教育中美学观的培养路径研究
48、中西方传统音乐美学比较略论
49、文明倡议时代背景下的音乐教育研究
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2、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条基本思路
3、海德格尔《尼采》中对“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阐释
4、崛起中的西方数码修辞学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和谐观比较分析
6、浅析西方哲学及其历史于现代人及社会的启示
7、以消除误解为目的推进宗教文化研究
8、论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实践转向
9、过程哲学的硬核学说及其神学旨趣
10、知性思维的美学意义探析
11、论社会发展中的教育主体观演变
12、“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程的教育价值
13、从技术的含义和本质看技术的价值负荷性
14、升格作文有技巧，看透因果明文理
15、在现实的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
16、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作用
17、论理性悖论的嬗递及其流变
18、新时期大学生哲学素质培养的思考
1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20、亲近哲学与走近马克思
21、“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22、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思潮及其影响研究
23、基于人本思想的高职学生管理对策研究
24、挑商学院也要门当户对
25、有一种乡愁是美丽的乡愁
26、试析杜威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观
27、自由的现代本体论追寻与自由教育的现实困境考问
28、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的主体间性意蕴
29、王斐南 醒着“做梦”
30、陈炎先生的学术次第与学术贡献
31、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32、现代哲学中的主体间性理论
33、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34、试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神秘性的意义
35、论迦达默尔哲学中的语言问题
36、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37、“人本管理”思想在组织活动中的运用分析
38、弗罗姆权威主义学说解读
39、学校体育校本课程管理体系的构建
40、“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底哲学”
41、“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和实践
42、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辩证批判的内在张力
43、对以人为本的“人”考量
44、全国党校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论研讨会综述
45、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理欲观研究
46、浅析杜威的自然主义艺术观
47、“泰勒公式”的导入与剖析
48、浅谈西方哲学史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49、实践范畴的语言哲学分析
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2、新时代高校德育的层次性思考
3、基于旅游职业特色的思政理论课SPOC教学设计
4、浅析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素质的培养
5、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艺术研究
6、浅谈大一的班主任工作
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
8、葛兰西与《狱中札记》
9、职业学院大学生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及对策分析
10、大学理性的萌芽:中世纪大学思想制度考察
11、“能源、环境与社会”全校性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探讨
12、在我国高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与思考
13、建设大学生生涯辅导体系 提高人才全面素质
14、大学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
15、高校女大学生恋爱行为与辅助引导对策研究
16、知识产权法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7、知识共创学习环境中大学英语交互教学模式探索
18、论艺术渗透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作用
19、大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20、突出三个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
21、“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用例选择和使用的原则
22、对法理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思考
23、中国版本图书馆月度CIP数据精选
24、学生视域下民办高校大学生朋辈互助的对策研究
25、关于大学新生心理档案建设的思考
26、大学新生期望值分布规律探究
27、“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因材施教”
28、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探究
29、网络文学教学的课程思政要素分析
30、高校贫困新生“四导”模式转型教育的构建
31、高职女护生性的价值取向现状探源及对策探析
32、志愿秤:选择城市大学还是专业?
33、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4、高职导生制管理模式的实践研究
35、学生党员带班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践探索
36、基于进阶性案例的“材料力学”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37、甘肃农业大学学生社团发展现状研究调查报告
38、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三大问题及其哲学根源
39、思想政治教学与青年人生格局的生成
40、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41、高校辅导员参与学生创业价值观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42、浅谈大学生个人发展基本能力的培养
43、针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成长引导
44、从综合素质培养角度看高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
45、大一新生环境适应问题及对策研究
46、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年级主题＋基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构建
47、有限课时条件下大学公共数学课教学改革实践初探
48、新时代医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策略研究
49、大学生，莫失终极关怀意识
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 要：在当代时尚体系中，美早已不是时尚的必要条件;时尚追求的不是进步主义上的创新，而是通过给消费者制造经验上的不熟悉，带来新奇的审美体验;当代时尚体系越来越倾向于自我指涉，单纯为了变化而变化。时尚在审美品味上表现出来的追求新奇和多变，满足了人们浪漫主义式的追求个性化的需要。以近年来球鞋时尚的转变为例，通过对从小白鞋到老爹鞋的个案研究，对时尚与美、求新、求变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当代时尚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时尚;时尚理论;新颖性;变化;老爹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最近两三年间，我们经历了球鞋（Sneaker）时尚从小白鞋到老爹鞋的变化。在时尚的潮流变化中，继小白鞋在2015、2016年大行其道之后，2017年秋冬开始，老爹鞋粉墨登场并迅速成为潮流人士的新宠（如图1）。虽然美丑的观念随着历史演进和文化不同而变化，但是在当今社会崇尚简约的美学风格、追求轻量化的大背景下，从一般大众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简约、轻巧的小白鞋符合当下大多数人关于美的理想，而设计繁复、看似笨重的老爹鞋，很自然地被归入“丑”的范畴。从小白鞋到老爹鞋，这两种前后更迭的球鞋时尚，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上的差异令人咋舌。从简洁到繁复，从轻盈到笨拙，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这种当代时尚在审美品味上表现出来的急遽反转和突变？
過去，“丑时尚”还主要局限于T台，被认为是品牌商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营销伎俩，但如今老爹鞋这一丑时尚却切切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美与时尚之间的关联。一直以来，我们对时尚求新求变的解释都有赖于凡勃伦、齐美尔等人提出的阶级区隔理论，但当代时尚作为社会地位、经济财富指示器的作用在不断减弱，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区隔理论框架，对时尚求新求变的特征作出更符合当代社会现实的诠释。
一、时尚的美与丑
当代时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着人们对美的理想的追求，这一点在整容、瘦身等身体审美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以瘦为美的当下，人们绞尽脑汁减轻体重，不仅追求苗条，更苛求骨感;在“颜”已经可以用“值”来精确度量和比较的今天，为了理想的脸型和五官，接受整容、微调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服饰和装扮这一最传统、且深受时尚变化体系影响的领域，“美”早已不是时尚的必要条件。法国哲人利波维茨基把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形容为“轻文明”时代。如果我们的审美品味也可以用“轻”来概括的话，那么，线条简洁、轮廓纤细、质感轻盈的小白鞋恰恰体现了当代普遍的审美标准，而外形粗大、拼接繁复、看似笨重的老爹鞋就离美的标准相去甚远了。
克里斯汀·迪奥在“二战”后推出的新风貌（New Look）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美的重新呼唤。在那之后，先锋派就几乎主导了时尚界的话语权，他们实验性的设计，创造出各种在社会大众眼中怪异、丑陋的时尚。川久保玲的酷似钟楼怪人的风衣、三宅一生的褶皱，这些先锋派设计师的作品在面世之时都被指责为丑陋。正如川久保玲认为她自己的设计从不属于任何一种被认同的美学范畴一样，站在古典美学关于美的立场上来看，先锋时尚有意地与和谐、对称、比例这些传统的美学标准发生背离。时至今日，我们只要对今天的时尚界随意一瞥，就可以发现，与一般大众审美标准有明显偏差的“丑时尚”比比皆是。高端时尚品牌在各大时装周T台上展示的是：类似洗澡时用的透明拖鞋、类似农民工进城时用的编织袋……曾经的“丑时尚”更多地限于T台，被认为是品牌商博取眼球的广告策略，但在球鞋时尚中，老爹鞋已经不再被归入奢侈时尚中那些先锋设计的行列，而实实在在进入人们的生活。继奢侈品牌巴黎世家推出老爹鞋并一炮而红后，一般运动品牌厂商竞相效仿。当人们花几百元钱就可以买一双耐克、阿迪达斯甚至安踏老爹鞋时，人们也不知不觉、轻而易举地亲身参与到“丑时尚”之中。
老爹鞋，英文名是Dad Shoes或者Clunky Shoes，直译过来就是“笨重的鞋子”，这种鞋始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它其实就是20世纪90年代版的运动鞋。当时，登山等户外运动盛行，运动鞋因此大受欢迎，国人对此有另一个称谓——“旅游鞋”。从现在往回看，今天时兴的这种“笨重的鞋子”和父辈们在20世纪90年代穿的运动鞋如出一辙，因此它被亲切地称之为“老爹鞋”。老爹鞋在过去和现在都受追捧，但今天作为时尚的老爹鞋和当年因为实用性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旅游鞋，外形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承载的意义完全不同，时尚人士肯定不会因为实用性而购买它。作为一种时尚之物的老爹鞋，本质上承载的是一种时尚的观念，“物品进入消费阶段之前，就必须被定为时尚，获得大家的认同——人们虽然穿的是衣服，但是他们认为（或希望）自己穿的是时尚、消费的是时尚”[1]2。
当穿运动装、休闲装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着装规则和生活方式后，球鞋时尚一直是时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球鞋设计的美学风格方面，球鞋时尚多年来都追求简约的线条、轻盈的视觉感受，与此相对应，摆脱重力的束缚、体验飞翔的感觉是各大运动品牌厂商设计和广告宣传的理念。以轻巧、简洁、优雅为特征，一双球鞋就是美的，小白鞋包括之前流行的袜套鞋，都符合这些美的标准。反观老爹鞋，圆滑的鞋头，加厚的气垫，融合田径鞋、篮球鞋、跑鞋三种特质的繁复鞋底设计，多种布块拼接成的鞋面，甚至加上蓄意的做旧，繁复、笨拙、老气，老爹鞋的特点一目了然，这些感觉都与“丑”直接相连。老爹鞋的“丑”已经不需要多加赘述，很多时尚评论对此都直言不讳、一阵见血。
理论上，从康德开始，就已经不再把时尚与美，或者追求美的努力相联。当代时尚（尤其是各大奢侈时尚品牌）更是在自身与美之间画了一条明显的界限，抛弃了所谓的优雅、精致、和谐，和当代艺术一样，转而对传统和常规进行实验性解构，创造出一般大众眼中的丑时尚。时尚作为一种体系，它时刻在寻找下一个可以被时尚化（fashionalization）、成为时尚之物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强大的商品逻辑下，一切物品都有成为时尚的可能，美或丑的美学特质与一个物品能否成为时尚无必然关联。当代时尚体系在美与丑之间可以自由地切换，丑和美两者都是可能的选项。对追逐时尚的人而言，时尚总是熟悉和陌生之间微妙的博弈，“动物 （包括人）如果有选择的自由，它将拒绝完全的陌生，那意味着恐惧。也将拒绝完全的熟悉，那意味着无聊”[2]。在老爹鞋流行之前，人们追捧的是袜套鞋、小白鞋，这都是“轻”的审美的典范。也许千篇一律的美已经让人厌倦，当美已经失去吸引力，只有丑才能实现本雅明所说的美学上的“震惊”效果。
时尚的内容光怪陆离，但时尚作为一种体系，其逻辑确有内在一致性。就时尚的潮流方向来看，尽管它会沿着某一方向演进，但“在某一点上，这种进程会突然地、毫无理由地颠覆或反转。时尚拒斥它之前的潮流，但仍然受相同的游戏逻辑、相同的反复无常的波动所驱使。在时尚领域内，最少的和最多的，最朴素的和最浮夸的，一时的流行和人们对此的反应，不论产生出多么迥异的美学效果，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利害攸关的永远是变幻莫测的境界，其间充斥着对新奇和炫耀坚定不移的激情”[3]27。
二、时尚的创新与复古
大多数时尚理论家都强调新颖性（Novelty）是时尚的基本特征。康德在割断时尚与美的关联的同时，强调了时尚的新颖性。德国社会学家科宁格把时尚追随者称为“喜新成癖者”（neophilia），在他看来，“正是渴望、贪婪任何新事物的这种好奇心，促使人们想要把任何对他来说都是新的东西占为己有。”[4]
时尚体系要求每一季都要推出新款，时尚的原则是创造不断增长的速度，尽快地将一个事物变得越来越多直至冗余，以便让新的事物有机会出现，不断用新的时尚代替那些曾经新而如今已经旧了的时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时尚与现代性相伴相生，时尚展示了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5]，不啻为过渡、短暂、偶然的最佳写照;同时，与传统不断割裂以及不断逐“新”，被认为是时尚与现代性共有的特质。沿着现代性的路径，时尚应当不断推陈出新，但有意思的是，时尚从其產生之初，就包含着向既往时尚复古循环的因素。总的来说，几个世纪以来，时尚还是被认为具有一个总体向前发展的趋势，但是今天的时尚界，千篇一律地打着复古的旗号，向既往的时尚复古循环成为时尚的准则，时尚似乎已经完全被其自我循环所吞没[6]25。
小白鞋（这里以最具代表性的阿迪达斯Stan Smith系列鞋款为例）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已经将近五十年，几乎每十年就重新流行一次;耐克每年都会推出Air Max 9X系列（老爹鞋的一种），这个系列一直都在向过去的时尚致敬。可见，小白鞋也好，老爹鞋也罢，在时尚的场域中，它们一直从未离场，它们游荡在时尚的边缘，等待着命运女神的眷顾，成为下一轮潮流的幸运儿。
时尚的逻辑要求这个体系必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运作，以缩短时尚的周期，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实现更多的时尚更替。我们可以感受到，以前的时尚周期可以是三年至五年，现在或许只能短到一季。最理想的时尚就是稍纵即逝，广泛流行之后马上退潮，让位于新的时尚。在如此高速率的运作下，没有谁有能力创造出真正全新的风格来，在以前的时尚的基础上制作出一些变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复古在所难免。对时尚体系自身要求的不断推陈出新的逻辑，先锋派设计师马丁·马吉拉就提出了质疑。在1997年，他从自己过去设计的18个系列各取一件，凑成一个新的系列，然后把化肥溶剂、真菌播撒其上，故意做旧后再展出，这事实上暗示了时尚要求完全创“新”是不可能的。在时尚与创新的问题上，有更加激进的观点认为，时尚从来都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无关。人类学家冯克斯坦认为，“时尚并不是把那些真正新的东西纳入其循环之中，因为那些天才性的创新无法被快速吸收到日常生活的文化构成中。时尚，不论是作为一种实践、一种产业还是一种社会力量，都没有为新事物的完全参与提供机会。时尚不断地被循环利用，这背后靠的是不断翻新的市场营销策略”[7]。
即使时尚与进步意义上的创新无关，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当代时尚还是非常明显地，以创造新奇为其基本特征。在文化经济、审美品味、大众消费相糅合的当代语境下，美国消费社会学家科林·坎贝尔对“新”进行了三种明确的区分：“与磨损的、用旧的或过时的等意义相对立的”新，即“新鲜或新作”，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指经过改良的、创新的或系列产品中最新的产品”;“与新奇的或不熟悉的意思有关，这里的对比纯粹是经验性的，比如陈旧的物体对于偶然见到它们的人来说仍有可能是不熟悉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新为现代消费主义提供比新鲜或革新都要大的核心动力[8]。很显然，在当代的时尚中，我们追逐故意做旧的牛仔裤，热衷没有实质改变而只关乎无聊趣味的微小变化，时尚追求的“新”完全是一种体验上的“新”。老爹鞋是父辈们的旅游鞋，但却带给当代年轻的时尚消费者新奇的视觉和穿着体验，“即使是那些怀旧式的时尚，对早已消逝的生活的怀念，对当代人来说也具有新的含义。新潮、新奇、新颖从来就是时尚变化的内在动力”[9]。当时尚已经变成了一种逃避无聊的手段，人们由于对所消费之物的不熟悉而产生的新奇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构成了时尚最根本的诱惑力。
时尚的不断创新何以成为可能？在凡勃伦、西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看来，建立阶级区隔的压力迫使时尚的创造者社会精英阶级不断废弃旧时尚，发明新时尚。在阶级区隔理论中，不同的服装风格是标识社会地位、制造阶级区隔的手段;时尚，作为某种特定的服装风格（也包括谈吐、姿势、语言等），产生于社会精英阶级中，用来把他们自身与下层阶级区隔开来;在一个允许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社会中，社会下层阶级出于对上层阶级的仰慕以及对较高社会地位的渴望，就对上层阶级的服装风格进行仿效;当下层阶级也普遍采取了原本只属于上层阶级的某种服装风格时，这种通过服装而制造出来的阶级界限就变得模糊，这种旧时尚就失去了制造阶级区隔的功能，精英阶级在这种压力下就不得不再创造新的时尚，重新把自己与下层阶级区隔开来。简而言之，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为了象征性的社会地位而竞争，他们之间“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是时尚演进的动力机制”[10]。
不少学者认为，尽管阶级区隔模型在解释当代时尚上具有巨大的缺陷，但在解释20世纪60年代前的时尚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坎贝尔提供了一种更彻底的与阶级竞争无关、对人们求新的渴望的不同理解。与“消费是渴望社会承认”这种观点不同，坎贝尔认为消费者更多地受愉悦驱动，在资本主义上升期，除了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外，同时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伦理，并且一直持续至今，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还有激情以及由渴望而生的创造性梦想[11]。沿着坎贝尔的思路，利波维茨基进一步认为，时尚的产生并非传统的阶级区隔模型和炫耀性消费可以解释，即使是在贵族式时尚兴起的年代，“时尚就已经不仅仅让个人展示其等级、阶层、国家的认同成为可能，还为个人进行自恋式个体化提供导航，成为加深对自我狂热审美迷恋的手段”[3]29。
显然，获得社会认同和体验刺激、享受愉悦，这两者并不矛盾;但在当代时尚语境中，前者的影响逐渐衰微。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在文化经济和审美品味叠合的语境下，时尚为个体制造自恋式陶醉的功能有增无减，对后现代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喜好不再从需要出发，而是更加关注时尚、‘新品’，他们迷恋短暂的热潮，渴望不断的更新……新消费者表现得好似一位‘体验收藏家’，更令他着迷的不是向社会展示，而是体验一些前所未有的愉悦”[12]。
总而言之，虽然已经很难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新风貌，但当代的时尚仍然以求新为其基本特征，只不过这种“新”已经不是改良、进步意义上的创新。当代时尚更多地是为消费社会的大众创造一种不熟悉的体验，从而带来新奇的审美诱惑。随着时尚的发展，它自身的逻辑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创新更多地被不真实的、虚无的创新所掩盖，时尚表现了它非理性的一面。
三、时尚与改变
新的时尚都必须在旧的时尚的基础上有所改动，时尚与变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时尚的起源来看，时尚现象的出现需要一个允许改变的社会环境。在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传统、因循旧制、抗拒改变的社会，时尚不可能发生。前现代社会显然是保守的，人们的着装受到律法的规制，服装是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而风格、外形上的模仿从而造成阶级界限模糊，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作为外形风格的系统变化的时尚，只存在于富于流动性、崇尚变革的现代社会中。
作为一种体系，时尚是服饰风格的流动性。很多观点认为，这种风格的流动性，和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心理学家福卢格尔在考虑是否历时变化、同时性条件下是否有地域差异的基础上，把服装明确分为“时髦的”和“固定的”两种，并认为，“时尚暗示着一个社区之内社会结构的流动性。首先，必须存在有社会地位的差别;然后，弥合这些差别是可能的和可欲的。在一个严格的分层社会中，时尚无从发生”[13]。在服饰风格的流动性与社会阶层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人类学家波尔希默斯说得更加明确：“服饰风格的流动性（时尚）是对社会结构流动性的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更进一步说，变化着的时尚面貌反映并表征了变化着的、富于流动性的社会情形;与之相对，反时尚（anti-fashion）的服装风格反映并表征了停滞的、凝固的、等级严格的社会环境。”[14]33-34很明显的是，这种看待时尚体系变化的观点对经典的阶级区隔模型有很严重的依赖。在解释贵族时尚、新兴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时尚方面，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是在社会阶层界限已经逐渐模糊的今天，人们仍然通过服饰差异让自己与众不同，但展现阶级身份和社会金字塔里的等级已经不是人们追逐、接受时尚的主要动力。时尚的形成需要一个开放的、允许变革的环境，但这只是时尚产生的必要条件;时尚之所以变动不居，除了人们对求新的渴望之外，也有时尚体系自身结构上的原因。
在时尚内容的变化方面，我们经常希望在变化和外部世界之间找到某种关联，很多观点认为时尚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一方面，时尚处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对话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时尚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时尚是特定时代的“话语”模式[15]。但是，“如果对文化的体现和时代精神真的可以为时尚中各种各样的变化提供注脚，那么，光靠它们自身，永远也不能够解释时尚的新颖性，时尚不可抹减的带有偶然性的特质，以及时尚中既不合理也非必要，但却永不停歇的型变”[3]27。在看待当代时尚变化的特征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运用反映论，而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时尚体系自身。时尚研究学者川村由仁夜在对巴黎时尚进行实证调查后提出了“时尚体系”的概念，并认为正是时尚体系给时尚中风格的不断变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1]5。
在面料商、设计师、时尚杂志编辑、买手等时尚职业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当代时尚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自律性的体系，这个体系既维持着时尚的物质生产（时装），也生产着时尚的观念。当我们考虑时尚变化的的因素时，不能不把这种体系内部的力量置于首位。当代时尚的变化，“首要的基础是建立在它之前的时尚之上，而并不是作为一种‘对社会的意见’或类似的事物而凭空出现。如果在某个季节里流行长裙子，其原因并不是由于社会变得更像清教般拘谨严肃，而仅仅是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短裙子。”[6]23-24换言之，时尚变得越来越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成为一个“自我完备的社会亚系统”[16]，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逻辑，“文化的某些层面，比如时尚，有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内部整合的文化体系，这种系统性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则。对于其自身的这种规则，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动只能对其进行颠覆或破坏而已。因此，时尚中变化的发生，不仅仅由于社会变动，更直接的是时尚体系自身这种内部性的、结构性的变动”[14]41。
当代的时尚体系是一个为了改变而改变的系统，时尚体系这种自身的逻辑使得其中一个个具体的时尚之物的意义越来越空泛而没有内涵。在解释老爹鞋的流行时，有评论认为这承载了女性政治解放的意涵，因为这种丑鞋与穿着高跟鞋的优雅女性形象截然相反。但正如裙子的长短一样，为什么笨拙的老爹鞋会突然流行，从时尚体系自身来看，也许仅仅是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球鞋时尚界几乎以轻便的小白鞋或者袜套鞋为主。波尔希默斯对时尚和反时尚所做的符号学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老爹鞋作为一种时尚出现时，它已经与性别政治并没有多大关联。波尔希默斯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了时尚生产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反时尚物品被时尚化，从而讽刺性地被改造为一种新的时尚，比如我们熟悉的朋克、嘻哈服饰，起初都是作为一种亚文化装束出现，与主流时尚争锋相对，但最后都被收编入时尚体系当中。波尔希默斯认为，时尚类似符号学中的符号（sign），是任意性的、本身没有意义的;反时尚类似象征（symbol），这些反时尚本身，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有其天然的、明确的内涵。当反时尚被时尚化的时候，这些本身有内涵的反时尚风格，就从象征变成了任意性的语言学符号，“在时尚的语境中，反时尚的圖像失去了它们的象征意义，而变成了——像口语中的音素一样——任意性的、我们称之为时尚这一意义体系的构成模块……嬉皮士、地狱天使帮、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装束，当它们被时尚人士穿着，就不再是民族服装或者真正的街头风格了。这些风格外形上还是与之前保持一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它的意义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了。”[14]58更进一步地，作为任意性的能指符号，单一的时尚图像根本无法为我们传达出有效信息，“穿妓女装的艺术学院的学生，通过这种装束，肯定不是在传达，‘我可以提供性服务’，她仅仅是在说‘我很时髦’罢了”[14]51。因此，对于老爹鞋的风潮，我们也不需要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进行过多解读，人们穿着老爹鞋，除了自身收获一份新奇的体验，如果也同时想表达什么，那也不过是向身边的人表示“我很时尚”，表达他们希望展示不断变动的审美品味以及跟上时代的愿望。
今天，作为一种体系的时尚，不仅在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频繁。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时尚体系机器一旦启动，它就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运转。变化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只能往更高的速率前进。身处时尚世界的我们都在抱怨时尚变动得太快，但时尚体系本身并不会因为人们的意志而放缓变化的脚步。这就是西美尔所说的“文化的悲剧”，客体精神压倒主体精神，文化由人所造，却发展出了自身的逻辑。
过去，服饰、身体装饰是时尚活动的主要舞台，如今的时尚已经全面入侵其它消费领域，甚至一种与时尚特点相似的、拥有加速的变化、糅合了审美品味的“超时尚经济”（hypermode）正在崛起。在当代语境中，时尚与美已经没有必然的关联，时尚的诱惑力来自新颖和变化。当代时尚求新求变的特征，需要我们摆脱阶级区隔框架进行重新诠释：当代时尚体系越来越自我指涉，内容越来越空泛，单纯为了改变而改变;时尚不再追求一种进步主义意义上的“创新”，而是给消费者制造新奇的审美诱惑;越来越频繁、剧烈的时尚变化，带给人们愉悦，满足了人们浪漫主义的、自恋式的追求个性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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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幸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审美人类学，时尚理论。
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旅居美国的伊朗裔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教授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伊斯兰哲学家之一。他是“永恒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西方最知名的苏非研究者。正是从“永恒哲学”这一角度出发，他批驳了把伊斯兰哲学定义为在伊本·鲁世德之后已经式微的一种中世纪哲学形态的观点，而独辟蹊径地倡导在伊斯兰传统内部梳理伊斯兰哲学史。提出了以“神授智慧”为核心概念的具有时空延续性的伊斯兰哲学史框架，是当代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路和流派。
关键词：伊斯兰；哲学史；纳斯尔；神授智慧；永恒哲学
纳斯尔教授在哲学观上秉承“传统主义学派”(traditionalist school)的观点，该学派又以“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恒主义”(Perennial－ism)著称。该学派特别重视前现代、非西方的智慧传统，认为各大宗教传统都可上溯到同一个本原，即“永恒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现代西方则恰恰中断了其与这一神圣源头的联系。纳斯尔认为，永恒智慧存在于各大传统之中，通过我们直观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圣子或者其他传达者——启示或者显现给人类，这一永恒智慧，在西方传统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传统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兰传统中则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alidah(永恒智慧)。
因此，纳斯尔所代表的传统主义学派强调知识的神圣性，认为“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不是时空范畴内的“先后”关系，而是同超验、永恒、神圣之域的“圣俗”关系。这样，传统学派已经进入了社会批评的领域，对现代性的“进步”、“进化”等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作为与西方思想关系密切而又迥然相异的思想体系的伊斯兰思想传统，就提供了纳斯尔教授实践其上述思路的最佳资源。在“神授智慧”这一核心概念的引领下，纳斯尔教授找到了贯穿伊斯兰哲学史的“纲”，重构了伊斯兰哲学史的框架和体系，并最终在他与奥立弗·利曼主编的《伊斯兰哲学史》(1996年)中表达出来。
一、纳斯尔评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模式
纳斯尔教授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这个研究传统先天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视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观点上的缺陷；但由于“先入为主”，这一研究传统却在19世纪以来有着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19世纪中期，哲学史研究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兴起。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科学地”研究伊斯兰哲学，但他们却受制于自身学术传统的局限，集中表现在“Orientalism”这一概念上，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此时译为“东方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此时译为“东方主义”)。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名著《东方学》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后来，英国穆斯林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东方主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过这种关注“是通过对一个虚构的被称为东方的对象的想象来体现的”。此后，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又通过欧洲的全球扩张被输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使得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
当然，作为学科的“东方学”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是有贡献的，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东方主义”却是非常狭隘的。纳斯尔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就源自欧洲的东方学。“近7个世纪的时间，在诸如巴黎、鲁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亚这样的地方，此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被作为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讲授。”这种观点认为：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是一种中世纪的哲学形态；主要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译、注释以及向欧洲输回亚里士多德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独创性很少；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是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巅峰和结束。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在西方流传，而且也影响了近代以来到欧洲求学的穆斯林学者，“虽然身为穆斯林，这些学者却是从西方资源学习他们的伊斯兰哲学，并仍旧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寻求自己的学术认同”。
纳斯尔教授认为，上述此类观点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兰哲学等同于阿拉伯哲学，缩小了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内涵和地理范围。首先，从语言说，虽然多数伊斯兰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自伊本·西拿时代就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从民族背景说，虽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学家如铿迪和伊本·鲁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哲学家、突厥及印度背景的哲学家；在大多数时候，波斯才是伊斯兰哲学的主要阵地。
第二，把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作为伊斯兰哲学的顶点，忽视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和其独特的发展脉络。纳斯尔教授认为，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一起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遗产，但其继承和阐发的方式却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以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来解读伊斯兰哲学史，无疑会忽视伊斯兰哲学重视精神性价值和心灵净化的独特取向。
正是从对东方主义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反思入手，纳斯尔教授开始提出并构建了立足在伊斯兰传统内部视角的哲学史框架。
二、纳斯尔论伊斯兰传统的“哲学”概念
在伊斯兰传统中，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指称“哲学”呢?纳斯尔教授在《伊斯兰哲学史》的第一章中就谈到了伊斯兰传统中“哲学”的概念问题。在阿拉伯语中有一个来自古希腊的词“费勒色非”(Fal-safah)，但伊斯兰哲学家和思想家更喜欢另一个直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阿拉伯语词“希克麦”(Hikmah)。不同学派的穆斯林学者们都引证一段圣训：“追求智慧(希克麦)是你们的责任，善行存在于智慧之中。”这段圣训把寻求智慧(希克麦)作为穆斯林的一项义务，就与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的传统巧妙地对接起来，使得哲学研究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获得了合法性。
在伊斯兰传统当中，“希克麦”不是靠人类的“理性”就能获致的，它是来自真主恩赐的一种“神授智慧”或“永恒智慧”。与“希克麦”一词同根的“哈基姆”(al-Hakim，智慧者)，既是真主的尊名之一(用以形容真主的一种属性)，也是《古兰经》的名称之一。《古兰经》第31章“鲁格曼章”表达了对智慧(希克麦)和智慧者(哈基姆)的赞美；《古兰经》中还有不少把“经典”(kitab)和“智慧”(hikmah)并提
的经文，如：“他要教他经典和智慧”(3:48)；“我已赏赐你们书法和智慧”(3:81)。伊斯兰哲学家们认为，这表明真主通过“启示”(瓦哈伊)所揭示的东西，真主同样也使其成为可通过“智慧”(希克麦)获得的东西；因此，哲学就是寻求真主隐藏在世界万物中的礼物——神授智慧“希克麦”，以完善自己的“灵魂”(al-Nafs)，向真主(亦即真理)接近。哲学(hikmah或Falsafah)也就成为“启示”的补充、证明或延续，是先知时代结束以后的学术继承者；哲学成果从终极上来说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真主恩赐的智慧“希克麦”才能获致的。
在这种意义上，纳斯尔认为，阿拉伯语的“希克麦”一词翻译成英文的Theosophy(神智学)更合适。纳斯尔认为，该词的最初含义是“关于神圣奥秘的知识”，该词意味着既非狭义的哲学(philosophy)又非神学(theology)的一种智慧形式。古代的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神智学色彩，注重知识的神圣性，以及人与终极真理的直接、神秘的沟通。这些思想资源包括起源于古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赫尔墨思主义、古印度的《吠陀》传统、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神祆教)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今天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建立在崇尚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上的，其先天缺陷就是对前亚里士多德的神智学传统所具有的知识的神圣性的丢失。相反，伊斯兰哲学却正是建立在这一古老的神智学传统之上，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道路，保存了与“理性主义”相互参照的另外一种“永恒主义”的智慧资源。
显然，只有了解了伊斯兰哲学家关于哲学源头、哲学与启示的关系、伊斯兰哲学的独特性的理论，才能够正确认识伊斯兰传统中对哲学的认识和定位。纳斯尔教授指出，这个重视精神纯洁、灵魂完善的哲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只要有伊斯兰教存在的地方，这一哲学传统都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留存至今：“此种致力于揭示关于事物性质的真理并把精神知识与个人生存的纯净与完善相结合的哲学概念，在任何有伊斯兰哲学传统流传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在事实上以持续至今的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最杰出代表们的存在而具体表达出来。”
三、纳斯尔论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时间延续性
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系统论证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从而颠覆了东方主义的伊斯兰哲学观。而贯通伊斯兰哲学史的线索，就是前述的“希克麦”(神授智慧)这一关键概念。对此，纳斯尔教授有以下几点重要的论述。
(一)《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哲学的源头
纳斯尔教授把伊斯兰哲学与伊斯兰教本身联系起来：“伊斯兰哲学是伊斯兰的，不仅由于事实上它是在伊斯兰世界由穆斯林培育起来的，而且因为它以伊斯兰的启示为源泉获得其原则、灵感和很多它所关注的问题”，伊斯兰哲学因此“可被恰当地称为‘先知性哲学’(prophetic philosophy)”。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所有的伊斯兰哲学家都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主导的伊斯兰教世界里进行其哲学思考的。即使是被认为倾向于理性主义的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当遇到难题时，伊本·西拿会去清真寺礼拜；而伊本·鲁世德则曾是科尔多瓦的宗教法官，这意味着他自身就是伊斯兰教法权威的体现”。
其次，《古兰经》倡导的“智慧”(Hikmah)和“真理”(Haqiqah)，被哲学家对应于哲学活动。真主的尊名之一就是“罕格”(al-Haqq)或“真”，而“真理”(al-haqiqah)则是《古兰经》的内在本质；伊斯兰哲学家的目的就是寻求真理、理解真主的启示并接近真主；在后一个意义上，Al-haqiqah就成了苏非术语中的“真乘”(音译为“哈给盖提”)。
第三，伊斯兰哲学家对《古兰经》的某些章节作了哲学注释，构成了伊斯兰哲学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哲学家的注解是《古兰经》注释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与法学的、文字学的、教义学的以及苏非的注解并列。其中最著名的如被称为“光明节”(ayat al-nur，《古兰经》24章35节)的经文，哲学家伊本·西拿、穆拉·萨德拉等都曾专门就此节经文写过注释。
第四，《古兰经》的某些主题主宰着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如“认一论”、世界有始还是无始、真主对世界的知识、宇宙论和末世论等，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伊斯兰哲学家关注的主题，乃是因为其与伊斯兰教义有直接的关系。
(二)阿拉伯逍遥学派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尝试阶段
阿拉伯逍遥学派(Peripatetieism，阿拉伯语mashsha)泛指那些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哲学家，是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主要资源的、古希腊各不同流派哲学的混合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延续。但西方学者一般把其看作是古希腊哲学的不成功的移植，他们认为，以安萨里对哲学的批判和伊本·鲁世德遭流放为标志，哲学在伊斯兰世界衰落以至绝迹，只是在使古希腊哲学重新输回欧洲方面做了一个中介而已。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则倾向于强调伊斯兰哲学史上“世俗哲学”与“宗教哲学”(或经院哲学)的对立，这其实都是对阿拉伯逍遥学派的曲解。
纳斯尔认为，阿拉伯逍遥学派的哲学家都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义占主导的世界里，“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在成年时代每天朝向麦加做礼拜。其中最著名的，如伊本·西拿(阿维森那)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有意识地坚持他们与伊斯兰教的积极从属关系，强烈地反击任何有悖其信仰的攻击”。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兰经》的“认主独一”信条与从希腊引进的“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逍遥学派哲学家都致力于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保持“认一论”的优先地位。他们因此而对古希腊哲学做出了修正，最明显的是对作为哲学基本概念的“存在”(being)的探讨。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理论，伊斯兰哲学家区分了作为“必然存在(wajib al-wujud)”的真主与作为“可能存在(mumkinal-wujad)”的宇宙，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方式。类似的讨论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哲学家的穆斯林身份和立场。
但这些穆斯林哲学家把希腊哲学遗产整合进伊斯兰传统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因此我们称之为“尝试阶段”。后来，逊尼派教义学大师安萨里在三个问题上指责逍遥学派大师伊本·西拿为“库夫尔”(kufr，叛教)，即：承认世界的无始、否认真主拥有对特殊的知识以及质疑肉体复活。几个世纪以后，波斯哲学大师穆拉·萨德拉指出，伊本·西拿和安萨里处理此问题时均有不足之处。伊斯兰教义学与逍遥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哲学伊斯兰化不彻底或还未完成时期的一种表现。此后，古希腊哲学的因素并没有因为阿拉伯逍遥学派的消亡而彻底
消失，而是继续以多种形式留存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包括伊斯兰教义学和后来的光照哲学、穆拉·萨德拉哲学之中，并延续至今。
(三)光照哲学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关键环节
纳斯尔认为，延续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关键一环是12世纪波斯神秘主义哲学家苏赫拉瓦迪(Suhrawardi，1153－1191)所创建的“光照哲学”(Hikmat al-ishraq)。纳斯尔指出，经过安萨里的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种完全理性主义的体系而被拒绝了，而苏氏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逍遥学派的位置，尤其是在波斯。
苏赫拉瓦迪的4本著作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主体，这4部曲是：《宣告》(Talwihat)、《反驳》(Muqawamat)、《对话》(Mutarahat)和《光照哲学》(Hikmat al-ishraq)。其中前3部继承逍遥学派的遗产，阐释并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最后一部则是他的代表作。纳斯尔指出，苏氏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苏非行知，尤其是哈拉智和安萨里的作品；二是阿拉伯逍遥学派，尤其是伊本·西拿的哲学；三是前伊斯兰的资源，主要有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说、古埃及赫尔墨思主义以及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他特别强调苏氏对古代“神智学”遗产的继承并把其整合进伊斯兰传统当中，“在苏氏看来，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哲学在希腊的开始倒不如说是结束，因为他终结了此智慧传统，使其仅限于其理性的方面”。苏氏认为作为哲学的“神授智慧”(Hikmat)是真主通过先知易德里斯(即赫尔墨思)启示给人类的，“然后这一智慧分成两支：一支传到波斯，另一支传到埃及，从埃及又传到希腊；最后，经过这两种来源——即波斯和希腊——进入了伊斯兰文明”，而苏氏自己就是这两大古代智慧传统的交汇点。对纳斯尔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光照哲学正是凭借其在伊斯兰信仰下对这两大古代智慧传统的综合而获得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形态，伊斯兰哲学获得了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样式。
(四)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延续
纳斯尔认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对于哲学的回应是有些不同的。在逊尼派世界里，在逍遥学派消亡之后，哲学也几近消失，只有逻辑学继续在经学院里讲授；而且，神秘主义学说粉墨登场并进入了学校课程。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情形则十分不同，苏氏学派的神智学(theosophy)一方面逐渐与伊本·西拿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与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在什叶派教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上什叶派教义成为哲学与纯粹的灵知之间的结合点。正因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并没有随着阿维罗伊而结束，而是在他之后才真正开始：苏赫拉瓦迪的学说开始在东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可惜的是，苏氏的作品从来没有像逍遥学派那样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这使得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知名度不高，这当中有语言、地域、研究旨趣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光照学派在逍遥学派之后延续了伊斯兰哲学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16世纪，波斯又出现了一位把伊斯兰哲学传统发扬光大的著名哲学家：穆拉·萨德拉(MullaSadra，1572－1640)。他提出了“超验哲学”(al-hikmat al-muta aliyah)的概念，是对此前的伊斯兰哲学流派的继承、综合与发展。他采用的是逍遥学派的模型、光照学派的灵魂，而教义学问题又以哲学形式出现在他的哲学之中。他既不像逍遥学派之过分依赖理性，不注重启示和领悟；也不像光照学派之只接受领悟和直觉观照。他认为哲学家首先达到的是理性，然后应该利用直觉观照(Shuhud)和众先知带来的“启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穆拉·萨德拉学派在波斯延续至今，影响到印巴地区，并通过现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阿富汗尼而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纳斯尔教授本人也是这一哲学流派的一个当代传人。
四、纳斯尔论伊斯兰哲学传统的空间延展性
纳斯尔教授把伊斯兰哲学放置在世界性的知识背景中考虑，提出了一个“一体多样”的伊斯兰哲学史框架。
(一)伊斯兰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一大智慧传统
如果说“哲学”(philosophy)是诞生在古希腊的一种独特的智慧形式，则很显然这一智慧形式是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传播的。西方哲学通过中世纪穆斯林的译文、注释和研究而继承和延续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伊斯兰哲学通过阿拉伯逍遥学派的尝试，到光照学派的综合，诞生了伊斯兰哲学独特的“神智学”传统，则是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的。
纳斯尔教授指出，正是由于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取向，导致了这“两大姐妹文明在14世纪以后的分道扬镳”，“在东方，通过安萨里及其他人如法赫鲁丁·拉齐(Fakhr al-Din al-Razi)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力被缩减了，为苏赫拉瓦迪的光照学说的传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来临对于早期的建立在光照说基础上的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破坏来说作用不小，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后果，它带来了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世俗化形式，这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颠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自身的堡垒”。
按照季羡林教授的观点，世界范围内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文明只有四个：中国、印度、阿拉伯一伊斯兰以及从希腊至今的欧洲文明。其中，显然中国与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曾有密切的互动(如佛教)，而伊斯兰虽然也被划为“东方文明”，但却与欧洲文明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除了被基督教欧洲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以外，纳斯尔教授的观点也许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即：伊斯兰与西方哲学所代表的不同的智慧取向，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其实，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当中，部分西方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和思想。
(二)伊斯兰哲学的多样化表现形式
在历史和现实中，伊斯兰哲学的实体只有一个，但却包含着几个不同的学术传统，纳斯尔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伊斯兰哲学的历史性“化身”(embodi－ments)，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存续于波斯以及毗邻的从伊拉克一直到印度的区域内的伊斯兰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最能代表伊斯兰哲学的特点和延续性。在伊斯法罕、德黑兰、库姆等伊朗学术中心，文本的和口述的传统仍在存续，纳斯尔本人也正是受益于这一学术传统的浇灌，才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
其次，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部分也存在一个伊斯兰哲学传统。虽然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但伊斯兰哲学传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其生命历程却短于波斯：“13世纪以后，该哲学传统
在伊拉克以西地区被教义学(kalam)和苏非灵知学(al-marifah或al-irfan)摧毁。……直到19世纪，哲玛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才在埃及复兴了伊斯兰哲学，移居开罗前，他曾经是波斯的穆拉·萨德拉学派的学生。”
第三，还有一种被西方视为自身学术传统的一部分的伊斯兰哲学，通常称为阿拉伯哲学。“此种观点认为，当伊斯兰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减少并逐渐消失时，伊斯兰哲学也到伊本·鲁世德而戛然而之了。”在任何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里，一般都有专门的章节来提及中世纪阿拉伯哲学，这当然是一种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阿拉伯哲学史。
第四，与伊斯兰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中世纪犹太哲学，或“对伊斯兰哲学的犹太式理解”。犹太哲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希腊化时期、中世纪、现代。而中世纪时期从10世纪开始的300年间，在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犹太人使用阿拉伯语写作并受到伊斯兰哲学的强烈影响。之后西方犹太哲学才与伊斯兰思想样式分道扬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量犹太学者又对欧洲和美国现代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兴起有所贡献。
第五，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哲学和文明的研究传统。东方学家对文本与历史资料的整理贡献良多，“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主要是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角度最多能把伊斯兰哲学放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看待，但很难达到哲学的研究”；但这一学术传统对当代西方伊斯兰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在观点上，也在学术机构上，“西方伊斯兰哲学研究仍旧大量地被归并于东方学、中东或伊斯兰研究部门，极少被放在哲学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东方学家研究和呈现伊斯兰哲学的方式。”
第六，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几代穆斯林学者自己对伊斯兰哲学的理解。“这些著作看起来是从伊斯兰的观点来研究伊斯兰哲学，但实际上只是反映西方学者的著作然后试着去调和之以适应自己的处境而已”。
但是，以上这些伊斯兰哲学传统并没有被整合起来看待，它们只是支离破碎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角度。纳斯尔教授所提供的新的伊斯兰哲学史编写框架，就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声音纳入一个体系，使其各就其位，从而展现出一种汇融东西的多元一体模式。他与奥立弗·利曼共同主编的长达1200页的《伊斯兰哲学史》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结语
通过对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介绍，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对认识伊斯兰传统本身的价值。
纳斯尔教授以兼收并蓄的宽容姿态，合理地论述了伊斯兰传统本身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是在伊斯兰信仰原则“认主独一”的统摄下，容忍、吸纳、改造前伊斯兰的人类智慧资源，既表现为伊斯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学派，也表现为伊斯兰传统在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中的变体。这也是有人把纳斯尔看作是伊斯兰教内“宗教多元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原因。
另一方面，尤其是近代以来，作为对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反动，简单化、教条化、反智(anti－in－tellectural)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席卷穆斯林世界，好像要为塑造这个时代东方主义式的“愚昧”、“暴力”的穆斯林形象作一个恰当的注脚。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则为我们展现伊斯兰传统深邃、广博而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对于陷入东方学、后殖民语境下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二，对反思西方传统的价值。
如前所述，纳斯尔教授提出伊斯兰哲学传统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可资参照的一大智慧传统。由于学术取向的不同，两大传统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取舍就不大一样。事实证明，中世纪天主教开始以托马斯主义的形式接纳了理性主义传统，但这导致了经院哲学自身的被颠覆；而进入“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基本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这导致了“现代性”问题以及工具理性的泛滥。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大行其道的“文明对话”理念也正是对人类多元化智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与西方哲学传统最为密切的伊斯兰哲学传统，也具有更为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经历了“现代”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一枝独秀和对“西方”眼里的“东方”的压制之后，伊斯兰哲学传统有被重新审视和提升的充分理由。
责任编辑：李有智
哲学与美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生命教育在我国已经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理念的一次飞跃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客观地说，现行的生命教育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缺乏生命理念的引导。然而，生命理念的确立并不是生命教育所能解决的问题，它必须依靠生命哲学才能树立。因此，要开展好生命教育，有必要借助生命哲学的指导帮助我们确立合理的、正确的生命观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生命哲学确立的生命观念也必须借助生命教育才能深入人心。因此，生命哲学和生命教育相辅相成，密切相关。
一、生命哲学：建构人的“镜像自我”
生命教育开展的前提是确立人的生命观念。这种生命观的表达体现在人的概念上。但是，人的概念，根据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说法，是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因此，难以静态地陈述，只能表达人对自身结构的理解。这种理解会形成“自我形象”，人借助这种“自我形象”来塑造自己，尤如人们对着镜子梳妆打扮。因此，本文借助“镜像理论”来说明人对自身的理解和模塑。
1、镜像自我的含义
“镜像理论”是由法国思想家拉康提出来的。他认为，儿童在六个月左右，心理状态进入“镜像阶段”。他指出，镜像阶段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动物看到镜子中的自我，或无法辨认。或无动于衷。但儿童不仅能够辨认，而且还会产生与镜像同化的愿望。不过，拉康还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人借助镜子认识和塑造自我。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则不仅明确提出了“镜像自我”的概念，而且把“镜子”扩展为他人与社会。库利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在个人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从别人对自己的认识、态度和行为中获得对自己的了解。由于“镜像”理论能够形象、准确地说明人对自身生命的理解，本文借鉴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和库列的“镜像自我”理论来阐述人的生命观。不过，我这里提到的“镜像自我”扩大了“镜子”的范围，我认为“镜子”可以是当下的“他人”，也可以是历史的“他人”。事实上，人对自身的理解往往来自文化传统，当下“他人”的评价，其根据也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
2、生命哲学与“镜像自我”的获得
所谓生命哲学，就是对生命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生命问题的学说。生命哲学之所以能够建构人的“镜像自我”，正是因为生命哲学把人放置于宇宙背景、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以及人的身心关系中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从而寻找出人的生命的本质。生命哲学首先使人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构建人的“镜像自我”奠定宇宙论背景；其次，生命哲学明确了人的社会关系，为人类探寻自己的本质指明了方向；同时，生命哲学还对人的身心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情感、精神、意义等问题提供了前提。
总之，生命哲学从人类的宏观大背景和复杂的关系体系中勾画自己的形象，在人类思维的最高层面上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只有生命哲学，才能从宏观上、整体上对人的生命作出说明，使人获得对自身的认识、构建“镜像自我”；也只有生命哲学，人才能有效地建构“镜像自我”。
3、我们需要怎样的“镜像自我”
实际上，人的生命观念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生命理念。那么，当今，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生命理念呢?让我们来看看学人对生命的探索，如何从生命构成和生命活动两方面为我们揭示生命的本质。
在生命结构问题上，高清海先生在上世纪就提出了“人有双重生命而非单一生命”的观点。他认为，“人除了与动物相同的生命以外，还有着与动物不同的生命。我们应当从两重性的观点去理解人的‘本性’，也必须以同样的观点去理解人的‘生命’，即把人看作有双重生命的存在：他既有被给予的自然生命，又有着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我们可以称前者为‘种生命’，称后者为‘类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分别，可以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自在生命与价值生命、本能生命与智慧生命等的区别中去理解，因为它们大体上是相当或相互对应的”。高先生是我国较早阐述生命存在多层面内涵的学者。
当前，我国学者一般把生命划分为三个层面：血缘性生理生命、人际性社会生命和超越性精神生命。所谓血缘性生理生命，顾名思义，即指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肉身。但是，人如果仅有肉身还不能称之为人的生命。之所以称其为人的生命，关键就在人生活于社会之中，与社会其他人和组织结成复杂的关系，其生命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这就是人际性社会生命。但人的生命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人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还必然具有精神性超越生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生命存在三个层面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事实上，只要是人，就不会只有纯粹的生理性生命，也不会只有纯粹的社会性生命或精神性生命，人的真实生命都是三个层面的统一。
不过，人的生命不是静态的，要合理地理解生命的本质，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出发。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实体性的定义。”人的定义的功能性特征。要求我们在认识人的本质时，必须立足于人的活动。
在生命活动问题上，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的归纳很具代表性，他构想出“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模型。依照生命存在的诸般意义高低层序与自下往上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人的生命应该具有下列十大层面：身体活动层面、心理活动层面、政治社会层面、历史文化层面、知性探求层面、美感经验层面、人伦道德层面、实存主体层面、生死解脱层面以及终极存在层面。生命的层面，决定了生命哲学探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上述对生命结构和生命活动的揭示来看，人是一个整全的概念。从生命结构上来说，人是生理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从生命活动来看，人的生命是由多种活动建构起来的。人的各种活动建构起人性的各个扇面，丰富人的内涵。人的三重生命和由活动所获得的各种属性，就是人的“镜像自我”。这种“镜像自我”体现了我们对生命的全面理解，是我们当前应该建构的“镜像自我”。只有这种体现了当代先进生命理念的“镜像自我”，才能成为我们进行生命教育的出发点。
二、生命教育：实现人的“镜像自我”
所谓生命教育，就是以一定的生命哲学为基础，以生命哲学所确立的生命观念为目标而进行的教育。如果说，生命哲学是确立人的“镜像自我”，那么，生命教育就是实现人的“镜像自我”。因此，生命哲学不仅从根本上树立了人们的生命观，为生命教育确立了目标，同时它也规定了生命教育的基本特征。
1、生命教育必须是整全教育
人的“镜像自我”是由多个维度构成的，
不同的维度构成了人生的基本问题。根据上述关于生命结构和生命活动的认识，我们可以概括出生命存在面临着生存根据论、身心观、生命境界观、修养工夫观、欲望观、生死观等基本问题。生存根据论确立人的生存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人的生命境界提供本体论依据，并由此建立人的意义世界。它体现了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终极意义和终极存在所采取的立场，是人的生命的首要问题。身心观则表达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包括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结构及其关系等问题的考察，是形成人的自我观的基础。人的生命首先是生理性存在，而生理性存在必然产生相应的生理欲求，因此欲望是任何一种生命哲学所必须思考的对象。欲望观不仅体现了一定的身心观，也制约着人们的生命修养观。而所谓的生命修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制欲的过程，这在理学中表现得很显著。生命境界观体现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是生存根据论在生命实践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生死观是生命哲学的最终归旨，是一切理论的终结点。生命哲学的这些基本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构成一个关于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有机整体。当然，这种“有机整体性”可能在形式上就具备，也可能只有在实质上具备。
生命问题的联系性和整体性，要求生命教育也必须是整体性的教育。宽泛地说，人的所有学说都或远或近、或隐或显地和生命有关。但是，它们是以人类的某一特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不涉及人类的整体。正如“割下来的手不是手”一样，失去了生命整体性的观照，这些学科就难以理解。也只有在生命哲学的观照下，才能从人的整体性中彰显这些学科对人的生命的意义。生命哲学之为生命哲学，是因为它直接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对象，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宏观性和系统性的把握。也只有这种以生命问题为直接理论对象，以对生命问题的根本解决为目标，对生命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说才能称之为生命哲学。概括地说，生命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性地探究生命问题；二是它直接关切生命问题，不经过中间介质。
因此，针对人的某一属性、某一层面的教育虽然和生命有关，但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更不能代替生命教育。比如。德育是针对人的道德属性进行的教育，心理教育是针对人的心理品质进行的教育，都只是针对人的一种属性的教育，因而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只有从人的生命整体来观照的生命问题的教育才是生命教育。当然。德育、心理教育在人的整体生命的观照下可以也应该成为生命教育的内容。
由于生命教育具有整体性，生命教育可以分等级，但不可分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基本的成人教育是不分科的，如《三字经》就具备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它能实现“使人成为一个人”这样一个基本的教育功能。即使是像千家诗、唐诗、宋词等这样进一步提升人格的教育，也始终是在提升生命境界这一主题观照下进行的，绝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教育。
2、生命教育必须是文化传统教育
如前所述，人的生命是由生理生命、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三重生命构成的。其中，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是文化的产物，都来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因此可以说，文化传统就是人的生命(人际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构成部分，进行生命教育必然要进行文化传统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人的生理性生命，忽视了人的人际和精神生命。比如，在解释人的由来的时候，总是把人的来源归结为猿猴，这只能说明我们生理生命的来源。事实上，人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是文化的产物。不可能从动物性中获得。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精神生命的创造更离不开文化传统，因为我们的精神生命就是文化传统所赋予的。离开了文化传统，就没有所谓的精神生命。
当前，我们虽然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都是从其功用性的角度出发的，如发现传统的德治观念、生态观念、义利观等具有借鉴意义，从而加以挖掘和利用。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远远不够。一方面，这些观念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生命观念的体现和展开，只有挖掘其深层的生命观，才能真正发掘出其应有的价值。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命的构成部分，离开了文化传统，我们的生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继承文化传统不仅是因为它有我们可以汲取的智慧，更是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生命。也因为如此，生命教育必须进行文化传统教育。
3、生命教育必须是人文教育
近现代以来，我们深受科学主义的浸润，但在生命教育中却又走向一个极端的倾向：在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上，采用了生物学的标准，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堆蛋白质；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往往以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衡量人生命价值的高低；在对死亡问题的理解上，认为人死如灯灭。这种极端科学主义的生命教育，导致人文精神的极度失落。而人文精神的失落，导致了人们价值世界的丧失、对精神追求的淡漠、以及意义虚无感的产生，并最终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和生命尊严感的丧失。
事实上，人的生命问题远非科学主义的观念所能囊括，人的本质也远非科学主义的思想所能说明。人之异于禽兽者，主要在人文方面；人的生命构成有人际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等人文生命的重要内容。所以，生命教育必须是人文教育。当然，我们不反对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生命教育，而是强调不能仅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生命教育。
三、简短的结论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前的生命教育必须加强生命哲学的引导，因为只有生命哲学才能有效地构建人的“镜像自我”，确立人的合理的生命观。当前人类应有的生命观是：人的生命是血缘性生理生命、人际性社会生命、超越性精神生命的统一，缺失任何一个方面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同时，人的生命是在活动中建构的，只有从人的活动出发，人的生命才能得以理解。其二，生命哲学对人的塑造和引导功能又必须借助生命教育得以实现，生命教育必须体现生命哲学对生命的规定。从我们理解的生命出发，我们认为，生命教育必须是整全教育、文化传统教育和人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