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投资规模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1 农业规模经营理论分析
1.1 适度规模经营与规模经济
在农业生产一般经营中, 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提升, 农业生产成本也会随之下降、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但同时也能发现, 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样也会出现高额管理费用、价格制定不合理、供给大于需求等问题。因此, 规模经营并不只是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而更是应该在实际经营中找寻“最优节点”, 即为“适度规模经营”。
图1主要通过一定量长期成本曲线反映了适度规模经营与规模经济在规模区间上的关系。其中, LAC为长期成本曲线;Q为生产规模;P为农产品价格线 (在此假定为一定量值) ;C为生产成本。在本图中, E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的生产成本最低点, 与之对应的Q点左边与右边分别是规模经济区间与规模不经济区间, 当经营规模处于Q0时, 农产品生产成本远高于假定产品价格P, 此时生产经营单位处于亏损状态, 但存在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条件, 若经营规模扩大则必然使得农产品成本得到下降。而当经营规模由Q0扩大至Q1时,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则从原来的亏本转变向保本, 即在这一阶段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等于产品价格, 这种保本经营规模也是实际生产中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起点。随着经营规模继续扩大, 单位农产品成本逐渐低于产品价格, 也就是说收益不断在增大, 而当经营规模到达Q时, 单位农产品成本也达到最低水平, 规模经济效益达到峰值, 因此Q点即为最佳经营规模。在达到最佳经营规模的基础上经营规模继续扩展, 则进入规模不经济区间, 由于此时单位农产品成本仍然低于产品价格, 所以仍会有收益, 直到经营规模达到Q2点则农业生产收益达到最大值, 如若经营规模继续扩大则会出现亏损状态。
由此可看出, 在生产实践中因多种影响元素混杂, 所以无法真正达到最佳经营规模, 因此最佳规模点仅仅是理论上抽离出来的结果。而规模效益的实现只需在两个临界规模点之间即可。
1.2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对最佳经营规模的逼近, 核心思想是通过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 确定生产投入和成本间的最优或次优关系, 从而使平均成本最小, 达到最佳或次佳效益[1]:
参考钱贵霞的计量模型, 采用C-D函数分析:
其中:TR为农产品总收益;P为农产品价格;Q为农产品数量;C为农产品生产成本。
其中:A为其他影响因素;L为劳动力投入量, α为劳动力产出弹性;K为资本投入量, β为资本投入量产出弹性;H为土地投入量, γ为土地产出弹性。
其中:ω为劳动力工资;τ为资本价格;η为土地地租。
将 (2) (3) 代入 (1) 中, 得:
根据总收益最大化, 得:
通过计算, 可得出均衡解:
即为:
由式 (6) 可以分析出经营规模的最佳状态主要取决于土地产出弹性γ、劳动力产出弹性α劳动力工资ω和和土地地租η, 且与劳动力产出弹性α、土地地租η成反比, 与土地产出弹性γ、劳动力工资ω成正比。
2 山西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分析
山西省素有“杂粮王国”之称, 高品质的农产品使得消费需求不断扩大, 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也是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力的要求, 因此山西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存在必要性:
2.1 有利于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在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中, 劳动生产效率普遍较低、农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更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农产品需求。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涉农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2], 使得山西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更是农民规避风险的自觉选择。
2.2 促进城镇化和农业快速发展
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农村有大量的土地被释放出来, 这既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 又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产生了基础条件。受“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影响, 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所有权和承包权被分置开来, 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给新型经营主体而自己去城镇中务工, 既促使城镇化快速的发展, 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2.3 规范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
传统农业经营中, 由于生产过于分散, 生产过程也难以控制, 所以农产品质量往往参差不齐。如单个生产者为了确保农产品高产、多产而过量使用农药而导致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3]。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存在天然弱质性, 使得生产者很难抵抗市场与自然双重经营风险。而新型经营主体在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后, 能提高对农业市场的敏感性, 甚至对生产风险可以进行预测, 从而及时调整生产项目, 确保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
3 山西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建议
针对山西省的农业经营现状, 本文提出了以下发展建议:
3.1 加大对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培育
新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 应主要集中在种粮大户及家庭农场主上[4]。由于农民是进行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 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恰好解决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 而不是简单通过技术员、管理者派遣来进行直接管理。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中, 也应该注意对农民思想观念的解放, 改良具有局限性的传统小农思维。
3.2 贯彻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原则
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 中国通过逐步确定承包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探索出了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在当前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转移, 空心村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又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原则。对于农民向第二、三产业积极转移, 集体经济实力较强, 也能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效益加快形成。
3.3 不断加深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
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不可分割的过程[5]。传统分散式的农业小户经营因为生产规模有限所以不需要更为专业、具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而在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中,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灾害预防、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更为重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不但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更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
结束语
推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也是农村日益空心化的有效解决措施[6]。因此, 不断引导和规范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者的直接切实利益, 更关系到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壮大。
摘要：长期以来, 土地流转效率较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农业发展,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建议, 在国家精准扶贫大背景下,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更是可以稳定解决贫困的办法。本文从规模经济理论出发, 在分析山西省进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要性的同时提出发展建议, 以期对山西省农业发展现代化提供一定思路及参考。
关键词：山西省,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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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投资规模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e-Science背景下，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归档对于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科学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科学院6个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进行研究，分析了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归档存在的问题，并从建立档案收集工作网络与责任体系、落实“四同步”制度、明确档案的归属与流向、编制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档案收集工作网络档案归属与流向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案例研究
一、引言
黨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科技发展，十九大报告从战略高度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扩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立技术创新体系。[1]重大科技项目是体现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突破前沿基础科学和战略高技术问题，为我国开辟产业发展新方向、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强大支撑的科学技术研究。[2]项目投资规模大，实施周期长，具有多学科、多目标、多主体、多地域特点。
重大科技项目产生的文件材料包括科研管理文件、研究过程文件（设计文件、技术配方、工艺参数、实验数据、测试记录）[3]和科技成果文件、仪器设备文件等。随着大数据、“科研信息化”（e-Science）的发展，以“数据密集型科学”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兴起，科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处理[4]，而实验数据、关键技术等研究过程文件的收集归档对于以数据为核心的科研活动愈发重要，因此做好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归档工作显得格外迫切。
二、文献回顾
（一）科技档案收集归档难的原因分析
国内研究者们主要从四方面探讨科技档案收集归档难的原因。一是归档意识方面，顾林国等人认为领导档案意识不强是导致科技档案收集归档难的主要原因。[5]二是法规制度方面，徐拥军等提出由于科技档案工作内外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科技档案管理法规制度不能满足现行的科技档案形势。[6]三是标准规范方面，毕建新提出科研档案中原始记录收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在于科技档案标准规范中未提出原始记录的归档要求。[7]四是人才队伍方面，研究者们提出档案人员不懂科技业务，[8-9]不能很好地对档案完整性进行审核。
（二）科技档案收集归档策略
为了提高科技档案归档率，研究者们从法律制度、纳入机制、归档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加小双等指出在顶层法律层面缺乏科技档案管理制度的设计。[10]此外多位研究者们对纳入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纳入机制的落实是确保档案完整的有力保障。张斌等指出纳入机制包括“三纳入”“四参加”“四同步”制度[11-13]，在执行落实纳入机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归档质量控制概念[14-15]，让档案人员提前介入，掌握一手资料，切实做好归档质量的审核。
上述文献对科技档案收集归档难的原因、对策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但重大科技项目是新兴科学研究活动模式下的产物，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探索新做法。此外，大部分对策具有宏观性，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本文采用案例实证研究方法，聚焦于对问题的发现与深度追问，提出可操作性对策，一方面推动档案收集归档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对档案管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笔者以6个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下简称“先导专项”）作为研究对象，其中3个为前瞻战略科技研究方向、3个为基础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涉及能源科学、生态环境等。先导专项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组织院内外优势力量共同实施的重大科技任务。[16]
本研究对案例的调研工作时间为2017年4月至11月，共持续7个月。数据收集方式主要有文献调研、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数据收集内容主要包括先导专项的文档材料，如政策性文件、先导专项档案文件；对6个先导专项的13位科研人员、7位档案人员进行深度访谈的数据；实地考察科学装置、实验过程的数据，并采用开放式编码数据分析方法通过阅读、提取、分析，进而对数据进行对比与分类，归纳提炼出主要问题类别。
四、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归档工作，科技部研究制定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档案管理规定》[17]，明确规定了归档质量与范围、过程管理与保存、档案验收等内容。虽印发了规章制度，但实验数据、关键技术文件归档不齐全现状依然普遍存在，通过编码分析发现问题主要为：
（一）缺少档案收集的工作网络与责任体系
重大科技项目研究目标宏大、任务层级多，往往需要多部门协调、多单位合作，因而档案收集主体多，涉及人員包括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项目（课题）参与人员、档案管理人员、兼职档案人员，因此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工作需要各单位、各部门人员职责明确、相互配合。但笔者调研发现，目前整个收集工作流程缺少沟通和审核机制，人员职责不明确。一是项目（课题）参与人员未按照归档范围进行预立卷工作，只是随意将文件材料进行收集，待项目结束后交给兼职档案人员；二是兼职档案人员接收到材料后，整理后直接向档案管理人员移交，这样一来兼职档案人员既没有对归档材料进行质量审核，也没有和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清点、签字等交接手续；三是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档案移交至综合档案室前，并未对所承担任务形成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检查；四是档案管理人员逐一审核发现问题时，找不到工作对接人，处于“无人回应”的状态。
（二）档案收集归档来与项目同步进行
目前，档案收集归档工作大多是在项目（课题）验收阶段布置，导致很多重要的研究过程文件收集困难。由此可见，档案收集归档工作严重后滞化，处于科学研究工作链的末端，并且在项目（课题）立项、年度工作汇报、中期检查等关键节点未开展档案监督检查工作。科研人员为了验收而“验收”，无法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性。
（三）缺少对档案归属与流向的制度保证
结合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工作实际，笔者发现制约档案收集归档关键原因是档案归属与流向规定模糊。第一，重大科技项目涉及的研究单位众多，包括研究机构、高校、企业。这些研究单位在档案行政管理上不存在隶属关系，无法根据档案部门管理体制来要求档案的归属与流向。第二，档案的归属流向问题并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报送、接收、保管工作没有相应的制度依据来约束。
（四）缺乏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
实验数据、观测数据等研究过程文件不仅是科学发现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全过程的反映。面对以PB级别增长的研究过程文件，如何保存高价值、高质量的科学数据，明确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至关重要。目前重大科技项目任务承担单位参照执行的是普适文件归档范围，并没有根据不同的研究特点判断形成文件是否具有保存价值。例如野外科考、地质勘测，它们的原始记录及科考照片、音视频具有极高保存和利用价值，但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少之甚少。
五、对策建议
（一）建立“自上而下、协同推进”的档案收集工作网络与责任体系
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需要构建工作网络，明确收集主体和职责，实行“抓主体、责任实”的档案收集管理。组成档案收集工作网络的任务层级是指项目、课题，人员主要包括各任务层级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兼职档案人员。基于此形成的“自上而下、协同推进”的工作网络（见图1）。
以档案工作网络为基础，明确收集主体与职责。一是各任务层级负责人是档案收集第一责任人，对所承担任务形成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二是兼职档案人员既是科研人员、同时也是兼职档案人员，是科学研究与档案管理衔接的桥梁，所处的角色至关重要，因此不仅要负责所属任务层级的归档工作，还应配合档案管理人员做好质量审核及相关工作。三是档案管理人员负责业务指导与检查，对所属任务层级形成的档案进行质量审核。四是科研参与人员不能拒绝归档，应严格按照归档范围做到应归尽归。
（二）落实档案工作的“四同步”制度
“四同步”是在《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的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管理，使得“四同步”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真正将“四同步”制度落到实处，需要重大科技项目管理层自上而下的推动，层层传输压力，激发干劲，一级带着一级落实。首先，档案工作主管部门应通过制修订制度、参加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和工作年度会、监督指导等措施推动“四同步”制度的实施。其次，重大科技项目牵头单位对各任务承担单位宣贯“四同步”制度，通过查阅文件材料、访谈、审核档案质量等方式检查落实情况，并通报检查情况。最后，各任务承担单位根据上级工作的安排，认真完成“四同步”要求。
（三）建立档案的归属与流向制度
建立重大科技项目档案归属与流向制度，可以使档案收集工作规范化、有序化，并使“由谁移交，谁来保管”一目了然。第一，确定报送与接收要求。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向项目牵头单位报送有关重大科技项目档案，其中项目牵头单位系统内及直属单位报送档案目录，项目牵头单位系统外的合作单位保存各自产生的档案，将档案复印件报送至项目牵头单位。
第二，明确项目承担单位的档案报送范围。不仅应报送科技成果文件、科研管理文件、还应报送研究过程文件（设计文件、技术配方、工艺参数、实验数据、测试记录等）和照片、音视频、电子文件等特殊载体档案。项目牵头单位系统外的合作单位不能因研究成果是“自己创造的”而拒绝报送，凡是使用重大科技项目经费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均应报送。
第三，建立“目录集中、实体分散”的保管模式。重大科技项目具有地域分散的特性，所形成的档案具有多地域的特点，因此“档案实体统一保管”的传统档案保管模式无法适应新时期下重大科技项目档案的形成规律。鉴于此，项目牵头单位除保存自己产生的档案和系统外合作单位的档案复印件，还需保存全套档案目录，以便日后查询利用；各任务承担单位保管本单位形成的档案。
（四）编制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
研究过程文件的收集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编制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才能保证重大科技项目档案收集工作的有序开展。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首先，掌握编制原则。研究过程文件应通过图、文、声、像互补方式复原出科研的全过程，即包括不同载体的原始记录。对于处于国际领先或填补相关领域空白的研究，其产生的各阶段科学数据应体现“从宽”原则。其次，明确适用范围。与适用于各任务层级的重大科技项目归档范围不同的是，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仅适用于某一课题层级（真正科研活动一般存在于最低任务层级，如课题层级）。最后，谈谈编制方法。一是制订工作方案，确定组成人员及工作流程。一般来说，是由档案管理人员、档案主管部门负责人、课题兼职档案人员、课题科研人员、课题负责人组成。先由课题兼职档案人员和综合档案室档案人员编制研究过程文件初稿，然后与课题组科研人员确认编制是否合理，经科研人员修订后，由档案主管部门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审批后发布执行。二是明确编制依据，其中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是做好编制工作的基础。调查研究是指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及结题验收报告，找出重点研究成果及每个研究成果的实验阶段，根据每一步实验阶段探讨应产生的文件材料。深入实际是指深入到科研第一线，了解科研活动的特点和规律。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实验阶段发生了变化，或是因为学科布局而调整研究思路，那么研究过程文件归档范围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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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中国科学院档案馆2.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适度投资规模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以2008年和2009年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份分析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进行测度，研究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显示，财务高管的素质是计量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综合指标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不考虑悖德的情况下，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提高会增加进行善意盈余管理的程度。
关键词：会计职业判断能力 主成份分析 盈余管理 行为主体
一、引言
会计盈余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部分，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而管理当局为谋取个人或局部利益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则侵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2007年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以原则为导向，留给企业较大的自由度和选择空间，允许企业管理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账务处理。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与会计人员可以根据企业内外部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作出恰当的会计估计，增加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给了企业管理当局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在制度安排与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诱发利润操纵，反而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背景，本文以会计行为主体为视角，分析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检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会计职业判断的核心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杨家亲、许燕（2003）较早对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盈余管理只是利用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并常以职业判断为借口进行掩饰，以至于很多人将某些盈余管理行为误以为是会计职业判断。黄珍文（2007），王振涛（2008），刘国城、杨丽丽（2009）指出了新会计准则下会计职业判断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陆宇建、张继袖（2010）发现盈余管理的制度性因素要比人的主观道德因素重要。综上，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会计职业判断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国内已得到认可。然而，从实证角度研究比较缺乏。影响会计职业判断因素可分为主体、客体以及环境因素。已有文献多从环境和客体进行分析，较少涉及其行为主体研究。鉴于高管是会计信息的主要责任者，会计人员基本信息缺失，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素质代表行为主体，提出假设：
H1：高管素质是进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研究的核心因素
盈余管理的行为主体是管理当局，他们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在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允许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会计职业判断的能力越高，说明行为主体越了解会计准则的要求，越容易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对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而言，公司的业绩与自身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一般认为，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时，高管粉饰业绩的动机越充分，陆正飞、魏涛（2006）和陈祥有（2010）分别针对上市公司的配股和IPO行为中盈余管理与业绩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观提供了证据。为进一步检验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假设如下：
H3：对管理当局来说，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业绩之间的交叉项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008年和2009年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鉴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70家，其中2008年34家；剔除了当年度首次公开上市的公司，共140个样本。排除了当年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以及传播文化行业、制造业下的木材家具子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量都小于10，不适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分行业回归），得到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的总样本量为2752，其中2008年1331个，2009年1421个。此外，由于上市公司对是否披露高管人员的信息（如职称、学历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只有部分公司对此进行了披露，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剔除后，所得样本共计362个（2008年166个，2009年196个）。本文的财务高管人员素质指的是上市公司中已披露的财务最高负责人的素质，其选取的顺序为：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财务部经理或财务部长。本文研究所采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指标的基本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指标的基本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对基本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采用了Excel和SPSS17.0统计软件。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进行定量计量，指标见（表1）。同时，将计算出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综合指数CAPC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三个控制变量，见（表2）。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如下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DA＝β1* CAPC+ β2*LNSIZE+β3*LEV+β4 * AvgROE+β5*（CAPC*AvgROE）+ε…（Ⅰ）其中，DA是通过采用分行业估计的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出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成份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本次分析提取了6个主成份，即m=6，这6个主成份可以反映原来指标反映信息的77.813%。从（表4）中看到，第三个主成份F3主要反映了财务高管的教育背景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证明假设H1成立。用主成份载荷矩阵（表4）中的数据除以主成份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六个主成份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
F1=0.227ZX1+0.246ZX2-0.04ZX3+0.375ZX4+0.365ZX5+0.18ZX6+
0.096ZX7+0.269ZX8+0.182ZX9+0.495ZX10+0.498ZX11-0.065ZX12；
F2=-0.07ZX1-0.071ZX2+0.116ZX3+0.548ZX4+0.537ZX5+0.015Z
X6+0.029ZX7+0.2ZX8-0.057ZX9-0.405ZX10-0.405ZX11+0.124ZX12；
F3=0.433ZX1+0.27ZX2+0.271ZX3-0.069ZX4+0.104ZX5+0.406ZX6
-0.494ZX7-0.303ZX8+0.356ZX9-0.119ZX10-0.1ZX11+0.001ZX12 ；
F4=0.242ZX1+0.251ZX2+0.443ZX3+0.019ZX4-0.26ZX5-0.648ZX6
+0.177ZX7+0.179ZX8+0.317ZX9-0.13ZX10-0.117ZX11-0.009ZX12；
F5=0.348ZX1+0.295ZX2-0.56ZX3-0.067ZX4-0.01ZX5+0.108ZX6+
0.535ZX7-0.145ZX8+0.157ZX9-0.168ZX10-0.176ZX11+0.268ZX12；
F6=0.079ZX10.191ZX2+0.174ZX3-0.035ZX4-0.052ZX5-0.05ZX6-
0.172ZX7+0.061ZX8-0.428ZX9+0.105ZX100.111ZX11+0.825ZX12。
在此基础上， 以每个主成份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份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份综合得分模型：F＝
0.2439F1+0.2103F2+0.1581F3+0.1455F4+0.1323F5+0.1099F6 将公式上述结合计算可得以下模型：F=0.199020ZX1+ 0.184286ZX2 + 0.067002ZX3+ 0.185890ZX4+ 0.173549ZX5-0.013797ZX8 + 0.029053
ZX8 + 0.073370ZX8 + 0.108554ZX9 - 0.012837ZX10 -0.007609ZX11+0.135162ZX12
（二）回归分析将主成份分析模型得出的综合得分代入模型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CAPC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028，与预期一致，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综合指数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2的成立。而交叉项CAPC*Avg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虽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H3不成立。将（表5）中相关变量的系数代入回归模型Ⅰ，则可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表达为：DA=-0.024CAPC+
0.004LNSIZE-0.051LEV+0.052AvgROE+0.008（CAPC*AvgROE）+ε。
四、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一个评价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模型，对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会计职业判断的综合能力越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造成盈余造假，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词，适度且适当的盈余管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行为主体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提高说明其对会计准则的理解更透彻，由此采用的盈余管理措施也有利于公司的发展。鉴于数据难以查找，本文并未将道德因素引入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计量模型，因此，在不考虑悖德的情况下，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增加进行善意盈余管理的程度。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于财务高管人员以及会计人员信息的披露制度很不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引导上市公司披露财务相关人员的素质因素，为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研究进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家亲、许燕：《会计职业判断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10期。
［2］陆正飞、魏涛：《配股后业绩下降:盈余管理后果与真实业绩滑坡》，《会计研究》2006年第8期。
［3］陈祥有：《A股发行公司IPO前盈余管理与IPO后经营业绩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期。
（编辑虹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