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艺术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求古录礼说》版本流变极为清晰。刻本以道光三十年 (1850) 陆建瀛本为最早, 时陆建瀛巡抚江苏, 在陈奂推动下, 刻是书于江宁 (1) 。此本共十六卷, 前十卷为金鹗手订, 卷十一、十二为金城 (金鹗之子, 字子完) 所辑, 十三、十四为胡承珙所钞, 而卷十五据刻本目录自注, “前五篇从《诂经精舍文集》录出, 后四篇从胡录本钞出”, 卷十六为金氏所著《四书正义》所轶存的《乡党通义》。此本虽为开创, 但并非完秩, 故在目录后附有轶文篇目。数年之后会稽赵之谦访得轶文七篇, 同里管申季又辑得四篇, 在同治六年 (1850) 由潘祖荫分别以《求古录礼说补遗》、《续补遗》之名刻入《滂喜斋丛书》第一函, 即潘刻《滂喜斋丛书》本, 或称赵管补辑本。光绪二年 (1876) , 孙熹于黄岩复刻《求古录礼说》十五卷, 《乡党正义》、《补遗》各一卷, 此本系王世骏等人以黄岩王棻藏本为底本, 配以潘刻本精勘而成, 并附校记三卷于书后, 刻版今藏黄岩九峰书院。抄本方面, 可探知的有卢苹洲所售何氏钞本、黄岩王棻藏本及温州图书馆藏清孙诒让手校德清戴氏藏本等。
光绪年间 (1875-1908) 所成之《续台州丛书》甲集之一及光绪十四年 (1888) 南菁书院所刻《皇清经解续编》也收录该书, 经比勘, 《续台州丛书》应是翻刻孙本, 而《皇清经解续编》应为选辑, 不知何故舍弃了《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篇目。
此外, 阮元抚浙时曾录取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数篇文章, 后刻入其《诂经精舍文集》, 陆本十五卷之太半, 皆系从中钞出。《诂经精舍文集》在嘉庆六年 (1801) 由阮氏琅嬛仙馆首次刻板刊行, 入《文选楼丛书》 (以下称琅嬛本) 。道光二十二年 (1846) , 阮元弟 (一说从弟) 阮亨恐阮氏文选楼、积古斋诸处所贮书板日渐零落, 爰汇印为丛书, 即珠湖草堂本《文选楼丛书》。清末又有重印。民国二十五年 (1936) , 上海商务印书馆复以嘉庆六年《文选楼丛书》本排印, 即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下称商务印本) , 1985年中华书局据之影印。阮元主编的《学海堂经解》也将《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收入《经义丛钞》。
而张舜徽先生所编文献学经典著作《文献学论著辑要》 (2) (下称《辑要》) 中所选辑的《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一篇, 与上述各本在文字上均有较大差异, 与原有圈点的阮抄一系各本在句读上也颇有抵牾, 现条述大端如下:
一、《辑要》云:“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 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箸於竹帛……”
共字陆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均作其, 误。王世骏《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卷三《校勘记下》本句下注“元本共譌作其, 今正”, 则王棻藏本当也误作其。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讹误, 结合前述刊刻源流, 笔者认为或与琅嬛本共字中间多刻了一小横有关, 王世骏校记中也是这种写法。
二、《辑要》云:“書籍考云:靈帝西遷, 縑帛散爲帷囊……”
灵帝当为献帝。
三、《辑要》云:“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 表裏常兼數番……”
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 (3) :“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结合琅嬛本、商务印本, 《辑要》标点当误。
四、《辑要》云:“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為四庫, 經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紅牙籤, 其制度大略如此。”
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凡四部库书, 两京各一本……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 黄缥带, 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 缥带, 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 紫带, 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 朱带, 白牙签, 以分别之。”与金氏所言并不同。
五、《辑要》云:“後唐長興三年, 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 印板流布天下, 命馬縞、田敏等詳勘。”
此句琅嬛、商务印二本均断作“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流布天下·命马缟田敏等详勘”, 而据《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十九·明宗本纪九》“ (长兴三年二月) 辛未, 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又卷一二六《冯道传》:“取西京郑覃等所刻石径, 雕为印板, 流布天下, 后进赖之。”则《辑要》当误。
六、《辑要》云:“後晉天福, 又有銅板, 九經皆可紙墨摹印, 無用筆寫。”
本句琅嬛本、商务印本均作“后晋天福又有铜板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用笔写·”似比《辑要》中更为恰当。此句当从明人杨守陈《书洪武选手录八景诗集后》一文来, 可惜杨文尚无点校本, 无法参考。
七、《辑要》云:“至版本盛行, 摹印極便, 聖經賢傳乃得家傳, 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
本句在琅嬛本与商务印本中均作“至版本盛行·摹印极便·圣经贤传·乃得家传而人诵·固亦有功名教矣·”且据元代谢应芳《龟巢稿》卷十四《赠刊字张生序》:“然板本既行, 圣经贤传乃得家传而人诵之, 固亦有功名敎矣。”张舜徽先生此处当误。
八、《辑要》云:“然寫本不易傳, 録者精於讎對, 故往有善本。”
琅嬛本与商务印本作“然写本不易·传录者精于雠对·故往有善本·”当是。
又, 王世骏《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卷三《校勘记下》中“故往有善本”下注有“案往下夺重往字”, 则王棻藏本此处或作往往。
注释
1一说苏州。另, 据国图古籍馆所藏陆刻本牌记可推知该版制于道光三十年腊月。
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