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行为范文（精选11篇）
语用行为 第1篇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言外之意,功能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主要理论基础。Austin认为,语言的用途不应该仅仅是通知或描述事情,而是经常被用来“做事情”,语言交流的基本单位不是语句而是通过这一语句所引起的言语行为,每一语句都可以引起一定的言语行为。根据Austin的分类,当我们说一句话时,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言语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言内行为:说出的实际词语,他们确定了意义和所指。
言外行为:隐藏在词语之后的说话人意图或者语力(force)。
言后行为:说话人通过说出句子在听话人那里发生的与言外行为相关的效果。[5]Austin最感兴趣的是言外行为,因为言外行为(言外之意)才是说话人真正的交际意图与目的所在。
Searle在1975年首次提出间接言语行为这一概念,他指出,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根本发生点或假设就是,所有的语言实际都与言语行为有关,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1]他修正了Austin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他指出:每说一个语句,其中包含这样三种次行为:话语行为(utterance act)、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言外示力行为(illocutionary act)。[6]其中,言外示力行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言语行为。
1 间接语言行为
1.1 涵义
根据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指的是通过一种言外行为间接地完成另外一种言外行为的情况。也就是说,交际者在实施间接言语行为时往往不直接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而是凭借另外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表达其用意。Searle指出,要理解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首先要了解“字面用意”(1iteral force),然后从“字面用意”再推断出其间接用意,即句子间接表达的“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 force)。
1.2 分类
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两大类,即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1]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重要特征是,它的间接言外之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在语言形式之中,并为人们普遍接受。非规约性间接言外示力行为更复杂不确定、更依赖于语境。在识别前者时,听话人只需对语句的字面意义作简单的推理就可以辨别出说话人的用意了,因而不会造成交际失误。而在识别后者时,听话人往往需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等语外因素作一番推理,所以非规约性较规约性更为间接。本文侧重对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讨论。
2 间接言语行为的语用功能
2.1 婉拒功能
当别人向我们提出请求或建议而我们不能应允时,常需要向别人表示拒绝。在表示拒绝时,为了顾及说话人的面子,应该特别注重言语方式和语气的选择,以免会伤害人际关系。所以要尽可能地间接地表达拒绝。
例如,在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中尉向少校推荐一部关于宗教的书:
“是部很有价值的书,”……“我给你找一部来,”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8]
在这个简单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校拒绝了中尉的建议,但他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言及其他,用无神论者的理由来婉拒对方,倘若笔锋犀利地说“我不看”或者“那是没有思想的人看的书”,必然会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从而伤害了人们之间的和气,因此需要认真考虑说话的方式。
2.2 批评功能
当听话者不满意说话人的行为或不认同其观点和态度,从而想要指责对方时,用间接言语会使批评或忠告造成的伤害和威胁尽量降低,挽救说话双方的关系。例如:
“你好”,巴克莱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噢,不是。”
……
“你真怪,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
“也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救护车队罢了。”
“不过还是很怪。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每件事都有解释的。”
“噢,没有解释?我的教养却告诉我是应该有解释的。”[8]
这是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与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小姐第一次见面的对话场景。巴克莱小姐在问及“我”参军原因时,由于欠缺完整而合理的解释而使对方没有达到交谈的目的,从而产生了巴克莱小姐并非赤裸裸但确实是强有力的批评。使用委婉的言辞“我的教养却告诉我是应该有解释的”意在表明“没有解释”这一行为是不礼貌、不妥当的。巴克莱小姐用自己饱有涵养的言语间接地完成了指责对方的目的。
2.3 强调功能
当说话者觉得直陈言实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为了强调自己的真正思想,就有可能说出话语含义(utterance meaning)和字面意义(1iteral meaning)不一致或相反的言语来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从而达到了强调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效果。
同样在《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一位意大利中尉级军医和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的一段对话:
“……你爱英格兰吗?”
“不怎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那蒂茫然看着我。……“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啊。”[8]
我们知道,历史上苏格兰人有自己的王国,后来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虽然现在的苏格兰人是英国一个民族,但是其自身的独立意识非常强,同时也有较大的自治权。护士凯瑟琳用“不怎么爱”已经正式回答了对方的问题,但是接下来的“我是苏格兰人”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或许事实上根本不爱。这样说既保全了自己同胞们的面子,也使自己的观点更加鲜明有力。
2.4 礼貌功能
礼貌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和与言语行为相关的礼貌现象。礼貌语言是人们进行成功交际不可或缺的因素。著名语言学家Leech指出,人们为了不直截了当地触及对方的“面子”,只好拐弯抹角、含蓄间接地表达其真实的信息,而让听者自己去理解话语的“言外之意”。[8]
在独幕剧《醉了》中,王妻礼貌性地下了逐客令:
王妻:这就不敢当了!我觉得您真是一个心肠慈善的慈善家!
赵五:我也觉得你真是一个很可怜很可爱的美人!
王妻:对不住,我要进去看老太太了。
赵五:我一会儿再来。王三回来了,请不要忘了我的事。[9]
来取房钱的赵五催促王妻尽快交钱,由于王家暂时不济,王妻再三请求宽限两天,不料赵五一再纠缠,虚情假意,口若悬河。王妻表明自己必须要离开了,其言外之意表示“您该离开了”。说话使用者使用间接性的礼貌语言达到言语交际目的,不至于伤及对方面子,同时使会话顺利进行。
2.5 请求功能
请求是说话者要求别人依从他的意愿做某事。从本质上来说,请求是一种面子威胁活动,威胁说话者和听者的面子。[3]所以,人们可以选择适当的表达来避免或者减轻可能出现的威胁面子的行为。在我们向别人提出请求时,简单直接的祈使句有时会使我们的语气听起来过于生硬,别人不易接受。而通过间接言语行为发出的请求则会使语气变得很委婉。一般来说,我们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间接地提出请求。
1)化祈使为疑问
化祈使为疑问也就是将祈使句变成疑问句。这是以听话人为出发点,以询问对方可否有能力做某事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表面上是询问,间接地表示了请求。
在《永别了,武器》中,“我”受伤住院,希望其他的医生来会诊,“我”没有采取强硬的祈使语气,而是问道:
“可否再请一位外科医生来会诊?”
“你要的话,当然可以。不过我个人还是愿意采纳伐雷拉医生的意见。”
“你可否另请一位外科医生来看看?”
“那么我请瓦伦蒂尼来看看吧。”[8]
小说中主人公连续运用疑问句询问医生,合理地实施了间接语用策略,从而成功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最终获得医生的准许。
2)使用预示语列(pre-sequences)结构中的请求前语列(per-request)
预示语列是指施为前语列,即在以言行事前,先用某些话语进行探听,看可否向对方实施某一言语行为。[4]预示语列经常出现在表达“请求”、“邀请”、“宣告”等施为目的的会话中。相应地,一些学者们(如Edmonson,1981;Levinson,1983)将预示语列区分为“请求前语列”(pre-request)、“邀请前语列”(pre-invitation)、“宣告前语列”(pre-announcement)等。[7]在交际中,人们常常倾向于用预示语列结构中的请求前语列来间接地提出请求,发出邀请。如:
吉先生:不要走,……我不在这里的时候,老太太同你讲了很多的话,是不是?
余小姐:是的。……
吉先生:你知道我不想结婚?
余小姐:为什么不想结婚?
吉先生:因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
余小姐:这样说,还是不结婚的好?
吉先生: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小姐:陪你做什么?
吉先生:陪我不结婚?陪我不要结婚![10]
这是在话剧《一只马蜂》中出现的一段对话,吉老太太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余小姐可以组建家庭,但吉先生却是不婚主义者,同时又对余小姐颇有好感,他使用预示语列中的请求前语列,重新构筑了自己的话语计划,进行探听,最终提出自己的请求。这就是说当实施某个言语行为的意图是为后面将要实施的言语行为做准备时,我们便可把它视为预示语列。
3 结束语
间接言语行为是语言交际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希望双方能够最大程度的直陈己见,言符其实,然而实际的言语操作要比理论复杂得多,人们有时会故而言它以期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当然,间接言语行为也存在不足,如果听话的一方不能正确理解间接言语行为,很容易造成误解,而间接言语行为有时会略显繁琐,不够明了。这些不足之处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使间接言语行为的应用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Searle J.Speech ac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2]Leech G N.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3]Brown P,Levinson S.Universal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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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森林.语用策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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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新仁.预示语列的会话修辞研究[J].福建外语,2002(2).
[8]海明威.永别了,武器[M].林疑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熊佛西.醉了[M]//20世纪中国话剧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语用行为 第2篇
虚拟环境下汉语请求行为的语用特点分析
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审视了网络中汉语请求类帖子主题的语言特征,发现起始行为语、核心行为语和辅助行为语中均体现出网络特有的.形式.经过深入分析其成因,文章最后提出网络论坛语言来源于真实世界又将会影响真实交际,因此值得深入分析探讨.
作 者：高翔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221008刊 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年，卷(期)：“”(2)分类号：H1关键词：网络论坛 请求言语行为 帖子主题
浅谈非言语行为的语用失误现象 第3篇
【摘 要】非言语行为同语言一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人们的交际中起着独特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于文化风俗的差异,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含义的非言语行为。.本文从非言语行为的身势语,手势语和目光语方面来分析语用失误现象。
【关键词】语用失误;身势语;手势语;目光语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10-01
1 文献回顾:
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一直是语用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于语用学有不同的定义。何自然(1997:205)指出,“语用失误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使用错误,而是说话不合适宜的失误,或者是说话方式不妥当,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钱冠连(1997:223)认为,“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是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Jenny Thomas)的观点,“只要说话人所感知的话语意义与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或认为应该为听话人所感知的意义不同,这时就产生了语用失误。”他还说明了语用失误对交际者的负面影响,“在言语交际中说话没能根据标准的语法编码模式去遣词造句,他顶多被认为是说得不好,但没有按照语用原则来处理话语,他就会被认为是表现不好。”并且认为语用失误可分为两类,即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语用失误可直接影响或误导信息的获得,使双方的交流产生一定的障碍,从而或产生误解,或使交流无法进行。语言语用失误表现为不了解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语言习惯或表达方式,或简单地将母语与目的语的字面意义等同起来,因而或误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或按母语的语义或结构套用目的语。社交语用失误指在交际中因不了解交谈双方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语言表达有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的使用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社交语用失误要远比语言语用失误产生的影响很大。
2 非言语行为语用失误
非言语行为是一种表达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虽无声而真真切切存在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植在人的思想中,排斥接受与自己习惯相背的信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约束力因素对非言语行为的影响以及文化环境差异所赋予他们的不同含义。英汉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制约着我们对非言语行为信息的正确解读。如果交际双方忽视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的不畅。
非言语行为主要包括身势语,手势语,目光语。
2.1 身势语之语用失误
不少身势语行为都是经过学习得来的,是从环境中学来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有其不同的意义,这就造成了身势语行为因文化而差异的现象。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相同的身势语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完成不同的社会功能,这就给跨文化交流造成困难,而往往这些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严重了会造成交际失误,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这样子的例子举不胜举。
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有一次访问美国,当他走下飞机时,他用“双手举过头顶并紧握在一起”的动作向到机场的群众表示致意,然而这一简单的行为却激怒了美国人,因为在美国文化中这种手势象征着美国人被击败了(拳击时,胜利者常用来表示胜利的符号)。因为这样一个手势,让赫鲁晓夫引来不少麻烦。
由此可见,非言语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大相径庭,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应明了这些差异而且要做到“入乡随俗”。
2.2 手势语之语用失误
手势语是通过手和手指的动作和形态来代替语言交流和表达思想,它在人们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无意识状态下对其充分运用,但是使用不当,也会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
某政府为了和美国谈判,想要取得美国的谅解,把其在战争年代转获得战俘的照片交给美国政府,以表示这些战俘在该国收到良好的待遇(照片中的美国战俘膀大腰圆,身体十分健康),但不曾想到照片上的战俘用表示同样污秽的手势符号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他们对该国政府的抗议。这些照片后被就该国政府寄给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感到哭笑不得。
掌心朝外的V手势代表胜利。这一手势首先是由比利时的律师德.拉维雷用来作为纳粹饿手势,它是英语中"victory"一词的首字母,也是佛兰芒语" vrijheid"一词和法语" victoire"的首字母。后来经过英国广播电台成功的宣传,变成盟国部队用来表示胜利的符号。而反掌的V手势的意思完全不同。它是带有侮辱性的,下流的,猥亵性用法。英国首相首相丘吉尔和铁娘子撒切尔妇人都曾经误用用反掌的手势表示胜利,即使在今天,许多重要的人物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常常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手势,从没想过这些手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忽视掉了其所代表的意义因文化而异,忽视掉了手势语因此而带有的多义性。若不引起注意,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势必犯错。
2.3 目光语之语用失误
还有一种身势语在人们的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表义功能是极为丰富的,这就是目光语。中国的很多成语都形象的描述了眉和眼的重要性,如扬眉吐气,眉飞色舞,暗送秋波,等等。目光语的规则颇多,也大多因文化而异。一般而言,大家都遵循“不要盯着人看”的规矩,不然会冒犯别人的隐私,人们一般都遵循看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不然会引火烧身。但因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目光语的使用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美国文化中为了表达对说话人的尊重,表达自己的真成,要求直视别人的眼睛。美国人相信这样的一句话“不要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不直视对方眼睛是不诚实,无视,冷漠等的表现。然而在中国文化的交际中,人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直视对方的眼睛,中国人在任何时刻也不会忘记表示自己的谦卑。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中国人这种谦卑的目光行为也可能意味着“我把你排除在外”;而对中国人来说美国人那种频繁的目光接触对于中国人来讲,也可能是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使用目光语交际时,应设法掌握彼此间的使用规则,切不可忽视文化背景这个因素。
3 总结
世界上不存在说某种非言语行为在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场合,情景中试用, 都不会被曲解的正确的行为。因为正确的行为本来就是相对的,得有一个文化背景坐支撑。对某一环境来讲是正确的行为,对另外一种环境来说可能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连一个无意识的点头,摇头都会造成语用失误。足见非言语行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所以在实际的交流中,人们应多了解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习惯性的行为,多多觀察他们在什么情况背景下,什么时候,怎样实施身势语行为。当然,非言语行为的观察并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多积累,最后达到潜移默化的境界。
げ慰嘉南:
[1] Thomas,J.1983.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Failure.Applied Linguistics,(2):91-109.
[2]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语用行为 第4篇
一、微观语用学与宏观语用学
语用学可分为宏观语用学和微观语用学两个方面。宏观语用学从语言使用者和社会角度研究语用, 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或机构语境, 如警察局、保险机构、移民局等政府部门和其他各种机构, 而微观语用学则探讨一些传统的语用课题, 如指示语、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等。
宏观语用学以欧洲大陆的一些学者为代表, 如J.Mey和Jef Verschuere认为语用学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是考察语言的功能性视角是结合语言运作的认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种研究思路, “它从语用角度探索语言的功能, 并考察人类交际所必需的社会背景信息”, 宏观语用学把语言研究和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状况联系起来, 关心的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对人类言语行为的限制, 如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如何利用语言手段控制和操纵弱势群体。
与宏观语用学不同的是, “微观语用学把语用研究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 是和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平行, 其范围局限于英美语言哲学传统领域内的课题, 如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预设、指示以及会话结构等”。微观语用学的分析大都是脱离语境进行的, 并不关心真实的话语及其交际效果。
二、言语行为理论
1.言语行为的概念。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言语行为不仅指“言之所述”, 而且指“言之所为”, 以及“所述”、“所为”之后给言语对象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几个行为, 而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会给听话人带来某些后果。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客人A在朋友B家做客, A感到B家有点儿冷, 于是就问B:Do you feel cold?客人说这句话是为了向主人传达某种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言语行为。“你觉得冷吗?”可能是一个“询问”, 问B是杏也觉得冷, 因为B怀疑自己感冒了;这句话也可能是个“请求”, 即B觉得房间温度低, 希望主人能打开空调取暖。这些“询问”、“请求”就是B说出这句话的可能用意, 即言语行为。
2.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对言语行事的研究首先是从提出施事话语和记事话语的区分开始的。他认为施事话语是指人们使用语言实施许诺、打赌、命名、致谢、祝贺等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语言的施事方式与使用语言对世界中的事实做真假的判断 (记事话语) 相对照, 所以施事话语和记事话语是两类不同的话语。他还认为施事话语不能有真假意义区分的同时, 它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 简言之, 它必须符合“合适条件”。比如:I sentence you to ten years of hard labor。这句话不是在任何场合下说出来都有效的, 只能在法庭宣判时才有法律效力。
奥斯汀还指出记事话语涉及句法和逻辑一语义问题, 而施事话语却以语境为转移, 是语用问题, 目的在于以言行事。例如: (1) I go to school by bus. (2) I apologize. (1) 句是在陈述事实, 而 (2) 句是说话人在说话过程中实施了道歉这个行为。奥斯汀对施事话语和记事话语的区分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凡不能被证明其真假的陈述都是伪陈述, 是毫无意义的, 奥斯汀反对无真假值就等于无意义这个实证观点, 他指出施事话语虽无真假值却有意义。可以说, 施事话语和记事话语的区分是他言语行为理论的直接来源。
奥斯汀认识到“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在此基础上, 他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三分说, 即人们说话的同时在施事三种行为, 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 他还强调“我们在关注语言的施事使用时是关注说话者为表达其意图而在说话中显示出来的力量。”
奥斯汀首要关心的是对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如何进行分析。他所重视的语言是实际中运用的语言, 即现实中的话语, 可见奥斯汀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 对言语进行分析, 把言语当作“整体的行为”看待, 这样他就把对语言的研究变成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 可以这样理解, 在说话中我们就是在做事。
塞尔继承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认为“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构造出或者说出一个语句标记, 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这里塞尔的“一定条件”指的就是特定的语境。同时, 塞尔还强调, 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具有意向性。塞尔对奥斯汀理论的发展体现在语言分析方面。
关于以言行事行为, 塞尔也认为表示主语在被说出时带有某种力量, 用一个典型的公式可表示为F (p) 。命题的优点是中立于言语行为力量, 不同的话语可以表示同一命题, 但却可以具有不同的言语行为力量。塞尔认为, 话语的意义与意向和惯例或规则有关。当我们分析以言行事行为时, 必须同时抓住意向和惯例这两个方面。他认为要完成以言行事行为, 就必须遵守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 而言语行为不同, 其各自规则也不同。这些规则的总和就构成言语的本质 (语言的社会性) 。同时, 在实施言语行为时, 存在着双重意向性即意向状态和意图。
由此可见, 塞尔也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 通过解释话语的命题成分和以言行事成分来分析言语以言行事的力量。从他强调语言环境以及语言的意向性和规约性更可看出他的微观分析方式, 即强调个体的意向-说者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让听者理解“话外玄机”, 而且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说者和听者都懂得特定语境下的语言的规约性。
三、语用行为理论
1.语用行为。J.Mey指出“语用学研究由社会各利条件所决定的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这里的“社会条件”主要指社会制度性的内容, 而不仅仅指社会环境。从中可以看出使用语言实际土是一种社会行为, 人们在交际时是“社会在通过适当的条件、规约、文化、社会结构等方式发挥作用”。Mey把使用语言看作重要的交际行为, 从情景出发, 考察使用者如何在言语交际的外部因素影响下互相作用, 达到交际目的。实际上, 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出的一种人际交往理论。它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说语言”不是“个人的特权”, 而是以置于社会语境中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之一的身份, 以语言为手段, 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 并随时改变情景以适应自身, 这就是Mey的“语境化调适性交际行为”。可见, 语用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人际行为。
所谓语用行为即个人与社会的用语行为, 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人际行为, 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方面, 带有公众影响性。Mey认为语用行为是一种宏观的人际交际行为理论, 以行为对交际产生的实际效果为中心, 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间的社会———文化行为。语用效果应包括表达效果, 交际效果和社会效果。表达效果就是言者运用言辞努力做到充分达意。交际效果是针对特定的交际目的的而言的, 力求以最有效的话语手段去促使受话人 (听者) 做出相应的交际反应, 从而实现说写者的交际用意, 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社会效果是针对话语的社会影响与效益而言的, 是语用社会性的本质反映, 它以符合特定的社会要求和规范, 营造良好的社会语用环境为己任。
2.J.Mey的语用行为理论。Mey把语用行为分为两部分, 行为活动部分和语篇部分。换句话说, 语言行为既包括言语交际中的说写过程, 也包括听读过程。它把交际中听者和说者紧紧地统一起来。Mey十分强调语境特别是社会语境的作用, 这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Mey在语用行为理论中提到“语用行为位”、“语用行为素”和“语用行为变体”。一个交际行为算何种语用行为素“完全由参与者对情景的理解和语用行为素在给定的语境中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效果决定”。这就是说, 在具体情景中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许诺、请求等。
第二, Mey“构建语境”的提出为我们明确了语境的动态性。他认为“应该把语境理解为不断变化着的环境, 它使交际参与者相互作用并理解彼此的言语”。这个概念强调了交际者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行为主体, 交际者主导交际的进行, 而不是被动地受语境的制约。
第三, Mey还用“共同场景”来说明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用行为的共同场景就是广泛的社会语境, 其中存在一些“专横的势力”, 决定社会归属权的问题, 影响言语的交际活动, 并通过言语交际活动得到强化, 因此研究分析这些势力对于理解共同场景是必需的。
此外, Mey在解释“交际自由”和“交际制约”中也强调了语境的作用。他借用“交际自由”指由共同场景提供的语用行为的可能性, 这种“自由”由其社会属性决定, 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 而是要受到必要的“制约”, 这里的“制约”代表着广泛的社会结构。交际者的社会属性在交际研究中常被称作背景知识。
表面看来, 言语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被归于微观语用学, 后者属于宏观语用学。Mey的语用行为理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间的社会一—文化行为, 更强调语境, 尤其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话语为中心, 考察语言的使用和理解, 试图将复杂的语言现象分析为各种特征化的言语行为, 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而这不能解释具体情境中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奥斯汀从日常语言出发的语言现象学方法考察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话,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 这种考察所注意的不仅是我们的话, 它还关注说话的境况以及我们用语词意指的东西。这表明奥斯汀重视“实在问题”。此外, 他还关注日常话语的双重作用:其一, 它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能使人们认识到世界中的区分;其二, 语言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 哲学应理解这个世界, 而不是去制造大量过分简单化的理论。这样看来, 奥斯汀并没有要消除语言的多样性, 相反, 他更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和不确定因素。
作为人类交际的主要方式,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运用宏观语用行为理论和微观言语行为理论?Verschueren在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新解》中则提出语用学关心的是极其复杂的语言行为, 是把语言现象置于与应用的关系之中, 以行为的形式对其从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综合研究。Verschueren也把语用学分为宏观的和微观的, 并认为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微观语用学的研究离不开宏观的社会环境, 而宏观语用学的研究也必须通过对微观语言现象的分析来进行”。
这样看来, 微观言语行为理论和宏观语用行为理论应该蕴含这样的“依存”关系, 言语行为作为语用行为的核心概念反应世界的多样性, 语用行为从宏观的角度解释和指导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如何运用言语和其他辅助行为来实现最终目标 (作为说话者) 和理解他人的意图 (作为听话者) 。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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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行为 第5篇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功能意念;语用能力;口语教学
论文摘要：本文依据奥斯汀和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交际功能与大学英语语用能力以及口语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中，应该以语言信息和功能为出发点，为学生营造真实的交际语境，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随着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外贸合作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参与国际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然而从目前情况看，由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受应试教学的影响，忽视听说能力的培养，结果养成学生打勾画线、猜答案的思维习惯，极不利于培养真实环境下的口头交际能力。大学英语被社会上贬称为“哑巴英语”、“聋子英语”。根据大学外语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近几年来毕业的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普遍感到不满意，对口语能力及写作能力则更为不满。例如，他们认为口语能力强或非常强的仅为5%，差的或极差的为37%，能胜任或基本胜任参加国际会议讨论的仅为7%;能胜任或基本胜任参加对外业务谈判的仅为14%。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由于受应试、高校扩招、课时有限、师资不足、班级规模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有关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研究更是教学改革的弱项。笔者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借鉴言语行为理论，就大学英语口语交际、功能意念与语用能力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培养学生在真实交际情景和语境中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功能意念与语用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以下简称《大纲》)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为此，该《大纲》中的功能意念表根据大学英语教学阶段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列出了学生在该阶段英语学习中应掌握的功能意念项目，如寒暄、态度等，共计10大项，118分项。与该《大纲》同时颁布的《大学英语口语考试大纲》也以“语言功能”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要求考生掌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中已明确列出的语言功能和意念，参与不同形式的口头交际。而自5月起开始实施的全国大学英语口语考试的设计原则也阐明:口语考试应着眼在意义的表达，而不可能由语言形式来影响，例如不可能在口语考试中规定使用虚拟语气、不定式等等。交际情景决定所要表达的意思，确定表达意思所需要的语言形式。对各种语言行为的概括是语言功能，例如请求、道歉、抱怨、提议、问候等等。语言功能不能单靠语法结构来确定，因此，话题的选择应能充分覆盖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各种交际功能。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中的功能意念表以及《口试大纲》中提出的“语言功能”都与Austin和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关系甚为密切。这一理论把语言知识与语言应用的本质结合起来，强调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和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function)。所谓“功能”，就是使用语言做特定的事情。所谓“意念”，就是使用语言表达客观事物，也即用言语传输信息。言语既可以用来说明意见事情，也体现一定的交际意图和社会功能。语言的功能可以通过语调、词汇、句子结构等各种语言形式来表达。第二语言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交际能力。这种能力的习得需要两种规则的转化，一个是语言规则的转化，一个是文化规则的转化。前者的转化相对容易些，而后者则要复杂得多。提出的交际理论认为，交际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中的适宜性和现实中的实施情况。其所论交际能力的第一部分相当于Chomsky的“语言能力”，后三部分则通常被称为.‘语用能力”(pragmaticcompetence)。
对语用能力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Leech认为，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以语法能力为基础，涉及语言的使用规则，不仅包括正确使用语法规则谴词造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在一定的语境中正确使用语言形式以实施某一交际功能的能力。而社交语用能力则是遵循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是更高层次上的语用能力。何自然先生则把“语用能力”解释为“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Bachman认为语用能力由“施为能力”(illocutionarycompetence)和“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competence)组成。施为能力指的是了解交际行为并懂得如何实施交际行为的能力;社交语言能力则是根据语境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要真正理解并掌握一门语言，仅仅懂得构成这门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语言交际的一般模式和原则以及话语意义的多层次性。
由此可见，如何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中完成《大纲》所规定功能意念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使学生在真实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但能正确地掌握语言，而且能得体、适切地使用语言，减少或避免语用失误，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在20世纪中叶，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针对当时盛行的逻辑实证注意语言理论所提出的。他认为，语言不仅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行为(speechacts)。此后，美国哲学家舍尔(L.R.Searle)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学说，为言语行为提供了语言哲学的基础，阐明了言语行为的分类原则和标准，并探讨了言外示力逻辑以及间接言语行为等更为复杂的言语行为问题。
奥斯汀认为，英语句子大致分为两种:叙述句(述谓句)(constatives)和行为句(施事句或实践句)(performatives)。前者指一种陈述，可能是报导一个信息，叙述一个事件，记录一种状态等，这些句子有真伪之分。如:NanjingisinJiangsuprovince.(南京位于江苏省。)而与之对立的行为句则不具备这些特点。它是指在说话行为的实践中，在实施一个动词的同时，恰好实现了该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如:Ipromisetogotomorrow.(我保证明天走。)Iwamyounottobesorodenexttime.(我警告你下次不得这么粗鲁。)在上述两句中，说话者在说话的同时，就分别实施了“保证”、“警告”的行为。奥斯汀把行为句分为显性行为句(explicitperformatives)和隐性行为句(implicitperformatives)。显性行为句中往往包含一个行为动词，而且主语常常是第一人称单数，动词时态为一般现在时。而隐性行为句中没有一个表示要实施的言语行为的动词。其对比如下:
显:Itellyouthattheboyisintheclassroom.
隐:The断isintheclassroom.
显:Iaskwhetherallthestudents，presenthere.
隐:Areallthestudentspresenthere?
显:Iorderyoutotaroo}theTV.
隐:TumoiI’theTV!
由此可见，讲一句话就是执行某种言语行为，如陈述，询问，命令等。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就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表述性言语行为(locutionaryact)，施为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成事性言语行为(perlocutionaryact)
表述性言语行为(信息行为)是言语的字面含义，施为性言语行为(言外之意)是说话人的交际倾向(communicativeintention)，而成事性言语行为(语后行为)则是对前两种行为的接受或否决。言语行为的侧重点是施为性言语行为(语力)。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个语言功能。如:TurndowntheTV!It’stoonoisy!都是请求将电视机音量调低的含义。如果听话人只把“太吵了!”当作一种描述，那么交际就失败了。
而舍尔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s)这一特殊的言外示力类型，进一步阐明了语句意义与言外之意之间的关系。语句意义最简单的情况是:言者语句的言外之意与该语句字面意义完全吻合，但也有较复杂的情况:言者的言外之意与语句的字面意义不相吻合。如:Couldyoupassmethedictionary’?(你能把字典递给我吗约这个句子看起来是询问听者是否具有递字典的能力，但其实是用来表达一种请求。因此，说话人和听者常常需共有背景信息(backgroundinformation)，或彼此有推断能力(powerofinference)，听者才能明白说话人的间接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注重“根据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行为中的关系来分析话语的作用”。言语行为以交际双方互动为基础，在语言因素和超语言因素的共同参与下，伴随着积极的角色转换，完成信息建构和信息传递的全过程。目前，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是语言学的热点课题，关注的焦点是:言语行为的结构，即言语行为的组成，包括交流者、交流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交流者不同的社会地位对于构成语句的影响;言语行为的条件，即语句的背景信息，包括交流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总和、心理特征以及由言语行为条件引发的前提或预设;言语行为的过程，即言语行为的发展机制;言语行为的目的，即言语行为的实际效果以及言语行为的类型等等。 虽然奥斯汀和舍尔等人的研究是纯理论的研究，即对人类语言中所有可能的言语行为进行分类、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为具体语言的言语行为的分析，特别是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启示。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的功能意念大纲“打破了把语言只看成是语言形式，语言教学只是教授一系列语法规则这一传统观念，主张使学习者从一开始就能在真实的交际中使用语言，它所强调的是语境中的语言意义和社会交际中的适宜性”。因此，在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理解话语的字面含义，还必须使学生理解说话者的言外之意，从而充分掌握《大纲》中功能意念的学习。
三、创造真实交际语境，提高学生语用能力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交际可以粗略地定义为通过语言交换信息，语言交际一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因此涉及参与交际者、交际目的、情景、场合、相互关系等等，语言交际的这种交互性在口语交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真实交际过程中的对话与我们在课本上常见的会话不同，前者虽不象后者那么有条理，那么连贯，但不同的言语行为却表达得很清楚，因此听起来更自然。而一般书本上的会话内容，有所问必有所答，人工痕迹过重，虽强调语言的功能，却忽视了同样的言外之意，可以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例如:征询意见虽常用Shallwe..’?Willyou..’?Doyoumind...’?Let’s.…等句型，但这些并不是固定的模式。要切实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必须充分认识到口语交际的这些本质特征，为学生创造真实的交际语境(context)，提供真实的交际情景(situation)。
培养学生的语用意识主要指培养学生的语用语言意识和社交语用意识，以避免这两方面的语用失误。英语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有以下几种情况:所说的英语不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习惯，误用了英语的其他表达方式;或者不懂得英语的正确表达方式，按母语的语言习惯套入英语中去;错误地将母语和英语的词义等同;只了解字面意义，不清楚说话人的真正用意;滥用完整句，忽视完整句在特定的场合下可能带来的特殊含义;混淆同义结构的不同使用场合等等。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主要发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指的是因不了解或忽视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
而大学英语教学往往“……引导学生把外语当作一种语言知识体系来研究。但语法知识的掌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语言交际能力”。传统的三段式教学法演示—操练—运用，忽视了“说”(口语能力)这一语言产出是重要的学习过程，是学生语言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传统的教学思路虽然在学习某个新知识点时很有效，但缺乏真实的交际需要，学生为练习而练习，语言运用能力得不到足够的训练，时间一长，学生就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笔者试图以信息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语言形式为出发点设计口语课堂教学。对语言形式的控制主要通过功能意念来体现。由于教学大纲中列举的交际功能是通过需要分析(needsanalysis)确定的，在设计交际情景时应尽量体现这些功能意念。以交际功能“道歉”为例，常用来表达道歉的方式有:Iamsorry.Iamawfullysorry.Iamterriblysorry.Imustapologize.Ibegyourpardon.Excuseme,.…等。但实际交际过程中，有关“道歉”的表达方式远不止这些。为了营造真实的交际语境，首先应该让学生接触大量真实的有关道歉的视听材料，熟悉真实的交际情景，了解多种言外之意的表达方式，理解不同语句中的言外之意。体会真实交际过程中，会话往往很破碎，甚至不成语句，而且越是关系密切的人之间的对话越随便，但交际照常进行。这是因为言者和听者双方共有背景信息，有推断力，能够理解不同于字面意义的语句的真实含义。一般来说对对方了解越深，会话中的缩略形式、理语、玩笑、巧妙的暗示等等就越多。例如:It’srainingnow.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交际行为:(1)陈述一个事实(下雨了);(2)表达一个请求(能否关窗);(3)提出一个建议(在屋里呆着);(4)发出一个警告(外面冷，小L,“着凉);(5)表示一种埋怨(早知带把雨伞);(6)表达一种喜悦(久旱无雨，终于下雨了)(7)表示一种沮丧(郊游计划泡汤了);等等。在此基础上，给学生设计一些他们熟悉的场景，要求他们用已学过的语言知识，运用不同的句子对“建议”这一交际功能进行交流。如:(1)Isuggestthatwestartatten.(2)Supposeyoutryagain.(3)Youmightlikethetaste.(4)Whynottrythisone?(5)Wemayaswellwalkhome.(6)Let’shavearest.(7)Howaboutacupoftea?(8)Iwonderifyouwouldmindmysmokinghere.…以上练习旨在使学生明白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使其克服在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之间划等号的倾向，减少在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由于交流内容所涉及的话题(topics)是学生熟悉又有话可说的，在说话的时候有一定的角色和对象，而且他们也掌握了表达同一语言功能的多种方法。能够将社交语用能力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在语言形式、语用功能、社交环境和文化意义之间找到联系，获得发展自身语用能力所需的相关信息，提高语用意识。因此，这样的交际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学生在交际过程中不会因为不知所措，词不达意，而使交际失败。
语用行为 第6篇
摘 要：本文通过DCT测试卷，调查了在校大学生汉英双语者道歉言语行为的实施情况，发现其母语汉语确实受到其二语英语的影响，证实了英语向汉语的语用反向迁移的存在。但在具体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项目中，这种反向迁移表现得并不均衡。同时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距离和语用规范的差异，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
关键词：语言迁移 语用反向迁移 中介文化风格 道歉言语行为
一、引言
道歉是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交际行为之一。当某人的某个言行事实上或潜在地对他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妨害，并有可能损害双方的和谐关系时，就需要运用道歉来予以弥补。同时，“在决定实行一个言语上的道歉时，S（说话者）愿意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蒙受羞辱，并为妨害行为承认错误和责任”，因而“道歉行为对H（受话者）来说具有面子保留性（face-saving），并对S具有面子威胁性（face-threatening）”（Olshtain，1989：155）。由于道歉涉及“面子问题”（face-work），反映了特定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而各种语言都为道歉言语行为提供了一整套行为策略和模式。
由Blum-Kulka et al（1989）主持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CSARP），以请求和道歉这两种“面子威胁性”言语行为为例，针对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等4种西方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调查和对比研究。其中，Olshtain（1989：171）在对道歉数据的跨文化分析中发现，这4种语言在一般道歉策略的使用方面高度相似。
然而，不同社会的文化距离以及语言本身的类型学距离的存在，也造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在道歉策略和模式方面的跨文化差异，因而二语学习者在道歉言语行为中的语用迁移也在所难免。例如，国内关于汉英道歉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发现，两种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如：黄永红，2001；李志君、秦傲松，2005；李燕，2006；易兰、文举，2013）。在语用迁移方面，姜占好（2004）、王红等（2008）先后在中国大学生的英语道歉策略中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母语对英语的影响。
不过，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的道歉言语行为中可能存在的外语对母语的语用反向迁移现象，却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语用反向迁移研究方面，目前仅有恭维语回应如：（黎娜，2005；康灿辉，2008）、请求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琼、李柏令，2012；原坤阳，2012）、拒绝（张姝，2009；孙姬州、李柏令，2014）等少量的几种言语行为得到了关注，而针对道歉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
事实上，随着英语的普及，汉语的道歉语已经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常可发现在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道歉用语中出现了语码混杂的现象，即在汉语语境中直接用英语的“sorry”代替汉语的“对不起”，如“sorry，你没事吧？”这一现象也已得到相关调查（王燕、徐慧，2006）的初步证实。相比之下，在其他言语行为中出现类似情况的则仍然较为少见。由此可见，道歉言语行为可能更容易受到英语影响而出现语用反向迁移，因而也是语用反向迁移研究中一个更不容忽视的领域。
语用反向迁移是双向的语用迁移的一部分。随着二语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其头脑中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双向互动有可能导致学习者的两种语言的语用行为趋向一致，从而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中介文化样式，它既不同于母语语用规范，也不同于目的语语用规范。据此，Blum-Kulka（1990）提出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intercultural Style Hypothesis），将这种独特的中介文化样式称为“中介文化风格”。而Cenoz（2003：62～80）在针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请求言语行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中介文化风格不仅在二语学习环境（即目的语环境）中存在，也可能在外语学习环境（即母语环境）中存在。
近年来，国内针对“中介文化风格”在外语学习环境中是否存在的相关研究，如范燕妮、李柏令（2011）、李琼、李柏令（2012）、原坤阳（2012）针对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调查，均显示语用反向迁移确实存在，而“中介文化风格”在总体上尚未形成，或者虽有形成的趋势，但尚不够典型或显著。
鉴于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在道歉方面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体现，我们设想，在道歉言语行为中，不仅语用反向迁移存在，而且“中介文化风格”也可能已经形成。为了验证这一设想，我们开展了本研究。
二、本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对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共计40名，并根据其是否来自英语专业分为英语专业组（实验组，n=20）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n=20）。英语专业组被试的英语水平至少为专业英语4级，非英语专业组被试的英语水平至高达到大学英语4级。
调查工具为“话语补全测试”（DCT），包含影响道歉言语行为的3个语境制约因素（社会权势、社会距离、冒犯程度）的10个情境。我们参考了Olshtain（1989：172～173）在CCSARP中所设计的7个情境，并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增加了“弄坏好朋友的照相机”以及“同学间踢球发生碰撞”等贴合学生生活的情境，最终形成本调查所使用的测试卷。
测试卷分为内容相同的汉英两个版本。非英语专业组被试只完成汉语卷，英语专业组被试则需完成汉语和英语两份测试卷。
两组的汉语卷将用来对比被试在用汉语实施道歉言语行为时，其实施方式是否展现差异；若展现差异，则表明英语专业组中存在语用反向迁移。英语专业组的汉英两份测试卷将用来对比被试在分别使用汉语和英语实施道歉言语行为时，其实施方式是否展现差异；若没有差异，则表明英语专业组中已形成“中介文化风格”。
（二）调查结果分析
道歉言语行为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考察，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道歉词语使用模式、语气词、道歉策略等3个要素进行分析讨论。
1.道歉词语使用模式
Vollmer&Olshtain（1989：197～217）在Olshtain&Cohen（1983）的基础上将道歉策略归纳为8种，第一种为“示意语力指明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IFID），即使用“对不起”“抱歉”等习惯性的、比较固定的道歉词语明确地表示道歉（以下简称“直接道歉”）。一般来说，道歉词语的使用是各种语言中最高频的，但不同语言的道歉词语使用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考察的“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分为单一式（单用一个道歉词语）和组合式（连用两个道歉词语或重复使用同一个道歉词语）两种。在汉语中，既可以使用单一式，也可以通过组合式来增强道歉的语气，如：“对不起，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对不起”等。英语中则不存在这种现象，一般是通过使用副词等其他手段来达到这一效果，如“very sorry”“Im so sorry”等。这样就产生了汉语和英语在道歉词语使用模式上的差异。
本研究被试的具体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a：两组汉语和英语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对照
模式∕组别非英语专业组
汉语（n=97）英语专业组
汉语（n=102）英语（n=124）
单一式93%87%96%
组合式7%13%4%
表1b：两组汉语和英语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差异卡方检验
检验分组/模式单一式组合式
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P=0.383P=0.044*
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P=0.345P=0.048*
从表1a中可见，在单一式的使用频率中，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93%）到英语专业组汉语（87%）再到英语专业组英语（96%）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趋势。但通过两两卡方检验（见表1b）却可以发现，“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这两组的P值分别为0.383和0.345（p>0.05），显示非英语专业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之间，以及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在组合式的使用（见表1a）中，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7%）到英语专业组汉语（13%）再到英语专业组英语（4%）相应地出现了与单一式相反的先升后降的趋势。通过两两卡方检验（见表1b）发现，“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两组的P值分别为0.044和0.048（p<0.05），显示非英语专业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之间，以及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语用反向迁移，但该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还未形成中介文化风格。
2.语气词
汉语中存在丰富的语气词，可以用来作为缓和或者加强语气的手段。而英语中不存在语气词，一般可以通过词汇（如副词）或语法（如动词的形态变化）等手段来起到相同的作用。语气词有3种使用模式，一是仅出现在道歉词语后面，二是仅出现在其他成分后面，三是在各个成分后面反复出现，如“不好意思哦，你没事吧？”。本次调查的语气词使用情况如表2所示。
表2：两组汉语和英语语气词使用情况对比
分组非英语专业组
汉语英语专业组
汉语英语
百分比15%3%0%
两两卡方检验P=0.026*
P=0.014*
从表2中我们不难发现，英语专业组汉语的语气词使用率仅为3%，与非英语专业组汉语（15%）的差异极为明显，使用量大为减少。而且，卡方检验所得P值也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即0.026（p<0.05）。这无疑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出现了明显的语用反向迁移。
另一方面，英语专业组的英语中没有出现语气词，与该组的汉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卡方检验所得P值为0.014（p<0.05），也表明两组在语气词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
3.道歉策略
上文提到，Vollmer & Olshtain（1989：197～217）将道歉策略归纳为8种，即：①“示意语力指明手段”（即“直接道歉”）；②表达说话者对冒犯所担负的责任；③对造成冒犯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④提供补偿；⑤保证克制；⑥道歉强化；⑦表达对受害人的关心；⑧减轻责任。这一分类基本能够涵盖人们在道歉时会采用的策略，因此本文也将据此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将引用Olshtain（1989：164）关于英语的调查数据作为“英语参照组”，以反映各种策略使用情况在不同组别之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中被试道歉策略的使用情况如表3a、图1所示。
表3a：道歉策略使用情况比较
道歉策略非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专业组英语参照组
汉语英语
①直接道歉65%68%83%75%
②担负责任10%4%15%71%
③解释和说明27%26%28%4%
④提供补偿15%17%21%12%
⑤保证克制3%1%4%0
⑥强化5%9%11%24%
⑦表达关心11%7%13%5%
⑧减轻责任17%14%13%8%
图1：道歉策略在各组别间的变化趋势
从表3a和图1可见，在四组中，①直接道歉、③解释和说明、④提供补偿、⑤保证克制、⑦表达关心、⑧减轻责任等策略的使用情况十分相似，起伏较小。而且，卡方检验（见表3b）也显示，“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之间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之间的P值均大于0.05（p>0.05），因而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②担负责任和⑥强化策略的使用中，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其中，在②担负责任这一策略中，被试的3组数据差异较小，但与参照组差异较大。经卡方检验（表3b），“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测得的p值分别为0.469（p>0.05）和0.049（p<0.05），显示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语用反向迁移没有产生，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中介文化风格也尚未形成。而在⑥强化这一策略中，“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和“英语专业组汉语/英语”测得的p值分别为0.020（p<0.05）和0.000（p<0.05），显示两者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但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中介文化风格还没有形成。
表3b：两组汉语和英语道歉策略使用情况差异卡方检验
分组① 直接道歉② 担负责任③ 解释和说明④ 提供补偿⑤ 保证克制⑥ 强化⑦ 表达关心⑧ 减轻责任
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汉语P=0.539P=0.469P=0.638P=0.805P=0.595P=0.020*P=0.211P=0.912
英语专业组
汉语/英语P=0.416P=0.049*P=0.719P=0.815P=0.357P=0.000*P=0.381P=0.280
总之，就以上8种策略的总体情况看，仅在⑥强化策略方面产生了语用反向迁移。至于中介文化风格，则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形成。
三、讨论和总结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我们可以从下列3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中介文化风格是语用反向迁移和正向迁移共同作用、双向互动的产物，因而语用反向迁移的产生是中介文化风格形成的前提。语用反向迁移产生的证据是英语专业组（实验组）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的汉语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中介文化风格形成的证据则是实验组的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以上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某些项目（即单一式道歉词语使用模式和直接道歉等6种道歉策略）中，3组被试的数据通过两两检验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这一结果中，我们既无法认定英语专业组的汉语中没有出现语用反向迁移，也无法认定该组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形成了中介文化风格。我们可以将这三者的一致性归因于汉语和英语之间本身的相似性，因而基本不存在语用反向迁移和中介文化风格的问题。
其次，我们还发现，在汉语和英语差异较大的项目中，英语专业组被试的汉语中，有的确实已产生语用反向迁移（如道歉词语的组合式、语气词、强化策略），也有的尚未产生语用反向迁移（如担负责任策略），反映了语用反向迁移产生的不平衡性，即有的项目较容易产生而有的项目不容易产生。
在产生了语用反向迁移的3个方面中，具体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也不尽相同。调查发现，英语专业组的汉语语气词使用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大为下降，而英语专业组的汉语强化策略的使用频率也比对照组有所上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向英语规范靠拢的趋势，显示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
另一方面，在道歉词语的组合式使用方面，英语专业组和对照组的汉语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认为语用反向迁移已经产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英语专业组的使用频率（13%）反而比对照组（7%）上升，而不是呈下降趋势并向英语规范靠拢；反倒是该组的英语表现（4%）与对照组的汉语表现（7%）大体一致，出现了向汉语“回归”的趋势。从被试使用汉语组合式的心理动因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长期而集中的英语学习，使被试的心理词汇中拥有了更加丰富的道歉词语选项，而且汉英两种语言经常处于激活状态；由于汉语是允许使用组合式的语言，并以组合式作为强化道歉语气的手段之一，一旦被试需要使用强化策略时，便充分使用组合式，以至于组合式的使用率比对照组还要高。而被试在强化策略方面的上升趋势也可以间接地证明这一点。由此可见，这种现象仍然是语用反向迁移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被试的英语中出现的组合式，一方面可以视为从母语向英语的正向迁移的证据，另一方面也间接证明了被试的心理词汇中道歉词语确实比较丰富并处于激活状态。
再次，在以上产生语用反向迁移的项目中，通过英语专业组被试的汉语和英语表现的对比考察，均显示中介文化风格尚未形成。其原因可以从语言结构类型距离和语用规范差异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语言结构的差异。在语气词方面，由于汉语和英语截然不同，虽然英语学习者的汉语可以减少语气词的使用而向英语靠拢（语用反向迁移），却很难将母语中的语气词迁移到英语中（正向迁移），两种语言之间无法产生双向的互动，因此难以形成中介文化风格。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带有语气词的类似“新加坡英语”的现象，而这一条件在中国不存在。在道歉词语的组合式方面，汉语允许组合式，而英语不允许组合式，这种差异也阻碍着被试最终将两种规范融合为一。二是语用规范的差异。我们从英语参照组（Olshtain，1989：164）可以看到，英语中使用强化策略高达24%，而非英语专业组（对照组）则仅为5%，两者差异巨大，因而中介文化风格的形成尚需时日。
综上所述，在英语水平较高的汉英双语者人群的汉语道歉言语行为中，确实存在英语向汉语的语用反向迁移，这也证实了道歉言语行为与其他言语行为一样也可能发生语用反向迁移。同时，在具体的道歉模式和策略项目中，英语对汉语影响的分布并不均衡，语用反向迁移的具体表现、产生机制和心理动因也不尽相同。至于学习者的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中介文化风格，在我们考察的所有项目中，虽有一定的形成趋势，但并没有最终形成，其原因则与语言结构类型的距离和语用规范的差异有关。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项目批号：10BYY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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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言语行为中的语用迁移研究 第7篇
1 研究现状
Beebe et al. (1990) 的研究发现, 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进行拒绝时确实存在着将其母语 (日语) 的语用规则和习惯迁移至目标语 (英语) 中的现象, 而且这种迁移至少存在于语义程式的三个层面, 即语义程式的顺序、频率、和内容。就语用迁移与语言水平的关系上, Takahashi和Beebe (1987) 则首次对其进行了明确的探讨并得出了两者间正相关的结论, 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越高, 其发生语用迁移的几率则越大。随后的相关研究有肯定该研究成果的, 但亦有对以上结论提出质疑并显示不同结果的。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其最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语用迁移在实施言语行为时的存在, 以及其与语言水平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同时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如调查对象单一, 皆为在校学生, 因而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工具均采用书面形式 (DCT) , 因而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口头交际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对比研究中, 被调查者同时用二语和母语两种语言完成测试从而容易产生相互影响等问题。
2 实证调查
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对拒绝言语行为中的语用迁移现象和其与语言水平的关系问题再次做了实证性的研究。
1) 研究目的:验证语用迁移在拒绝言语行为中的表现形式, 探讨中国学生在用英语拒绝时的语用迁移现象及其与二语水平的关系。
2) 假设: (1) 语用迁移存在于二语学习者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所使用的语义程式的顺序和频率上。 (2) 二语习得者的语用迁移程度与其二语水平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
3)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本文仍旧采用Beebe et al. (1990) 的话语补全测试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 分英汉两个版本。该测试包括请求, 邀请, 提供和给予等4种类型的情景对话, 每种类型分别有3种情景提供, 其中拒绝者分别处于3种不同的社会地位, 即高于、低于及相同于被拒绝者的地位。该测试要求回答者在回答中必须有拒绝的含义。
4) 调查对象: (1) 20位社会工作者, 母语为汉语, 并且没有英语相关知识, 从而保证了其思维不受英语的影响 (NC) ; (2) 17位美国人, 英语使用者, 亦不懂汉语 (NE) ; (3) 108名二语为英语的中国学生 (CE) , 包括20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 (CE1) 、33名非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CE2) 、35名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CE3) 以及20名英语专业研三学生 (CE4) 。
3 分析讨论
3.1 语义程式的使用顺序
通过对3组不同受试者的对比得出,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进行拒绝时所使用的语义程式 (拒绝策略) 和讲英语的本地人所使用的基本相同, 如“道歉”, “积极性观点”, “原因”等。但在策略的使用顺序上却不同于英语使用者,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母语 (汉语) 的顺序相同, 如当被拒绝者地位高于他本人时, 拒绝者总是将[呼语]放在首位, 这与其母语的特征恰好相同, 而在英语本族语的受试者当中是很少见的。因此, 这就证明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语义程式的使用顺序上存在着迁移现象。但同时, 语义程式的搭配组合还受到话语情景的制约, 并非是千篇一律的。
3.2 语义程式的使用频率
语义程式的使用频率就是指某一策略的使用数占同一情景下所使用的总策略之和的百分比。将每一位受试者在不同情景下所使用的拒绝策略进行分类以后, 利用如下公式将每一组受试者在不同情景下所使用的每一种策略的频率计算出来并制成图表以备比较:
某一情景下使用某一策略的总数/某一情景下使用的所有策略之总数*100%
例如:如果总共使用了70个策略, 而在拒绝上级邀请时, 有35个策略用了[原因], 那么[原因]这个策略所使用的频率则为50%, 即35/70*100%。
3.3 数据比较
数据比较在NC和NE间进行, 因为只有当两组受试者在使用同一策略的顺序或频率相差甚远时, 语用迁移才可能发生。如在拒绝参加老板的聚会时, 6%的NC使用了[积极性观点], [感谢]等, 如:“我真的很想去……”, “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去……”等, 而有36%的NE则使用了这一策略, 会说:“I’d like to…”这说明美国人在此情景下使用的[积极性观点]的频率要远高于中国人。如果CE在该情景下使用的[积极性观点]也较少的话, 这就说明其有可能是受母语文化的影响, 将母语文化迁移到了目标语 (英语) 的表达中。根据Beebe et al. (1990) , 发生语用迁移的情况不止一种, 只要符合下列情况的任何一种, 都有可能发生语用迁移:1) NC>CE>NE, 即NC使用某一策略的频率最高而CE使用此策略的频率比NE还高;2) NC
3.4 总数统计
通过比较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 (CE) , 即CE1, CE2, CE3和CE4, 发现语用迁移或多或少的存在于这些学习者的拒绝言语行为中, 以下是将不同水平的CE发生语用迁移的总数分别进行累加统计后得到的图表, 结果如图1所示。
4 结束语
从柱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语言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母语拒绝策略的影响, 从而发生了语用迁移。然而, 不同语言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在拒绝时所发生的语用迁移的总数是不同的。在147次语用迁移中, CE1占28%, CE2占35%, CE3占32%, CE4占5%。另外, 除了个别程式的使用看不出明显的趋势外, 大多数对比分析论证了“负相关”的观点, 即随着英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 发生语用迁移的频率逐渐减少, 这与Beebe et al. (1990) “正相关”的研究结果是不同的。对于英语教育工作者来说, 如何将语用迁移减少到最低程度, 从而减少语用失误的发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大量向课堂融入文化知识, 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交流练习, 让学生在掌握语言本身的同时, 也能自如恰当地驾驭语言。
摘要：该文对二语为英语的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拒绝时所产生的语用迁移进行了实证性的考察。结果表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进行拒绝时存在着明显的语用迁移现象, 但这种现象随着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逐步减弱。
关键词：语用迁移,拒绝言语行为,语言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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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行为失误 第8篇
关键词：语用失误,语用行为失误,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语用学主要研究特定语境对话语意义的影响。在交际中, 能够觉察、提取并准确理解说话者言语中隐含意义的能力叫做语用能力。而无法理解这层隐含意义并对做出错误反应则被称为语用失误。英国语言学家珍妮·托马斯将语用失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类 (Jenny Thomas, 1983)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语用行为失误也被归为语用失误的另一种类型。
近年来, 跨文化交流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但由于跨文化交际者之间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不同, 要取得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并不容易, 尤其当交际中使用了语用行为。因此了解语用行为失误的类型以及如何避免语用行为失误的发生对跨文化交际有效成功地进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语用行为与语用行为失误
1、语用行为
语用行为也可以被称为非言语行为。通过交际者所使用的语用行为, 他在交际中的情绪状态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语用行为通常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1) 面部表情
人们面部肌肉的移动和收缩形成了面部表情。无论快乐、悲伤或是惊讶、生气、恐惧都可以反应在交际者的面部表情中。但即使是最基本的面部表情也可以反映出文化差异的影响。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文化中微笑被认为是友好的标志, 在中国文化中微笑除表达其最基本的意义外还可以用来化解一些尴尬, 而韩国文化中过多的微笑会被看成是肤浅的表现。
(2) 手势
不用使用任何语言, 交际者仅用手势就可以告诉他人自己想传达的信息或指令。如果交警伸出一只手, 用手心对着你, 看到这个手势你马上就会明白交警要让你停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 一些常用的手势也被不同文化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人们常用食指和中指做出“V”的形状表示胜利, 但在英国, 做这个手势时如果掌心朝内, 则会表达一种粗鲁的含义。更常见的“ok”手势, 在法国表示“0”, 在日本表示钱, 在巴西和德国却成为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手势。
(3) 姿势
姿势常指一个人站立或坐着时身体的位置和状态。不同文化对姿势的使用也有不同的规定和解读。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见面打招呼时, 会采用不同的姿势, 日本人见面时通常会鞠躬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西方一些国家则选择拥抱;泰国人则会双手合十于胸前, 低头问候;在阿拉伯国家, 两个老朋友相见不仅仅会握手和拥抱, 还会行贴面礼。
2、语用行为失误
语用失误不仅会发生在言语交谈中, 也常常发生在非言语交际中。与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一样, 语用行为失误的发生也会导致交流的中断。在跨文化交际中, 不同文化对同一语用行为所传递的意义进行了不同的限定, 这样更加大了语用行为失误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的可能性。
三、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行为失误
文化背景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它早已将自己渗透到了语用行为内涵的形成中。相同的语用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以代表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意义, 本文主要对目光接触、身势语和人身距离之间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行为失误进行分析。
1、目光接触与语用行为失误
目光接触是交流中最频繁使用的语用行为。中国认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透过眼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英国人认为不能相信那些不能直视自己眼睛的人, 因为他们认为交流中如果缺乏目光接触则表明对方可能在撒谎 (孙利民, 2005) 。不同的文化对是否进行目光接触, 目光接触的对象及目光接触持续时间都有不同的界定。
例:美国的一所中学内, 一名波多黎各女孩被怀疑与其他女生一起吸烟被带去与校长谈话。之后校长坚定地认为这名女生吸烟了, 决定将她开除。校长给出的原因是在谈话过程中那名女孩始终不敢与自己的目光接触。后来该校一名拉美裔的教师向校长解释在波多黎各文化中, 一个好女孩是不能看着成年人的眼睛的, 这表达她对这位成年人的尊敬与顺从。 (Andrea, 1994)
这是一个典型的目光接触的语用行为失误。由于交际者对目光接触有不同的理解, 语用行为失误便发生在交际中。对跨文化交际者来说, 清楚不同文化中目光接触的内涵意义和使用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2、身势语与语用行为失误
身势语是一类十分重要的语用行为, 在交流中, 身势语的使用可以传递出言语内容没有表达出的信息。但身势语的使用却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相同的身势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在机场, 一位日本人问一位美国人机场是否提供行李车, 美国人做了一个“ok”的手势, 想告诉那位日本人机场免费提供行李车。然而, 这个手势在日本文化中表示“钱”, 看到这个手势后, 日本理解为使用行李车的费用很高。 (Andrea1994) 如果要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身势语, 交际者首先得了解有关同一身势语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不同含义。美国人常常伸出拇指表示想搭便车;但在尼日利亚和澳大利亚的文化中, 这是一个非常带有侮辱性的手势;日本人把它理解为数字“5”;德国人确认为它是数字“1”;而在中国这个手势常用来表示赞美和夸奖。
3、人身距离与语用行为失误
交流中, 谈话者之间会保持一定的人身距离, 这个距离是他们个人觉得自己与他们的交谈者之间最舒服的一个距离。事实上, 不仅在交流过程中, 只要是人们需要与其他人共享一定的空间, 人们就会保持一定的个人距离。不同的文化中, 人们对个人距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认为近距离可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友好, 所以在交际中通常站得离自己的谈话者很近。但西方人通常对个人距离十分敏感, 他们认为这种距离属于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所以他们无法忍受很多挤在一辆公交车上或是一部电梯里, 而东方人对人身距离则没有那么敏感。
四、建议
要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行为失误的发生, 交际者首先应明确文化差异的存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受到了自己文化的影响, 因此了解文化差异的存在可以使跨文化交际者在使用语用行为时更加小心, 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在面对文化误解时更加宽容和有耐心。其次, 跨文化交际者应选系统地学习一些有关语用行为的知识。通过学习, 跨文化交际者可以清楚地明白某种特定的语用行为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不同含义, 从而准确地使用语用行为, 传递信息。
五、结语
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行为失误, 掌握减少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行为失误发生的办法, 对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成功地进行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析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类型的语用行为失误, 为跨文化交际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帮助他们取得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参考文献
[1]Andrea, W.Resolving Conflicts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J], MCS Conciliation Quartely, 1994.
[2]Thomas, J.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4 (2) :91-112.
语用行为 第9篇
关键词：非言语行为,图形—背景理论,认知语用功能
一、引言
言语行为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石, 在生活中, 人们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际和交流。除了语言这一重要工具, 人们还使用其他手段传递各种信息, 表达思想和感情。但是, 同言语行为的交际功能相比, 非言语手段更能真实地传递信息, 更准确地表达情感。人们的交际大多数是由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共同组成。绝大多数专家认为, 在面对面的交际中, 只有35%左右的内容是靠语言表达和传递的。 (Samovar et al, 1981)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 交际信息的90%是由非言语行为传达的。[1]不论这些统计数字是否正确, 但至少可以看出, 非言语行为在人际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非言语行为涉及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的研究领域, 它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等。语言专家对言语行为的界定和分类有不同的标准, 但是非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体态语, 包括眼神、面部表情、目光语、手势、体态、体触、副语言等;另一类是场景, 指的是交际者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包括时空观念和沉默等。[2]
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有各自的范畴和规则。非言语行为是一个符号体系, 有着其特殊的负载信息的功能。[3]如人的眼神能通过眼睛、眉毛、面部肌肉的细微运动来传递赞许、愤怒、吃惊、不屑等多种神态和心理表征。可见, 解读和领悟非言语信息是一个心理过程, 而这个过程依赖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知识储备、经验、心理和具体语境。
以往的语言专家和学者对非言语行为的研究大多从跨文化角度入手, 强调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4]笔者发现从认知语用学角度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因为解读非言语符号的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因此本文以P.Copper, Ungerer and Schmid等语言学家的理论为基础, 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为具体的研究语境, 分析非言语行为, 阐述非言语行为在话语交际中的认知语用功能。
二、理论背景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图形与背景分离的观点是丹麦心理学家Ruby首先提出来的, 后来被完形心理学借鉴和完善, 主要用于分析和研究知觉。[1]图形即所要描述的对象, 具有高度清晰的完整性, 是最容易被人们视觉关注的部分;背景是其环境, 与图形相对的部分。[5]人们观看某一客体时, 总是在背景中看到轮廓清晰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认为我们感知周围某个事物时, 认知场中始终包括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是指某一个认知概念中突显的部分, 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则是为突出焦点而衬托的部分, 是图形的认知参照点, 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6]
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人们的话语交际。在不同的语境下, 非言语行为起着不同的作用, 大致上起着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非言语行为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语用功能, 正是由于这些行为具有突显话语信息, 使某些隐含的信息突显的认知功能。
三、课堂教学中非言语行为的语用认知功能
非言语行为在交际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非言语行为是师生传递信息、沟通情感的辅助手段。课堂教学效果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教师的表情、举止、仪态等非语言手段实现的, 只有相关信息是通过语言行为达到的。
(一) 突显言语信息, 辅助课堂教学
在话语交际中, 脱离非言语行为的孤立的言语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同样, 非言语行为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的意义。图形—背景模式的体验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认知过程。具体地说, 背景包括师生双方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基本情况, 还有双方的心理活动。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 如果教师能借助动作, 手势等非言语手段, 比如叩击黑板、讲桌、击掌等, 学生就能够及时地获取话语信息, 明确被强调的教学内容。因为在这个课堂环境内, 教师是图形, 黑板或多媒体显示屏是背景, 为了让学生注意授课内容, 教师用手轻扣黑板, 授课信息就从背景位移到图形, 图形信息得到了突显。
另外, 非言语行为本身就指向了某种语用意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适时环绕学生走动, 随时靠近学生, 这时就发生了图形和背景的动态转变, 教师从图形位移到背景位置, 学生则从背景变成图形。由于师生空间距离动态拉近, 对学生的关注度逐渐加深, 增强了师生互动, 提高了授课效率, 有利于师生的情感交流。
(二) 启始话轮, 反馈教学
在日常的话语交际中, 为了使交际得以持续地顺利进行, 交际一方往往借助非言语手段触发和启始话轮, 以引起听话人关注, 作出必要的反馈, 完成交际活动。说话者可以借助副语言手段, 比如发出一些Uhm, Oh, Yeah等声音, 甚至沉默不语、短暂停顿。另外还可以借助点头示意、目光交流、微笑、打手势等一系列身势语行为, 反馈和传递信息, 由此自然地引出下一轮交际。因为听话者从这些非言语信息中获取了说话人的鼓励、赞赏、好奇、疑惑等认知语用意义, 他们才可以继续下一个话轮。
在言语交际中, 往往隐含的语用信息才是交际的真正意图, 而非言语手段的辅助运用, 能够把隐含的语用信息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成为图形, 被交际双方有效及时地获取和感知, 因此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 完成预期的交际。可见, 恰当合理运用非言语手段, 能够促进和推动话轮持续进行, 操控交际过程, 促使交际双方对话语信息的解读, 最终完成交际过程。
(三) 副语言的语用功能
副语言指伴随着言语行为而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动态变化的非语言声音。虽然副语言没有固定的意义, 但仍可传递信息, 比如:沉默、音量、语速、语调、有意识地清声等。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灵活借助副语言手段, 达到某种预期效果。当重点内容需要强调时, 可适当提高声音或改变语调以引起学生的重视。转换话题时, 可适当停顿, 激发学生对随后信息的期待和推测。沉默也是传递信息的一种非言语形式。在课堂教学中, 当学生对教师授课的内容不理解、有异议时, 学生往往保持沉默。这种无声的信息传达了多种语用意义, 比如学生期望对授课的部分内容重新讲解和解释, 学生需要思考以提出不同观点等等。当教师提问时, 如果学生是以沉默来反馈, 教师应及时地解读其隐含的语用信息, 比如学生缺乏主动性或者对内容不理解。因此, 教师可以灵活地调整或者深入解释授课内容, 或者鼓励学生作答。
非言语手段也可以有效地调控课堂、激励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加强师生互动。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尽力避免语言惩罚和言语伤害, 多借助非言语手段操控课堂消极行为。课堂实践证明:教师的会意点头、微笑肯定、赞许的目光、竖起大拇指, 鼓掌等非言语行为, 能够积极地激励和肯定学生。另外, 这些非言语手段的适当运用也体现了教师驾驭课堂的技能。
(四) 师生关系的认知功能
教师的外在形象即教态, 实际上也是一种体态语言, 一种非言语行为。这种非言语行为在表达人的情绪、情感和态度方面, 要比言词性语言更为明确, 更具感染力。如果教师持一种真诚、温和的态度, 伴着愉悦的情绪, 积极的教学心理, 身着时尚得体的服装走进课堂, 好似一缕明媚的阳光注入了课堂, 这会使学生产生被尊重, 被认可的感觉, 会极大地唤起学生的热情。教师在外在形象上以身作则会增强学生的向师性, 这种积极的效应在日后的频繁接触中, 会得到认可和加强, 使学生产生强烈的信任感, 顺利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
四、结语
本文对非言语行为的探讨是依据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 着重分析了非言语行为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认知语用功能。作为日常交际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非言语行为往往突显和强调了交际者的真正意图。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 恰当合理地运用非言语手段调控课堂和激励学生, 往往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另外, 有效地使用非言语手段也体现了教师的良好教学技能, 同时也是塑造教师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现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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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oper, P.Speech Communication for the Classroom Teacher[M].Gorsuch Scarishrick, Publishers, 1988.
[8]Condon, John C.&Yousef, F.S.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3rd ed.) [M].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Company, 1975.
[9]Larry A.Samovar.Richard E.Porter&Lisa A.Stefani.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语用行为 第10篇
关键词：影视文学,少数民族,语言表达,交际行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据有关资料统计, 我国现在实际上有100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 (包括台湾高山族使用的19种语言) 。随着电影电视的普及, 影视文学借助这一传媒, 依赖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其鲜明的独特性迅速发展, 广泛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青年群体,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受到的影响也同样巨大。电影电视的语言是建立在视觉听觉上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幻觉基础上的, 而这种幻觉是以他从婴儿时期开始就积累起的视听感知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经验是记忆的, 会成为一种无意识活动。
“影”, 即电影, “视”, 即电视。影视文学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合称。作为一种后起的文学样式, 影视文学的历史远不及传统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 然而凭借电影、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影视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迅猛发展, 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以至于一旦舍弃了影视文学, 当代文学史便显得残缺不全。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广播电视声画媒介, 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 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抒发感情, 给受众以文学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
影视材料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 展现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背景知识。“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 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1]。影视文学的传播不仅影响观影人的行为举止和交际用语, 还会带来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文化差异的碰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否能成功地进行言语交流, 除了受双方语言知识, 即词汇、语法、句子的形式、语体等影响以外,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所处环境相适应的社会文化能力。
在文学评论界, 往往有这样一种论调, 即好的文学作品根本无法改编成电影。这些评论家以文学为依据, 批评改编后的电影不忠实于原著。笔者很不喜欢这种说法, 电影是独立的艺术形式, 它没有必要在文学面前放低姿态, 它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而又相互呼应的, 没有实际上的主次之分。
在一些影视剧人看来, 网络小说新颖的题材, 通俗的口语化表达, 倒是在某种维度上接了“地气”, 形成了传统文学与影视剧艺术的“中间地带”[2]。热播剧《锦绣缘之华丽冒险》也是一部网络小说改编剧。目前的网络小说市场中, 作品题材繁多, 而比较集中的有三类:一类是今年大热的玄幻仙侠题材;一类是深受女性喜爱的言情题材;一类是男性受众相对喜欢的英雄梦系列, 以闯关、打怪为主。在这些内容中, 最受影视剧青睐的无疑是讨好电视剧主流受众的言情小说。而写出《步步惊心》《云中歌》《大漠谣》的桐华, 以及《何以笙箫默》《杉杉来吃》的作者顾漫等, 专注爱情小说的作者则成了网络小说影视化的最大受益者。
传媒商业化语境下的影视文学, 既拓展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面, 开阔了其视野, 又丰富了青少年的娱乐与消遣, 使其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灿烂。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造成青少年人文精神的丧失、价值观的消解、审美情趣的低俗”[3]等。少数民族语言行为势必走出封闭, 学习双语或多语, 与世界协同进步, 这个追随和进取的过程又是相当艰难的。
影视编剧不该仅靠网络文化的知名度招揽“看客”, 真正吸引读者的并非人设与情节, 而是对作品的价值认同, 这才是真正需要影视剧展现的。因此, 网络小说看似为影视剧提供了现成的人物、情节、与叙事角度, 但它们甚至比原创剧本更需要打磨与再开发。
通过文学与语言行为资源之间的联姻, 影视文学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发展为人们的认识实践范围从现实的有限物理空间向想象的虚拟空间提供了无限延展的空间, 文学与语言行为也由此被赋予了无限发展的空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 使得人类沟通实现无极限;通过不同种族的文化信息传播,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各种民族语言行为与文学的个性特征, 使得以此为载体的影视文学的个性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徐扬.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D].中央民族大学, 2007.
[2]何希凡, 龚奎林.新时期中国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互动及其未来走向[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06) .
语用行为 第11篇
关键词：拒绝言语行为,语用特征,礼貌原则
拒绝言语行为是一种常见的以拒绝为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 是针对对方的请求、邀请、建议或给予, 说话人所做出的否定回应。在商务交际中, 由于各种原因, 有时难免不能接受对方的建议、请求等, 为了最大限度地顾及对方的满意度和信赖度, 商务人员通常需要很谨慎、有礼貌地拒绝对方, 以创造或维护良好的商务关系, 避免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信息化的发展, 商务英语电子邮件逐渐成为人们在经济领域中一个重要的交际手段, 故了解中国人在商务英语电子邮件中拒绝言语行为的特征不仅可以为商务人员带来一些启示, 使他们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能扬长避短, 促进商务合作关系的发展, 也能为英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
1 理论依据
言语行为理论最早由Austin提出, 他认为“说话就是做事”。Searle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 指出了言语行为研究中语境对考察语言与行为关系的重要性。
面子理论与礼貌原则是语用学里研究言语行为常用的依据。面子理论最早由Goffman提出, “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 是个体按照社会赞许的标准表现的自我形象”。Brown&Levinson (1978) 借用Goffman面子概念来解释礼貌现象。他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继Brown&Levinson的面子理论之后, Leech (1983) 提出了礼貌原则的6个准则: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他还认为, “拒绝语属于竞争类言语行为, 即拒绝请求与主张建立、维持礼让的社会目标相反。所以拒绝在本质上是不礼貌的。”
2 商务邮件里中国人英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特征
本文通过某些渠道收集了6家跨国公司共50份拒绝类商务英语电子邮件 (注:基于保密原则, 现隐去公司名称) , 其中25份来自不同的中国员工, 其余25份来自西方国家的员工。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员工的拒绝类电子邮件内容, 分析了各自的语用分布情况 (见表1) , 总结出以下几点中国人在商务电子邮件中英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
1) 程式化
Beebe等人认为, 拒绝是通过一套数量相当有限的直接与间接“语义公式” (semantic formulas) 来完成的。直接拒绝语中包含“施为型”、“非施为型陈述”两种语义公式, 而间接拒绝语则分为“表达遗憾”、“说明原因”、“提供建议或选择”、“回避”、“愿望”等11种语义公式。拒绝语之前或之后通常出现表“赞同”、“感谢”、“移情”等辅助性话语, 用以减弱对交际双方的面子威胁程度。笔者将抽样的25份中国人拒绝类商务电子邮件, 依照Beebe等人的拒绝语义公式即拒绝策略, 统计出有20份 (占80%) 几乎都用到如下拒绝语义组合公式:
(铺垫语/缓冲语) +「遗憾」+「理由/借口/解释」+「提供建议或选择」+ (积极态度/愿望)
商务拒绝类邮件, 传递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信息, 本质上是“不礼貌”的。在邮件的开头, 陈述一些积极的事情或者表达感谢之意等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为下文引入拒绝主题作铺垫;然后客气地表达遗憾, 再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原因, 并提供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法;最后, 表明积极态度或愿望, 以愉快的语气结尾, 有助于建立双方未来合作的信心。
从例1中可以看出, 写信者Frank是在拒绝收信者Ruth关于X系列产品的询价。在拒绝之前, 先表达感谢、高兴等方面的“好消息”作为铺垫;然后表示遗憾, 并申明不能提供X系列产品, 再说明原因:因为X系列产品即将更新换代;接着提供建议:可以挑选替代的T系列产品;最后期望对方尽早下订单, 展望合作。这一整套拒绝公式都是围绕“替他人着想”和“礼貌”拒绝而展开的, 避开直接拒绝带来的面子威胁。
2) 间接委婉
在商务拒绝类邮件中, 委婉表达能够避免由于直截了当所带来的不愉快和尴尬, 以一种间接、含蓄的方式来实现商务目的。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人在拒绝策略上更多地使用间接策略, 做到“点到即止”, 以保留双方的面子, 避免正面冲突。在商务邮件中, 中国人通常借助于模糊限定语, 使用柔和的语言婉转地拒绝, 这样利用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准则, 有助于缩短双方情感上的距离, 建立和谐的商务关系。
例2:I have to hold on the purchase contract.I’m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 of your product, you know what I mean.
(选自:某中国采购人员的邮件)
通过模糊语you know what I mean委婉的表达了对方的产品质量问题, 暂缓签采购合同 (即间接地拒绝签采购合同) , 把对对方面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除了模糊限定语外, 情感词如grateful, appreciate, regretful等或情态动词will/would, may/might也常常在中国人的拒绝类邮件里用到, 这些词语的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对收信人消极面子的威胁。
3) 人际关系取向
从抽样的25份中国人商务拒绝类电子邮件里不难发现, 写信人根据收信人的重要程度以及熟悉程度所采取的拒绝策略有所不同。对重要或熟悉程度越高的客户, 写信人在拒绝时采用的策略越多且越间接, 这说明中国人在选择拒绝策略时注重人际关系的考虑。从文化层面上来看,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 是群体导向的文化, 追求整体和谐, 竭力回避对立冲突。信任、信用、人情、面子、缘分、交往、义气、利益和交情等是影响中国文化背景下商务关系之人际关系的主要因素[1]。西方人交往中重理不重情, 而中国人重情不重理, 这点最先被陈独秀等人在东西文化比较中提出, (梁漱溟进一步系统地阐述) 并在梁漱溟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他说。“西洋人是要用智的, 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 所谓孝弟礼让之训, 处处尚情而无我。”
试比较以下两封关于拒绝客户要求降价的回应。
例3为澳大利亚员工的拒绝信, (解释原因+直接拒绝) , 信中总共用了3个拒绝策略, 其中2个是间接策略, 不难看出, 整个拒绝过程在强调逻辑和道理。
例4是中国员工写的拒绝信, 用了4个间接拒绝策略, 通过利用礼貌原则中的慷慨准则, 主动提出有益于对方的建议——将优先生产和交付其产品, 从而既达到了拒绝的目的, 而又显得礼貌。
4) 语言正式化
与普通英语相比, 商务英语在表达上显得更郑重些。但商务英语电子邮件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由于电子邮件使用便捷, 发送快速, 商务英语电子邮件接近于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 相对普通商务英语函件而言, 它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用语和通俗用语[2]。从抽样的电子邮件可以看出, 西方人常常使用缩写词和短句, 语句简单、易懂、语气活泼、幽默;而中国人在类似的商务背景下对待相似重要程度的客户则经常用长句来表达, 在拒绝时多使用正式语言, 显得严肃、谦卑。
试比较以下两封对客户要求延期还款的拒绝回应。
例5为美国员工的拒绝信, 首先反问对方确定写信人能支持延期付款吗, 其实是以反问的口气在拒绝对方的要求, 再说明原因“现在临近季度末, 我们需要大量现金流加速资金周转”, 接着以开玩笑的口气补充说明拒绝的原因“若同意, 老板会杀了我”, 最后, 以友好和诙谐的语气结尾“不好意思, 我欠你一瓶香槟”, 言下之意在于拉近与对方的距离, 把对对方面子的伤害降至最低。信中语言较活泼、语气幽默、风趣。例6是中国员工的拒绝信, 先表歉意, 再说明理由, 最后希望得到对方的理解。语言较正式、语气严肃, 例如在称呼上使用“Respectful”, 英语中一般很少这样表达, 只有汉语常用“尊敬的”来称呼对方, 以显得礼貌、谦卑。但是在英语中, 尤其是在电子邮件里, 使用这样的称呼, 反而显得有些不得体, 给人呆板的感觉。
3 总结
总之, 中国人在商务英语电子邮件中其拒绝言语行为有一定的语用特征。了解这些特征, 有助于引导商务人员扬长避短, 准确地把握拒绝语的表达方式及拒绝策略的偏离范围, 是学会运用商务英语和发挥商务技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 也能为英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 让教师在今后的英语教学中注意学生英语习得水平的提高。由于篇幅有限, 本文不可能囊括中国人英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方方面面, 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 尚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楚金桥.商务伙伴关系视野中的人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