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精选9篇）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第1篇

《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总结推广各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

《意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

《意见》强调,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城镇化问题,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充分发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作用,带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坚持纵横联动、协调推进,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推动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加强部门与地方政策联动,确保改革举措和政策落地生根;坚持补齐短板、重点突破,加快实施以农民工融入城镇、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发展和新型城市建设为重点的“一融双新”工程,瞄准短板,优化政策组合,弥补供需缺口。

《意见》提出了九个方面36条具体措施。

一是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二是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动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加快拓展特大镇功能,加快特色镇发展,培育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加快城市群建设。

四是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

五是完善土地利用机制,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坡地开发,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六是创新投融资机制,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支持,多渠道保障城镇化资金需求。

七是完善城镇住房制度,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制度,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深化试点内容,扩大试点范围,加大试点支持力度,鼓励试点地区发挥首创精神,尽快实现重点突破。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第2篇

二是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包括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三是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主要包括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快拓展特大镇功能。

四是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电子商务发展，大力发展农业新型业态。

五是完善土地利用机制，包括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坡地开发，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六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包括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支持，多渠道保障城镇化资金需求。

七是完善城镇住房制度，主要包括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化住房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

八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扩大试点范围，鼓励试点地区发挥首创精神，尽快实现重点突破。

此外，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胡祖才说，一方面要落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为农民落户拓宽渠道;另一方面要通过居住证制度落地提高居住证持有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若干意见》还明确，除了超大和特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要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比如要放开大学生和技术工人的落户。

国务院2月6日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意见》提出了九个方面36条具体措施。

一是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二是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城镇棚户区、城中村与危房改造,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动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加快培育中小城市与特色小城镇,提升县城与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加快拓展特大镇功能,加快特色镇发展,培育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加快城市群建设。

四是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

五是完善土地利用机制,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坡地开发,完善土地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六是创新投融资机制,深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捧场,多渠道保障城镇化资金需求。

七是完善城镇住房制度,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制度,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深化试点内容,扩大试点范围,加大试点捧场力度,鼓励试点地区发挥首创精神,尽快实现重点突破。

新型城镇化四大问题 第3篇

《新理财》：据相关部门估算，到2020年前中国需要至少50万亿元的新投资用于城镇化建设。如此大量的资金之“渴”应该如何满足呢？

肖金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农民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城市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人口增加必然会带来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工作岗位需求、社会保障需求。

首先分析解决住房需求所需资金问题。单从静态来看，未来20年，将有3亿人进入城市，假如按人均20平方米，需要建设住房60亿平方米，假如每平方米所需资金3000元，共需资金18万亿元，每年需资金不到1万亿元，这并不会给政府、给社会、给城乡居民带来很大的压力。

其次，我们分析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有学者计算过，增加一个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相应增加1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3亿人需投资30万亿元，每年需投资1.5万亿。分摊到600座城市，每个城市每年投资25亿。如果分摊到2万个城镇，每个城镇每年的投入7500万元。从数字上来看，好像压力比较大，但仔细分析一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可以和原来的城市居民共建共享城市基础设施，其边际投资是递减的，并不是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就需要增加等额投资。

第三，我们分析社会保障所需资金。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土地，不能再用承包地作为保障或保险。所以，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应该为其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没有为其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是政府最大的失误。事实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数额极大，由于是农民工自己为自己保障，即在工作期间缴纳社会保险，退休时领取，并不会给政府造成太大的资金压力。

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到2013年超过50%，并没有给各级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各级政府的财政实力反而更加雄厚。

人往哪里去？

《新理财》：城镇化过程不是简单的人到城里去，在您看来人口应该如何合理转移呢？

肖金成：一直以来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如何流动的问题，学界争议都比较大。过去，“到小城镇去”在学界中的呼声最高。因为小城镇的生活成本低，离农村最近。如果到离自己家附近的城镇就业，似乎是最优选择。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学界又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但绝大多数小城镇不通火车，不通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不具有发展大工业的条件。同时，小城镇人口少，服务业链条很短，也不具有发展大商业和大物流的条件。

中等城市具有吸纳人口、扩大规模的巨大潜力，无疑是承接大量进城农民的主要载体，但我们发现，中等城市的数量少，由于土地指标的限制，规模扩张非常困难，产业发展既不具有小城镇成本低，也不具有大城市服务功能健全的优势，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多。

大城市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所以吸纳进城农民最多。大城市也是户籍制度控制最严格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城镇建设方针的首要一条就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但是，大城市因为具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健全、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完善、服务链条比较容易延伸，所以越控制，发展却越快。

我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吸引农民工进城有两大产业，一是工业，二是服务业。这两大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断吸引农民工到城里来。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抑或是小城镇，哪里有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到哪里去，他们也应该到那里去。由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无论是大城市重点论还是小城镇重点论都有所偏颇，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新理财》：您一直在倡导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在城镇化的建设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肖金成：所谓城市群，即在一个特定地域内，分布有若干规模不等、类型各异的城市，其中有一到几个特大城市，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个功能互补的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城市综合体。

“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根据我们的研究，城市群将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在城市群范围内，原来单独的城市和另外的城市形成了互补关系，大城市的功能不断升级，给小城市和小城镇带来了机遇。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群范围内，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另外，在城市群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了功能分工，所以能够协调发展，而且基础设施能够共享共用。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长三角城市群在内的十大城市群，这十大城市群的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承载1/3以上的人口，GDP占全国的比重将近2/3。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城市群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十大城市群就是中国经济的十大支柱；二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城市群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享有三分之二的GDP，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口却只有三分之一的GDP，这就是区域差距的直接表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城市群之外的人口向城市群内转移。假如，十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我国的区域差距就会明显缩小。

耕地怎么保？

《新理财》：过去的城镇化建设往往呈现出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的城镇化的现象，未来中国的土地政策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

肖金成：过去我们的城市建设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并不十分重视，都在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对于土地的利用比较粗放，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在未来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要十分重视对土地的集约利用。要知道城镇化过程中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但是并不是人增加多少土地面积就要相应地增加多少，毕竟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群可以共享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所以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1万以上的人口，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2万人，比如香港，一平方公里将近3万人。

那么，如何进行土地的集约利用呢？我认为，第一要对于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通过推行土地占用税的方式有效利用闲置土地。第二按照级差地租调整土地价格，增加用地的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会减少对于土地的占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人口增加仅仅通过集约利用土地是不够的，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耕地的占用将不可避免。目前的共识是为了粮食安全的考虑，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那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是否意味着18亿亩耕地红线会突破呢？我认为耕地可以不减少，但这要建立在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以及与之相伴的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基础之上。因为从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可能回到农村，这样他们会逐步放弃宅基地，我们要把这些农民工放弃的宅基地恢复为耕地，当然这也取决于政策上是否允许宅基地自由转让，如果可以自由转让那么恢复为耕地就比较困难。

城市怎么建？

《新理财》：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新一届政府再次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您看来，京津冀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若干问题研究 第4篇

1958年颁布了《户籍管理条例》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户籍制度。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大约有4000万人进城,造成了城市压力过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颁布了这个条例,因此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应急措施,但到现在已实行将近六十年。之前的“五四宪法”里有“公民拥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由于和《户籍管理条例》相冲突,到1975年修改《宪法》时被删掉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当时正好又出现城市大量下岗工人问题,因此城市就业成为很大的问题。直到2003年出现标志性事件(孙志刚事件)之后,政府才对《收容遣返条例》进行大修改,基本上把这个条例废止了。因为之前主要依据这个条例收容那些所谓的“盲流”(实际上就是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清理进城的打工农民)。

直到2012年,我国才颁布新的户籍改革制度文件。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文件对县级及以下城镇标准放得较宽,只要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包括租住住所)就可以申请当地(包括农村地区)户口。对地级市的要求是在当地连续工作居住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而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维持现有制度不变。如果这个新的政策能够确实执行到位,那么我国的户口制度就基本上开放了。但是,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推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调研后认为原因在于改革阻力太大。

唯一开始改革的是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是关乎外来人口的最大问题,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北京高中生的升学率已经达70%~80%,远远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全国的粗入学率平均只有24%。这就造成同城不同权的问题。很多人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后,却发现孩子不能在此地参加高考,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根据网上信息,有些北京人和外地人同时到教育部上访,呈现两边对峙的状态,产生了矛盾。

2012年年底我国很多省份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最明显的是黑龙江,该省规定只要在本地中学就读满一年就可以参加本地高考。相比之下,北京、上海等地改革较少,北京只允许随迁子女读职业高中或高职,而不允许考大学。

高考制度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的改革情况实际上差别很大。为了更顺利地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仅仅依靠这种试点放权的方式成效不大,因为无论哪个城市与地区先改革,先改革的城市与地区就会先面临如何接纳更多人的问题。因此,需要中央政府下大的决心。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

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 户籍制度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

权利问题谈起来很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户籍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特定的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前的改革主要采用补偿的办法,但是户籍改革基本上是不能补偿的,因为所涉及的人口数量太大,很难去补偿这么多现有城市人口或者说本地人口。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多数的改革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违法的。由于我国采用一边改革一边修改相关法律的形式,所以较少谈到权利问题。但是,经过30年后,应该认真思考权利这个问题。尽管户籍制度改革阻力很大,但是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有些人就永远不能获得同等的权利?与我国户籍改革相对应的是美国的移民问题,它涉及从不属于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的权利问题。

(二)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如果把户口取消了,特别是把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之后,将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也有利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因为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内消费。这里可以简单估算一下户籍制度改革将如何提高国内消费。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超过了50%(2009年数据,如图1所示),但是相比于其它国家,还是相对落后。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而对应的城市化率却只有50%左右(如图2所示),与国际上同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与国际上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是比较滞后的,当然和有些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城市化比较超前有关。我国城市化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制度有关。如果让这些现在没有户口的人拥有城市户口,我国国内消费会增加很多。但要严格计算出如果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后会增加多少消费,必须知道这些人的储蓄率和收入水平。

据估算,城市人均消费是农村的2.7倍左右,但是农村户籍人口消费潜力很大,因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储蓄率非常高。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家人在农村,还希望在农村盖房子,所以储蓄率非常高。比如,北大校园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工资大概每月四五千元,但他们的收入几乎都用于储蓄。

如果2.4亿进城务工人员中有2/3(即1.6亿人)的消费达到城市居民消费的平均水平,那么我国居民消费将提高11.8%,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上升4.2个百分点,从现在的48%上升到52%以上,这将是巨大的飞跃。我国现在每年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不到2%,如果让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他们消费的增加就相当于GDP的2%。

三、“大集中,小分散”的城市化道路

中央政府颁布的文件中提到城市化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这意味着我国要避免大城市化。但直到现在,我国仍没有明确的城市化道路方案。1980年代费孝通老先生提出了小城镇道路,虽然它从来没有被写进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里,但基本上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官方说法。

数据来源:中经网

数据来源:WDI

回顾过去的30年,小城镇道路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行不通,多数国家都采取“大集中,小分散”形式,即全国人口集中到少数区域里,在同一区域里人口又分散到不同层次的城市。比如,美国的人口基本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一带的东海岸;二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西海岸;三是芝加哥地区。日本人口基本上集中在东京和大阪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集中了日本一半左右的人口。白天走在新干线上,城市街道上基本看不到太多人,因为大部分人都集中到东京或大阪地区。

因此,城市化应该首先从城市化区域的概念谈起,而不是单一的城市化,要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网络。北京这种“摊大饼”的城市化路径被列入最糟糕的城市化形式之一,不断延伸的环数使周边没有城市能很好地发展,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体系。目前,我国比较好的城市化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那里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色。也许未来我国城市化就会形成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塘地区还有武汉到长沙这一带地区,然后是四川盆地、西安咸阳、辽东半岛等(如图3所示)。现在这些地区的人口在集中,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能够达到我国总人口的40%,那么不但剩下地区的问题比较好处理,我国的环境保护也会变得更加容易,相比之下,遍地开花地进行城市化,既浪费土地也扩大污染。

另外,要避免纪念碑式的城市化。勒·柯布西耶曾经提出了“光辉城市”的想法,他当时想象的光辉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大厦之间全是花园,大厦和大厦之间由高速公路相连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大厦里进行。这样一种城市规划的模式并不合理,因为它不但跟自然没有接触,而且人与人之间接触也很少。

直到今天,“光辉城市”想法对我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它与我国古代建筑的观念又有联系,因此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柯布西耶的想法,比如说低容积率要求。地价非常高昂的北京所实行的低容积率要求不但使房价进一步提高,而且非常浪费土地。北京的T3航站楼就是一个例子,由于面积太大,T3航站楼里不但夏天非常热,而且冬天也很冷,这样的建筑实用性较差,给人的心理感受也压抑。

我国的城市化应该提高城市建设的密度,建设宜居城市而非纪念碑式的城市。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主要批评勒·柯布西耶城市规划的思想。上海的泰康路田子坊改造得比较成功,建筑的一层是商铺、楼上层可居住,市民文化也被保留下来,值得北京学习。

总之,单一城市化路径可能有弊端,而城市化区域比较适合。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到一个概念“城市群”,在此想解释一下城市化区域的涵义。城市群和城市化区域,这个没有大的区别,只是笔者更加强调人口要集中在大的区域里,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城市发展的规律。很难想象我国人口平均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只有在计划经济时代才勉强做到这一点。大家都愿意去生活水平更高、工作机会更多的地方,因此这肯定是大集中的过程。在大集中的过程中,城市还可以再进行小分散,即形成不同的城市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群”。

四、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因此要实现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确实不易,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多。

一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的问题。当然,对于承载压力巨大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政府可以采取差别政策。

二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现在每个农民市民化只需要政府支出八万元左右,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后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从这个角度看改革越早越合适。

三是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负责建设。如果都由政府来负责建设,结果可能变成立体贫民窟,因为政府收房租的动力一般比较低,最后可能水电等基础设施都无保障。最好的办法是开发商申请到一块地后,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1/4)用做廉租房,这不仅可以确保它的可持续性而且也可以节约政府的成本。

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目前很多从西部到东部的农村移民会定居在东部农村地区,这将对现有土地制度提出挑战。按照现行规定,农民一旦拥有本地户口,就拥有了分土地的权利。但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发达地区的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土地股份制,只要将这一土地制度固定下来,落实到每一个人,事实上也就实现了土地私有化,这也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

五是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耕地保护的一个办法是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流转体系。对耕地的保护应该坚持,在这方面对小产权房的一些维护并不是合适的,因为一些观点只看到老百姓的权利,而忽略了耕地问题。为了保护耕地,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交易市场。

六是教育问题。未来10年我国主要面临改革问题,但是发展同样很重要,影响我国长期发展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教育。2.4亿进城农民工有80%~90%的人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到2020-2030年间,他们仍然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现在的收入水平是每月3000~4000元,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和全国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到了2030年,他们的月收入将达到2000美元,相当于今天南欧国家工人的水平,而南欧工人至少有高中教育水平。

我国现在的人口流动以及城市化是一个“通而不平”的过程,“通”是允许人口流动,“不平”是各种保障以及福利不平,那么,请问我国接下来的改革究竟是仍然维持这种“不平”来实现所谓的“大集中与小分散”,就是依靠所谓的相对价格的浮动,让某些地方福利保障较高吸引更多的人,而另一些地方福利保障不高去的人较少,还是要对各地区保障的水平实现相对的均等,但是,如果实现各地区财力相对均等,地方财力如何保障?其中的成本问题往往被地方政府夸大。这里就说教育问题,北京市、上海市都有测算,让外来人口落户北京要多建立300所小学,但是过去十来年北京市关闭的小学数量比这个数量多的多,因为北京市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事实上,目前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是过剩的,而不是紧缺的,但是经常“唱苦肉计”给中央政府听。虽然笔者坚持认为我国应该全部取消户口政策,但是也要面对现实。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规模的确太大,再这么发展下去是不行的,特别是北京存在较为严重的缺水问题。官方统计的北京市人口有2000万,但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数据显示,北京有2500万左右,即2200万常住人口和300万流动人口,即大约300万人在北京流动,这些是来北京出差的,还不是在北京打工的人。北京是没有办法承载这么大数量的人,首先水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因此,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可以有一些特殊政策,如积分政策。但是对于下一级的城市中央政府就应该采取“一条线”政策,没必要采取积分政策,因为积分政策的存在会催生买卖户口现象。比如,让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实行积分政策,可以估计当地管理户口的官员能得到许多好处,因为积分总是可以买到的。除了学历之外,其它标准都是很模糊的,因此就很容易作假,也就容易买到,因此,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周折,直接把户籍制度取消掉,估计人口也不会增加很多。

目前,我国的正规教育发展很好,而且投入也很大,相比之下,职业培训投入太少。国家每年能拿出300亿~500亿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相比每年按预算内收入有11万亿元,这只是个小数字。投资教育的回报最高,除了私人回报,还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农民为什么想要城市户口?政府为什么要保有户籍制度而不取消户口?有人认为,这跟户口的作用有关系。但很多时候,除了在某些重点城市持有户口有一些特殊的福利政策之外,户口的意义不是很大。既然没有改革的障碍,那就可以放开户口,或者说取消户口中的一些特权,认为只要这些特权取消,或者逐渐地取消,大家就不再追逐户口。

关于是否取消户籍制度的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世界上多数的国家有户口。美国也有户籍制度,比如,威斯康辛州的居民就享受该州的福利,包括进威斯康辛州的大学费用低。只是在美国,地方政府没有明说是户口而已。但是,美国各州没有限定户口,例如在威斯康辛州不一定就是威斯康辛人。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城市和农村的问题,而是发达城市与不发达城市之间的问题,是城市之间的问题,农村对城市的问题已解决了,多数城市都没有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问题,因为都取消掉了。现在的问题是,省际之间的户籍流动受到政府的限制,应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林毅夫,姚洋.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4]曹凤岐.城镇化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J].中国市场,2011,(16).

[5]张真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简析[J].法制与社会,2013,(3).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第5篇

关键词：山区县人口流动城镇化思考

1台阶永定县人口流动特点与城镇化现状

永定县地处福建西部，土地总面积2223平方公里，山多地少，呈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全县下辖24个乡镇，户籍人口46.5万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渐出现富余，并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特别是一些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定居下来，促进了流入地城镇化率的提高。永定县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呈现如下特点：

1.1农村人口流动规模大据2006年永定县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县24个乡镇农村人口流动数额较大，本县农村户籍人口流向县外113086人，占户籍人数的27.68％，全县离开户籍所在地行政村全家外出户21715户，外出人口80069人，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数的20.4％和19.6％。

1.2农村人口流动范围广普查资料显示，永定县农村人口流动涉及全国各省，呈现本乡镇内流动人数少于流入乡外县内人数，县内流动人数少于县外流动人数，市内流动人数少于市外流动人数，即经济越发达地区越是农村流动人口的首选地。大多数全家外出人口选择外县，给永定县城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

1.3贫困乡镇外流人口比重高比较发达的北部矿区六个乡镇(虎岗、高陂、坎市、培丰、抚市、龙潭)全家外出相对较少，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为3452户，12887人，分别占户籍户数人数的9.1％和8.9％，而经济条件最差、基本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金丰片8个乡镇(高头、古竹、歧岭、陈东、湖坑、大溪、下洋、湖山)外出人口比重最高，合计10032户、36672人，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口的29.6％和28.3％，而经济发达程度中等以县城为中心的其余10个乡镇，外出户数合计为8231户，人口为30510人，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口数的24.1％和23.2％。

1.4人口流动对永定县城镇化水平作用偏弱2006年永定县建制镇共有10个，统计上划分的城镇人口为12.32万人，城镇化率为28.6％，其中县城凤城镇户籍人口为43110人，比2000年增加4702人，年均增加717人。近年来永定县城镇化率每年仅增一个百分点左右，而永定县8万多人的全家外出人口流动没有给本县城镇化带来多大作用。

2当前外流人口与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建制镇没有形成有利于城镇化的产业

2.1.1县城区位差，主导产业没有形成，吸纳劳动力能力弱。一方面由于永定县历史原因，县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没有形成主导产业，体现在工业基础差，产业工人少，无法吸纳流动人口到县城创业和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县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盆地小。大规模开发工业用地困难，虽历届政府着力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但最终成效仍不明显，而导致工业短腿，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机制无法启动。

2.1.2国家重点工程所在地峰市镇由于64平方公里库区开发体制性障碍，第三产业开发落空，集镇所在地人口不增反减。

2.1.3湖坑、下洋两镇十年土楼申遗延误了城镇建设。下洋镇在1996年“8.8”洪灾重建家园后十几年无变化，湖坑因为没有明确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本因迅猛发展的旅游服务业而十年停顿不前，并导致大量人口流出，其中下洋流出2890户为全县绝对数之最，湖坑流出2275户，占户籍户数的34.9％，为比重之最。

2.1.4北部矿区5个建制镇因产业单一，城镇拓展不明显。北部矿区以煤炭采掘、水泥制造等工业为优势，几十年不变的产业结构伴随着污染严重的水和空气，使从业者不敢安家。另外煤炭产业均分散在山野中，水泥制造分散在山坑里，虽有上万产业工人但无法形成人口聚集，对城镇化作用不明显。

2.1.5最大的农业乡镇——湖雷镇因长期以来没有一家规模工业，无从谈起工业化促进城镇化，而当地农民只有外出他乡寻找生机o 2006年全家外出户有2807户，占户籍的25.5％，外出人员1 0999人，外出人数为全县第二。

2.2征用土地难题没有有效破解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当前城市化与征用土地的矛盾相当突出，据测算，每征一亩耕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由于被征用耕地后，农民的后顾之忧没有较好解决，形成“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现象。城镇化的目的与城镇化的过程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使土地能换来失地农民的保障，这是解决失地农民的关键。当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以致征用土地十分困难，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

2.3城镇规模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产品效益差永定县城镇建成区面积平均只有2.62平方公里，比全国平均4.15平方公里少1.53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超万人的仅有县城和坎市镇，由于城镇规模小，许多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文化设施等无法发挥效益，第三产业难以发展，城市经济难以提升。

2.4城镇化统一规划滞后一个地方的城镇化规划的确定应该在其更大范围更高层面加以审视，建制镇的发展规划应该在县及县以上有关部门确定，县城的规划应该在设区市及以上有关部门确定，这样有利于进行产业分工，以建立合理的而不是简单低水平重复的又符合产业发展的城镇体系。但是在这方面各地都做得不够，没有把自身城镇的发展体系置身于宏观的区域分工中，上级特别是市以上没有对县城发展定位给予宏观上的指导，统一规划滞后，以致出现产业雷同，招商引资恶性竞争，无法形成集聚效益，导致城镇化建设停滞不前。到2006年止，永定县城镇发展定位仍然迷盲，无法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投入。

2.5特殊的工业结构和分散的厂矿布局对城镇化的推动力较弱2006年永定县实现工业总产值53.3亿元，比2000年增长126％，工业占工农业的比重提升了18.9个百分点，但城镇化水平仅增长4.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永定县工业结构偏重和工业布局分散。在工业结构中，2006年水力发电、煤炭开采、水泥制造三大行业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70％，重工业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厂矿分散。因此当地农民在产业转移时没有把它作为非农职业的首选，特别是煤炭开采业点多面广，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差，安全系数小，虽然工资水平不低，但难以吸引本地农民就业。另外由于煤炭、水泥行业的产业工人居住地基本上是矿点或厂内，对推动城镇化作用不大。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第6篇

怎样更好的推进城镇化,充分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自己对延边州城镇化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与思考。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三化”统筹,实施 “三动”战略的作用下,我州城镇化取得了一定成效,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城镇化率高达68.07%,均高于全国和省的平均水平。2013年,延吉市朝阳川镇、敦化市江南镇和珲春市英安镇顺利通过省专家评审,成为首批省级示范城镇。 随着我州示范城镇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诸多难题阻碍了我州城镇化向前发展,如村屯规划编制、农民财产可流转性、农民进城后的保障及住房等问题,需要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给予关注,认真研究解决。

一、镇村结合的规划编制问题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规划先行是推进城镇化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州共有66个乡镇,下辖1044个村民委员会,结合新农村建设已有200个村屯编制了总体规划,844个村屯尚未编制科学完善的规划,农村乱搭乱建现象依然存在,建设随意性太大,对未来推进我州城镇化建设造成阻碍。建议各县(市)投入资金,用于编制镇村结合的总体规划,为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每个县(市)可选择1-2个已编制完成总体规划的村屯先行先试,开展农民财产确权工作。

二、农民财产的可流转性问题

目前,农民的财产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动产,包括农业机械、生活用品、银行存款等;另一类是不动产,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按照1993年中央1号文件和《农业法》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期限30年不变。关于农民房屋,它是农民用长期积累购建的最主要的家庭财产,农民应该有权利出租、出售。按照《物权法》147条规定,建筑物转让时,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一并处分,即“地随房走”。按照《土地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无偿分配”制度,使农民房产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交易,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房产价值的最大化,由于两元化的身份不同,导致所有权价值不同,即“同房不同权”。据了解, 有很多村屯的农民进城后,房屋无人购买、无人居住、无人维修,农民一生的财产都化为废墟。我们认为,现行的农民房屋流转制度,不符合《物权法》赋予物权所有人依法对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按照长吉图开发开放、 先行先试精神,我州应建立农民房产的先确权、后流转制度,积极推动农村住宅产权交易市场化,实现农民住宅的价值最大化。一是农民自愿、村集体同意,通过市场化流转,实现农民财产价值的最大化,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使其有条件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二是农民房屋出售给市民后,保留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不变,购买人(非农)每年向村集体交纳集体土地使用费。

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收益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上城市居民对农村房屋进行改造有利于农村面貌的改变。三是宅基地换所换房屋能否进行流转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同时,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有利于城乡生活文化的融合,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问题

保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民可以选择在城市或农村参加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但不能重复参保或多头报销,必需在体制上进行统一管理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相结合)。转换为城镇居民身份的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教育、生活保障等政策。对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住房公基金机制值得我们思考。失地农民(2/3失地)可以享受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并适当安排公益性岗位。进城农民工具备条件的应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四、解决进城农民住房问题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除了要保证农民进城后具备基本生存能力外,解决住房问题是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关键一环。

目前,进城农民的住房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雇主或雇佣单位免费提供住房,用工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建筑施工单位提供工棚,这是现有进城农民居住的主要形式,占比超过一半。二是租赁住房。租赁近郊农民的住房, 条件相对简陋但价格低廉;另一种是租赁城市住房,条件相对较好但租金偏高。三是在城市购房。农民在城市购房能力总体上较弱,只有进城时间较长、有一定的经济积累, 才有能力购房,但比例较低。进城农民住房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农民进城直接购房难度较大。二是现行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主要以户籍为前提,非户籍农民进城后尚无法享受相应保障,也不具备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三是租赁市场不规范,居住缺乏稳定性。

为了更好地使进城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给予支持,优先保证进城农民站稳脚跟,然后进入改善性住房市场。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企业和进城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体思路是宅基地换房、购买、租赁、保障多措并举,力争10%的农民是房屋置换、30%的农民购买住房、40%的农民租赁住房、20%的农民享受保障性住房。

一是利用城镇化建设的三种主推模式,即:宅基地换房模式、城中村改造模式和大项目(园区)建设模式,安置失地农民,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化管理体系。

二是多种方式提高农民购房能力。如果农民原有资产能够实现货币化,加之政府提供一定支持,一部分进城农民可以实现购房愿望。健全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偿还贷款能力的农民购买住房;将住房公积金收益盈余部分对贷款购房农民进行贴息,降低购房贷款负担。对于已经出售农村房屋的,农民进城购房时减免契税和交易手续费。利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农民退出宅基地实行复垦的,农民进城购房时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

三是规范住房租赁市场。鼓励提供适合进城农民租赁的社会化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免除住房租赁税费,鼓励金融机构为建设和购买住房用于租赁的企业或个人提供低息长期的银行贷款。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城市周边的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公寓,不得出售。政府提高对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有效房源信息和纠纷化解无偿服务。

四是建立进城农民住房保障体系。把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及时纳入住房保障范畴。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对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房或住房租赁补贴,享受实物配租的也可以采取按份共有方式在农民有能力购买时出售给农民。鼓励各地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对进城农民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可以考虑“先租后买”,农民先期可以租房,按能力逐步购买全部产权,以此激发农民在城镇购房定居的积极性。

五、变“三区市民”为城市市民问题

据调查,全州共有林区、矿区、垦区职工8.07万户,人口21.7万人。这几年虽然已经进行了林区、矿区、垦区改造,但还有近12万人口仍然居住在山区、矿区和农场,这部分人群作为城镇居民,但生活条件还不如农民,这就造成了我州城镇化率虚高,质量不高的问题,影响了我州城镇化整体质量的提升。

“三区市民”生活在林区、矿区、垦区,随着资源枯竭、 生产作业方式转变、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原有赖以生存的职业已经名存实亡。他们现在基本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靠着消耗自然资源维持生计。据调查统计,林区每户每年用木材做燃料消耗约10立方米,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建设。此外,森林火灾频繁发生,绝大多数由人为因素导致。将山区居民迁出对改善和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区市民”生活环境恶劣,难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公共服务。由于这些居民生活在林区、矿区、垦区,家庭就医、子女就业和就学特别困难。“三区市民”曾经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现今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不应当忘记这些“三区市民”。

下一步,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将 “三区市民”迁出进城,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加快生态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三区市民”真正的城市化。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扶持政策,提升城镇化质量。同时我们要抓住机遇,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落实好有关政策,统筹实施林业、工矿棚户区改造和垦区危房改造,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以迁出进城为主,资金打捆使用,壮大城市规模,提升城镇化质量。

二是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恢复生态环境。“三区市民”搬迁进城,腾空的土地可以复垦、复耕、植树造林。

三是“三区市民”城市化,除了利用国家的扶持资金和政策外,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税收和财政的支持力度,企业和个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资金。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问题 第7篇

1.1 利用粗放, 建设占用耕地较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间, 城市建设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 呈现了明显的“摊大饼”现象, 导致用地总量失控, 结构失衡, 严重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21世纪以来, 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工业园区到处开花, 城乡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建设用地需求速度和规模日益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 2005-2013年的八年期间年均建设用地增加速度为7.62%。在城市用地“摊大饼”的同时, 我过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无序扩张、利用粗放。由于缺乏规划, 加之农村经济条件限制, 我国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宅基地、空闲地、生活用地与生产用地相互混杂, 缺乏明显的功能分区, 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难以得到优化布局, 结果是浪费了大量土地。在城市用地“摊大饼”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无序扩张过程中,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建设占用耕地较多, 严重危及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事实上, 城市建设往往演着交通便利和地形条件较好的地区扩张, 而这些地区往往是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集中的区域, 同样, 农民建房所占用的仍然是那些区位条件和耕作条件较高的土地。

1.2 耕地保护数量未保住, 质量在下降

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了大量耕地, 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然而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得到遏制, 耕地质量正逐年下降, 后备资源日趋枯竭。我国耕地从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到2011年的18.26亿亩, 14年期间年均减少878.87万亩。从人均拥有量来看,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000年在人均1.58母减少到2013年的人均1.37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全国20%以上的县区人均耕地低于FAO确定的人均0.80亩。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仍然可观。加之生态建设对生态退耕的要求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 我国耕地总量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我国大部分地区耕地质量不好, 表现在区位条件不好, 农业生产设施落后,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障碍因素多, 污染加剧。按农业部门标准估算, 中低产田土占耕地总面积的73.25%。我国有60.32%-71.46%的耕地存在至少一种限制因素, 诸如侵蚀、干旱缺水、瘠薄、渍涝、盐碱、板结、砾石、砂姜层、潜育层等。我国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土地沙化、农田污染等普遍存在, 这些土地退化的趋势严重威胁着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不合理的施肥、过度使用农药、农用地膜的残留, 以及工业三废、酸雨等造成土壤污染日趋严重, 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和部分城市周围及交通主干道沿线,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从全国第二次土地详查结果看来, 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几近枯竭。那些仅有的后备资源往往水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限制因素较多, 加上耕地后备资源自身质量差, 开发后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工矿废弃地复垦尚有一定潜力, 但整理所需资金较大, 牵涉社会问题复杂, 因此面临较大整理复垦困难。

1.3 过度开发和利用不当使生态环境恶化

从20世纪中期以来, 世界各国土地开发规模较大, 加之灾害损毁和过度砍伐森林, 使全球都在面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地力减退等生态环境问题。土地开发和利用不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具体表现在水土流失和盐碱化严重、草地和林地不断质量下降、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目前, 我国沙漠化的土地面积已达到180万平方公里, 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24%, 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37.08%, 需要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盐碱化土地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9.38%;土地荒漠化的速度也远远超过治理的速度, 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469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由于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碱化和土壤酸化等原因, 已造成大规模耕地地力减退。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方向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着眼农民, 涵盖农村,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从资源利用方式上看, 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减量化、再利用。基于此背景,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土地利用战略方向应该如下:

2.1 节约集约优先, 提高利用效率

针对城市新区土地经营粗放、空间积聚程度偏低的问题, 在新区规划中应整合破碎、分散的各类用地功能。在城市新区空间布局上应体现适度分散、相对集中的原则, 利用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开发[1], 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策略, 集中紧凑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形成精明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开发中应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 加强对现有建成区的再开发, 以减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成本, 保护空地。通过整合城市各类用地, 建设紧凑新区, 提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效率。针对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布局散乱的问题, 在村庄规划中应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 引导农民建房向中心村和小集镇集中, 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容积率和人均用地、户均用地标准。

2.2“双保”并重提升地力, 重视生态保护

耕地保护的根本目标是粮食安全, 因此, 必须有最起码的耕地数量才能提供最起码的保障底线, 然而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 受合理投入集约度的制约, 提高总产量的办法就只有提高耕地质量了, 即数量和质量“双保”并重提升地力,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另一方面, 在我国西部山区, 由于过度开发, 很多25度以上的坡耕地已被开垦为荒地, 导致植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 因此, 对这部分耕地要全部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总之, 必须坚持耕地保护, 数量质量并重,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保护生态环境和和杜绝土壤污染。

2.3 强化规划引导和管控, 提高规划的权威性

我国现代意义的土地利用规划自民国时期就产生了, 直到如今, 每个阶段都有土地利用规划, 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启动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由此开启了真正系统化的土地利用规划。2003年以来, 土地政策开始参与宏观调控, 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选择[2]。客观地说, 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成效显著。特别是第三轮规划, 采用GIS技术, 进行“一张图”管理, 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手段。然而, 规划的引导和管控作用始终难以得到较好保障, 表现为规划实施不严格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调整修改, 结果是降低了规划的权威性。因此, 今后要强化规划的引导和管控作用, 把土地利用规划写入法律, 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身到法律的高度, 并进一步提升专项规划、实施规划的执行力。

摘要：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问题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土地利用,新型城镇化,耕地

参考文献

[1]王青.以大型公共设施为导向的城市新区开发模式探讨[J].现代城市研究, 2008 (11) :47-53.

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 第8篇

永定县地处福建西部, 土地总面积2223平方公里, 山多地少, 呈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全县下辖24个乡镇, 户籍人口46.5万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农村劳动力逐渐出现富余, 并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 特别是一些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定居下来, 促进了流入地城镇化率的提高。永定县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呈现如下特点:

1.1 农村人口流动规模大据2006年永定县全国第二次农业

普查资料显示, 全县24个乡镇农村人口流动数额较大, 本县农村户籍人口流向县外113086人, 占户籍人数的27.68%, 全县离开户籍所在地行政村全家外出户21715户, 外出人口80069人, 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数的20.4%和19.6%。

1.2 农村人口流动范围广普查资料显示, 永定县农村人口流动

涉及全国各省, 呈现本乡镇内流动人数少于流入乡外县内人数, 县内流动人数少于县外流动人数, 市内流动人数少于市外流动人数, 即经济越发达地区越是农村流动人口的首选地。大多数全家外出人口选择外县, 给永定县城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

1.3 贫困乡镇外流人口比重高比较发达的北部矿区六个乡镇

(虎岗、高陂、坎市、培丰、抚市、龙潭) 全家外出相对较少, 普查资料显示, 2006年为3452户, 12887人, 分别占户籍户数人数的9.1%和8.9%, 而经济条件最差、基本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金丰片8个乡镇 (高头、古竹、歧岭、陈东、湖坑、大溪、下洋、湖山) 外出人口比重最高, 合计10032户、36672人, 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口的29.6%和28.3%, 而经济发达程度中等以县城为中心的其余10个乡镇, 外出户数合计为8231户, 人口为30510人, 分别占户籍户数和户籍人口数的24.1%和23.2%。

1.4 人口流动对永定县城镇化水平作用偏弱2006年永定县建

制镇共有10个, 统计上划分的城镇人口为12.32万人, 城镇化率为28.6%, 其中县城凤城镇户籍人口为43110人, 比2000年增加4702人, 年均增加717人。近年来永定县城镇化率每年仅增一个百分点左右, 而永定县8万多人的全家外出人口流动没有给本县城镇化带来多大作用。

2 当前外流人口与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建制镇没有形成有利于城镇化的产业

2.1.1 县城区位差, 主导产业没有形成, 吸纳劳动力能力弱。一

方面由于永定县历史原因, 县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 没有形成主导产业, 体现在工业基础差, 产业工人少, 无法吸纳流动人口到县城创业和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县城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盆地小, 大规模开发工业用地困难, 虽历届政府着力招商引资, 发展工业, 但最终成效仍不明显, 而导致工业短腿, 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机制无法启动。

2.1.2 国家重点工程所在地峰市镇由于64平方公里库区开发体制性障碍, 第三产业开发落空, 集镇所在地人口不增反减。

2.1.3 湖坑、下洋两镇十年土楼申遗延误了城镇建设。下洋镇在

1996年“8.8”洪灾重建家园后十几年无变化, 湖坑因为没有明确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本因迅猛发展的旅游服务业而十年停顿不前, 并导致大量人口流出, 其中下洋流出2890户为全县绝对数之最, 湖坑流出2275户, 占户籍户数的34.9%, 为比重之最。

2.1.4 北部矿区5个建制镇因产业单一, 城镇拓展不明显。北部

矿区以煤炭采掘、水泥制造等工业为优势, 几十年不变的产业结构伴随着污染严重的水和空气, 使从业者不敢安家。另外煤炭产业均分散在山野中, 水泥制造分散在山坑里, 虽有上万产业工人但无法形成人口聚集, 对城镇化作用不明显。

2.1.5 最大的农业乡镇———湖雷镇因长期以来没有一家规模工

业, 无从谈起工业化促进城镇化, 而当地农民只有外出他乡寻找生机。2006年全家外出户有2807户, 占户籍的25.5%, 外出人员10999人, 外出人数为全县第二。

2.2 征用土地难题没有有效破解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资

源, 当前城市化与征用土地的矛盾相当突出, 据测算, 每征一亩耕地, 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 由于被征用耕地后, 农民的后顾之忧没有较好解决, 形成“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现象。城镇化的目的与城镇化的过程矛盾十分突出, 如何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使土地能换来失地农民的保障, 这是解决失地农民的关键。当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满意的解决, 以致征用土地十分困难, 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

2.3 城镇规模小, 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 公共产品效益差永定

县城镇建成区面积平均只有2.62平方公里, 比全国平均4.15平方公里少1.53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超万人的仅有县城和坎市镇, 由于城镇规模小, 许多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文化设施等无法发挥效益, 第三产业难以发展, 城市经济难以提升。

2.4 城镇化统一规划滞后一个地方的城镇化规划的确定应该

在其更大范围更高层面加以审视, 建制镇的发展规划应该在县及县以上有关部门确定, 县城的规划应该在设区市及以上有关部门确定, 这样有利于进行产业分工, 以建立合理的而不是简单低水平重复的又符合产业发展的城镇体系。但是在这方面各地都做得不够, 没有把自身城镇的发展体系置身于宏观的区域分工中, 上级特别是市以上没有对县城发展定位给予宏观上的指导, 统一规划滞后, 以致出现产业雷同, 招商引资恶性竞争, 无法形成集聚效益, 导致城镇化建设停滞不前。到2006年止, 永定县城镇发展定位仍然迷盲, 无法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投入。

2.5 特殊的工业结构和分散的厂矿布局对城镇化的推动力较弱

2006年永定县实现工业总产值53.3亿元, 比2000年增长126%, 工业占工农业的比重提升了18.9个百分点, 但城镇化水平仅增长4.6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永定县工业结构偏重和工业布局分散。在工业结构中, 2006年水力发电、煤炭开采、水泥制造三大行业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70%, 重工业不仅工作强度大, 而且厂矿分散。因此当地农民在产业转移时没有把它作为非农职业的首选, 特别是煤炭开采业点多面广, 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差, 安全系数小, 虽然工资水平不低, 但难以吸引本地农民就业。另外由于煤炭、水泥行业的产业工人居住地基本上是矿点或厂内, 对推动城镇化作用不大。

2.6 房地产业发展滞后房地产业是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但作

为永定县中心城镇的县城、房地产业发展却十分滞后。2006年全县房地产业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为8522万元和7.78万平方米, 为全市的3%和4.9%, 投资额为全市第6位。2007年投资额为全市第7位, 份额仅占2.8%。其中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尚未开工, 房地产营销手段单一落后, 周边农民入城意愿不强, 影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3 推动农村人口有序流动, 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思考

3.1 给城镇化建设预留发展空间城镇的重要特点是二、三产业

作为产业支撑, 在城镇化初期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 因此城镇化的提升与城镇的面积扩展呈正相关关系, 为此, 较好的规划和有效地征用城市建设用地是城镇化的前提之一。要根据城镇的发展规划, 按照阶段性城镇建设的需要分阶段地征收土地。同时也可根据财力状况, 提前征收备用3-5年的建设用地, 给城镇建设预留发展空间。当然也要妥善解决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永定县一次征用逐年回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比较能让农民接受的征地方式, 但十七届三中全会新规将对这种做法产生新的挑战, 即回报时间问题, 永定县原设计按第二轮承包期到期为止, 但新规是承包耕地长久不变, 因此要给予修正。在工业用地方面, 苏州实行股份制的办法, 土地入股征用后作为股份投入, 一个农民一年可以拿到八九千元收入, 这不失为一个有益的经验。

3.2 把产业定位作为城镇建设的灵魂建制镇要有良性的发展,

必须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定位。产业定位要根据宏观产业分工和当地传统产业优势加以确定, 做大做强。如福建长汀县以原有纺织厂改制产生大量有技能的产业工人为优势, 定位县城以万台针织城为开端, 经多年的运作已形成以纺织服装为主导的具有明显产业优势的发展迅猛的城镇之一, 近年来单就产业工人增加4万人左右, 有力地吸纳了当地劳动力的转移, 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是一个非常成功而典型的范例。永定县建制镇产业既有雷同又有特色, 应扬长避短, 以发挥产业优势为导向吸纳劳动力的转移, 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如福建土楼所在地湖坑镇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下洋以工业集中区为依托, 以电子工业产业为主导, 以打造电子工业城为目标建设轻工业小城镇;北部矿区产业雷同应加以整合, 可以打造以坎市为中心, 以莲花工业园区为依托, 以重化工业为主导, 以建设龙岩中心城市的卫星重镇为目标的新兴城镇;永定县城工业基础薄弱, 产业优势不明显, 但根据国家战略发展, “双永”高速和原“东东”线改高速将置入其间, 能一改其区位劣势为优势。同时县城没有重工业、污染小、适合于居民生活, 加上棉花滩库区尚待开发, 县城的产业定位应该为第三产业、辅之以污染比较小的轻工业。第三产业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和会展业以推动人流、信息流。要着力发展教育产业, 发展教育是人口聚集的重要手段, 永定县实施教育强县战略, 应把教育资源集中至城镇, 特别是县城, 发展永定一中知名优势, 大力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职业教育, 使县城周边的农民能分享城市教育的优势, 同时吸引他们入城。可以把农产品加工、旅游商品的生产纳入县城轻工业生产范畴形成特色轻工业生产基地。

需要注意的是, 在布局工业产业时, 企业应向园区集中, 园区向城镇集中, 从而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3.3 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农民低成本进城表面上看与政府经营

城市是一对矛盾, 但实际上在城镇化初期实施低成本进城是必由之路。政府主导的经营城市要获得利益最大化, 通过经营城市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而农民进城相当于消费者, 越低的成本则越能吸引他们。经验表明, 当小城镇发展到人口8万人左右时可产生城市经济效益,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能产生良性互动, 加快发展。而在明显低于8万人以下时, 城镇的公共产品效益低, 产生浪费资源的现象。因此在城镇化初期应采取政府主导型方式, 而在人口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 产业集聚产生效益时, 则以市场调节为主。目前永定县所有建制镇人口较少, 最多的县城所在地户籍人口只有43000余人, 其它建制镇除坎市外都达不到万人, 均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或城镇化初期, 为此应实行政府主导方式发展城镇, 即政府要在城镇建设中设法吸引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 除产业支撑外还应降低农民进城成本, 如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就住房而言, 购置一套住房应该是其家庭收入的3-6倍。2007年永定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49元, 家庭总收入约为2万元左右。按20%较高收入户作为吸引进城对象, 他们的年均家庭收入4万元左右。在县城能够接受的住房总价应为12-24万元之间, 取其中值为18万, 按130m2/套计, 每平方米1385元。因此永定县2007年每平方米1400元的县城住房单价比较能够吸引高收入的农民进城购房生活。但2500元以上的高房价不仅使大部分的农民就是农民中的20%的高收入水平层次的人员都被拒之于城外。解决住房价格偏高的问题多样, 除着力解决城镇居民“两房”问题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外, 还可出台限价商品房。要贯彻执行2001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并清理基层和部门在贯彻文件精神时设置的人为障碍、局部利益, 使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得以落实, 进而使进城农民享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

3.4 创建优良的人居环境就业与安居是居民迁徙的重要考量,

打造一个较为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是城镇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除要抓好城镇功能规划和实施外, 还要着力抓好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建设。要做好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在保护方面对污染较重的企业要安排远离城镇, 要吸取坎市国产实业粉尘污染的教训, 不能再做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害, 政府埋单的事件。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居服务,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保护原有的森林生态是重要的一环, 特别是县城, 它将是今后海西重要的旅游过夜地之一, 在县城的周边要尽快恢复原有的森林生态, 而现有的马尾松为主的林木生态脆弱、涵养水源、防火护林、生物多样化等方面没有优势, 不足以维持良好的水和空气, 而要有计划地用阔叶林加以改造之, 并向城镇周边不断延伸扩展。县城境内的永定河目前水质虽比前几年有所改善, 但绝不是能“亲近”之水, 实际上径流比缓流更能清洁河流, 更能有效排污, 要科学地评估多级小水电站对县城的综合影响, 该拆就拆, 该留则留。县城不能吸纳污染严重又难以治理的工业, 项目落地应严格把关, 使城镇的山、水、气更能与人的自然属性有机融合。要注重人文环境建设, 开发人文资源, 就永定县城来说, 虽然建县时间不长, 但也有轰轰烈烈之事, 如可以恢复修建一些古迹, 修缮名人旧居, 维护反映历史变迁的民居, 集中体现客家文化, 这样可以使县城与土楼交相辉映, 反映出永定的历史, 客家的文化。要重视社会环境建设, 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 传承客家文化, 弘扬优良道德风尚。要把客家人朴实、善良、坚忍、互助的风貌展示在世人面前。要建设一个治安良好、文化底蕴深厚、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通过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建设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居环境, 吸引更多的居民前来创业和居住。

3.5 实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要实施城乡发展规划一体

对新型城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9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政策脉络

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党执政的根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现阶段集结了经济结构调整、内需拉动、分配政策改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众多问题在内，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统筹发展全局的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脉络

新型城镇化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战略的关注点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城镇化的战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由经济结构调整向整个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也就是城镇化的持续过程。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历史发展

自80年代费孝通提出来“小城镇、大战略” 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后，城镇化的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到了2002年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口号，并提出了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和农村的社会服务结合起来的新思路，城镇化问题的内容又有了进了一步的丰富完整。2004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实施，又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样的一个原则，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来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到2006年的1号文件提出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改善教育、卫生、文化等配置，城乡统一的这样一个人才与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与形成”的说法。又一次重申了十六大期间对城镇化的一个提法。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建设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从城镇化的功能角度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做出了调整，从城市建设的形态来说，要由分散的城镇化开始向聚集、集中的城镇化来演变，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同时，把城市群的建设或者城市化的建设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样的，十七大以后的2010年1号文件当中又进一步提出来城镇化怎么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二）十八大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准确内涵

十八大报告关于城镇化的概念提出来有七次之多，思路上继续延续了十七大的一些提法，要“坚持走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在这样一个新型化的城镇化道路的引领之下，未来的中国要形成一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精神有两点。

首先，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也叫“四化”同步，这是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的思想之一。

第二，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这一提法不仅涵盖了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又非常明确地提出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包括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内的具体方面，并且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城乡规划的问题。十八大之后，201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的把城镇化作为2013年六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应该说城镇化的确已经成为或者说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它是未来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抓手。

二、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

1800年整个世界的城市化率只有2%，1900年达到13%，2007年整个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全世界走城市道路用了两百年时间。我国1978年的城市化率是18%，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50%。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7亿，城镇化率达到52.57%。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对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为80%左右。但在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问题较多，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传统城镇化实践的消化

在过去的城镇化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并非全部是正向效益。一方面，持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确实改变了许多地区的面貌，并发育出了以土地的硬化和建设为中心的巨大市场。但是，这个市场中产生的效益，并没有转化为全民分享的效益。相对而言，全民分享的效益，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因为土地市场和楼市的泡沫，而实际上被对冲掉了。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拓展过程中，低价获取集体土地、强拆乱建、不珍惜原有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等情况也大量出现，导致了许多博弈的发生，个别地方，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对于城镇化效益的吞噬。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如果不对新型城镇化填充新内涵，那么风险因素就不仅不会排除，而且可能成为痼疾，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二）速度为先的发展路径依赖

1996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一种快速推进的时期，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率当做和GDP、招商引资一样的指标考核，城镇化的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推进时期，预计2030年将达到65%左右。美国的城镇化率从46%到70%，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们用20年左右时间完成美国50年的城镇化发展。

另外，我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典型的表现是城市的数量东多西少。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事实上主要是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少，即便是在广大的中部地区，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城镇化报告》， 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含拉萨市）2010年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城镇化率高于90%的完全城市型社会、76%的高级城市型社会和城镇化率均小于或等于30%的尚未进入或刚好进入城镇化的现象并存。如何解决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过大，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双重任务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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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特殊性

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钱纳里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达到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

（四）忽视了人的土地城镇化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人口增长，事实上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地盘扩张，也就是土地的城市区域面积的扩张。一个较为普遍的城镇化误区是，城镇化就是土地的硬化，就是新建筑的崛起。而人力资源则较少被制度关照。这种城市化推进方式的不科学和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囿于城市利益的计划式思维，需要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修正。

半城镇化背后不能忽视的是，在我国留守儿童50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考量，只有让人完成城镇化，城镇化才是完整的和真实的，也只有人的无差别发展，才应是城镇化的最大意义。

三、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索

52.57%的城镇化率，不仅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将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

（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李克强曾讲过，“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第一，重点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民工荒”，同时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的紧张状况。第二，先行制度创新，加快社会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多渠道筹措资金，政府应该加大对城镇化的投入。第三，现有的城镇人口福利的进一步提升。提高以全体市民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阶层，不能过分地追求超前、豪华等。

（二）四化协调的城镇化道路

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产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支撑，谨防城镇化拉美陷阱。通过可持续发展的 “四化协调”道路，即：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协调，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力争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公共政策的有效调整

在当代，国家进行任何一项建设，都要靠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进。中国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和财政上的投入以及物力与人力上的投入相比，首先更为重要的是靠公共政策的投入。要搞好公共政策调整，必须进行精心设计，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产业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基建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这些方面也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领域。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在一定限度内很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当然是城镇化进程的操盘者，但需要避免在所有交易环节都是交易者。对于土地开发中涉及到的人文和生态资源变化，需要更严格的程序把关。在这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维护人文和生态资源意识的增强，许多破坏人文和生态环境之举，都得到了纠偏。但需要看到，纠偏本身也意味着额外成本的付出。如果环评等制度更加刚性，这类成本可以大大减少。成本可以大大减少。

（四）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成熟城镇化的发展结果会同时行成三个不同的区域存在：典型的大城市、中小城镇和乡村，三者并存，中小城镇和乡村居多、居大。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对中国城市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考虑到未来城乡结构变化趋势，小城镇仍然可以是城镇化推进的一种补充形式。必须明确的是城镇化时代的乡村，不是农业文明的乡村，而是农业工业化，农业市场化，农业服务现代化的乡村，是和大都市一样的均质化。绝对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把新社区建设运动当成城镇化，因为只有社区建设而没有产业的发展来跟进的话，是无法完成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发展城镇化，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责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指标分解，落实到不同城镇。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别对待。

【参考文献】

[1]卜晓军. 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分析[D]. 西北大学，2010.

[2]简新华.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J].中国经济周刊，2013，（3）.

[4]佘颖慧. 基于我国半城镇化问题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1，（09）.

【作者简介】

徐驰文，中国宝鸡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